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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6日 星期六

紀念七七抗戰 历史解密中共打赢国共内战靠何骗术?

 

历史解密中共打赢国共内战靠何骗术?

作者:辛灏年

1949年国共内战 共军(16:9)
所谓的“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图片来源:Keystone/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历史的栽赃

中共革命第二大阶段的后期,就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在中国大陆所有的现代史教科书里面,都明明白白白地写着,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是中共“要和平、反内战”,是中共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才“被迫”打的内战,又因为中共们是要“解放全人类”的,所以它又将这一场内战称之为“人民解放战争”。

由于这一连串自相矛盾的的弥天大谎,是中共用建政初期的大规模屠杀,其后不曾间断的残酷政治镇压,和它在新闻、出版、舆论乃至思想上的“铁血专制”,强行“浇铸”出来的;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在绝不准许任何人讲真话的前提之下,只允许他们自己“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因而这个弥天大谎也就由于“戈培尔效应”,而变成了史实,更变成“真理”了。

然而,这却是对历史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

那么,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呢?历史的事实就是,一个在本国人民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之中,非但不抗战,而且为了“发展”而无所不为的党及其军队,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在外战结束之后,用它利用长期民族战所积累下的“本钱”,打江山和抢天下。否则,他便失去了“宁做民族罪人”而“拥军不打日寇”的理由;否则,中共的史学家们也就不会说,正是八年抗战,实际是“八年不抗战”,才为中共“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则,也就不会出现,战后不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期求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和重建家国,特别是如何期求并推行民主宪政的建设,中共都要全心全意地将它们毁灭在内战的战火之中这样一个“历史的真实”了。

虽然中共夺权成功,国民党在内战中遭遇惨败,双方都有着数不尽的原因和条件;虽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反过来也就是共产党打败他们的原因。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赢内战、打败国民党,确实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极为重要的具体因素:

第一、“八年不抗战”中共大捞本钱

历史的事实是:

在军事上,中共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这已经是辛亥之后任何一家曾割地为王和持枪反叛的大军阀,所不能够相比的了。

在经济上,中共既无对国家的责任,又因不打日本而没有战争费用的巨大负担;既能不断要求扩编军队而获得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军费,又能自己开展“大生产运动”即大种鸦片、大卖鸦片,以买枪、买炮准备内战;既不需要维持和发展战时的国家经济,却能依靠劫夺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强迫农民交物纳粮,而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些当然都成了中共打赢内战的本钱。

在政治上,在“蒋管区”有舆论自由,而在“毛管区”却绝不容许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前提下,中共不仅骗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不明真相者的同情,而且它的在野党地位,和它有枪、有地盘、有实力、更有“共产主义美好理想”作为欺骗的旗号,又使得许多不明真相者和深怀野心者,与它相互勾连,狼狈为奸,并利用它来要挟政府和反对政府,就是恃共产党以要挟国民党。

再加上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所以国民党有错,岂但举国皆知,而且举国能反;相反,若是共产党有错,却是举国无知,当然也就不可能反了。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不知蹂躏了我们多少同胞女子,由于中共不给讲,便无人知道,更无人敢反;但是,由中共蓄意制造出来的,美军“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案,却能够把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在国民党统治区是基本民主的和开放的,共产党统治区却是绝对专制的和完全封闭的这样两个极不相同的历史状况下,中共的舆论欺骗实在是欺骗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和无数的国际人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对内战中中华民国的政策。这就为中共发动内战打败国民党提供了先天的极大优势。

在统治区域上,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就已经在他“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里面说道:“今天我们已经领导着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了”。相对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前,中共只在陕北领导着不足三县之地的情形来说,它的“战争创强”倒确实是“成果辉煌”。

而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劫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撇开它的两个合法的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不说,它还在全国“发展”了十六个活动基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府,八个设立了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其势力范围也早已超过了辛亥以后任何一家大军阀。再说他挂的是“镰刀斧头旗”,唱的是“国际歌”,所以,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国中之国”。因此,战后中共不但有条件发动内战,而且完全有可能打赢内战。

第二、中共夺取“受降权”后发动内战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二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并坚持了全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三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已经宣布它的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因此,中共只能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日蒋火拼”的卖国主义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丧尽了对日受降的权利了。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却将“对日受降”看作他们走出深山、开始打江山和夺取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也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占领军“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用心,乃是命令他的军队“扩大中共的解放区”。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又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目的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毛泽东甚至一再命令各地中共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强行“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中共受降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只能向中共军队投降”。

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就像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中共终于开始“全面抗日”了,毛泽东也终于下命令要“全面抗战”了:

八月十二日,中共军队在华北用运动仗包围了三万不愿意向他们投降的日军,打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抗日大战”。

九月十二日,中共竟围歼抗日名将马占山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的东北挺进军三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专打友军”的又一个辉煌“革命战果”……内战已经为中共明目张胆地发动起来了。

八月二十八日,当毛泽东在蒋介石的三请四邀、特别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去重庆和谈时,他临行时给已经抢夺了五十九个城市及广大地区的中共军队留下的,竟仍然是“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的大打内战的命令。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内,中共军队不仅又抢占了三百座县城,而且为破坏政府军北上受降,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他们切断铁路干线,抢夺交通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他们剪电线,扒铁路,中断平汉、津浦、胶济铁路近二十次。他们还在河南决黄河,在江苏、山东决运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仅就这些中共的所为而言,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的中国内战,究竟是谁发动的,还有必要一辩吗?

