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真相: 许世友谋杀毛泽东?内讧30多高级将领被抓

真相: 许世友谋杀毛泽东?内讧30多高级将领被抓:

中共内斗由来已久,而且极其残酷。1937年4月4日,张国焘领导的中共红四方面军在不断受到中共中央军的攻击、分化下,身为军长的许世友联络了四方面军的军中高级将领,准备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然而由于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的告密,毛泽东、林彪以谋杀毛的罪名,立即拘捕了30多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
1937年3月23日—31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批评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号召斗争张国焘。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都在中共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因此抗大便成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中心。
遭批斗 高级将领谋另起炉灶
张国焘是中共建党人之一。由于张一直在中共高层担当要职,同时他在红四方面军任主要领导人6年之久,在红四方面军方面威望很高。对张国焘的批斗在红四方面军中引发强烈反弹。
一次,在抗大的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错误时,说红四方面军方面犯了"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等帽子。许世友按捺不住,跳起来大喊:"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
许的一席话,立即引来一片斥责声:"许世友,你这是与张国焘穿连裆裤!""你这是匪性未改!""打倒这个托洛茨基分子!"
许世友边跳边吼,最后气得口吐鲜血,被送进医院治疗。躺在病床上,许世友突然产生了出走的想法。"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他串连、说服了几十个愿意出走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准备带着他们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出发的时间定在4月4日夜里。

内部告密 将领们以谋杀毛而治罪

4月4日这天,一切都准备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只等夜色降临,就不辞而别。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许世友的老搭档、原红四军政委王建安告密,将事情紧急报告给抗大保卫处长,后紧急报告给作为抗大校长的林彪,然后林彪报告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对林彪说:"就由你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并有传闻说,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想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杀毛泽东。
林彪接到指示,立即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到一间教室里,教室外面全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把手。许世友感觉不妙,硬着头皮观察事态的发展。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待的名单点名,点一个,出列一个,捆一个,一连捆了30多个,许世友最后一个被捆。
欲擒故纵 毛瓦解收复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多高级将领,而且实力强大。中共红军大逃亡(中共称所谓的长征)之后,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右初期两万人发展到八万,在与毛会师时,毛只有残兵一万。
毛为了打到自己的政治对手张国焘可谓煞费苦心,最后终于以张另立中央为名,在1937年3制定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随后还开除了其党籍。
现在,毛的任务是如何收复张的旧部为己而用。外界普遍认为,依然故伎重施,首先给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扣杀想谋杀他的大罪而抓捕,然后将大部份人释放,少数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半年后,中共中央撤销了许世友的党内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毛通过这件事件,成功打到了张国焘,收复了其旧部。
(责任编辑:张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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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死”总政治部 军内人事大权争夺硝烟四起

 

胡锦涛在成为军委主席后,一个大的举措就是将心腹童世平插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而因为总政在军内的特殊地位,实际上胡锦涛料将在“十八大”后“卡住”军内的人事大权。(网络图片)

胡锦涛“卡死”总政治部 军内人事大权争夺硝烟四起

【2012年06月30日讯】(记者林锋综合报导)在“十八大”举行之前,中共内部各派对军中的各类主要职务都展开激烈的争斗。此前,有报导指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童世平将在“十八大”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然后,又有媒体报导江派“推举”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在“十八大”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

胡锦涛在成为军委主席后,一个大的举措就是将心腹童世平插进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而因为总政在军内的特殊地位,实际上胡锦涛料将在“十八大”后“卡住”军内的人事大权。

童世平进总政治部是胡锦涛苦心的安排

在2009年,童世平开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0年,童世平晋升为海军上将。按照惯例,军委换届,当总政治部主任升任军委副主席时,留下的空缺一般都是总政的副主任兼军纪委书记接任,并自然成为军委成员。

近年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及各总部领导、大军区负责人基本是以67岁划线。到年龄就退,很少有例外。若按此标准,本届军委军方成员10人中,只有总装备部长常万全(1949年)、海军司令员吴胜利(1945年)和空军司令员许其亮(1950年)可以留任。换句话说,总政现任主任李继耐也将退下。

有报导称童世平是胡锦涛的心腹。当年胡锦涛在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后发现,虽然中共名义有七大军区,但是在北京依然是郭伯雄的“西北军”(兰州军区),徐才厚和梁光烈的“东北军”(沈阳军区)为主要势力。胡锦涛于是从广州军区提拔两人进京,一人是现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上将(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另一名就是时任南海舰队政委兼广州军区副政委的童世平。

胡锦涛任职军委主席后,另一个大的安排是提拔常万全成为军委委员。

揭密:总政治部主任有绝对的人事推荐大权

总政治部主任在军中握有推荐人事的大权,而这和中共军队的体制有关系。

有消息称,军内各类军官的任命的“分水岭”在师长(大校)。副师级到正团级军官,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总装备部部长、相关政委;军区司令、各军种司令、政委任免。

而军委成员、各军区司令、各集团军军长、各师师长则由军委主席任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政治部干部的推荐就十分重要,军委主席不一定一一知晓每一个师长,集团军军长和政委的背景。与此同时,总政保卫局需要写出此人的政治审查报告。所以军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要想爬,别得罪总政。”

总政的人事权还反映在其他的方面。在军中,军官们是因为贪腐,还是政治问题落马,最终也是由总政来“一锤定音”。

在人事权力方面,中央军委主席当然有最终的人事权,但是总政治部主任在高级军官的任命上则可以“提议”和“吹风”。

关键的总政副主任“十八大”前都晋升上将

2007年,江泽民的心腹贾廷安被调任总政副主任,当时贾是中将。

2009年,童世平开始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2010年,童世平晋升为海军上将。从此后,童世平在总政的官方排名就仅次于主任李继耐,而其上将军衔据称也给了童世平在人事决定上“更多的权力”。

当时就有海外的评论认为,胡锦涛2010年晋升总政治部副主任童世平为上将,是其希望连任军委主席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信号。

2011年,总政副主任贾廷安也被升为上将,此举当时也被认为是江派释放了一个想要在“十八大”争夺总政主任的“强烈的信号”。同时因为贾廷安的快速“蹿升”,在军中也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江派“原型毕现” 争抢总政主任

6月21日有外媒放风称,江泽民的心腹贾廷安“十八大”后掌总政治部。文章还向习近平喊话称,“贾廷安的支持将对下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赢得派系斗争至关重要。”

原江办主任贾廷安本身就是解放军史上第一贪、时任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后台。后贾廷安被发现拿了赖昌星许多好处,同时还提前报信让赖成功逃脱到加拿大。

2002年十六大江被迫交出党政两大权,但仍占据中央军委主席位子,并在军队中积极安插自己人,2003年贾廷安任军委办公厅主任。2004年江泽民被迫交出军权,但却顶着军委内部的压力,硬把不是军人出身的贾廷安2005年擢升为中将,2007年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胡锦涛身边安插钉子。

由于这次的“十八大”是团派和太子党主导瓜分席位,所以一般认为,军队中在总政主任、军委副主席这些重要职务上,这两派将会达成默契。

鲜为人知真相 新四军日伪夹击国军

真相: 鲜为人知真相 新四军勾结日伪夹击国军:

究竟抗战是谁打的?抗战是影响中华民族的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奋战,将150万日本军队拖在亚洲战场,从而改写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的格局。 因为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一举废除。在中华民族这场最惨烈的战争中,共产党却从国难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随后窃取了政权。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

中共前任党魁毛泽东认为让日本占地才爱国。李锐写的《庐山会议实录》里面记录毛泽东说过,"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其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毛泽东回忆录》里面有毛泽东的话,"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

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日本代表团负责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对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毛泽东说,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们日军侵略中国,日本皇军到中国来帮助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你们侵略中国,共产党当时就不可能壮大,就不可能就把国民党推翻了。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再次讲要跟中国道歉。毛泽东又同样跟他说,不需要道歉,要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中共在七七事变时战斗力极弱。中共红军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共3万人,1万多支步枪,由朱德指挥,划分为三个师。抗战之初,毛泽东要求"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中共红军到抗战结束时增长为120多万人。
新四军江南勾结日军

据2008年11月《开放》杂志报导,抗战的血养肥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老将军郝柏村接受中共央视访问,指中共写的抗战史百分九十五伪造.谢幼田专著披露中共在抗战时期出卖民族利益,不打日本一心扩充地盘准备夺权.

