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高官连环失踪 中国人不知道的秘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中共声称“民主好不好，人民最知道”，而且说它搞的“是真正的民主、管用的民主、成功的民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
但是，在这个所谓“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党政军高官却频频“失踪”。他们为什么“失踪”？中国人民全都不知道。
今天，我们就根据海内外的报导，盘点一下中共高官“失踪”事件，并透过这些事件看一看中共宣扬的“民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副国级高官李尚福“失踪”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自2023年8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后，“失踪”至今。
海外《大纪元时报》通过不同渠道获悉：因为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期间的贪腐问题，李尚福已经被抓捕。
李尚福2017年9月至2023年3月任装备发展部部长5年。2015年习近平军改前，李尚福曾任总装备部副部长。
在2023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国务委员，与副总理的级别相当，是副国级。
在中共体制内，副国级及以上高官，就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对大纪元透露：李尚福2023年9月1日被抓。之后，军委装备发展部共抓了8个人，其中6人是副部级，2人是局级。这8人都是李尚福自己去指认的。
路透社报导说，李尚福失踪，是近期习近平随行高官神秘失踪案中最新的一例。10位知情人士表示，李尚福因军事装备采购的腐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
副国级高官秦刚“失踪”
202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失踪”。
因为外长是代表一国政府与世界各国政府打交道的使者，所以这个“失踪”事件，尤其引发关注。一段时间内，全世界追踪中共政局动态的人都在问：秦刚在哪里？
秦刚经常口口声声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中国人民也很想知道：秦刚到底哪去了？
但是，中共的许多权威机构都保持沉默：中纪委一声不吭，国家监察委一声不吭，国务院一声不吭。
秦刚在国内外的所有亲朋好友，当然也无法出声。
外国记者们只好去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结果，毛宁变成了秦刚“失踪”事件中最尴尬的人。在多次记者会上，毛宁面对接连不断的提问，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应对，只好不断重复一些答非所问的空话，贻笑全世界。
2023年7月25日，秦刚“失踪”整整1个月，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免去秦刚外长职务。
他为什么被免外长一职？是因为广传的婚外情、私生子？还是因为涉贪腐、间谍？全国人大没有向中国人透露一个字。
同时，为什么秦刚只被免外长而不免国务委员身份？难道他不够资格当外长了，但还有资格当国务委员吗？全国人大也没有透露一个字。
秦刚2022年12月30日才上任外长，到出事时，任期不足7个月，是中共建政74年来在任时间最短的外长。
秦刚在政坛的跌落，正如他的崛起，都令外界吃惊。
他在2023年3月12日的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那一天，距离他57岁生日（3月19日）还有一周。他因此成为当今中共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通常情况下，从正部长级提拔为副国级，至少需要五年。但秦刚走这个过程，仅用了两个多月，速度之快，堪称“火箭式提拔”。
他当时为什么被“火箭式提拔”？中国人民不知情；他为什么又“火箭式坠落”，中国人民也不知情。
秦刚目前还有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委员。他不够资格当外长了，还有资格当中央委员吗？中国人民也不知情。
副国级高官魏凤和“失踪”
魏凤和曾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2023年3月卸任。之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
魏凤和退休后，海外媒体传出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被军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还有人说，魏凤和也被带走调查。
魏凤和是习近平军改后的第一任火箭军司令员（2015—2017）。火箭军的前身是第二炮兵部队。此前，魏凤和就是二炮司令员（2012—2015年）。
魏凤和还是习2012年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授予上将军衔的第一人。
2023年8月31日，有记者问到火箭军高层人事变更和数月没露面的魏凤和的下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们将调查每一个案件，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对腐败零容忍”。
这个回答，与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2014年3月的一个回答类似。当时，有记者就原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查的传闻提问。吕新华也是没正面回答，而是说：“我们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向全社会表明，不管什么人，不管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的追查和严厉的查处，绝不是一句空话。”
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消息。
如今，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有关魏凤和下落的回答，让许多评论者认为，这几乎坐实了他被查的消息。
如果魏凤和确实被查，他将是2023年被查办的第三名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而魏凤和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中共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中国人民仍被蒙在鼓里。
火箭军两上将“失踪”
2023年7月31日，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大楼授予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盛上将军衔。这表明：原火箭军司令员、上将李玉超，以及原火箭军政治委员、上将徐忠波已被解除职务。
李、徐两人被解职，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玉超2022年1月升任火箭军司令员，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0月“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也就是说，他任火箭军司令员、晋升上将仅1年半，成为中央委员才9个月。
徐忠波呢，原本不是火箭军系统的政工干部，他曾长期在济南军区任职。2020年“八一”前夕，徐忠波作为火箭军政委，被习近平授予上将军衔。当时，全军仅他一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足见习对他的信任和重视。2022年10月，徐忠波“当选”二十届中央委员。
