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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5日 星期日

美軍「鐵路殺手」記憶中的國共與華北抗戰

中時新聞網

 

許劍虹


成立於1942年1月28日的第311戰鬥機大隊,是第14航空軍司令陳納德將軍麾下一支知名度比較低的作戰單位。之所以如此乏人問津的原因,在於第311戰鬥機大隊雖然名義上是一支戰鬥機大隊,但實際上從頭到尾執行的都是對地面目標的打擊任務為主。因此,相較於在中印緬戰場歷史悠久的第51戰鬥機大隊與第23戰鬥機大隊而言,第311戰鬥機大隊的空戰王牌實在是少得可憐。

隸屬於311戰鬥機大隊529中隊的P-51野馬式戰鬥機。(網路照片)
隸屬於311戰鬥機大隊529中隊的P-51野馬式戰鬥機。(網路照片)

然而,空戰英雄數量少卻不意味著311戰鬥機大隊對抗戰的影響小。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原名為第311戰鬥轟炸機大隊的第311戰鬥機大隊,是美國陸軍航空軍少數幾支裝備了A-36,也就是P-51野馬式戰鬥機攻擊型的隊伍。在1943年10月到1944年8月的密支那戰役中,第311戰鬥轟炸機大隊為中國駐印軍的國軍將士們提供了他們所最需要的空中支援。

只是,原本隸屬於第10航空軍的第311戰鬥轟炸大隊,要等到1944年8月被調到第14航空軍312戰鬥機聯隊,並且變成了第311戰鬥機以後,與中國戰場的淵源才正式開始。起初,第311戰鬥機大隊的任務是保護成都的四座B-29轟炸機前進基地。不過,伴隨著B-29轟炸機於1945年3月被調離中國戰場,第311戰鬥機大隊開始以西安為基地,打擊日軍華北佔領區內的鐵路線。

也因為執行的是看似無聊的「鐵路炸射」(railroad busting)任務,第311戰鬥機大隊在華北戰場上的奮鬥事蹟在美國沒有引起過關注。不過,由於當年這群「鐵道殺手」參戰的地方,是政治性大於軍事性,同時有效忠國民政府與中共的游擊武裝活動,複雜性更勝於今日敘利亞戰場的華北戰場,他們反而能提供出許多有別於兩岸傳統論述的嶄新觀點。

530中隊的P-51D野馬式戰鬥機。(照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530中隊的P-51D野馬式戰鬥機。(照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國府空軍「消極抗戰」

第311戰鬥機大隊駐防的西安,同時也是時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將軍的根據地。如同許多同時期在西安活動的美國外交官與情報人員,第311戰鬥機大隊飛行員對胡宗南的回憶,也是認為他並沒有認真積極的派遣中央軍主力部隊與日軍作戰。他們似乎普遍認為,胡宗南將軍傾向於將國軍最精銳的部隊用於圍堵中國共產黨。

當然,身為飛行員,他們顯然不會太瞭解胡宗南調派陸軍部隊的情況。他們所參考的最直接對象,就是同樣駐防於西安,並且裝備了美製P-40戰鬥機的國府空軍第11大隊。很顯然的,許多311戰鬥機大隊的飛行員,對於中華民國空軍完全不將第11戰鬥機大隊的P-40派往前線,參與「鐵路炸射」任務一事難以理解。

曾參加「鐵路炸射」任務,戰爭末期服役服務於311戰鬥機大隊528中隊的史諾(Harold Hank Snow)上校,就在接受美國空軍軍官傑克遜(Dan Jackson)訪問時透露了對國府空軍「消極抗戰」的不良回憶:「從道路一路延伸到稻田裡面,你可以看到包括PT-17教練機到P-40戰鬥機在內的各種飛機,動也不動的停在那裡。很顯然的,他們準備將這些飛機囤積起來打內戰。」

那個時候駐防在西安的國府空軍單位,還包括了裝備B-25轟炸機的第1大隊第1中隊。而該中隊的轟炸機,曾多次與駐防在四川梁山的第1大隊第2中隊一同炸射黃河鐵橋上的日軍目標。只是第1大隊當時已經被編入第14航空軍麾下的中美空軍混合團內,接受陳納德將軍的指揮。看在第311戰鬥機大隊的飛行員眼中,更是認為國軍飛行員只有在美國人的指揮下,才會積極參加對日作戰。

更何況,由於B-25轟炸機吃油量大,因此中美混合團第1大隊在華北戰場上的出勤率,還是比不上裝備P-51戰鬥機的第311戰鬥機大隊。而史諾也說對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日本投降以後,在抗戰末期不太出任務的第11戰鬥機大隊也確實成為了國府空軍轟炸延安的主力。不過,第11戰鬥機大隊沒有積極投入對日作戰,卻不代表整個國府空軍都在保存實力。

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論是美國還是中華民國都沒有將華北戰場視為同盟國擊敗日本的主要戰場。相對於太平洋戰場而言,華北戰場甚至不是中國戰場抗擊日軍的主要戰場,而只是一個策應的支援戰場。因為按照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的規劃,接受美式裝備與訓練的中央軍精銳部隊,將通通被投入華南與華中戰場的反攻。

第311戰鬥機大隊執行「鐵路炸射」任務的目的,並非是要支援國軍或者盟軍在華北戰場上發起任何具有戰略性質的反攻行動,純粹只是要防止日本人利用那裡的鐵路線為華南與華中的日軍提供後勤支援。當然,第311戰鬥機大隊的P-51,也確實在1945年的豫西鄂北會戰期間從側翼支援了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然而,這僅僅是用於抵擋日軍發動的攻勢,而不是用來進攻。

其次,則是史諾所批評的第11戰鬥機大隊並非當時國府空軍最精銳的部隊。雖然已經裝備美製的P-40戰鬥機,第11戰鬥機大隊的飛行員不僅沒有被派往美國受訓的經驗,而且絕大多數畢業自存在時間相當短暫的空軍士官學校,而非空軍軍官學校。他們長期以來被視為空軍的「雜牌軍」而遭受打壓,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國府空軍並沒有保存精銳部隊實力不投入抗戰的問題。

國府空軍在抗戰末期最主要的三個戰鬥機大隊,分別為第3大隊、第4大隊與第5大隊。第4大隊為標準國府空軍的中央軍精銳部隊,有「皇家空軍」的外號,在抗戰末期的主要任務是保衛戰時首都重慶與其他西南大後方重鎮的安全。主要執行空中攻勢任務的,還是由前廣東空軍與廣西空軍改編而成的第3大隊與第5大隊。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兩廣空軍的飛行員,大多都在1940年日本海軍零式戰鬥機凌虐西南大後方領空時損失殆盡。所以到了抗戰末期,第3大隊與第5大隊的飛行員已經全部都是不折不扣空軍官校的畢業生。儘管與中央的親暱度沒有第4大隊來的深,但是在陳納德的特別關照下,這兩個被編入中美空軍混合團的國府空軍戰鬥機大隊反而最早接收了P-51野馬式戰鬥機。

從這個角度來看,第3大隊與第5大隊實際上比第4大隊都還要精銳。固然由於被編入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關係,許多人仍可批判第3與第5大隊作戰積極是因為陳納德的影響,而不是國府空軍自身的努力。不過在討論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要瞭解陳納德是在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的授權下,取得第3與第5戰鬥機大隊指揮權的。

由於受到航空委員會排擠的原因,第11戰鬥機大隊的士氣在抗戰末期十分低落,甚至還一度出現過飛行員周致和駕駛P-40N戰鬥機投奔汪精衛政權的事件。第11大隊能夠在抗戰勝利後,重振士氣被用於執行空襲延安任務的最關鍵原因,還是在於許多在美國受訓的官校畢業生回國並且被編入了該大隊。只是還是有相當數量士官學校出身的飛行員,在國共內戰期間倒戈到了中共的陣營。

曾獲孫殿英部隊救助的迪索斯威(Gabriel P. Disosway),時任駐歐美國空軍司令。(照片來源:美國空軍)
曾獲孫殿英部隊救助的迪索斯威(Gabriel P. Disosway),時任駐歐美國空軍司令。(照片來源:美國空軍)

