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

唯一敢對毛澤東搞“突襲”的美女

在井岡山小井村的紅軍醫院舊址的陳舊墻上,挂著這張照片。凡是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會為她的嫵媚的神態、時髦的衣著和多情的眼神所打動。很難想象這樣的紅軍美女是如何同敵人做鬥爭的。在其楚楚動人的美貌深處,是鋼鐵股的意志。
她就是紅軍美女戰士曾志。這張照片攝于1932年她在廈門從事地下工作的時期。她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戰友,曾當面頂撞毛澤東,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襲擊”。

有“瀟湘美女”之稱的曾志,1911年4月4日生于湖南省宜章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1926年8月考入湖 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嚴格的軍訓和鬥爭中堅持下來,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先後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 中心縣委秘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2000多人從粵北進入湘南,並與當地黨組織共同完善和實施了《湘南暴動計劃》。1928年1月22日,朱 德化名王楷,與陳毅率部打著國民黨軍第60軍第140團的旗號進入宜章縣城,將前來歡迎聚宴的反動官吏及豪紳全部逮捕,並解除了國民黨縣團防局和警察的武 裝。湘南起義以智取宜章縣城為開篇,拉開了整個湘南起義的序幕。隨即,朱德、陳毅將部隊整編為工農革命軍1師,並在廣東坪石一帶消滅了前來鎮壓起義的國民 黨軍許克祥師。此後資興、永興、耒陽等縣農民攻入縣城,建立了蘇維埃政府,起義烈火燃遍了整個湘南。參加湘南起義的共有11個縣,100多萬農村人口,7 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府。
   湘南起義後,一位的年輕女同志當選為湘南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經常帶領農民自衛軍清算為富不仁的土豪劣紳,當地農民親切地稱其為“紅姑娘”,她就是年僅17歲的曾志。
   1928年4月,曾志跟隨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等職,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1929年7月中旬毛澤東同賀子珍、蔡協民。江華、曾志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文昌閣指導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毛譯東親自修改的政治決議 案。大會之後,閩西各地認真貫徹"閩西一大","武裝鬥爭"、"抽肥補瘦"的土地革命精神,呈現出一派"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曾志後來在《跟隨毛澤東在閩西的日子》一文中回憶道:
   1929年11月在蛟洋時,毛澤東要回部隊,賀子珍因懷孕不便隨軍,毛澤東便找到曾志交待說:“曾志,我要帶隊伍去江西,賀子珍懷孕了,無法隨我走,她留 下來,由你負責照顧她。”曾志誤以為是要她離開工作專門照顧賀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時間照顧她生孩子!”毛澤東聽了也生氣大聲說:“就 是要你照顧!”她大聲說:“就是不照顧!” “一定要你照顧!” “我是黨的幹部,我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護理她呢?”毛澤東這才知道她理解錯了,就緩和下來說:“讓你照顧她,又不是讓你一天到晚去護理她,不 過是要你關心些罷了。”曾志這時也知道自己理解錯了,很難為情地說:“我跟子珍是好朋友,過去行軍都常在一起吃飯睡覺,我從來都關心她,照顧她,你不說我 也會這樣做的,剛才是我誤解了你的意思。”毛澤東說:“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心直口快的曾志不僅敢和毛澤東頂撞,還曾兩次對毛澤東是否在生活中搞特殊化進行過突然“襲擊”。
井岡山時期,紅軍戰士們吃的最好的就是紅米飯和南瓜湯,有時甚至要餓肚子。有的戰士就說,咱們吃的這麼差,毛澤東吃的肯定和咱們不一樣,會有肉吃的。曾志 聽後將信將疑。為了知道真實情況,她先後兩次在吃飯的時候突然闖進毛澤東的家,掀開他家的鍋蓋看做的是什麼飯。結果,兩次看到的都和他們吃的一樣,她這才 相信毛澤東真的沒有搞特殊,始終和紅軍戰士們同甘共苦。不僅如此,曾志看到毛澤東對穿的也不講究。曾志在1929年為毛澤東買過一雙黑線襪子,這雙襪子毛 澤東穿了好久。到了1932年4月,曾志在福建漳州見到毛澤東,一眼就看見他腳上穿的還是那雙黑線襪子,但是卻已經變得又薄又稀了。毛澤東見她盯著自己的 襪子看,就把腳一伸說:“這雙襪子還是1929年下井岡山後你替我買的,子珍把襪底從中間剪開,翻到兩邊又重縫了襪底。已經換過兩次襪底了,你看還是好 的。不過,再不能換底了,襪面也太稀薄了,經不起洗了。”
   1930年6月起,曾志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1937年9 月,曾志同志先後任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1938年10月,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 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1945年到東北,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員、地委組織部長、沈陽市委職工部長。進軍東北初 期,在沈陽智鬥國民黨和偽警特,保衛人民勝利果實。在遼吉省委工作時,她動員十萬民工支前。建國後,曾志任中組部副部長等職。
   曾志是在沙場徵戰、炮火硝煙、敵特追捕、白色恐怖中走過來的,可謂是九死一生。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是那個曾寫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豪詩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她與夏明震1927年結 合,1928年,因為中共及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為反擊蔣介石軍隊對湘南起義紅軍的圍剿,實行了殘酷的左傾政策,強迫農民實行“堅壁清野”,燒毀湘粵 大道兩側15公裏內的民房,不給國民黨軍隊利用,這些左的政策和強迫執行,引起了那些世代以土地為家的農民強烈反對,最終,忍無可忍的農民們將派去督促農 民堅壁清野的中共幹部們殺死了,而身郴州縣委書記的夏明震也同時遇難了。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協民,曾任紅軍31團政委,她倆1929年結合了。可是後來中共發出內部秘密文件,指責蔡協民為社會民主黨分子,決定將他清除出黨,規 定任何黨組織和黨員不得與蔡協民聯係。被黨拋棄的蔡協民為表達到黨的忠心,來到廈門獨自開展地下工作,後來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就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卓越的政治工作者、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陶鑄。陶鑄建國後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 活》、《松樹的風格》等。
  “我死後,不要寫簡歷生平,不要搞什麼儀式。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岡山一棵樹下當肥料……”遵照曾志的遺囑,在曾志于1998年6月21日逝世後,女兒陶斯亮將母親曾志的骨灰埋在井岡山小井紅軍醫院旁的樹林裏,與小井烈士墓相鄰,和巍巍青山作伴。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

