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拍沧州铁狮子，被专家整残废的千年国宝，现状让人心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胜利到秦朝

胡润：中国一夜回到2000多年前；皇权社会背景下：对中国经济应该重新定义；禽兽不如，母将子扔下楼：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是灾难的源头。

【404文库】匿名网友｜“指明方向”考

【404文库】匿名网友｜“指明方向”考: 时不时看到“指明方向”新闻，干脆简单做一期《“指明方向”考》。搜查资料，没发现49年以前“指明方向”著作、新闻、资料（也许有），49年以后的十六年，也很少，流行于文革时期。

从历史看人物——以刘邦和朱元璋为例

 许倬云

在华东师大“大夏讲坛”的讲演

谢谢各位同仁和同学。今天讲的题目——从历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补足我新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一辈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会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没有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只有小民百姓。那我为什么开始谈历史人物呢？因为台湾有一批企业家，他们都是做领导的，常常找我讲历史上的领导，而历史上的领导就是帝王将相。

从那以后，我从谈领导慢慢延伸到谈组织、谈管理，最后归结到谈人物。这次我以人物为焦点，看究竟是人创造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人？英雄和时代是什么关系？今天我找两个历史人物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

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

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

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

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先讲刘邦。他是小混混出身，父亲是自耕农，不太有钱。兄弟四个，他老幺。老幺从小没管好，到了青年，轮流到哥哥家吃饭，有次嫂嫂听见他来，甚至拿着锅铲把锅铲得哐哐响，表示饭吃光了。父母骂他不成材，不如老二能种田、治家产。因此，刘邦长大后，在乎的是朋友，不是亲戚；他重视友谊，重视打天下的伙伴，而不重视亲情。他打仗时，项羽把他父亲抓起来，在城头上说：你不投降的话，把你父亲煮了吃。刘邦回答说：我们曾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的爸爸，分我一杯羹。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刘邦确实不在乎他父亲。

刘邦做了皇帝后，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老二治的家产多，还是我这个不成材的老幺治的家产多？起先，他为了装样子给群臣看，还带群臣去给父亲请安，请了两三天后，就有人跟他父亲讲：你儿子是皇帝，他来请安时，你不能这么大剌剌坐着，应该一边扫地一边倒退着走。老父如此一做，刘邦就大为快乐。司马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汉代皇帝的好处是没有把这些细节删掉。

刘邦在世时，许多功臣都封了诸侯。韩信、彭越、英布三个大功臣，过去是他的敌人，被他统战统来的。后来，刘邦和吕后一起，将这三位功臣都杀掉了，后人把责任怪到吕后身上，这是不对的。刘邦把坏人推给吕后做，可见他亲情淡薄得很。

刘邦重视臣子、参谋、将军说的话，可以违背自己的决定，然后180度转弯接受大臣的意见。他不是很喜欢大儿子，当小妾生了儿子，便想换太子。太子找了四个白头发、白胡子有名的老头陪伴在旁，刘邦因而认为：自己都招不来的人，竟然是太子的朋友，太子必有一帮人在身边帮忙，因此没换太子。这四个天下有名的大佬，很可能是找人假扮的，因为后来从没看到这四人有什么作为。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家的内侄慢慢起来，是谁替刘家把政权拿回来？不是刘家人，而是刘邦当年的老战友周勃、陈平等帮他争回天下。

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功臣集团始终占领政治集团很大的位置。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孙担任，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但只有军功才能封侯。后来，不能不用文人为相时，才开始将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所以，汉代功臣集团维持的时间远比宗室内亲要长。在汉朝，牺牲大批亲人的例子太多，而牺牲功臣则很少。刘邦曾对哥哥的儿子吴王濞说：你将来要造我的反，要小心。刘邦心里对宗族一直不太相信，对亲戚一直存着怀疑、嫉恨。

以上，我把刘邦的私人性格和公众行为、历史影响套在一起看，多多少少用了Erik Erikson的方法，但没有完全套用，只是纯粹从刘邦的性格形成，来看他对当时以及后世作为的影响。

四、重亲情、薄友情限制了朱元璋的视野

朱元璋跟刘邦一样，是由穷人慢慢打出天下，匹夫为天子。朱元璋什么亲戚都没有，只有他哥哥死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和姐姐死后留下的一个外甥，三个小孩为伴。朱元璋穷得没饭吃，偷鸡摸狗、要饭，什么都做，后来去做小和尚，接着又伙同在凤阳结交的一批哥儿们投军。由于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便在郭子兴的红军做随从的卫兵。

在这时候，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马皇后岁数比他大一点，人也不怎么漂亮，但很能干。一个是卫兵，一个是干女儿(就是丫头)，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很好。朱元璋本来孤单一人，只有友情，缺少亲情，自从有了马皇后，他体会到什么是亲情。马皇后因而成为朱元璋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刘邦是倒过来的。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他和这批人一起在郭子兴部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感情，有依赖，也有冲突和矛盾。他经历过叛变，四无依傍，只有几个非用不可的朋友。他用的几个文人学究，如李善长、胡惟庸，都跟他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他没有刘邦那种一起偷鸡、一起烧着吃的忠心朋友，情况比刘邦糟。

等朱元璋定了天下，儿子早死，留下幼孙，为了保护孙子便大杀功臣。亲情与功臣比起来，朱元璋要保护的是幼小孙子，因为孙子投射的是他早死的儿子，早死的儿子投射的又是他亲爱的马皇后。因此，他因疼爱孙子，尽一切办法帮他清除四周的障碍。明初杀功臣，杀了几万人，连当年等于营长、排长的人都杀，都是莫须有之罪。惟有几人例外：一是徐达，病死；一是常遇春，累死；还有干儿子沐英，世代镇守云南。除了这几人，功臣几乎全被朱元璋杀光。

比较汉高祖和朱元璋，一个重友情、薄亲情，一个重亲情、薄友情。朱元璋重亲情重到以为只要把儿子分封出去，拥有若干军队，中央有事时，王子每人提3000兵，就可解决问题。于是在通都大驿、战略要地，从东到西封儿子出去，燕王在北京，晋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宁王在大宁。他以为兄弟姐妹感情会非常浓厚，一起保大明，但事后证明没这回事。

