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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迫害制度的被迫害者邓拓

 ——文革中自杀的名人(1)

2023-01-30 

来源: 

纪元

作者: 

秦雷

大陆中学语文教材里，邓拓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若干篇目被选入，供代代学生阅读学习。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作者邓拓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文人，这些短小杂文，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呢……

邓拓被中共称为“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1930年，邓拓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写过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就是1945年由邓拓主持编印的。

1949年以后，邓拓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

毛泽东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主导下，《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批判等运动都直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从1955年5月18日到6月8日，《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并在公安部直接干预下，刊登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反动信件”。

1956年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此文是中共建政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于是，邓拓失去了最高领导的信任。

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推辞，并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

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大量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

4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卧室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邓拓汇报工作，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

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

6月，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

1958年1月，邓拓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

之后，彭真安排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

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老党员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

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

韦君宜在其书所述，邓拓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是韦君宜丈夫的好友。而且，邓拓对灾荒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早在1932年，邓拓就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1958年大饥荒时，邓拓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但邓拓如何记录这个大饥荒的呢？

在《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邓拓写道：“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当时灾荒严重的江南，在邓拓的描绘下，“百里千家足稻粱”“……到处气像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

1961年冬，邓拓写过“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这样的诗句。

“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邓拓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里，陆续对食不果腹的读者发表杂文。《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胜天”。他还写了《白开水最好喝》、《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谈谈养狗》等与政治无涉的杂文，平和而散淡。

这时期，邓拓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也是当时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央所反对的。邓拓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他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也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

但1966年，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幕后人物。当时，有一首童谣在全国传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邓拓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当过十年《人民日报》总责任人的邓拓，在历次运动中，都一次次签发过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批判的文章，一次次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所以他深知自己将面临什么。邓拓表示：“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5月18日凌晨，54岁的邓拓自杀。

邓拓很清楚，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自杀是有罪的，自杀者一律罪加一等，一律被定性为“叛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甚至“以死向党威胁向党进攻”。所以，在遗书《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里，邓拓讳言“自杀”二字，他为自己开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

在遗书中，邓拓至死不悟，他表白说：“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在另一封给妻子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一岚：

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同样，我不能让你们再跟在一起了。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大云

五月十七日夜

戚本禹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此后，李琪遭到批斗，受到辱骂、殴打，其妻被隔离审查，子女受株连。1966年7月10日晚，李琪亦自杀。

与邓拓同案的廖沫沙，后来在狱中被关押8年后，又被送去劳改3年。

中共的报纸说邓拓是叛徒，邓拓的子女们相信了，他们就与父亲“划清界限”。他们被骂“狗崽子”，母亲要求他们要“爱党爱群众”。子女们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

1979年2月，邓拓被平反，结论有几行字：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处分。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自杀的邓拓，后来被中共称为“毕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评述：

哈维尔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邓拓既是被迫害者，同时也是那个迫害制度的拥护者。

2017-12-09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于1966年底成立的一个北京部分中学红卫兵的联合组织。

目录

前身编辑

联动的前身是几个红卫兵纠察队，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此时北京其他各区的红卫兵纠察队尚未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简称“东纠”，成立于1966年9月10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简称“海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武分队（简称“宣纠”）。

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些纠察队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所谓“出身不好”的诸如黑五类的子弟被排斥在外，并且“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这些纠察队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1]

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进行的支持，意在通过这些红卫兵纠察队维护当时已经出现混乱的秩序。^[1] 自1966年8月以来，北京因红卫兵大规模进行抄家、批斗等行动造成大批被迫害人员的伤亡，酿成红八月。此外，外地来北京的红卫兵增加也需要有相应的组织负责维护秩序。这在当时各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委受到冲击，领导遭受批斗，党和政府的工作部分陷于瘫痪的情况下，显得尤为紧迫。比如类似各中学红卫兵承担的由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直接下达的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次及第二次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会的“标兵”任务就是纠察队成立后应由纠察队承担的任务之一。^[1] 但另一方面，红卫兵纠察队也和当时几个月内的其他各类红卫兵组织一样对旧人员（指1949年前曾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军统及中统等特务组织等工作过，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并被新的党政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任用的人员）、各级学校教职员、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等等及上述各类人员的家庭成员进行抄家、殴打、刑讯等，造成了“血腥事件”。^[1]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和毛泽东攻击矛头的转移，部分原掌握实权的各级干部被有针对性的打倒、火烧、炮轰等等，一些干部子弟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意图抵制对老干部的冲击。联动就是他们贯彻这一思想的新组织。^[1]

筹备编辑

联动的核心部分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当时海淀区集中了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中共党员）、于增寿（京工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均来自这些学校。^[1]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秘密发起“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该名称意为“东纠”、“西纠”和“海纠”的联合。^[1] 当日会议由牛皖平主持。会议决定由各中学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联动”的常务工作，“联动”总部设在北大附中，推选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红卫兵于增寿担任总联络员，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负责组织工作。会议委托北大附中红卫兵宫小吉起草《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

