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头上又多了一座大山要养活
1月30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阿富汗塔利班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共党魁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 阿富汗塔利班将会是中国人民接下来最好的兄弟组织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习近平这个独裁者就喜欢跟这些恐怖分子称兄道弟刷存在感，还要拉着14亿中国人陪着受罪。
2024年1月31日 星期三
2024年1月25日 星期四
2022年4月4日 星期一
有意思的现象：推动王朝更迭的力量 居然是“黑社会”
纳闻
当抢劫成本比生产低，就没人种田了
最近研究中华史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推动王朝更迭的主要民间力量，居然是“黑社会”。
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上的苛捐杂税多了，就要激起民变。
有民变就要有组织，欧洲对抗王权主要有三个组织形式：宗教组织发起的如“主教叙任权之争”、封建组织发起的如“大宪章运动”和商业组织发起的如“汉萨同盟”。
但你在中华史里面找不到这三种组织形式，王朝末年，能和皇帝对着干的民间力量只有黑社会，固有认知中兴盛的乡土宗族在皇权面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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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定义“黑社会”？法律上是这么写的：
“从民间而生，以暴力为表现形式的，非法、地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集合，古称为绿林、黑帮、土匪、会党、流寇。”
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黑社会。太平日子里潜伏在“地下”，到了乱世就出来称霸一方，到了东汉末年，算是真正成了气候。
范书《袁闳传》提到：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袁）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卿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
就像黄巾军，历史上黑社会往往披着“农民起义”的外衣。对内有江湖兄弟的规矩，甚至还有特定的宗教（白莲教、太平道），对外就是“三光”，把人当牲畜。
发展到隋末，正统大军阀也不能小看这股力量，得将其拉拢合作。土匪头子程咬金跟了李世民，还进了凌烟阁，证明官匪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换。
南宋年间，黑社会作为残酷皇权之外的替代秩序，被民间赋予了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色彩，北宋末年梁山起头的三十六匪，竟都成了恪守侠道的好汉。可见黑社会影响之深。
至于后世，黑社会愈发厉害，甚至能独立建国，共争天下。
《明史纪事本末》：“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好家伙，天启六年人口不过5000万，李自成一家就搞出百万流寇。
即使在太平盛世，遇上英明神武的皇帝，也得怀柔处理。永乐五年八月壬辰，广东布政司言：揭阳诸县民多流徙者，近招抚复业凡千余户。
清末，黑社会分布之广、实力之强，远超历代，发展到了高峰。甚至连有坚船利炮的洋人都敢绑票勒索，吴思先生提到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1932年9月，英国医生廷可波利之女在辽河牛庄被绑架，土匪为这桩洋票开出了天价，足足70万大洋。外加重机枪、步枪、子弹、金戒指手表……”——《血酬定律》
结果你猜怎么着，英国人借人质事件，把战舰开到了满洲。最后，日本人忌惮英国以此为借口干预满洲事务，竟爽快付了钱。
不过要论做得最成功的土匪，历史上非东北张家莫属。地痞流氓张作霖，竟然一步步当上了“东北王”，甚至入主北京，过了把皇帝瘾。
若没有苏联和日本的输入，清末可真就是这帮土匪的天下。即使留过洋、深谙自由民主之道的孙中山，也得靠“天地会”起事，我在以前的文章对孙中山历史评价为何“两极分化”？里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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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思先生观察，黑社会虽然依仗暴力，但如果只会烧杀掠抢肯定做不大。为了追求收益的长期最大化，土匪们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甚至选择招安为官。
《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提到：
“匪头们鉴于掠夺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怕会断了他们饭碗。于是普遍使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抢劫，一般是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税率在5%-10%之间。
你看这土匪收的税比官家都少，还提供“保护”服务，难怪能遍地开花。但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合伙人”，而是牧羊人和牲畜的关系。
所以当要换根据地时，“牲畜”的价值不大了，“保民一方”的土匪们也会露出本色，搞一回竭泽而渔。最典型的就是张献忠，《温江县志》记载，张屠川后，县内“人类几灭”。
可见，黑社会算得上最野蛮的组织形式，比欧洲的教会、商会、封建贵族这些都要野蛮的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契约之上，而是暴力屈从。
同样是纳税收税，国家间却有本质区别。一种是，暴力阶层由选举或契约关系产生，是众人权利的代理人，这就是罗马共和国。
另一种情况是，暴力阶层是进来抢劫的团伙，但是抢光了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了，于是定好交多少数，保护生产者的安全，这就是晚清的“保险队”。
前者是合伙社会，后者是降虏社会，前者有公民，后者只有战俘。纯粹暴力建立的秩序，难免进入弱肉强食的轮回，终难逃“历史周期律”，王朝更迭就要大规模人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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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中国古代会独有这种现象？一是合法的组织形式建立不起来，二是王朝体制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流寇”。
有个典故能说明问题，崇祯十二年春，皇上为镇压层出不穷的匪患，加税730万两白银，作练兵费用。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当场提出反对，皇上龙颜震怒罢了他的官。
但随后，崇祯打消了加税的念头，因为这里面的道理他听进去了，蒋德璟是这么说的：
“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吴思《潜规则》