从这两个例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面对的事件，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重友情的汉高祖，心胸开阔，用人用得宽，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重亲情的朱元璋，圈子打得窄，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他在浙东找的文人，包括刘伯温在内，基本上都没听他的话。

明朝后来，也没有真正的名臣、贤臣。再者，汉高祖关怀的是全中国，他一路打上来，统战做得好，次要矛盾放一边，集中打击项羽。朱元璋不是如此，他一辈子花最大力气的是荡尽群雄，不是赶元人出去，他像一个穷孩子，有点产业后便抓在手上不肯放，所以要“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不做“出头鸟”，就算打不了第一，也可有粮可吃、有城可守。

朱元璋的高筑墙，是真的。前几年，我在山西、河北到处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一路上看到明朝建的城、庙和官署，盖得真好。值得注意的是，像蔚县县城有四个门，北边有门但门洞是堵死的。这是防守心理，跟人家打仗，却不开门，完全没有攻击开阔的视野。

明朝盖万里长城，从山海关一直建到嘉峪关，一条线连在山顶上，意思就是：这是我家的篱笆，我的墙，你别进来，是保家产的意思。明朝始终不开阔，跟汉朝屡次大军出击不一样。汉朝的边功，是十几万的牲口，几万、几千的俘虏，上万的首级；明朝的边功报上来就可笑了，斩首5个，大捷。这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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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和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皇帝，仅此2人。

如果没饿死人 水稻亩产百万斤也不是不可能

 

作者: 

龚锦文

1958年早稻登场时，国内报纸、电台竞相发表《广西环江县飞出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特大新闻。此报道套红标题，还配发有大姑娘坐在未割倒的谷穗上的特写镜头照片，借以提高新闻的可信度。环江“壮举”，一时轰动国内外。广西公安系统管辖的古瓦农场（在来宾县）不甘落后，奋起超环江，决定晚稻放一颗亩产30万斤的大卫星。笔者原系（广西）平乐农民报记者，1958年被错划右派，遣送古瓦农场劳动教养，得以亲历那次不寻常的“实践”。

古瓦农场当时是以“劳教”右派分子为职业的农场，有七个中队，成员超千人。右派分子被遣送到这里接受“劳教”后，都想快些“脱胎换骨”，重回人民队伍，对场规和领导的决定，唯命是从。这一特殊群体，为放高产卫星的决策者提供了最理想的人力资源。

这个农场的领导，对超环江劲头很大，说干就干，毫不犹豫，并决定由我所在的二中队实施，兄弟中队予以支持。

场部首先开动员大会，以环江为榜样，说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道理”。宣布此举不许失败，只许成功。号召大家在这项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生产活动中立功，争取早日“摘帽”，重归人民队伍。

高产卫星田选在二中队合山煤矿小铁路边，面积1.3亩，排灌方便。行动之始，先在田边扎大彩门，横额上置“学环江超环江，实现晚稻亩产三十万斤”的醒目横幅标语，向社会昭示古瓦农场勇争上游的雄心。

接着，对高产卫星田进行深耕，采青压青，增强肥力；把田基加高加厚，提高保肥储水功能。

参加实际劳动的百来人，以军事化行动迅速投入挑厩肥下田劳动，他们为了完成高定额，夜以继日挑不离肩。深夜困乏不堪时，便躺在路边歇息。半饥半饱苦战两天两夜，便把二中队所有猪牛栏的厩肥挖地扫数挑完。一亩三分的高产卫星田，厩肥施放了几寸厚，简直是以肥抵土。经辘轴滚溶再细耙一遍后，准备插秧。

接着，集中力量把月前按季节插下的20亩已分蘖成禾的晚稻拔起，挑运到高产卫星田重新分成单株插植。株行距规格是1×1（市寸）。挑选一批插秧能手，接受田头技术质量培训后才下田，一字排开开始作业。特设两个人在田的两边挪移标有寸长标志的小绳子作标度，插平一行后退一行。如此精细，果然做到横平竖直。几十人折腾了一天后，禾苗移栽宣告完成。场队领导即予表扬、鼓劲，说放高产卫星最艰巨的工程已完成，要树立“三分种七分管”的思想，乘胜抓好今后的田间管理。

劳教队员中的农技人员暗地算账，以每立方米稻谷实重750斤计，1亩（665平方米）平地上堆放30万斤稻谷，其厚度为1.8市尺左右。亩产30万斤，意味着打下的谷子放在一亩田中也要1.8市尺厚。如此，禾穗往何处生长？亩产30万斤，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谁也不敢对放亩产30万斤高产卫星说半个“不”字。他们怕因此被指为右派言论，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他们被错划为右派遭劳教折腾，早已谈“右”色变。

插植后，按常规给禾苗施生根回青肥，但人们望眼欲穿，禾苗不但毫无生机，反而转黄了。有人说是禾苗密度太大，通风透气条件差，建议在田边设鼓风机鼓风，让禾苗纳凉。在鼓风设施未装好之前，焦急得为禾苗的生死争朝夕，用竹笠和葵扇在田边为禾苗拂风驱热。

又过了几天，高产卫星田里频频产生气泡，有农业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田中大量厩肥在适宜的水分和温度条件下发酵产生的沼气，是田中土温超高，不适宜禾苗生根了。田土发高烧，为禾苗鼓风岂不徒劳！

结果，前后只有十多天，高产卫星田的禾苗全部上了西天。亩产30万斤大卫星上天的宏伟计划宣告彻底破产。此举，不但耗费了大量劳力、物力，还使20亩本已生机勃勃的晚稻，因拔苗移作高产试验而颗粒无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西地方志通讯》曾载文披露：环江县的亩产十三万斤大卫星，也只不过是把几十亩已近成熟的早稻连根拔起搬拢到一丘田，收割后把所得谷子一再重复过秤上账，凑足十三万斤产量的数字游戏而已。上世纪90年代编修的《环江县志》，设专门篇章详记此事，既详述操作过程，还细列前因和后果。对此，《广西地方志通讯》曾载另一专文，评说《环江县志》此一篇章的特设，表面上似给环江县抹了黑，实则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十分有益的精神财富。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稻穗上的姑娘》就是这样诞生的

 作者: 