成立编辑

1966年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联动”以海纠、西纠、东纠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总部设在北大附中。

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显示▼

12月5日夜，“联动”成员在北京市区内四处刷标语。比如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北京内城西直门的城墙，刷下一条达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1]

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同时，“联动”成员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等地也刷下了大标语：^[1]

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

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

标志编辑

据张光渝回忆，“‘联动’的标志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扎宽的无字红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1]

领导及成员编辑

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京工附中）、邓榕（师大女附中）、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等。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于是把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来源请求]}。

主张编辑

联动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联动成立伊始便将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1] 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中，联动的任务正是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前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压制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击造反群众，这是毛泽东的论调。后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则指对老干部及其家庭的冲击和迫害，这是“联动”自己发明的概念。^[1]

主要活动编辑

同“三司”辩论编辑

1966年12月6日即“联动”宣告成立次日，牛皖平带领十几名“联动”成员到朱成昭任一把手的首都三司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结果在三司门口被几十名大学红卫兵围攻，被迫撤走。^[2]

1966年12月7日，“联动”再次派出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二十余名红卫兵到“三司”总部，准备进行辩论。“三司”用电话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围住“联动”成员，并与之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劝说调解。至12月8日凌晨，“三司”终于同意放人，但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联动”不得再冲击“三司”总部。^[2]

破私立公誓师大会编辑

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此次大会为“联动”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大会由“联动”的骨干成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邓榕（师大女附中）、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 红卫兵筹备。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大会（一说由北大附中周春英主持）。清华附中等4个中学的“联动”代表就运动开始以来本红卫兵组织的成绩和缺点作“破私立公”发言。^[2]

在代表发言过程中，署名“红后代”的传单从与会红卫兵头上纷纷落下。北京石油学院附中“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走上主席台，开始宣读这份传单上的口号：^[1][2]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这些口号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和叫好。

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

散会后，“联动”成员随即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入户宣讲。其口号有：^[2]

“江青不要太狂了！”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踢开中央文革！”
“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中发秘字003号通告编辑

1967年1月1日即元旦，联动发出“中发秘字003号”通告，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革命成果”，“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1][2]

中发秘字003号通告显示▼

六冲公安部编辑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抓的联动成员，并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参加冲击的大都为干部子弟，其中既有军队系统干部的子弟，也有地方（政府机关）干部的子弟，既包括“高干子弟”（高级干部子弟），也包括“中干子弟”（中级干部子弟）。但并非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1]

• 一冲：1966年12月26日晚冲进了公安部接待室。
• 二冲：1966年12月28日上午二三百人强占了公安部接待室的八间办公室、大礼堂
• 三冲：12月31日近百人冲击公安部接待室，强占了两间办公室
• 四冲：1967年1月6日上午11时100多人从公安部大门冲了进去，冲入礼堂
• 五冲：1967年1月8日五六百人企图冲入公安部未成
• 六冲：1967年1月11日五六百人企图冲入公安部未成

在冲击公安部时，他们所喊口号有：^[1][3]

1.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
2. 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3.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 强烈抗议公安公然对抗十六条！
5.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6.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7. 公安部打人凶手必须严办！
8.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9. 强烈要求给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0. 三司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志起来揭发公安部的罪行。
11. 抗议公安部乱抓人。
12.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13. 联动骨干宫小吉说：“公安部没干一件好事！”“压而不服越压越硬！老子就是不服！你逮吧！”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

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丰富的政治经验，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绝望情绪的支配，知其不可为而为，难免有些显得过火。

结束编辑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4]。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据点”，抓捕139人。

1月25日，三万多名群众联合捣毁联动最后据点八一学校。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组织在此举办“联动罪行展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参观了展览。大量批判联动的材料被印制。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后联动成员被释放。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参军、入党和文革后清理三种人都受到阻碍。^{[来源请求]}其中一些人为了避免麻烦，被迫改名换姓。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

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联动》、《西纠》彻底平反通知》。^{[来源请求]}

2011年12月26日，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联动”成员举办了纪念“联动”成立45周年的纪念会，有200多人参加。

参考文献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张光渝，话说“联动”，载张光渝，告别元老，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
2. ^ ^{2.0 2.1 2.2 2.3 2.4 2.5} 丁晓禾，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第十五章，亦凡公益图书馆，于2010-10-20查阅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4-07-22.
3. ^ 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
4. ^ 《红旗》杂志编辑部.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北京: 《红旗》杂志社. 1967-2-3 [2022-5-30] （中文（中国大陆））.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

扩展阅读编辑

• 钟雪（邹建平），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记实，香港联合出版社，2010
• 孔丹口述、米鹤都执笔，难得本色任天然，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