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陳誠:反思武漢會戰慘敗原因

【多維历史】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七十多個師竟不敵敵人的七個師团,對此,指揮官陳誠是如何看的呢?《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整記述了原國民党高級將領陳誠在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回憶。全書分三個部分:回憶國民政府(包括陳誠本人)組織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略;陳誠于抗戰期間主政湖北的親身觀感和詳細情況;陳誠在抗戰中的日常言行紀要以及與蔣介石等在抗戰中的往來函電。
武漢會戰1
武漢會戰期間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左)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右)
反思武漢會戰的失敗原因
武漢會戰從持久消耗的戰略上看,仍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在戰術戰斗方面,缺點的地方還是很多。而且失敗的情形,屬于偶发的過失者少,屬于覆轍重蹈者多。語有云“失敗為成功之母”,這是說糾正過去失敗的經驗,自然可以達成后來的成功。但如前車之覆并不足以為后車之鑒時,則反复失敗的悲劇自不能免。
中間指揮單位過多,就是历次會戰失敗的一大原因。這一痛苦的經驗,我們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漢會戰時,中間指揮單位不但沒有減少,反倒更加多了。師上有軍、軍团、集团軍、兵团,以至戰區長官部,真是極疊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誤事機,又如何可能?爭名譽、爭地位,是官僚主義的遺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勢利導,可能引起離心離德的后果。為了团結抗戰,兩害相權取其輕,疊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對于這個問題,我曾提出“自請降級”的建議,也很難得施行。所以終抗戰之世,指揮單位太多的問題,一直未获解決。
作戰的唯一要訣,就是爭取主動,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戰略上是如此,在戰術上也是如此。滬戰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戰略上我們已經做到這一點;但是談到戰術,則主動落到我們手里的,可就絕無僅有了。本來抗戰只是被迫而起的應戰,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爭,所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然為爭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確,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孫子·虛實篇》:“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這真是微乎神乎,談何容易。普通都是能攻者始能守,今我既取守勢戰略,足見其戰略攻勢之不可能,不能攻之守,欲使“敵不知其所攻”難矣。故不能攻之守,必采多為之備的守勢,其結果就是“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此即所謂備多力分。在備多力分情形之下,難合“五則攻之”的條件,又安能戰術上取攻勢乎?戰略上既取守勢,戰術上又難取攻勢,其必無往而不陷于被動,乃為不證自明之事。被動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卻是強弱不敵戰爭中弱者無所逃避的命運。我們偶然也能捕捉到良好的戰機,爭取主動,造成几次局部的勝利,但這只是偶然的例外罷了。
三軍聯合作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勢。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非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鎮,在敵海軍炮火協同轟擊之下,尤感不易守御,這是武漢會戰和淞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至于我們的空軍,戰斗意志雖然很強,可惜兵力懸殊,制空權始終操在敵人手里。所以在陣地作戰的士兵,終日在敵機威脅之下作戰,倍增攻擊上的困難,尤其補給增加困難使士氣也因此大受影響。因此,使我們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三軍聯合作戰是現代戰爭的一個特質,沒有強大海、空軍配合的陸軍,縱然精銳,也終歸無濟于事。
武漢會戰2
抗戰期間,侵華日軍一個師团往往敢于主動進攻中國數個軍