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儿谢幼田在他的专著《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大量引用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籍、中共文献,以及中共元帅将军的回忆录,揭发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抗战口号高叫如云,实际上却避免与日交战保存实力,同时趁机发 展壮大自己的根据地.

谢幼田此书还披露中共新四军在江南从未与日军打过仗,反而暗地与日军勾结夹击国军,并向日军出卖国民政府的情报,以换取日军不攻击新四军.中共特务潘汉年即专司此职.中共上台后毛泽东为怕丑史暴露而将潘汉年逮捕下狱.

谢幼田说,文革后如果不是因为给潘汉年平反,并且又出于肯定潘汉年功绩的需要,中共高层与日寇的肮脏交易,恐至今还不会透露.但中共和毛泽东在抗战中出卖中华民族的大多秘密至今还封存在中共秘密档案中.
毛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

中共八路军唯一一次和日军的正面交锋是百团大战。指挥此战的彭德怀在后来的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上还为此挨批,被指责发动百团大战是 个错误,暴露了中共实力。毛泽东认为八路军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九月对赴山西作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指示"中日之战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决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为妥协,百分之十对日作战."此指示为该年八月下旬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的原则. 抗战八年中共一直按洛川会议内部决战行事,执行"让日蒋火拚"、"游击扩张"的政策。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

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一书作者辛灏年曾在演讲中引用史料指出,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 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206名将军战死沙场

根据双方的战史记载,经过这八年的战争,中国方面的将士损伤是三百六十五万,少将以上的203人,在这203名将军中,169人是少将,34人是中将,其中有几位后来是追授上将。在抗战的头4个月里, 黄浦军校2万5千名年青军官,战死疆场的就有1万多。蒋介石在抗战前约有30个德式装备步兵师,这些国军精锐,几乎就在抗战的第一年就已经耗损殆尽。

中共将军牺牲多少人呢?据纪录,在这八年中,中共方面能够举的出来的只有一位,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在山西辽县被日军的炮击阵亡。

根据中方的战史跟日方的战史,从1937年到1945年,在这八年当中,中日双方 仅10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的军队大 规模会战23次,重要战役1117次,其他比较重要的战斗三万八千多次。按照中日双方的官史,双方军队在作战 的时候,这八年当中打过将近四万场规模比较大的战争。

中日双方的军队大规模会战23次,1937年除了太原会战之外,还有徐州台儿庄会战,1938年有武汉会战,1939年有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有枣宜会战,1941年有第二次 跟第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有浙赣会战,1943年有常德会战,1944年有长衡会战,1945年有湘西会战等。据记载,中共的军队没有参加过一场真正的会战。

在这四万场战争当中,有纪录可查,中共的军队一共参加仅有一两百次。除了平型关、百团大战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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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爱国贼”们的画皮