「偽軍」也是守護天使

抗戰華北戰場上最特殊的一個現象,在於許多名義上替日軍服務,但是由中國人所組成的「偽軍」也可以是盟軍飛行員的守護天使(Guardian Angeles)。會發生這種奇特案例的原因,在於國民政府暗中默許很多在華北戰場上作戰的雜牌部隊必要時接受日軍或者汪精衛政權的改編,以發揮《孫子兵法》的「以戰養戰」精神。

如同前文所述,華北戰場到了抗戰末期是一個政治性遠大於軍事性的戰場。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所在乎的都不是在華北擊敗日軍,而是如何搶占有利的戰略位置好在日本投降後把對方剷除掉。因此這些「偽軍」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向中央軍提供日軍情報的同時,充分利用敵人的優勢武力避免8路軍在華北戰場上壯大。

而在第311戰鬥機大隊的活動範圍內,就有孫殿英指揮的和平建國軍第5軍與龐炳勳指揮的和平建國軍第24集團軍在暗中替國府服務,並且與胡宗南將軍保持緊密的聯繫。為了炸毀黃河鐵橋,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也就是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多次在胡宗南協助下,派遣特戰小組到河南新鄉同孫殿英將軍建立聯繫。

由於戰略情報局的特戰小組,往往要跳傘進入孫殿英將軍的轄區,因此第311戰鬥機大隊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為他們搭乘的C-47運輸機護航。在必要的時候,甚至還要直接派遣P-51空降到孫殿英轄區的簡易機場內,把受傷的戰略情報局特戰小組成員接出來。因此國軍與「偽軍」的差別,看在這些於華北戰場上出任務的美軍飛行員眼中其實並不存在。

在中國人看來,因盜取慈禧太后墳墓而出名的孫殿英將軍可能只是個抽鴉片的軍閥,但是對於在敵後遭到擊落,或者飛機發生事故而迫降的第311戰鬥機大隊飛行員而言,他卻絕對是個盡責的「守護天使」。因執行「鐵路炸射」任務而遭到擊落的飛行員當中,就有不少人得到新5軍或者其他孫殿英指揮的地方民團救助。

其中一位,還是在第311戰鬥機大隊的上級單位,也就是312戰鬥機聯隊擔任上校參謀的迪索斯威(Gabriel P. Disosway)。迪索斯威在獲得效命於孫殿英的地方民團救助返回西安以後,出任第311戰鬥機大隊的大隊長。1965年到1968年間,迪索斯威還一度擔任過駐歐洲美國空軍司令官的要職。

根據大陸方面的報導,孫加賓、孫加相與王清田等當時參與救助美軍飛行員的新鄉老百姓與地下工作者,都在江澤民於1997年10月訪問美國的時候與迪索斯威取得聯繫。只是迪索斯威卻因為身體欠佳的原因,到2001年去世以前都沒有機會回到大陸與當年救過自己的恩人團聚。透過這些曾得到「偽軍」幫助國的美國人回憶,完全可以知道「敵後戰場」的情況超乎人們想像的複雜。

國民政府是否有如中共指控的「勾結敵偽」?從湯普森與迪索斯威的回憶來看是有的。那麼「勾結敵偽」是否又必然是「破壞抗戰」?從孫殿英與龐炳勳等「偽軍」將領暗中援助轟炸日軍鐵路線的盟軍飛行員角度來看,這類的「勾結敵偽」似乎是有利於抗戰與加速擊敗日本侵略者的。顯然的,孫殿英與龐炳勳只是利用日本人,並沒有打從心底裡認同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識形態。

530中隊的P-51野馬式戰鬥機。(網路照片)
530中隊的P-51野馬式戰鬥機。(網路照片)

與共軍方面的合作

為了打擊華北戰場上的日軍,陳納德願意與一切中國的武裝力量合作。如果在軸心國陣營裡的孫殿英部隊都可以合作,那麼名義上屬於同盟國的8路軍也沒有不能合作的道理。如同國民黨的新5軍,共產黨的8路軍與第311戰鬥機大隊合作的性質主要凸顯於對落難美軍飛行員的救助。中共積極支援盟軍自然有其政治上的目的,那就是希望獲得美國的外交承認。

曾經獲得8路軍救助的第311戰鬥機大隊飛行員中,最有名的兩人為來自528中隊的麥克唐納(Mark McDonnell)與529中隊的克勞佛(Paul M. Crawford)。他們倆人曾在中共當局的邀請下,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的身份返回西安,並且參觀了兵馬俑。去年為了慶祝抗戰勝利70週年,克勞佛又再度回到北京參加天安門前舉辦的閱兵儀式。

救助盟軍飛行員,還只是第311戰鬥機大隊與中共合作內容的一部份而已。出於更有效打擊華北戰場日軍鐵路線的目的,第311戰鬥機大隊與8路軍還涉及了情報層面的合作。1945年春天,潛伏到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石門建設總署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子興,就利用了自己職務上的便利,替第311戰鬥機大隊畫了一幅石家莊的目標示意圖。

憑藉著這份示意圖,第311戰鬥機大隊的P-51野馬機得以多次對石家莊的日軍軍營、機關、倉庫與鐵路線實施精確的炸射。然而,第14航空軍與8路軍在華北的合作卻遠遠不止於這些。出於報答8路軍拯救盟軍飛行員的恩情,美軍還曾於1945年7月初,派出第311戰鬥機大隊的P-51戰鬥機支援8路軍對河南安陽發起的攻勢。

有趣的是,在這場由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所發起的攻勢中,8路軍的主要敵人並非正在準備從安陽撤出的日軍,而是如同孫殿英一樣,表面上服從日本人,但是暗中替國民政府服務的「偽軍」。這支「偽軍」,是由李英擔任司令的剿共第1路軍。當時李英已經與國民政府方面取得聯繫,準備等日本一投降就配合中央軍對安陽的接收工作。

沒有想到的是,由於日軍主力撤出的原因,李英部隊也就轉而成為第311戰鬥機大隊炸射的目標。儘管8路軍最終並沒有奪下整個安陽縣城的控制權,但是在P-51戰鬥機的協助下,中共的勢力還是得到了大舉的擴張。事實上,李達進攻安陽的目的並不是要驅逐日軍,而是要擴大8路軍的控制區。這場針對安陽的空襲行動,也不過是他打著抗日的旗號來利用美軍而已。

破壞日軍鐵路中的8路軍,並不像國軍那般仰賴現代化交通設施。(網路照片)
破壞日軍鐵路中的8路軍,並不像國軍那般仰賴現代化交通設施。(網路照片)

「鐵路炸射」任務的優缺點

在抗戰結束以前,立場偏向國民政府的陳納德謹守不介入中國人內部糾紛的原則,在打擊日軍的大原則上與國民黨還有共產黨的游擊隊在華北合作。此一政策,確實讓「鐵路炸射」任務得以順利在華北戰場上被實施,對在前線與日軍作戰的中央軍嫡系部隊帶來了巨大的幫助。根據美軍統計,在第312戰鬥機聯隊的打擊下,華北日軍從1945年3月開始只能經平漢鐵路運送四成的物資到漢口。

到戰爭結束為止,第14航空軍摧毀了全中國2,500台的火車頭、5,000輛車廂、373座鐵路橋樑與2,000輛卡車。這些效率極高的空中攻勢,不僅在實質上給日軍帶來了打擊,而且還大幅提升了國軍將士的士氣。只是也有不少的美國人對陳納德的「鐵路炸射」提出疑問,認為這樣大規模摧毀中國交通設施的行為缺乏遠見。

來自北德州大學的金克(Todd E. Jahnke)在其論文《只需仰賴空權:美國在華空中戰略(1942-1945)》(BY AIR POWER ALONE: AMERICA’S STRATEGIC

AIR WAR IN CHINA, 1941–1945)中,就指出日軍為了預防美軍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已經開始將部隊從內陸的佔領區撤出。國軍完全可以在不與日本人爆發決戰的情況下,利用這個機會返回淪陷區。

