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5日 星期日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2017年2月11日,中国福建省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古村的村民游行前在龙头前祭祀一头猪。数百米长的“板凳龙”将沿着田园小路蜿蜒前行,穿过乡村,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记者李净、骆亚采访报导)中共民政部发布新规,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姓氏宗亲等四类分支机构,并要求符合条件的分支成立中共党组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此举意在压缩民间自治空间;也有分析认为,当局虽企图扩大管控,但基层执行力已严重衰退,长远恐加速社会疏离与消极不合作。

新规到底改了什么?

中共当局近日透过官方媒体公布了这项社团管理新规定,具体内容涉及分支机构的设立条件、名称限制与党建要求。

据央视7月2日报导,中共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明确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姓氏宗亲、会员明显重合以及名称、业务高度相似的四类分支机构。

新规第4条要求,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成立党组织;不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按要求开展党的工作。新规定同时废止2001年7月30日发布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中共民政部规定,民间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

与二十年前的旧规相比,此次修订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增了明确的政治要求,提到坚持中共的全面领导等。

中共为何盯上“姓氏宗亲”?

湖北律师郑文杰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新规大部分条文主要是围绕社会团体业务管理进行细化。“有几个条款,特别是第四条,它透露出赤裸裸的、进一步严厉管控民间机构的企图。”

郑文杰认为,这部分虽然条文数量不多,却最能体现当局真实意图,“它暴露出中共企图严厉地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充斥着毛细血管那种控制,这个野心非常令人可恶。”

台湾民主基金会前副执行长颜建发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共越来越强调党管一切,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背后反映出中共对民间自发组织缺乏信心,担心这些组织会成为反对力量的来源。但这种管控目标很难实现。”

他指出,社会中原本就存在三种最自然的人际连结,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

“以宗亲为主的血缘团体,会自然形成网络;地域性的同乡组织,无论是湖南、浙江,或更小范围的地方,也都是天然形成的组织型态;职业团体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很自然存在的。”颜建发说。

2017年2月9日,在中国福建省的培田古村,当地居民抬着轿子、抬着孩子们参加节日游行。这是土坊村一年一度的盛事,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他们以各种节日来纪念其独特的历史。(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2月9日,在中国福建省的培田古村,当地居民抬着轿子、抬着孩子们参加节日游行。这是土坊村一年一度的盛事,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他们以各种节日来纪念其独特的历史。(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律师:中共各级官僚体系普遍消极 基层执行力严重衰退

尽管当局要求分支机构普遍建立党组织,但受访者认为,这类安排未必能达到实际管控效果。

郑文杰认为,早在数年前,当局便已要求律师事务所、商业机构、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但即使建立党组织,也难以真正发挥官方期待的控制功能。

他指出,目前中共整个基层行政体系运转已明显失灵,“它野心很大,但能力很小”。他说,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官僚体系普遍存在消极应付现象。

北京律师张宗宪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全面控制社会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贯穿其整个执政历史。中共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仍处于武装割据时期时,就已经着手摧毁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

张宗宪举例说,中共夺权时曾提出“权力归农会”等口号,但政权建立之后,“农会基本上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至于城市工会,他认为也早已失去独立性。

内部观察:中共管得越紧人心越远 消极不合作悄然蔓延

多位受访者指出,这种全面收紧的治理思路,长远来看恐将付出代价。

颜建发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是普遍性的冷漠与消极不合作,“不服从、不合作,也是一种反抗”。

他表示,任何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治理方式,都将付出代价。当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灰色地带”生存,党的治理反而会越来越困难。

张宗宪认为,中共面对社会问题,并非透过制度改革化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控制,这将进一步削弱社会与经济活力,从而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低估中共体制所带来的长期风险,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未来一旦中国大陆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可能超越亚洲,波及全球。

张宗宪指出,中国未来数年“可能要过一大关”,相关发展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郑文杰表示,当局正试图把控制力量延伸至社会每一个角落。不过,他认为,这种全面控制需要庞大的财政和行政成本,“中共现在根本没这个经济能力。”

他提到,目前只有中央和省一级行政体系尚能维持基本运作,而中共基层已普遍陷入低效状态。当局不断扩大控制范围,恰恰反映出中共内部焦虑不断上升,其面临苏共末期那种惶恐不安的末世心态。

