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仓促逃跑，还是战略转移？

明鏡歷史網: 红军长征是仓促逃跑，还是战略转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是毫无准备的，是逃跑主义；而对于如何坚持留守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完全放弃了苏区。这些观点，现仍然散见于林林总总的党史图书和党史文章中，给这段历史增添了一层迷茫。那么,中央红军到底是仓促逃跑，还是有准备的战略转移？苏区是有准备的留守...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是毫无准备的，是逃跑主义；而对于如何坚持留守苏区的斗争，更是没有准备，完全放弃了苏区。这些观点，现仍然散见于林林总总的党史图书和党史文章中，给这段历史增添了一层迷茫。那么,中央红军到底是仓促逃跑，还是有准备的战略转移？苏区是有准备的留守坚持斗争，还是完全放弃？本文通过新史料的挖掘和当事人的回忆，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以求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其本来面目。


　　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红军的军事斗争与实现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进行统一部署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小可能。在广昌前沿阵地指挥部，彭德怀严厉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借用湖南人一句俗语即“崽卖爷田心不痛”，说中央苏区会被他们断送。面对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博古、李德不得不重新思考红军的出路问题。5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待批准后实施。

　　中国共产党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建议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深知中央苏区面临的困境，6月2日，他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并强调在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后，留守苏区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报告中说到：“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代表把留守苏区的军事部署与红军能否顺利实现战略转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它是红军主力能否成功突破敌人包围的直接因素之一。

　　接到埃韦特的报告后，共产国际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他提出的红军主力须实施战略转移的建议。6月16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了绝密电报，强调了红军战略转移和转移准备的必要性，指出“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为了使红军主力顺利从中央苏区突围，共产国际于6月17日指示中共中央，须发动福建战役，以牵制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和从苏区撤离。

　　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由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反“围剿”不利形势下的决策。在会上，博古为了保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秘密，没有公开共产国际的复电。会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发动福建战役的建议，决定向福建北部派遣红七军团，名为“抗日先遣队”，任务是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的战线后面开展游击运动和在闽浙赣皖边区建立新的苏区。与此同时，决定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区。随后不久，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的问题包括干部的去留，由博古负责，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三人团”实际上已被内定为战略转移的最高统帅部，全权负责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的筹划。

　　“三人团”成立后，他们便开始积极筹划战略转移的具体事宜。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以及留守苏区的部署。中革军委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大力推行“扩红”，各级党政部门派人四处宣传号召，动员一切青壮年参军，以恢复和壮大红军力量。各地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征兵运动。中央还增设了新兵团——红八军团，以抗击南线陈济棠的部队。同时，兵工厂忙于制造各种炮弹、枪械以及弹药，以补充军械。征粮运动和物资储备更是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采取借贷等方法，尽可能筹集足够的粮食和物资。从7月份起，为了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大转移，中央相继派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调动和牵制敌人；派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寻找红二军团，为红军主力转移探路；派程子华去红25军加强领导。不过，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保密的，有关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仅限于“三人团”中讨论决定，一般中下级干部并不清楚。博古、李德认为转移的保密性非常重要，因为不敢保证在瑞金没有蒋介石的特务，一旦将转移计划让蒋介石知道了，那对苏区来说，比广昌失利还要惨！

　　8月15日，埃韦特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中共中央为战略转移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留守苏区的部署。报告指出“中共中央也已开始准备让我们的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但同时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部分力量留在老区及其附近地区，使其转入游击状态”。因此，留守红军斗争的战略意义再次得到确认。为了让共产国际及时了解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计划的具体情况，博古于9月17日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战略转移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国民党军实施进攻战役，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并且“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可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到10月初已经很充分了。

　　为了使中共中央更加明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和留守苏区红军的部署，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计划，指出留守苏区部队的军事任务则必须“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指国民党军）在湖南的行动”，也就是说，留守红军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牵制国民党军兵力，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对留守各苏区红军开展革命斗争作了具体而且充分的准备

　　最高“三人团”在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后,意识到红都瑞金将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形势异常险恶。为了使战略转移计划得以成功实施，他们于9月份开始了战略转移前的直接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留守红军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对留守南方各苏区的斗争作了具体且充分的组织准备、军事准备和政治动员准备。

　　对组织上的安排和部署，中共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共中央综合考虑各项因素，慎重地甄选了留守苏区的领导人，并确定了党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

　　为了战略转移的需要，早在1934年夏，中共中央就调项英任赣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及赣南军区司令员。项英主政赣南时，大力扩红、组织武装保护秋收及发展游击战争等，使赣南的各项工作得到很大进展，为红军主力经赣南向湖南方向突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9月初，中央书记处把项英从于都召回瑞金。9月7日，项英再次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并安排他留下来负责领导苏区，继续坚持斗争。项英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坚定地表示：他一定率领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用鲜血换来的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到底。上任后，项英立即参与到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去。