这里揭示出一个道理，所谓的“黑社会”，其实都是交不起租子的失地流民，这些人就占了黑社会总人口的70%（民国数据）。
归根结底还是租子收的太狠，收的越狠土匪越多，土匪越多越要收租招兵…..就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死循环，割肉补疮，最后烂到不行秩序就彻底崩溃了。
王朝末年土地根本不值钱，到处都是无主之地。因为种地就要交租，而抢的成本要比生产低时，就没人种粮食了。
历史上大河文明普遍生育率高、人口密集，人一多了社会就难免内卷，而古代控制人口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收租-匪患-加租”的杀戮游戏，想想就不寒而栗。
经验告诉我们，缺乏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和权力无节制地汲取，最终会让社会进入“丛林法则”，变得“黑社会化”，这便是历史周期律下“路径依赖”的根源。
2021年3月8日 星期一
“秋收起义”真相：毛泽东借机抢军队占地盘
作者：袁斌
“秋收起义”真相：毛泽东借机抢军队占地盘
2018年3月11日，一名武警在天安门广场站岗。（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时间：2021-03-09 03:27FacebookTwitterEmailPrintFont Size繁体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3月09日讯】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把1927在湖南发生的秋收暴动绘声绘色地描绘成了一次由他亲自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泽东是农民领袖的神话大半即源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却是另一回事。
根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记述，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他亲自制定对华政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它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1927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8月1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便在8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8月15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
18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暍，只好暍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著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8月20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 [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8月31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
9月11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14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15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可见，秋收暴动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就连中共湖南省委当年给中共中央的检讨也承认：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还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
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
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萧静）
2021年3月4日 星期四
毛泽东感谢皇军
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 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 | |
|---|---|
 | |
| 出生 | 1905年7月17日 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
| 逝世 | 1972年2月15日（66岁） 瑞士埃桑 |
| 死因 | 胰腺癌 |
| 国籍 | 美国 |
| 教育程度 | 密苏里大学新闻系 |
| 职业 | 记者 |
| 知名作品 | 中日战争时期深入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亲中共政权、并多次采访中共领导人的美国记者 |
埃德加 P. 斯诺（英语：Edgar Parks Snow，1905年7月17日－1972年2月15日），美国记者，因其在中国革命期间的著作而闻名。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参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西方记者。1937年《西行漫记》是斯诺最为著名的出版物，该书纪录了从中共创建至1930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亦被中方视为老朋友。[1][2] 斯诺同志，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鲁迅、聂荣臻、瞿秋白、江青等革命老同志的伴随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了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三枚，其中第三枚邮票上的人物就是埃德加·斯诺。[3]
生平[编辑]
 | 此章节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3年1月20日) |
1905年7月17日，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2月斯诺作环球旅行，9月抵达中国，原计划采访6个星期。抵达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不久受报社派遣乘火车沿铁路干线进行旅行采访。
1930年至33年，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游历记者、驻北平代表，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和日本、越南、缅甸、印度等国采写旅行通讯及评论。1932年与海伦·斯诺（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结婚。1933年9月，斯诺的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在美出版。