第三、苏军阴谋配合中共抢占东北

众所周知的是,不论是从大清朝亡明的历史教训而言,还是就日本侵华的现实教训而论,白山黑水、沃野千里的东三省,都是侵略者和造反者的必争之地和必储之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一心要打江山的毛泽东,就曾在中共“七大”上建议将东北籍的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理由就是“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要打内战和夺江山的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再来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在毛泽东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第二、三、六号命令时,就已经以“为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满州敌伪军投降”的名义,命令原东北吕正操部、原东北军张学诗部、原东北军万毅部、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现驻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所部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和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不得不赴重庆谈判前夕,决定立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率领去东北”,并拟定了“干部先行,军队后行,以建立热河根据地为军队大举进入东北作准备”的策略。随后,中共中央又命令李运昌部以配合苏军作战为名,相机进入东北,然后命令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配合苏军进攻山海关。更于八月二十六日命令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的部队,由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乘船从烟台渡海,以试探武装抢占东北的可能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军队吕其恩和邹大鹏部于辽东半岛的庄河上岸,占领庄河县城,并向大连进发。中共冀东李运昌、曾克林部又在苏军默许下,于九月三日乘火车出关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六日进入沈阳。苏军远东司令部为正式与中共“通气”,于九月十四日派出乌兹别克上校,并由中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曾克林陪同飞赴延安。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晚至十五日上午,刘少奇与代表苏军元帅马林若夫斯基的乌兹别克上校会谈。乌兹别克上校公然违背美、苏、中三国的协定,同意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交给中共军队。刘少奇为抓住这一“千秋一遇”的历史机遇,立刻派遣彭真、伍修权等与乌兹别克上校同机飞往东北。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遂将“要以二十万大军借受降而争夺中原”的计划,立刻转变成为“向北发展和向南防御以全力抢占东北”的计划,并决定将长江以南的部队撤往江北,将江北的部队撤向山东,将山东、苏北的部队主力和晋、察、冀部队一部立即派进东北。这才是毛泽东愿意在“双十协定”里写上“中共同意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底牌”。中共十几万主力部队与两万多干部,又立即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扔枪械,穿便衣,走小路,水陆兼途,马步兼程地开始了强占东北的急行军。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中共军队已有十一万多人抢进了东北。先后抢进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包括候补委员就有二十余人。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当中华民国政府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决定派出政府官员进驻东北时,十月四日,中共东北当局曾密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向他们表示“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即把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所有日军装备全部交给中共。至十一月下旬,中共出关军队已经从苏军占领的原日军仓库中,取出了十万枝枪和三百门大炮。至此,中共终于因苏联对中华民国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抢进了东北,并且立即得到了大批的军火物资。

一九四六年六月,已经抢进东北的中共军队又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二十七万多人。他们在苏联的支持下,不但接受了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而且收编了三十万原汉奸军队,留下了八千侵华日军,以补充他们这支旨在中国打天下的队伍。这对于提高中共农民造反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和现代化作战能力,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上述事实确已证明,内战早已开场,大战更无可避免。在对日抗战中养精蓄锐八年的中共卖国军队,终于怀着他们早已铁定的打天下决心,在苏俄的阴谋支持下,抢夺了祖国的东北“宝地”。如果开一句历史的玩笑,就是:一场由斯大林改写的,“由苏军引共军入关”,而夺取中华民国江山的新编历史剧,就要在万里狼烟中上演了。

第四、中共一再地破坏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为打赢内战廓清了道路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破坏是空前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而未陷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境地,但是,日本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尤其是八年全面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极大破坏,亦同样使她满脸是泪,浑身是血,遍体鳞伤。此时此刻,任何一个爱国者,爱民者,或曰任何一个有着起码的良知者,都不会、也不愿意在这一场人类浩劫刚刚结束之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立即开启一场内战,使得正在痛定思痛的人民又陷入痛上加痛的更加悲惨境地。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由于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对战后民主宪政的准备,并公告要在战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因此,如无其它特殊的原因,战后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建设非但应该能够顺利进行,而且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成功,即军政、训政的结束,和还政于民的实现,也就完全是可能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对中共持续八年假抗日、真扩张的卖国行径了如指掌,又对中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夜起,就立即发动了内战的行径历历在目,因此,倘使说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竟丝毫没有一举解决中共叛逆的愿望,非但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不尽乎情理。国民党政府在不得不打的情势之下,也只好打打谈谈,甚至在忍无可忍之时,亦想一举歼灭中共以“绝我民族大患”的事实,恰是这种心态的说明。

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他们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份的退让,无非是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以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借争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抢占东北的一再容忍,中华民国政府为邀请和等待中共参与国家宪政建设所做出的种种让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已经抢占了东北的中共胃口大开,而且,更为这一伙二十余年来一直梦想要颠覆中华民国的“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赐良机,直至造成了战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虚与逶蛇,高喊“和谈”,以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从而一再地造成了它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它们终于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那么,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来破坏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呢?(待续)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胡洪菘访150余位老兵:中共隐瞒抗战历史真相

 胡洪菘访150余位老兵:中共隐瞒抗战历史真相

记者李圆明采访报导)胡洪菘来自中国桂林,是民间组织桂林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发起人。他原在体制内工作,后来辞职,长期关注抗战老兵,由此了解到中共篡改抗战历史的真相。

胡洪菘原是桂林市临桂县计生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名司机,因看不惯官僚作风,于2011年辞职。“他们紧着要我入党,我压根不想入党。再一个,关注抗战老兵是倒计时的,老人年纪都很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想在他们去世之前,多找几个老兵……”他说。

2008年,胡洪菘和几个志愿者到永福县百寿镇大山里的一个贫困学生家捐赠物品,返回时听一个志愿者说到自己的爷爷:“我爷爷(桂林保卫战守城部队三十一军一三一师三九二团上校团长吴展)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桂林和日本人打仗阵亡了……”胡洪菘惊讶地问她:“日本人到了桂林?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

因为打小接受的教育是共产党八路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历史一点也不知道。胡洪菘带着满腹疑问开始了探寻历史真相的旅程。

抗日战争又称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公开资料显示,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2018年,桂林市政府重建忠烈亭。胡洪菘等志愿者捐资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受访者提供)

胡洪菘由此了解到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上高战役、昆仑关战役等等,国军参战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还有桂林七星公园里在桂林保卫战中阵亡的三将军(陈济桓将军、阚维庸将军、吕旃蒙将军)墓和八百壮士墓,市区内有淞沪会战阵亡的秦霖将军墓和蒙城阻击战阵亡的周元将军墓,尧山脚下在随枣战役阵亡的钟毅将军墓……

胡洪菘等志愿者捐资建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受访者提供)

“还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健在,于是,我又踏上了寻找抗战老兵、记录真实抗战历史的道路……我越知道真实的抗战历史,就越恨中共对所有国民故意隐瞒历史的行为,以及对经历过抗战的原国军官兵打压迫害。”胡洪菘说。