百科全書

1932年,在廈門從事地下工作的曾志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女,原名曾昭學湖南省宜章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生平[編輯]

1923年,她考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隨即於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她歷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中心縣委秘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
1928年4月,她隨部隊進入井岡山,擔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等職位。任內她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她先後嫁給夏明震(1927年結婚)、蔡協民(1929年結婚),但夏明震、蔡協民均因戰而亡。1930年6月起,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後嫁給陶鑄(1932年結婚)。
1937年9月,她歷任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1938年10月,她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她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
抗戰勝利後,她歷任中共瀋陽市委委員,鐵西區委書記,遼吉省委委員,遼吉一地委副書記、五地委副書記,瀋陽市委常委、職工部部長,瀋陽市工會、婦聯籌備處主任。
1949年5月後,她歷任武漢市軍管會物資接管部副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局工業部副部長兼廣州電業局局長、黨委書記,廣州市委書記,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
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身為陶鑄的妻子遭受衝擊。1977年,曾志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參與組織平反冤假錯案,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
1998年6月21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7歲。

家庭[編輯]

曾育三子一女,前三子皆嬰兒時即送與他人撫養。其中二子鐵牛為中共廈門中心市委在收到100塊大洋後,在曾志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決定將其送與一葉姓中醫。曾志本人在得知組織決定後表示了服從,並親手將其嬰兒交出。[2]僅幼女陶斯亮由其本人撫養。

參考文獻[編輯]

  1. ^ 陶斯亮回憶母親曾志
  2. ^ 曾志.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 廣東人民出版社. : P178. ISBN 7-218-02997-3.

陶铸妻自曝延安人间地狱的淫乱共妻生活

陶铸是“文革”前中共中南局书记,“文革”开始时一度被奉召入京,后被打成“刘、邓、陶反党集团”第三号人物而被整死。陶铸的妻子曾志熬过了“文革”,活到世纪末,并出版了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她在回忆录中称,被中共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如同地狱,并描述了中共杀人放火的真实记录。
延安如同地狱
据右派网报导,在曾志的回忆录中有这样描述道:有一位做过地下工作的叫易继光,被审查时,有人用皮带抽他,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块。有一次用绳子只吊他两手两脚各一个指头,高高吊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惨不忍睹。还有一位被斗的女人被打昏过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却说她装死狗,反而用脚死命踢她。
另一个女人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湿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上吊自杀的好像叫周风平,他是来自白区的省委书记....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视窗透出了胡麻油小灯如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粱,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这就是被中共称之为“革命圣地”的延安,离此相去不远便是毛泽东和江青卿卿我我的窑洞。
还有一些场面虽然没这么鲜血淋漓,却让人肉麻不堪。例如,有个叫危拱之的女人,大革命时留苏,参加“长征”,后来当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她被审查时用裤带自缢,被人发现时已七窍流血,但一条命算是拣了回来。此后她半疯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体宿舍里当着别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个宿舍后又召来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搂来抱去,滚作一团(此人曾是叶剑英的妻子)。
林彪老婆叶群当时也被关起来受审查,和曾志关在一起。她不上厕所,大小便就拉在脸盆和饭碗里,然后往门外一泼,臭气四溢。有时,她甚至就拿过曾志的脸盆来方便。
杀人放火的真实记录
曾志回忆道∶“我从一个深居简出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知名人物。我还作了刻意的打扮,把留长的头发又剪短了,脱下旗袍,换上了男学生装,包扎上红腰带,有时头上裹了块红头巾,背着红缨大片刀,人称红姑娘。”
曾志说,“革命”就是抄家分浮财,包括放火:“那时,我身上有一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朱德看见她的这一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当时和她一起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晚上回来却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
这些男女乱交的“革命青年”和土匪一般的“省委特派员”发动的“革命”,就是实行焦土政策,强迫农民把自己的房子烧掉,牲口宰掉,跟着这伙疯疯癫癫的男女去推翻“旧社会”。结果,农民起而反抗,在“焦土政策”的动员大会上,这些“革命者”成了愤怒农民的刀下鬼,他们逃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高举大刀长矛从村里冲出来,高喊杀共产党。当红军赶来镇压时,一个领头的农民被抓住了,“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放火杀人”。被赶得四处乱跑的曾志大叫∶“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她“拿起梭镖用力朝他肚子上扎去,他一闪身没刺着。我又向别人要了一把大刀,连砍了几刀,但砍不深,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我还是不解气,再用梭标在他的肚子上、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哼哼的呻吟声,那种声音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

