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热文：近代北京免费医疗，持续到民国结束
免费医疗一直是医疗改革乃至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目前，不管是对全民的普遍免这就是说，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民众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费治疗。 所有普通民众，包括女性和儿童，均可到内、外城官医院免费就诊。除门诊外，官医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规定饭食费由病人自己承担，但遇到特殊情况时，警察机构也承担部分病人的饭食费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厅和主治医生验明后，交由亲属领回葬埋；如无亲属具领葬埋，由医院报告警察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义地埋葬，并进行标志以便识别。
费医疗甚或是对特定低收入群体的免费医疗都难以实现。但考察近代北京的历史，免费医疗却曾以某种形式存在过一段时间。
一、免费医疗的创设
清末以前，北京人看病一般是到医生家中或开设的医馆看病，有钱人家也可请医生到家中。清廷所设太医院颇具规模，但主要面对皇室和高官，普通民众难以企及。对于广大平民，政府没有专门的官立医疗机构，一些社会慈善组织开展的慈善医疗也多是面向鳏寡孤独者，且大都是临时性的。
清末，政府面临内忧外惠，开始实施“新政”改革。当时，新政的推动者认为，“立国以强民为本，而强民以重医为先”，我国传统的中医，因有其不能普及的弊端，所以应向西方学习，设立现代医院，使中西兼备，“各具专长，同收实益”。1906年8月，清廷设立内城官医院，地址在东城钱粮胡同；由于创设内城官医院“颇著成效”，1908年6月，民政部又奏请在外城宣武门外梁家园设立外城官医院。这便是公认的北京最早建立的近代官立医院。内、外城官医院初设时归民政部直辖，1910年改归北京地方警察机构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1913年1月由合并后的京师警察厅接管。
内、外城官医院开创了我国官立医院免费医疗的先河，其最大特点是不再专侍皇室贵族，而是服务于普通民众，更侧重面对广大贫民。1910年改归内、外城巡警总厅分别管辖后，两厅共同制定的〈内外城官医院章程》第一条即规定：“本院系民政部奏请设立，纯属官立性质，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惟住院诊治者饭食费须由本人自备”。这就是说，内、外城官医院为官办，民众在院看病均享受免费治疗。
所有普通民众，包括女性和儿童，均可到内、外城官医院免费就诊。除门诊外，官医院也收治住院病人，按规定饭食费由病人自己承担，但遇到特殊情况时，警察机构也承担部分病人的饭食费用。住院死亡者由警察厅和主治医生验明后，交由亲属领回葬埋；如无亲属具领葬埋，由医院报告警察厅，发给棺木送往外城义地埋葬，并进行标志以便识别。这一点类似于传统慈善机构对无钱安葬的贫困民众施舍棺木。
经费是内、外城官医院运作最重要的基础，因属官办又具有慈善性质，其所需经费、药品，全由政府负担，从国内外购买的各种中西医料，经过各省处税务关卡也一律免税。按照规定，内、外城官医院经费按月从京师警察厅请领，由内务部拨给，月终报销预算决算，并详细列表报京师警察厅呈内务部。民国最初几年，内、外城官医院每月经费预算各为2000元，每院全年24000元。实际上，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和物价上涨，原有经费预算已不敷使用，1917年时，内城官医院全年实际经费增至30974元，外城官医院经费增至29960元，至1922年时，内、外城官医院所需经费又有所增加，仅1月份财政部就发放内、外城官医院现金及兑换券各2935元。
二、免费医疗实施的效果
内、外城官医院设立伊始就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在1906年内城官医院最初开办的5个月里，就医者达到三四万人，徐世昌称：“考之舆论，咸谓该监督等择方审慎，用药精良，务体人情，不染官司，是以就医愈众，全济愈多，受诊之人以辩证之明，起疴之速，且有登报致谢者，此医院开办渐著成效之实在情形也”。就诊人数不断增加，至1907年，仅秋季三个月内城官医院就诊人数就已达到30700人。正是由于内城官医院诊治效果明显，“每季诊治人数均逾数万”，“凡内城商民人等皆得邀博济之仁荷诊治之便，糜不欢欣鼓舞”，但广阔的外城，距内城较远，感染疾病者不便到内城官医院就诊，每当春夏交替时令不正时，外城病人尤多，因此1908年民政部又上奏请求开设外城官医院。
外城官医院开设后，两所官医院一内一外，共同发挥救治民众的作用。1908年6月，内、外城官医院每季度就诊人数皆有数万人之多，1909年全年就诊人数更是高达288467人次，而当年北京内、外城总人数还不到80万，可见前往就诊人数比例之高。所以，当时的民众认为内、外城官医院的设立“于卫生大有裨益，人皆称便”。
民国后，由于多种公、私立医院的建立，分散了就诊人数，内、外城官医院每月就诊人数比清末略有下降，但为适应民众所需，内、外城官医院开设了多种医疗种类，以1918年5月统计就诊为例：内科4217名，外科2794名，妇科2182名，儿科2141名，眼科569名，耳科275名，喉科115名，花柳科97名，共计12390名。据此推测，全年仍有10万次左右的民众前去就诊，这个数字刚好与北京的贫困人口比例相近。因为实施免费医疗，贫困民众从中获益最多，所以当时的报纸曾评价其“于兹数载，贫民颇以为佳”。
北洋政府后期，财政困难，影响政府多个机构运行。但当局对免费医疗比较重视，内、外城官医院在1927年8月合并前受到时局影响较少，前往就诊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如1927年3月3日，内、外城官医院中西医共诊治病人595人，3月30日，共诊治586人。
三、免费医疗的发展