颜昌海2012-06-30 14: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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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6日,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滕讯微博发表评论:“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其后,他又在该条评论后再加另外一评语:“许多国家都允许百姓有双重国籍。那时候你到底是爱哪个国?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该评论发出后,引发网民广泛热议,支持者有之,也有一部分网民再次称茅于轼为“汉奸”。
腾讯网民“王永海”对此表示赞同并呼应:“国家存在的概念是基于人民、家庭、族群等所有人的尊严、安全、幸福等价值。一个国家不能为他的人民的家庭、族群带来幸福和尊严的时候,你还能维护他?”
茅于轼以敢言著称,近年因提出“打倒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等言论,饱受争议。早在20115月,茅于轼曾因发表评论毛泽东的文章,而被中国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起人及网民的发起公诉。20124月份,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自由奖”。
浏览茅于轼早前微博,该评论应是在近期中菲间因黄岩岛问题,及越南国会审议通过《越南海洋法》后引发争端后的评论,茅于轼的微博上特别强调:“不管是中国,菲律宾,或别的国家,其政府如果真的是为百姓的安居乐业着想,应该尽量避免边境纠纷,朝和解的方向努力。只有不顾百姓死活的政府才会去冒战争的风险去争国家的面子(主要是政治家自己的面子)。搞得不好,真的发生武力冲突,死的都是无辜战士和百姓不是政治家。”
对此,维权律师刘晓原表示,近年中国有关“爱国”的话题经常被热炒,包括艺术家艾未未也曾做过与茅于轼类似的表达,也曾被指为“卖国贼”:“网络上也有一些段子'我自己的房屋都保不住,你让我去保护钓鱼岛!'作为民众来说,切身利益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保护钓鱼岛,也有公众发出疑问'我爱国家,这个国家为何不爱我?'作为国家是应该保护全民利益的,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却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但国家必须要为民众权益的保护做得更好。”刘晓原认为透过很多网民对茅于轼的支持,也看到很多公众对政府教育中经常提出的“爱国”渐渐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能把战争时期的爱国和和平时期的爱国混为一谈。更多的要考虑民众利益的保护,国家是有责任保护民众合法利益的。”
旅居荷兰的时政评论人立里认为首先要界定茅于轼评论中“国家”的概念,国家作为地理文化中的家园,包括居民、以及民族这样的概念时,与政治意义上的政府组织、政体架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经常谈论爱国话题时,将这样的概念混为一谈,对于家园、民族概念来讲,爱这个国家是自然的人类情感,对于政治组织来讲,从来就不存在自然情感的必要性。现代爱国主义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最精确是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家托马斯·潘恩说的‘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的侵犯',在这个意义上你也知道该不该爱国了,爱国应该去做哪些事情。”立里指“国家”一词的词源在欧洲的很多国家是和父亲有关的,因此国家对国民的保护就是一位父亲保护家庭的天然责任:“一个称职的爱国者就要象传统男人或父亲,保护自己的人民不受侵犯,和残害人民的内外敌人斗争,这才是爱国。”
立里认为爱国和“公民自决”的基本人权原则是一致的。而“公民自决”也是多项国际公约中的基本原则之一,以此为标准,茅于轼评论中“如果中国版图内的某地归属外国,那里的人民生活会更加幸福,你是否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称,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一书中说,他翻开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典籍,从字里行间看出两个字“吃人”;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从字里行间只看出三个字“卖国贼”。从琦善到李鸿章,从康有为、袁世凯到汪精卫,从蒋介石到彭德怀,多少个人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不管他是真卖国还是假卖国。如今,陕西的一个普通农民居然也有幸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竟然能和高岗、刘少奇、林彪等为伍,成为要打倒的对象。
“打倒卖国贼”、“打倒ⅹⅹⅹ”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打倒卖国贼、抓特务是中国最激动的事。当年人们满怀豪情地打倒了“卖国贼彭德怀”,随后又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都曾经让全国人民激动万分。接着1971年打倒、批判“卖国贼”林彪,人民又都爱国了一回、表忠心了一回。想不到如今陕西的一个被宰杀了胎儿的农民,居然也让陕西有觉悟的屁民宣泄了一次,享受了一次抗议、示威的自由,抗议“卖国贼”。
20126月初,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非法拘禁一名怀孕7个月的女子,强制引产其肚中胎儿。因不要赔偿,坚决要求法办责任人,强制流产事件陷入僵局。被引产的7个半月胎儿父亲邓吉元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后,被当地人骂做“卖国贼”,还在邓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甚至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驱逐出镇。
中国人也就这么一点抗议和示威的自由,针对弱弱的小百姓!
中国人就这么一点抗议和示威的出息,或者以爱国的名义,或者以爱党的名义、以爱领袖的名义。国人为何喜欢发起这样的斗争运动,显示自己的高尚。
一个小百姓也能卖国,太抬举他了。
一个无处求助的老百姓,诉诸外国记者纯属偶然。或许他从未想到这一点,直到外国记者找上门来。外国记者的采访依据的是普世价值,即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对于屁民来说接受同情如同抓到救命稻草,因为在这里,信访、上告……求助无门的事太多了。小百姓追求的是天理、人伦和人道,难道中国不需要天理、人伦和人道,这些不分民族、不分国家的普世价值?向世人、向全人类搜求天理、人伦、人道是卖国,那么灭人道、灭人伦、灭天理就是爱国了?!中国人对这样侵犯人权的事已经习以为常、已经麻木了而已,多少年来都如此,也该到警醒和反思的时候了。
梁启超、孙中山当年都曾经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甚至批评他们的帝国政府和老佛爷慈禧太后,也曾被大清爱国的子民视为“乱党”、“卖国贼”,如今,梁启超称为中国的思想启蒙之父,孙中山甚至被称为“国父”。
其实,关于爱国,胡适曾说过一段非常有价值的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也许这样的人格,才是真正让我们尊敬和为之自豪的中国人的光荣。
大部分明眼人都知道,当下“爱国贼”们虚伪的爱国主义,大部分都是被媒体故意渲染出来,以达到某些既得利益团体虚妄的目的。这些利益占有者把他们自己的骄奢淫逸,建立在广大民众知识闭塞的基础之上,因为民众只能接受单一的信息来源,舆论导向的单一,诱发了民族主义偏激狭隘的狂热,以历史仇恨代替当下的社会矛盾!“爱国主义”最后成为了一块遮羞布。这点似乎类似于二战前夕日本统治当局的手段。当年的日本社会矛盾严重,当局只有采取对外作战来调和这种矛盾,把视线全部转移到战场上去,人民就没有闲功夫追究国内的问题了。而当代中国的情况就是60多年前的日本翻版,所以从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看始终是把渲染外部问题无限放大。从中外关系矛盾事件的放大化所衍生出来的就是“爱国贼”们又找到了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精神伟哥。
而在现实生活中,爱国与不爱国却表现的很是功利。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一种“实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他们一方面不相信官方和学校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的好处,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清醒隐藏起来,去做官方喜欢的事情。比如,他们不信或者很反感××部的各式宣传,但如果该宣传部门来招公务员,他们马上会很积极、很蜂拥的去抓这个机会,甚至可以编一套自己完全不相信的、厌恶的、假大空的东西讨好官方。总之,他们既很清醒、很明白,又很犬儒、很现实、很虚无、很世故,他们的行动原则和思想原则是分离的,为了私利而爱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驻南使馆被炸时,当时很多学生坐学校的车子到美国大使馆抗议。但抗议完了却留在那里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到美国留学。这好像很荒诞,但绝对是现在很多人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
既然那么恨美国,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美国?!这就是“爱国贼”们的爱国。
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卖国贼”的国家。百年中国这顶足以压死任何良心国民的政治帽子,一直在中华大地满天飞。然而大多数国民也许想象不到:百年中国“汉奸卖国贼”这顶政治帽子在当朝很少扣在真正的“汉奸”头上;相反多数扣在真正的“爱国志士”头上。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汉奸卖国贼”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一个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崇祯皇帝指认他是“汉奸卖国贼”,平民百姓也跟着起哄喊打喊杀,结果被绑赴刑场千刀万剐百姓争食其肉,鲜血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袁崇焕是明帝国的长城和满清侵略者的克星,他被冤杀后满清铁骑就长驱直入占领中国,制造了远超“南京大屠杀”的“杨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崇祯皇帝则在煤山上吊,朱姓皇族被屠灭种,冤杀袁崇焕的大明凶手们做了几个世纪的亡国奴。
1898年,锐意变法图强有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戊戌变法”爱国志士康有为、梁启超集团被慈禧政府指认为“汉奸卖国贼”,康、梁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绑赴菜市口腰斩,英雄鲜血一样被崂病鬼亲属醮了人血馒头。1920年代,袁世凯以“汉奸卖国贼”和“叛国罪”罪名通揖孙中山。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主席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主要罪名依旧是“汉奸卖国贼”。
各位看看,上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奸卖国贼”,有几个真正汉奸了卖国了?哪一个不是真正的爱国志士?!
背负“汉奸卖国贼”罪名最长的是清末治世能臣李鸿章;他把这个黑锅整整背了一百多年,迄今仍没有完全恢复名誉。其实李鸿章是慈禧政府高层害国最少的官宦,也是最清醒的政治干才。如果没有他的知识远见和外交天才,中国很可能在19世纪末亡国。
再来回顾一下百年中国挥舞“汉奸卖国贼”帽子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帽子批发商是清末的慈禧太后。她和追随者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乱华”期间狂扣了近百万顶“汉奸卖国贼”帽子。以康、梁为首的戊戌爱国志士全是“汉奸卖国贼”;近五十万中国基督教徒全是“汉奸卖国贼”;主张学习西方谋求中国富强和文明进步的体制内官宦全是“汉奸卖国贼”;所有制造使用西洋物品(戴西洋眼镜、打洋伞、点电灯、修铁路、办新式工厂……)者,全是“汉奸卖国贼”。
慈禧太后是什么人不用在此强调,中国人都知道:一个除了割地赔款媚外穷奢极欲害国外没干过什么正经事、高唱把大好江山“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超级“汉奸卖国贼”。中国历史上“打倒汉奸卖国贼”口号喊得最响的人物是大汉奸梅思平,五四运动期间率先一把火烧了外交官住宅的“爱国学生”。被他火烧住宅的外交官在日军占领期间宁死不受伪职;梅思平则高调出任汪伪汉奸政权的内政部长。中国“汉奸卖国贼”帽子最丰产的时期是19601970年代,帽子主要制造商是林彪、四人帮。林彪后来乘飞机叛逃苏修;而四人帮害国卖国行径绝对远超公开叛国的林副主席。
现在,动不动就叫嚷“中国盛产汉奸卖国贼”的“爱国贼”及其主子们,一方面逢美必反,高呼“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又花费巨资把子女送往美国受教育;台上鼓动人们反美叫老百姓的孩子唱红歌热爱社会主义,台下却把最女送美国热爱资本主义去。这是什么“爱国”行径?只要不是超级白痴都懂。
不仅如此,“爱国贼”及其主子们还在大众媒体上搞些“狗屁国际评论”,做出了百分百与事实真相和结局绝然相反的政治预测,极大地误导民众舆论和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实现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做而做不了的阴谋,使中国在外交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利比亚战争损失几百亿;南联盟之战、伊拉克之战损失更多;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滑,满世界撒钱买不到一个真朋友,唯一的“好朋友”金家王朝则让我们在国际社会丢不尽的脸。
其实,百年中国盛产的不是“汉奸卖国贼”,而是“汉奸爱国贼”?
什么是“汉奸爱国贼”?就是嘴上台上高呼“爱国”背地里却祸国殃民出卖国家利益并恶意“孤立中国”的官僚政客、狗屁专家教授和无良文人。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当今中国,“汉奸爱国贼”很多,他们鲜为人知的恶劣行径就是暗地里把儿女甚至财产全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亡我之心不死”的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去了。
中国有一个“逢美必反”的大群体。但普通反美民众根本不明了:反美运动的骨干、活动人士和幕后推手,他们的直系亲属多在美国,甚至把贪贿的巨额资产也全转移到美国去了。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在人前台上张口闭口“美国亡我之心不死”,把那些主张学习美国的文明成果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真爱国志士污为“汉奸卖国贼”;背地里多把亲属财产全转移到美国去了,暂时没条件的也正在积极创造条件谋求移民。
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无良教授司马南和孔庆东。众所周知司马南是著名的“反美斗士”,“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后跟着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追随者。司马南的追随者有谁知道,他们的心目中的“反美英雄”早把儿子送美国接受资本主义再教育去了,大过年的飞往美国和妻儿共度新年,结果被美帝国主义的电梯夹伤了脑袋。当有人质疑他这一行为时,司马南居然回答说他有权“在中国工作在美国生活”,也就是说“在中国赚钱在美国消费”。他以全家的实际行动来拉动美国内需来“反美”。
其实,他们把子女送往美国受教育没有错。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美国是他们的自由和智慧,“人民最大”的美国确然比“官员最大”的中国更安全更靠谱,更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们错在不该利用话语权在中国民众面前恶意妖魔化美国,把主张学习美国成果来谋求中国文明进步的良心国民污为“汉奸卖国贼”,其真正用心显然是希望中国永远专制野蛮落后下去,永远大大落后于美国的后面,同进提升自己在中国人面前的优越感,这才是真正“良心大大地坏了”!
那些主张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的良心思想者,并不是有意把美国当“主子”,更不玩1930年代红色苏区“武装保卫苏联”的把戏;而是希望通过学习美国“把权力关进笼子”和“人民是大爷官员是孙子”的政治理念,来谋求中国的强大和文明进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最终超越战胜美国成就世界第一。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通过偷学对手的武功秘笈来战胜暂时优胜的对手一样。他们认同的是美国的“民主宪政”和“普适价值”理念;而不是认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样对“中国购买巨额美国国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和“接纳贪官亲属财产”之类伤害“中国利益”的行径痛心疾首。
逢美必反的“汉奸爱国贼”们常常“逢俄必媚”,他们谄媚俄罗斯狂拍普京马屁明显透射出“奴才”迎合“主子”的味道,不但认同俄罗斯的“威权政治”理念;还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保持高度一致。虽然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高喊“武装保卫苏联”,但也处处配合普京拓展俄罗斯利益的霸道行径。而孔庆东的“反美”和“热爱金家王朝”也是出了名的,可有谁知道他暗中收受了高达100万为金家王朝唱赞歌的宣传费?拿100万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为公开搞封建世袭制的金家王朝拍马屁,不但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而且赤裸裸强奸了中国纳税人的尊严。网曝消息说,孔庆东张口闭口“中国应该学习北朝鲜”,可他却没把子女送往北朝鲜读书;相反送往金家王朝最凶恶的敌人南朝鲜去受教育。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即使他不爱国,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因为那使得他们成为主子,而成为主子的快感是可以长期享受奴隶看到别的奴隶痛苦的快感。在外在物质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现在还多了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单仁平”之类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也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奴隶意识。因为这个体制让他们受益,他们和统治者也有立即交换关系。
有人说:爱国就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人民爱国要爱哪一个国?即然今天爱国就是爱中国人民共和国,那么在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人民爱国理所当然地就得爱中华民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推理。即然那时候的中国人民就要爱中华民国,那么有人带头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借来枪借来炮把中华民国打得稀巴烂,是爱国还是卖国?!当年,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爱国御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毛泽东还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选》)。又有人说:爱国就是爱政府,爱国就是爱党。但世界上有永远不腐败的政府?世界上有永远不变质的政党?一旦政府腐败了,党变质了,难道还要爱?!毛泽东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人们一定要把爱国与爱党爱政府联结到了一起,政府必须是民选政府,这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没有理由不爱。然而,我们真正拥有了选举权吗?哪一级政府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呢?!
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向促进社会进步的,真正凝聚国家的。而中国的“爱国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阻碍新思想和改变的,而且也无法真正凝聚人民,这是一个脆弱的集合体。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多数还是一盘散沙的自保。真正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不稳定,甚至有人不爱国,反政府,但却是最稳定的。中国的“爱国主义”社会看似稳定,所有人都“爱国”,但却很不稳定,一次变化都会摧毁整个过去的一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
还有人问:爱国是不是无条件的?不是!我们要爱的是一个可爱的祖国。如果祖国不可爱,你还爱她,那是盲目的,而且是对祖国不负责的。所谓“可爱”,当然有一套超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标准。比如一个伊拉克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侵略了科威特时,如果不谴责自己的国家,而是维护它的侵略行经,这就不是爱国,因为这违背了普世价值,这是对外而言;对内而言,如果自己国家政府不奉行民主自由,而是奉行独裁专制,还有必要无条件爱它么?!所以,爱祖国和爱政府不是一回事。如果把爱国等同于支持政府,在这种“爱国”之外没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标准,就会变得很盲目。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游子爱故乡一样,真正爱故乡就应该让故乡变的更可爱;真正爱孩子就是要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而不是溺爱。。
爱国爱什么?应该怎么爱?其实就三点:一是爱国要爱她的人民,二是爱国要爱她的文化,三是爱国要爱她的国土。爱国主义的核心是爱人民,如果不爱人民,其他的爱都不值得一提。这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是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任何抽离了这个基本原则的爱国主义,或者用其他原则凌驾于这个原则之上的爱国主义,都是扭曲的爱国主义,都是毒药。