但是，任火箭军政委仅3年、成为中央委员才9个月，徐忠波就被解职了。
李、徐二人为什么被解职？他们现在下落如何？此前，海内外媒体广传李玉超是因为涉嫌泄密、贪腐问题被带走调查。但中共至今不向外界透露一个字，中国人民被蒙在鼓里。
多名军工企业高官“失踪”
2023年9月11日，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X（前推特）上发布消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刘石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瑛、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被抓捕。
中共军工企业是腐败高发区。2021年4月以来，中央军委曾开展过一轮军工反腐，不少高官落马。比如，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董事长尹家绪，中共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研制总指挥胡问鸣等，都因严重腐败问题被查。
综合海内外媒体报导，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被查，一是涉嫌泄密，二是贪腐。就贪腐而言，可能都与军备采购中的权钱交易有关，或涉及不少军工企业的高官。
刘石泉等军工企业高官“失踪”，或涉火箭军贪腐案。
不过，我们确切地问一句：刘石泉等军工企业高官哪去了？至今中共没有透露一个字，中国人民不知情。
如果我们继续罗列，“失踪”的中共党政军高官还有：火箭军副司令、中将刘光斌，原火箭军副司令、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中将张振中，现任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上将巨干生，原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
这个名单肯定不全，而且可以预计，名单还会不断加长。
这些官员，都曾经身处关键岗位、声名显赫，在中共党、军队、国家事务中影响巨大，但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被失踪”了。
为什么失踪，真正发生了什么？这个管控全中国的党派内部，究竟进行着怎样的操作？中共一个字也不向中国人民透露。
这正说明，中共所谓“真正的民主”是假的，它根本不顾中国人民，也不代表中国人民。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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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中共其实是最早“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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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当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背信弃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中共中央却积极响应斯大林的指示，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并成立一支“武装保卫苏联”的部队，投入反中援苏行列。
今天，我们就根据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在《众新闻》上发表的“中共配合苏联侵略中国”系列文章，揭开中共又一页卖国历史。
斯大林发动侵华战争
192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调动10万大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主要目的是争夺黑龙江省境内中东铁路的路权。
这一年，苏军在7月20日先对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进行炮击，紧接着7月23日切断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沿江的电报线，7月26日在中东铁路西端的满洲里朝三个方向进行炮击。7月28日，苏军割断通向满洲里的电线，打跑当地驻军；7月29日炮击黑龙江密山县当壁镇。
8月17日，苏军开始攻击满洲里、扎赉诺尔、扎兰诺尔的东北军；9月29日，占领中国最东端领土黑瞎子岛。
10月，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苏军于黑龙江省的三江口、同江、富锦连续三次击败东北军。10月底，东北多座城市被攻占；11月7日，满洲里被攻占。
最终，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战败。1929年12月，张学良派蔡运升去伯力，同苏联签订《伯力协定》，宣布两国停战，苏联再次获得对中国的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事后，苏军没有按协定全部撤出东北，而是继续占领黑瞎子岛。
中共内应
中苏发生冲突后，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向中共发出命令，说：“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面对这样的指示，中国人应该如何反应？这是考验爱国还是卖国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妨看看中共的态度和行动。
中共中央随后发表一系列通告，反对“中国进攻苏联”，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贴出“打倒中国，拥护苏联”的标语。
1929年11月26日，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委二大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提出组建一支中国（中共）军队，发动“满州起义”，“占领哈尔滨……废黜张学良，建立革命政权”。
不久，这支“武装保卫苏联”、被称为“红河赤卫队”的中共军队建立，由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承任司令，并在刘伯承的带领下参加了协助苏军进攻海拉尔的战斗。
1929年7月28日和8月11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反对“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同年11月15日，中共政治局决定：开除陈独秀党籍。
苏俄赤化中国的阴谋
我们前面讲了，斯大林出兵中国是为了争夺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那么战争发生前，中东铁路的路权在谁手上呢？苏联人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要回溯到沙皇俄国统治时期。19世纪末，沙俄通过强迫晚清政府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共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沙俄还嫌不够，想控制中国的东北三省。1896年，沙俄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在东三省修筑、经营中东铁路的权益。
中东铁路1897年开建，1903年正式通车；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出绥芬河；东西两端与苏联的铁路联通，成为苏联铁路交通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东铁路竣工后，路权几经变化。苏联成立后，对于中东铁路，表面上实行“中苏共管”，实际上，苏联把持了经营权和财政权，收入以卢布为单位，利润全部存入苏联远东银行。
不仅如此，苏联把中东铁路沿线的电话、电报、天文台、学校、矿山等据为己有，还将铁路作为在北方渗透中国、进行赤化宣传、颠覆中国合法政权的一个重要据点。
