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10日 星期二

中国军界冤案 “辽宁帮”黑幕曝光

 

中国军界冤案 “辽宁帮”黑幕曝光
吴宣玖子女:“只有将邪恶曝光,才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光明”


【11月15日讯】(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20世纪60年代,中国原辽宁省旅大警备区后勤部基层军官吴宣玖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判冤狱五年。其冤案一直被压制不予平反,吴宣玖家人在上访申诉中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和一系列的迫害。

中共当局不但不解决历史遗留冤案,反而再造冤案,将吴宣玖子女关进监狱判刑,从地方到军队到中央进行上下勾结不停止的对其进行政治迫害。2000年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了红头文件,其最终结论为“不要再纠缠在过去”。

吴宣玖子女指出,这一结论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变质与腐朽性,揭露了中国老百姓根本没有人权的可悲现状。其镇压人民上访申诉的实质就是为了掩盖所犯下的罪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阻碍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呼吁国际社会猛觉醒,彻底认清中国共产党的丑恶嘴脸。

他们表示,以于永波、徐才厚、李长春、薄熙来、孙春兰、夏德仁、孙学斌、孙广田、丁长江、王庆国等人组成的“辽宁帮”黑恶势力官官相护,是压制吴宣玖冤案,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应该以反人类罪把他们起诉到国际海牙法庭,让“辽宁帮”和江泽民得到应有的审判。

吴宣玖子女遭受多年政治迫害,已对中共彻底放弃幻想,因而将此冤案及其引发的案中案公诸于众,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表示,“只有将邪恶曝光,才能为自己和他人带来光明。”

吴宣玖儿子吴宗伟

吴宣玖女儿吴桂雄

吴宣玖的冤假错案

吴宣玖原名吴宣九,男,1935年10月生,满族,中国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付家村二社人。初中毕业后于1956年初应征入伍,后被分配到大连辽东要塞区后勤轮训队学习航海专业(现在的中国大连舰艇学院前身)。毕业后吴宣玖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执行接领新舰艇的任务,后被分配到辽东要塞区海上运输大队二中队。

吴宣玖在航海工作中表现优秀,在舰艇上抗晕性强,多次在排山倒海的大浪中替晕船战友值班,曾连续驾舰艇9小时以上。数次潜水排除舰艇故障,消除险情。在多次抗灾抢险中奋不顾身,救助战友,舍生忘死。1959年初,吴宣玖被调到二中队部担任文书工作,同时兼任航海班长。

1960年初,吴宣玖被调到沈阳军区直属后勤汽车修理连,驻地在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五五路六号。吴宣玖是这个汽车修理连的第一任司务长,工作就是管理伙食。吴宣玖和士兵吃住在一起。从1960年起到1961年下半年是中国三年大饥荒最严重的两年,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吴宣玖努力的搞好伙食,进行粗细粮搭配,粗粮精做等方法尽量让大家吃饱。由于吴宣玖能与士兵和工人同甘共苦,并且工作出色,在1961年下半年吴宣玖被提升为少尉军衔。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吴宣玖在这场运动中被一些响应运动的野心家推出成为牺牲品,于1962年10月下旬被停止了司务长工作,于1962年12月22日被诬陷有账目问题而遭关押。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此后于1963年3月13日将吴宣玖逮捕。同年3月21日就对吴宣玖提起公诉,但是军事法院迟迟没有开庭审理,因为检察院的起诉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军事法院就一直将吴宣玖关押着。期间,捏造材料逼迫吴宣玖承认,使吴宣玖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

1964年5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了更加疯狂的第二阶段,矛头直指基层领导权。军事法院利用伪证编造事实,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吴宣玖这个基层军官的头上。在将吴宣玖(关押一年零五个月后)被折磨的几乎丧命的情况下宣判:以贪污、携款潜逃罪判处吴宣玖有期徒刑五年,发放劳改。

自1964年5月末,吴宣玖被发放劳改,正赶上中国的“文革”来临之时,他受到严重迫害,在大连南关岭白灰水泥厂超强度劳改,曾被累得大口吐血,差点送命。后被转送到辽宁营口劳改,由于受到虐待,经常吃带壳的生水稻,因此患上胃炎和慢性阑尾炎。1968年3月12日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进生产队参加劳动,此时又赶上“文革”高潮,吴宣玖又受到残酷的虐待,干最脏重的活,经常被抄家游斗,全家人都受到牵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方政府不给吴宣玖开介绍信,阻止吴宣玖向有关部门的信访申诉。特别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以后,吴宣玖更是上访无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吴宣玖一家人的迫害日趋严重,从未停止,不准吴宣玖建房,剥夺了吴宣玖一家人的居住权等等,设计陷阱制造冤案,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利用电视媒体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诽谤、陷害……

军队地方勾结 上访无门

在1964年宣判吴宣玖的当时,原旅大警备区军事法院没有把判决书送达给吴宣玖。在多次到大连警备区军事法院信访被拒之门外后,1999年初吴宣玖的子女来到上级辽宁省沈阳军事法院信访。

一位名叫梁景文的接访法官说:“1997年旅大警备区军事法院被撤消了,案件全部移交到了沈阳军事法院。1987年军队的平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专案组也撤出了,你父亲是被疏漏了。”

梁景文法官也承认当时年代没有给当事人判决书,并答应一个月后给吴宣玖子女信访处理意见及判决书。但是一个月后梁景文法官竟拒绝给处理意见也不给判决书,并找了一个班的士兵将吴宣玖子女赶走。

为了看到吴宣玖的判决书,吴宣玖子女毅然去了北京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最高人民法院也承认:“当时年代根本就没有给当事人发放判决书,只是装进卷宗而已;历史遗留案件应该由地方政府逐级上报到中央,这是早有规定的。”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名叫佐红的接访女法官为吴宣玖子女出示了信函,要求沈阳军事法院应发放给吴宣玖判决书并给处理结果(有证据)。吴宣玖的子女拿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函到了总政军事法院。

总政军事法院的李毅法官也承认当时的年代都没有给当事人判决书,他表示要打电话给沈阳军事法院,要求发放吴宣玖判决书并给处理结果。这样,吴宣玖子女又来到沈阳军事法院,梁景文法官在电话里答覆说:“一个月以后你们再来拿判决书和处理结果。”