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名单

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则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 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 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 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地点 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韩起功 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年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 太原 1953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 广东开平 1953
金亦吾 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王育成 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喻英奇 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 广东汕头 1950年11月28
徐经济 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 陕西 1951
钟祖培 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 广西 1951
曾宪成 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武庭麟 第15军军长 洛阳 1952
夏炯 第20军副军长 1950
向传义 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张治公 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河南郾师 1951.3
韩步洲 第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高倬之 第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陈春霖 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 1950
周静吾 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 1950.6
潘峰名 第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何绍南 第66军军长 1954
李楚瀛 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甘清池 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尚其悦 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 哈尔滨 1950.5.30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 1954
莫树国 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
潘琦 第14军10师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危宿钟 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黄芳俊 第29师师长 河南雎县 1952
石建中 第42师师长 1950
何际元 第49军79师师长 湖南 1950.11
刘明夏 第14军94师师长 1951
赖芬荣 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 1951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邓仕富 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 1952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李传霖 整编第47师参谋长 1952
韩起功 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 湖南东安 1952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金亦吾 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 1951年1月13
王英 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 1951年1月
谢灵石 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 1952年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叶干武 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 广东梅县 1950秋
梁顺德 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邓子超 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 广东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赵鸿厚 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 1952
陈舜统 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 海南 1950
郭仲容 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 1950年冬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焦达梯 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 1952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赵俊图 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杨清海 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 沈阳 1950.8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江山 1950.8
廖宗泽 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 云南 1951年4月15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李楚藩 西南宪兵指挥官 1950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糜藕池 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 贵州 1951.7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詹宝光 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 1953
王雄 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 海南 1951.3.1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唐孟壑 独立第十师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何海清 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 1950年11
邓玉麟 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 1951年3
夏之时 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 1950年10.6
被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年被枪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
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
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
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在大陆,痛心的是,那些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xx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也许抗战英雄永远也无处诉说了。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来源:http://xxxxx.blog.hexun.com/7752327_d.html

劉少奇武功大於毛澤東

2012-10-06作者: 徐澤榮
要點:中共內部之疑假問真派是生存至今的實脈。毛在蘇德戰爭困難時拒不支援,和斯大林結下梁子。劉少奇為毛緩頰,在毛赴重慶談判主持中共中央決策進軍滿洲,取得蘇援,為敗蔣奠基。故以大功為四野之父。毛出兵援朝抗美,始得斯之諒解⋯⋯


●劉少奇夫婦1963 年訪問印尼回國後拍的標準照。劉
1949 後地位很高,毛知道劉曾作出進軍滿洲接受
大量日、蘇軍火的戰略決策,為內戰立了大功。

本文出自作者正待出版新書《馬克思主義起步就錯了》(獄撰手稿原名《馬學知行原錯,1859—2009》)卷三。該書三十二萬字,四卷,三十二章,卷一為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說證非二十義,成功地否定了馬學奠基命題「勞動時數決定交換價值本數」(市場價格決定交換價值末數)。作者身為中共老營之後,在中共紅色江山中應說擁有原始股份,故而此書否定馬氏毛氏知行雙管,並無顛覆紅色江山之心,只有銳意改革中共政體之意。

百二十名疑假問真派是中共實脈

作者認為,縱觀中共七紀歷史,可知於該黨內部,表為針對「左」傾禍害,裡為針對馬學原錯(從效果上來看完全是這樣)的疑假問真派別,始終存在,且為人數可觀,立場堅定。他們對於馬學的態度和對策,乃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長遠肯定,目前否定」。「四人幫」早就發現: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早就驚呼:走資派還在走!西方最具盛名的馬學研究權威戴維·麥克萊蘭就曾說過,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看,中共所行革命都不符合馬學原旨。以陳紹禹、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高崗、柯慶施、林彪、陳伯達、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戚本禹、王力、關鋒、康生、鄧力群(注一)。等不同時期為首的貌似正統的附假斥真派別,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外顯虛脈」;而以陳獨秀、張申府、瞿秋白、劉安恭、丁玲、王實味、李普、李富春、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薄一波、鄧子恢、杜潤生、胡風、王元化、卓炯、王琢、朱鎔基、沙文漢、王若望、李慎之、顧准、許良英、劉賓雁、謝雪紅、潘復生、鍾惦斐、錢三強、項南、范明、蔡鐵根、楊應森、彭荊風、白樺、戈揚、馮雪峰、劉紹棠、秦兆陽、劉文輝、馮國鏘、吳有恆、方方、馮白駒、古大存、孫冶方、張愷帆、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周惠、李銳、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吳信泉、李雪三、楊獻珍、邵荃麟、陸定一、王稼祥、田家英、陳一諮、鄧拓、廖沫沙、蕭望東、高林、牛懷龍、蔡炳臣、陳少敏、張志新、周榮鑫、葉劍英、胡耀邦、習仲勳、趙紫陽、萬里、袁庚、胡福明、吳南生、谷牧、于光遠、于浩成、任仲夷、許家屯、莊世平、蘇紹智、鮑彤、欽本立、胡啟立、朱厚澤、方勵之、戴晴、胡績偉、羅啟征、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沈啟賢、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趙宣三、姚監復、高瑜、李昌、謝韜、陳榆林、辛子陵、杜導正、田紀雲一百二十人(注二)為代表的疑假問真派別,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無此百二下凡星宿的疑假問真及其追隨者的聲應行襄,就沒有救中國,就沒有退西夷;就沒有紓民困,就沒有止浩劫;就沒有開國門,就沒有換腦筋;就沒有臻小康,就沒有奔大同;就沒有中華民族瀕危進化優勢的仍有機會絕地反擊。儘管他們身上可能也有基於馬學所建制度造成的道德污點,而且並非全屬民主派,有的人還有可能因為別的問題被歷史問責。此一派別在思想上、組織上、路線上、策略上後毛制人,卒獲成功。