然而,第14航空軍大舉轟炸淪陷區交通設施的行為,讓日本人往沿海撤離部隊的速度減緩,並且也增加了國軍與日軍爆發不必要衝突的機會。而針對華北地區的鐵路打擊行動,從戰後防止中共壯大的角度來看更是屬於不必要。金克ㄖ認為,日軍華北方面軍並沒有增兵華南阻礙國軍反攻的打算,而是想要增兵滿洲國因應蘇聯紅軍即將發起的攻勢。

人們都知道,中共得以在抗戰勝利後壯大,主因在於蘇聯紅軍將關東軍的武器裝備提供給了他們。假若華北鐵路設施完善,日軍就可以將更多部隊調往前線阻擋蘇聯紅軍的推進,預防中共在東北的崛起。然而,第311戰鬥機大隊對華北鐵道設施的狂轟濫炸,顯然延緩了華北方面軍增援關東軍的速度,讓中共有了搶進東北的時機。

更致命性的一點,則是第14航空軍打擊陸上與水上交通,尤其是華北鐵路線的行為,讓一切適合快速把中央軍部隊部署到淪陷區的一切現代化設施。而相較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國軍,在敵後打游擊的8路軍與新4軍完全不仰賴這些設施。同時,在戰爭結束以後,國民政府也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救助居住於偏遠地區的老百姓,從而容易強化民眾的反政府情緒。

為了打擊日軍,陳納德不分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戰時政策可以理解。然而陳納德一方面與表面上服從日軍,暗中聽從國軍的「偽軍」合作,但同時卻又在抗日大旗下配合8路軍打擊他們的行為,卻也產生出了類似於今日多國聯軍部隊在敘利亞戰場上遇到的矛盾。雖然很難將陳納德當年的決定視為一種錯誤,但是他確實在無意間為中共的壯大打下了一些基礎。

這些種種問題,陳納德本人也不是不瞭解。所以在其回憶錄《陳納德將軍與中國》(Way of a Fighter)中,他多次為中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到的痛苦表示遺憾。這些痛苦,除了有侵略者日本人帶來的,同時也有由中國人與美國人等「自己人」所帶來的。陳納德表示,這也是為什麼他要在戰後成立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協助國民政府戰後重建的主要原因。

飞虎将军陈纳德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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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将军陈纳德

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尔特,1893年9月3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中学毕业后入克里佛航空学校攻读,并取得优异成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3个月后,成为预备役中尉转入陆军通信兵航空处。

1918年秋,陈纳德到长岛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他利用工作之余学习飞行,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终于掌握了飞行技术,并且在1920年得到飞行员职位,从而转入正式飞行,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1923年,陈纳德调到夏威夷珍珠港担任第19驱逐机中队中队长。1930年,陈纳德被保送到佛吉尼亚州兰黎空军战术学校学习。毕业后在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的航空兵战术学校任战斗机的战术教官。

30年代,世界空军界流行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轰炸至上”的空战理论,战斗机受到漠视。陈纳德对这一套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坚信,现代空战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机将像轰炸机一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935年,他编著出版了《防御性追击的作用》一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此书出版后,其战术理论在美国陆军航空兵中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却未引起军界上层的注意。

陈纳德技术精湛,但征途坎坷。他的战友都荣膺校官,可他已46岁肩上还扛着尉官的牌牌。这对于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来讲,他的情绪可想而知。当时他的身体也不好。于是他的上司顺水推舟,于1937年4月以上尉军衔让他退役。正在这时,他的好友霍勃鲁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他答应了。4月初,他从旧金山启程来中国。

1937年5月29日,陈纳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6月3日,蒋介石、宋美龄接见了他。宋美龄曾在美国乔治亚州读书。陈纳德与她一见如故。此时,宋美龄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领导着中国空军。宋要他担任她的专业顾问,并给他两架T-13式教练机,以便他于视察中国空军的现状。通过考察,陈纳德得知国民政府名义上有500架飞机,但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战斗。

当陈纳德即将完成对中国空军的考察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战争正是检验自己空战理论的机会,他决心在蓝天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他马上给蒋介石去电,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蒋回电接受了陈纳德志愿服务的请求,让他“即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陈纳德又招募了部分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第14志愿轰炸机中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第二天,陈纳德派飞机参战。虽然轰炸机队投弹偏离目标,但中国战斗机在当日的空战中取得了胜利。1937年10月,中国的飞机只剩10多架,许多中国飞行员阵亡。陈纳德设法雇用了4个法国人、3个美国人,1个荷兰人和1个德国人,加上6个幸存的中国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一个“国际中队”。他们成功的袭击了几个敌占区目标,造成日军的恐慌。但是在一天下午,日军飞机袭击了机场,使国际中队的飞机全部被炸毁。

按照陈纳德与中国航空委员会所订的3个月合同,他的顾问任期到10月就满了。之后,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留在中国参加抗战,他毅然留下了。他们也没谈延长合同的事,只是每月发给他一定的薪金。当时,美国政府对日侵华战争持“中立”的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曾要求美国下令让所有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将此情况转告陈纳德时,陈斩钉截铁地回答: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陈纳德随军撤到汉口。这时中国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只得靠苏联援华的飞机来保卫城市。1938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陈纳德和中国、苏联的空军指挥官断定这一天日机不会空袭,决定惩罚日本侵略者。为引诱日机来犯,陈要中国和苏联的飞机佯装撤离汉口,飞往南昌。飞机起飞后先在武汉上空盘旋,让人们(包括日本间谍)看到他们撤离,当夜又溜回机场。29日清晨,日机从芜湖机场起飞,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武汉上空。陈纳德事先侦得日机只有从芜湖到汉口一个来回的汽油,于是派了20架战斗机在城南拖住日军战斗机,使他们消耗大量汽油,在城市安排40架苏联飞机埋伏在高空,等日机折回芜湖时把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开,日军战斗机因缺油不敢去保护轰炸机,中苏飞机一队攻击轰炸机,一队攻击战斗机,将39架日机击落36架,只有3架落荒而逃。这就是天皇生日的惨败。

1938年8月,根据宋美龄的要求,陈纳德去昆明筹办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他在昆明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不少人中途被淘汰。

1940年后苏联空军援华人员陆续撤走,中国空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特别是飞机更为缺乏。这时中国空军和日本飞机之比是1:53,日本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制空权。1940年5月20日,蒋介石召见陈纳德,要他去美国,设法搞到尽可能多的作战物资。陈纳德返美后,虽然他在美国军政界并没什么份量,但他四处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争取各方援助。罗斯福总统的两名助手被陈纳德的游说打动,在罗斯福面前赞成陈纳德关于建立空军的计划。罗斯福决定对华进行军事援助,以把日本拖在中国。陈纳德几经周折,最终得到100架P-40型战斗机。1941年4月14日,罗斯福总统又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

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陈纳德立即开始对志愿队成员进行专门训练。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有几人最终忍不住辞职了。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志愿队人员的技战术水平有了大大的提高。1941年11月,陈纳德将美国志愿大队编为3个中队。第1队为“亚当与夏娃队”,该队飞机均有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的图案。第2队为“熊猫队”,该队飞机未画熊猫而画有飞行员的漫画像。第3队为“地狱天使队”,该队飞机均画有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图案。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第1中队和第2中队到昆明。20日,一批日机向云南方向飞来,昆明机场所有的飞机都升空迎击,并出师告捷。日入侵飞机10架,被击落6架,3架负伤。志愿队无1架飞机损失。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饱经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为美志愿队举行庆功会。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12月23日,陈纳德派第3中队转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在两个多月的空战中,美英战机对日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2月3日,宋美龄致电陈纳德,要他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军衔升为准将。陈纳德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陆军航空上尉,一跃成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人物。在美国,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各个战场上的消息都不佳,战争正处于黑暗的时刻。这时突然冒出陈纳德带领一小批“兵油子”取的辉煌胜利的消息,立即引起美国人的轰动和兴奋,陈纳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美称。

