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普鲁士撤退行动是于1945年1月20日至3月期间将德国平民和军事人员撤离东普鲁士的行动，最初由德国当局组织和实行，但在红军压境下很快就变成了混乱的逃亡。[5][6]
东普鲁士撤退行动是二战末期德国平民撤离行动的一部分，与战争结束后将德国人从东普鲁士驱逐的行动并无直接关系。被疏散的范围不是整个东普鲁士大区，而是战间期的东普鲁士，大多数人原已拥有德国公民身份。尽管梅梅尔和其他靠近东普鲁士的地区没有正式宣布撤离，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德国公民也参加了撤退行动，希望透过海上路线逃到西方。
早已计划好的撤退行动推迟了数月，由于担心红军在东普鲁士攻势期间的推进而正式展开。撤退行动的某些部分是基于军事需要而计划的，而汉尼拔行动就是撤离行动中最重要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很多居民听闻苏军在苏联控制的地区对德国人施加暴行，令许多居民主动撤离。纳粹德国以官方新闻、政治宣传渠道和其他方式散播关于苏联暴行的虚构和真实报道，传遍军队和平民。
尽管德国当局对多个地区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但包括东普鲁士大区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在内的决策单位将撤退行动推迟到1月20日，但当时已是为时已晚，人员无法有序撤离。最终，政府单位和纳粹党不能承载意欲撤离的人数。在严寒的冬季下，苏军的迅速的行军造成社会恐慌、平民陷入战斗当中，撤离期间有成千数万难民丧生，苏联军队直至1945年5月才完全控制东普鲁士。根据西德施依德委员会的调查，1944年初东普鲁士的平民人口为2,653,000[2]人。这个以配给卡为核算基础的调查包括了来自德国西部的空袭撤离人员和外国工人。战争结束前估计有200万人被疏散，当中包括1944年秋天的500,000人和1945年1月之后的1,500,000人以及1945年4月至5月估计的600,000人
根据1974年西德政府的一项研究，估计有1%平民在苏联攻势中丧生。西德搜索机构报告指出，包括梅梅尔在内的东普鲁士有31,940名平民确认在撤离过程中丧生。[8]
红军于1944年10月向东普鲁士发动进攻，但在两周后被暂时击退。此后，德国政治宣传部报告，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村庄犯下多宗战争罪行，特别是在内梅尔斯多夫的居民被推进的苏军强奸和杀害，内梅尔斯多夫是红军攻势下其中一个首先抵达的战前德国人村庄。[9]在纳粹德国严峻的战争损耗下，村内大多数强壮的男性平民已被军队征召入伍，因此暴行的受害者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苏联撤出该地区后，德国当局派遣摄制队记录并整理所发生的事情，并进一步邀请外国观察员作为证人。过程中获得的片段被制作成一部纪录片，于东普鲁士的电影院里放映，旨在激励平民和军人抵抗苏联的决心。[10]这场关于苏军在内梅尔斯多夫和其他东普鲁士地方犯下暴行的纳粹宣传运动说服了剩余的平民，让他们知道不能被进击的敌人捕获。[10]
从苏联军事法庭的案件中得知，谋杀轴心国战俘和德国平民的事件时有发生。苏联军队进入东普鲁士时释放大量被纳粹奴役的东方劳工（Ostarbeiter），他们体会到这群被强制劳动的工人所受到的痛苦和死亡，令许多苏联士兵对东普鲁士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11]
参与入侵东普鲁士的列夫·科佩列夫严厉批评苏军针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因此于1945年遭苏联当局逮捕，在古拉格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同情敌人”的罪名被判处十年徒刑。[12]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45年亦在东普鲁士服役，因在与朋友的私人通信中批评约瑟夫·斯大林和苏联罪行而被捕，遭判处八年劳改。[13]对于这些暴行，索尔仁尼琴写道：“你很清楚，我们来到德国是为了报复”德国在苏联犯下的暴行。[14]
东普鲁士难民
难民东普鲁士部分地区的疏散计划早于1944年下半年准备完成，包含许多城镇的总体计划和具体指示。疏散的目标不仅只有平民，还包括工业和牲畜。
最初，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禁止平民撤离（直到1945年1月20日），并下令立即枪毙在没有获得许可下试图逃亡的平民。平民所做的任何准备都被视为失败主义和破坏军队士气（Wehrkraftzersetzung）。在苏军推进期间，科赫和许多其他纳粹工作人员是第一批逃离的人。1945年1月12日至2月中旬，将近850万德国人逃离了帝国的东部省份。[15][16]大多数难民是前往德国西部地区的妇女和儿童，由于所有机动车辆和燃料在战争开始时已被国防军没收，他们只能使用临时运输工具（如木制货车和手推车）携带家当。红军于1945年1月23日抵达埃尔宾附近的维斯瓦泻湖沿岸，把东普鲁士和西部领土之间的陆路切断，离开东普鲁士的唯一方法就是穿过结冰的维斯瓦泻湖以到达但泽或哥腾哈芬港口，并加入汉尼拔行动的撤离船队。由于难民与一同撤退的国防军部队混在一起，没有任何伪装或庇护，撤离队伍遭到苏联轰炸机和战斗机的袭击。许多货车冲过了覆盖着咸淡水、布满炸弹的结冰层。东普鲁士马种育马场的马匹和马伕也随货车队疏散了。[18][19]此外，国防军部队撤退时把道路和桥梁堵塞，以阻挠红军推进，这严重阻碍了疏散。