徐敏

无论任何事情，只要一发疯，就刹不住车。

1958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东方红红遍天，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报道中说，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放出了一颗惊人的大“卫星”：1.03亩稻田收获稻谷44367.13斤，平均亩产43075.9斤，创下全国水稻亩产新纪录。

那时候，全国农村都在争着放“卫星”，粮食产量从几千斤到上万斤，越报越高，牛皮越吹越大，简直如同一匹野马，收不住缰绳。其实谁都清楚，水稻产量一亩地充其量就几百斤。可最先大着胆子的人，信口开河喊出1000斤时，不但不被怀疑，反而受到上级的表彰。下面一看，原来粮食产量是可以用嘴吹的，这个谁不会呀，于是也大着胆子往上抬。开始还100斤200斤的增加，明明已经很吹牛了，却被批评为小脚女人，步子迈得不大。下面一些善于窥测领导意图的基层干部，已经知道上面的意图，需要的只是数字，而非真实产量。索性变得犹如拍卖场上轮番竞价，有带头喊2000的，就有不怕事喊3000、5000的。就这样接二连三的喊下去，只看谁的胆子最大，牛皮吹得最响。

先是1958年8月上旬，就是那个湖广填四川很出名的湖北省麻城县，它下面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当地的报上说，他们的早稻亩产36956斤。省里听说后，专门派出验收团下去验收，领队是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新华社湖北分社摄影记者于澄建和文字记者，也跟随验收团来到麻溪河乡采访报道，并拍摄了一张载入史册的造假照片。

欢悦在早稻卫星上

于澄建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到达建国第一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性。

正当四个孩子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很好。由于拍摄距离较近，虽用了1/125秒还嫌慢，所以右边两个孩子因跳动而稍显模糊，但有人说这样正可以表现动感。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动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效果可能就要好些。

这是于澄建在谈他的拍摄经过和摄影体会，显得那样津津乐道。我们想知道的是，于澄建在拍摄时，知道不知道他这是在造假？

于澄建当年27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面对“卫星田”，仅凭常识就能知道是在公然造假。但他在之后接受采访时却说，他确实不知道是在造假。因为在他去拍摄之前的8月初，新华社就已经对这个“卫星田”做过报道，题目是《人民就是创造奇迹的神仙建国一社创早稻亩产36956斤记录》。文章说，根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有768万穗。经过推算，产量就出来了。

于澄建的意思是说，因为新华社已经报道过了，所以他就相信了。

这根本就是在说谎！

其实当时的情形，谁都知道是在造假，从农民到社干部，从验收团到新华社记者，只要看一看周围的其他稻田，就知道这块密不透风的稻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象。这就如同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装，谁都不敢说破，说破就是右倾。既然环境如此险恶，那就大家一起造假吧。

于澄建拍摄的造假照片，以《欢悦在早稻卫星上》命名，首次刊登在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用虚假的图片印证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这也使它成为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很快，湖北麻城水稻亩产36956斤的消息，经过报纸、电台迅速传遍了海内外。这让安徽省繁昌县的领导坐不住了，心想别的地方既然可以胆大妄为，胡说八道，我们又为何不可以跟风造假？

距于澄建的造假照片发表仅仅一个星期，1958年的8月22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位置，刊登报道文章《东方红红遍天，一亩中稻四万三千斤》，宣布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放出了一颗惊人的大卫星：1.03亩稻田收获稻谷44367.13斤，平均亩产43075.9斤，创下全国水稻亩产新纪录。

人民日报对此发表评论《向安徽人民致敬》。新华社摄影记者戈永坤也步于澄建后尘，跑到繁昌县，拍摄了一幅《稻穗上的姑娘》，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繁昌报》、《安徽日报》、《人民画报》上。

照片《稻穗上的姑娘》叫彭可秀，时年16岁。她后来回忆说：1958年，全国都在争着放“卫星”，粮食产量从几千斤到湖北麻城的36956斤。获知这个消息，繁昌领导坐不住了，要求下面放出更大的卫星。于是“几十万棵稻穗一夜之间移栽到了一丘田里，密不透风。为了防止稻穗倒伏，还从山上砍来近千斤元竹，替稻穗搭上架子。”

8月17日下午，彭可秀和三百多名社员，带着收割工具被派到指定的卫星田等候。天黑下来后，卫星田里亮起了一长串从县城接过来的电灯，县广播站搬来了手搖唱机。一会儿功夫，歌曲《南泥湾》、《大生产》就响了起来。在音乐声中，干部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收割了。彭可秀和三百多人挤在一亩田里，肩挨肩，脚踫脚，割下的稻子像山一样堆在田里，没法下脚。直到第二天下午7点多才结束。

彭可秀说：“割稻时，人太多了，人踫人，很费力。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太累了，就放下镰刀歇一歇。不知是谁说这稻子太密了，恐怕能坐人了。我那时年轻，活泼好动，就一边按住一个小姐妹的肩膀，坐上了稻穗，坐在上面就像坐在草堆上一样。这时有人喊来记者照相，我高兴得笑起来，真没想到。”

稻穗上的姑娘

新华社摄影记者戈永坤拍摄的《稻穗上的姑娘》，就是这样诞生的。

收割结束后，经过现场过秤，产量还不到4万斤，于是又找来了小学师生一百多人，帮助捡稻穗。第三天下午，有干部宣布：“一亩零三厘中稻收了44000多斤，亩产43000多斤。”

在这场收割行动中，上上下下数百人，毫不遮掩地共同造假，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超过湖北麻城的全国最高产量。

因为湖北麻城的亩产是36956斤，安徽繁昌要比它高，就只能采取更大的造假行动，一鼓作气地放一颗更大的卫星，最终使亩产量达到了43075.9斤。

数字精确到两，让全国人民都领教了安徽繁昌峨山乡一丝不苟的造假精神。

2024-03-02

论传统，元宵节才该是中国的情人节

 作者: 

某个张佳玮

我一直觉得，论传统，元宵节才该是中国的情人节。

—— 哪位会说，七夕嘛。
可是七夕讲的是夫妻团聚，牛女鹊桥，传统上是乞巧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论起来，该是 “老夫老妻恩爱节”，才比较对路嘛。
元宵节，那就大大不同了。