1942年5月,日军进占缅甸,继而进犯云南。为阻止日军跨越怒江,陈纳德指挥志愿队连续出击。袭击保山、腾冲、龙陵一带的日军运输队,企图强渡怒江的一队日军在志愿队的轰炸下几乎全军覆没。6月,陈纳德率司令部及2个中队前往桂林。12日,志愿队在桂林上空一举击落日机8架,自己仅受伤1架。桂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集资2万元慰劳美飞行员。日军遭受打击后,飞行员上天心慌胆怯,因而要求增派飞机。

1942年7月3日,陈纳德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解散美国航空志愿队,而以志愿队部分队员为主组建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第23大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美国航空志愿队共损失26名飞行员。

美国航空志愿队解散之后,该队所留飞机和人员归并美国陆军航空队第23大队,与派驻中国的第16战斗机中队组成美国空军驻华特谴队,隶属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陈纳德改任美国驻华航空特谴队司令,军衔仍为准将。日军得知航空志愿队解散的消息,遂将原在南洋的第3飞行师调往中国,企图一举歼灭新组建的美空军。7月份,日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华中的美空军基地发起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陈纳德仍采取志愿队的空中游击战术,以奇袭和机动的作战方式打击日军。到7月底,共击毁日军战斗机2架,轰炸机12架。自己损失战斗机5架,轰炸机1架。特谴队初试锋芒,粉碎了日军一举歼灭在华美空军的企图,也表明该队有能力与数倍于己的日本空军周旋。

1943年3月10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驻华特谴队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陈纳德上任后,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他在作战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上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蒋介石对史迪威也多有不满,因此陈纳德得到蒋的支持。为使陈纳德脱离史迪威的指挥,蒋介石于7月12日致电罗斯福,要求将陈纳德提升为中国战区空军参谋长。罗斯福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同意让陈纳德担任中国空军(而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

指挥权限的扩大使陈纳德开始发动计划中的攻势作战。从7月下旬起,美日双方为争夺制空权在华中展开了激烈的空战。陈纳德指挥美空军,依靠“精密的情报通讯网”,仅在7月下旬的8天空战中,美军就击落日机62架,自己仅损失3架。美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后,即对长江和北部湾的日舰进行轰炸,并接连袭击了汉口、香港和广州的机场、码头,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美空军机队远征日军在台湾的机场,击落日战斗机15架,并把机场上的42架日机全部摧毁。

1944年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激化。10月18日,罗斯福决定调回史迪威将军,改派魏德迈来华接替他任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离华后,马歇尔等人就开始考虑改组在亚州的航空队,拟将所有驻缅甸和印度的空军调往中国,由驻华的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第10和第14航空队。陈纳德坚决反对这一改组计划,然而他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也没得到蒋介石的支持。1945年7月6日,陈纳德提出辞呈,魏德迈等立即批准并任命了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带着失意离开中国回国。陈纳德在中国8年,协助中国人民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和宋美龄设宴为他送行,并授予他中国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大蓝绶带。

1942年7月以来,陈纳德率领美第14航空队摧毁了2600架敌机,击沉和击伤敌大量商船和44艘军舰,己方损失500架飞机。

陈纳德回国几天后,日本投降了。他对自己不能最后参与受降仪式十分难受。他说:“8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打败日本,我很希望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的失败”

1945年12月,陈纳德重返中国。1946年10月成立了民航空运队,为行政院善后救急总署运送救急物资。1947年,陈纳德与中国女记者陈香梅结婚。1948年后,蒋介石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给养。1949年,陈纳德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1950年6月,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7岁。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飞虎将军陈纳德

飞虎队最后一位中华民国队员 陈炳靖染疫于港病逝

 


抗战时期重要的对日作战空军力量“飞虎队”,近日惊传最后一位中华民国空军队员陈炳靖,因染疫于香港病逝,享寿105岁。至此,24位参加飞虎队的中华民国飞行员已全数走入历史。

据厦门日报24日消息,位于厦门的集美大学香港校友会校友当日证实此消息。陈炳靖1918年出生于莆田,他的哥哥从厦大毕业后在集美中学教书,1933年,初中毕业的陈炳靖报考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报导指出,当年水产航海学校只录取18人,最后仅有10人毕业,其中之一就是陈炳靖。有资料显示,他还是第一名。

刺激陈炳靖从海洋转投空中的,是他1937年在上海亲眼目睹日军轰炸下惨死的孩子,于是他报考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在2,000多人报名中,最终只有290多人录取,但因为装备缺乏,1939年毕业后,他才到云南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战斗机科学习。

1942年,陈炳靖等第12期同学第一批49人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学校接受飞行训练,1942年12月回国。25岁的陈炳靖1943年被分至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成为一名准尉飞行员,第14航空队23大队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飞虎队”组成单位。与他一起调到第14航空队的中国空军有24人,到了2015年,仅剩他在世。

而他1943年10月执行飞行任务时,驾驶P-40战斗机从昆明巫家坝起飞,前往越南海防轰炸日本船队和仓库,与日军零式战斗机激战、击落一架飞机后坠机,旋遭日军俘虏,作为战俘被抓到南京长达21个月。

他曾在2018年集美大学百年校庆时回忆道,“日本人对中国战俘的残忍程度难以想像,狱卒会在深夜将我们吊在木柱上施刑”。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陈炳靖被释放出狱,他称当时日军少佐双手托举陈炳靖入狱时被换下的沾满血迹的飞行夹克,向他90度鞠躬,把夹克送上。

另据星岛日报消息,抗战胜利后,陈炳靖1946年转任国军空军第一大队(空运大队)
参谋,1948年调至国民政府驻加拿大使馆担任见习武官。1949年陈炳靖赴台任职国防部,1957年出任我驻菲律宾使馆武官,1959年以空军中校军衔退役,后偕妻到香港定居,从事贸易。

纳闻 | 真实新闻与历史: 飞虎队最后一位中华民国队员 陈炳靖染疫于港病逝

2021年11月19日 星期五

中共忽然纪念“飞虎队”牵出的秘辛

 

沈舟

沈舟:中共忽然纪念“飞虎队”牵出的秘辛

11月18日,中共外交部和央视都称,中共政协11月16日主办了纪念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80周年视频会,还生硬地联系到刚刚结束的拜习视频会晤,表示愿同美国加强交流合作。这则不伦不类的消息,牵出了美国援华抗日“飞虎队”的历史真相,也牵出了中共曾长期诬蔑“飞虎队”的事实。

苏联援华抗日志愿航空队撤走

1940年,苏联深知与德国早晚一战,为免除后患,开始与日本协商在战事中保持中立。日本全面侵华的同时,也开始筹划南进计划。1941年,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承认日本在东北扶植的伪满洲国,默认日军侵华;日本承认苏联支持的外蒙古从中国独立。斯大林撤走了原来帮助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

同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成为轴心国,国民政府也无法继续从德国获得军事支持,中国抗战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更直接说,“让日军多占地方才是爱国”,“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

当时的国民政府急需强大的外援,才能抵抗日军进逼迁都后的重庆。

帮助中国抗战的功臣陈纳德将军(Claire Lee Chennault)。(公有领域)

陈纳德临危受命

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被国民政府聘为顾问,协助发展中华民国空军;但空军战机很快消耗殆尽,英勇的优秀飞行员血染长空。日军飞机占据了空中优势,频频对重庆进行空袭。蒋中正请陈纳德回到美国宣传中国抗战,并尽快组建一支由美国飞行员参加的航空队,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

陈纳德获得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1941年4月15日,中美达成秘密协议,允许美军预备役和“退役人员”前往中国参加抗战,并可以利用《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战斗机。

很快,陈纳德就招募了约100名美国飞行员、约200名地勤人员。1941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成立,陈纳德为司令。另外的好消息传来,英国曾订购了100架霍克Hawk-81A2战斗机(P-40B),但因性能不符合要求被拒收,宋子文等中国外交官员成功找到了这批飞机,对中国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陈纳德了解到,霍克P-40战机对日本零式和一式战机有某些速度和俯冲优势,于是着重训练团队作战,以高度优势攻击日机,避免与日机在同一平面缠斗。