2012年6月29日 星期五

胡錦濤總理﹕總結經驗 推進一國兩制

明鏡新聞網: 胡錦濤總理﹕總結經驗 推進一國兩制: 胡錦濤昨午在石崗軍營檢閱駐港解放軍,沿途高呼「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今次閱兵有15個方隊約3100名官兵參與,規模較5年前閱兵儀式大。(李紹昌攝) 民調﹕僅三成市民信兩制落實 11年減半 香港回歸15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昨起展開一連3日訪港行程,昨午抵港時在...



胡錦濤昨午在石崗軍營檢閱駐港解放軍,沿途高呼「同志們好」、「同志們辛苦了」。今次閱兵有15個方隊約3100名官兵參與,規模較5年前閱兵儀式大。(李紹昌攝)


民調﹕僅三成市民信兩制落實 11年減半

香港回歸15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昨起展開一連3日訪港行程,昨午抵港時在赤躹角機場表示,「中央政府願與香港各界人士一道,認真總結15年來的寶貴經 驗,團結一致向前看,把『一國兩制』的實踐不斷推向前進」。有學者認為,胡錦濤強調「向前看」,是希望港人放下紛爭。不過,中大的民調顯示,認為中央有落 實「一國兩制」的市民,由2001年的66.8%,跌至今年的30.8%,反映市民愈來愈懷疑一國兩制的落實(見另稿)。

胡錦濤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專機於昨中午抵港。特首曾蔭權、候任特首梁振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司級官員、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彭清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宋哲等均到場迎接。

今次是胡錦濤繼1999年及2007年後第三度來港,他在機場發表簡短講話,表示希望本港各界認真總結過去15年的經驗,「團結一致向前看」,「在未來的兩天多時間內,我希望多走一走、看一看,親身感受香港的發展進步,深入了解香港市民的生活和期盼」。

倡團結向前看 稱曾取明顯成績

其後胡錦濤在下榻的灣仔君悅酒店與特首曾蔭權會面,表示對曾蔭權過去7年來在改善香港民生、政治民主等重大問題上「取得明顯成績,有不少亮點,中央充分肯定」。

曾蔭權回應稱,特區政府在過去5年,「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實踐方面,作出寶貴經驗和成果,基本上已完成中央和主席交付給我們的任務」。曾又指出,現時香港面對很多挑戰,政府任重道遠,但有信心港人可團結起來克服困難。

胡錦濤其後到禮賓府出席由曾蔭權所設的家宴,梁振英夫婦等均有出席,胡錦濤於禮賓府嘉賓名冊上簽名。他於約9時返回酒店。

學者﹕潛台詞「放下紛爭」

城大政治學講座教授鄭宇碩表示,現時下屆政府人選已塵埃落定,支持梁振英是中央政府的唯一選擇。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則指出,胡錦濤的講話是 希望向港人暗示中央已從不同渠道得知香港的問題,亦有意借今次訪港的親善舉動向港人示好。鄭與蔡均認為,胡錦濤強調「向前看」,當中的潛台詞是希望港人放 下紛爭,雖然胡的表態或能安撫相對沉默的一群,但對於有明顯訴求的港人作用不大。

剛獲選為行會成員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認為,一國兩制已實行15年,現時是適合的時候對其成功或不足之處作總結。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相信中央已感覺到現時的社會形勢,是自2003年七一以來最緊張,而以他所知,中央於胡錦濤到訪前派出人員來港「收風」人數之多,是歷次 之最,反映中央高度關注。香港民怨四起,加上梁振英僭建風波,以及中央至今未就李旺陽事件表態,在3個政治「火頭」下,胡錦濤的措辭或親善舉動並不足以平 息港人不滿,「就算再多的經濟措施、再多的家訪,亦不能解決政治矛盾」。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薛家寨革命旧址

 

