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金星对于攻打北京是有自己看法的。他相信攻打北京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据有北京后怎么办，能不能守住北京，谁能拥有天下，是个未知数。他在这里所说为人驱除就是替人做嫁衣，究竟是谁，他没有明说，毕竟看到了这一点。
（二）李自成亲征与永昌诏书
向北京进军是在李自成直接参与、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在出师之前，先派出由李友、白鸠鹤率领的部队2万人出行。这支先头部队的派出，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重要任务，就是要具体地探明明朝在山西方面的兵力与防守情况，以便作出最终的决策部署。
十二月十二日，李自成命令先遣部队从西安出发北上至三原，十三日至富平，十六日到达韩城，准备择机渡河。
山西与陕西只是一河之隔。黄河在山西境内长达2000余里，是上天为山西设置的天然屏障。由于河岸线长，特别是冬季十二月至正月上旬黄河冰封时期，人们乘坚冰随时可渡，随地可渡，因此，黄河防守任务十分艰巨。不仅委派要员专门负责，同时又将黄河防务作为山西巡抚的职责之一。蔡懋德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的。对于黄河防守以及禹门渡口的重要性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曾经明确指出：“今日防河，即所以防全晋，防晋即所以卫神京，关系安危最大且急。”十二月一份塘报稿里曾说：“伏乞天语，严敕督抚镇道专意督率河防，勿使一瑕可乘。贼势飘忽无常，侦探宜灵，多方鼓励勇敢入秦远哨，毋徒本下不敢深入为辞，致误军机。”高翔汉在题本中说：更有可虑者，盖晋中所恃黄流一带耳。万一贼兵刻下渡河，晋中无可恃，其地崩瓦解之势与臣乡不同。所谓不同，就是人心动摇而天下事难言矣。为了加强黄河防守，防止大顺军渡河东进，在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实行分段把守，并增派副将熊通率部2000人到达河上。按照新的部署，巡抚蔡懋德同时负责山西黄河下游的防务。为了落实防守任务，他领3000人来到平阳(今山西临汾)视察并部署防守事务，并且责成有关将领防守河津。居住在太原的晋王朱求桂听到哄传李自成的大军要攻打太原，惶惶不安，便与巡按汪宗文商议，驰书蔡懋德，要他赶快返回太原。他以2000人分守汾州、平阳。十八日，他带着标兵千人离开了平阳，返回省城，将平阳的防务交给了守卫平阳的副总兵陈尚智。
此时黄河冰封，为大顺军先遣部队渡河提供了便利。就在蔡懋德离开平阳的当天，大顺军在船窝（又叫沙窝）成功地渡过黄河，攻克河津。二十三日，夺取平阳，明知府张璘然弃城而逃，吏民皆降。陈尚智慑于大顺军的威力，拥兵逃入泥潭山中，四处抢掠。受封居住在这里的河西王朱新甄及宗室三百余人全部被俘杀，乡绅申嘉言逃跑，大顺军通过他的家奴得知他的去处，将他擒获，没收其家产后处死。这天夜半，镇守蒲州(今山西永济)的明将高杰闻知平阳失陷，便自蒲州东走，先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后向济源，途中恣意掳掠。平阳失守，在山西引起巨大震动。山西巡按御史汪宗文为逃避责任，先发制人，上疏纠劾蔡懋德，说山西黄河两千里，平阳居其半。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十八日返回省城太原，二十日贼渡过黄河。他应兼程回平阳，招集陈尚智叛兵，移檄各路防兵援剿，而他却不发一兵。二十八日至省，“臣力言宜提一旅星驰，张疑声讨，尚冀桑榆之收，无如不听何！”从而造成余郡皆失。《平寇志》的作者彭孙贻评述此事说：“蔡懋德以数千人填禹门之险，悉甲拒之，犹惧不克济，乃返兵太原，令陈尚智偏师扼之。平阳之师方旋，而泥潭之师忽溃，禹门渡而三晋无可凭之阻，误封疆而危社稷，懋德罪可追乎！”由于这一缘故，崇祯帝降旨追究责任，蔡懋德被解任听勘。
平阳西南俱界黄河，东引泽州，北阻汾阳，是太原的门户。先头部队顺利渡河并一举夺取平阳，表明明朝山西军事防守空虚。大顺军在据有平阳后，一方面将出师以来的情况及时地报告给了李自成，另一方面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发布檄文，公开申述大顺军东征的目的与政策：