获名飞虎队

1941年夏天至1942年5月,美国航空志愿队的三个战斗机中队,多次与前来空袭的日军飞机展开空战,他们的P-40战机画上了鲨鱼尖利的牙齿。中国内陆居民没有见过鲨鱼,误以为是“飞老虎”;1941年12月,美国航空志愿队开始被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随时发布最新战果,以提高抗战士气。在头6个半月里,“飞虎队”就击落日本飞机115架,“飞虎队”仅损失4架飞机。

1941年9月到1942年4月的8个月中,“飞虎队”共计击落日机300多架,自身仅损失11架。1942年12月底,“飞虎队”第三中队还前往仰光,协同英军作战,2个月内美英战机共击落日机217架。

1942年7月3日,“飞虎队”并入驻华航空特遣队,陈纳德晋升为驻华航空特遣队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驻华航空特遣队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少将司令,早已家喻户晓的“飞虎队”不断扩大。

1942年,“飞虎队”的第3“地狱天使”中队驾机在中国上空。(公有领域)

关键的“驼峰航线”

中国云南的滇缅公路,曾是当时唯一获得抗战外援的运输线,但道路崎岖艰难,无法满足抗战的物资需要。于是,由印度、缅甸通往中国的惊险空中航线建立,俗称“驼峰航线”。

在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驼峰航线”是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到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恶劣的地形和气候,加上当时的飞机没有加压装置,机组人员需要极大的耐力,因此又被称为“死亡航线”。

陈纳德的“飞虎队”又承接了这一艰险的任务,由于航线艰险,先后有594架飞机失事,1659位机组人员死亡或失踪。一位“驼峰航线”飞行员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

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驼峰航线”空运,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物资65万吨,确保了国军与日军的战略对峙和后来的战略反攻。

“飞虎队”战绩彪炳

截至抗战胜利,“飞虎队”共击落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方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飞虎队”多数队员都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十多名飞行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获颁国军最著名的青天白日勋章。

为方便识别、避免言语不通造成误会,国民政府曾制作了“血幅”布质证章,绣有中华民国国旗,并写有“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句。美国飞行员通常把“血幅”和队徽缝在飞行夹克上,飞机迫降或被击落时,就可得到中国民众的救助,在实战中发挥了极大的效用,成为中美协同抗战的佳话。

1992年,美国政府宣布承认援华志愿航空队服务等同于在美军服役,“飞虎队”的老兵可得到退役军人待遇;最终“飞虎队”获颁“美国总统勋奖部队”。

2007年7月25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甚市年度飞行大会期间,展示了一架曾在二战时期驻扎在中国的P-40战战,涂着“飞虎队”的标志。(Jonathan Daniel/Getty Images)
2007年7月25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市年度飞行大会期间,展示了一架曾在二战时期驻扎在中国的P-40战机,涂着“飞虎队”的标志。(Jonathan Daniel/Getty Images)

反共的陈纳德被中共长期抹杀

1949年后,陈纳德将军赴台湾协助国民政府组织民航局,返回美国后也一直支持台湾,曾是长期以来台湾与美国维系邦交的历史象征。因陈纳德的反共态度,中共在大陆掌权后,一度抹杀“飞虎队”的功勋;1950年代,中共还将陈纳德定为反动的飞贼。

中共《人民日报》曾诬蔑陈纳德,刊登《陈纳德空运队屠杀中国人民的证据》、《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 昆明市民愤怒控诉 并揭发空中强盗陈纳德罪行》等文章,并出版了小人书《飞贼陈纳德》,试图篡改史实,欺骗中国大陆百姓。类似的定性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1957年,美国空军成立50周年庆典上,陈纳德将军成为美国空军十大领袖之一,在美国一直有“飞虎将军”之称;1958年被批准晋升为中将;同年,陈纳德逝世,终年63岁。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陈纳德安葬在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背面标注中文“陈纳德将军之墓”,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直到1984年,中共才承认“陈纳德将军为中国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0年,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飞虎队”曾驻扎的湖南怀化芷江机场,为陈纳德雕像揭幕。从此,与中共毫无关系、还被中共诬蔑了三十多年的陈纳德将军,变成了中共口中的“老朋友”。

过去近2年里,中共一系列恶行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僵局;现在,中共不得不急于打破僵局,于是又搬出了“飞虎队”,却再次曝光了中共假抗日的历史事实,以及曾经对陈纳德将军的洗脑式诬蔑。无论美国、台湾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共政权的伎俩也该彻底清醒了。

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飞虎队英雄与投共飞行员 文革被打死 尸身被狗吃

 大纪元作者: 林辉

飞虎队英雄与投共飞行员的失足之恨

对抗日战争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中国人,对于“飞虎队”一定不陌生。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是二战期间主要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帮助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本土和缅甸与日军作战。

该航空志愿大队由美国退休飞行上尉陈纳德负责,1941年,他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通过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了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了100名飞行员。

起初,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中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正式命名为“飞虎队”。

飞虎队英雄周训典壮志凌云

飞虎队的英雄有不少,其中有一个叫周训典。1921生于宁波的他,为了保家卫国,在1939年12月,考上了由国民政府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1941年,他又经过严格考试,考入了第十五期航校留美军官班。其后,他与71名合格的同学前往美国受训,接受了正规的飞行理论和飞行实践训练。

1944年7月,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其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了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多次出生入死的周训典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得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得以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年,周训典才24岁,却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抗战胜利后,周训典与同学钱承评结婚。他们原本希望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却不料中共挑起了内战,周训典再次投入了战争。由于国民党党内腐败,心怀不满的周寻机脱离了空运部队。

被中共欺骗 虎落平阳

上海陷落后,周训典看到中共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称:“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处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周训典在犹豫徘徊中,为中共在上海所制造的“为人民”的假象所欺骗,加入了中共空军,并深受器重,专门护送中共领导人到各地巡视。

中共建政后,周训典被点名调到新成立的天津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他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其过硬的技术让人赞叹。为中共在开辟西北航线以及培养飞行员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训典,因此多次受到嘉奖。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文革被打死 尸身被狗吃

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在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后回天津探望妻子和孩子,不料回单位后,却被扣上了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他被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搞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其后,家人与他彻底失掉了联系。

1970年5月2日,这位没有死于与日军空战中的飞虎队英雄,却在被审查期间活活被打死,时年49岁,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另一位“两航”投共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首个投共的飞行员刘善本自寻死路

抗战期间,与“飞虎队”并肩作战的还有国民党的空军,其中有一个人叫刘善本。1915年出生在山东的刘善本,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任作战参谋、上尉飞行员。抗战爆发后,他所在的飞行大队先后在成都、兰州等地服务。1943年他被派往美国学习,1945年抗战结束后,他驾驶着美国赠与的B-24轰炸机,经印度和巴基斯坦回国,参与国共内战。

早在刘善本高中毕业那一年,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对毛印象深刻。回国后,他又在书摊上发现了毛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并相信了其谎言。其后他开始秘密收听延安广播,在听到中共欢迎国民党军官、士兵投降并受到优待的消息后,尤其是听到毛所言的“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的声明后,不愿打内战的刘善本决定投共。

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等10人利用由成都去昆明运输美军移交的通讯器材的机会,摆脱了地面控制,驾机飞抵了延安,开创了国民党空军驾机投共的不好的先例。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朱德还将他请到自己的窑洞里做客,毛则在办公室中接见了刘善本,让他到东北筹建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与他合影留念。他因此被中共称为是“带头人”。

在延安期间,被谎言欺骗的刘善本在新华广播电台向国民党空军发表了讲话,指责国民党挑起内战,称延安人民“安居乐业”,并呼吁大家“为和平民主共同奋斗”。听信了刘善本的话,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或驾驶飞机或徒步投共。

1946年9月,刘善本前往东北参加创办全国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副校长,为中共培养空军力量做了不少贡献。1949年2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共。9月,毛在宴请傅作义、刘善本等投共人员时表示,正是他们的投诚,“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当年10月,刘善本获准参加建政大典检阅。12月,中共决定在老航校的基础上组建6所航空学校,刘善本任第一航空学校校长。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首次使用了电子对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

刘善本的贡献,中共是看在眼中。1955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空军少将军衔。他还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

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善本也没有逃脱厄运。他因对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学院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看不惯,更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的战友、领导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所以直接给毛、周上书,认为空军学院的“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把经历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同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更不能搞逼供信,搞武斗……”

孰料,信被转给了吴法宪,决定将其打倒。1967年空军学院非法设立了“刘善本专案组”,污蔑他是“假起义,真特务”、“特大特务”,专案组不仅对他搞批斗、体罚,而且令其早出晚归。

专案组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有许多飞行员,为什么单挑你去美国受训?是不是你和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你在美国学习期间,认识哪些教官?哪些同学?还有什么朋友?你们有些什么阴谋勾结?要详细交代,还要按照日期写出各个阶段的证明人。”“你在国民党空军中是受宠信的,受提拔的,如果你跟蒋介石走,你肯定会得高官厚禄,升官发财,为什么抛弃这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奔延安吃苦?”