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鉴于市内贫民日众，遇有疾病医药维艰，而公立医院尚待扩充”，于1916年在香厂筹设仁民医院，但至1917年5月因事停办。为满足就诊需要，改善就诊条件，京师警察厅向其请求暂借仁民医院地址，扩充外城官医院及西医诊察所，所有医药仍“概不取资，以恤贫病”。由此，外城官医院便逐步由宣武门外梁家园搬至此地。因内、外城官医院实行免费医疗，“贫民之因病求医者，皆在该院诊治”，1927年8月京师警察厅为节省经费，被迫将内城官医院归并外城一处，但考虑到城内外贫苦民众众多，“一旦失此诊病之所，极感不便”，很快在市政公所的帮助下，又在内城官医院旧址重开。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下设8个职能分局，京师警察厅改为公安局，原有卫生行政职能大部划给为卫生局。卫生局几经变化，1933年成立卫生处后，将内、外城官医院改组为市立医院，在原香厂外城官医院旧址办理，外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北城、内城6个诊疗所及妓女检治所。市立医院开办后的8个月中，门诊量可日达二三百人，如果各所皆算在内，在500人以上。自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止，市立医院及各诊疗所共收治门诊患者158211名，住院患者234名。
改为市立医院后，并未延续内、外城官医院“概不收费”的政策，从1934年5月开始，所有民众不管是到市立医院还是各诊疗所就诊、住院，都“应缴各费”，但“赤贫者得免缴一部或全部”。1940年1月1日，又修订各项收费政策，补助医院，如初诊每人收挂号费1角，复诊5分，特别挂号1元，月诊1元；手术费每次1元至10元；X光透视每人每次2元，治疗每人每次5元至10元等。之后，所有挂号、诊治、医药费等均不断上涨，至1949年1月前，初诊、复诊、特诊挂号费已增至0.6元、0.4元、8元，并且卫生局准备将其分别增至5元、4元、15元，对于贫病患者的医药手术费依然减半或免费。
改为市立医院后，普遍的免费医疗未延续，且各种诊疗、药费不断增高，但对贫民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至民国结束。需要注意的是，贫民要在市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必须由所在官署开具实系贫民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多次易名（工农兵医院、万明医院等），今称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
近代的免费医疗是当时政府为应对危机立国强民下的“惠民善政”，具有较强的慈善救助性质，它的开设不仅是效仿西方医政，促进近代医疗行业的发展，更是当局政府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出发“曲施救济，惠及穷黎”的政策实施，其目的仍离不开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但近代北京对贫困民众所进行的免费医疗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对于救助北京的贫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表示，在近代北京推行免费医疗制度的同时，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也在逐步发展，但全面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仍然较少。
英国直到1948年才成立了国民健康服务（NHS），提供普遍免费医疗服务。在此之前，医疗服务主要由慈善机构和私人医生提供。
美国在20世纪初期，医疗服务主要由私人医生和医院提供，患者自付医疗费用。1965年通过《社会保障法》建立了Medicare和Medicaid系统，但这也不是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德国1883年实施了《健康保险法》，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但需工人和雇主共同分担费用。
日本20世纪初期主要依赖私人医生和医院，1922年通过《健康保险法》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二战后逐步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1958年实现全民覆盖，但患者需承担部分费用。
其他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期普遍没有全面免费医疗。二战后，各国逐步建立社会医疗保险或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免费或低成本医疗服务。
总体来看，近代北京在推行免费医疗服务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尤其是面对贫困民众时提供的无偿医疗服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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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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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北京:京华出版社,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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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廷燮､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6]田涛,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1906-1910).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7]王康久,远古-1948北京卫生大事记•补遗.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8]王康久,远古-1948北京卫生大事记,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9]谢阳谷.百年北京中医.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北京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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