薛家寨简介

薛家寨革命旧址位于陕西耀县照金镇,处于桥山山脉南端,海拔1600多米。这里重峦叠嶂,密林如海,中心地带壁立千仞,地势十分险峻,相传为薛刚反唐时的驻兵之地。1932年底,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李妙斋、王世泰、汪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创建革命根据地——西北地区最早的革命中心,薛家寨遂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和后方基地。1933年,这里曾发生一起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上有名的薛家寨保卫战。当时,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王泰吉的耀县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在陕甘宁一带的反动统治。是年9月,国民党陕西当局向照金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以刘文伯为首的上千敌人,分兵几路向薛家寨逼近,企图占领薛家寨,消灭红军。在这危急关头,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挺身而出,奋勇抗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斗到第六天时,由于叛徒的出卖,红军战斗失利,薛家寨陷落,李妙斋在这次保卫战中不幸壮烈牺牲。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严重困难之际,1933年10月,因病正在休养的吴岱峰从南山赶回薛家寨、危难之际担任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红军游击队,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率部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一天8次击退强敌的进攻,并在叛徒告密、薛家寨即将陷落之际率部成功突围,保住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1934年秋,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全面恢复并巩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直到新中国诞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和艰辛历程,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薛家寨遗址规模

  薛家寨现有一、二、三、四号革命旧址。一号寨为当年陕甘边游击队一、三支队驻地,其他分别为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单位和领导机关驻地。1986年,在旧址发现数十件红军用过的麻辫手榴弹、枪支残件以及生活用具等。这批文物现存照金镇文化站。

薛家寨照金革命旧址介绍

  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旧址是1932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前辈创建的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红军利用薛家寨上极其险要的四个天然岩洞分别建成红军医院、被服厂、军械厂、指挥部等1-4号红军寨及其哨卡、吊桥、石砌寨门等防御措施,开展革命斗争。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我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素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称。1992年4月20日照金革命旧址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省委、省政府定为陕西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占地6900平方米的照金革命纪念馆2004年建成开放,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理想场所。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陕甘边游击队创立的,在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

薛家寨照金革命中心人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李妙斋、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胸怀伟大的革命理想,以耀州区西北部照金镇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建党、建政、建军活动,在这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展了地方武装斗争,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陕甘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组织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摧毁了照金地区及周围反动民团据点,粉碎了国民党多次“围剿”,创建了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横跨耀州、旬邑、淳化、宜君、同官五县(区)边界,面积2500平方公里。它的创立,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焰火,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英勇捐躯,现在册烈士有681人。当年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就牺牲并安息在这里。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北54公里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子丹、习仲勋、谢子长、李妙斋、王泰吉、高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点燃了西北民主革命的火种,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就流传“南有瑞金,北有照金”之说。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 状况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地处陕西、甘肃交界,以耀州区西北部照金镇为中心,横跨当时耀县、淳化、宜君、同官五县,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3-4万。在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陕甘两省十四个县,面积数万平方公里。

  无数仁人志士曾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英勇捐躯,现在册烈士有681人。当年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同志就牺牲并安息在这里。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人,1993年5月,陕西省委在照金镇隆重举行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决定在照金镇修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此项工程于1996年动工修建,2002年“七一”前完成了布展工程,2004年4月已正式开馆。并被列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他们发现这里进可夺取渭北,威胁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退可据险固守,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活动区。同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1933年3月初,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4月初,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是年春夏之交,照金苏区已成为纵横近百里、面积2500平方公里的革命武装割据区域。

  1933年春,根据地党政领导机关迁驻距照金镇约5公里的薛家寨。这里处于桥山山脉南端,海拔1600多米,重峦叠嶂,密林如海,中心地带壁立千仞,地势十分险峻,相传为薛刚反唐时的驻兵之地,因此得名。山寨形似葫芦,东南西三面为悬崖绝壁,山坡灌木丛生,仰视不见寨形,细看仅见草丛小道。整座山寨走势雄奇,军事上易守难攻。红军上寨后,在5个岩洞中分别设立了军医院、修械厂、被服厂、仓库等后勤单位,建了寨楼、堞墙、战壕、哨卡、碉堡、吊桥等。

  1933年,这里曾发生一起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上有名的薛家寨保卫战。当时,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王泰吉的耀县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在陕甘宁一带的反动统治。是年9月,国民党陕西当局向照金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以刘文伯为首的上千敌人,分兵几路向薛家寨逼近,企图占领薛家寨,消灭红军。在这危急关头,留寨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工人和妇女挺身而出,奋勇抗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斗到第六天时,由于宁老八等叛徒的出卖,红军战斗失利,薛家寨陷落,李妙斋在这次保卫战中不幸壮烈牺牲。1934年秋,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照金,全面恢复并巩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直到新中国诞生。

  由于天险难越及年久失修,薛家寨原有的5个岩洞现仅能到达一、二、三、四号寨子。一号寨为当年陕甘边游击队一、三支队驻地,其他分别为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单位和领导机关驻地。五号寨子应该在四号寨子对面,不过现在遥不可及,据说这里正是薛刚反唐屯兵之地。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红军用过的麻辫手榴弹、枪支残件、刀具、军号以及生活用具等。其中麻辫手榴弹等是全国仅有的。这批文物现存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二战三大名战役 衡阳战役国军奋战47昼夜

 二战三大名战役 衡阳战役国军奋战47昼夜:

在当今中国的版图上,衡阳只是华中地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不过,在68年前,这里却因为一场极其惨烈的城市争夺战而著称于世。1944年,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美西南空军基地,派出横山勇率领的日军第11军约10万多人,于6月23日开始攻打当时的战略重镇——衡阳。以军长方先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约1.7万人,与日军展开了一场震古烁今的城市争夺战,史称衡阳保卫战。
这场有着"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之称的战役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中国抗战史上鲜有以少战多并歼敌数倍于己的最成功的战役,它与诺曼底登陆、太平洋跳岛登陆战齐名,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大有名战役。
第十军国军浴血奋战47昼夜,苦守孤城至陷落,其顽强抗敌的意志惊天地、泣鬼神,取得了战损比1:3的优异战绩,赢得了中外广泛赞誉,连日本军亦称第十军"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
同时,此役亦给侵华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打破了日军妄图3天拿下衡阳的战略意图,在时间上大大推迟了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日程,最终导致日本东条内阁的垮台。
日军南进企图
在中国抗战后期,1944年,日军为扭转太平洋战争不利态势,打通从中国东北到滇缅的大陆交通线,实施"一号作战计划",其意图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中美混合空军对日军中国战线后方与沿海补给线的打击,同时摧毁中华民国政府继续抗战之意志,并藉此鼓舞日军士气。为此,日本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海、陆、空军并进,开始了侵华以来在中国战场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从1944年春夏起,日军向豫湘桂黔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国军官兵英勇抗击日军南进。6月18日,长沙沦陷。日军开始对衡阳进攻。6月23日进抵衡阳近郊,并继续南进,牵制衡阳外围的国军,以孤立衡阳。
衡阳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战略要地,包括航空、水运、铁路、公路,战略价值重于长沙。这次担任守卫衡阳的是中华民国国军第十军,第十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有"泰山军" 之称。军长方先觉为黄埔军校第三期高材生。此前方先觉已参加过多起战役,此次奉命守备衡阳。
衡阳保卫战是在迎战日军的左中右三路包抄的情况下拉开战幕的,日军约10多万人,兵分三路进攻衡阳。
以少战多 歼敌数倍 
1944年6月23日,日军向衡阳发起第一轮进攻。日军中路由湘潭经衡山,攻衡阳正面;右翼出湘乡趋永丰,攻衡阳西南面;左翼由醒陵出攸县、茶陵,南犯安仁、宋阳,包抄衡阳东南面,企图切断第四战区国军由韶关北援衡阳的通道。方先觉指挥第十军英勇搏战,多次击退日军攻势。
衡阳城西南面有无数山坡高地,第十军在这里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战壕工事和无数暗堡据点,并将每个山头阵地前的断岩主坡削成九十度陡峭绝壁,进攻者只能架云梯才能向上攀登。对于中国军队的断崖工事,《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有这样的描述:"我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种伟大之防御工事,实为中日战争以来所初见,也堪称中国国军智慧与努力之结晶。"

汝州之战


中国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明军主力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地区进行的一次决战。
编辑摘要
目录
1 简介
2 背景
3 作战部署
4 作战经过
5 评析