而在中国南方，苏共通过操控中共，对国民党进行大力渗透。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仗，中共在后方到处搞暴动。
到1927年4月，蒋介石不得不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清理出去。之后，在苏共鼓动、支持下，中共又搞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暴动，遍及14个省140多个城市。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忍无可忍，终于在1927年12月14日，宣布与苏联断交。
192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发动了一场以修正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租借地，铁路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1928年12月，张学良归顺中华民国后积极响应“革命外交”，把目标首先锁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铁路。张学良同苏联进行数轮谈判无果后，决定采取强硬态度。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省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根据情报进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正在集会的中东铁路各站共产党员39人，及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发现有苏联插手中国内政的文件。
1929年7月7日，蒋介石带外交部长王正廷到北平，邀张学良两次会商防俄问题，提出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苏联“赤化”的主张。
7月11日，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按张学良的命令，武力接收中东铁路，解除苏方全部职员职务，将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并解散路局铁路工会。
7月13日，苏联提出抗议。17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复文，要求苏联：不许宣传赤化；更换中东铁路的正副局长。
但是，苏联不答应撤换苏方局长，反而要求撤换中方局长吕荣寰。
中苏关系急转直下，斯大林宣布与中国绝交，接着便发动了侵华战争。
斯大林背信弃义
斯大林的这一系列操作，我们用四个字就能概括：背信弃义。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1917年俄国十月政变后，苏俄政府曾两次发表对华宣言，承诺归还沙皇俄国侵占的中东铁路路权。
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声称：“（苏俄）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它由俄罗斯帝国政府⋯⋯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无条件地归还中国。”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政府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列宁当政时期的这两次对华宣言，对于近代以来饱受沙俄侵略盘剥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诱惑力。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向往苏俄、愿意让中国成为苏俄“朋友圈”一员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随着苏俄政府站稳脚跟，苏俄变成苏联，1924年斯大林上台，对这两次对华宣言，实际上都不认账了。他不仅全盘继承了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而且比沙俄走得更远。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东铁路的路权没有归还中国；第二，侵占的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没有归还中国；第三，苏联还出兵中国的外蒙古，不撤军，策动面积为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1924年从中国独立出去。
1929年，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10年之际，中国政府最初希望通过谈判收回中东铁路路权，但是苏联不干。当中国政府强行收回时，斯大林干脆来横的，出兵侵华。
这不是背信弃义是什么？
而当斯大林入侵中国时，中共不是站在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立场上，维护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是站在苏共一边，处处替苏共着想。
明明是斯大林背信弃义，中共却说中国政府反动；明明是苏联入侵中国，中共却说“中国进攻苏联”，明明是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受到苏军侵犯，中共却要“武装保卫苏联”。中国军民在苏军进攻下死伤惨重，中共还要组建武装，攻打中国军民。
这就是中共掩盖了几十年的“武装保卫苏联”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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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巴金准确预言：文革式疯潮将再现
中国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巴金，一生活了101岁。他出生于清末，在中华民国时代生活了37年，在中共统治下生活了56年。
中华民国时代，巴金活得像个人样子：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论理作品，都是在那时完成的；那些年，他没有当什么官，只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者；他和小他13岁的萧珊相识、相恋，浪漫又快乐。
中共当政之后，巴金说，从1949年至1966年，“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中，更是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来。他整人、自己挨整、妻子被整死，只有苦，没有乐。“文革”结束后，巴金回首往事，有许多忏悔和反思，生命再次绽放出人性的辉光来。
今天，我们就根据巴金晚年最重要的著作《随想录》等资料，跟大家谈一谈巴金的人生故事。
自由创作在民国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大户人家，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来留学法国和日本。
1921年4月1日，他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中篇小说《灭亡》。
在中华民国时代，无论是写小说、出版刊物、翻译作品，都有相对的自由。写什么、译什么、编什么，怎么写、怎么译、怎么编，基本上都是巴金自己说了算，很少受到强权的干扰。
巴金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写作者，1949年前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出版了10本长篇小说，10本中篇小说，12本短篇小说集，15本散文集，26本译著，2本自传与回忆录，还有2本论著。