传统上，元宵节闹花灯，据说最早是为了以火祭圆月，驱赶蛇虫鼠蚁，祝福来年丰熟。
但中国人民多聪明啊。从火烛祭月，慢慢就发展到元宵挂灯，然后就变成了元宵灯会。

现在我们觉得没啥稀罕，毕竟现代电气化之后，通宵达旦的明亮，已成惯例。飞机上俯瞰，每个大城市，都是一片灯火璀璨。
但古代不同啊：灯烛昂贵、费操作（需要剪烛之类）且危险（有着火嫌疑）。满城灯光，那是真难得。

欧阳修（也有说是朱淑真的）写：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现在看，觉得没啥：去哪个大排档，叫一碗炒粉加辣，那大灯还不是给你照得亮堂堂？
在古代，那就不容易了。寇准用巨烛通宵达旦，被时人认为奢侈。“亮如白昼” 这个形容词的味道，电气化时代之前的人不太能感觉到。
如果您在荒野山村生活过，半夜摸黑起床，听见风声、狗叫，看外面一片青黑，伸手不见五指，大概多少能觉出，“亮如白昼” 有多难了。

辛弃疾那句传奇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大家都知道。
妙在前面，一阙半词，都在描述花灯美人：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只有前面花灯繁盛，才体现出最后这句的美好。

题外话，周星驰《食神》结尾，庙街之上，也是一片灯火。
周星驰回过头，看到莫文蔚向他走来，甜美结局。
灯火的梦幻美感，莫此为甚。

还是说欧阳修（朱淑真）这个：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和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格调很像。
但欧阳修这个，给人感觉缠绵得多。大概因为桃花春风只是怅惘，元夜花灯的明亮夜晚更让人迷离？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这句词，琼瑶阿姨用在过某首歌词里，那是《梅花三弄》第二部《鬼丈夫》的主题歌。男女主角，就在灯会认识的。

几年后，又一部剧，《大明宫词》。我私人认为最美年华的周迅扮的太平公主，在《长相守》伴奏里，揭开了赵文瑄扮的薛绍的面具，背景是一片长安花灯。
那是我认为李少红导演拍过，最美丽的一个镜头。

这里就得说，元夜花灯最妙的一处：
它挺照顾古代女性的。

古代许多时候，女性不让出门。但元夜看灯，就好一些。
宋宣和年间，皇城端门摆金瓯酒，许百姓喝，然后出了个极好玩的故事。有个女子喝了酒，偷了金酒杯，被押到御前。女子当场诵了首《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跟郎君手拉手出来，人多，散了；回去怕被翁姑骂，偷个金杯，作为自己在此的凭证。
宋徽宗这么风流没谱的人，当然一听大喜，就把酒杯赐给她了。
大概不妨说，元夜，属于手拉手晃荡的爱情。

还有更艳的，张岱《陶庵梦忆》里有两个段子，也是女子唱主角。
—— 说十五夜，灯残人静，来了六七个美女买酒，一大甕没开封的，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大家只好瞎猜，是女人星，是酒星。
—— 说十五夜，有无赖在城隍庙旁开了个场所，让俊美童子在里面提供服务。当晚来了个美少年，对某童子动手动脚，解了衣服后，敢情这美少年是女扮男装的。她玩过了童子，天不亮就走了。人们就瞎猜：是不是狐仙呢？

所以了：
比起七夕的老夫老妻恩爱相逢，还是元夜比较浪漫、自在又刺激？
无论相逢的惊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还是未能再见的感伤（泪湿春衫袖），甚至饮酒美女、男扮女装的美少年、“小姐，你认错人了”，都充满梦幻感。

今年，大家可能感受尤其深些：把在家呆两周就渴盼出门的心情，移想到古代：没有互联网、游戏机、电视剧的人们，一年都在琢磨元夜时 “人约黄昏后”。这得是啥感觉呢？

元宵，按例该吃汤圆。
我们无锡的汤圆，就讲究四色馅儿。芝麻馅儿磨细如流，浓稠香滑。豆沙馅儿讲究个膏腴丰润，聪明的老板懂得多放油。
再便是猪肉馅儿。我有北方朋友，初见猪肉馅汤圆，一怔，“汤圆不都是甜的吗？怎么这里有肉？” 吃了一口，对我说：
“不愧是你们无锡 —— 肉馅儿都是甜的！”
最后是猪油菜馅儿：这大概是别处人最见不得的了：乃是青菜剁成泥，加糖与猪油混溶，碧绿甜浓。菜馅儿已经很奇异，又是甜的，只有我们无锡本地的老人家，才爱在菜市场捧一碗吃。本地年轻人吃已经嫌腻了，外地人看着两眼发直。

我在无锡待着时，也不太爱吃汤圆；离开无锡很多年后，每次回去，都想吃：哪怕齁甜，还是想吃。
大概就像古代人，在孤单与黑暗中久了，才会觉得满城花灯牵手走，是件开心的事吧？

再等等吧，困难总会过去的。

以前写过这个：
曾经汤圆不叫汤圆，叫元宵。传说有位姓袁的大人物下面有拍马屁的，认为元宵 = 袁消，不吉利，逼着改叫汤圆。
后来那位大人物没了，到元宵节，满街店铺起了牌楼，尽情放灯，“出售元宵”。

再吓人的困难，总有过去之时。
再耐心一下，总会等到漫天花灯时节，携伴侣手看月亮的好时候。

大家元宵快乐呀。

新年话传统

 

大纪元特稿：中国新年话传统。（大纪元制图）

更新 2024-02-15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全球华人张灯结彩、欢声笑语，与亲戚朋友互道“过年好”“新年好”。各地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放爆竹、贴春联、赏花灯、逛庙会等等，庆祝新一年的开始。

各种过大年的隆重活动，体现了人们对华夏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崇敬。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联系海内外华人的天然纽带，是每位华人生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繁荣与强大的文明基石。她曾为中华民族带来辉煌，但也在中共治下屡遭劫难，造成很多混淆与误解，比如把中国新年称为阴历年、农历年或叫春节等等。中共媒体宣传大量使用，也影响了很多海外华人，这里有必要溯本清源，以期归正。