優勢兵力,不能專就量言,質的关系尤為重要。我們抗戰動員的兵力,在任何一次會戰中,都比敵人多几倍。即如武漢會戰,光是九戰區指揮的部隊,最多時有七十多個師;而敵人使用部隊,据先后发現之番號計算,總計不過七個師团。其所以能以少擊眾者,除裝備关系外,就是因為素質的優越。反過來看我們自己,部隊雖多,但量的優勢每為質的劣勢所抵消,徒然虛糜餉糈,并無補于敗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為至理名言也。武漢會戰中,王陵基軍团及第三十軍团孫渡、張冲兩軍,均因素質太差,甫經接觸即潰不成軍;而滇軍盧漢所部,未經接觸,僅聞敵機之聲亦即潰散——以致連累素質較優的部隊也無法達成任務,而造成全盤的失敗。故素質是部隊的命脈,與其多而烏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場上发揮戰力。因此,精兵主義是我們國防建設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則。
協同動作是作戰制勝的一大要訣。三軍協同姑且不談,單就陸軍而言,各高級將領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禍福與共的共同犧牲精神。武漢會戰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一次在蓮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級將領談話,即特别強調協同動作的重要性。記得当時的話題是從敵人譏笑我們陸軍只有一師人說起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的部隊是一師一師的單獨作戰,不知協同作戰,不知发揮大軍的全部力量,結果几十百個師只等于一個師。我想用這個話激勵我們的將領,不要給敵人留話把。后來在戰場上,協同動作的表現雖比較有進步,但并不夠理想,連敵人也都看穿了我們這一點,寧不可嘆。參加武漢會戰的將領鹿钟麟和李漢魂,也曾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的意見是:
協同一致為戰斗勝利之要素,在典范令中已有明切指示,我最高領袖亦曾一再告誡。唯有少數部隊,迄今惡習仍未全除,如對友軍危急,不實時加以協助;奉命援助,亦多敷衍塞責,故每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會。又如兩軍銜接處,多因推諉而生空隙,尤易為敵所乘……去歲十月二、三兩日瑞武路作戰時,我一二四師左翼已挺進至陽扶尖、華山尖之线,遮斷公路,左翼進至龍潭大戶李家。此時,正面之敵被我壓迫于南田畈一隅,集殲之期已近,然以會攻部隊之徘徊不前,致令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缺乏協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實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觀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過也是自私……總之,自私害了我們的部隊、社會、公私团體以至整個國家。抗戰勝利后,在全面戡亂軍事中,我們竟被共產党打垮,缺乏協同精神仍然是一個致命傷。看來我們不能去私,就休想爭取任何勝利。
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們早就有此體認,組訓民眾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眾在戰地所发揮的力量,實在可說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隊紀律太壞,無法贏得民眾的好感,固然是一個原因;而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再則,在暴君、污吏、豪紳、地主几千年的壓榨之下,養成民眾苟且偷生的習性,“誰來了都納糧”的觀念先入為主,想要激起他們同仇敵愾的心,真是難乎其難。敵軍所到之處,偽組織即刻出現,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漢奸無時無地無之,可恥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漢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沒有当漢奸的;但是所謂好人,也多半寧願隨眾做順民,而不肯犯難当國殤的。如此民眾,欲其能在戰地積極支持作戰,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長沙前清邑庠生鄒炳蔚預言敵如侵入武漢,即赴水死,以激勵其子侄矢忠報國,既而果然。設使戰地民眾均能如鄒炳蔚,尚何愁強敵之不滅耶?因知今日之戰爭,能用民者勝;而用民的基礎,在于知識教育之普及與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國家,而能應付現代對外戰爭者。
武漢會戰3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御作戰的中國官兵
回憶遠征軍:史迪威給我保留了一噸的飛機艙位
史迪威確實是一位卓越勇敢善戰的軍人,他受知于馬歇爾將軍,所以才被派到中國戰區,擔任參謀長職務。我是在民國二十七年認識他的,不過交往不多。三十一年十月,在重慶和他有過一次長談,對于同盟國的全盤戰略問題,談得很投契,后來他歡迎我到遠征軍去,想即造因于此。