1968年3月2日深夜,刘善本被专案组抄了家,押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头二层的一个套间里进行审讯。在被折磨了几天后,刘善本于3月10日死去,终年53岁。而那些追随刘善本投共的国民党飞行员的结局大多也十分凄惨。

结语

不知周训典、刘善本在临死那一刻是否醒悟,自己当初相信的不过是中共画出的民主大饼,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他们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更连累了朋友、同事。诚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2017-04-28

2013年8月11日 星期日

飛虎隊公墓遺址探尋


【飞虎队70年:无处长眠】一座荒山,500尸骨,这是2013年8月,志愿者@阿琪啊 看到的昆明飞虎队公墓。碎骨和棺材片横七竖八。没有陵园,没有墓碑,也没有上坟的人。抬起头,能看见正在庆祝飞虎队成立70周年的巫家坝机场,人们在那里拉条幅,办活动,唏嘘感慨。而庆典的主人们,在4公里外,骸骨横陈。(轉自微博)


飛虎隊公墓遺址位於雲南省昆明市東北郊普照村,距離當時的飛虎隊基地機場昆明巫家壩機場4公里。經實地踏勘,公墓遺址面積約上百畝,在一片樹林中整齊排列着約500座墳墓。1944年是中美兩國飛虎隊員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到抗戰勝利時,昆明小麻苴“空軍公墓”已安葬了800餘位中美飛虎烈士,其中美國飛虎烈士約200餘位,昆明“飛虎公墓”因此得名。”


歷史沿革



墓碑

  1938~1945年,中美飛虎隊成員共犧牲3386人。1938年後,一座空軍公墓出現在了昆明巫家壩機場附近,曾有800多名中美空軍烈士埋葬於此。然而在最近的60年間,這座墓地逐漸“消失”,被歷史塵封。與飛虎隊的光輝戰績相比,他們的身後命運曲摺而悲愴。

  “飛虎隊”全稱爲“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是二戰期間在中國成立,由美國飛行人員組成的空軍。抗日戰爭期間,以陳納德將軍爲首的飛虎隊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保衛昆明、保衛滇緬公路兩端並飛越駝峰航線,爲中國抗日戰場運送戰略物資,他們中的一些人永遠長眠於中國。

  1941年,陳納德將軍以私人機構名義重金招募美軍飛行員和機械師,以昆明爲大本營,組建“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由於航空隊的隊徽爲插翅飛虎,戰機繪成鯊魚頭的形象,中國人親切地稱其爲“飛虎隊”。

  “飛虎隊”最初隻有100多架飛機、200多人,鼎盛時期達到了3000多架飛機1萬多人的規模。根據孫官生統計,1938年至1945年中美飛虎隊成員共犧牲3386人,其中美國士兵2264人。在雲南空戰和墜機犧牲的飛虎隊員的遺體,都安葬在了昆明。但與飛虎隊的光輝戰績相比,他們的身後命運卻曲摺悲愴。

  1938年,中國政府在昆明東南郊巫家壩機場附近興建了空軍公墓,安葬陣亡將士;1953年,墓地被侵占,整體搬遷,地上的祠堂等建築被拆除;1958年,烈士墓碑被附近村民拉走用於修建水庫;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空軍公墓”逐漸破敗廢棄。在此後的30多年間,他們徹底被遺忘,成爲歷史的一粒塵埃。


相關事件


飛虎公墓遺址探尋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滇西戰場和飛虎隊的歷史被重新重視和挖掘,2007年,孫官生經歷了一番曲摺後,才在昆明郊外的這座長春山上,重新發現了這塊已經荒棄的墓地。

  孫官生說,當時的景象讓他觸目驚心。公墓遺址約有十幾畝,分爲東西兩片,中間有一條小路穿過。西側已經被夷爲一片平地,曾經種過莊稼,看不到墓地痕蹟。東邊則爲一片茂密的松樹林,樹林内就是密密麻麻排列整齊的墳墓,但是茂密草叢中的墓坑已經很難辨認,棺木都已經腐朽塌陷,初步估算約有500處墳塋。飛虎隊研究會在墓地邊豎立了一塊“昆明飛虎公墓”的紀念碑,並通報政府,希望加以保護。2008年,孫官生又在附近的水庫工地上收集到了12塊破碎的墓碑。但他們的名字,何時犧牲,恐怕永遠無人知曉了。

  現場:棺木散落 屍骨曝野

  熱心的讀者在強烈要求恢複飛虎公墓後,還想實地探訪一下昆明飛虎公墓現狀,是否真如遠征軍老兵們所不安的那樣,至今屍骨曝野!

  17號清晨,大家相約上路,准備在距昆明市經開區8公里處的石塘山(長春山)下集合,准備去探尋飛虎隊的遺骸。車子在公路中尋找了好久,最後在普照村兩土著村民的指點下,又費了不少周摺,才終於在一個亂墓群中找到了立在路邊的“昆明飛虎公墓”石碑。扒開石碑後齊腰高的雜草、灌木,一副慘象映入眼簾:墓地里的棺木已被全部撬開,墓坑里外隨處可見散落的棺木。“那些白骨扒開枯草就能看到了。”飛虎隊研究會會長孫官生在電話中說。

  探訪的讀者武思琪詫異地說:“不要說他們還是爲抗日而犧牲,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墓穴也不應當遭遇這樣悲慘的下場。我是個退伍軍人,這場景讓我感到自己心在發痛。”


飛虎公墓現狀



飛虎公墓現狀

  功勳:救昆明於日軍暴行下

  毋庸置疑,昆明人對於飛虎隊,實在不該忘記。據資料統計,1938年9月28日14時20分開始,日軍9架飛機第一次轟炸昆明城。1941年,一年時間就轟炸了昆明37次,日軍把昆明當成他們的投彈訓練場。

  而這一切,都在美國援華志願飛行隊到來之後,徹底被改變。

  1941年7月10日,陳納德組建的美國援華志願飛行隊起程飛往中國。12月20日,氣焰囂張的日軍對昆明城發動大轟炸,志願飛行隊首次在昆明升空對日作戰,以擊落日機9架(我方無一損失),大穫全勝。

  於是,他們被昆明人授予“飛虎隊”的威名。

  當月26日,三位飛虎隊員在完成了一次戰鬥任務後,各乘一架EW—21單座機從緬甸飛往昆明途中全部墜毁,一人犧牲,兩人受傷。這位犧牲的飛虎隊員可能就是第一位安葬在小麻苴“空軍公墓”的飛虎隊員。

  1944年是中美兩國飛虎隊員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到抗戰勝利時,昆明小麻苴“空軍公墓”已安葬了800餘位中美飛虎烈士,其中美國飛虎烈士約200餘位,昆明“飛虎公墓”因此得名。