1934年，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至1937年，讲授“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同时担任美国《纽约太阳报》、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
著作“西行漫记”[编辑]
| 此章节需要补充更多来源。 (2013年1月20日) |
1936年6月到10月，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左权、聂荣臻、程子华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同年7月，斯诺编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在英国出版。11月14日、21日《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了他的采访文章：《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由他拍摄的毛泽东头戴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军帽的照片（后来成为经典）。
1937年1月、2月间，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及英美的一些报纸也相继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道。其中美国的《生活》杂志发表了他在陕北苏区拍摄的70余幅照片，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他采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等。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7月，斯诺在北京写成30万字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同年10月该书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再次出版该书，2月，中译本在做了少量增删后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引起极大轰动，成为畅销一时的书。
1938年6月，斯诺在香港与宋庆龄会面，磋商有关发展中国工合运动事宜。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其弟宋子良于香港干德道11号之寓所成立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4][5] 斯诺向宋庆龄介绍中国工合运动的计划，并请求宋庆龄帮助解决经费问题。宋庆龄认为工合运动既可发展中国工业，亦能生产战时必需品及军用品，成为支援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1938年8月，在宋庆龄支持下，“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同年秋天，海伦·斯诺亦在香港与“中国游击队之母”赵洪文国会面，声援中国抗日。1938年11月，斯诺夫妇受宋庆龄委托往菲律宾，协助筹组“工合菲律宾促进会”，以筹集海外资金支援中国抗日。
1939年1月，斯诺返抵香港，与宋庆龄会面，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促进工合运动发展及向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斗争。宋庆龄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Ronald Owen Hall）任主席，斯诺则为委员之一。斯诺亦说服宋子文为工业合作社（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简称CICA或Indusco或Gung-ho）提供贷款。海外捐款及物资通过“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交予宝鸡及延安的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所在地。同年，斯诺再次赴延安拜访毛泽东。
1941年1月，斯诺在香港从宋庆龄及时任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得知皖南事变，遂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报道此事，指责国民党军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突袭新四军。同年2月初，国民党重庆政府取缔斯诺作为记者的采访权，斯诺被迫离华，到马尼拉乘搭泛美航空返回美国。
晚期记者生涯[编辑]
1941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不久斯诺与海伦分手。
1942年，斯诺作为星期六晚邮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印度，中国及苏联前线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报道。他在苏联与美国大使分享了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报道。在这一时期，斯诺对盟国中的非民主政府的报道被认为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不符合新闻中立原则，但是他对自己的报道辩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面对鼠疫的威胁，任何人都不可能对老鼠保持中立。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的生活要么是帮助老鼠要么是对抗它们。没人能从历史的病毒中免疫。[6]”
1944年，斯诺在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是否是“农民民主”而非极权共产主义（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的观点）的问题上摇摆不定[7]。在其1944年的著作“人民在我们一边(People On Our Side)”中，斯诺强调中共的角色依然是反法西斯阵营。在一次演讲中，斯诺将毛泽东及中共描述为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力量[7]。 在后来为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撰写的稿件中，斯诺表示中共“已经放弃了中国在未来建立共产主义的企图”[7]。
1946年，斯诺与洛伊斯·惠勒（1920.7.12-2018.4.3）在俄罗斯战争救援组织（Russian War Relief）于纽约举行的一场聚会上相识，两人于1949年结婚，这就是斯诺的第二段婚姻[8]。二战后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因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斯诺被FBI质询并要求招供其共产主义活动。斯诺在文章中感叹美国的偏见、保守和反共情绪。1950年代后期，他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以前未发表的材料作为学者研究补充的《红色中国随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和截至于1949年的自传《复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由于在美国难以写作维生，1959年斯诺与妻子洛伊斯带着两个孩子克里斯托弗和西恩迁居瑞士埃桑[9]。