應奉劉少奇為中共正脈之祖

進入主題:即以武裝鬥爭時期貢獻而論,劉少奇的「臨門一腳」和彭德懷的「退夷雪恥」,其權重均應大於李立三的「飲馬長江」、陳紹禹的「雙拳打人」、張國燾的「南下天全」、毛澤東的「力保後場」。人們常對「四渡赤水」嘆為觀止,但是,作者認為,從軍事學角度看,紅二方面軍的「烏蒙山回旋戰」更為精彩。在作者眼中,劉少奇是三野、四野之父,彭德懷是一野之父,鄧小平是二野亞父,而彭氏還是一百萬志願軍的統帥。作為擺脫巨大受認危機的第一步,中共當局今後應當尊奉劉少奇、鄧小平二氏,尤其是劉少奇為本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正脈之祖。以下細陳「劉少奇武功大於毛澤東」的理由。
一九四一年中以後,因為深受蘇軍初戰即行喪師千萬——此為人類戰爭歷史絕無僅有敗績——的震懾,毛澤東跟風盛世才,開始對蘇心生離意。斯氏拍來五六通電報、派來一個代表,請求毛氏發兵蘇聯遠東,全換蘇式建制武器,充當蘇聯防日屏障,以便蘇方騰出二十個師的遠東紅軍西調抗德。毛氏竟然執拗不從。斯毛二氏從此結下梁子。中共部隊入滿之後,急欲利用日軍遺下的大批軍火、軍工、糧食、醫藥等等,但是毛氏此時(後來斯氏對其緩頰),何有臉面再向斯氏開口索要?他曾強充硬漢般地電告林彪等人:不要期待外部支持,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注三)此時——一九四五年——在他心目之中,爭奪晉綏重於爭奪東北,因為要是有了晉綏通道,如遇全面戰敗,中共殘餘力量方可經此撤往蘇蒙。順便指出,賀龍沒有完成打通晉綏通道的任務,(注四)就像他於一九三四年未能完成牢牢占領長江渡口的任務一樣。毛氏此後長期猜疑賀氏之心,料應由此二次軍事失敗而起。
毛氏曾經嘗試棄蘇聯美,以脫「兩頭不到岸」的苦況,(注五)但是終因赤根太深,不被美方接受,未能如願以償。蘇方當然不忘暗中懲罰中方。例如,斯氏曾借盛世才之手,殺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注六)——「你既不顧我的後方遠東,那我也不顧你的後方新疆」;又假造客輪失火,全烤(Barbecue)牆頭草之典範馮玉祥——迄今這是作者提出假說。斯氏可能懷疑馮氏赴美遊說,明裡為李宗仁競選總統造勢,暗裡為毛澤東配合謝和庚、王瑩夫婦與美掛鈎拉線。這是新仇;舊恨乃為:曾得二百卡車蘇援武器的馮氏,本身亦曾於一九二○年代先親蘇後叛蘇,斷送了蘇聯在中國苦心經營的成果。若馮不叛汪投蔣,武漢政府本可有力發動東征,蕩平南京政府。殺弟可以攝兄,殺馮可以儆毛。


●蘇軍擊敗關東軍後繳獲大量日軍重兵器(圖),
最後都落入中共之手。沒有蘇援哪有中共?