2026年7月4日 星期六

包子最愛囯

 习近平七位至亲全润了,却叫你爱国?最「爱国」的人,家族最彻底的润

一个月薪只有11,385元的男人,稿费却超过80亿。一个高喊「背叛祖国是丢脸的」的领袖,家族成员却悄悄把身份、资产和退路,安置在澳洲、加拿大和英国三个「丢脸的地方」,一个不剩,全部润完。一个号称代表人民的政权,却把10亿人分成了永远无法跨越的两个世界——体制内的天堂,和体制外的深渊。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这一切开始动摇的时候,第一批说出真相的人,不是海外异见人士,不是境外媒体,而是那些每周参加政治学习、每月完成思想汇报的体制内公务员。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政权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只说月薪,不说稿费;只说体制,不说代价;只说一个中国,不说那个中国早就分裂成两个了。而这两个中国,还能撑多久?

包子團結法為全人類指引方向

 中國民族團結法上路 美國國務院:有問題的法律!將捍衛主權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平壤木蘭館出席金正恩舉行的歡迎宴會。(圖/翻攝新華社)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圖/翻攝新華社)

記者陶本和/台北報導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於本月正式生效,但此法受到世界民主國家高度關注,從聯合國、歐洲議會到國際智庫,都發出警告訊息。對此,美國國務院也向媒體表示,這項「有問題的法律」向個人、機構和組織(包括中國境外者)強加廣泛的義務,要求積極推動中共的「民族團結」議程,否則將面臨中國當局的報復;國務院強調,將會捍衛主權,保護其境內個人免受噤聲、恐嚇、騷擾、傷害、脅迫他人的外國政府和政權的越權侵害。

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起源於2025年9月8日草案送審,當時全球最大的國際人權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簡稱 HRW),在第一時間就跳出來批評;2026年3月,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71號令。

在2026年4月份,聯合國8位特別報告員,聯名致函中國政府,從10個面向認定本法違反聯合國基本人權公約;接著,4月30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中國廢止或大幅修訂;但是,中國仍於今天(7月1日)正式生效施行。

針對此一新法,美國國務院向中央社表示,這項「有問題的」法律向個人、機構和組織(包括中國境外者)強加廣泛的義務,要求積極推動中共的「民族團結」議程,否則將面臨中國當局報復。

國務院強調,美國將捍衛主權,並保護在其境內的個人免受企圖使人噤聲或恐嚇、騷擾、傷害、脅迫他人的外國政府和政權的越權侵害。

除了國務院之外,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日前也發表一份聲明,批評該法「具有反烏托邦色彩且名稱極具欺騙性」。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表示,這部法律標誌著中共的殘暴與偏執進一步升級,他認為,中國不僅計畫用此法繼續騷擾和恐嚇身處境外的批評人士,「在美國慶祝獨立250週年之際,中共卻在開歷史倒車,再次表明它不認同天賦人權」。

美國國會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匡希恆(John Curtis)、班克斯(Jim Banks),以及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羅森(Jacky Rosen)、默克利(Jeff Merkley),聯合提出一項跨黨派決議,譴責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他們呼籲北京政府,停止侵權行為及跨國鎮壓行為,認為這些行動破壞了美國主權,也威脅到美國境內民眾的安全與自由。

同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也發布新聞稿,批評此法已經嚴重侵害藏族及其他非漢族裔群體權利。國際特赦亞太區副主任布魯克斯(Sarah Brooks)表示,該法律可能為現有的跨國鎮壓行為提供更強有力的法律依據;她指出,「無論身在何處,任何人若和平倡導中國少數族裔的權利,都可能被定性為破壞「民族團結」。

2026年6月5日 星期五

Hey jude


玛尔塔·库比索娃 (Marta Kubišová),Prouda 独奏会,FSB 1969

 