再访中国[编辑]
1949年斯诺以美国作家的身份得到签证访华，1964年10月至次年1月，作为法国《新直言》周刊记者再访中国，旅途广泛并与大众交谈。相关内容收录在他1963年出版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在该书他将中国1959-1961年间的危机称之为营养不良而非饥荒。
1968年，斯诺自费完成中国革命历程的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
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并参与国庆21年的活动。期间被告知中国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或非正式访问中国。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对他说：“谁会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答：“你想到了”；毛泽东说：“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10]1971年4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与毛泽东的重要谈话，向美国再次发出示好讯息[11]。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胰腺癌病逝于日内瓦，享年66岁。就在同一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斯诺未能活着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依其遗嘱，一部分骨灰葬于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今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2018年4月3日，斯诺第二任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Lois Wheeler Snow）在瑞士尼翁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生前她曾谴责中国1989年暴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者，并给邓小平、朱镕基等中国高层领导人写信，希望借助她丈夫在中国的声望，呼吁人们去关注被六四事件影响的家庭的困境[12]。
斯诺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1984年，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13]。
著名作品[编辑]
- 《远东前线》，1933年9月在美出版。
- 《活的中国》（Living China），1936年，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英文译作，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等15位左翼作家的作品及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等。[14]
-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首版于伦敦戈兰茨公司，两个月内再版4次，发行十几万册。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在美出版该书。同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该书，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内容做了部分修改。
- 《红区内幕》，或《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1938年秋，海伦·斯诺著。[15]
- 《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 for China），1941年，采访报道合集整理而成。
- 《苏联力量的格局》，1945年。
- 《斯大林需要和平》，1947年。
- 《复始之旅》，1959年。
- 《今日红色中国》，1962年。
- 《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1962年出版，称颂中华人民共和国。
- 《委员长生活漫记》（Generalissimo Chiang），张雪怀译，1945年12月台湾文化印书馆发行出版。
参考文献
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秋收动乱
秋收起义，又称秋收动乱、秋收起事、秋收暴动，是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按《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1]所规划的一连串的暴动，是一个涉及四省的全盘暴动计划，毛泽东并未参与决策，且参与领导的仅仅是湖南、江西边界的湘南一路，此外湖南还有两路：湘东（中）、湘西。至于湖北，则计划有七处暴动。
据统计，当时中共在中国各地发动了大小100多次武装暴动，遍及14省140余县（市）。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还有湖北鄂中、鄂西特委于1927年9月领导的沔阳、监利、公安等县的暴动；1927年10月有冯平领导的海南岛暴动、马尚德(杨靖宇) 领导的河南确山暴动、唐澍等领导的陕西清涧暴动；1927年11月有吴光浩领导的湖北黄麻暴动、曾天宇领导的江西东固等地的暴动；1927年12月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延伸到1928年还有方志敏等领导的江西弋横暴动；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湖南桑植暴动；朱积垒等领导的闽西暴动，刘志丹、唐澍等领导的陕西渭华暴动；彭德怀等领导的湖南平江暴动。[2]
经过[编辑]
1927年在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先后清党之后，斯大林派来的罗明纳兹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以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3]。这次会议确定了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4]。
八七会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5][6]，于1927年8月18日携夫人杨开慧及其儿子抵达长沙，参加了改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7]。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8月30日，湖南省委开会决定缩小暴动区域[8]，以长沙为中心，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9]，发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10][11]。毛泽东将杨开慧送至距长沙六十公里杨开慧的老家板仓（时间在1927年8月下旬）[12]。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抵达安源，部署暴动。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3]，驻修水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22岁的团长卢德铭是中共党员），安源路矿工人，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纷纷起事。各路起义军先攻克平江、浏阳，然后包抄长沙，但在平江、浏阳先后失利。因收编部队叛乱及临时组成的农军经验不足，导致溃不成军。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湖南、江西边界，参加秋收暴动的各支队伍，集中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共三个团，余洒度任师长，毛泽东任师党代表，卢德铭担任秋收暴动总指挥。共5000多人。