　　10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讨论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并且组织中央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五人组成，项英为书记，瞿秋白为宣传部长，陈潭秋为组织部长。为了能更好地领导苏区斗争，后来中共中央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七位同志为中央分局委员，并成立了少共中央分局，李才莲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谢然之（后叛变）任秘书长。中央军区则由项英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龚楚任参谋长。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总的任务是领导留守苏区的红军和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同时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

　　10月9日，周恩来接到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信后，当即和朱德命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手术。次日，周恩来于百忙之中亲自赶到医院看望陈毅。陈毅躺在床上，左腿打着石膏。见到老朋友、老上司,陈毅非常激动，同时也满腹疑虑。周恩来以实情相告，通知他红军主力马上要转移，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传达了中央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决定，并郑重地宣布了中央对陈毅的任命。周恩来深情地对陈毅说到：“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够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陈毅术后第二天即10月10日下午，忍着伤痛躺在担架上到了中革军委驻地，见到了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博古见到陈毅后，立即与他握手，表示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去看望他，深感抱歉。博古对中央安排陈毅留在苏区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此次转移本想把他抬走，但因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到中央苏区两三年，又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他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陈毅当即表示同意，愿意服从党中央的决定。这样，中央最终确定项英和陈毅作为留守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俩个都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与才干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深孚众望，可见当时中央的决定是相当正确的。

　　除项英、陈毅之外，中央还留下了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例如瞿秋白，贺昌，陈潭秋，毛泽覃，何叔衡，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陈正人，阮啸仙、周建屏等。各省负责人等到野战军要出动时也全部换动和最终确定。这些领导人绝大部分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政治立场坚定，在群众与军队中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与凝聚力。

　　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也是煞费苦心。

　　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前提下，中共中央有条不紊地对留守苏区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准备。

　　同年9月13日，为了使留守苏区的红军能在新的斗争形势下进行游击战争,中革军委发布了《组织各级军事部的命令》，决定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系统进行改组，凡是留在敌占区或即将被敌占领区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司令部和游击政治部。红军主力转移时，带走了绝大部分兵力，因此苏区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兵力薄弱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中革军委于9月30日发布了《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要求各地方大力扩充和巩固兵员，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作好准备。

　　为了保卫苏区与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作为主力部队坚持斗争。该师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下辖三个团，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约2000人枪。还留下了一些红军独立团，其中有：归中央苏区直接指挥的独立第三团、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第十一团、第十五团、第十六团；归江西军区指挥的独立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归福建军区指挥的独立第十九团、第二十团；归闽赣军区指挥的独立第十二团、十七团、十八团；另外还有其他军区的一些独立团。各县还有一些独立营，保卫队等。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总兵力约16000余人。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也留在苏区，继续接受治疗，共约2.5万余人。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雩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带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对于留守苏区的斗争方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应实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表了《为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告全苏民众书》，号召群众最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用梭镖、鸟枪、土炮、快枪，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来，实行武装自卫。随后，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强调：在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凶恶的摧残苏区，但是不要惊慌与丧气，应该要坚强而有毅力的继续领导游击战争，并且“为着适应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应该时刻依照环境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毛泽东作为游击战争的“行家”，他亲自起草了《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游击战争进行具体全面的指导。指示论述了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敌人、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从而为红军熟练掌握游击战术提供了最全面实用的教材。为进一步加强苏区军民对游击战争的认识，中革军委于10月22日再次指示中央分局应发动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的红军和群众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

　　虽然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但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条件下，尽量对留守干部和军队进行了解释，对民众进行了动员。

　　1934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联合签署发表《为发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告全苏民众书》，号召群众在苏区最紧急与最紧张的关头，参与到游击战争中来，并鼓动民众：

　　为着保卫我们的政权，生命，保卫我们的儿女婴孩，保卫我们的土地谷子，保卫我们的牛猪鸡鸭，反抗敌人的屠杀，摧残，……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梭镖，鸟枪，土炮，快枪，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来，团集本村子本乡本区的群众，组织游击组，游击队，尤其使赤少队，模范赤少队积极行动起来，袭击敌人侦探采买，断绝敌人的交通网络，使敌人日夜不宁，坐卧不安，更加上我们的坚壁清野，断绝白军的柴米伙食，以及我们瓦解白军，号召他们暴动，拖抢过来的宣传鼓动，我们不但能胜利的保卫了本村本乡，而且我们将使敌人全部消灭，使苏维埃红旗飘扬全国！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后，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各省委也进行了动员和解释工作。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战略转移之前，对省委工作作了充分的部署，并要求省委要加强领导，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能独立作战；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加紧粮食的储运，发动群众参加游击战争。