一个月后于7月21日,在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值班室,梁景文法官向吴宣玖子女送达了吴宣玖的判决书复印件。当向梁景文问及吴宣玖案件的处理结果时,梁法官竟找来了早已在值班室中等候的沈阳一经派出所主任李连顺警察。

李说:“我刚从瓦房店回来,已经与瓦房店公安局长丁长江谈过了。以后你们不要到军事法院来了,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办理,否则要收容你们。”之后,李连顺给吴的子女留下了联系电话的字条(有证据)。

由于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不给处理意见并找公安机关进行干涉,于1999年的8月上旬吴宣玖父子又千里迢迢再次到北京总政军事法院信访。总政军事法院接访的李毅法官给出示了信函:要求沈阳军事法院接洽处理吴宣玖的信访案件(有证据)。

这样于1999年的8月中旬沈阳军事法院才受理了吴宣玖的申诉,但是就何时出结果问题,沈阳军事法院始终没有明确答覆。

一个月后,于9月中旬吴宣玖子女给沈阳军事法院打电话询问案子的进展情况,一位名叫蔡良的法官在电话中回覆说:“你父亲的遗留案子现在找太晚了,现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以前军队可以办企业,现在不允许了。落实政策的问题我们法院单方面解决不了,必须与辽宁省和大连市等地方部门进行商讨、协调,拿出一个具体方案后上报到总政批示。你父亲的案子我们还没有正式研究,你们就等待吧。”

这之后,沈阳军区司令员黄贵勤、政委刘慎思多次赶赴大连与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会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长张国光、省纪检书记孙春兰、副省长夏德仁也多次到大连与薄熙来会面。

在吴宣玖涉军案申诉到沈阳后不久,瓦房店市委书记孙学斌多次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不仅要对进京上访的法轮功人员进行死看死守,凡是进京上访人员都要进行死看死守……

公检法勾结 再造血腥冤案

吴宣玖的邻居孙恒运是孙学斌的亲戚。在吴申诉之后,孙恒运就将其妻子衣新珍的侄女衣秀清、宋恒远夫妇找到家中居住,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监视、陷害。瓦房店市公安局终于利用吴宣玖与孙恒运相邻关系的条件制造了冤案,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政治迫害。

2000年3月31日上午,杨家满族乡派出所所长王友强不拿传唤证(在判决书上有证明)就抬掉吴宣玖家大门闯入吴家;不拿搜查证就进行搜家(判决书上有证明);不拿拘捕证就开始抓人(判决书上有证明)。他们横冲直撞将吴宣玖之妻董长芳老人推倒在地不省人事,将吴宣玖的儿子吴宗伟从厢房中拖出摁倒在地。王友强不但见死不救,并阻止吴宗伟救护母亲。

在瓦房店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庆国的带领下将吴家父子三人(到北京上访的吴宣玖、儿子吴宗伟、女儿吴桂雄)抓走,将受伤的董长芳老人扔在家中不管死活。瓦房店市公安局在抓捕吴家父子时荷枪实弹,当场将吴家父子打得头破血流。

当吴家父子被抓入公安局后,以治安科科长李述君、王胜坤为首的治安科数名警察疯狂殴打吴家父子,对吴家父子三人肆意殴打、侮辱(用枪托砸吴宗伟头部,鲜血浸透胸前衣服,并迫使吴桂雄跪在警车上)。不仅拳打脚踢,还用皮带、椅子轮换殴打,将吴家父子打倒在地上数次,逼吴家父子交待进京上访内容,逼父子三人承认打警察的莫须有事实。从上午一直刑讯逼供到晚上七、八点钟,使吴家父子产生恶心呕吐的状态后将吴家父子关进了看守所,将吴宣玖拘押15天。

在将吴家父子抓进看守所后,瓦房店市公安局数次对吴宣玖家进行搜查,把家里翻得底朝天。为了陷害吴家父子,公安局对不识字的、受伤的董长芳老人进行非法取证,就连不在现场的吴宣玖的大女儿回娘家时也被潜伏在吴家的警察逼迫签字、按指纹。

在将吴家父子抓进看守所后的第七日,孙恒运的老婆衣新珍的侄女衣秀清夫妇匆忙逃离现场,并刨毁了睡觉的土炕(判决书上记录了杨家派出所以报案人衣新珍家昨晚玻璃碎了为由到吴家抓人)。

在将吴家父子关押半个月后,瓦房店市电视台在新闻透视节目中两次播放题为《村霸横行乡里,警察为民除害》的新闻报导。报导中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指使某些人在电视上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大肆诬陷诽谤,并将一顶“村霸”的大帽子扣在了吴宣玖一家人的头上。

在将吴家姐弟关押近一个月时,在五一节前夕,瓦房店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庆国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根据大连市公安局的文件精神对各类霸匪式人物进行了打击……”吴宣玖子女指出,这充分表明了大连市公安局策划参与了对吴宣玖一家的人迫害。当时大连市公安局长是孙广田,市长李永金,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

杨家派出所所长王友强将吴宗伟从公安局亲自押送到看守所并安排在其大舅哥(乔福金管教)监管的6号牢房进行非人的虐待。当诽谤吴宣玖一家人的电视节目在看守所中播放后,管教带头殴打吴家姐弟,并利用死囚犯、重刑犯殴打欺压吴家姐弟。

就在吴家姐弟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折磨时,2000年8月,瓦房店市委书记孙学斌被评为“辽宁省拥军模范”。这是大连市、辽宁省、辽宁省沈阳军区,还有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等对孙学斌的“奖赏”。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闻世震、省长是张国光、辽宁省纪检书记是孙春兰、辽宁省副省长是夏德仁。

2000年6月26日,辽宁省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了(2000)军沉刑监字第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就在同一日瓦房店市检察院签发了起诉吴宣玖子女(儿子吴宗伟、女儿吴桂雄)的起诉书。

瓦房店市公、检、法超期办案在将吴家姐弟折磨近5个月后才开庭审理。公、检、法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掩盖真相,枉法判案:剥夺了吴宗伟的姓名权,将“妨害公务”的罪名强加在吴家姐弟的头上。判处拘役吴桂雄5个月(实际关押5个月12天),判处吴宗伟有期徒刑6个月。

注:吴宗伟原名吴宗党,于1998年12月份经合法手续更名为吴宗伟(有证据),并在大连市公安局办理了吴宗伟的身份证(有证据)。但判决书上强行用吴宗党的名字,剥夺了吴宗伟的姓名权,使吴宗伟至今没有户口,没有国籍。

