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7日 星期三

中国也配成为下一个日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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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配成为下一个日本?


2023年8月6日 23:32

最近,诺奖经济学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英文版标题为《What Happened to Japan?》,中文版标题为《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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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再次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
但这位谨慎的学者却给出了一个非常委婉的答案——

如果中国正走向经济放缓,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它能否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管理较低增长的能力。我绝对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是,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特别是在一个不稳定的专制政权下,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
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这位自称既不懂日语,也不是中国问题专家的经济学者,用这个标题赚足了流量,却事实上再次重复和加深了固有的错误认知——常常有人(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或日本人)拿中国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比较,并且默认中国“未来是可能会遇到些困难的,但再差也就是现在的日本了”。

由于在日本遭遇经济泡沫危机时还没有互联网,再加之这个岛国被海洋和语言这两个强大壁垒所笼罩,导致很多人至今也并不了解日本,而日本在三十年前的真相更不被数字时代所熟知。

1989年12月28日,日经指数达到了史上最高点,之后在中国人眼中,日本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瞧不起的国家。“中国能否成为下一个日本”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拿已经“失去三十年”的日本与中国比较(会被认为是辱华)。所以我们不妨拿国运正旺的2020年代中国,与泡沫顶点的1990年代日本,做一个比较——

1990年代的日本,是这样的

如果只列举GDP之类的大词,其实是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力”,什么叫“有尊严的生活”的。
为了便于理解日本这个无论从国土环境还是资源禀赋都不被上帝所祝福的国家,在1990年代所达到的高度究竟几何,我们不妨从一些看起来很细小零碎,但真实影响到每个人具体生活的数据入手。

1.贫困率

在日本学者和田有美子等人的研究中,以低保户的平均消费额制定了绝对贫困线标准,低于此消费水准的为“绝对贫困”的日本公民。这个绝对贫困率,在1991年的日本,有多少呢?

3%
(取学者统计的中间值)

这是1991年全日本绝对赤贫的家庭比例。
他们有多穷呢?低保户的标准是平均消费额不足普通家庭的38%。1991年,日本家庭平均每月支出为32.7万日元,则绝对贫困线的标准是每月消费支出低于12.43万日元的家庭。
即便以当下汇率来换算,这也相当于63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在1991年,每月消费不足6300元人民币的日本家庭,属于绝对贫困家庭。这样的家庭,在日本高达3%。

而除了绝对贫困率(生活困难的人)之外,还有相对贫困率(过得不如社会主流的人)这个概念,日本是以”可支配收入不足全体国民中央值的一半“定义相对贫困率的。那么在1991年,日本相对过得不如社会主流(或者说没搭上经济列车)的人有多少呢?

13.5%
(厚生劳动省统计)

这是1991年全日本的相对贫困者比例。而1991年,日本国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每家306.6万日元,而相对贫困线也就是这个数的一半,为153.3万日元。即便以当下的汇率来换算,这也相当于7.7万人民币。
注意,这是“可支配收入”,是指将收入除去税费社保等之后,剩下的直接可以消费的净现金。
也就是说,在1991年,每年净赚不到7.7万人民币的日本家庭,都是“相对贫困家庭”。这样的家庭占全日本13.5%。

2.基尼系数(贫富差距)

1990年,日本的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越低越平等,反之则不平等)为——

0.36
(厚生劳动省统计)

顺便说一下,日本的基尼系数就如同日本的大部分其它经济数值一样,历年来是极其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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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理解日本究竟是怎样一个“均贫富”的社会,这里给出学者Moriguchi and Saez的研究数值,在1990年,日本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其收入总额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

8%

据内阁府统计,1990年时,89%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社会中层,78.1%的日本人认为自己的资产水平属于社会中层。很富很穷的人,在日本都属于极少数。
这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

3.年均收入

1990年,日本人年均工资收入为:

463.7万日元
(厚生劳动省统计)

即便以当下的汇率来换算,这也相当于23.5万人民币

有读者建议,应该以“购买力平价”进行比较,但购买力平价数据并不容易计算。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使用“巨无霸指数”进行比较。即,同样一个巨无霸汉堡,在各国的价格相当于多少美元。

2023年,日本的巨无霸指数是3.15美元,而中国是3.54美元。可以说,中国的物价水平并不比日本有什么优势。(在东京的实际生活感受也是如此,物价并不比北京贵)

而且,如果要比较的是1990年日本物价的话,那么那时候的日本“钱更值钱”,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1990年的日本物价只相当于2022年的0.86倍。也就是说1990年日本年均收入的23.5万人民币,相当于2022年的27.3万人民币。