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春》《秋》，都是在民国时代创作的。
紧跟中共整别人
中共建政后，巴金成了作家里的官，而且官越做越大，当过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
“文革”爆发前，巴金一直紧跟中共部署，投身各种政治运动，参与整过不少人。
1988年5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刘再复到上海参加“文化战略”会议，并登门拜访巴金。他告诉巴金，《文学评论》准备发一篇文章——《评巴金近三十年来的创作》。巴金立刻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30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什么值得评论的。”巴金还拉住他的手说：“我是愈紧跟愈写得不好啊。”
巴金都写了哪些不愿意再被发表的文章呢？
1955年，中共发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时，他写过批判老朋友胡风的文章《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写过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成员、作家路翎的文章《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巴金写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参与了对文艺界知名人士孙大雨、冯雪峰、丁玲、艾青等的批判。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曾对朋友柯灵等落井下石。
1956年，作家柯灵应统战部和文化部的要求，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不夜城》。“文革”时，《不夜城》被点名批判为“大毒草”。当时上海文艺界领导指名要巴金写一篇批判文章。他写了，发在《文汇报》上。其中写道：
“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同工农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为工农兵服务。你不为工农兵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你不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就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你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替剥削者讲话。《不夜城》是这样，《林家铺子》也是这样。”
文革时期被人整
不过，即使再紧跟党中央，“文革”爆发不久，巴金自己也受到了冲击。他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运动”，继而被关进“牛棚”，被抄家、批斗、强迫劳动，被迫没完没了地写交代，过着被称为“牛鬼蛇神”的艰难日子。
各报刊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连篇累牍。比如《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等。
其中《批判“黑老K”巴金》一文最有代表性。这篇长文共有十五个小标题，诸如：看！美帝怎样为巴金撑腰；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是株毒草；地主阶级复辟的吹鼓手；巴金是一个伪君子，等等，把他批得一钱不值。
在被批斗的过程中，巴金还被送到松江参加“三秋”“三夏”劳动，到奉贤县“五七”干校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被牵连，频遭批斗。1972年8月13日，萧珊在屈辱中病逝。
晚年难得是忏悔
十年“文革”结束后，巴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虽病魔缠身，他仍以顽强毅力写了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历时8年，共计42万字。
《随想录》最闪光之处有两个：一是讲真话，二是忏悔。
关于讲真话。巴金写道：“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了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关于忏悔。“文革”结束后，上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主题是：我控诉。但巴金作品的主题却是：我忏悔。
他曾经讲：不忏悔，是我们民族的弱点。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他们不认为法西斯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而我们却把一场民族的悲剧推到林彪、“四人帮”几个人身上。
不总结教训 文革会重演
巴金的忏悔贯穿在《随想录》中。他写道：
“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20世纪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
巴金还说：“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
这样深刻的反思和坚定拒绝中共的再洗脑，正是当今中国人所亟需的。
遗愿未了成憾事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写道：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从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馆至今，过去近40年了，巴金遗愿未了。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嵩寿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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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中共高官 涉高层恶斗？邓拓绝地难生还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0月31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标志着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大难的十年“文革”正式开始。当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邓拓当时是分管文教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党内少数几个省部级的“笔杆子”之一。而批他的戚本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邓拓马上意识到，戚本禹的文章，是代表毛泽东的。
1966年5月17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缢身亡，时年54岁。
今天，我们就根据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文章《伴君如伴虎——毛泽东是怎样把邓拓逼入绝路》等资料，谈一谈邓拓之死。
被毛泽东批“死人办报”
邓拓，生于1912年，福建闽侯人，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上海法政学院、河南大学学习。他1930年加入中共，1938年开始新闻生涯，主办《晋察冀日报》10年；1949年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0年。