劉獨立戰略爭取蘇援功大於毛

在首次國共相爭的十年內戰時期(1927—1937),身為中國工運首要領袖的劉氏,一貫堅持反「左」,成為中共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正確路線的代表;「正確」表現在「很少失敗」。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和二次內戰時期(1946—1949),劉氏由文轉武,同樣「很少失敗」。在抗戰時期,劉氏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割據平原」和「結兵蘇魯」兩大戰略,經過成功實施,為二次內戰時期劉氏再次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揮兵入滿,先佔兩廂」兩大戰略的成功實施,奠定了未經精確預期的基礎。抗戰結束之後,並無毛氏負斯之錯的劉少奇、林彪向斯大林提出大量撥給蘇援餉械的請求,斯氏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加上蔣氏此時又犯了與十八年前的「分共絕俄」後果——將餉械施主推給了自身死敵——相似的「倚美欺蘇」的錯誤,斯氏龍顏大怒,於是大筆一揮,將蘇軍於滿洲(應該還有朝鮮)繳獲的日軍武器(幾乎全部。四野張明遠回憶),於歐洲繳獲的德軍武器(應為部分。抗聯彭施魯回憶),於戰時租借的美制武器(應為部分),慷慨地(反正自己沒用錢買)撥給了中共東北、華北部隊,此外當然還有撥給它們出自蘇聯國庫的戰費,竟然高達九點零七億盧布,(注七)合四點八億美金。高於同期美國給予蔣氏的三億美金。
以前曾有不良宣傳部門,這樣鼓動蒙在鼓裡的國人仇恨蘇聯:「蘇修連我們賣給他們的蘋果,都要用網兜來量,漏不下的大的留下,漏得下的小的不要。真是欺負咱哪!」其實各國外貿,都得這樣篩選。「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毛澤東貪蘇之功,據為己有,以便黨人國人禮其如神;得此神格,這廝方敢興風作浪,陷百姓於水火,置忠良於死地。作孽啊作孽!由此可見,劉氏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代毛主政一個半月之時的「能毛氏所不能,得獲蘇援餉械」,和一九四九年底年秘密訪蘇之時的「極力說服蘇共,應當對毛緩頰」,對於此後中方的中共掌權、毛氏踐祚、經濟恢復、邁向強國,起了左右結局作用。
經過長期調查和思考之後,作者認為:毛劉二人對於中共軍事鬥爭的重要貢獻的不同權重在於:若以足球比賽作比喻,毛氏的角色是固定中衛,作用是力保後場不失,劉氏的角色是遊動前鋒,作用是成就臨門一腳。由此來看,劉氏的權重怎能不大於毛氏?不要以為毛氏長期為正,就是貢獻最大;謀生或者謀國類似下棋,成敗之樞往往系於幾步。過去的黨史人物評價太過偏頗,可謂有眼不識泰山。劉氏遇難之際曾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作者就是這樣一位人民代表,不過也許受到造化指點,他比其他此類人民代表看到更多,多得可能出乎劉氏後人、政友意外。歡迎各路歷史學家、軍事學家加入討論。

劉氏代行主政,揮兵入滿乃為四野之父

先岔一句。作者乃是四野之後。四野軍官講的是各地方言,南腔北調,但四野子女講得就比較整齊劃一了,像是一種北方方言。一直以來,四野子女多以為它是東北方言的變種。但至一九九九年六月,作者方才發現「咱錯了」:在一家小飯店與一萍水相逢的山東農村青年同桌吃飯,作者聽得對方講一口與四野子女一模一樣的話,便問他家鄉是哪兒,對方答曰:「山東沂蒙。」天啊,作者心想:「四野部隊士兵多是齊魯之人,我們講的原來是紅嫂他們講的普通話,多麼尋根,多麼浪漫!」耳邊不禁響起《沂蒙頌》主題曲「灶上鍋,飄肉香,我為親人熬雞湯。續一把蒙山柴爐紅火旺,添半瓢沂河水情深誼長。盼親人,早日養好傷,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詞作者稍有改動)四野遺族們,我們何不尊紅嫂為四野之母?
回到主題:有了四野之母,又可尊誰為四野之父呢?林彪可被尊為四野之酋,但不宜亦不可被尊為四野之父。「不宜」是因為他的政治品質不好,在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以及在批判文藝黑線、開展文化革命之時,他都赤膊上陣,「保駕護航」,指鹿為馬,陷害忠良;「不可」是因為他在四野前身部隊大批入滿集結之時,自身仍在蘇聯。即使今後史料證明林彪並非「不宜」,「不可」仍能成立,「四野之酋」仍為桂冠。
直接促成四野得械成軍的,乃是劉少奇這位文武雙全的歷史偉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這段代理中央主席這四十五天內(編按:時為毛赴重慶會談期間,劉代行中共中央領導之權),在蘇方心目之中未留陰影的劉氏,能毛澤東所不能,果斷作出了爭取東北,向滿北派兵十二萬的重大戰略決策,為四野東北成軍,接受大量蘇軍前此繳獲、租借的日式、德式、美式輕重武器,裝備八十萬眾(三野另計),進而與其他野戰軍相互配合奪取全國,奠定了直接基礎。根據「行百里,半九十」 的道理,人們可以爭辯,「揮兵入滿,接受蘇援」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秋收起義、井岡會師、瑞金割據、四渡赤水等的最終致勝意義,就像亦是劉氏主發號令所致的八路軍新四軍「結兵魯蘇,北據中原」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毛氏原先擬定的「南北呼應,分兵作戰」的最終致勝意義一樣。就連第一線指揮員呂正操的「平原作戰可行」的創新,也可使毛氏的「不越山區一步」的守舊思維相形見絀。本文下篇將會解釋「農村包圍城市」的無奈成因。劉氏首先指示依托「結兵魯蘇,北據中原」而存的山東分局調兵入滿,而山東恰恰是四野之母紅嫂的故鄉。