计算越详细,恐怕差距越大。

4.居民消费占GDP比例

这个数字是辨识一个国家是否“国富民穷”的重要标准,GDP一般由消费,投资和出口组成,投资(基建)和出口的巨大数目当然容易催生令人瞠目结舌的GDP数字,可是如果居民不敢或者不能花费(生活品质与GDP脱节),那就正应了那句歌词:“伟大的祖国她超有钱啊!四万个亿跟我有蛋关系呢?”(出处)

1990年,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

57%

可以理解为,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近6成GDP,是由日本人旺盛的消费能力撑起来的。(顺便一提,日本自1968年起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并维持了42年)

5.生育率

作为一个从1990年代就开始悲鸣“老龄少子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全世界当成自取灭亡的模板国,日本在1990年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是多少呢?

1.54
(国立人口问题研究所统计)

如果这个数值低于2.1,则该国的人口将会萎缩。这么来看,日本的1.54的确不高,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更是低到了1.26。日本保了30年生育率,还是掉了0.28。

不过这个生育率,虽然比不过那些移民国家和高福利国家,但已经是东亚TOP1的水平了。

6.失业率

1990年,日本的平均失业率为——

2.1%
(内阁府统计)

而在1991年时,日本的年青人(15-24岁)失业率为4.4%。(世界银行统计)

这个数据同样是对普通人,尤其是年青人的生活获得感及未来信心产生极大影响的现实因素。

7.房地产泡沫

1990年,日本房产泡沫最顶峰时,东京和京都的公寓价格,都曾达到了平均年收入的1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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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对于1990年日本的简述就到这里,也许有些人还看得一头雾水,没关系,接下来我们看看2020年代的中国吧。

2020年代的中国,是这样的

1.贫困率

中国国家统计局介绍,在2019年,中国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每人每年生活费3218 元人民币。而这样的人,在中国有551万,占总人口的0.6%。

而据李莹等学者统计,在2019年,中国的相对贫困率为12%。以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线,城市居民的相对贫困线为1.29万人民币,农村居民为0.64万人民币

可以说,在贫困率上,中国已经战胜了三十年前的日本。毕竟日本当年的绝对贫困率为3%,相对贫困率为13.5%,均高于中国。

只是,这个贫困标准的差距就有点大了……

日本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每月消费不足6300元人民币,即每年不足7.56万人民币;
中国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每年生活费3218元人民币。
相差23.4倍

日本的相对贫困标准为每年可支配收入不足7.7万人民币;
中国的相对贫困标准为每年1.29万(城镇)和0.64万(农村)。
分别相差5.9倍和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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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专题节目

2.基尼系数

2021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66

但这个数据在中国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西南财经大学在2015年曾经得出0.62的数据,北京大学在2014年曾经得出0.73的数据。

鉴于中国的数据污染程度,如何衡量中国的财富分配公平情况,可能需要观察全口径统计之外的数据。
招商银行的年报,就是一份相对真实客观展示中国财富差距的材料。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以及信用卡发卡最多的银行,这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被污染程度相对有限。

根据招商银行2022年年报——

共开户1.84亿户,持有资产121230.13亿元,其中:

富人(私人银行客户)共13.4万户,人均资产2813万人民币
中产(金葵花客户)共400.8万户,人均资产151.5万人民币
普通人共17986万户,人均资产1.2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

人数占比0.7%的富人,持有了31.2%的财富。
人数占比2.1%的中产,持有了50.2%的财富。
人数占比97.7%的普通人,持有了18.6%的财富。

富人的人均财产,是普通人的2344.1倍。
中产的人均财产,是普通人的126.2倍。

3.年均收入

据中国政府统计,2022年,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883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城乡二元也是中国贫富差距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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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消费占GDP比例

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46.23万亿,在GDP中占比为:

38.37%

而在2021年,全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的平均值为:

54.91%

全球比中国的居民消费GDP占比更低的,几乎只有两类国家,一种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挪威等石油国(GDP中资源比重太高,人少钱多),二是新加坡这种贸易及投资国(GDP中进出口及投资比重太高,人少钱多)。

中国的确是非常有特色的国家。

5.生育率

2022年,官方统计的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鉴于中国政府在生育问题上一直以来拙劣的表演与严重的数据污染,真实数据可能更加惨不忍睹。

同时在2022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后,中国人口总量首次萎缩。

当然,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出生率下降,我们来看看当各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青壮年)在总人口所占比例到达顶点时(即该国人口年龄分配最黄金时期),该国的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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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更厉害的是,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时所花的成本收入比,是澳大利亚的3.3倍,是瑞典的2.4倍,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1.6倍。

6.失业率

2023年5月,中国的失业率为5.2%,但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0.8%

如果我们将过去十年的中国,与三十年前的日本进行失业率比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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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房地产泡沫

2021年,中国同样达到了房产泡沫的高峰阶段,深圳的公寓房价格达到了年收的近58倍,北京也达到了近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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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别再问这种蠢问题了

一个生活在2020年代的中国人,与一个生活在1990年代的日本人,会分别面临怎样的生活呢?