殘存的墓碑不多,且都已被嚴重破壞

  尋找:線索來自美國的記錄

  但數十年過去,“飛虎公墓”在昆明一直隻是個民間傳說,這些英靈安葬在何處,一直是個謎。

  美國飛虎隊員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文中寫道:“後來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亞斯的遺體,在那里入殮,運回衡陽基地,然後再運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塊墓地,專門用於安葬犧牲的美軍人員。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作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禱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墓穴頂部蓋有一塊青石板,一個夥伴長眠此處;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墓碑整齊的排列着,有一個墓穴空着,是爲下一個夥伴准備的。”

  從眾多大洋彼岸的歷史回憶中,可以肯定“飛虎公墓”不僅僅是個傳說,它就真實的存在於昆明的某個地方,看着昆明城的日新月異。

  “二戰”結束以來,美軍在蒐尋陣亡軍人方面是不惜代價的。飛虎公墓里的烈士的遺骨都被美方取走運回美國去了,還在每個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國國旗。

  他們的不惜代價,據說是源於“不落下一人”的美軍傳統。

  探因:墓碑被運去修水庫了

  “直到2007年,研究會得到一本叫《鋁蹟》的英文書。作者是一名美國飛虎的遺孀,她明確指出他們的遺體安葬在‘中國昆明美軍飛機場東北1里處’的美軍公墓里。我們就是根據這書中的寶貴信息,最後發現已被嚴重破壞的石塘山(實爲長春山)飛虎公墓的。”年過六旬,研究飛虎隊10餘年之久的孫官生介紹說。

  1940年曾在“向旭小學”讀書的郭師堯先生回憶說,公墓原來設一靈堂,是一幢青瓦平房,大門上方有蔣中正題寫的“忠烈祠”三個大字。1940年,學校的幾位老師率全校學生拜謁空軍烈士墓時就到過這座靈堂。老師還在靈堂中給學生們講空軍英雄劉粹剛等人的故事,令郭先生沒齒不忘。

  “1953年,因建設需要,當地村民把烈士的棺木挖出來,連同墓碑一口一口地運到幾公里外的長春山上草草埋葬。1958年‘大躍進’大興水利建設的時候,這里的墓碑被生產隊全部取走運去修水庫了。1980年代後期,這些烈士棺木又被盜墓贼全部撬開。”這個早已看破紅塵的海清師傅,說着,哭了。


被挖開的飛虎隊員墓地和暴露的棺槨。(雲南省飛虎研究會供圖)

  心聲:希望英烈入土爲安

  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不會忘記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並爲中國運送戰略物資而冒險開辟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

  2008年8月18日,飛虎公墓發現一年之後,中共雲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羅正富視察昆明飛虎公墓遺址,並指示:尊重歷史,忘記歷史等於背叛。這代表着政府支持的修複昆明飛虎公墓的民心工程正式拉開帷幕。

  “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美國飛虎隊來到昆明和中國飛虎一起並肩作戰。挽救了昆明城,挽救了昆明城里數萬人的生命,而他們卻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但現在,這些英烈的墳墓,卻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從2007年起,我們就一直在呼籲將其恢複,讓這些英烈們入土爲安,給後輩一個交代。但三年過去了,一切還在原封不動。”想到飛虎公墓的現狀,年逾六旬的孫官生心痛不已。

  三年後,當遠征軍老兵楊毓驤再次提及讓其難安的戰友遺骸後,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讓民眾每一次對飛虎英烈的紀念,都變成一聲長歎……

  飛虎隊遺骸命運

  “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禱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

  “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這里的墓碑被生產隊全部取走運去修水庫了。1980年代後期,這些烈士棺木又被盜墓贼全部撬開。”


相關調查


  線索疑雲

  很顯然他們並沒有在墜落中遇難,那麼他們是否進入了危機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夠最終脱險?這些烈士的遺骨都埋葬在哪里?飛虎隊是否有專門的墓地?

  孫官生介紹,第一次接觸到遠征軍與飛虎隊的史料是在1992年。當時他還在雲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省委派他去怒江州福貢縣搞機構改革試點,擔任工作組組長。

  在福貢的工作中他接觸到了兩段歷史。1942年三四月間,中國遠征軍從緬甸撤退回國,經過福貢縣,那支部隊是杜聿明的第五軍。此外,怒江峽穀之中墜落了大量的飛機遺骸,而這里正是駝峰航線的必經之處。孫官生後來計算,墜落怒江中的飛機有27架之多。於是他又進入貢山縣獨龍江,在中國最封閉的地區發現了3架飛機殘骸。

  駝峰航線全長1199公里,從中國昆明、成都等機場向西、向南穿越怒江峽穀,喜馬拉雅山脈,途經緬甸,到達印度的汀江等地,是抗戰中後期最重要的一條運輸通道。

  1999年,陳納德將軍的遺孀陳香梅受邀參加國慶典禮,隨後重回昆明參觀。在昆明飯店,陳香梅約孫官生吃飯,希望他能夠宣傳飛虎隊和陳納德的事蹟。

  “盡管我對這段歷史已經有了較多的了解,但是展開大規模的宣傳仍舊面臨一些政策上的風險,畢竟當時正面戰場的報道很少,飛虎隊的故事更少。”孫官生說。不過他還是答應了陳香梅的要求,“因爲抗戰的大方向是沒有錯的”。

  隨後孫官生等對飛虎隊展開了更深入的走訪和研究。調查中,他們在怒江峽穀發現了一架C53運輸機的遺骸,這架飛機墜落在中緬邊境中國一側。但是機艙里並沒有發現遇難者的遺骨,附近也沒有找到任何遺骨。

  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孫官生的心頭——墜落飛機中的飛行員去哪里了?很顯然他們並沒有在墜落中遇難,那麼他們是否進入了危機四伏的山林?是否能夠最終脱險?這些烈士的遺骨都埋葬在哪里?飛虎隊是否有專門的墓地?


  從公開的資料看,抗戰時期空軍墓地比較分散。緬甸同古英國聖路加公墓、仰光愛德華烈士陵園和中國壘永公墓都安葬了一些美籍飛虎隊成員,但數量不多。重慶南山空軍墳安葬了大約240位中美空軍官兵,規模較大。另外,就是傳說中的昆明空軍公墓。由於飛虎隊的司令部設在昆明,3個中隊也在昆明,陳納德組建的空軍軍官學校(昆明航校)就在巫家壩機場附近,所以昆明空軍公墓應該是很多飛虎隊員的魂歸之地。

  在很多美國飛虎隊員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昆明墓地以及葬禮儀式。美國飛虎隊員斯科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書中寫道:“後來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亞斯的遺體,在那里入殮,運回衡陽基地,然後再運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塊墓地,專門用於安葬犧牲的美軍人員。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爲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悼文,把蓋着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里,墓穴頂部蓋有一塊青石板,一個夥伴長眠此處;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墓碑整齊地排列着,有一個墓穴空着,是爲下一個夥伴准備的。”

  但是孫官生在昆明並沒有找到這個公墓的蛛絲馬蹟,偌大的公墓既無文字記載也沒有地理線索,仿佛蒸發一般消失了。

  意外發現

  在呈貢機場附近,盡管沒有找到飛虎公墓,卻有意外收穫——發現了當年飛虎隊的司令部遺址。


  20世紀40年代,陳納德、陳香梅一家三口在廣州

  一個偶然機會,孫官生得到了一本名爲《鋁蹟》的英文書,作者爲奇克·馬爾斯·奎恩,是一名美國婦女。她的丈夫小勞伊爾·斯圖爾特·馬爾斯是飛虎隊成員,在駝峰航線上犧牲。這條航線一共吞噬了825架中美運輸機、2000多個生命,飛機的鋁片散落在山穀之間,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從空中經過,可以清晰地看到墜機碎片斷斷續續連接成一條鋁片反光帶。

  沿着這條“鋁蹟”就可以到達印度的汀江,怒江峽穀也被飛虎隊稱爲“鋁穀”。

  丈夫犧牲後,奎恩找到了飛行控制中心的官員和飛行日志,全面了解了丈夫最後一次飛行任務及遇難的具體時間。爲了讓其他親屬了解到親人的最後時刻,她通過艱苦的調查,編纂了一部30多萬字的《飛行日志》,詳細記錄了駝峰航線上失事的825架飛機的最後飛行和墜落經過——從什麼地方起飛,到什麼地方去,運送什麼物資,起飛時間,失事原因,墜機地點,犧牲人數和名單,墜機後的情況,是否得到救助等,這是迄今所見到的飛虎隊最全面的一部飛行日志。