中国新年不是阴历年、农历年

中国新年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历法来计算的，现在的人说它是阴历年、农历年，这是中共有意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做法，其实它就叫中国年。

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是半神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历法的国家之一，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就有了对日月星辰、四时节气等等相当准确的观测与推算。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阴阳平衡，在传统历法的制定过程中，既考虑到了月亮的盈亏周期，又兼顾了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因此，中国传统历法非单纯的“阴历”或“阳历”，而是科学又严谨的阴阳合历。中国新年恰逢立春前后，春天开始，迎接新年的到来。而且，中国古人据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变化以及地面气候演变顺序，制定出二十四节气，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管理、人的身体健康、农作物的收成等等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是对应天时地历变化同用来记时的最完美的记年法。

总的来说，中国的历法不但计算准确，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诠释也最到位，同时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是真正天人合一的历法。中国历法的背后蕴含的是道家神传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敬天信神、遵循天道的价值观。

在中国历史上，历朝皇帝通常都是敬天的表率，适逢登基或每遇大事、天灾等，都会改年号，所以历法中又加入了年号，如“贞观”“永乐”“康熙”等，因此传统中国历法被称作“皇历”。由于历法最早来源于道家文化创始人轩辕黄帝，因此也叫“黄历”。

中共篡政后，为了切断人与上天的联系，批判并破坏传统文化，废止了“皇历”，改称为“阴历”。这是对“阴阳合历”的否定，旨在打破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

然而，中共并未就此罢休，因为“阴”仍然是道家“阴阳”中的提法，仍然带有修炼的内涵，因此为了抹除神传文化的丝毫痕迹，中共又打着破“四旧”的幌子，把传统历法叫成“农历”。

一方面，“农历”的叫法将传统历法边缘化，这会造成现代人认知的局限性，会让人误以为其只与农业相关、只对农民务农有用，很难让人联想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此截断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承传；另一方面，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其宣传中、文艺节目（如小品）中，用低俗的手法刻意贬低、矮化农民，久之，什么东西一旦跟“农”字沾上边，就与“科学”无缘了，无形中就与愚昧、落后、低级等字眼联系起来，因此，“农历”的叫法背后，也暗含中共对中国传统历法的贬损。

把中国新年改叫春节，是破坏和颠覆中国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里，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首先敬拜神明，感谢神明的护佑；然后祭拜祖先，表达追思之情，同时向家中的长辈问安，表达孝道；最后与朋友互相贺岁，表达关爱与和睦相处之意。其中的各种仪式与顺序，可以说全面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内涵，表达古人对传统的敬意与继承。

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春天”的节日而已。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是中共为了批判、替代传统文化及宣扬无神论的需要。当名称改变后，相应的是传统过年时感谢神明看护、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就被去除了。

把中国新年改叫“春节”，其实是在破坏和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的全方面宣传之下，“春节”的说法似乎无处不在，中国新年的用词反倒越来越少了。

中共建政之后的七十多年里，把中国年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最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变成了共产党给老百姓洗脑、灌输党文化的政治课，中共的新年晚会被中共鼓吹为中国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歌唱的却是中共的“主旋律”，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题贯穿始终，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千百年来蕴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怀，被中共破坏殆尽。

“皇”与“王”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时期，有了“皇”的说法，后来秦始皇开始使用“皇帝”的封号，并被历朝历代帝王采用。自秦始皇以来，皇帝就是天下共主，国王是皇帝的下属或者是属国的君主。在皇帝之下，可能有很多国家，那些被管辖的国家的首领，要效忠和朝拜皇帝，要中国当朝的皇帝批准才能正式成为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皇者气象。

正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所开示的：“中国的‘朝代’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那个‘皇上’和其它国家的‘王’也不是一个概念，那个‘朝代’是人类一个时期的象征，‘皇’和‘王’区别很大。皇是一朝的主庭、王上之王，皇以下是王，只要能管得到的国家都由当朝的皇上下旨封谁当王，王的继位也要皇上下旨才合法，是因为中国是不同的天国下世当人的门户，也是到这里来结缘、当政的主庭，过后在历史最后一步接缘了愿。”

因此，海外没有朝代，只有中国有，中国才有皇帝，所以“皇”这个字不能乱用，只有中国古代的皇帝才叫皇。

“凯撒”是介乎皇和王之间的一个职称。“沙皇”的叫法来源于凯撒，等同“国王”。日本“天皇”是为了效仿中国文化、模仿中国皇帝起出来的称呼。最早称天皇的是中国的唐高宗。

海外一般没有皇。英国女王就叫女王，不叫女皇。海外很多“皇”的用法，包括“皇家”“皇家剧院”其实用错了。比如，纽约“皇后区”当初就叫“王后区”，是人弄错了。

中国人不是红龙的传人

中国自古称为“神州”，中国人是神的子民。但中共党媒不断宣传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还编成歌曲到处唱。

《九评》早已揭示，中共在另外空间是邪灵，对应的是一条红色恶龙，所以中共红旗、帽徽、袖章、红领巾、会议旗帜等等使用的都是一片血红的颜色。因此，中共把中国人扭曲为红龙的传人，要把中国人拉拢成自己的一分子，要让中国人自甘成为红龙的子孙兵、红龙崽子。

其实中国人不是红龙的传人，是共产党使劲往这里扯，中国人跟红龙没有任何关系。人是神造的。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皇帝也叫真龙天子，但那只是表达权柄与能力的寓意，是因为他高于人。

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每个华人的心灵深处，都承载着那份文化的底蕴与厚重。她影响着我们的言谈、举止与思维。继承真正的传统文化，会给我们的人生、社会带来美好；而中共的党文化，则是在扭曲传统文化的内涵，把我们带上歧路。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扭曲与摧残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它于细微之处切断人与神的联系，破坏着国人的道德，败坏着中国的世风，毁坏着中国走向真正文明与富强的路。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回溯历史，重温我们的传统，在宏观上、于细节中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意，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共同走好我们未来的路。

责任编辑：高义、张宪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到大明朝

 中共“东厂”扩张 军队部分最神秘

作者: 

徐客

东厂与其它两厂（西厂、内行厂）一卫（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明朝“特务治国”的象征。其中东厂是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中共进入习近平时代，类似东厂的特务机构和锦衣卫式人员升级扩张，大行其道。