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自古帝王废兴，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渡河南而削平豫楚，入关西而席卷三秦。安官抚民，设将防边，大业已定。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这是大顺军东征先遣部队发布的一份文件，也是大顺发布的有关东征的第一份文件。发布人是倡义提营首总将军，后人多以为是刘宗敏，但在其他有关记载中没有见到有过这样官衔的称号。“我主”指的是李自成。这里公开宣称：“嗟尔明朝，大数已终。”就是说明王朝已经到了尽头，无可挽回。申明东征的目的，是不忍坐视久困汤火的民众。告诫明朝文武官员要审时度势，献城纳印。这篇檄文，文字通俗明白，在民众中很有一些影响。
大顺军参与东征的部队究竟有多少？这里说“本首”“统兵五十万”，又说“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合起来，就是百五十万。这是我们在李自成自身材料中所述说的进军北京出动部队的人数。也有材料说，大顺军进军北京的部队是百万人，还有的说是40万人、50万人的。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李自成在襄阳建立军政府时，建立军制，据载有军兵60万人。大顺在西安建国时，军队有所增加，不少材料中说李自成有马兵60万，步兵40万，合起来是百万人。这是实际军兵人数。包括野战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参与东征的，是大顺军的野战部队，是大顺的主力，但不是大顺军全部。从有关记载来看，大顺军东征部队的人数当在20万左右。因为向北京进军，故意将自己的兵力说得多一些，这也是常见的一种策略，目的自然是为了收到震慑的效果。
先头部队旗开得胜，捷报传来，李自成兴奋异常，于是决定让权将军田见秀以及李自成夫人高氏和六政府中一把手尚书官留在西安，他亲率20万大军起行。正月初八日，由西安出发，开始了东征之行。随同出征的不仅有军中主要的高级将领，还有大顺新朝的中央政府中的侍郎等要员，如宰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以及顾君恩、喻大猷、宋企郊、巩焴、张璘然、李振声、杨玉林等六政府官员。还有秦王朱存枢、韩王朱亶塉、庆王朱倬傕也随之以行。
这时山西与陕西之间黄河河段仍然在明朝控制之下，严河防守备始终是明朝设防的重点地区。大顺军先遣队渡河东进，引起了明朝的警觉，崇祯帝责令守河将领忠于职守，严加防范。为了保证装备齐全的20万大军渡河，李自成进行了周密部署，动员全军将士作了充分的准备。既要有足够的兵力，猛烈的炮火压倒明军，击溃明朝守河部队，确保军队渡河的安全，又要抓住最为有利的时机，使东征大军能够安全渡河。所谓最好的时机，自然是在黄河冰封时期，乘坚冰而渡，农民军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成功经验。若是黄河冰冻层薄上面不能承重，那就必须采用船渡，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有记载说，李自成在沙窝口造船3000艘，又收取民船万余艘。可见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
李自成将横渡黄河的地点选在禹门。在李自成的周密部署下，军民齐心协力，20万大军，乘黄河冰封之机，在禹门顺利有序地渡过黄河后，所向披靡，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占据了蒲州，猗氏、闻喜、绛州（今山西新绛），垣曲知县会同生员乡民于稷山迎递降表。当时的形势，正如吏部的奏报中所说：“秦冠窥渡，三晋披靡，贼骑未到而城池以空，伪檄方传而人心胥乱。”鉴于各地官民倡逃成风，正月二十日，崇祯帝连续发出两道谕旨。一道是制止倡逃。说寇患地方，人心不固，闻警逃避，法纪荡然。其倡逃者，不论宗室、官绅，立行拿问。另一道是表彰急公倡义之举。说畿南震邻、紫马、龙固等关，极宜加强守备，要以一贼不入为功，倡义急公者，奏闻纪录。同时任命郭景昌以右都御史巡抚山西，接任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抚，任命御史金毓峒监军山西。为了鼓舞军民士气，特意让西洋人汤若望随金毓峒前往，以便加强山西军队的火器生产与装备。然而，“寇所至多开门迎降，结寨反拒官兵”已成为事实。