穷人的认定标准,中国比日本低6~23倍。

0.7%的中国富人,可以持有31.2%的财富。
1%的日本富人,只能持有8%的财富。

日本的国民平均收入,是中国的6.4倍。

日本国民消费占GDP比重,是中国的近1.5倍。

日本在1990年的生育率比2022年的中国高0.44,即使是2022的日本,也比中国高近0.2。

中国的平均失业率比日本高3.1%,青年失业率更是高出16.4%。

北京的房产泡沫规模,是东京的3倍。

我想,以后应该不需要再问「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日本」了,这是两个几乎没有可比性的国家。
中国人不要因为地缘接近,就习惯于拿日本往自己脸上贴金。

可能有人还会疑惑,即便数字来看是这样,但这两国间真有这么大差距吗?

下图是1987年1月1日,日本最火的漫画刊物「少年Jump」的连载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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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上边都有哪些漫画吧——

「JoJo的奇妙冒险」荒木飛呂彦
「龙珠」鳥山明
「北斗之拳」武論尊
「足球小将」高橋陽一
「圣斗士星矢」車田正美
「乌龙派出所」秋本治
「城市猎人」北条司
「银牙」高橋義廣

随便再举两个例子——

1989年2月3日,日本歌手近藤真彦发表了歌曲「夕焼けの歌」,随后被陈慧娴、梅艳芳、李翊君等人分别翻唱为《千千阙歌》、《夕阳之歌》及《风中的承诺》等。

1988年,日本歌手長渕剛发表了歌曲「乾杯」,1989年又发表了「とんぼ」。随后分别被姜育恒翻唱为《跟往事干杯》,以及小虎队的《红蜻蜓》

这可是个马上就要泡沫破灭,进入“失去的平成”的国度啊。
上述的那些漫画和歌曲,有哪个1970年后出生的简中使用者不是如雷贯耳?

三十年后的中国文明,达到了这种高度(的N分之一)吗?

就说这些吧,以上。

2023年9月26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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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帝:头上三尺有神灵 灵隐寺迎阿萨德 习到底想什么?信什么?

 综上所述,习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处有信神佛、信命运、信龙脉、信预言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有信马列的一面。 前者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后者源于反传统反普世价值的外来思想。 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列主义是信仰无神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信仰有神论的。无神论与有神论是根本对立的。

9月22日上午,应邀到杭州出席亚运会开幕式的叙利亚总统巴夏尔·阿萨德,带着夫人和孩子,游览了杭州著名的佛教寺院——灵隐寺。

为了迎接这一众外宾,灵隐寺破了两个例:一是将长期紧闭的正门打开;二是在正门口铺了一条长长的红地毯。

据介绍,此前,最后一位从灵隐寺正门进去的人,是清朝康熙大帝。后来,乾隆皇帝微服私访灵隐寺时,天色已晚,住持不认识乾隆,不许他从正门进去。乾隆倒是没有计较,就从偏门进去了。但进去之后便立了一个规矩:从此以后,任何人不得走正门。

这次巴夏尔游灵隐寺,破了灵隐寺百年的一个惯例。

灵隐寺,又称云林禅寺,位于杭州西湖西北面,在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灵隐山山麓,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和中国十大古刹之一。

灵隐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距今已有1670多年的历史。印度僧人慧理来中国传教,因此处景色奇幽,认为是“仙灵所隐”,就在此建立寺院,取名为“灵隐”。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笃信佛教,对灵隐寺的建设倍加关心。当时灵隐寺达到了九楼、十八阁、七十七殿堂、僧众三千的规模,成为江南地区的佛教名刹。传说中的济公和尚就是在此出家的。

进入灵隐寺,映入眼帘的,都是佛教文化,或中华神传文化的印记,马上让人联想到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想到佛教、禅宗,想到神通广大的济公等。

9月22日下午,习近平在距离灵隐寺六公里的杭州西湖国宾馆,接见了阿萨德

很显然,阿萨德参观灵隐寺,事先得到习的批准。

古人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风景名胜非常多。为什么习选择让阿萨德参观灵隐寺?