为玛尔塔祈祷


玛尔塔·库比索娃 (Marta Kubišová) 的音乐作品集 ► https://supraphon.lnk.to/MartaKubisova 歌曲《为玛尔塔祈祷》歌词:
愿和平常伴这片土地。愤怒、嫉妒、怨恨、恐惧和纷争,愿它们消逝,愿它们消逝。人们啊,你们失去的掌控权终将回归,终将回归。乌云缓缓散去,每个人都在收获自己种下的果实。我祈祷,这能唤醒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明白时间并未像霜冻般燃烧恶意,如同霜冻般。愿和平常伴这片土地。愤怒、嫉妒、怨恨、恐惧和纷争,愿它们消逝,愿它们消逝。人们啊,你们失去的掌控权终将回归,终将回归。
1961年,她参加了“我们正在寻找新人才”比赛。
1962年,她加入了帕尔杜比采!她先是在一家剧院演出,之后于1963年与作曲家博胡斯拉夫·翁德拉切克一起转至比尔森阿尔法剧院。
1964年,她成为布拉格罗科科剧院的成员。在那里,她结识了海伦娜·冯德拉奇科娃和瓦茨拉夫·内卡日,并于1968年至1970年间与他们组成了颇受欢迎的“金童组合”。当时,她曾作为嘉宾与“金童组合”一同亮相巴黎奥林匹亚音乐厅和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
1966年、1968年和1969年,她三次荣获金夜莺奖。她当时的歌曲,如《Loudá se půlměsíc》、《Lampa》、《Hey Jude》、《Mama》、《Modlitba pro Martu》、《Oh-baby-baby》等,都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1970年,她被禁止从事艺术活动,直到1989年才重返舞台。在此期间,她曾签署并担任1977年宪章的发言人。20世纪90年代,她在布拉格昂格尔特剧院出演了安德鲁·劳埃德·韦伯的室内音乐剧《菩提树在星期天说再见》(Líp se loučí v neděli),并凭借此剧荣获2001年塔利亚奖音乐类奖项。2005年,她制作了新的音乐会节目和一张由扬·施耐德作词的新CD《欢迎,爱》(Vítej, lásko)。2008年,Supraphon发行了玛尔塔·库比索娃的首张DVD《故事》(Příběh),2012年,她的个人精选三碟专辑《黄金收藏》(Vyznání)发行

 

来自1989年11月17日


11月24日星期五,抗议者取得了一项重要胜利。在《电视新闻报》(Televizné noviny)宣布雅克什辞职后,第一档节目播放了来自“人民之路”(Národní třída)的学生视频。(字幕来源:totalita.cz)视频来源:电视节目录像。

 

2026年6月2日 星期二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一封信

 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红八月

 

红八月
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受到鼓舞,随即在北京展开大规模杀戮[1][2][3]
日期1966年8月(狭义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广义上)
地点
起因
方法打死、勒死、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砍头等[1][4][5][6]
冲突方
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黑五类造反派红卫兵、教育工作者等
伤亡
未知

1772人(1980年官方数据)[1]

10275人(1985年官方数据)[7]

红八月,本意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8月,也可指文革初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发生的一系列屠杀事件,由于这些杀戮主要发生于1966年8月,故称为“红八月”或“八月杀戮[1][2][3][8][9][10]。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7][8][11][12][13];此外,受到北京市区红卫兵杀戮的影响,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到绝户[4][5][14][15]。亦有学者指出,1985年北京市官方统计显示,屠杀实际死亡人数达10275[7][16]

1966年8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红卫兵受到鼓舞,北京的文革屠杀以及“破四旧”运动逐渐展开[1][4][8]。杀戮方式包括打死、勒死、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砍头等等,对多数婴幼儿则是摔死或踩住其一条腿,劈另一条腿,将人撕成两半[1][4][5][6]。在此次文革屠杀中,亦有多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迫害而自杀[8][17],譬如在针对知识分子的“八二三事件”后,知名作家老舍自尽[18][19]。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曾公开表示不要干涉学生文革、并多次接见红卫兵,而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也提出要保护红卫兵、不要拘捕[20][21][22][23][24]。但到了8月底、9月初,由于事态严重,中共中央进行了多次干预,大屠杀才逐渐结束[23][25]