我在遠征軍任內,中美合作得甚為愉快,絕無一方凌駕一方,或任何一方顯出委曲求全的樣子。我與史迪威相處之道,一言以蔽之,就是“言而有信”,不作無謂的敷衍。凡是答應人家要做的事,一定做,并且尽速地做。凡是不能做的事,根本就不答應。我剛到昆明第三天,史迪威要前空軍學校的房子,作訓練班班址,他先就和杜聿明接洽過,久久不得要領,才轉而和我交涉,并要從軍隊中調用人員。我当時答應他房子可以照撥,所需人員不能從軍隊中調,可由杜聿明原設訓練班中撥用。起初他很懷疑我的話能否兌現,及至很快地房子讓給他了,他才曉得我是說一句算一句的人。從此他對我有了信心,以后遇到任何問題,都先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我多次拒絕他的請求,他亦不以為忤。譬如他要經管訓練班的事務事宜,以求迅捷,我沒答應,也就算了。有一次他請求調整學員伙食費為每日五元,由美方負擔,我說:“少數人的伙食改善容易,但当他們結業回隊時,勢將無以為繼,反倒引起不滿。今日史將軍的學生,都是我所統率的部下,如各部隊一律援例調整伙食,我將何以為計?”他說:“實因學員工作辛苦,應有較好的營養。但我絕不做長官不准的事。”亦即作為罷論。后來還是我們自動地將每人每月三十元的伙食費,調整為四十八元。
我和史迪威之間,彼此有了互信,常常在電話中就把事情辦了,很少動用公事。他手下有几個人,對于中國人的信心較差,表示這种辦法不大妥当,但是他還是不以為意,他說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行,能省一點手續,就省一點手續。
在我生病期間,史迪威送我不少藥品和食物,我謝謝他的盛意,但表示除非作價,實在不敢收受。后來將藥品作了價,食物部分他執意非送不可,我也只好愧領了。
我到遠征軍之前,軍人走私,視為常事。我來了以后,史迪威在經過駝峰的空運中,曾給我保留了一噸的艙位,我婉辭謝絕了。在云南前后六個月的当中,我沒有從國外買過一文錢的東西。軍中知道我拒絕艙位的事,走私之風,為之大減。
史迪威和我共事几個月,的確處得不壞,但最后卻與我政府闹翻了。可能因為彼此的了解不夠,但觀念上的根本差異,关系也很大。
史氏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從那時起,他交結了一些親共“反蔣”的朋友,從此以后,他對中國問題就存上一個先入為主的成見。到他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時候,他認為實現他的成見的機會已經到來。当他離開華盛頓之前,曾在馬歇爾和史汀生面前公開說:他到中國之后,將壓迫委員長將國軍的統率權交由他掌管(見《史汀生回憶錄》)。華盛頓派這樣一個人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的參謀長,即使說不是不友好,至少也是太天真了。
武漢會戰4
武漢會戰中進行防御作戰的中國官兵
当然史迪威之為人,当時我們所知道的遠不如現在知道的多,無法想到在觀念上彼此距離那樣的大。好在在遠征軍我們的交往,都是軍事上的,牽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來美援武器大量運到,對于如何分配問題,是他與我政府发生歧見的開端。他堅執軍隊武器應該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個營的炮,三百六十門,每師一營,炮十二門,可保持相当強大的火力。但我們則認為同屬國軍,政府應一視同仁,裝備方面不能過于參差。這一歧見,雙方都有道理,尚有調和余地。最使我們無法接受的意見,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樣地裝備共軍。
此時的共軍,已在抗戰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滿,“顛覆”政府的陰謀和行動,日益劇烈。政府為了顧全大局,縱不能明張撻伐,但也沒有為虎添翼給以武器裝備的道理。這件事涉及中美兩國政府的政策問題,雖不干遠征軍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觸甚多,談到這些問題,難免就要互相枘鑿起來。
史迪威還認為他能指揮共軍,想把共軍編入國軍的戰斗序列,隨意由他調遣到各戰場上使用。這一點表示他對共產党根本缺乏認識。除非莫斯科,共軍是不受任何人調遣的。美國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的当,認為共產党是中國的“土地改革”派,同樣是中國人,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個“聯合政府”的幻想。從勝利的前一年起“聯合政府”就成了中國政坛上的主要話題。連政府都可以采用聯合形式,則國、共軍隊焉有不能統一指揮之理?史迪威個人既有此抱負,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氣壯地以實現他的抱負為職志。國軍是無法和共軍并肩作戰的,在這些問題上,終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員長經過多次的忍讓,也終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
(范盛雨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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