吴宣玖子女指出,这是一个明显的冤假错案,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抓上访申诉人,所以瓦房店市法院的判决书就是公、检、法肆意迫害吴宣玖一家人的罪证!这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无法无天、无人权的真相。

台前幕后、罪魁祸首─“辽宁帮”的黑恶势力

2000年3月31日,吴宣玖父子三人被瓦房店市公安局抓进看守所后,吴宣玖的亲属曾多次到沈阳军事法院催要吴宣玖的申诉结果。终于拖延到2000年7月末,沈阳军事法院才将“驳回申诉通知书”交给了吴宣玖的亲属。之后吴宣玖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提起申诉。

2000年12月上旬,吴宣玖收到了总政军事法院邮寄的红头文件,此文件是关于吴宣玖申诉的处理结果。吴宣玖子女指出,在总政军事法院的申诉处理结果中,掩盖事实、回避问题,一再的诡辩,其目的就是不想平反吴宣玖的冤假错案。

首先,总政军事法院在其处理结果中肯定了吴宣玖是1962年10月份被清帐的,这就间接的证明了吴宣玖案件是在1962年9月24至27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形成的。但是总政军事法院对这一历史政治运动背景避而不谈就是不想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吴宣玖的历史遗留冤案,这体现出了其虚伪性与欺骗性。

总政军事法院在其申诉结果中再一次证明了吴宣玖的冤假错案。沈阳军区军事法院的(2000)军沉刑监字第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中已写明:“原始卷宗材料上所有的讯问笔录和庭审笔录上均有你的签名或指印”,这就说明了“指印”与“签名”没有同时在任何一个笔录上出现,这样的笔录是冤枉吴宣玖的铁证,从而证明了吴宣玖案件是冤假错案。

但是,总政军事法院为了掩盖事实却在其结果中写道:“同时在讯问笔录和庭审笔录上也都有你的签名和手印。”在这里,“总政”把“沈阳”的“签名或指印”中的“或”修改成“和”,把“指印”加以否定而肯定了笔录上是“手印”。法律上对笔录的规定是必须有签名和指纹,而“手印”是一个大的概念,笔录上有“签名和手印”就说明当时的办案人违法办案、强行取证,将吴宣玖的整只手印按在笔录上,这样的笔录不符合法律要求,在法律上是不生效的。总政军事法院从笔录上再一次证明了吴宣玖案件是冤假错案!

吴宣玖子女指出,总政军事法院对冤假错案视而不见,对历史进行抹杀,一再的诡辩,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的平反冤假错案政策进行掩盖,其执意维持原判就是目无党纪国法,丧失公正。

更加让人震惊的是总政军事法院在申诉结果的最后写道:“望你正视自己的行为,服判息诉,不要再纠缠在过去。”“不要再纠缠在过去”就是对吴宣玖一家人的告诫与恐吓,这充分揭露了吴宣玖家人上访申诉后被关进监狱的真相,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利用白色恐怖对人民进行镇压的本质,这一残酷的现实向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权的悲惨现状。

总政军事法院不平反吴宣玖的冤假错案反而做出了“不要再纠缠在过去”的论断,这向全世界揭示了其霸权与独裁的性质,这就是对真理的践踏,对正义的挑衅,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的红头文件(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的红头文件(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的红头文件(3)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军事法院对吴宣玖的申诉下达的红头文件(4)

吴宣玖子女指出,2000年时,江泽民是中共党魁,时任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是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人。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的徐才厚也是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人。总政军事法院“不要再纠缠在过去”的结论就是上述这些人的心声。

2000年之后,徐才厚被提升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2003年于永波下台之后,徐才厚秉承了于永波的衣钵继续压制吴宣玖的冤案(徐才厚的老家瓦房店长兴岛现正在大兴土木)。

于永波的原籍是中国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老虎屯镇人。孙学斌原籍是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杨家乡人。早在孙学斌任瓦房店市委副市长期间就亲自主管将于永波居住在老虎屯乡下的父母等人安排进瓦房店市内办理了城市户口并住进了高楼。在当地谁都知道孙学斌与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的密切关系,这就为孙学斌的官场仕途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是这个主要原因,大连市长薄熙来也与孙学斌是莫逆之交,这在当地人所公知(孙学斌的姐夫王某某曾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旅长,后转业分配到大连海关任要职)。

吴宣玖子女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反动派黑恶势力的干预、阻挠,几年来,吴宣玖冤案申诉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是没有结果。自2005年5月1日起中国施行了《信访条例》,吴宣玖冤案又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网上信访,仍然毫无音讯。

吴宣玖子女指出,原籍大连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自2003年以来频繁出入大连,吴宣玖冤案他真的不知道吗?大连市长夏德仁竟然从其网上信箱中拒收吴宣玖的信访材料,可见以于永波、徐才厚、李长春、薄熙来、孙春兰、夏德仁、孙学斌、孙广田、丁长江、王庆国等人组成的“辽宁帮”黑恶势力官官相护就是要反动到底。这些人在中国的官场上横行霸权,张牙舞爪,举着“不要再纠缠在过去”的反动旗帜镇压人民,对外却叫嚣着:“要收复台湾,复兴中华”,这不是强盗逻辑是什么?

他们指出,“辽宁帮”就是压制吴宣玖冤案,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政治迫害的罪魁祸首!应该以反人类罪把他们起诉到国际海牙法庭,让“辽宁帮”和江泽民得到应有的审判!

他们指出,江泽民政府压制冤案对吴宣玖一家人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案例向国际社会公示了中国无人权的严重状况!中国总政军事法院的这一谬论就是对人类文明前进的挑衅,其已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中国总政军事法院的这一罪行进行审判和制裁,并记录进国际人权白皮书中。

他们表示,中共当局一贯指责美国充当世界人权的“警察”,并多次逃脱了联合国大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呼吁美国及世界各个有正义感的国家一致团结起来切实的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于那些扼制人权发展的非人道主义的国家进行孤立与惩罚!