9月10日，4团邱国轩部为抢劫辎重队，突然袭击打散了1团的第2、3营，2个营剩下不到200人，团长钟文璋离队，压后的1营与师部完好，卢德铭带领1团残部去文家市。2团未能攻克萍乡，随后攻占醴陵县城，后遭偷袭被打散，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
9月19日，起义军余部在文家市汇合，毛泽东说服大家放弃师长余洒度进攻长沙计划，主张“向江西萍乡退却”。[14]毛泽东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唯一在场的党代表。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15]，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16]。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泽东计划将他们的地盘抢过来，作为根据地。20日从文家市出发。24日工农革命军突然遭到袭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激战中阵亡。途中在江西萍乡确定向井冈山进发，9月29日，抵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17]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足千人[18]。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毛泽东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19]；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20]。黄埔一期毕业的陈浩担任了团长，副团长徐恕（黄埔五期），韩昌剑（黄埔一期）为参谋长。原第1团余部为第一营，黄子吉（黄埔四期）任营长，副营长陈毅安，宛希先任党代表；第三团整编为第三营，张子清（云南讲武堂毕业，警卫团3营副营长）、伍中豪分任正副营长，何挺颖任营党代表。师特务连改编为团特务连，曾士峨任连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另成立军官队、卫生队（党代表何长工）、辎重队。
三湾改编后，随着投奔井冈山军队的增多，这种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担任党组织书记，专做连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机制就逐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生根，这样，党代表制度就使得人民军队中各层级逐步形成了双首长负责制，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0月3日，工农革命军从三湾来到江西宁冈县古城镇，当天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21][22].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以及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等共60余人[23]。会议上，决定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24]。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井冈山的茅坪、大陇一带[25][26]。
10月7日，部队与袁文才、王佐部会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茨坪设立了留守处安置部队伤病员。但当时部队并未立刻上井冈山，而是兵分二路[27]：一路由陈浩、宛希先率领到湘东茶陵、安仁一带；一路由毛泽东亲率，经酃县（今炎陵县）十都，一直到汝城、桂东的水口，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和考虑能否在湖南立足，后听说南昌起义余部在广东东江失败[28]，湖南也无法立足之后，于是率部经黄坳，于10月23日到达荆竹山随后上井冈山[29]。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30][31]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32]。
10月中旬，余洒度在湖南酃县水口脱逃部队[33]。年底，陈浩以南下去打酃县的名义，率第1团投奔黄埔同窗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并羁押了反对的党代表宛希先、第2营营长张子清。在湖口，毛泽东赶上了陈浩的部队，当即下令逮捕陈浩和其同谋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1营营长黄子吉四人。经审判后处决。
人物[编辑]
参加秋收起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帅有：
- 元帅1人：罗荣桓，三湾改编时任特务连党代表。
- 大将：谭政，三湾改编时任前敌委员会秘书，即毛泽东秘书。
- 上将（7人）
- 中将：8人。三湾整编时均为一般士兵
- 少将：6人。
- 未授衔的副部级以上5人。
- 其他参加秋收起义人员：
评价[编辑]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打出自己旗号的武装起义[34]。
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罗亦农、向忠发、顾顺章；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评价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35]
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 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一）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认为秋收起义暴动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放弃了原定打长沙计划。临时中央却认为毛泽东“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消息以讹传讹，在湘赣边界等地传成毛泽东“被开除党籍”。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秋收起义作出了如下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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