蘇援餉械對中共奪權的決定作用

與毛氏不同的是,劉氏有過一段留蘇經歷,且有一個蘇聯男孫,蘇方對劉氏顯然遠較對毛氏信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俄方隆重舉行紀念劉氏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大會。(注八)毛氏就得不到俄方這種禮遇,更重要的,就得不到俄方這種承認。毛氏於文革之中稱劉氏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頗為耐人尋味。由此人們可以爭辯,中共革命戰爭於抗戰結束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再走的關鍵幾步, 即等於「半九十的最後十里」,是由劉氏走出來的,毛氏於其時也,事實上已全然失去了可向斯氏求援的勢能。 現在是到了將毛氏蒙在這一劉氏大功之上的蓋布扯去的時候了!作者曾經想過,如果沒有劉氏的上述關鍵作用,也許自己如今只是外蒙牧民一個,朝夕以牛羊為伴,以淚水洗面。承認蘇援餉械對於中共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左右結局作用」(Decisive role),應為中共黨史軍史科研之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實事求是。「決定性作用」,語勢不夠強。
西班牙共產黨雖亦得過大量蘇援餉械但卻終獲失敗一事,可以反襯中共罕有之能。越共、老共亦曾得過大量華援餉械,卒獲成功。越老兩黨若是否認華援餉械對其成功起了左右結局作用,中共心頭會起什麼滋味?
再岔一句。親愛的四野遺族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如果你們同意以上的見解,承認以上的事實,就請你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出款項和勞務——張茵似應帶頭,在虎門岸邊山上興建一座退夷雪恥紀念碑。碑文必然要提到志願軍十三兵團及其下屬各軍,以及它們的母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包括它的數萬返國朝籍官兵,必然要解釋劉氏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父,紅嫂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母。出於相似的理由,三野遺族們亦然應尊劉氏為三野之父,此為後話。兩大野戰軍之父啊!單獨立碑紀念四野恐怕不行哦!
回到主題。如此這般,劉氏作為中國復興偉大戰爭功臣的形象,就會像浮雕一般顯現在人們眼前。彭德懷乃為一野之父,鄧小平乃為二野亞父,葉劍英乃為抗逆(草地)滅逆(京城)之帥。新辨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偉功偉績,豈讓毛氏半分!

斯大林因革命勝利而原諒毛

讀者當中必然有人不滿上述排序、辨脈,作者歡迎他們提出不同意見。如果讀者提出:「那麼斯大林最後為什麼還是沒有拋棄毛澤東?」對於這一問題,作者作出如下回答:毛氏「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朝鮮之舉,以及後來能夠逼和美軍二事,令斯氏原諒了毛氏。據一外國作者說,斯氏與與生俱來的一種性情乃是:鄙視一切類型的軟弱,而尊敬(甚至是崇敬)強者——包括那些敢於反抗他的人。(注九)
附帶指出:其一,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階段,毛澤東先派周恩來、林彪前往莫斯科,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不出兵,後又另發電報通知斯大林,作為最終拍板者,他決定出兵,一言九鼎。此一意外之舉,令周氏、林氏陷入極其難堪之境——他們似乎成了與毛氏對立的主和派、軟骨頭!毛氏其實乃為借此暗示斯氏:一九四一年中方拒絕出兵衛蘇的決定,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此次有變:作為少數的本人,如今(像二十三年後的張鐵生那樣)奮起反潮流了!
其二,不錯,一九四九年底斯毛二氏於蘇京克宮首次見面之時,斯氏可能對毛氏說了「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的話,但是作者認為,此話應作如下解「以前我確曾抱怨過你,但後來是我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的。既然如此,我們別再相互埋怨了!」故爾,斯氏此時所說的「勝利者」,應是指他本人或是雙方!讀者要是翻看朱仲麗所寫自傳體小說《彩霞伴我》(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一九八九)當中記載:斯氏說的不是「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就會相信作者以上詮釋所言非虛。
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哈斯說得對:所有戰爭都打了三次:(1) 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2) 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以及(3)因對戰果和經驗的不同理解而起的劇烈爭鳴。(注十)吾生也晚,既無參加前述退夷雪恥的「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也無參加戰前發生的關於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但吾卻發起了一次戰後解讀的「爭鳴」。端賴這個第三次戰爭中的「一個人發起的戰鬥」,以劉少奇、彭德懷、葉劍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這支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效度,方能浮出水面!如果沒有作者,這些偉人的蓋世戰功,十有八九會是永遠蒙塵。
作者認為,國共兩黨先後結盟蘇聯以求蘇援餉械平天下、驅外寇,均受制於「外在的必然性」(馬派哲學術語),與今之時民主派、法輪功、臺灣島、藏疆獨行為無異,屬於事理不得不然。然而,首先乃為炎黃子孫其次才為共產黨人的中共領袖,當他們發現他們「內在的目的性」(馬派哲學術語)——西力東漸之下奮起救國救民走向現代——漸與上述外在的必然性發生不可調和的嚴重衝突之後,就應義無反顧地、按部就班地以內在的目的性的目標價值取代外在的必然性的目標價值,同時肯定外在的必然性的歷史工具價值。目標需用工具加以實現,沒有工具目標實現不了;為何不選其他工具呢?選過,但是「先生」總是不救「學生」啊!今天有沒根本改變?
注釋
一、此處排出之名僅為該派著名頭目。
二、排名乃以吐疑糾錯發飈年份為序。改革開放之後,言路網開一面,人名可予從略。名單個人擬就,未免會有爭議,還望得出公論,今後再予訂正。
三、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525--526頁。
四、許福蘆《第一野戰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66頁。*該書披露,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電報表述綏遠戰役的目的如下:
蘇聯由於條件限制,必須保證蔣介石接收滿洲各大城市,我爭取東北大城市暫時無望。因此,熱河、察哈爾、綏遠對我之全國戰略意義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須求得控制綏遠全省,才能使我有較鞏固的後方,保障張家口側翼,並建立將來必要時進入新疆之通道(如果東北不能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新疆或許還有這種可能)。因此,綏遠戰役實關係我在目前以及將來整個時期的全國大局。
許氏隨後寫道:「綏遠戰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綏遠全省。雖然如此,但此後全國的軍事形勢卻穩步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中共不再做奪取綏遠、西撤走廊、遠舉新疆建立戰略基地之想。上述電報應被視為西北戰略防禦階段最後一次戰爭部署。」
五、張容、孔繁敬禮《你們對日內瓦會議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周恩來和王炳南》,俞輝等主編《領袖交往實錄系列:周恩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六、蘇新關係破裂之後,原駐哈密蘇聯紅軍一旅撤回本國途中曾於烏市停留甚久,從事拆運蘇聯援新工業設備,全然不理咫尺之隔的中共被捕人員死活,極為反常。五十年後,中共元老黃火青不忘於其回憶錄中問道:難道拆運工業設備還比營救友黨成員重要?盛世才曾經這樣耐人尋味地質問蘇聯駐烏總領事:「毛澤東可以殺我弟弟,本人咋不可殺他弟弟?」毛澤民於其自白書中承認:「暗殺盛世麒旅長的命令並非來自延安,而是來自莫斯科。」 還說他被捕之前曾經多次托病要求離新赴蘇,以策安全,但卻不得蘇方批准。見黃火青《新疆工作的回憶》,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3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58),pp.244, 289,290. Whiting此書對於中蘇關係、中共黨史研究至為重要,可惜迄今未被翻成中文。
七、張鐵建《中國共產黨何以必勝》,《文匯讀書周刊》2011年3月8日。
八、張光政《俄中友協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5日。
九、約·盧卡奇《身為邱吉爾的重要性》,《參考消息》2011年1月4日。