汝州之战 - 简介

李自成起义——汝州之战
李自成起义——汝州之战
中国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明军主力在汝州(今河南临汝)地区进行的一次决战。此战,李自成先退一步,诱敌深入,巧择战机,一举歼灭明军主力,为尔后推翻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汝州之战 - 背景

崇祯十五年七月,朱仙镇大捷后,李自成获农民军加紧围攻开封。陕西总督孙传庭因关中久旱,兵、饷难筹,迟迟不能增援。明廷不得已,为镇压起义军,解开封之围,竟不顾人民死活,从开封城西北的朱家寨口掘开黄河,企图水淹起义军。李自成发觉后,移师河南西部,然后乘开封被水淹空虚之机,乘舟攻占开封。接着又在河南郏县迎战孙传庭部,初战不利,主动撤退,并故意遗弃衣甲财物于途,明军争利,阵势混乱,李自成回军反击,罗汝才亦率后续部队夹击明军,歼敌数万。孙传庭退回陕西。十一月,李自成会合诸路义军,连营500里,召集诸将议事,决定先取汝宁,再回师襄阳。闰十一月十三日,农民军进军汝宁。杨文岳亲率保定兵布阵城西,监军佥事孔贞会率四川兵布阵城东。农民军先攻城东,继攻城西,先后下之,毙总兵虎大威俘文岳、贞会等,全歼守军。
攻下汝宁后,农民军转锋南攻襄阳左良玉闻风丧胆,将襄阳劫掠一空后,经武昌逃奔九江。农民军不战而下襄阳,并于十六年正月在襄阳(今属湖北襄樊)设署任官,拥立李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五月,公推李自成为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设官分职,整顿军队,将全军整编为中、左、右、前、后五大营,设正、副权将军总督5营兵马,每营设制将军一人统领。李自成召诸将,采纳从事顾君恩等意见,议定了先取关中,再攻山西,后取京师(今北京),推翻明王朝的作战方略。

汝州之战 - 作战部署

李自成李自成
明廷为阻击农民军攻势,命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调集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7省明军lO余万人分进河南。八月初六明军出潼关,具体部署如下:
一、孙传庭自率主力,以总兵牛成虎为前锋,高洁为中军,王定、官抚民为后继,白广恩统“火车”营,出潼关,趋洛阳,会合河南明军陈永福、卜从善部,转攻汝宁;
二、命左良玉率兵自九江趋汝宁,夹击农民军;
三、命四川总兵秦翼明率兵出商、雒(今陕西商洛境内)进行策应。企图三路合击,会攻汝、襄,歼灭农民军主力。
李自成闻讯,于七月进兵河南。他认为孙传庭“九边精锐悉隶麾下,又据潼关之险”,若在潼关与敌决战,将冒极大风险。因此决定采取诱敌远离关中,陷敌于孤立无援境地后,再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于是他派兵一部赴阌乡(今河南灵宝西)诱明军主力至河南中部决战,自率主力屯于宝丰、襄城待机。并在襄城、郏县问修筑土城20余座,城门暗伏大炮,待机。守城步兵各执长矛、弓矢和小炮,城前挖掘堑壕以阻敌,骑兵则列阵城后以为机动。

汝州之战 - 作战经过

明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攻占今湖北、河南大部地区后,拥兵号百万。遂于襄阳(今属湖北)集议推翻明王朝的作战计划,决定先取关中,再攻山西,然后直逼京师(今北京)。此时,明帝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调集河南、湖广(约今湖南、湖北)、四川等七省明军约10余万,分进河南,向农民军发动进攻。
李自成闻讯,立即改变部署,派兵一部往阌乡(今河南灵宝西)迎战,诱明军主力至河南中部决战。同时,为阻击四川明军进入河南,又在内乡县一带加强防守,掩护翼侧的安全。

八月初十,孙传庭在朝野催促下率师出潼关抵阌乡。农民军佯弱诈败,且战且退,先走陕州(今三门峡市西北)、渑池,继经洛阳向郏县、襄城转移。孙传庭自以为得计,冒险轻进,于九月初八,进抵汝州。适遇农民军都尉四天王李养纯叛变投降,供出农民军主力及后方屯驻地点。初十,明军集中全力进攻宝丰,数日不克。孙传庭恐误战机,亲督诸军破城,击杀农民军州牧陈可新等。旋又袭陷唐县(今唐河),尽屠农民军随从眷属。李自成为创造歼敌条件。于襄城依托深沟高垒组织坚守,暂不出战,以疲惫明军;并以轻骑兵一部绕道敌后,袭取汝州西北之白沙,切断明军粮道,致使明军断粮。十四日,明军攻下颊县,获得骡羊200多匹(只),分食立尽。接着连下7天大雨,明军饥疲不堪。二十一日,因为断粮,明后军于汝州哗变。孙传庭为解决粮饷,分军为三,由白广恩高杰陈永福率领,分头行动。
李自成乘明军移营之机,于二十三日发起反击,前锋骑兵组成3队,每队720人,向屯于郏县东南的明军发起轮番冲击。明将白广恩率所部8000人逃往潼关,高杰部迎战农民军失利,损失三、四千人。孙传庭仍不甘心失败,企图移师南阳筹粮,寻机再战,留总兵陈永福守城。孙传庭一走,陈永福部也急忙撤走。李自成亲率主力追杀,及至南阳,孙传庭会同攻占唐河的明军回军还战。双方展开激战,明军溃退,“火车”、步兵四散奔逃,骑兵向北逃跑,农民军骑兵乘胜猛追,驰驱400里追至孟津,共歼明军4万余人。孙传庭仅率少数随从逃过黄河,回守潼关。明总兵陈永福兵败被俘,投降义军。

汝州之战 - 评析

此战,左良玉、秦翼明惧于农民军的威势,按兵不动。孙传庭本欲固守潼关,因在皇帝朱由俭和关中官员的催逼下冒险东进.中了李自成诱敌出关之计,远离关中,后勤补给又被切断,使明军丧失了作战能力。农民军以“诱敌出关,然后聚而歼之”的正确作战方针为指导,隐真示假,佯退诱敌;深沟高垒,坚守疲敌;暗出奇兵,断粮困敌;纵骑出击,大量歼敌。最终赢得了决定双方生死存亡的汝州之战的彻底胜利。此战还表明,农民起义军来自人民,深得民心,既可取给于民,同时,因为指挥得当,还可取给于敌;明军则失去了民心士气,全赖官方后勤补给,一旦后勤补给线被切断,大军即不战而溃。 

2012年6月28日 星期四

谭震林顶撞毛泽东:后悔入党 不该跟你干革命

华国锋已经退党

1967年中共前党魁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作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在被称为“大闹怀仁堂”事件中,谭震林出言顶撞毛泽东,公开表示“不应该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鲜报一:广东话救命 港记者沙溪险遭特警殴打

