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自杀的名人(1)
大陆中学语文教材里，邓拓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若干篇目被选入，供代代学生阅读学习。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作者邓拓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文人，这些短小杂文，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呢……
邓拓被中共称为“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1930年，邓拓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写过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就是1945年由邓拓主持编印的。
1949年以后，邓拓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
毛泽东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主导下，《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批判等运动都直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从1955年5月18日到6月8日，《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并在公安部直接干预下，刊登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反动信件”。
1956年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此文是中共建政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于是，邓拓失去了最高领导的信任。
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推辞，并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
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大量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
4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卧室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邓拓汇报工作，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
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
6月，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
1958年1月，邓拓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
之后，彭真安排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
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老党员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
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
韦君宜在其书所述，邓拓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是韦君宜丈夫的好友。而且，邓拓对灾荒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早在1932年，邓拓就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1958年大饥荒时，邓拓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但邓拓如何记录这个大饥荒的呢？
在《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邓拓写道：“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当时灾荒严重的江南，在邓拓的描绘下，“百里千家足稻粱”“……到处气像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
1961年冬，邓拓写过“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这样的诗句。
“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邓拓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里，陆续对食不果腹的读者发表杂文。《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胜天”。他还写了《白开水最好喝》、《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谈谈养狗》等与政治无涉的杂文，平和而散淡。
这时期，邓拓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也是当时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央所反对的。邓拓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他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也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
但1966年，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幕后人物。当时，有一首童谣在全国传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邓拓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当过十年《人民日报》总责任人的邓拓，在历次运动中，都一次次签发过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批判的文章，一次次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所以他深知自己将面临什么。邓拓表示：“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5月18日凌晨，54岁的邓拓自杀。
邓拓很清楚，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自杀是有罪的，自杀者一律罪加一等，一律被定性为“叛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甚至“以死向党威胁向党进攻”。所以，在遗书《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里，邓拓讳言“自杀”二字，他为自己开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
在遗书中，邓拓至死不悟，他表白说：“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在另一封给妻子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一岚：
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同样，我不能让你们再跟在一起了。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大云
五月十七日夜
戚本禹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此后，李琪遭到批斗，受到辱骂、殴打，其妻被隔离审查，子女受株连。1966年7月10日晚，李琪亦自杀。
与邓拓同案的廖沫沙，后来在狱中被关押8年后，又被送去劳改3年。
中共的报纸说邓拓是叛徒，邓拓的子女们相信了，他们就与父亲“划清界限”。他们被骂“狗崽子”，母亲要求他们要“爱党爱群众”。子女们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
1979年2月，邓拓被平反，结论有几行字：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处分。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自杀的邓拓，后来被中共称为“毕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评述：
哈维尔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邓拓既是被迫害者，同时也是那个迫害制度的拥护者。
201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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