中纪委成“东厂”主要版本

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王歧山统领的中纪委机构就是东厂的架构，中纪委人员也被称为当代锦衣卫，其生杀予夺的权力已经让人们见识过了。其中最有力的还是习近平埋伏在中纪委的多名旧部，比如“之江新军”徐令义，按官方说法，他在担任中纪委驻中央办公厅纪检组长期间，不到一年时间就调查处理问题103起，平均每三天查处一起。

徐令义在担任驻中办纪检组组长时还只是个副省部级干部，在担任了派驻地方的巡视组组长之后，才被正式明确为正省部级。但是他足以让每个被他巡视过的省份的省委书记和省长闻之颤抖。在地方巡视中，徐令义随时可以令省委书记召集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虽然坐在会议主持人位置上，但却要看着“列席”会议的徐令义的眼色行事。

有知情人描绘的一幕场景是：省委开会期间，突然有两个身着铁灰色无徽章制服的壮汉徒手冲进会场，接着徐令义就会高喊一声某某站起来。然后，这个被点名的副省部级干部往往都是双眼紧闭、两腿瘫软，被两个灰衣人半架半拖地弄出会场……

在王岐山之后，中纪委掌握在赵乐际的手里，当时反腐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政法系，以清除孙力军政治团伙为名，实际操盘者却是习家军——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和掌握公安部实权的王小洪。

到了习的亲信李希接掌中纪委，虽然过去一年抓了数十名中管官员，但上到中央委员以上级别的——像秦刚和李尚福落马，官方秘而不宣，原因甚至可能与造成三中全会延期召开的高层内斗有关。操办此事的，可能有另一支特别的锦衣卫队伍，直接听命于习。

习大秘钟绍军握有神秘军中“东厂”

2月7日中共按惯例发布了中南海的“看望老同志”名单，卷入火箭军窝案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并不在名单上。1月29日，全国政协宣布撤销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军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军中清洗仍在持续，但官方信息更加不透明，也表明现在反腐机构的特务性质更明显。

军中反腐，本来要靠军纪委，但军纪委书记张升民本身是火箭军背景，与火箭军被查的周亚宁、李玉超等人是老同事，他也被认为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人，而张又侠与被倒查的装备腐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原因都令军纪委书记张升民并不能在反腐中担大任。

这次火箭军高层出事，据旅澳学者袁红冰的爆料，是因为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的秘书向中央军委办公室举报李玉超是两面人。由习近平军中大秘钟绍军控制的军委办，可能才是军中反腐的东厂式机构。

中共的秘书系统，虽说定位是服务于领导，但是对于中共最高层来说，其实是监控领导干部的耳目、眼线。最近习的头号重臣蔡奇召开全国党政秘书长大会，将本属于总理李强的政府秘书管理大权也夺过来，但是军方的秘书系统是相对独立的，由钟绍军统领。

出生于1968年的钟绍军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中央工作期间的贴身秘书。2013年，在习近平掌军第一年，钟绍军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大校军衔。2016年晋升少将，2019年晋升中将。

钟绍军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就是一个低调神秘的角色。据报曾一早埋伏在军委明查暗访，拿到扳倒徐才厚、郭伯雄等大老虎的关键证据。现在习近平在军中可能只信钟绍军，由此钟就成为真正掌生杀大权、令军中上将害怕的狠角色。

此外，去年10月，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离奇猝死，之前还有火箭军前副司令吴国华自杀以及中央警卫局前局长王少军死亡后被延迟宣布。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去年11月在《菁英论坛》爆出猛料说，2018年左右，习成立了专职的暗杀部门，叫军委行动局。中共一大批的人，包括军队里面的一些离奇死亡的人，都跟这个行动局有关系。如果这一机构存在，可能权力在钟绍军手上。

两个向社会挥刀的新“东厂”：国安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

本来最容易令人联想到特务治国的，应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和公安部长王小洪两个人同时进入中央书记处，但去年以来，向来低调神秘的国安部突然扑上前台。在《反间谍法》修订生效一个月后，国安部在微信上推出了官方账号，介入中美关系，警告称“不要唱衰中国的经济”，不时抛出似是而非的间谍案，又开列全民保密清单。过年前，国安部又开出10项可能导致遭特工盘问（“请茶”）的情形，藉以恐吓民众。

现任国安头子就是原来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他属于习家军的浙江帮。但陈一新掌管国安，恐怕不服非习嫡系的顶头上司陈文清，而要直接对习负责。时间一长，习的多名嫡系亲信之间，像蔡奇和陈一新、公安部长王小洪这些人，不排除会出现内讧。陈文清这些本身并非嫡系的人马，因为没有获得真正的信任，日后也会生出异心。

2023年中共还新组建了一个中央社会工作部，目前从中央到省级的社会工作部机构已陆续到位。这是一个被专家称为“极权补丁”的机构，是又一套与“维稳”机制相关的系统，工作内容号称统管信访、基层党建等，其实是专门搞社会工作、有强烈特务机构色彩的又一个“东厂”，日后恐怕也会成为当局扩大搞整人运动的工具。现在主管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政治局常委应该是蔡奇。

我们竟然过了一百年的假“春节”？！

 我们竟然过了一百年的假“春节”？！文／爱丽Ally

元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代表着正月初一，也就是黄历的新年。图为《年节习俗考全图》之“元旦贺年”。（公有领域）

北京时间：2024-02-08 

要说全中国14亿人口每年过的都是假春节，这话可能很多人不信。但是你知道中国新年在过去一百年间曾经被封禁过三次吗？那你知道这三次封禁又对这个节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找回中国新年的原貌，咱们今天一起来好好回顾一下中国古代还有近代史。

“元旦”和“春节”

首先，咱们来讲讲关于中国新年的叫法。

我们都知道华人社会每年要过两个年，一个是西历的新年，现在叫做“元旦”，一个是黄历的新年，现在叫做“春节”，其实呢，这两个词都叫错了。

元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代表着正月初一，也就是黄历的新年。在辛亥革命之后，1912年孙中山曾经下令推行西元纪年，并且把“元旦”挪给了西历的新年来用，他还提议要人们把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都改到西历新年来过。但是几千年的传统，哪是说改就能改的呢，所以当时这条法令在民间并没有人执行。

