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文件泄甘肃如何控制疫情信息

 

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中国新一波疫情导致医院、火葬场爆满,中共当局一方面掩盖死亡人数,一方面严密控制涉疫信息。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地方文宣部门,在大陆疫情升温期间,每日审查、“劝删”或“举报”社交媒体上的所谓“涉疫敏感信息”。

大纪元获得甘肃广河县“宣传与舆情应对组工作日志”106期、107期、108期中,分别通报了2022年11月29日、30日和12月1日的对“涉疫敏感信息”审查和“劝删”情况。

该“工作日志”从2022年9月12日已开始,截至在2022年12月1日,已发布了80期,删除了所谓“敏感信息2927条,关停直播304个”。

该“工作日志”呈模版化,分为三部分:“舆情处置情况”、“舆情态势”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舆情分析”,内容大同小异,有的只是改写几个数字,令人想到下级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在敷衍了事。

一、“舆情处置情况”

“舆情”是中共官媒的一个用语,不同于自由社会中常用的“民意”,“舆情”这一名词的含义,经常与中共对民众的信息监控相关。

(文件截图)

中共把“舆情”当作“战场”,对于与中共宣传不一致的疫情信息,都要进行严密控制和删除,文件中所谓的“舆情处置情况”,具体操作就是删除、劝删或举报等。

106期日志中写道:“11月28日下午5时至11月29日下午5时,共计发现涉疫敏感信息9条(其中微博发现1条,劝删1条;抖音发现1条,劝删1条;快手发现7条,劝删4条,举报3条并继续查处)。”

107期日志中写道:“11月29日下午5时至11月30日下午5时,共计发现涉疫敏感信息3条(其中快手发现3条,劝删2条,举报1条并移交广河县网信办)。”

106期日志中写道:“11月30日下午5时至12月1日下午5时,共计发现涉疫敏感信息9条(其中微博发现1条,劝删1条;快手发现8条,劝删6条,举报2条并继续查处中)。”

“9月12日以来,累计发现涉及疫情相关信息5161条,在快手、抖音、微博等平台引导管控删除敏感信息2927条,关停直播304个。”

对于什么是“涉疫敏感信息”,中共官媒口径一般谎称是“涉疫人员的个人隐私”,但实际上是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删除与中共宣传不一致的信息。

比如,中共对外一直编造假数据,如果内部疫情数据泄漏,便属于“涉疫敏感信息”,应当删除。又如,中共宣传“党领导抗疫的伟大胜利”,一切质疑党领导的“负面”信息,也属于“敏感信息”,去年四月,反映封控期间上海市民心声的影片《四月之声》,反复被中共网警封杀,就是一个例子。

该“工作日志”标注为“县疫情防控宣传及舆情应对组编”,记者查阅相关信息,发现该组组长多以当地宣传部长担任。

文件中出现的“劝删”、“举报”、“移交网信办”,而不是直接删除,证明日志工作组可能只是动员当地的网格员、公务员等,利用人海战术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发现敏感信息,“劝删”可能就是直接发私信举报威胁,他们本身并无能力直接删帖。

时事评论员王赫对大纪元表示,“它是一个县级部门,县委宣传部里面搞这么一线工作组,各方面的权限、资源是有限的。像微博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它是属于民营的,不是官方的,那么你跟它还有一个沟通的过程。一些省市政府的资源和权力很大,它可以跟微博沟通说要直接进后台,那么微博可能把后台的权限给它,然后你进去直接删。而县政府肯定是没这个权限,它跟微博构成不了一个层级,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比如他要去查发帖子人的背景信息,他要去找网站去查IP地址、个人信息,但它只是个县委宣传部,权力有限,网监部门、公安机关才有这个权限,它也查不到,所以还是要求别人(去做)。”

二、“舆情态势”

文件中的“舆情态势”,是指对网民上网习惯及关注话题的分析,以便中共当局能够了解和控制舆论。

(文件截图)

在106期中写道:“经分析研判,本时段网上涉及疫情相关信息主要集中在快手、抖音、微博等平台,涉疫视频、图片作品较前几日有所减少。网民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作品逐渐增多,与舆情相关的视频、图片作品大幅下降。”