11/15/2005 6:02:00 AM

中国军界冤案 “辽宁帮”黑幕曝光

2005年11月23日 星期三

西山会议


西山会议,指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部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参加这一全会的国民党政治人物,被视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右翼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

[编辑]简介

出席西山会议的主要人员有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振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14人;上述多人颇多为佛学素养极深厚之居士学者,有别于孙中山基督教信仰,可说是当年中国佛教在家信士领袖大集结。西山集结初始意并非为政治,是至孙中山灵柩所在碧云寺超度诵经念佛;敌对的国民党能到北京西山,也因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信仰佛教,所促成因缘。
西山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会后,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由此可见,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因此,在共产党内部,西山会议派亦被称为国民党党内的右派势力。西山会议派反对汪精卫的容共,长期与支持“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国民党内部以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左派不合。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通令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恢复邹鲁等人党籍,同时停止与苏联的合作,打击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国民党从此自左翼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可是西山会议派素来以孙中山时代长老自居,惹蒋介石反感;再者蒋重用CC派黄埔派军统局,西山会议派自此日薄西山,转至教育体系教导国父思想。

2005年8月15日 星期一

抗日英雄斥中共篡改历史

 

8月7日,南加举办“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回顾”研讨会,图为部份主办单位负责人和演讲人。前排左起:简许邦、张光明、周平之、张之元;后排左起:曲铮、丘昌生、于潜心、徐和生、李月美、何均利、杨隆生、张儒和、武猷法、董国仁。

抗日英雄斥中共篡改历史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南加研讨抗战历史


【8月9日讯】(记者季媛 / 摄影记者杨彦博洛杉矶报导) 抗日战争结束60年了,当年那场坚苦卓绝的、捍卫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究竟是谁打的?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还是像中共说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8月7日,南加举办的一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历史回顾”研讨会,邀请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战斗英雄与历史学者,以亲身经历和研究成果,还原历史,揭穿中共谎言。

主讲人(左起)张之元、张光明、周平之、曹峥。

研讨会由“南加论坛”、洛杉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和洛杉矶华侨文教第二服务中心共同举办,邀请高龄92岁的空军抗日英雄张光明、前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曹峥、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张之元和退役空军上校周平之主讲,从不同角度展现抗战历史。

张光明将军--历史的见证人

主讲人张光明

中华民国空军抗日英雄张光明将军,曾于1937年8月14日随空军第四大队在杭州笕桥参加了中日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并击落第一架敌机。8.14空战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取得六比零的骄人战绩,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后来定8月14日为空军节。92岁高龄的张光明将军首先发言,回忆亲身经历的往事。

1938年3、4月间,驻在汉口的空军第四大队曾多次对当时的台儿庄中日大会战进行长距离突袭,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张光明在一次完成空袭任务返航时遭遇敌机围攻,飞机中弹被迫跳伞,敌机仍然咬住不放,他的降落伞被打穿,伞绳被打断8根,最后在几乎完全失控的情况下,侥幸落在农家的菜田里,死里逃生。

抗战时期,张光明所在的空军第四大队担负保卫国民政府的任务,每天大大小小的空战不断,付出巨大的牺牲,仅大队长就先后有4位为国捐躯。身经百战的张光明及他的部队,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活的抗战史,就是对中共在教科书中反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的有力驳斥。

关于西安事变,张光明认为完全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张学良密谋的军事政变。当时由于史大林为避免苏俄腹背受德、日攻击,希望中国把日本钳制在远东战区。而在史大林眼里,毛泽东和张学良都不是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人,只有蒋介石能担此重任,因此命令毛、张释放蒋,平息了西安事变,但中共却从此得到喘息、壮大的机会。

“我才是真正打过日本的!”

张光明的讲话钩起了在座的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的回忆。80岁的退役海军少将于潜心、90岁的著名画家杨隆生、87岁的退役将军张儒和先后起身发言。

于潜心说,七七事变时他12岁,在天津,后来发生的许多事都记得。前几天还有人给他一篇文章说抗战是中共打的,公然篡改历史。请问中共,七七事变时、南京大屠杀时、台儿庄血战时你都在那里?他说,今天大家在纪念抗战胜利时回顾历史太重要了,我们要努力还原历史,使后代不忘历史。

当年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抗战的杨隆生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他回忆,他们的部队早上4点钟向日军发起进攻,一个团死光了,再上一个团,又死光了,第三个团接着上,能拿枪的人人争着往上冲,连日本人都惊叹“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杨老说:“中共敢说是它打的日本?我才是真正打过日本的!”

经常写抗日战争回忆文章的张儒和则呼吁在场的老人们,把自己了解的抗战时期的人和事都写下来,要不断地写、多多地写,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

岂容青史尽成灰

主讲人曹峥

历史学者曹峥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主义利用了民族主义,从而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抗战开始后,中共军队曾要求国民政府将其收编,还发布了一个共赴国难宣言,宣称要取消一切旨在推翻国民党的运动、暴动,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当时很多人上当受骗,以为共产党从此不再为患。

其实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壮大自己的军队。当时毛泽东给朱德、周恩来等发了9个电报,说明中共的策略是独立、自主,先妥协以求生存,进而取得力量与国民党相持,最后反攻、取而代之。

曹峥举例说,1937年间,彭德怀向国民政府要求4万5千员额的粮饷、装备,其实那时新四军只有1万多人,多报员额只为多拿粮饷。到1944年,中共主力军已达92万人。这就是它利用抗战机会,避开与日军正面交战,保存实力、暗中发展壮大的结果。

提到中共一再标榜的平型关战斗,曹峥说,那是林彪部队打了日本人的一支运送给养的后勤部队,根本算不上什么战役,战利品也就是食品、大衣之类的东西。

曹峥去年到大陆旅游,去看了芦沟桥,发现这座记载着中华民族悲壮历史的大桥已经锈迹斑驳、破烂不堪。而在附近却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华北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面展览的尽是一些“麻雀战”、“地道战”之类的东西。

曹峥说,光靠什么“麻雀战”、“地道战”就能承担起整个抗日战争吗?中共把国民党打的战役都算到自己的头上。他为什么不让人民去看芦沟桥呢?因为那里找不到一点它参战的记录。

曹峥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加、也不能减,否则就不是历史。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起保卫历史的责任,无论中共如何篡改历史、掩盖历史,历史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中共教科书篡改历史、胡说八道

主讲人张之元

张之元说,近几年去大陆时,买一些有关抗战的书回来看,里面完全是篡改历史,胡说八道。他回忆,童年时经历抗战,日本人烧了家里的房子,后来修好了,共产党来了又拆成砖瓦来分。那时跟着大人逃难,既要躲日本人,又要躲土八路。中共在抗战中的策略是“一分抗战、二分应付(应付国民政府)、七分壮大”,现在又说抗日战争是它领导的,真是笑话!