胡洪菘(图右)等志愿者给老兵蒋世轩理发。(受访者提供)

抗战老兵饱受中共迫害 普遍生活贫困

原黄埔独山四分校十八期辎重兵科毕业、分配到七十五军十六师服役的郑立志老兵告诉胡洪菘,文革时期,他们就像笼子里面的鸡一样,今天被抓几个出去枪毙,明天又被抓几个出去,不知道哪天轮到自己……

“我拜访过的一百多位抗战老兵中,只有几位老兵在毛统治时期没有受到迫害。有两位是在解放军中任职,有几位是在农村,人缘好并且家族大,其他的老兵都受到过各种程度的伤害。”胡洪菘说。

比如荔浦老兵俞雄,祖藉浙江奉化,前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是他的同族兄弟。1936年,18岁的俞雄进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八期学习,卢沟桥事变后,他提前毕业,被派往第五战区第84军174师522团任少尉排长。曾驻防湖北、河南,在驻马店曾与日军激战。

1945年日本投降后,俞雄历任督练员、参谋、营长等职务。1949年后,俞雄被送进“劳改大队”至1963年方回乡务农,被勒令登记为“伪军官”“四类分子”,文革中被抄家,直到1979年才“脱帽”。

俞雄曾感叹:“黄埔同学非无泪,泪水不撒敌人前。恨抗日沙场不死,留在今日老来羞。”和大多数老兵的形像一样,俞雄很瘦,身板硬朗,很精神,脸上挂满笑容。2013年11月16日,俞雄去世,享年95岁。

黄埔军校毕业的老兵苏匡祜在志愿者表达敬意时,不能开口说话的他写下三个字:“不足道。”(网络图片)

“这些老兵只要没在共产党单位里面工作的,就不要想有一分钱的收入。如果是农民,那么你卖多少粮食,卖多少红薯芋头,你就有多少收入。”胡洪菘说,“我们主要在募捐捐款给那些没有收入的老兵。”

阅兵式后 民政部不再接收老兵名单

胡洪菘特意提到,2014年大概是10月、11月份,中央下命令给省一级的民政部门,筹集资金给老兵。志愿者把老兵的名单报上去,核实通过后每个老兵每个月有750块钱的生活费。在2014年以前,政府是没有出面做这个事情的。

“到了2015年的9月份,北京搞过一次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还邀请了中国的二战老兵在游行的行列里面(发了纪念章)。但是这个活动一做完以后,我们再找到的那些老兵,把名单上报上去,他们又开始打哈哈,又恢复到跟以前一样,啥也不理了,说:‘你们民间接着做吧。’这个真的无耻啊!你就差那点钱给老人吗?”

从2008年起,胡洪菘开始寻找并拜访抗战时期参加国军的老兵,2011年辞职后专职做了三年,生活费就靠老本。后来又找了工作,职业是开旅游大巴车。

因为桂林是旅游城市,开旅游大巴车生意好,收入不错,而且也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但是疫情期间,桂林旅游惨淡,百分之七八十的旅游大巴车都停在停车场不动。胡洪菘说,所幸疫情之初,就预感疫情不是几个月能过去的事情,武汉一解封,他就从大巴车辞职了,很快找到一家开货车的公司,工作一直比较平稳。工作之余,他一直在关心和寻找老兵。

成功出逃 “上帝在眷顾我”

胡洪菘通过老兵的遭遇,越发认识到中共是一个独裁的党,压根不会为人民服务。所以他经常在网上转发一些抨击中共腐败、冤假错案的帖子,由此结识了子肃(网名:文士),子肃是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大学讲师,胡洪菘经常拜读和转发他的文章。

2016年6月,胡洪菘转发了一篇关于“六四”的文章,导致QQ空间被封并被国保约谈。同年7月,他和朋友自驾游西藏路过成都,和子肃见了一面,从此被国保盯上,每年都要找他谈话,少则三五次,多则十次八次。

胡洪菘受不了国保骚扰,从4月份开始策划逃出来,准备了旅游签的资料。

他订了11月13日的机票,结果11月1日国保就打电话找他,把他吓了一跳。他赶紧说,公司要调他去长沙。确实公司当时调他去长沙工作了,几天后他又辞职返回桂林,一直宅到12日晚上坐火车赶往广州,又从上海转机,顺利通过边检。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11月14日到达新西兰奥克兰,17日桂林临桂区国保的大队长就给他的微信留言。12月6日和12日,临桂区的陈姓国保两次打微信语音给他,一再说是上级指示的,问他签证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回国。时而威胁,时而又套近乎。

胡洪菘表示,被国保盯上后,他已在2017初退出了桂林关怀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但是他没有退出关注老兵,这个事情没有停下来。在新西兰,他也将开始新的工作。

“应该是上帝在眷顾我,又或者是那帮老兵。因为从我开始接触老兵一直到现在十多年,我所亲自见过的老人不低于150位,而且每一个老兵过世,我基本上都会去参加葬礼,所以我最少去过120多位老兵的葬礼。”他说。

2023年1月29日 星期日

斯大林助推日本侵华并非空穴来风

 纪元作者: 王赫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国的历史性功勋。但是,这是惨胜。第一,这不是中国自己单独战胜日本的,而是把中国抗战融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借助于盟国力量。第二,因此,使得苏联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所得甚至超过了雅尔塔密约),并扶持中共坐大,为其1949年窃国奠定了相当基础。

许多历史著述,如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Modern Times: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认为:对中日战争感兴趣的唯一大国是苏联;中国方面唯一从这场战争得到好处的是中共;苏联是中日战争的大赢家。

而从史实来讲,抗战时期苏联也在侵华。例如,(1)1944年非法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及操纵外蒙古“独立”。(经过八年抗战,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除钓鱼岛尚存争议,都已收复;而俄国-苏联割占、肢解、吞并的中国3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则无归期,那是相当于中国现有国土的三分之一啊!)(2)1934、1937年出兵中国新疆,1940年逼盛世才签订《新苏租借条约》(俗称《锡矿协定》),1944年策划伊宁暴动和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3)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万余名,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罗斯有超过20万华工;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时,全苏联仍有10万华人,其中7万在远东地区;20世纪40年代,远东地区的华人则几乎绝迹。网上流传斯大林屠杀30万华人之说。)