  這本書中的一段文字引起了孫官生的注意:有兩名美國飛行員在犧牲後被安葬在昆明的公墓,而墓地的位置就在“昆明美軍飛機場東北1英里處”,這個線索爲孫官生的尋找指明了一個大概的區域。

  抗戰時期,昆明有兩座機場——巫家壩機場和呈貢機場。幾十年過去了,巫家壩機場東北1英里處已經變成了高速公路、工廠和街道,在此前開發建設的報道中,也沒有發現有關公墓的新聞,而呈貢機場周邊倒還基本保留了當年的形態。孫官生最初的蒐索重點放在了呈貢機場附近,盡管沒有找到飛虎公墓,卻有意外收穫——發現了當年飛虎隊的司令部遺址。

  呈貢機場距市區約10公里,周邊毗鄰滇池,有蜿蜒的山巒作爲依托,隱蔽性較強。而飛虎隊司令部就設在機場外約100米的一片平房内。那是一個七八畝大小的場院,四排平房呈三横一豎排列,每排有十餘間房,全部爲青磚所建,全部建築與周圍房屋融爲一體。

  孫官生說,這個曾經指揮着中國空軍精華的司令部,當他見到時已淪爲一個養豬場。飛虎隊當年的一、二、三中隊指揮部也在不遠處,現在成了工廠的廠房。

  “我想,既然司令部在呈貢機場,那麼公墓不可能和司令部在一起,於是我們把目標鎖定在了巫家壩機場的東北方向,哪怕那一帶如今已經變成了工廠、街道。”孫官生說。

  荒山上的殘墓

  長春山有兩百多米高,站在山頂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樓大廈,繁華近在咫尺。而當年規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爲一片無碑的荒墳,湮沒在荒草中。

  2007年4月初,他和朋友們在金殿水庫邊聚會喝茶。閑聊中談起苦尋而不得的飛虎公墓,雲南音樂專家吳學源也在座,他爲孫官生提供了一個線索:“昆明陸軍學院背後有一座小廟,前些年我常和朋友去廟里品茶聊天,曾聽廟里的人說,後面有很多墳塋,是當年美軍空軍烈士墓。但現場我並沒有去過。”

  吳學源所指的那個廟叫龍樹庵,位於官渡區阿拉彝族鄉的小麻苴村,在巫家壩機場的東北方,距離約4公里。村民們多是彝族撒梅人。小麻苴村所在區域也叫“八公里”,而同樣位於八公里區域的牛街莊,抗戰時期曾駐紮了大量美國士兵。龍樹庵的存在,也符合科斯特在《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中的描述:“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作一個教堂。”

  2007年4月3日,孫官生和幾個朋友前往小麻苴村實地考察。龍樹庵就在滇越鐵路邊,廟的規模不小,有兩進二層的院子,現在廟里已經沒有和尚,由幾位六七十歲的村民爲寺廟服務。

  海清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寺里年紀最大的人,生於1938年。海清向孫官生證實,龍樹庵背後的台地上確實曾有一個空軍墓地,當時,公墓中建有一座中式建築風格的靈堂,供奉着英烈的牌位,香火不斷。其中美國飛行員約200名,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將美軍遺體運回國,每個空墓穴上都插了一面美國國旗,剩下約500處中國空軍的墓葬。

  海清回憶,1953年,這個地方要建一個倉庫,政府動員附近村民把墓地整體搬走。當時附近村莊的牛車都出動了,每輛牛車上放一個棺材和一尊墓碑。搬遷的目的地,就是向東約4公里的長春山。現在墓地的原址已經完全變了樣子,村民在倉庫邊修建了一座30米高的水塔,站在水塔上眺望,可以看到陸軍學院的車場。

  2007年清明節,海清帶着孫官生等人爬上了長春山,在山頂平緩樹林中找到了當年遷移過來的墳塋。長春山有兩百多米高,站在山頂可以看到城市里的高樓大廈,繁華近在咫尺。而當年規模宏大的烈士公墓,已成爲一片無碑的荒墳,湮沒在荒草中。據附近村民回憶,1958年“大躍進”,大搞水利建設,而當地又缺少石料,這些墓碑就被拉到水庫工地上充當石材了。2008年後,村中土地被征用,水庫也被填平。

  現在一座長約1公里的現代化廠房已經建成。飛虎隊研究會趕在動工前,搶救出了12塊傷痕累累的墓碑,這幾乎是“飛虎公墓”僅存的一點實物遺產了。

  公墓原貌

  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節都會有家屬來墓地祭掃,號哭聲從寺廟後傳過,解放後就再沒有人前來祭奠了。

  飛虎公墓被發現後,引起了廣泛關注。天津科技大學教授王春祺給孫官生寄來了一些圖片,希望夠勾勒出飛虎公墓的形態。

  其中一張圖片是“弗里曼牧師主持葬禮”(上圖),3名美國飛虎隊員同時下葬,圖片背景中有一座中式建築,飛檐大屋頂,白色的牆壁,由廊柱圍合,看起來像一座祠堂或廟宇。

  另外一幅照片是一位名叫埃德曼的飛行員的臨時墳墓。墳墓建在地面上,前面有一座十字架,地點在昆明空軍基地前。

  這些照片的信息與附近村民的回憶相吻合:墓地中有祠堂,墓的前面立有十字架。

  遠征軍老兵楊毓驤的回憶,爲飛虎公墓提供了一個最完整、具體的描繪。楊毓驤生於1926年,他在1943年進入西南中山中學讀書,這所學校就在“八公里”。學校對面,向南通過稻田的田埂和一塘池水,便能夠登上“石塘山空軍公墓”,“當時政府並沒有起名,隻是聽當地老鄉說,‘石塘山是地名,空軍是指中美飛行員,公墓是埋葬烈士的地方’。”

  據楊毓驤回憶,墓地坐西朝東,呈長方形,東西長約220米,南北寬約160米。小麻苴村龍樹庵背後當時是一片鬱鬱蔥蔥的樹林,中間有條較寬的山道直通靈堂。村子與公墓之間挖着一條深溝,防止牲畜闖入,溝里種着巨大的柏樹。靠近溝邊正中,就是靈堂。公墓沒有柵欄,東邊是入口,豎立着兩座高大的木質結構的牌坊。靠靈堂砂石路的兩邊,安葬着一排排的烈士。砂石路的南面安葬着美方烈士,北側安葬中國烈士。當時都用最好的木料做棺材,外用潔白的大理石砌成,長約2.5米,寬約1.2米,墓碑高約1米許。美方墓碑約有25排,每排約15尊,中方墓碑也有約25排,每排約20尊。

  海清老人說,1949年以前,每到清明節都會有家屬來墓地祭掃,號哭聲從寺廟後傳過。解放後,由於這些人的身份“特殊”,就再沒有人前來祭奠了。這些死者犧牲時不過20歲左右,都是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很多還是航校的學生,大多沒有結婚更沒有後代。他們的父母早已不在人世。歲月蹉跎,這些人和這些墳墓就被忘記了。

  據孫官生估計,還健在的飛虎隊員在中國不超過100人,他們年齡至少在85歲以上。至今一些飛虎隊員仍舊不願公開自己的身份和經歷。








2012年6月23日 星期六

李毅:鮮為人知的昆明美軍志願者公墓(图)


獨立製片人李毅:『鮮為人知的昆明美軍志願者公墓』依照相片上規模來判斷,抗日衛國戰爭期間在華犧牲的美國軍人不是少數!這個見證中美兩國人民並肩浴血戰鬥的歷史事實,在中共建政之後被毀壞!與公墓有關的人和事,是一頁悲壯而沉重的歷史,更因為這段歷史已被歲月的風雨撕裂得支離破碎,與此相關的遺址、遺物和史料已被人為毀壞、散失而難以查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