主讲人周平之

周平之的父亲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军官,抗日时在前方打仗,他的童年是跟着母亲在江苏、浙江、江西山区的逃难中度过的。他的父亲在战斗中多次受伤,有一次子弹从后背打进2根肋骨中间卡住无法取出。养伤期间,蒋委员长打来电话,下楼去接时从楼梯摔了下去。没想到因祸得?,卡住的子弹从骨缝中掉出来,后来手术取出。

前几年周平之到大陆旅游,要求去看笕桥,导游很奇怪,问那里有什么好看的。周平之问:“你听说过八一四吗?”“是搞什么运动的?”当被告知八一四空军节的来历时,导游说,“国民党打日本人的事共产党绝对不会让我们知道。”

周平之说,中共把他们在大陆建政说成“解放”很具讽刺意义。在中共统治下,人民被关在牢笼里,各种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还说是“解放”。◇

研讨会会场

(http://www.dajiyuan.com) 8/9/2005 2:41:48 PM 抗日英雄斥中共篡改历史

2005年6月22日 星期三

平播之战


1600年,万历帝与黔北土司打了一场跨世纪战争,15个省的明军将士面对杨家将的后代。海龙屯(或作海龙囤)城堡被血染红被火吞噬后,流官时代开始,贵州建省阶段宣告结束。数百年来,战争原因众说纷纭,今天学术界的观点也未统一,较多数认为是明王朝统治者所逼迫,是中央与地方特别是播州这种边远土司统治之间矛盾逐渐上升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之争。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杨氏拥有145处田庄,据文献可查考的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黄鱼、永安、先锋、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水、崔家、桃溪、半山、泥川、会川、朗山、干溪、海龙坝等处,大水田“万世永赖”碑称:“凡州内所属钱粮,永为杨姓供费,以故命修四十八庄,此系太平一庄”。《勘处播州事情疏》载:明成化十四年(1478),播州土司“杨辉将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田二十六处、猎场十一处、蜡崖二十八处,渔潭一十三处,作四份均分与杨友、杨爱、杨孜、杨敏”四个儿子。土官在风景幽美的地方修建别墅行宫,县内有大水田太平庄、桃溪庄、永安庄、金鼎山避暑别墅、新舟斗牛城等处。桃溪庄“凡诸寻乐处,规则几万厦”,有“望月台,垂纶放舟处,望鹿城”等。永安庄为九重四合天井,华丽壮观,规模巨大。
平播之战平播战争遗址海龙屯
1600年,万历帝与黔北土司打了一场跨世纪战争,15个省的明军将士面对杨家将的后代。海龙屯(或作海龙囤)城堡被血染红被火吞噬后,流官时代开始,贵州建省阶段宣告结束。数百年来,战争原因众说纷纭,今天学术界的观点也未统一,较多数认为是明王朝统治者所逼迫,是中央与地方特别是播州这种边远土司统治之间矛盾逐渐上升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之争。

平播之战 - 播州杨氏

平播之战播州土司杨氏庄园中之家庙
播州杨氏,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言,为明代土司中之“最巨者”。自唐代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入播,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统治经营播州数百年。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职,继续与明王朝保持友好关系,效忠朝廷,曾经三次从这里出发,亲率播州土军为明朝远征剿叛,赫赫战功被后人写进《西南三征记》。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后,杨应龙采取两手策略,远交近攻,对上与朝廷修好,与明王朝没有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还经常得到朝廷的赏赐,对下行使土司特权,激化了播州内部的矛盾。但仅隔几年,杨应龙与朝廷矛盾突然上升,双方反目为仇,杨应龙遂起兵反明。