二月，大顺军在李自成的指挥下迅速向太原逼进。河曲县胥吏抢夺官印献给李自成，静乐县民热烈欢迎大顺军入城。二十六日，大顺军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原在陕北的李过这时也按照大顺军的部署抽调部分兵力，由葭州渡河，沿河邀击防守黄河的官兵，以绝太原之援。
太原东控井陉，南接沁水，接壤平阳，西北邻延绥，是山西省会，也是明朝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太原城内，守兵不多，人心慌乱。巡抚蔡懋德伙同傅山炮制了一份帖子，大肆诬蔑农民军杀戮甚惨，又编造 “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的谣言，以此来稳定军心和民心。傅山为着保护家乡不被大顺军占领，急向屯驻在保定的督师李建泰求助，一日夜跑了五百里，来到保定，请求李建泰火速出兵援救太原。傅山不知道李建泰也有自己的苦衷，所谓为代朕督师，只不过是个虚名，他既没有这个胆，手下也没有多少兵马，躲都躲不急，哪还敢主动出击！他不敢答应，可又不直说，故作镇静地说：太原城坚民勇，“贼不能遽破，吾姑坚壁，俟贼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轻兵袭其后。粮道绝，腹背受敌，即旬日可破也。不宜速进”。傅山很不满意这番说辞。当即辩解道：“太原北倚重关，南控汾、辽。其下，兵犹建瓴也。公疾抵城下，内外相犄角，则其势益壮。诸将见公文臣不畏贼，宜皆至。南面诸州县虽破，全晋之势固在也。方今贼虽锐，得于速战。公但坚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事尚可为。若贼乘虚而入太原，内无兵，外无援，其势必破。太原破，则神京之西臂折，而大势去矣。”言辞恳切，建泰全都听不进。傅再三恳求，终无效果，气得痛哭流涕，含愤而去。新任巡抚郭景昌并不为这一荣升任命而高兴，他来到固关，听到大顺军破州克郡，所向无敌，便停止了脚步。三边总督余应桂亦按兵不动，观察形势。蔡懋德虽然被解职，但新任巡抚还未到达，太原就被包围了。他继续同布政使赵建极等人谋划守城事宜。李自成遣人持牌至城下招降。蔡懋德击碎招降牌，擒斩劝降来使。
李自成来到太原城下指挥攻城。蔡懋德遣标下骁将朱孔训、牛勇迎击，朱中炮身受重伤，牛当即战死，军士皆没。晋王朱求桂拿出3000两银子，送到城头上，散给守军兵。初七日，狂风大作，拔树揭瓦，至夜风愈刮愈大，势若轰雷，彻夜不停。农民军乘势发起猛烈进攻，将云梯靠近城墙，率先夺取了南关。大南门守将张雄缒城出降，吩咐同伙放火烧毁城楼。东南城上一堞楼内贮火药数十笼，还有火堆、火箭、灰瓶、火石等物，五鼓时分，库存火药爆炸，霹雳之声，轰震全城。太原卫千户陈嘉琦及其弟陈嘉贵均为大火烧死。四城守垛兵望见城楼火起，以为城已失守，便一哄而散。初八日黎明，大顺军由南门入城。中军副总兵应时盛持矛巷战，掩护蔡懋德突围，未遂，两人退至三立祠，这里曾经是他讲学的地方，而今却成为他的葬身之地。蔡力竭被俘悬梁缢死，应亦缢死于蔡身旁。山西布政使赵建极，巡宁道毕拱辰，守宁道毛文炳，指挥刘秉铙、马负图、韩似雍，督粮道蔺刚中，太原知府孙康等地方官被处死。晋王朱求桂逃出城外，被追回，投降了农民军。李自成将他留在军中。山西提学副使黎志升以及文士韩霖被俘后归附，李自成当即予以任用，让黎主持考试。太原是山西省会，有分析家说：太原既下，其目中已无燕京矣。李自成在太原停留八天，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瘼。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稽往代，爰知得失之由序；鉴往识今，每悉治忽之故。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绵商孙之厚禄，赓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惟今诏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恫怨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尚效忠于君父，广贻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是大顺政府向明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也是动员军民推翻朱明王朝的宣言。在这里，指斥明朝黑暗腐朽，申明新朝取代明朝的合理性，正告明朝官绅要审时度势，服从新朝的号令，言辞恳切，极具感染力。