于是到了1914年，北洋政府就想了一个新的折衷的办法，就是造出了“春节、夏节、秋节、冬节”这四个节日名称，意图把全中国一年里的传统节日都合在这四天里一起过。结果这个中不中西不西的提议还是没人买账。

一直到了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公元纪年，并且把“春节”和“元旦”这两个词规定为官方叫法，那从此以后中国人过年就都改叫“春节”了。

但是这个叫法其实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本不是一个庆祝春天的节日。

比如在《尚书大传》中解释道：“正月一日为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亦曰‘三始’。始犹朝也，亦曰‘三朔’。”

正月一日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这天叫作三朝，也叫三始，还叫三朔，朔这个字也是开始的意思。

在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中也写道：“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那我们再来看看正月一日在古代的其它称谓，像是正月朔、正月旦、正旦、正日、元日、元旦、元正、元朝、元朔、正朝、岁朝、岁旦、岁日、岁首、新正等等。这都代表了同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一天是一年的起始和开端，这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节日。

那古代有没有“春节”呢？在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大概可以算作是最接近“春节”的一个日子了。

在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天官书》中写道：“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卒始也。”

正月一日是一年的岁首，而立春日是四季的开始。所以在立春这一天，从皇帝到百姓都会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

《礼记‧月令》
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天子会在立春这天亲自带着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们，在东郊迎春，祭祀天地神明。

除此之外，还有鞭打土牛、剪彩花、吃春饼、贴“宜春”两字在门上等等的习俗来庆祝立春。

所以说，把立春叫作“春节”还说得过去，但是把中国新年叫作“春节”那可就是张冠李戴了。

然而现今的中国新年可不只是名字被叫错了而已，节日的内涵和庆祝方式也和百年前有着极大的区别。那在讲到这个变化过程之前，作为参照，咱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新年原本是怎么个过法。

传统新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历法的国家之一，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就有了对日月星辰、四时节气等等相当准确的观测与推算。

我在之前腊八节的视频里讲过，神农开启了在黄历十二月举行腊祭的礼仪。

后来随着佛法在中国的兴盛，百姓们越来越重视腊八节，逐渐的腊八节就成为了庆祝新年的开端，人们从这一天起就开始置办年货，准备过年的事宜了。

像是民谣里唱的：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炸豆腐，
二十六、炖羊肉，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磕个头，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哩哩啦啦二十三。

那到了腊月二十三或者二十四号，就是俗称的“过小年”，也叫作“​祀灶”，那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糖瓜呢？

中国民间信仰中认为，每家每户都有个灶王爷监督着所有人的言行举止，然后每年会在这一天上天庭去汇报人间的情况，为了让灶王爷在天上能为自家多说点好话，所以要做糖瓜，哄得灶王爷嘴甜。

所以每年人们过​祭灶节，也是要提醒自己不管在有没有人能看见的地方，都应该时刻端正自己的言行。

之后要做大扫除，做各种年菜的准备，忙忙活活到了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

在《吕氏春秋》中记载：“岁前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亦曰驱傩。”在新年的前一天，要击鼓驱除散播瘟疫的疫鬼，也叫驱傩。

人们还会焚烧避瘟丹，燃烧竹子让它来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来驱鬼避邪，这项活动就叫做“爆竹”，后来呢“爆竹”就演变成了今天的“鞭炮”。

除夕晚上全家人还会聚在一起吃丰盛的年夜饭，有鱼有肉，但不吃完，象征年年有余。北方人还会吃饺子，取的是“更岁交子”的谐音和含义。

《肃宁县志》
元旦，子时，设盛馔同享各食扁食名“角子”，取“更岁交子”之义。

除夕晚上还有“守岁”的习俗，大人小孩都一夜不睡，迎接新年的到来。

接下来就到了全年最重要的时刻了，元旦当天从天子到百姓，所有人都会很忙，忙什么呢？

明朝《遵生八笺》记载：“《玉烛宝典》曰：‘元日作膏粥，以祀门户。……正月元旦，迎祀灶神，钉桃符，上书一聻（音jì）字，挂钟馗以辟一年之祟。家长率长幼拜天地万神，诣本境土地五谷之神，以祈一年之福。’”

正月元旦迎接要灶王爷回到人间。然后一家之长率领全家人祭拜天地万神和本地的五榖神，感谢神明庇佑，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在清代的宛平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一带）的县志中记载：“正月元旦五鼓时，百官入朝行庆贺礼，民间亦盛服焚香，礼天地，祀祖考，拜尊长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

元旦凌晨五鼓时分，百官要入朝向皇帝行庆贺礼，民间的百姓们也都要换上最隆重的衣服，首先焚香祭祀天地，然后祭祀祖先，再然后依次拜尊长，最后出门和亲戚街坊相互拜年。

《良乡县志》
正月元旦，祀神、祀先，换新衣，谒官师，拜尊长、亲识，往来交拜。

《东安县志》
正月岁首，祀神祀先，亲诣墓所，毕贺新年，敬尊长，更相贺，岁欢饮。

《通州志》
元旦早起，燔桃柴，设香案，礼天地家神。

《冀州志》
正旦五更，具牲醴、香烛迎祭神祇、祭祖先。

《如皋县志》
元旦，五鼓起，拜天地，焚天官、赐福牌、拜家堂祖先毕，遍谒亲邻，贺新禧。

《金坛县志》
元旦天腊节，夙兴，男妇各盛服拜天神、祖先毕，亲戚贺岁，饮屠苏酒。

如果你查阅古籍和各地的地方志就会发现，虽然每个朝代和地区的习俗不完全相同，但是家家户户都会祭神和祭祖，感谢神明和祖先过去一年的看护，同时祈盼来年的幸福安康。

这反映了古人的世界观，在传统观念里，人们相信神佛的存在，而且会把天地神明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才是祭祀先祖，然后是向家中的长辈表达敬意，最后才是互相贺岁，和各种庆祝活动。

那为什么现在只保留下来和吃喝玩乐有关的一些习俗，几千年来都不曾改变的祭神和祭祖却被忽略不提了呢？这就要说回到中国近代史了，那接下来，咱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新年到底是怎么被封禁三次的。