平播之战 - 战争过程

战争前夕
平播之战杨应龙书法
杨家世代效忠朝廷,守土有方,纳贡未曾间断,杨家土军在南宋时期被皇帝授名御林军,杨应龙更获得当朝“骠骑将军”封号。然而,万历皇帝在1599年判定他谋反,要取他人头。
最先想取杨应龙性命的,是贵州巡抚叶应熊。播州历来归四川管,叶巡抚上任后受命节制播州军事,这给贵州提供了扩大地盘的想象空间;播州南北纵贯二千里,庞然横亘几乎将贵州切为东西两半;播州黔北一带相对富庶,光是杨土司的专业庄园就有140多处,分别养马养牛种蚕烧砖……别说将它一锅端了,就是随便舀几勺也够吃上一阵子嘞!我们的巡抚这样盘算着,就在1590年上折奏了杨应龙24大罪状,说他在海龙囤上修建了新王宫,九五之尊气势只略逊皇家;说他虐待子民,嗜杀成性。贵州力主查办,四川称无可办之罪。1592年,朝廷要员在重庆府三堂会审,称杨应龙论罪当斩。杨应龙惊惧,提出用二万两银子赎罪、并率播军去朝鲜以解朝廷战事之急,万历皇帝答应了。
因朝鲜战事趋缓,杨应龙失去用行动表白爱国之心的机遇,杨家将后裔只得再花重金贿赂四川要员。也该他倒运,1593年,四川巡抚换人了,遣兵抓他赴川结案。播军在娄山关口大败官军。之后,杨应龙到播州边界松坎请罪,他双手反绑,向朝廷大员下跪,交出冲杀川军的主犯12人代,自己受斩,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还保证再交赎金4万两。生性自负的杨应龙磕头磕出了血。
事情发生逆转,是不久后人质病死在重庆狱中,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安葬,官府不给,催他先交齐了赎金再说。失子之痛与官家的腐败把杨应龙的情感推到极致,他悲愤地说:“要想得银子,除非我儿能活转来!”在离今遵义老城30多里的海龙囤对面养马城山下,千名道士向着重庆方向超度有家未归的尸魂,香火如山雾缭绕,杨应龙手提寒气凛冽的偃月刀,一步一步登上海龙囤。
这是祖上早在南宋末年就修下的城堡,方圆近两公里,三面悬崖。眼下,一整套军事攻防体系已经加固一新:囤前只有一条称作天梯的陡峭山道,凭险设下飞虎关、飞龙关、飞凤关等六关,扼住上囤必经之处:后山有三关,土城、月城环山而立,坚固雄伟。以千斤石条垒砌的高大城墙绵延十几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回囤顶的杨家宫殿里,杨应龙挥笔书下一副对联:“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114天的战争
播州一发威,就向东一口气骚扰了湖广48处屯地,也不占领,迅速收兵,以此刺激朝廷尽快给个说法。贵州觉得“圈地”机会又来了。1599年初,新任巡抚江东之下令,由贵州都使杨国柱领3000兵马讨伐。杨应龙诱敌深入,偃月刀砍翻杨都使,全歼军。这3000条命使杨应龙的反判恶名最终锁定。2月得到败报,万历帝撤了江东之的职,朱批杨应龙“罪不可赦”,赐兵部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一统号令,全力备战剿平播州。
平播之战土司杨应龙的城堡遗址
整整费时一年,李化龙集结起了全国20多员著名将领、数省的18万正规部队、各方土司的10万地方武装及川黔等地30万运夫。土司队伍中,有水西5千兵,这是又一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动员过来的,郭巡抚掐断了播州、水西两大土司联盟的可能性。1600年2月12日,李化龙执帅旗在重庆登坛誓师,东西南北兵分八路向播州合围。
杨应龙的兵力有15万上下,兵居多,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外围战中,主要打了娄山关战役和乌江战役。主攻乌江天堑的明军总兵童元镇,率第7路3万步骑接连拿下两个重要渡口,报捷的折子还没写好,杨应龙就领兵掩杀过来。激战第7路军半数淹死半数被歼,尸体一时堵塞了河道,只剩童总兵等10多人逃脱。北路川军骁勇,浴血搏斗终于在3月28日攻克娄山关,黔北门户洞开,杨应龙赶紧回马救援。到4月中旬,各路大军相继攻陷外围所有关隘,4月16日夜色深沉时,杨应龙率万余兵马退守海龙囤。次日,官军团团围在山下,安营扎寨,统帅李化龙忽闻父亲去世的消息,泪流满面:“父亲在天有灵,请助儿杀了国贼儿再为您尽孝吧!”那是海龙囤山野盛开着杜鹃的日子,山雾如走云一样掠过成片血红的花朵。
囤前,官军几十门土炮轰得再猛,一关都拿不下来。惟一的登囤小道峭如竖梯,单等官兵攀到半道,关上滚木抛石、箭如雨下,关下非死即伤。稍有危机,囤上会蓦然闪出若干全裸女子,边舞边念咒语,似刀枪不入,,官军惊骇,,贵州巡抚郭子章找来本地道士破阵。道士杀黑狗于阵前,取血浸染箭镞,再叫弓箭手射去,裸女果然惨叫着隐去。转眼30天过去,虽李化龙亲自督阵昼夜攻打,但海龙囤固若金汤。李化龙说:“雨季将至,大军不适应泥泞中作战,必须尽快攻克。”他把水西彝兵派到了后山方向,配合明军主攻囤后三关。
后山山高谷深,杀机四伏,最初官兵死得莫名其妙,恐惧感使一些沙场老兵也浑身发抖。将领采纳彝兵意见,驱赶山羊为大军踏寻进山的崖上小道,再驱水牛将守囤预设的大小陷阱践踏暴露,见到蓦然扑来的熊也敢挺枪就刺,知道那不过是杨家土兵身披皮而已……
后关失守,一把偃月刀再好生了得又怎抵千军万马?6月6日清晨,海龙囤失陷,喊杀四起,杨应龙倒提滴血的战刀回到寝宫。他杀了爱,点燃帐幔,撞刀自杀,冲天大火吞噬了他的王宫。
平播之战1616年万历皇帝亲笔为贵州巡抚郭子章题字牌匾
49岁的杨应龙被满门抄斩,114天的平播战争结束。全国为之举力,国库为之虚空,百姓受难无数。合计耗银800万两,双方死伤10万余人。但京都万历皇帝还是深深地舒了口气,登上午门城楼,亲自将《平播功诏书》颁布天下。
战后
战后当然要改土分流,李化龙建议:可将播州一分为二,大头仍属四川,小部分归属贵州。贵州巡抚郭子章坚决不同意,上奏应全数划拨给贵州。结果,播州分成二府,设遵义府属于四川,设平越(今福泉)府属于贵州,二府面积大体相当。“省政府”志在必得的躁动心情可以理解,贵州郭巡抚其实胜利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战利品,清一色用流官统治,“贵州省”一下子壮实了许多!贵州,作为一省的地位再也不容质疑,贵州真正的流官时代开始了。