106期中写道:“网上出现网民反映医疗用品、医废处理不当。”

王赫表示,“每个县市都是互相攀比,哪个县突然一下在网上爆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县的领导肯定是有压力的,他自己不就混不下去了?他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网上的那些不同的声音进行打压封杀,来营造一个虚假的正能量,这些做法都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但是这已经成了中共官场常态,成了中共官场的必修课。”

三、“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舆情分析”

文件中所谓的“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舆情分析”,主要是指除了劝删、举报之外,其它的一些信息维稳的措施,包括两方面:一是大搞大水漫灌式官方宣传,二是对传播真相者进行威胁打压。

(文件截图)
(文件截图)

其所谓“持续加强网上正面宣传,营造全民参与疫情阻击战的社会氛围”,具体操作就是利用街道社区的“四级网格员”,大量转发中共当局的官方帖子。

自1998年以来,中共先后开始“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建立起全国性监控体系,但仍然感到不放心。2017年开始建立“网格员”制度,城市每个网格300户、乡村每个网格100户左右。

文件中提到“四级网格员”,对应的是“大网格、网格、小网格、微网格”这四级网格员,社区(行政村)为大网格,小网格管理50户左右,内设置若干微网格(不超过20户)。疫情爆发以来,这被称为现代的“保甲连坐”的网格,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网格是个新名词,是过去街道委员会、“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升级版,作为中共最基层组织,监控着辖区中的一切人与事,与城管和公安不是一个系统。

王赫分析说,“中共把这个社会控制手段,做到极致化了,网格跟过去的保甲制度还不一样,更加细化,把每个人都放到一个网格里面,谁都逃不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的事情,比奥威尔《1984》所预想的那种极权专制还要可怕。这个网格再结合疫情期间健康码,可以说让你寸步难行。”

“中共官场其实从2000年左右就开始搞什么危机管理,这与西方有根本不同。西方人说的危机管理,是通过及时处理危机、新闻透明化解决这个问题,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中共这些全都没有,他只是说在舆论上讲什么形势大好,到处漫天遍野的就是散播所谓的正能量文章。”他说。

文件中提到的“宣传、网信、公安等部门协同工作”、“及时进行线上线下同步处置”等,相当于一个最简单的网络举报、抓人流程,地方政府都有自己地方的宣传部、网信办、网警,在线上社交媒体里发现某个敏感信息后,通过举报,然后线下警察就去抓人。

王赫表示,“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大家提出批评,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中共很邪恶的地方就是,我不能被侵犯、批评。你说我有问题,就是在反社会、反政府。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把不同的声音都消灭掉了,就以为社会就更‘和谐’了,背后是一个流氓逻辑。”

四、官僚内部的敷衍了事

该文件开头注有“注意保密 妥善保存”,文末还附有送广河县书记、县长、副书记、副县长,是典型的中共文宣运作的内部运作,处于一种模版化、机器化的状态,每天模版有了,只是填写几个数字,内容大同小异,令人想到下面是不是也是在敷衍了事?

这些文件似乎是官僚系统内部的一个汇报系统,中共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差、能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起来可能大打折扣,最终可能只是自己糊弄自己。

王赫表示,“中共坏事做得太多,随时都可能爆发民怨,可能网上出现什么事情让它防不胜防。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是所谓官僚化的一部分,实际上解决不了网上舆论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它不去解决,也解决不了。只是在内部观察,其实就是一个空号,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

“就是通报了一下,我们现在干了些什么活,我有什么功劳让大家看得见?如果出了什么漏子,上面追责下来的时候,他可以应付差事,我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不是我不努力,不是我没做。

“但是呢,假如有些消息说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或者对有些官员的利益造成很大冲击的时候,那么它是会利用权力去抓人,甚至是跨省抓捕。那么一般情况下,没有发生到这么尖锐的时候,也就是一个空转、敷衍了事的东西。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一方面说明它(中共)是要极致控制这个社会,另外一方面因为做的坏事太多,是它的恐惧心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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