　　10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在红军主力突围后应该及时地在党内干部、红军中进行解释工作，通过解释和教育工作，把全党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为中国革命与历史给予的任务而斗争。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组织和动员军民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转移，各阵地由红二十师及各地方部队接防。项英于10月12日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第二天就到医院看望了陈毅，询问了他的伤势，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有关部署。两人就形势及如何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形成了初步意见。10月14日，项英在瑞金梅坑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各种具体准备。

　　为贯彻中共中央《告全苏民众》的精神，项英于10月18日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一文，强调了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文中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能解决我们在五次战争中“死亡或者胜利”的历史问题。”项英号召全苏区的工农群众，不论男子、女子、老年人、小孩子，都要加入游击队伍，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

　　陈毅能够下床时，便拄着拐杖四处走动，找领导干部谈话，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和解释说服，安抚干部的情绪，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心。他亲自到《红色中华》报社找编委会主任瞿秋白，商谈在报纸上增加“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的内容，以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他多次召集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属各机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压缩合并部局，精简人员。经过合并，机构大为缩小，裁减下来的人员分到部队和游击队，大大增强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

　　机关中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的家属，绝大多数都留在了苏区，其中包括毛泽东与贺子珍的3岁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以及项英、陈毅等留守苏区领导人的妻子等。10月下旬，革命形势越来越严峻，中央分局考虑到红都瑞金马上会成为敌人的攻击目标，亲属留在瑞金非常危险，便决定把她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她们都不愿意离开部队。陈毅为了把工作做好，他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她的老家兴国县去做地下工作。陈毅是1932年5月与赖月明结婚的。婚后陈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没有子女。陈毅受伤后，组织上才又把他们安排在一起。哪知道挥泪一别，再无重逢！陈毅送走了自己的妻子后，就动员疏散。他亲自布置可靠关系安排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乘装载乌砂和粮食的船，到赣州郊区隐蔽和工作。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红军主力突围之前与初期留下了大批的伤员，其中大多数都是具有强烈革命信念的红军战士，中央分局必须对他们进行动员解释，防止他们出现浮躁不安的情绪。当时还是伤员的陈毅在伤病员中具有比较大的号召力，分局便派他担任了这个重要任务。陈毅鼓励他们：要坚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红军主力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党的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还在。他积极动员伤兵打埋伏，并对伤兵们讲：“野战军长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可能好，也可能不好。每个人都要做准备，回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万一被敌人抓住了，不要叛变。也许野战军大发展，中央苏区恢复，那时你们再出来”伤兵们不愿意回家，不愿分散。当时正确地解释局势，解答他们的疑惑，是稳定人心的必要措施。

　　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红军主力的动向。他在南昌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二十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苏区，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红军无力抵挡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苏区各地逐步沦陷。为了从政治上瓦解白军战斗的意志，缓解红白军对立的局面，同年的11月7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共同签署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畅快淋漓地揭露了白军所受的压迫“天天辛苦不停，干饭两顿不饱，军饷克扣干净，受尽官长打骂”和国民党所犯的罪行“出卖满洲华北，半个中国送尽。屠杀革命人民，围攻苏区红军”；并鼓动白军士兵“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印。陈毅命令办事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着《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地方。一时间，国民党军反动军官把布告视作“最危险的宣传品”。

　　正如不能否定中共中央精心部署留守红军和主力长征一样，也不能否定其部署和准备的不足。组织方面，各负责人调动和确定的时间比较迟，以致使他们缺乏准备。出于保密，所有随军转移和留守苏区的人员名单确定后，要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二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在缺乏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给中央分局框定了必须坚守的“三角地带”，而没有正确估计战争的残酷态势、主张突围保存力量，致使分局长时间跳不出中央定的思维模式。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原则下，政治动员做得不够。当时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为了对外迷惑敌人，报纸的版面同原来的一模一样，期数也接原来的编号，报道的内容仍然是扩红、征粮、保卫苏区等，对红军长征的消息只字未登。但是，当时的保密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正因为各项工作保密，才使国民党方面深受迷惑，使其错过了追歼红军主力的最佳战机。当时负责清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对红军主力突围时的“隐蔽”、留守部队的配合及国民党上当后的感受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赤匪（即红军）主力西窜，号称为“野战军”出动。此尽匪军欺骗民众之词。其留置赣南及赣闽边境之伪中央区及伪福建军区（即中央苏区），所辖部队，尚达万人。其策略为用游击战术，巩固苏区；并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国军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恶且毒也。”

　　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快速跳出敌人的大军包围之外，本身就说明中共中央并不是仓促决定战略转移，对各苏区的安排早在红军主力转移突围之前基本就绪。红军长征后，中央分局与中央政府办事处依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把各项工作部署得井井有条，与中共中央的意图保持了一致。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为以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易凤林，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