在东普鲁士服役的人民冲锋队留在东普鲁士的16-60岁的男子立即被编入人民冲锋队。然而，一些没有基本军事知识和训练的人民冲锋队成员逃进了树林，只望能生存下去。[20]离开东普鲁士的难民列车也极为拥挤，由于气温极低，很多孩子在旅途中冻死。最后一列难民列车于1945年1月22日离开柯尼斯堡。
英国军事作家安东尼·毕沃尔在《柏林：沦陷 1945》 (2002年) 中描述：[21]
马丁·鲍曼，纳粹党的全国领导，他辖下的大区长官在大多数情况下阻止妇女和儿童的疏散，直到已经为时已晚。那些来自东部地区、惊慌失措的逃亡者从未在他的日记中被提及。他们处理难民危机的无能令人不寒而栗，但在纳粹阶级制度的情况下，很难说出这些不负责任和不人道的行为从何开始和结束。
一艘于皮劳附近的难民船汉尼拔行动是一项根据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的命令而执行的军事行动，于1945年1月21日开始，将德国军队和平民从库尔兰、东普鲁士和波兰走廊撤离。巨大的难民潮使这次行动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紧急疏散行动之一 ——在15周的时间内，有大约494至1,080艘各类型的商船和众多海军舰艇，包括德国剩余最大的海军部队，将大约800,000-900,000名难民和350,000名士兵跨过波罗的海运送到德国西部和德占丹麦。[23]这次撤离行动是德国海军在战争期间最重要的行动之一。
1945年1月30日晚上，，运输船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波罗的海航行时被苏联S-13潜艇发射的三枚鱼雷击中，船只在45分钟内沉没，估算死亡人数从5,348、到7,000[25]或9,400不等，是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伤亡。[26]949名幸存者由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率领的德国海军舰艇群救起，[25]尽管之前有人指出“附近有一艘敌方潜艇，这艘大型军舰无法冒被攻击的风险执行救援行动”。此外，2月10日，载有2,680名难民的冯·施托伊本将军号离开皮劳时被鱼雷击中，几乎所有船上的人均遇难。[29]
1945年4月6日至9日苏联对柯尼斯堡的进攻1945年1月24日，由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将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包围。德国第3装甲军团和大约20万平民被困在城内。[30]对此，德国中央集团军司令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将军警告希特勒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但元首拒绝采取行动。由于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亦迅速逼近，柯尼斯堡纳粹当局决定将满载难民的火车运到阿伦施泰因，但他们不知道该镇已被苏联骑兵第3军占领。[12]
在苏联的炮火下，在Frische沙咀成为逃亡到西方的最后缺口。然而，很多试图沿着沙咀逃走的平民遭苏联坦克和巡逻队拦截并杀死。[31]每天有两千名平民离开柯尼斯堡，试图逃到已经非常拥挤的皮劳镇。4月2日，苏军对柯尼斯堡发动最后一次进攻，实施猛烈轰炸。通往皮劳的陆路再次被切断，仍留在城里的平民死亡人数数以千计。最终，德国驻军于4月9日投降，毕沃尔写道：“在这座被毁的城市，对妇女和女孩的强奸行为没有得到任何遏制”[32]
苏军在像内梅尔斯多夫这样的地方所进行的杀戮和强奸行为被广泛传播，早以导致东普鲁士德国人非常恐惧。那些无法从前进的苏军中逃脱的人只能听天由命。在东普鲁士，很多富有的平民被苏联士兵枪毙，家当被盗，房子被放火烧毁。[33]苏联剧作家、曾在东普鲁士担任服役的前海军步兵军官扎哈尔·阿格拉年科写道：
“红军士兵不相信自己与德国女性有‘个人联系’这个想法。每次有九、十、十二个男人——他们集体强奸她们。”
甚至有从强迫劳改营解放出来的俄罗斯妇女也被苏联士兵强奸。[35]苏军的后卫部队应对红军人员犯下的大部分罪行负有责任。[36]像列夫·科佩列夫这些试图阻止罪行发生的苏联军官被指责是同情敌人，因而成为了古拉格的囚犯。
这些暴行的出现是受到了对纳粹入侵苏联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复和报仇的心态所影响，并由苏联政治宣传共同推动。这些宣传是对苏联士兵一种具目的性的刺激，并反映苏联政治当局以至史大林的意愿。毫无疑问，史大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41]鉴于苏共对军阶的严格控制，在普鲁士发生的掠夺和强奸行为是苏联各级指挥的结果。只有当史大林知道需检察红军的行为是否符合苏联的整体利益时，他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42]
