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辛吉综合报导） 中共当局面临的巨大经济危机是否会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契机？这个议题最近成为许多国际媒体与学者的关注议题。
根据《彭博社》4月12日报导，中国3月出口下降7.5%，降幅远超预期，给中共官方的5%经济增长目标蒙上阴霾。也已有很多国际学者、经济和金融专家不断发表分析观点，认为中国已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颓势已很难转头。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资深研究员、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高级顾问、从事研究世界各国民主发展与政治转型40多年的戴蒙教授（Larry Diamond），针对中共陷入漫长经济危机是否可能酝酿一场政治危机，以及中共是否还有政治转型的可能性，提出了他的见解。
中国现状如同前苏联崩解前夕
戴蒙教授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领导阶层虽然极力想要避免步上前苏联的后尘，但在他看来，政治人物总在错误地学习历史教训，习近平一系列的做法反而会让他们重蹈前苏联覆辙。
他说，“世界历史上的政治领袖经常从历史中得出错误的教训，习近平以及和他共事的中(共)国领导人们，比任何人都还要更强烈地感受到、并且更坚定地认为，他们必须避免戈巴契夫的命运，习近平和中(共)国领导人们正在从中汲取错误的教训，并且过度地努力强化压制，扩大和加深在习近平一人统治之下的个人化的控制，以避免步上戈巴乔夫的后尘。但他们这样做，反而正落入戈巴契夫的命运，而且等待的时间越长，改革和开放就越困难，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结局也就会是更加灾难性的。”
戴蒙教授指出，严峻的经济问题有可能在中国引爆一场政治危机。 他说：“中国正陷入一场漫长的经济危机，中国今天实际的经济成长率可能接近零，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都不会相信中共官方宣布的那些虚幻的数据；许多中国的主要企业家对中共失去了信心，习近平在私下被公开嘲讽为一个拙劣无能的权力渴望者，正把中国拖进深渊。习近平个人的统治正在给中国带来许多停滞和衰退的迹象，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信心也在不断地下降，就像苏联19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那样。”
中国已变成「奥威尔式」充满恐怖的国家
戴蒙教授对中共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极权的政体感到担忧，他认为用“新极权主义”（Neo-Totalitarianism）和「奥威尔式」（Orwellian）这两个词来形容中共是非常准确的。
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奥威尔式』的国家，以国家安全和政治压制为由，使用所有最先进的监视、通讯和控制技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它 一样广泛而精密地使用方法来监控其人民，这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国家。”
戴蒙教授说：“中国的民众想要自由地呼吸，就像那个了不起的年轻中国学生在马里兰大学发表的毕业演讲一样。她在毕业典礼上说，‘我们想要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 这是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 对于人们来说，呼吸这种自由的空气是非常有益的。” 戴蒙这里说的是2017年5月21日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在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
中共体制与人类本性、人类创新和可持续经济成长背道而驰
展望未来中国的前景，戴蒙套用共产党的话来说：“矛盾将会激化”。原因在于中共体制违反人性。
他指出：“中共体制与人类本性、人类创新和可持续的经济成长背道而驰，当受过教育的人们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可能性时，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因此我认为，中国正在发生'价值观的改变'，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想要拥有不一样的生活，他们可能不完全理解民主，但他们会更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开放、不那么压抑的社会 。”
从美国南部边境格兰德河谷地区偷渡入境的中国非法移民人数呈爆炸式增长。据美方的统计，2023年以来中国的非法移民暴增了900%。
对中共制度违反人性，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与戴蒙教授有相同看法。林培瑞说：“一个温和、开放、自由的社会，是深植在人的骨子，不管你是哪个文化、国家、民族，就算是一只虫子都喜欢自由，都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人就更不要说了，这种追求自由的渴望是压不死的，关键问题是能不能在社会的组织上有一个允许追求自由的气氛。”
中国潜在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是有这种自由的理想，但是这种气氛能不能转化成实际行动，将中共极权制度改变成一个更宽松的开放社会，林培瑞说，“这要等一个碰运气的机会”。
中国转型将是血腥还是和平?
在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之下，中国究竟是否还有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对此戴蒙和林培瑞的看法有所不同。
林培瑞认为，中国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公开说，但潜在地希望改变中共的极权制度，而中国目前正面临的经济危机，就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他说：“我觉得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危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人们心中潜在的价值观能够浮上舞台、发挥作用，改变极权社会。”
不过，林培瑞担心中国从极权转型为民主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是血腥和困难的，“怎么能够没有那么大的暴力、没有那么大的危险，让中国从极权制度转型到民主制度，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习近平绝对不可能突然有一天就说他要民主了，这肯定会有'夺权'的问题在里面。”
戴蒙教授在中国从极权转型到民主的过程中是否可能流血的问题上持不同观点，他说：“我不认为民主转型会是或可能会是血腥的，因为如果是血腥的 ，我认为民主就不会是结果。”
中国“和平转型”的历史借鉴
回顾中外历史，其实不乏和平转型的契机与案例，能对当今中国发挥潜在的影响与激励的作用。除戴蒙教授所说的“类似前苏联的某种形式的和平政治演变”，曾在中共中央党校教书15年的蔡霞教授也谈到过捷克的和平民主转型的启示。
蔡霞说："中国进行政治转型，无论当权者是否愿意，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是否能够平和完成和实现，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我曾经说过， 希望中国实现的和平转型，可以像捷克的'天鹅绒革命'，虽然称为'革命'，但前面的'天鹅绒'三个字就说明了，这是非常平和、非常平稳的过渡，在整个捷克的政治转型过程中，都没有出现流血、冲突和死亡的案例。"
习近平可能发动战争 要正确吓阻、仅遭打击
尽管乐观地认为中国仍然存在"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戴蒙教授仍然对中国短期的发展感到担忧。 他说："习近平可能会发动一场将给每个人带来灾难的战争，我当然对此感到非常担忧，但我并不绝望"，他认为，只要正确地吓阻（deterrence）中共，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会有片面改变现状的情况发生，我认为现状将得以维持。”
戴雅门同时也指出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台湾海峡与乌克兰这两个地方所面临的战争阴影，对世界和平以及全球民主未来面临的挑战，可以说“密切相关”。 他说：“全球的独裁者和威权主义者不断观察、探测讯号，并根据全球局势决定他们可以如何逍遥法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惊人地印证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当侵略行为出现时，如果不即时加以制止，就会引发更多、更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不仅是当前的侵略者，还有其他渴望夺取邻国领土的野心家。（战争）显现时便予以制止，或尽早打击侵略行为，局面就不至于激烈恶化。”
（文章资讯依据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