这事可能不一般。

习虽然表面上是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党魁,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非白即黑,习到底信什么?倒是值得说一说。

一,信神佛?

谈到习信什么,有必要先谈一谈习的父亲习仲勋

习之有今天,与习仲勋当年的刻意安排有直接关系。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安排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当秘书,后调到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再调到福建工作,都与习仲勋有关。

习仲勋是中共元老之一。在毛泽东时代,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在邓小平时代,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习仲勋一生三次挨整:第一次是1935年,在中共搞的“肃反运动”中差点被活埋;第二次是1962年,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挨整16年;第三次是1990年,因冒犯邓小平的绝对权威,被邓以“生病”为由,提前两年零5个月结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期,“流放”深圳

习仲勋给儿女们留下的遗产包括:敬佛,支持气功,“雪中送炭唯吾愿”等。

当年,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曾力排重议,做了一件令中国佛教界深为感动的事,即在南华寺恢复并重新供奉禅宗六祖惠能的真身。

在父亲的影响下,习的思想深处,可能信神佛。

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11月16日发往华盛顿的机密电报。电报代号09BEIJING3128,保密等级为机密(Confidential)。

电报称,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是一名长期与美国大使馆有联系、习近平昔日的密友。他分享了习的家庭背景、成长、青少年时期、政治生涯,及他对习的印象和性格评价。

电报称,这位匿名教授讲,习在其职业生涯早期的某个时候,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他与习会面时,习展示了其对佛家武术、气功、其他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及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浓厚兴趣。

该教授说,他不清楚习是否真的有宗教信仰,还是仅仅是在寻找一种有助身心健康的方法,无论如何,习对此话题的熟悉程度令他非常吃惊,习看上去相信超自然的力量。

2014年1月7日,习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实际上那些错误执行者,他也是有一本账的,这个帐是记在那儿的。一旦他出事了,这个帐全给你拉出来了。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事情。头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习的这番话直接表明:他的灵魂深处,是信神的。

二,信命运?

据《大纪元时报》主编郭君女士说,习在福建工作时,曾有高人指点,他将来要接大位(即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从那时起,习一直非常低调,谨言慎行,唯恐犯错,误了大事。

前毛泽东的秘书,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是提拔习的人之一。

2004年夏,李锐携夫人游历杭州。当时,习任浙江省委书记,请李锐吃饭。席间,李锐对习说:“你现在地位不同了,可以向上提点意见。”习回答说:“你可以打擦边球啊,我哪里敢?”

据《红色轮盘》的作者沈栋讲,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曾带他的妻子段伟红与习近平、彭丽媛夫妇吃过一顿饭。当时,习已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沈栋援引段伟红的话说,整个晚上,习几乎没有说话,是彭丽媛在说话。习坐在那里有点不自在,不时“挤出一点笑容”。段伟红说,在彭丽媛那里,她无从找到合适的机会。这表明:习夫妇俩都非常谨慎。

当时,中共太子党中,有两人可能成为接班人:一是习近平,二是薄熙来。薄最后之所以败给习,最重要的原因是,薄太高调,太张扬,太狂傲。

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习果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次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接任国家主席。

当年高人的指点果然变成了现实。习因此可能相信:他入主中南海,是命中注定的。

三,信龙脉?

自古以来,中国历来君王都重视保护龙脉,认为龙脉与君命、国运相联。龙脉存,君命久,国运昌。

历史上,秦岭又叫终南山。从远古开始,中国人把终南山视为天神和地祇的家。古代的风水师,更把终南山视为龙脉,他们认为,终南山下,是最适宜帝王居住的地方。如果没有秦岭龙脉的福荫,就不会有作为13个王朝古都的西安城了。

习上台后,到了2014年,有人跟习反映,秦岭盖了许多违建别墅,对秦岭生态环境破坏很大。习立即批示:拆除这些违建别墅。

但是,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根本没有把习的批示当回事,指示下面的人随便填了一个数字,上报中南海,糊弄习。

为什么?