平播之战 - 平播战争对遵义文化的影响

平播战争彻底结束了杨氏土司政权对播州近八百年的统治。并于次年对播州改土归流,废除播州宣慰司,以其在乌江以北之地置遵义军民府,领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四县及正安一州,隶属四川布政使司;以乌江以南之地置平越军民府,领湄潭瓮安余庆三县及黄平州,隶贵州布政使司。因此,平播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播州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源于元代,即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本族人民,“以土官治土民”。土司对中央朝廷有缴纳贡赋和应调出兵的义务,对内则仍保持旧有的统治权力。土司制度是一种间接统治。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司制度到明代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从明王朝开始曾部分地废除了世袭土官,代之以由中央朝廷任命、可以随时更调的、非世袭的地方官(与“土官”相对而言,被称为“流官”),设置府州厅县,这就叫“改土归流”。平播战争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明王朝激反的结果。这一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经济形态的转变
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在土司统治下,经济形态是以封建领主制为主,土司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即是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又是辖区内居民的世袭统治者。土官“世袭其职,世有其土,世长其民”,土地严禁买卖、典当,人口不准自由迁徒,也不准外来的人在土司辖区内擅自开垦、放牧或砍伐树木,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并且这一土地所有制形式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肯定,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谕播州宣慰司杨铿:“尔先世世笃忠诚,故使子孙代有爵土”。在这些地区,“鬻田有禁”,“不得私售田土”,一切土地都
平播之战平播战争遗址
归土司所有,阻碍了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人口不准流动,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据《遵义县志·附录·播州土司》:元明两朝,土司占有最好的农田,称“公土”、“公家田”。另将若干万顷土地划给属官作俸禄,称“头人庄田”或“私土”。土司还掌握“印田”、“把事田”。
土司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将庄田分为小块,分派给里甲头人,再由各村的寨老、把目交给农奴耕种。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自带耕畜、农具从事耕作,其剥削形式是无偿劳役,交纳贡赋和实物地租。分给农奴耕种的小片土地叫“份地”,不可转让,买卖,“擅留者有禁,私易者有罚”。谷物和劳役由小头领摊派,凡为土司修建城堡、房屋、墓葬、水库、道路,由专司工程的“提调”统领,土民服劳役,自带口粮前往。
进入明代,由于杨氏历代权力纷争,如杨友与杨爱、杨烈与杨煦之争,使境内人民较长时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之中。土司的专横,使百姓的人身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一语之差,便至斩首;一事之杵,便至倾家。”⑶据《遵义府志》:杨辉在天顺时私阄土民黄保为火者,杖杀容山长官司长官韩瑄。并且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造成了若干封建壁垒,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障碍经济文化交流。到明末为止,播州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贸集市仅上溪场、蛇豕场、虎场、沙溪场数处。
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人口长期固守一地,缺乏流通,不能有效地进行各种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补及交流,为文化的交流设置了更多的人为障碍。在平播之前,播州地区尚未引进黍、稷、小麦、花生等作物品种,而平播之后,楠竹、蚕桑、玉米、红署等粮食、经济作物品种大量增加,丰富了饮食种类和结构。
郑珍在《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中载“遵义蚕”时说:“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竞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盐业刺激下,形成了“黔北四大镇”,即“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属湄潭),三茅台(属仁怀),四团溪(属遵义)”。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人民富饶,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平播之战平播战争遗址
文化教育的繁荣
黔北教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从汉代尹珍教学南中,到宋代杨选、杨轼、杨粲罗致人才,“岁以十百计”。“蛮荒子弟乃多读书”,“土俗为之大变”。明王朝非常重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土司进行教化,并对承袭土司职位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知识要求。洪武十五年(1383年)朱元璋谓:“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弘治十二年(1499年)规定:“土官承袭子孙宜视近例,十岁以上者俱送附近宣慰司或府、州、县学”,“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凡不学习者,地方官和土官不予保结,不能袭职。洪武十三年(1380年)建播州长官司学,永乐四年(1406年)“升播州长官司学为宣慰使司学”。这些措施促进了播州教育的发展。
但这一切仅仅是局部改变了土司子弟的文化素质结构。在封建领主制经济下,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条件的制约,也使他们无力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教育是统治者的专利,从本质而言,土司对教育并不真正重视,由宣慰司学“寻废,改建为梓潼观”就可印证。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二·选举》,在平播以前的整个明代,遵义府考中进士的只有一人,中举人者二人。其余恩贡、拨贡、副榜、岁贡共60人,这60人考取时间无法考证,但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平播之后。
平播后改土归流,在建立政权的同时立即建府儒学及先师庙,设各县县学。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学校三·书院》载:“自平播改流,方在逆酋禁学之后,土著者初出汤火,有造为难;新附者喘息间关,寻师未暇。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至此,从府儒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建构起来。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群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教育下使遵义地区呈现了“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的良好社会风气。
不容置疑,改土归流后是遵义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学校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修孔庙、举办州学、县学和学宫,同时广兴义学,富有大户豪族延请教师到家为子弟授学,有的地方家塾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著名的沙滩黎氏家塾就产生于明末。到崇祯三年庚午科,遵义就考中举人四名。从万历到明末考中武举六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遵义在贵州能“物力殷赈,户口繁,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毫无疑问是平播后改土归流的直接结果。
佛教文化的勃兴
平播之后的改土归流,不仅促进了遵义经济、教育的发展,也使观念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仅就遵义宗教文化的演变进行阐述,以达管中窥豹的目的。
贵州历史上巫风盛行,民“信巫鬼,好诅盟,丧葬用鼓乐。”“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跳端公”、“庆坛神”。其宗教形态长期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到唐代牛腾入播,始传入佛教,宋代道教开始传入。(道教传入的具体问题,可参看笔者《贵州道教传入考》、《贵州道教传播及特点》)佛、道教传入后,播州杨氏历代土官均非常重视,如修建大报天正一宫,“中严帝像,壁涌释伽玄元主徒。”杨粲治播时,“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杨斌自号神霄散吏,并建“先天观”以为崇奉所。郑珍称其“晚年乃欲借神仙隐名以欺世”。
杨应龙在其子杨可栋死于重庆后,还“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但杨氏土官之所以重视扶持佛、道教,一方面是利用其宗教迷信来达到欺骗群众和安定社会的目的,“保此民社,贻遗子孙”。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其法术来巩固统治。如杨应龙就曾“修醮于海龙囤,以利剑锷逼令道士手紧握而不断者,为有道行,乃不杀。(鲁一)冲闻而往,握之,锋悉卷。遂延为法师。”对佛、道教的宗教哲学思想及纯粹宗教精神他们是弃而不闻的,如大报天正一宫就佛、道教神像均有,在贵州各种地方志中,触目都是对神异、道的记述。这就使
平播之战播州(遵义)佛教文化的代表弘福寺
佛、道教在播州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逐渐混同于民俗之中,丧失了宗教的本质,使宗教的精英文化无立足之地,更遑论其发展。
从万历末年开始,遵义佛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西蜀禅师纷纷入黔弘教。大冶入遵居禹门沙滩边的石头山,后到西坪建西坪寺;丈雪改龙兴禅院为禹门寺,“广建禅居,上下蜂房,各开户牖。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又建藏经楼,贮四部《释藏》;两生开西来寺。一时之间,名僧咸集,象崖性珽、山晖行浣、圣可德玉、莲月道正、半月常涵、敏树如相、以四德教、石岩如昆、月幢彻了、识竺海伦、大友圣符、燕居德申等名僧大建法幢;开宗弘教,接引僧信众;撰写诗文《语录》,阐发临济禅机;著述宏富,佛法盛极一时。
在万历以前,未见贵州僧人有语录传世,而万历后,贵州佛教语录著述众多,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等。与遵义有关的佛教著作主要有:《丈雪语录》12卷、《象崖语录》4卷、《燕居语录》8卷、《敏树语录》10卷、《莲月语录》6卷、《圣可语录》10卷、《山晖语录》12卷、《石谷语录》、《半月语录》、《嵩目语录》8卷、《不厌语录》、《月幢语录》、《藏天语录》、《虎丘语录》、《一庵语录》、《掌山语录》、《锦江禅灯》、《楞严经解》、《心经解》、《丈雪纪年录》等著述传世,此外尚有大量诗文,郑珍编《播雅》,最后一卷就是各位僧人所作诗作。
如此众多的著述,在土司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使黔北佛教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为黔北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佛教文化的宝库。当然,禅师入黔并不是因为改土归流,陈垣先生总结为:“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固自有原因,一佛教复兴,二中原丧乱也,二者缺一,不能成其盛。”“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故佛教益形热闹。”但不容置疑,以前述杨应龙对道士的态度及播州明代的社会状况,丈雪、两生之类禅师要想在遵义立足,开辟道场,形成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2005年6月15日 星期三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1937年8月22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关协议,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处于陕北的主力部队由国民政府改编,9月12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番号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实际控制者中国共产党将这支部队称为“八路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华北治安战》和《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中描述该部队为共产军、八路军、红军,中国大陆历史多称为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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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
EighthRouteArmyCollarSeal.jpg
八路军标章
存在时期1937年-1947年
国家/地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部门Republic of China Army Flag.svg 国民革命军
种类陆军轻步兵
规模起初约4.5万人员
后期发展至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
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驻军/总部山西省陕西省
装备中正式步枪
汉阳八八式步枪
土制手榴弹
九0手枪
四一式山炮
绰号八路军
赞助者初期: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后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专用颜色灰色制服
参与战役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
象征性指挥官朱德上将
著名指挥官朱德上将、彭德怀中将
佩章
臂章八路军标章