三次封禁

第一次封禁是刚才说过的，1912年的时候孙中山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下令改用西元纪年，同时提议把中国新年改到西历的新年来庆祝。

《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订定于阳历正月十五日，补祝新年。请布告。孙文。”

孙中山和北洋政府的本意，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中国和世界接轨，奈何这和当时的民情差异太大，所以最后并没有起到任何成效。

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再次试图推行西历，废除黄历，为此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条文。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积极的倡导使用西历，组织机关单位在西历的新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

但是百姓们不乐意，就总是有各种办法不执行。当时的春联就写道：“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结果这次的封禁也失败了，国民政府最终在1934年妥协，停止了废除黄历和传统节庆的相关法令。

第三次的封禁从1967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第二年，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

“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职工探亲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执行，以后再补。”

说是应群众要求，1967年的中国新年不放假，以后再补。

可是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是，不仅这一年的假后来没补，这之后的13年里他们再也没有放假过节的自由了。

《人民日报》
“我们要向这群混蛋们大喝一声：收起你们那套鬼把戏吧，我们春节不休假，要展开群众性的夺权，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在春节期间，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倡议书定义：想要过年放假的人们都是“混蛋们”，所有的传统过年习俗都成为了“肮脏的习惯”，从此唯一“正确”的过年方式只能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两次禁令不同的是，共产党这次要达到的目标是从思想上根本的改造人们对于节日的传统观念，让所有人从内心里唾弃过年的习俗。

那当时是怎么过节的呢？每年的除夕年夜饭前，家家都要召开斗私批修的家庭会；大年初一的敬神祭祖变成了全家人高举“毛泽东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春联写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

同时伴随的还有“破四旧”运动，大量的寺庙佛像、文物古迹等等被红卫兵们疯狂砸毁，普通人家当然更逃不过被抄家的命运。

如果谁家被发现家里还藏了祭台、佛像、祖先牌位、神明画像之类的东西，那轻则被扣上帽子拉出去没完没了的批斗，严重的话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强制性转变，报纸和电视的不断宣传和灌输，加上随时可能被人举报揭发的恐惧，就再也没有谁敢焚香上供磕头祭祖了。

这一次的封禁可谓是十分的成功而且彻底，直到1980年中国恢复了过年放假之后，老一辈人也只敢捡回来一些旁枝末节的形式来过节，但是谁也不敢再提和神佛以及祖先有关的言论了。

而在那个狂热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一辈人，传统文化对他们来说都是“牛鬼蛇神”，取而代之填补他们精神空缺的变成了每年宣传主旋律的联欢晚会。再到了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还有几个人能知道过年的传统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人们过的这个所谓“春节”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根本是两回事了，要我看，我们今天过的只是一个连名字都叫错了的空壳而已。

要知道，被我们丢弃的那部分，才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核心价值，古人相信生命有轮回，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人会保有良知，这样的社会也是有道德底线的。

如今人们经常会感慨现在的社会道德沦丧，有些人做事完全无所顾忌。其实就算法律制定得再完善，又怎么比得上人人约束自己的自觉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视频跟大家分享的原因，我希望可以藉由华夏衣冠之美，呈现给大家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

如果你觉得这集视频对你有帮助，或者是拓宽了你的眼界的话呢，也欢迎你帮我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还有我也做了视频，分别介绍标志着传统新年的起始和结束的腊八节以及元宵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下面找到视频的链接。

那最后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旷神怡！咱们下次再见啦！

─点阅【爱丽话五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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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今日“立春” 盘点民间流传的习俗和禁忌

 今天（2月4日）是立春之日，立春是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也是迎接春天的时刻，在中国民间，立春这一天流传着多种习俗和禁忌。

立春，万物苏醒，养生也重在甦活身心。 （Pixabay／大纪元后制）

按照中国传统皇历来算，2023年有两个立春，分别是皇历正月十四（公历2023年2月4日）和皇历2023年12月25日（公历2024年2月4日）。

立春之日，在中国民间不同地区和民族，流传着各自不同的习俗和禁忌，其中包括：

五大习俗

吃春卷 寓意春天来临

春卷寓意春天来临，以前中国民间流传在立春这天吃春卷，以迎接新的季节。

吃红色食物 象征好运

红色象征好运和繁荣，因此在立春这天，人们也会选择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如红糖、红豆汤等。

出门踏青 感受春天的气息

立春时节，气温渐暖，很多地区的草木开始抽出新芽。人们喜欢到户外踏青、游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

大扫除 迎接新一年

在立春这天，将家中积压的尘埃清理干净，象征旧的一年已经过去，迎接新一年的开始。

祭拜灶神 保佑家庭平安

立春也是祭灶神的时候，百姓会准备食物，祭拜灶神以保佑家庭平安、饭饱添足。

立春的禁忌

除了立春习俗以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立春作为春季的开端，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以下是其中一些常见的说法：

不看病

立春之日不看病，如果看病就意味着一年都没有好运气。这个说法不过是想讨个好彩头，就像大年初一不看病一样。不过小毛病耽误一下倒也没有什么，如果有急病重病，该看病还是要看病。

不理发

传说立春之日不宜理发，理发则不吉利。俗话说：发乃人身之草木，立春回暖，草木出生，刚出生的草木去损害，这是不合天地运行草木生长之理的。

不躺下

立春之日不要躺着，要坐着或者站起来走走。都说春暖大地，这是万物初始的时候，人也应该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春的复苏。

不吵架

立春之日莫吵架、不口出污秽言语、不要做口舌之争，和和气气，喜迎春天的来临。新年要有一个好的开始，才能和和美美，顺顺利利。

不搬家

立春不建议搬家，否则倒楣。很多人都应该知道，搬家不要选择在四立八节之上，因为这是气节交接之时，气息驳杂，搬迁自然不宜，一年之始，不宜动荡。

不回娘家

立春这一天，出嫁了的闺女不能回娘家。这天回娘家会把婆家的好运气带回娘家，影响婆家的运势，且春归娘家，有再嫁人的意思。

这些禁忌主要源自于民间传统习俗和传说，虽然已经逐渐被现代社会所淡忘，但是体现出古代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

（责任编辑：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