这里提出“君非甚暗”，自然是对崇祯皇帝而言的，且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与先前在黄州发布文告里指斥“昏主不仁”，似乎有所缓和。大顺军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推翻明王朝，但并不认为崇祯皇帝就是一位极端昏庸黑暗的皇帝，也多少看出李自成等人的心思与意图，这与一个月后兵临城下，派杜勋作代表进城同崇祯皇帝谈判，不是没有联系的。至于说此诏是否出自张麟然之手笔，细说明白，也有必要，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它所表达的不是张某个人的意见，而是李自成与大顺军将士的心愿，像这样的文件从酝酿到形成文字到发布，一定要经过一些程序，只有为李自成同意才能发布的。这一文告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科臣韩如愈上书陈述此事，崇祯帝批示：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何难克期剿灭。敢有讹言惑众，私发家卷出城，捕官即参奏正法。
在太原，李自成又重申加强军队纪律，禁止乱杀，禁止侵犯百姓利益，强调杀人偿命，凡过城邑，士卒不得住进民房，除妻子外不得携带他人妇，马有腾入田苗者斩。注意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在占领区设立府、州、县政府机构，通过招降明朝官吏与举行考试选拔人才的方式，招揽人才，并派遣他们到河南、山西等占领区任职，管理地方政事。这些新任命的官员，遵照大顺政府的指令与政策，没收官府的财物，逮捕官绅，对他们进行追赃，其所得，主要用于军饷，也拿出一部分来赈济贫苦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看到大顺军发布的文告，听到社会的传闻，无不欢欣鼓舞，士民苦征输之急，纷纷乘机驱逐旧官，焚香迎接若狂。一些明朝命官眼看大势已去，见到大顺派去的官员，设宴交代后自动离去。
崇祯帝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感到恐惧而又无可奈何。二月十三日，他再次下罪己诏，说：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兢，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殍食坎壑，骸积成山者，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支有称贷之苦者，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朕之过也。……用是大告天下，痛加创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廉能，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若草泽豪杰之士，有能力恢复一郡一邑，便与分官世袭。即陷没胁从之流，有能反正率众来归者，准予赦罪立功。若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呜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谁无公愤！缅怀列祖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勋。思克厥愆，历告朕意。这一诏书与大顺永昌诏书形成了对照，可以说是对大顺永昌诏书的回应。这里一连用了四个“朕之过”，认罪之心不能不是出自内心，但他并不甘心，还在继续挣扎，并发出恢复大明一统江山的号召，重申悬赏赏格，“有能力恢复一郡一邑，便与分官世袭”。有协从来归者，赦罪立功，有能擒斩李自成、张献忠者，仍予通侯之赏。李自成指责他：“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他似乎不否认这一点。然而直到这时，他还不肯宣布取消各种加派，按照他的逻辑，征敛重重都是为了百姓，他要百姓们理解他的苦衷，而不是以自己的真诚行实政于民，解除民众的痛苦，如此的罪己怎能取得民众的信赖、同情与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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