更严重的是,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苏联对日本还起到了诱使、默认、纵容、支持等等作用。执政近三十年(1924~1953年)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真是险恶无耻、奸诈至极。本文仅以三个历史事件为例。

其一,1929年中东路事件

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中东铁路曾被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斯大林根本无意与中国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反而要确保和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安全。1928年,“东北易帜”。次年,张学良欲以武力收回名义上置于中苏共同管理下的中东铁路的权益,斯大林断然出兵,东北军大败。这是北伐统一后中国第一次与外国交战,虽属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对日本侵华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若无中东路事件,“九一八”或可避免,至少也能推迟。

第一,通过中东路事件,苏联用武力解决和中国的纷争,为日本侵略东北做出了一个直接的“样板”。第二,中东路事件中,苏联和日本之间相互“默契”、“中立”,甚至“勾结”,最重要的是日本以对苏中冲突的所谓中立,换取了日后苏联对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问题上的最大程度上的容忍。第三,中东路一战,东北军惨败,使日本摸透了东北军实力(这支军事力量在国内首屈一指,张作霖曾凭此三次入关,一度掌握北洋政权,日苏都有所忌惮),并通过中东路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当时蒋介石正陷入蒋冯战,无力动员全国援助东北对抗苏联,只能依靠东北地方当局自己应付争),认为中国内部不统一,根本无力御外,一旦东北发生变故,南京方面也无可奈何。事后,国民政府也说“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获胜,使日本认识中国之可欺,自是不断惹是生非,制造纠纷,以便借口逞凶,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第四,中东路事件既未出现南京政府期待的西方大国共同声援中国的情景,也未形成苏联预言的西方大国联合反苏的局面,日本借此了解到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

其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东北三省。期间,张学良多次下令“不抵抗”。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3月1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举世震惊,出乎张学良、蒋介石及国内外各方面预料。外界均以为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就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日军高度关注苏军动向,尽量避免刺激苏军)。但事变后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中国东北的行为无动于衷。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就承认了“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

斯大林为何不断对日妥协?不少研究者常将原因归结为苏联需集中精力应付来自西线的德国威胁。但需指出的是,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1933年前的国际形势。在此之前,纳粹尚未上台执政,而德国的军备重整则要等到1935年之后。单以九一八事变而论,苏联为什么会在西线没有面临直接压力的情况下,却选择默认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其后所采取的行动又到底是基于怎样的具体动机呢?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是斯大林想方设法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向中国。因为,当时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对日本来说,苏俄是其心腹之患。(日本1907年的《国防方针》,第一假想敌就是俄国,1918年、1923年、1936年,假想敌顺位调整为美、苏、中(1936年再加入英),战略目标为南北并进,陆军仍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36年6月为世界大战必要进行持久战所拟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作战步骤先求消除北方威胁,以彻底摧毁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为首务。)

此外,还请注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日本侵华恰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而中共恰是斯大林手中的一枚战略棋子。

其三,1937年“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日本中国驻屯军与驻防当地的国军第29军发生军事冲突。随后,发生平津作战,第29军战败,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区为日本占领,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不过,事变之初,中日双方均无具体的全面战争计划(例如,蒋介石曾希望1939年整军告一阶段再战)。事变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事变一起,在当时情势下,必然走向全面战争。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卢沟桥事变到底谁开的第一枪?至今普遍流传的有4种说法:A,日军说;B,国军说;C,共军说;D,苏联间谍说。

长期以来,日本有北进、南进之争,不能定夺。“北进”,即攻打苏联;“南进”,即确保对中国大陆的霸权地位后,再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主要假想敌国为美、英等国。1936年8月,广田内阁《国策基准》确立“南北并进”方针。

苏联压力很大。例如,1936年11月25日,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指向苏联,苏联面临两线作战前景。又如,日、苏边境零星冲突增加。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一周,日本和苏联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险些发展成日苏全面开战。以至于蒋介石直到七七事变之前,一直认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大于中日战争,甚至直至1939年都坚信日苏大战无可避免。

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很快从“积极北进”转向“择机北进”。因为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到中国战场,这大大削弱了日军实施北进战略的实力。

还要指出的是,为使日本由北进转为南进,斯大林还派间谍在日本军部内部运作。共产国际间谍索尔格,运用近卫首相的机要秘书尾崎秀实及军务局长武藤章,使对俄作战派石原莞尔失势。此事至1941年10月尾崎被捕,始行发觉。但当时日本已向南深入,不能再北进。

结语

从以上所述,说斯大林助推日本侵华不谓空穴来风。但是,他也同时支持中国抗战,目的是使日本陷在中国。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次年,中苏复交;1935年,中共从莫斯科发出“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在斯大林的干预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收场,国共再次走向合作;七七事变后,中、苏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提供并扩大军援,但拒绝结盟;等等。

“斯大林是个非常好的战略家”,如美国斯坦佛大学东欧史教授诺曼·奈马克(Norman M.Naimark)所说,“当然,斯大林是个撒旦,但众所周知,撒旦会以各种面貌出现。”

2023-01-15

2022年9月29日 星期四

国民革命军游击战纪实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鲜为现在的人们所知的是,国民政府在坚持正面作战的同时,也向敌后派遣了数量庞大游击队,一度达到国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他们依托交通线和山区,开辟了大小不等的敌后抗日战场,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

游击战是在持久战理论指导下做出,而持久战和游击战这两项重大抗日战略决策,最早是由一位国军将领提出的,这位将军素以谋略著称,他在北伐期间屡战屡胜,那么,他推动的国军游击战又是如何展开的呢?这些游击战对中国抗战局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937年冬,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一个人慷慨陈词,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建议“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加强敌后游击。”这个建议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此人便是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蒋介石随后通令各战区,指示以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加强敌后游击,变敌后方为前方。

其实,早在白崇禧提出“游击战”之前,系统地提出了持久战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国民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在一些地区组织了敌后武装,并开始了局部的游击战。

1937年9月,第一战区的国军向山西败退时,国民政府将河北保安部队改编为第181师,留冀南游击,10月,又命令冀西地区的万福林部和孙殿英部留驻太行山南进行游击战。任命张荫悟为河北民军总指挥,河北也因此成为国民革命军最早开展敌后战争的地方。