八路军在制作手榴弹等武器

[编辑]历史

八路军的主要构成实际上来自中国工农红军1925年共产党武装工会、农会分别组织成“工团军”、“农民赤卫队”。1927年中共将秋收起义等的参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后经过长征,红军的主力虽然损失大半,但依然在陕西等地站稳脚跟。
1934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共赴国难宣言[1],声称:“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职责”。1936年中共于陕北苏区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击溃阎锡山七个师。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苏联的强力介入下获得和平解决。事后于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合作相关规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四方面军(4.6万人),以“第八路军”为番号。南京政府提供军费军需支援比照正规国军。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按中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改编需要,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序列(战区长官阎锡山),并进入晋北担任游击。改名后中国共产党内部习惯上仍称其为八路军。
八路军以敌后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和与日本人合作的伪军;同时也和一些反共抗战的国民政府军及其他地方武装发生冲突,这部分军队被中共称为“顽军”。据《八路军·表册》统计,自1939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军共对日、伪作战99847次,消灭日军407454人,消灭伪军851249人。其中,毙伤日军401648人,俘虏日军5096人,获日军投诚710人;毙伤伪军312282人,俘虏伪军402112人,获伪军反正136855人[2]。八路军参与的最大规模作战是于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以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的军饷供给,加上日军对共产党围剿的加强,八路军的根据地范围有所收窄。但后来八路军凭藉其良好的群众基础日益壮大。据中共资料,八路军创造面积达24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8月,八路军发展到90多万人。[来源请求]
八路军、新四军军服服装基本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八路军军装为土黄色,新四军一般为灰色,臂章上清楚地标明了自己的身份。1940年到1941年以黄桥战役皖南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共摩擦发生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拨给八路军、新四军包括帽徽在内的所有补给,又因八路军兵员大幅扩充,部分官兵军帽上没有青天白日帽徽而是仅有两粒纽扣,这并非政治原因所致。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八路军和其他共产党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官方一般不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称谓,而仍以长期习惯称谓“八路军”称呼该部队。在宣传资料及影视作品中,多以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代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形象。

[编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部队作战序列

八路军编制
1937年秋 | 1938年冬 | 1940年冬 | 1942年秋 | 1945年夏

正规编制有115师120师129师陕甘宁留守兵团。初期每个师下辖1.5万人,整个八路军约有4.6万人。

[编辑]115师


八路军的抗战海报
由原红一方面军与陕南74师编成。
  • 343旅
  • 344旅
  • 独立团
  • 115师随营学校
  • 特务连

[编辑]120师

由原红二方面军陕北红军一部编成。
  • 358旅
  • 359旅
  • 教导团

[编辑]129师

由原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一部编成。
  • 385旅
  • 386旅
  • 教导团

[编辑]总部 特务团

[编辑]总部 炮兵团

[编辑]陕甘宁留守兵团

[编辑]八路军的主要战斗

山东纵队主要战斗:孙祖战斗
冀鲁豫军区主要战斗:

[编辑]八路军将领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的将领,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铨叙,在获得委任状时,也未像其他国军将领一样明确职务军衔。只有一些军官在担负驻各地办事处主任或驻外高级参谋的职务时,才有佩戴军衔的情况,也仅仅是根据一般的资历参考其他部队对等佩戴。网络上流传的种种关于八路军将领军衔的记载,是没有任何确实出处的。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份如下:
  • 朱 德 1937.9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 彭德怀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副总司令。
  • 叶剑英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参谋长
  • 林 彪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师长。
  • 贺 龙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师长。
  • 刘伯承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师长。
  • 萧 克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副师长。
  • 宣侠父 1937.9第十八路集团军总参议。
  • 左 权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副参谋长。
  • 徐向前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副师长。
  • 聂荣臻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副师长。
  • 周 昆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参谋长。
  • 周士第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参谋长。
  • 倪志亮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参谋长。
  • 陈 光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343旅旅长。
  • 周建屏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343旅副旅长。
  • 徐海东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344旅旅长。
  • 黄克诚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15师344旅副旅长。
  • 卢冬生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358旅旅长。
  • 张宗逊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旅长。
  • 彭绍辉 1938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358旅旅长。
  • 陈伯钧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359旅旅长, 129师385旅副旅长。
  • 王 震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0师359旅副旅长。
  • 王宏坤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385旅旅长。
  • 王维舟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385旅副旅长。
  • 陈 赓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386旅旅长。
  • 陈锡联 1937.9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129师386旅副旅长、385旅旅长。
  • 彭雪枫 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总部派出了8人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彭雪枫(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代表八路军总部,少将衔)、周昆(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少将衔)、边章五(代表八路军120师,少将衔)、张经武(代表八路军129师,少将衔)参加参谋长会议;罗瑞卿(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名义,上校衔)、张爱萍(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欧阳毅(以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副主任名义,上校衔)、谭政(以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衔)参加政治部会议。

[编辑]参考文献

  1.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2. ^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表册.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 ISBN 7-5065-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