二战后德国的领土损失（以绿色和粉红色标记）1945年5月，红军消灭了所有抵抗力量并控制了东普鲁士。平民的确切死亡人数从未被确定，但估计东普鲁士至少有300,000人丧生。然而，当时以儿童、妇女和老人为主的大多数德国居民确实逃离了红军，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外流的事件之一。[43]毕沃尔写道：
“1940年的人口为220万，到1945年5月末只剩下193,000人。”
苏联军队直至1945年5月才完全控制东普鲁士。根据西德施依德委员会的调查，1944年初东普鲁士的平民人口为2,653,000人。施依德委员会估算，1945年战役中东普鲁士有30,000名平民死亡，[45]整个奥德河-尼斯河地区失去75-100,000名平民。[46]
按西德联邦统计局1958年的数据估算，东普鲁士失去299,200名平民，其中274,200人在1945年5月战争结束后被驱逐，25,000人在战争期间被驱逐。[47]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在战前的2,490,000人口中，约有500,000人在战争期间死亡，其中包括210,000名军人和311,000名平民，他们可能死于战时的逃亡、战后对德国人驱逐行动和在苏联被强迫劳动期间，311,000平民死亡的数字已包含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引用的220万死于苏联驱逐行动的总体估算当中。1,200,000人成功逃亡到德国西部，而在1945年夏天约有800,000名战前居民留在东普鲁士。
西德搜索机构于1965年发布最终报告，详细说明了因逃亡和驱逐而失去的德国平民数目。西德政府于1986年授权公开报告，1987年德国学者格德·冯·匹斯图尔可斯发表了调查结果摘要。[49]根据西德搜索机构的统计，东普鲁士（包括梅梅尔）在逃亡和驱逐行动前的平民人口为2,328,947。[8][8]他们将平民死亡和失踪总数目定为514,176人。确认死亡人数为123,360人（9,434人暴力死亡，736人自杀，9,864人被驱逐出境而死，7,841人死在拘禁营中，31,940人在战时逃亡期间死亡，22,308人在驱逐行动期间死亡，41,237人死于不明原因）。[8]另外还有390,816[8]宗失踪人员报告，他们最终的命运无法被确认。德国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搜索机构的确认死亡人数已为逃亡和驱逐行动造成的总损失提供了实际观念；他们认为，将无法确认的失踪人员报告计算在内会降低统计的可信性。[50][51]德国历史学家鲁迪格·奥华曼斯认为西德政府搜索机构报告的统计基础是不可取的，并认为需要对驱逐行动的死亡人数进行新的研究。[52][53]然而，德国政府和德国红十字会仍坚持认为，将报称失踪但无法证实的人员包括在内的较高数字是正确的。[54][55]
在德国联邦档案馆估计，约1％（预计1.1-1.2千万德国平民中的100-120,000人）奥德河-尼斯河区居民因1944-45的战役中以及故意杀人的苏联军队而失去生命。
根据其他来源，1945年夏天大约有800,000名德国人仍居住在东普鲁士。红军在东普鲁士战役中对平民施加的暴行，加上纳粹多年来对苏联的政治宣传，导致东线的许多德国士兵相信“在苏联的胜利中幸存下来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信念促使许多德国士兵即使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亦继续战斗，导致苏联伤亡人数增加。
大多数在战争期间没有撤离的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被驱逐出东普鲁士和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的其他前德国领土，这是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同意的，因为，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
就我们所了解，驱逐是最令各方满意和持久的方法。不会再有人口混居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一次大扫除将会进行。
二战后，同样在波茨坦会议（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上协定，奥得河－尼斯河线以东的所有地区，无论是否被国际社会承认作为1933年前德国的一部分或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未来应置于其他国家管辖之下。波茨坦协定中关于东普鲁士的相关段落是：[58]
五、柯尼斯堡市及其周边地区
会议审议了苏联提出的有关其西方前线和平地区未决领土的归属问题，该地区邻近波罗的海，东起但泽湾，南至布伦斯堡-哥达普 ，与立陶宛、波兰共和国和东普鲁士接壤。
会议原则上同意苏联最终划归得柯尼斯堡市及上述周边地区的要求，具体边界由专家审议决定。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宣布支持有关此和平地区的会议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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