第二战区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蒋介石将所部30多个师转至山区。蒋介石还命令第一战区卫立煌率领第14集团军加入第二战区进入山西,支持阎锡山进行游击战。这是国民政府在敌后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开端。

在江苏,原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苏北创立苏北游击区。蒋介石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黄绍竑亲自到浙江建立了54支游击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武汉会战结束后,部分国军就地留在大别山、皖东、皖北和鄂东,纷纷开辟了游击战场。

截止到1938年底,国民政府在敌后的各种游击武装力量总数约六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0万余人。这些部队主要活动在豫北、豫东、冀南、山西太行山区、豫鄂皖边、鲁西北、苏北等处。1938年11月的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政府又陆续增派了30个师到敌后,人数最多的时候,在敌后的国军部队接近100万人。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军训部在1939年编成《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游击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游击战之教材,一些游击部队的战术素养得到较快提升。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的形式下,这些敌后游击部队取得哪些战果呢?

据统计,在1940年至1942年间,山西、冀察、鲁苏等游击区,共吸引日军10个师团以上的日军,迟滞了其战略计划的实施。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正面战场中都出现了敌后游击队配合作战的影子。

1938年徐州会战期间,山西国军部队在晋南的游击战中把日军打得闻风丧胆,最终逼迫日军20师团撤出蒲州、运城、平陆等地。

在浙江,仅1938年一年,浙西的游击队就参加战斗200余次,歼敌万人。

1940年秋,国军游击队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消灭日军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游击队员没有一人伤亡,成为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1941年7月1日,国军鲁苏皖边区游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陈中柱,率部奋勇杀敌,身中6弹壮烈殉国,凶残的日军割下将军的头颅,陈中柱夫人含悲忍痛,找到日酋要将军头颅,日军被迫归还了将军的头颅,使其全尸入葬。

在敌后抗日战场上,还有很多将军血染疆场,

如山东省府委员范筑先、陆军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98军军长武士敏、第24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等,他们英勇抗战,宁死不降,最后都壮烈殉国。他们在敌后的抗战功绩是不可灭的。


山东第六区少将游击司令范筑先

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主要占据战略要点或交通要点,而其他广大地区为中国军队的游击队所控制,这些游击区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敌后游击战场,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断在后方扰袭日军,破坏交通,予日军极大威胁,往往逼迫日军困守点线,因此,打破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本集文字略有删改)

(本文为@纪录片人陈钦 与 爱奇艺 共同投资制作的百集大型历史解密纪录片《中日百年抗战全纪实》的文字稿。@纪录片人陈钦 独家授权@煮酒君谈史 @高会民 更新纪录片文字稿。)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若知晓中共早年对美日态度 小粉红咋办

 纪元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引起了大陆众多被洗脑的小粉红的各种“狂欢”,并在中共网信办的绿灯下,在网络和社媒上广传;与此同时,一些国人哀悼安倍的帖子亦被小粉红们攻击,被网信办等封杀。

比如大陆知名演员吕丽萍在微博贴出安倍生前弹钢琴的一段视频,并附上9个哭泣的表情符号以示哀悼之情后,招致了一些小粉红的谩骂和攻击,一些小粉红甚至向“有关部门”举报,威胁吕丽萍“自毁前程”。大陆某娱评人7月10日更是发文,质疑微博官方为何不封禁吕丽萍,同时还指责她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期间,发帖祝福“美国生日快乐”。7月11日,吕丽萍微博被禁言。

被小粉红们攻击的当然不止吕丽萍一个人,她只是因为比较有名而受到了格外的注意。很多有理性的国人其实搞不懂小粉红们为何要“狂欢”,毕竟安倍没有拆你家的房子,没有让你从银行取不出钱,让你失去工作,更没有强迫让你天天做核酸、查健康码,让你在家中饿死、看不了病……难道仅仅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屠杀过中国人?亦或是安倍属于右翼保守派,支持保护台湾?可背后的历史来龙去脉小粉红知道多少呢?安倍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有何错呢?

大陆作家王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些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小日本!一帮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细细品味,说的不是中国的现实吗?试问,在徐州“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有几个小粉红跳出来寻求真相和正义?在中共极端防控下民不聊生时,又有几个小粉红跳出来抗议?

在笔者看来,小粉红们还是需要多了解了解历史,如果知道中共早年对待日本和美国的态度,那小粉红是否更应该将矛头对准中共呢?

包括小粉红在内的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早在抗战期间,毛和中共为夺取政权,不仅秘密与日军勾结,而且还专打国民党军队。

根据已经披露的资料,中共与日军的勾结始于1941年

当时,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三人不敢贸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并要求中央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不久后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着手和冈村宁次以及在南京的汪伪政权谈判缔约。

孰料,潘汉年等人首先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汪表示不相信中共。无奈之下的饶、杨、潘三人遂在直接与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接触。双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是: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

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弗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记中也证实了中共勾结日军的行径。他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的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如此写道:“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

这也就难怪毛在建政后要感谢日本人侵略中国,并且放弃了对日的战争赔偿要求,导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起诉屡屡失败。目前,很多证据都已浮现,小粉红们若不信,可以找找历史档案。

那么,当年中共对美国又是什么态度呢?大陆禁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中收录了三篇中共祝贺美国国庆、歌颂美国民主的《新华日报》社论,即《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祝贺美国国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4日)。连续三年祝贺美国国庆,频率可更高的,而其言辞远超吕丽萍。

在1944年的这篇美国国庆社论中,中共把延安与美国相连—–“今天中国为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斗争,正和1776年的美国一样;中国的战斗民主派的已故领袖、就是美国人民所熟悉的孙中山先生,他的著名的口号就是林肯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

这篇社论最后更激情四射地高呼:“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小粉红们记住了,这是中共喊的啊。

在1945年美国国庆日的社论中,开篇即称:“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这是一个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日子。它的光辉不仅照耀着新大陆和旧大陆,而且照耀着几个世纪。”

社论接着解释7月4日的世界意义,意思是中国人民今天所走的道路,即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跟美国道路,即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是相通的。