原供职于盐城监狱的一级警督、自由撰稿人孟昭庚在《文史月刊》发表文章,回顾了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曾经震惊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的“二月抗争”。
文章称,“文化大革命”初期,谭震林挺身反对“文革”,而且还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在“二月抗争”的那次会议上,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公开表示“不应该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
孟昭庚写道: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左边是当时的左派首领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14日那天的会议上,叶剑英曾愤怒指责陈伯达等左派首领把全国搞乱了不够,还想要把军队搞乱.
几天会议中,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16日这次碰头会上,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又率先拍案而起。
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 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
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 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一年之后,谭震林遭到报复,被打为“大叛徒”并被残酷“揪斗”。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董保存2011年发表的回忆文章所述,1968年3月21日,江青在京西宾馆礼堂率先对“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赴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和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宣布称:“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大叛徒!”
于是,第二天的“红卫兵”小报几乎全部刊登了“谭震林是大叛徒”的消息。
一时间“打倒大叛徒谭震林”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地相继掀起了揪斗“谭式人物”的狂潮。
董保存这样描述谭震林被揪斗的场面:“这个女人跳到台上,揭发批判谭老板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可谓“字字血,声声泪”。谭老板想回敬她两句,可会上不准被批斗者讲话,谭老板只好忍着。”
“谁知这个女人俨然一个大泼妇,批判到火头上,蹦着蹿着来到谭老板身边,挥起手朝着谭老板打来……这一巴掌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命令!马上有几个男人冲上台直奔谭老板……”
于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便沦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拳打脚踢之中。
中共掩盖华国锋退党秘密
而中共党内领导人不仅有后悔加入中共的,更有已经退党的。曾经担任中共主席的华国锋就有一个秘密一直被掩盖,就是其早已退出了中共。
早在2001年,日本《朝日新闻》就曝光了前华国锋已经退党的消息。据外电报导,当时胡锦涛曾特意就华国锋要求退党一事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说:“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这让胡很尴尬。
此外,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对华国锋退党一事则讳莫如深,但也不敢公开否认。是年11月6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日本记者向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提问: “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朱邦造顾左右而言它:“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当时有媒体分析说,朱邦造的躲闪正说明这一事件不是空穴来风。
2005年,又有多家媒体相继报导:华国锋以中共背叛农民和工人正当权益和中共代表贪官利益、代表资本家利益为由向胡锦涛提出退党。还有媒体报导说,追随华国锋一起提交退党报告的还有:原华国锋办公室主任、华的老警卫员、华国锋的机要秘书、华的专职司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党支部的集体退党。
中共官方有关资料显示,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以来,身为中央委员的华国锋,都以“健康”为由请假,未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全会和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直到2008年8月20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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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从和平妥协转向暴力流血的真相

明鏡歷史網: 法国大革命从和平妥协转向暴力流血的真相: 一谈到革命,人们大多以法国大革命作为革命的标本来给革命下定义。据此,首先,很多人认为,一切革命都是暴力的、都是流血的、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因此,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上,他们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都是要告别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国外以柏克(1727-1797...

一谈到革命,人们大多以法国大革命作为革命的标本来给革命下定义。据此,首先,很多人认为,一切革命都是暴力的、都是流血的、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因此,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上,他们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坏的、都是不好的、都是要告别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国外以柏克(1727-1797)为代表,他在《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引自《法国革命论》一书译者序言)。国内以李泽厚、刘再复所著的《告别革命》一书为代表,他们认为革命都是暴力的、流血的、破坏性的,因而是必须要彻底告别的,是不希望再次发生的。

  其次,有些人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底层民众非理性的、情感的、激情的、情绪化的、冲动的、偏激的、激进的、极端的行为。持这一观点的除了李泽厚、刘再复外(见《告别革命》),还有王养冲、王令愉父子。王养冲、王令愉两位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1789-1794)》一书的第87页写道:“资产阶级企图不流血地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以冷静、节制的方式,成功地把三级会议变为国民议会,又把国民议会变为国民制宪议会。已经处于革命氛围中的巴黎群众打破了他们的计划,以更激烈的方式投入了革命。他们攻占巴士底狱,推动了外省起义,使革命全面爆发”。

  从王养冲、王令愉二位先生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第一,资产阶级是冷静、节制和理性的,因而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制造者或导因;第二,国王、贵族及其特权集团与革命的爆发好像不相干(因为这一表述里看不到国王、贵族及其特权集团对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因而也不是革命的制造者或导因;第三,唯有巴黎群众是激进的、非理性的、暴力的,“巴黎群众打破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计划,以更激烈的方式投入了革命。他们攻占巴士底狱,推动了外省起义,使革命全面爆发”(不过,与柏克相比,王氏父子的这一表述还没有达到柏克在其《法国革命论》中对巴黎群众的指责程度,在柏克看来,只有国王、王后以及贵族才是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导致者),因而只有巴黎群众才是唯一的革命的制造者或导因。

  我以为,以上观点是极其荒谬和离谱的,是基本背离法国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的原貌和真相的。与之相关联,我国学术界对革命这个概念的认识和把握也是极其荒谬和离谱的,这充分显露出了我国学者整体思维能力以及学术水平的低下,充分暴露了我国学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的懒惰、平庸、贫乏、肤浅和错乱。为此,本文的目的,其一,是想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实以及过程作一还原,以期弄清到底谁是造成法国大革命暴力和流血的元凶、真凶或责任人。其二,是想对革命这一语词再作厘清和界定,尽管我在此前已经对之作了努力(见拙作《“革命”及其释义追寻》、《请不要把革命与革命方式这两个东西搞混了》等文章),其三,是想给那些手握重兵而又面对必然变革的统治者一个忠告。

  为了更加方便完成以上所列任务,在此,我想以提出更多相关问题的方式来拓展、加深对以上所列任务的观察、思考的视野和层次。我的问题如下:

  法国大革命纯粹是暴力的吗?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暴力的吗?法国大革命是怎样走向暴力的?谁是将法国大革命从和平妥协推向暴力流血的罪魁祸首?只要是革命都是流血的吗?有没有不流血的革命?任何一个暴力的、流血的社会事件都是革命吗?到底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形式有哪些?革命不是什么?革命是如何引起的?暴力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的?中国语境中的革命是革命还是中原逐鹿、改朝换代?“汤武革命”是革命吗?当前语境下的反对革命、主张改革、提倡改良其具体所指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变革观?

  好了,在提完问题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来还原法国大革命的原貌和真相了。如上所述,还原法国大革命的真相的目的,是要揪出引起和制造法国大革命暴力和流血的真凶和元凶,从而锁定制造法国大革命暴力、流血的肇事者和责任人,与此同时,以史为鉴,给当今之世那些手握重兵而又面对不可逆转的制度变革的统治者一个忠告。

  为了保证还原工作的真实性,我决定,我所引用的材料都是直接来源于法国作者的著作和论述,完全撇开中国作者的那些似是而非、逻辑混乱的二手著作和论述,以保证还原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严谨性和严密性。在此,我所引用的材料来源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所著的《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底1版)一书。

  据皮埃尔·米盖尔著的《法国史》一书记载:

  (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了一个宣言,即《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宣言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高等法院想对王权加以限制。(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4页)

  王权的反应十分强烈:巴黎高等法院的两个法官戴普雷美尼尔和德·蒙萨贝尔被捕入狱,布里埃纳取消了高等法院登记王国法令的权利……。1788年7月,三个等级共六百名代表在维齐尔集会起草宣言,号召王国各省抵制巴黎的专制。教士大会决定拒绝纳税,也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所有特权者都起来反叛,这就是所谓“贵族革命”。(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4页)

  但是,革命并不是由非特权者发动的。为了提高效率和表示公正,君主政体首先要求特权者支付改革费用。特权者固执地拒绝了。特权者和大臣权力之间对峙冲突已达两年之久,这是革命的真正原因。(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6页)

  1789年5月5日,庄严的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游艺厅”开幕,人们确实感到代表们为国家的深重困难忧心忡忡。这次会议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定代表性的会议,1139名代表齐集凡尔赛。国王出席了会议。(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6页)

  路易十六并没有给予去凡尔赛开会的代表以很大希望:内克(1732~1804,时任法国财政总监)就财政为题发表的演说过于专门,使人们大失所望。人们期待的是一个政治家,但看到的却是一个会计。第三等级的代表很快就与特权等级发生了冲突。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又提出了按人头投票,还是按等级投票的问题。(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7页)

  (1789年)6月10日,第三等级决定单独审查代表资格。几位教士代表参加了第三等级的行列。17日,自称“占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第三等级决定成立“国民议会”。合法革命完成了。(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8页)

  国王试图抵抗。6月20日,他关闭了第三等级的会议厅。代表们集会到“网球场”开会并发誓:不制定王国宪法决不散会。从此,两个政权互相抗衡:一方是代表“国民”的第三等级,另一方是国王。据传说,23日大司礼官德勒·布雷泽侯爵前来请第三等级离去时,米拉波回答说:

  “去告诉你的主子,人民的意志叫我们到这里来,只有刺刀才能使我们离开这里”。

  路易十六退却了。又有一些自由派贵族和教士代表参加了第三等级行列。在6月23日的御前会议上,代表巴依对企图重新控制局势的国王说:

  “聚集一堂的民族不需要接受任何命令”。

  然而到27日,特权等级的全体代表,在国王的命令下,与第三等级合并开会。宣布成立“制宪议会”。路易十六承认了革命事实。一滴血也没有流。(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8页)