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影响了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的红卫兵运动,诸多地区均发生了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教师、黑五类等被红卫兵批斗甚至杀死的事件[2][9][26][27]。上海“红八月”暴力行为盛行[28],其中知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因遭批斗迫害,于9月3日在上海自缢而亡[29][30][31]。有人将红八月及其重要时间节点“8月18日”与纳粹德国时期以及屠杀犹太人的开端“水晶之夜”相比较[32][33][34][35][36],也有人将自红八月开始的各地文革屠杀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等行为相比较[33][34][37];此外,在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当时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一些刊物,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同当年希特勒向数十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相提并论[38]

杀戮历史

事件前奏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时任中共党主席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39][40][41]。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了轰动一时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42]。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短时间内,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开始到处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党政机关也开始受到冲击[43][44][45];其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于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44][46][47]

1966年5月底6月初,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等人决定派出文革工作组,前往各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稳定局势,毛泽东最初对此表示同意[43][45][48][49]。但到了7月份,毛泽东批评刘、邓二人,认为工作组是“起坏作用,阻碍运动”,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1][43][49][50]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3日由王任重正式传达,信中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表达热烈支持[44][51][52]。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将时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打死、将副校长胡志涛打成重伤,而卞仲耘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23][53][54][55][56]。同日,毛泽东发表了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后者“实行白色恐怖[57][58]。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刘少奇在会上遭到批判,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43][59]

屠杀高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之后说了一句“要武嘛”,宋随后改名为“宋要武”[1][4][56]。但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宋否认自己改名为“宋要武”[60]。该事件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开始在北京市区内进行屠杀,同时展开“破四旧”,给众多街道、商店、商标、公共设施等进行改名[1][61]

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9][20][62] 8月23日,“八二三事件”爆发,同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21][20]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4日,作家老舍因遭批斗迫害,投湖自尽[18][19]。同日,81岁的知名学者、鲁迅之弟周作人被红卫兵拉到北京八道湾家里院中大榆树下,被皮鞭、棍子抽打,进行批斗,家也被查封[63][64]。此后,周作人两次向当地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但无人会理,周作人于次年5月逝世[63][64]

1966年9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

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由陈小鲁陈毅之子)等人发起,自称为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陆续向外界发放各类《通令》[10][65][66][67]。而在同一天北京崇文区发生了“榄杆市事件”,红卫兵将其称为“榄杆市前洒碧血”,引发数千名红卫兵在榄杆市一带进行了为期约7天的大屠杀,一条街上的“黑五类”分子基本被杀光[1][4][68][69][70]。在该事件中,8月25日,榄杆市附近广渠门内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红卫兵抄家、殴打过程中,拿起菜刀抵抗(红卫兵的说法),被红卫兵活活打死[1][69][70][71]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随后接见红卫兵时,指出李文波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并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于次日枪决[1][69][71]。此后,周恩来又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人民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69]

8月26日,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22][72] 此后,谢富治又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提道,“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20][22][23] 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20][22][72]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8月27日,“大兴事件”爆发,大兴县大批黑五类分子及家属遭到屠杀[4][15][72]。北京昌平县亦发生了类似的屠杀事件,提出“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连几个月的男婴也一并打死,各人民公社间甚至展开了杀人比赛[20][73]。依据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十年动乱中的昌平》,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会议上曾经宣读和印发“西纠”的“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27日全公社统一行动[74]

在8月28日的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惨案”中,北京第38中的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将黄炜班及其家人、男佣活活打死,并处理了杀人现场,后来受害人的亲属连遗体和骨灰也无法找到[69][75][76]。据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去抄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9]

逐渐结束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从左至右:周恩来林彪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9月,北京大学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

1966年8月底,由于事态严重,中共中央开始制止暴力行为[25]。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其中提到[77]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而在同一天,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照片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78][79]。9月3日,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因遭批斗迫害,在北京自缢而亡,死前说到“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17]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80][25]。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杀戮,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大屠杀才逐渐结束[23][68]。但与此同时,据学者披露,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曾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1][8][17]。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1][8]

9月15日,毛泽东等人在天门城楼上再次接见红卫兵[24]。10月1日,部分北京红卫兵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国庆游行队伍[1][24]

屠杀情况

杀戮方式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左手边为上将杨成武,右手边为上将萧华

北京文革屠杀中,红卫兵的杀戮方式包括用钝器打死、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等等[1][4][8]。而在北京大兴县,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更残忍,除了摔死外,还对部分婴幼儿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1][4][5][6][81][82]