早在1942年，邓拓执笔的《晋察冀日报》社论中，就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4年，他主编出版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套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他还写了不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文章、散文和诗歌等。但在中共建政后，毛的思想越来越左，邓拓越来越跟不上毛的步调了。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其真实意图是“引蛇出洞”，把对中共有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的人都引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毛讲话后，民主党派办的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但《人民日报》的表现却很“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
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大量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很生气。
据《邓拓，在政治的夹缝中走上绝路》一文，1957年4月10日，毛在他的卧室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
毛还骂邓拓说：“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但是，毛说邓拓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
胡绩伟后来说，毛对邓拓的责难毫无道理。第一，邓拓是按中央定的规矩办事；第二，邓拓的顶头上司是毛的大秘、替毛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即便有错，责任在胡乔木，不在邓拓。不久，毛泽东派贴身工作人员吴冷西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旧事重提，当着所有与会者的面批评邓拓。当邓拓走进会场时，毛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我给你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
在那次会议上，毛又批评邓拓两年前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冒进情绪》“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当时，这篇社论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授意发表的。刘的本意是想反左倾，但顾虑毛的左倾态度，就在标题中既讲了反右，也讲了反左。社论送毛审阅时，毛批示“我不看了”。邓拓虽然看了批示左右为难，但还是发了这篇社论，毛一直记恨在心。
南宁会议后，邓拓再次提出辞职。1958年8月，他被调到北京市委当管文教的书记。不过，这些并不是邓拓“文革”中被公开点名的全部原因。《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给他引来祸水。
被忌恨的文化人
1961年3月9日，邓拓受邀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辟“燕山夜话”专栏。到1962年，共写了149篇。“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由邓拓、吴晗、廖沫沙轮流写稿，共写了六十多篇。
总的来说，这些短文都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框框内写的，但有一些也讲了真话，对“大跃进”运动做了含蓄的批评，也迂回地为被打倒的中共元帅彭德怀辩护。
比如，在《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中，邓拓描述明朝大臣李三才，在朝廷上勇敢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上亲自审问，但遭拒绝。这个情节被认为是影射毛泽东拒绝听彭德怀的真话而罢了彭的官。
毛批邓拓“书生办报”，但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并屡次举明末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他写诗赞美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东林一代好男儿，力抗权奸志不移”。
邓拓的文章，就日常所见的各种问题旁征博引、借古喻今，生动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文革”后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读了邓拓作品以后，使我比较大彻大悟的是，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要革掉的是整个中国的优秀文化。毛泽东那样忌恨邓拓，早就下决心要‘革他的命’。”
当然，毛不仅仅要打倒邓拓，还要抓他背后的人。
邓拓背后的人——彭、刘、邓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在杭州同他的妻子江青等作了三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要解散。毛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北京市委组织了对邓拓的第一次批判会。从这天起，邓拓被停止工作，专事检查。此后，全国各大党报等对邓拓的批判逐步升级。邓拓的问题被上升到“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必须挖出“最深的根子”。
“最深的根子”是谁呢？邓拓在北京市委的顶头上司，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关系密切。
毛拿邓拓开刀，还要砸烂北京市委、打倒彭真，最后摧毁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司令部”。
邓拓为什么自尽？
1966年5月，毛泽东借戚本禹之口定性邓拓为“叛徒”，邓拓随后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中共高官。他为什么选择自杀呢？或许，他觉得自己一直对党忠心耿耿，最后竟沦为党的“叛徒”，这很冤枉。
他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邓拓还以较长篇幅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并总结说：我不认为自己“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确实，1949年至1958年，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近十年。这期间，中共发动一系列整人运动，包括批《武训传》，批《红楼梦》，批胡适，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饶潘扬反党集团”，批右派等。《人民日报》配合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也是这个整人机器中的一环。
但是，紧跟党的指挥就安全了吗？邓拓没看透，在崇尚斗争哲学的中共官场，人人都被教唆着斗别人，人人也都是被斗争的对象。等铁拳砸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为时已晚。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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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节目组制作
（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