在1946年美国国庆日的社论发表时,中国内战爆发,中共和美国当局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中共因为担心美国站到国府一边,因此继续吹捧美国,称美国《独立宣言》为“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所代表的一种光荣传统,即为了自由而反抗一切暴政的传统,今天正为中共所代表的“中国人民”所继承……

除了以上三篇赞扬美国的社论外,中共延安媒体《新华日报》在非美国国庆日也曾刊登赞美美国民主的文章,如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段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1944年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多次会见他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党史通讯》于1983年披露了部分谈话内容。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称:“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摩擦,因而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无疑,中共不论是邀请包括记者在内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将所谓中共“清廉、为人民”的表面现象展现在这些人面前,还是赞扬美国,目的都是为了博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而美国人也确实上了中共的当,还给中共提供了武器装备,减少了对国民党的支持。直到后来才发现自己被中共玩了一把。

小粉红如果了解了中共的这些“黑历史”,知晓中共曾经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该作何感想呢?是否有胆量向中共开火呢?

2022年7月3日 星期日

懸系中國命運的武漢大撤退

 文:橡樹

1938年,這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年頭。

是年,日軍在北方和蘇俄達成妥協,一面收拾在台兒莊會戰被重挫的士氣,一面動員、調集本土和關東軍兵力,加大投入了中國戰場。

7月,抗戰爆發一年後,日軍調整侵略主要方向。

為消化中國軍隊在花園口決堤形成黃泛區天險阻礙,日軍決定,以上海為戰略發起點,自東向西,長途奔襲武漢。

武漢,成為日軍的速戰決勝的侵華戰爭的最後戰略目標。

日軍認為:

攻占漢口,是早日結束戰爭的最大機會

武漢,是年,國運所系。

武漢,位於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扼控平漢、粵漢兩線陸路和長江、漢水等水路,既有九省通衢之稱,更是隨洋務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少有的工業城市。

在當時,武漢是中國鋼鐵、機械、紡織等近代化工業重要基地。

漢陽造步槍、迫擊炮等武器,更是中國抗戰的根本性軍工資本。

何況,隨著東北、華北、京滬杭地區的淪陷,進入1938年,武漢已經是中國尚未淪陷的唯一的最大的工業基地。

此外,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徐州會戰期間,國民政府十萬火急由京滬杭、豫、皖、蘇、浙、鄂、湘等地匆忙撤出軍工、鋼鐵、煤炭、服裝等等工業設備、器材、原料等物資輾轉千里,積壓武漢,亟待轉運進入川渝大後方。

同時,由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轉移而來的中國工、農、兵、學、商等數以千萬計人口,自水路交通,不斷集中武漢。

這是中國最早的萌芽了家國意識的人口,他們在覺醒之後,以腳投票,既表達自己對日本暴虐侵略的反抗,更是中國持久抗戰的重要人口資源。

抗戰歷史上,極為悲壯的人口遷徙,在1938年的武漢,漸進高潮。

 1932年,准備轉移到南京的故宮博物館藏品。抗戰爆發,這些藏品基本得以轉移重慶。

在中國持久抗戰的大戰略棋盤上,武漢,自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戰略要點。

囤積在武漢的僅有的可憐巴巴的工業設備、設施、資源,正是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本錢。

在大片國土淪喪,人口損失情況下,當時能夠自願追隨政府西遷入川的遷徙民眾,無疑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血脈。

顯而易見,如果武漢在1938年無法轉運這些人口與物資,那麼,後來的持久抗戰,自然無從說起。

武漢背負的,正是抗戰中國奄奄一息的國脈。

日本人自然也明白這點。

於是,日軍集結陸、空、江現代化25萬餘重兵沿長江水道、大別山北麓向西分進,氣勢洶洶,企圖搶在中國大遷徙、大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在戰略上鉗擊、合圍武漢。

是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

以武漢三鎮為核心,以長江中游水道為軸心,在鄂、湘、皖、贛、豫南廣袤國土上,抗戰史上最大規模的會戰就此打響。

日本在武漢會戰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

日本企圖通過會戰,快速占領武漢,以徹底摧毀中國抗戰人口、經濟基礎。同時,利用武漢作為中國心臟的九省通衢位置優勢,分割中國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的聯繫,最終實現最大限度經濟掠奪,繼而壓迫中國無力再戰,只能屈服,實現速戰決勝的目標。

1938年,夏秋,武漢外圍激戰連綿。

武漢會戰的主戰場波及鄂、湘、皖、贛、豫南等遼闊土地。

彼時,中國以近代化步兵為主體的軍隊寸土寸血抵禦著日軍陸、江、空現代化軍隊的輪番攻擊。

這是無數人用性命掩護無數人進行空前大撤退的大決戰。

這更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關係中國國脈存亡的苦難的行程。

於是,武漢會戰和武漢大撤退,便成為抗戰八年最具標示性和影響性的大事件。

列車上,沿粵漢線大撤退的國民。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為備戰抗戰,1935年10月,蔣介石即在成都發表講演,闡述了持久抗戰的基本戰略思路:

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川渝雲貴地區,地勢複雜,山川險隔,素有蜀道難於上青天之說。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川渝雲貴之地工商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相對沿海地區落後很多,看似根本無法支持中國抗戰。

然而,大西南既有重慶一地稍具近代化工業規模,也有以成都為核心的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基本的工業、農業墊底之外,以川渝為起點,大西南既可借西北國際交通線尋求蘇聯援助,還可以由雲南經滇越線得到歐美盟國的援助。

以弱敵強,坐守易守難攻之地。

顯然,這確為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抗戰的根本戰略。

可想,中國一旦完成對武漢物資、人口的遷徙,完成川渝雲貴地區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重新布局,日軍再想戰略西進,純粹天方夜譚。

——構思何其宏大,實踐起來,一眼看去,卻又是釜底抽薪之無奈。

不過,就當時局勢而言,武漢一地懸系中國命運,確屬現實。

其實,武漢大撤退一直是抗戰中國的戰略選擇。

抗戰爆發,尚在南京會戰期間,1937年11月,中國國防會議即以《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宣布:

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

日軍對武漢和長江航道的大轟炸。

11月26日,南京會戰前夜,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主要機關抵達重慶。

中國中央政府入川,受到川渝大地政府、軍隊和民眾的熱烈歡迎。

12月1日,中國國民政府基本完成西遷,在重慶正式辦公。

1937年,繼七七事變、淞滬事變爆發,中國在華北以南口會戰、保定會戰、太原會戰,在京滬杭和華東、華中,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及徐州一帶會戰,以百萬抗戰軍人正面抗戰犧牲,苦苦阻擋、滯緩、延遲日本攻勢。

淞滬會戰期間,正在撤退的工廠設備、器材車隊。

這些會戰,在抵禦外侮的戰役、戰術等軍事價值之外,最大的戰略價值有二:

其一,爭取扭轉日軍自北而南的戰略進攻軸線為自東向西軸線,粉碎日本速勝戰略企圖,實現己方持久抗戰戰略;

其二,為實現持久抗戰,主動在正面作戰,層層滯緩日軍攻勢,以求戰略上掩護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

抗戰軍興,明知己方以近代化軍隊對抗現代化日軍,戰力對比極為懸殊,無數抗戰軍人以身許國,義無反顧走向了華北、華東、華中正面戰場。

他們向死血戰,不斷以性命抵抗、消耗著日軍的攻勢,付出了慘重的犧牲。

他們的犧牲,為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賺來了寶貴的空間和時間。

正是血戰、鏖戰期間,國民政府為激勵、保護中國有限的工業能夠投入抗戰,專門對上海、南京等各地公布了《遷徙須知》:

凡中國國民投資之工廠,均可一律遷徙。

遷徙轉移目的地為武漢。

政府給與相當津貼

《遷徙須知》公示以後,華北、京滬杭等地的相關工廠紛紛報名登記,開始了抗戰最早期的緊張的大遷徙、大撤退。

由宜昌逆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輪船。

家國意識萌芽,使得很多企業家為相應政府呼籲,主動停產、撤裝設備,裝備西遷。

當時,上海除卻上海煉鋼廠為政府重點項目之外,因為上海其他各家機械廠設備、設施、器材及產能規模較小,抵不過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分廠等企業,因而沒有劃入抗戰撤退的重點項目,得不到政府補貼。

淞滬會戰期間,杜月笙、黃炎培等上海名流、企業家組成上海市抗戰救援會,紛紛寫信抗議國民政府「歧視」。

抗議的同時,這些企業家們自掏腰包,先行一步,開始了工廠的搬遷。

——前線付出慘重傷亡多堅守一天,京滬杭地區大撤退就多了一天時間。

這也是淞滬會戰國軍犧牲慘烈而血戰不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難當頭,這些工廠甘冒日軍戰機轟炸西遷,他們每一次成功搬遷,即為後來抗戰保住了一分元氣。

平漢線向武漢遷徙、撤退的軍民。

淞滬會戰如此,其他會戰同樣如此。

也正是這些被很多人嘲笑、指責的官長無能,士兵懦弱,指揮無方,一潰千里的若干大會戰,在客觀上卻掩護著無數的國民、工廠設備、設施等在1937年的戰火中,一路顛沛流離,歷經艱險,在1938年輾轉撤退到達了武漢。

回望抗戰,如是系統、客觀地分析中國之所以能夠苦撐待變,苦撐取勝之前因,再看這些1937年至1938年初期看似潰不成軍的若干大會戰,以及由華北、華東、京滬杭等地往武漢匯集,再由武漢西撤大西南的武漢大撤退、大遷徙,自然又是另外一種結論。

1938年,武漢會戰前夜。

為保障武漢大撤退、大遷徙的高效進行,蔣介石、周恩來等中國精英們聯手制訂的《抗戰建國綱領》共32條在武漢發布。

《綱領》是涉及到抗戰時期各個軍政機關,以及關係平民、文教、醫藥、物資、孤兒、工業、經濟單位等等撤退、建設等等方面細則。

隨著《綱領》公布,中國抗戰史詩般的武漢大遷徙、大撤退拉開了序幕。

——當時,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們正在武漢。

相傳,1938年春季,於戰亂中,他們等來了由山西祁縣、開封避難而來的我的曾祖母等婦孺家人。

全家在武漢團聚僅一天。

次日,我的祖父接到電報,匆匆忙忙往桂林、昆明而去。

在桂林、昆明,他將在負責抗戰軍用物資的貿易、採購,這是他為抗戰盡的義務。

我的伯祖父則隨國民政府財政部機關撤往重慶南泉。

我的祖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則報考了中央軍官軍校,離開了武漢,去往成都。

短暫相聚,他們在抗戰亂世留下了一張至今讓我貼身珍藏的照片。

每次看著照片的先輩,往事如此真切,總會使我情不自禁淚流滿面。

圖 1938年春,我的曾祖母(中坐者)、父親(懷抱者)和祖父渠川長(右二)、祖母(左二)、伯祖父渠川金(右一)、伯祖母(左一)、叔祖父渠川寧(右三)於戰亂中,在武漢團聚。

據說,當時的武漢危城,碼頭、車站忙而不亂,等待撤退的人們於悲憤、恐懼之間,秩序井然。

……

直到武漢淪陷當天,武漢大撤退幾乎沒有停歇。

那些由武漢搶運,冒著日軍飛機轟炸威脅,最終運抵宜昌的入川的物資,在抗戰八年,為在西南建立了體系化的新的工業區,尤其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

由此,中國持久抗戰這才有了苦撐待變,苦撐取勝的本錢。

後記:

一晃,經年。如今重疫圍城武漢,再談往事,還望蒼天庇護,願我中國能夠再次突圍。

閉門避疫,隔網茶敘,祝好朋友們新春。

文章來源:流浪的橡樹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一直未公開,藏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抗戰照片!