  这时宫廷干了一些蠢事:国王让步了,但无论是王后还是她的近伺都不同意这种屈服行动。他们在军队和警察中酝酿一场反扑,外籍军团在巴黎外围集结。(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8页)

  巴黎人民将此情况通知“制宪议会”,于是议会要求国王对此作解释。国王拒绝作答,并于7月10日解除内克职务。巴黎人民熬过了一个饥饿的冬天,春天又遇上失业和物价高涨,他们完全被激怒了。面包房还常无面包供应。国王的决定是火上浇油。自发的鼓动者在街头鼓动人民,说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特权,有人要组织人民进行和平革命。卡米耶·德穆兰在罗亚尔宫的宣传尤为出色。一支武装简陋的资产阶级民团建立了起来。7月14日,“人民”到巴士底狱去找武器。

  巴士底狱由32名卫兵看守着,囚犯很少。但它是旧制度的象征,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第268-269页)

  以上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大致事实过程和真相!从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的情景和真相,我们可以从我标出的黑体字中看出:

  第一,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原因,正如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所说的,“特权者和大臣权力之间对峙冲突已达两年之久,这是革命的真正原因。”这也即是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不在底层民众,而在上层统治集团。

  第二,作为以变革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法国大革命,到“17日,自称‘占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第三等级决定成立‘国民议会’。合法革命完成了”。

  请问:什么是合法革命?什么叫合法革命完成了?即:革命以及革命完成的标志是什么?对此,皮埃尔·米盖尔说得非常清楚:革命以及革命完成的标志是“国民议会”的成立以及以“国民议会”为载体的民主政体取代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体制!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政治大革命!

  由此,在此我要特别提醒各位读者注意的是:正是皮埃尔·米盖尔在其《法国史》中对什么是革命以及革命的形式是什么的这个关键内容,被我国的学者们严重不读、漏读或误读了!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的一大批文人学者仍然混沌迷茫、还在革命的概念上兜圈子、念歪经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我国文人学者们的大脑思维是多么的残缺和贫弱!

  第三,在人民和国王的对抗、斗争中,国王“路易十六退却了”。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六承认了革命事实。(结果革命)一滴血也没有流。”请各位读者睁大眼睛再仔细认真地读一遍:“(革命)一滴血也没有流”!这是事实啊!这是铁的事实啊!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革命可以是不流血的和非暴力的,但不流血的和非暴力的革命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妥协退让,统治者不能恃兵疯狂!

  第四,统治集团拒绝妥协,凭借手中握有的枪杆子,镇压民众,其结果自然引起民众反弹和反抗。

  请各位读者再把这句话看一遍:“国王让步了,但无论是王后还是她的近伺都不同意这种屈服行动。他们在军队和警察中酝酿一场反扑,外籍军团在巴黎外围集结”。

  “国王让步了,但无论是王后还是她的近伺都不同意这种屈服行动”!敬请各位睁大眼睛紧紧盯住这句话!这就是整个法国大革命由和平妥协转向暴力流血的关节点!国王让步了,但王后为首的后党不让步!那么,这一事实就完全彻底地告诉了我们:王后为首的后党就是法国大革命由和平妥协走向暴力和流血的元凶和真凶!

  这样,一个连锁式的反应就是,一些“自发的鼓动者在街头鼓动人民,说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特权,有人要组织人民进行和平革命。卡米耶o德穆兰在罗亚尔宫的宣传尤为出色。一支武装简陋的资产阶级民团建立了起来。”

  “一支武装简陋的资产阶级民团建立了起来”!请注意:这就不是王氏父子所说的:“资产阶级企图不流血地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以冷静、节制的方式,成功地把三级会议变为国民议会,又把国民议会变为国民制宪议会。已经处于革命氛围中的巴黎群众打破了他们的计划,以更激烈的方式投入了革命”!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对法国大革命真相的歪曲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第五,统治集团率先玩弄武力保特权,最终下场必然是玩火自焚而被暴力所毁灭。这就是,到了“7月14日,‘人民’到巴士底狱去找武器。巴士底狱由32名卫兵看守着,囚犯很少。但它是旧制度的象征,人民攻陷了巴士底狱”。

  各位读者:以上所述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和真相!在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还原之后,我想,我们就有条件回答此上我所提出的问题了,下面,我想以一问一答的方式,处理我所提出的问题:

  1、问:法国大革命纯粹是暴力的吗?

  答:不是。法国大革命是非暴力与暴力的前后连续。

  2、问: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是暴力的吗?

  答:不是。法国大革命先是国王的和平妥协,后来由于后党特权集团拒绝变革,才导致对抗、暴力和流血。

  3、问:法国大革命是怎样走向暴力的?

  答:直接导致法国大革命走向暴力的是后党的不妥协。后党迷信暴力和玩弄暴力。不论是后党还是王党,都是依托旧制度的特权集。只要是特权集团,他们都反对制度革命,都不愿意丧失特权。

  4、问:谁是把法国大革命从和平妥协推向暴力流血的罪魁祸首?

  答:是后党特权集团,而不是王养冲、王令愉二位先生所说的以及李泽厚、刘再复两位先生所说地底层民众。

  5、问:只要是革命都是流血的吗?

  答:不是。革命可以不流血。正如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中所说的:国王“路易十六退却了”。由于“路易十六承认了革命事实。(结果革命)一滴血也没有流”。

  6、问:有没有不流血的革命?

  答:有。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没有流血。当代的天鹅绒革命也不流血。

  7、问:任何一个暴力的、流血的社会事件都是革命吗?

  答:不是。即使是暴力的、流血的历史事件,如果没有引起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这些暴力的、流血的事件都不是革命。

  8、问:到底什么是革命?

  答:只有引起了政治制度根本变革的历史事件,才是革命,不管它是暴力的或是非暴力的。

  9、问:革命的形式有哪些?

  答:革命的形式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两种。

  10、问:革命不是什么?

  答:革命不是一个家族武装暴力集团从另一个家族武装暴力集团手中夺取国家权力、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暴力集团所灭亡的一连串的暴力事件。

  11、问:革命是如何引起的?

  答:革命都是由于特权者拒绝变革而引起的。

  12、问:暴力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的?

  答:暴力革命都是在特权集团拒绝妥协、让步而率先玩弄暴力而恃兵疯狂的条件下发生的。

  13、问:中国语境中的革命是革命还是中原逐鹿、改朝换代?

  答:中国语境的革命一词的来源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经典《周易o革卦o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句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的“革命”一词根本不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革命,而只是中原逐鹿、改朝换代。

  14、问:“汤武革命”是革命吗?

  答:不是。因为“汤武革命”只是中原逐鹿、改朝换代,只是一个家族武装暴力集团从另一个家族武装暴力集团手中夺取国家权力、而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

  15、问:当前语境下的反对革命、主张改革、提倡改良其具体所指是什么?

  答:我以为其所指不外乎两种:一是压根就拒绝变革现存政治制度,说什么改革是对现存制度的完善,其目的就是拒绝制度变革。二是一种进行变革的策略:所谓渐进式的、增量式的变革方式或方法。

  16、问: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变革观?

  答:我们需要一个以变革社会政治制度为目的的、渐进的、非暴力的、不流血的、和平的以及法治的社会变革观。

  论说至此,我想我们可以对这篇文字作一小结了:

  我以为,法国大革命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大教训是:第一,统治者绝不可以面对变革和抗争率先擅自玩弄武力而恃兵疯狂。第二,玩弄武力、迷信武力的统治者必为武力所毁灭(如:卡扎菲)。第三,以暴易暴者如果不及时放弃暴力,其下场同样必为暴力所毁灭。

  基于此,我们希望我们中国今后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非暴力的、不流血的,而要非暴力、不流血,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是:统治者面对不可逆转的变革和抗争首先必须绝对放弃使用武力而适时妥协!这就是我的这篇文字所要给那些手握重兵而又面对不可抗拒的变革潮流的统治者发出的忠告!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未来社会政治变革才能走上一个常态的、理性妥协的、和平的、有序的、非暴力的、法治的道路。

  储成仿,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