十、理·哈斯《必須的戰爭和選擇的戰爭——對伊拉克戰爭的研究》,見《參考消息》2009年7月8日轉載自《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書評《實體戰爭還沒結束》。

西藏:另一种真实: 关于理塘寺轰炸的几份资料

西藏:另一种真实: 关于理塘寺轰炸的几份资料: 1956年10月5日《西藏邮报》刊登的图片 3月13日,我应湾区汉藏协会的邀请,做了一个有关1959“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我提到了事件的背景:1956年初中共在西南、西北各省非汉民族地区开展以”民主改革“名义的土改+合作化运动,激起彝、藏人...

1956年10月5日《西藏邮报》刊登的图片


3月13日,我应湾区汉藏协会的邀请,做了一个有关1959“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我提到了事件的背景:1956年初中共在西南、西北各省非汉民族地区开展以”民主改革“名义的土改+合作化运动,激起彝、藏人民的激烈反抗,中共派军队镇压,结果导致了一场长达六年的战争。彝人的反抗比藏人早,1955年就开始反抗。藏人反抗从1956年2月开始,镇压也随之而来,其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就是”理塘寺之战“。这场战斗中,解放军先是包围寺院,爆破院墙攻入寺内,驻守在寺院中的藏人居高临下射击,解放军伤亡多人,战斗失利。后来派了飞机轰炸,藏人在惨重伤亡后突围,寺院被占领。理塘寺战斗是中共首次动用空军轰炸寺院,此后有多个寺院被轰炸。

这个讲座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导后,被转贴到各处,我看到一些质疑,有人认为我用一张藏人画的图画来证明寺院被轰炸不可采信。当然,我没有可能在一小时的讲座中列出所有资料,因此, 我觉得有必要对此做些说明。

关于理塘寺战斗,我最先是从英文书里看到的,这张插图也是在英文书中最早看到。达瓦才仁所著的《血祭雪域》中详细描述了理塘寺之战(http://is.gd/PWPIJ7)的细节,这是目前最详细的藏人资料。但是,《血祭雪域》和我看到的英文书中都没有提到轰炸理塘寺的日期。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重建,确立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此,2009年我在印度做研究时,想方设法寻找藏人回忆,试图确立理塘寺轰炸的日期。虽然没有找到,但找到了这幅1956年藏人手绘的图画,描绘了理塘寺之战的场景。我从报纸上拍摄下来,用做《1959 拉萨!》的插图。

就历史研究而言,首先必须确定事件是否发生,继而考察事件的细节,确定发生的日期、规模、程度、参与者等等,然后才是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考察和评价。如果连事件是否发生都无法确定,评价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最大的困难是:这部历史只有经过严格审查、不容怀疑的结论,而没有得出结论的证据。当然,这并不等于证据不存在。零星的史料散失在大量资料中,淹没在滔滔不绝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语言暴力、以及似是而非的结论中,再加上严格的审查和自律,使得研究非常困难。 我深感研究中国现代史,考验的首先是研究者收集资料的能力,其次是分析、判断资料的能力。

