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毛剑杰：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1

发布时间:2012-05-06 08:29 作者:毛剑杰 

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革命逐步在中国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这种大背景下，观众更习惯于仰视革命叙述的政治化和浪漫化。但种种宏大的精神巨塔，无不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闪耀、充满烟火气息的革命场面，背后总有着漫长的、一分一厘的艰苦计较。

事实上，革命堪称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如何筹备，如何组织，如何动员， 如何控制……所有的细节都最终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尤其是前期的资金筹集，更成为制约革命走向的瓶颈。

  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1848

　　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教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流落此地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土著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藉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土著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之余，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致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出广西、北上长江中下游。以底层农民及天地会会众为主体的太平军将士们，带着强烈的"改天换地"愿望，在短短一两年间席卷了南中国14省，清军仍是望风披靡，"遍地金银粮米，任其载运"。

　　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州，得到清初吴三桂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五千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南京，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它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南京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 "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来源: 《看历史》2012年5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