赵正永是江派人马。江泽民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曾庆红当中央组织部长时,把赵正永从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调任陕西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之后,在江、曾的一路关照下,赵正永升任陕西省长、省委书记。

2014年,正是习通过反腐打虎,把实际掌控在江、曾手上的最高权力夺到手的关键时刻。习与江、曾斗得很厉害。

习在集中精力反腐打虎的同时,一直紧盯秦岭违建别墅不放。从2014年至2018年,习先后六次批示,必须拆除秦岭违建别墅。

2018年7月,习作了第六次批示后,专门派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担任中央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亲自到陕西省现场督战。

直到这时,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才真正行动起来,拆除了1185栋违建别墅。

习不仅下令拆除秦岭1185栋违建别墅,而且对“抗旨不遵”的原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的许多官员革职查办。

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被以犯受贿罪的名义,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减为无期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这一切,皆源于习认为,秦岭违建别墅的要害,是有人要毁龙脉,坏他的大事。

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原本被认为是习的亲信,因护龙脉不力,被习调离陕西省,转任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2020年4月24日,习专程到陕西视察了秦岭。习对陪同人员说:“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鉴于习对护龙脉如此重视,为了向习表忠,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专门兼任秦岭责任区省级林长,亲自扛起了替习护龙脉的责任。

四,信预言?

2023年3月之后,海内外媒体盛传习已将火箭军高层以反腐的名义“一锅端”了。

综合目前海内外媒体报道,这个传言应该属实,已被习拿下的火箭军将领包括:

原火箭军司令员、上将李玉超,原火箭军政委、上将徐忠波,原火箭军副司令、中将刘光斌,原火箭军副司令、中将张振中。

已退休的原火箭军副司令、中将吴国华,在家中上吊自杀,或涉火箭军大案。

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火箭军司令员、上将魏凤和亦被查。

受火箭军案的波及,现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原装备发展部部长、上将李尚福落马。

现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上将巨干生,现任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中将尚宏,据传涉火箭军案被查。

为什么火箭军军头们突然大祸临头?据说与习信预言有关。

大纪元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很怕死。预言里有拿着弓箭射的图片,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把火箭军都撤了,抓起来。这是主要原因。”

唐朝著名预言书《推背图》第46像中,其《颂》写道:“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

有人解读说,“白头翁”是指习近平。正体字“习”,就是“白”字头上有一个“羽”字。

“有一军人身带弓”清楚地表明是军人,还带着弓。弓箭是中国古代的远程打击武器,“身带弓”表达得很形象。现代的远程打击武器是导弹,正是中共火箭军掌握的武器。

“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也与军队有关,明示有人要发动兵变

从上述预言看,火箭军里可能有人想谋反。

中共党史上,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人物、战功赫赫的元帅林彪一家三口,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一种说法是,这是毛泽东下令用导弹打下来的。

五,信马列?

中共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

中共十九大上,习将江泽民、曾庆红安插在习身边的“首席智囊”王沪宁提拔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走马上任后,不断给习灌马列主义迷魂汤。

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一结束,习带领六位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到上海,在中共一大旧址,举着拳头宣誓,为宣扬无神论的马克思鼓吹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去上海宣誓”这个主意,可能是王沪宁出的。

2018年4月23日,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阐明的“共产主义原教旨”,如无神论、反资本主义、崇尚暴力、斗争哲学等,都包含在这本小册子中。

“学《共产党宣言》”这个主意,也可能是王沪宁出的。

2018年5月4日,中共在北京举办高规格大会,纪念马克思冥诞200周年。习在讲话中称,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

习的这个讲话稿肯定是王沪宁组织人撰写,并由王沪宁审定的。

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和关于这个报告的决议中,排第一位的,不是习近平,而是马克思。“马克思”共出现41次,“习近平”共出现17次。

二十大报告与决议,也是王沪宁组织人撰写,并由王沪宁审定的。

2021年12月16日,美国著名媒体人休伊特(Hugh Hewit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在意识形态上对习近平有“超常的影响力”,并据此认为,王沪宁“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这个评论是正确的。中共二十大后,短短五年,习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王沪宁用马列主义迷魂汤迷惑习,促习向马列原教旨回归,是最重要的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习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他的思想深处有信神佛、信命运、信龙脉、信预言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有信马列的一面。

前者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后者源于反传统反普世价值的外来思想。

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列主义是信仰无神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信仰有神论的。无神论与有神论是根本对立的。

神佛绝对不可能护佑不信神不敬神的人。

习又信神佛又信无神论,是绝对不可能走出一条正道来的。这是习的路越走越窄、目前身陷危境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9月22日,习请外宾参观灵隐寺,说明习对神佛还有一丝念想。

值此习身陷危境之际,习唯有摒弃马列主义无神论,回归到坚信“头上三尺有神明”的正道上来,才能化险为夷。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