期间,北京市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且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17]

死亡人数

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7][11][12][13][14][56]。也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杀事件中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但老舍陈梦家等受迫害自杀者并不计算在内[7][16]

有学者指,北京市每日被打死的人数在8月下旬达到高潮,8月26日至9月1日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还有大量的人被迫害自杀,其中西城区是北京各区中打死人最多的区[8][83]。另有学者指,8月26日起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仅8月28日一日,海淀区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68]

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兴事件”(又称“八三一事件”)中,1966年8月29日至31日,先后有325名“黑五类”及家属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1][4][5][14][15]。 多数学者认为大兴屠杀的死亡人数包括在了北京市1,772人的死亡数字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市的数据不包括大兴、昌平(327人死亡[74])等远郊区各县死亡人数[84]

事件影响

红色恐怖席卷中国

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围墙的红卫兵政治宣传标语

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北京六中的部分红卫兵曾用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书写标语“红色恐怖万岁!”[2][9][26][85][86][87]。此期间的红卫兵主力多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干子弟,信奉“血统论”,被称为“老红卫兵[88][89][90]。此外,红八月期间,因父亲习仲勋遭到迫害,当时还是北京市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的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在学校被红卫兵殴打、游街[91]

此后,红色恐怖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其它地区,包括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均发生了红卫兵打死老师及其它暴力事件[9][28][87][92]。 上海的“红八月”期间,改名风盛行,破四旧导致大量文物古迹毁损,黑五类、教职员、宗教人员等遭到批斗甚至殴打[28]。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9月1日-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有361所学校红卫兵发生打人行为,被打者达1万余人,其中11人被打死、961人被打伤[28]。8月底,知名翻译家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遭到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迫害,9月3日,傅雷夫妇自缢身亡,死后骨灰一度不敢写真名[29][30][31]。9月4日,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在一个讲话上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千家”[28]。9月15日,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此后共有31名老师遭到批斗和迫害[27]。9月18日,曹荻秋又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大会上提到,上海搜出黄金48万两,“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动得比上海厉害,但上海成绩比北京大”[28]

地权由政府彻底管控

在红八月中红卫兵曾向私房主发出通令,勒令交出私地和城市土地,“收归国家所有”,当时私人业主们手上的《土地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所有证》是在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下、被逼着交到房管局去的。在北京当时红卫兵是闯到市民家里抄家,在老街巷里大肆虐杀市民,其中就有不少是私房主。在这种恐怖当中的北京,多数业主为了保住性命,被迫向各区的房地局交出房地产证,同时有留下收据。“文革”后政府尝试修补之前的错误,推动归还当时被迫收缴的业权证明给业主们[93]。但是到了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同日即时公布《八二宪法》,当中横空出世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至此在明文层面上开始转向“没收私地”、一步实现城市土地国有化。之后各地逐步拖延归还业主业权证明和改变政策方向,其中在上海市政府批转市建委《关于加强城市土地管理工作的请示》中就规定:“自宪法公布之日起,本市城市土地已全部归国家所有;私有土地产权证件一律作废;原私地租赁关系自然终止。”[94] 国土管理局于1990年回复法院的信件中将私人地权编造成“使用权”,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再出一纸通知,实质剥夺了业主们法定追诉私人物业财产被侵害的权利[93]。此转变是实际上将财产权利属性中的所有权虚置,客观导致往后土地权益变更所牵涉的纠纷争议等无法解决,尤其是在公权力征地或拆迁等情况中,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对于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权利的破坏[95]

事件评价

有学者将红八月以及其重要时间节点“8月18日”,与纳粹德国时期以及对犹太人屠杀的开端“水晶之夜”相比较[32][33][34][35][36][85],也有人将自红八月开始的各地文革屠杀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比较[33][34][37][96]。王传业认为,“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33] 王友琴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8] 章立凡认为,“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35] 他还引用了一位中共最高领袖的后代访问德国之后和他的谈话:“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35]

中苏交恶的大背景下,当时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同当年希特勒向数十万支持者发表演讲相提并论[38]。苏联当时出版了大批宣传资料批判文革和毛泽东,苏联时代和苏联教科书中对毛和文革的批判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38][97][98][99]

参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