以下是有关”理塘寺之战“的几份中文资料”:

资料(1):“理塘战斗1956年3月9日,长青春柯尔寺堪布昌拖和毛垭土司索龙旺吉率叛乱武装3000余人,包围了理塘县机关和驻军。康定军分区调集12个连的兵力,于3月16、17日分别由新都桥和义敦县出发,翻雪山,涉冰河,22日拂晓将敌包围并发起攻击。敌据守寺庙和外围各点。经两天战斗,扫清外围据点。之后,各部队开展政治攻势。29日中午,空军出动杜4型飞视两架, 对叛乱武装进行扫射投弹。30日凌晨,各部队对叛乱武装巢穴喇嘛寺发起攻击,将敌歼灭。此次战斗,共歼灭叛乱武装2000余人,其中生俘1600余人,叛首索龙旺吉被击毙,昌拖被俘获。”(《四川省志军事志》297页)

资料(2):“3月22日, 康定军分区集中公安内卫第65团、68团两个连, 围歼理塘之敌。盘踞理塘的叛匪固守在长青春科尔寺。该寺建筑于理塘县城郊的半山上,寺内房屋依山势排列,建筑十分坚固,叛乱后又按军事要求加以改造巩固,利于防守。长青春科尔寺不仅位列理塘县41座喇嘛寺庙之首也是康南地区最大的寺庙,在康南地区佛教界有一定影响。叛乱武装企图依托长青春科尔寺固守一隅,推动叛乱活动进一步发展。因此,能否一举歼灭固守该寺之敌,直接关系到康南地区平叛形势的发展。平叛部队发起攻击后,因敌固守寺院,公安内卫第65团攻坚准备不足,致使该团第1营被敌压缩于沟内,伤亡80人,丢失60迫击炮1门,各种枪68支,消耗子弹5.3 万多发,围攻受挫,造成惨痛损失和不良影响。经过一周充分准备和整顿,在空军出动杜四型飞机进行轰炸配合下,于3月30日拂晓4时再次从长青春科尔寺之东、北、南三面实施攻击,当日7时结束战斗,歼灭叛首毛垭土司以下2004人(毙311、伤80、俘1613) , 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450支、60炮1门( 属部队丢失的) 。”(《甘孜军事志》188页)


资料(3):“3月30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发出《关于理塘战斗善后工作的指示》,要
求“在平叛中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禁任何报复行为,战斗中寺庙被毁部分给予修复、恢复寺庙秩序,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141页)

资料(4)“1955年2月26日,空军重型轰炸独立第4团由北京南苑调驻陕西武功机场,划归西北军区空军建制,该团系1953年3月接收前苏联赠送的10架杜-4重型轰炸机组建而成。……
       同年3月至4月,为支援西南军区部队平息川西北地区武装叛乱,独4团出动杜-4型轰炸机21架次,对理化、巴塘、乡城等外围集结顽抗的叛匪进行轰炸、扫射,并为地面进剿部队空投29架次,及时支援了平叛斗争。” (39581部队 团史,http://is.gd/b84pKr)

资料(5):"因川西地区山高路远交通困难,部队一时上不去。轻型飞机也高不可攀,惟有我们杜一四飞机能以胜任。所以军委把空中支援平叛任务交给该部队来完成。当时我在该部服务,所以参加了这次平叛工作,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川西主要目标巴塘、理塘、义墩地区侦察,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射击、轰炸、空投任务。在一年多时间里出动过多批架次,胜利完成了川西空中支援任务。" (刘恒训 : 川西平叛纪实 )



刘恒训是山东省医科院离休老干部,是参加“平叛”的飞行员,而且是巴塘寺轰炸的执行者之一。他的回忆文章2006-5-15发表在互联网上,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透露太多细节而被删除。好在我拷下了全文,以及其中的照片。


“川西平叛纪实”一文中的图片



将这些资料跟《血祭雪域》中关于理塘寺之战的描述对照,可以确定:

1. 1956年3月,理塘寺发生过一场激烈战斗。解放军12个连的兵力围攻理塘寺,战斗第一阶段,解放军失利。这点两方的资料都提到,但《四川省军事志》避而不谈。

2. 这场战斗中动用了飞机射击、轰炸寺院,执行轰炸的空军部队为原属北京军区,后划归西北军区的空军重型轰炸独立第4团,驾驶的飞机是苏联赠送的杜-4重型轰炸机。轰炸机在理塘、巴塘、乡城扫射、轰炸21架次。而理塘、巴塘和乡城轰炸都有藏人方面的回忆文章可资对照。

3. 《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中那段简短文字可以证明,作战过程中寺院遭到毁坏。四川省委、成都军区立刻发出文件要予以修复,说明四川省委、成都军区明白理塘寺之战中动用飞机轰炸寺院,对藏人产生的影响是很严重的。没有进一步资料说明理塘寺被炸毁的殿堂是否“修复”。

将这些资料与藏人手绘图画对照,画中显示了两架飞机,与中方描述吻合。画中显示两座殿堂被炸毁,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史》中所说之将要修复的”寺院被毁“吻合。而且藏人手绘图画出现在1956年10月,即事件发生不到一年之后,比以上5份中文资料的出现早几十年,因此不存在“根据中文资料描述画出”的可能性。

结论我就不必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