 


二戰期間,美國通信兵團164照相兵連曾在中緬印戰區拍攝了數萬張抗戰照片,並且錄製了很多極其珍貴的影像視頻。

多年來,這些震撼人心的歷史史料一直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裡保存著,少有人問津。

直至數月前,一些中國民間學者自籌資金,親赴美國國家檔案館,歷時兩個多月,才從中整理出了所有的影像資料。

這些資料包括兩萬三千餘張戰地照片和超過一百多個小時的原始影像記錄。《國家記憶》這本書即為其中首批五百餘張老照片的圖文結集。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無數真實的歷史細節:中國士兵在極為惡劣的環境中,使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老舊重機槍;

美國顧問為一直穿著草鞋打仗的中國步兵分發帆布膠鞋;緬甸、印度少數民族游擊部隊與中美軍隊並肩作戰等等。

1945年,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在重慶街頭收到人民夾道歡迎。

1945年8月21日,湖南芷江,中國受降代表陸軍參謀長蕭毅肅向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武夫等訓話。

1946年1月23日,被營救的日本遣返人員。從日本海軍”ENOSHIMA”丸上被營救的日本遣返人員。

1945年9月5日,上海,中國人在購買小旗慶祝抗戰勝利。

1945年9月29日,上海附近無人看守的日軍戰俘營裡,等待船隻回國的日本戰俘在勞動。

1945年9月16日,日軍廣州受降儀式現場。

1945年8月21日,桂林,除了牆裡面什麼也沒有,日本撤退前徹底毀壞了這座城市。

1944年9月7日,雲南龍陵縣臘勐鄉松山,一名美軍士兵在給被俘虜的日本女子包紮,背後的兩名中國士兵在展示他們繳獲的日本軍旗。

 

1944年10月4日,血腥的騰衝之戰,躺在擔架上的中國傷兵。

1943年6月30日,中國某處美軍機場,一名美國兵和一名中國戰士並肩作戰。

1944年11月23日,李占宏(音)剛剛13歲,他已在部隊服役兩年,稚氣十足,面對鏡頭露出微笑。美軍通信兵Signal Corps/攝。

1944年左右,這位緊急救護隊的女學生在被炸毀的房屋廢墟上,豎起了紅十字會的標準 旗幟。

中國女戰士。照片大約拍攝於1944年左右。

1944年10月14日,一位年長的中國男人在滿目瘡痍的騰衝街頭停下來,向一名美軍軍士借火,點燃他的煙。美軍通信兵Signal Corps/攝。

 

1945年2月15日,在緬甸臘戍以北55英里處,第2炮兵連的一門155毫米榴彈炮陷入溪流,找來一台卡車拖拽。

1944年7月10日,士兵們帶上他們的寵物猴,放在為前線運輸武器給養的騾馬背上。

1945年8月8日,廣西南寧,一名標準團旗手站立在一座山頂上,身邊由一隊強壯的衛兵守護。勞埃德·瓊斯/攝。

中國湖南,國軍的機械化部隊。照片大約拍攝於1944年左右。

1945年9月28日,華南,宣傳隊作畫。

1944年7月15日,在沿列多公路某處的康復營地裡,史迪威將軍脫帽對著一群中國退伍軍人講話。

1944年3月31日,在緬甸北部的胡康河谷,一名美軍士兵彎下腰來給一名中國傷員點燃香菸。

1945年6月13日,廣西南寧,一群中國民工和中美士兵攜手將一架C-47型運輸機拖出一個充滿泥漿的炸彈坑,該機場剛剛從日軍手中奪取。

1944年10月11日,中國昆明,在中國的大壩機場,一名中國衛兵站立在一輛破舊的坦克殘骸上警戒放哨。格林伯格/攝。

1945年8月22日,中國昆明,日本投降後,美國用飛機向日占區人民拋撒的宣傳單。庫蘭特/攝。

1944年左右,美國士兵與一個展示中國服飾的模特。

1944年12月11日,緬甸巴莫,剩餘的頑固日軍正在遭受第三野戰炮營第九小組的轟擊。操作這些武器的正是受過美軍訓練的中國軍隊。

 

1944年12月16日,緬甸巴莫,被中國第三十八軍擊斃的日軍屍首。

1945年2月2日,中美車隊的卡車司機在駛出密支那時,向一位緬甸母親和她的孩子致敬。

1944年9月6日,威廉·H·皮克斯上校和少霖(音譯上尉,一起目送中國第五陸軍士兵登上昆明機場的飛機。

 

中國軍人繳獲的日軍國旗。照片大約拍攝於1944年左右。

在中國飛行員們參觀訪問朴卜羅(Pueblo)的那個上午,一名中國飛行員逗著一個印第安男孩對著鏡頭行美式軍禮。

1945年4月12日,緬甸臘戍附近,美軍第49野戰外科醫生享受著美妙的音樂娛樂。美軍通信兵Signal Corps/攝。

1944年5月6日,來自北達科他州的通信兵亞瑟·海吉用中國筷子吃他的美國乾糧,身旁的小孩李田右在教他使用筷子。

1945年3月15日,華盛頓的傑拉爾德·克瑞甘上尉以及弗吉尼亞州的霍華德·格里高裡上尉,與他們的中國朋友正一起從緬甸臘戍的廢墟走出來。美軍通信兵Signal Corps/攝。

1944年9月2日,中國軍隊第14 師42團隊列裡最年輕的士兵。他就是雲南人李樂貝,年僅12 歲,但是已經入伍一年。

槍枝從地下生長」出來。照片中的輕機槍到了裝配的最後階段。

防空洞

1945年5月8日。中國昆明,一位老者正在目光聚焦在在中國戰區的官方報紙葉中國燈籠上,頭條標題報道日本軍隊繼續威脅進攻中國腹地。旁邊的海報告訴人們德國已向盟軍投降。 

重慶的婚禮。一對美麗漂亮的新人的近鏡頭。

中國軍人在前線進食。

國仁新(音Yen Sehin)郊外的小山洞裡的人是躲避轟炸的市民,該城市於 1944年5月13日被日軍飛機轟炸。許多人因轟炸而無家可歸,燃燒彈從天而降,導致市區多數房屋起火燃燒。

戰爭遺孤福利基金。

1945年1月30日,中國童子軍搭建浮橋。

1945年7月22日,中國昆明,17歲的李文廣(音Lee Wen Kuang)腦海里和幻想中充滿了對軍旅生活的嚮往,他正在昆明郊外的村莊小學的課堂上背誦課文。

1944年10月14日,中國難民小女孩返回家園。

(黃埔軍校) ——中國的 「西點」。學員們步操穿過軍校的大門。

成都中央軍校——中國的 「西點」 。學員們跳下一座高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