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儿女》王成90岁卖鞋垫 《上甘岭》英雄连长80岁修鞋

 

中共“抗美援朝”战争影片《英雄儿女》和《上甘岭》两个主人公“王成”和“英雄连长”原型的悲苦生活。（图片来源：维基百科/CC BY-SA 3.0）

大陆的“抗美援朝”战争影片，《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原型蒋庆泉90岁以卖鞋垫为生，《上甘岭》中英雄连长“张忠发”原型张立春80岁以修鞋为生。

90岁的“王成”和老伴靠卖鞋垫维生

电影《英雄儿女》的的主人公“王成”原型蒋庆泉没有死，最后被美军俘虏。后来以战俘的身份回到中国，马上被关进了“昌图归管处”交代问题。蒋庆泉说，弟兄们“其实都挺悲惨的”。

据官方资料显示，“志愿军”战俘自愿回大陆的6,000多人中，有700人被开除军籍并抹去从军史，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2,900多名中共党员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多人，还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蒋庆泉从昌图“教育改造”结束后被责令退伍，只好回到老家辽宁省锦州大岭村种地。他说，“开始都以为我死了，家里还挂了烈属牌子。我回去，补助烈属的小米先没了。刚回去那几年还是挺难，因为地都不会种了。我们村没几个人知道我怎么回事。”

最屈辱的是，蒋庆泉出生入死的亲身经历，对老婆孩子也不敢提及，但是低调的蒋庆泉依旧没有逃过“被批斗”的命运，“文革”爆发后，他的档案被造反派翻了出来，他马上由退伍军人变成了敌人，并被打成“叛徒”，动不动他就被拉出去“游街批斗”。直到10多年后的1981年，中共当局才宣布取消对他的处分，这时他已欲哭无泪。

曾经的战地记者洪炉曾对外界披露说：“他受的苦太大了，那是三重的苦啊。”“我在锦州的民政局，查到的战俘管理处的材料，他写的检讨、认罪书一大堆啊，他认为自己给祖国丢了人，那段受的屈辱痛苦，别的人体会不到的。”

2013年7月，蒋庆泉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坚持说，“我是战俘不是英雄”，同时透露了自己被俘回国后遭到中共打压的经历。等于在告诉世人，他大半生饱受“一朝为俘，终身耻辱”的痛苦，不是所谓平反、撤销处分就能一笔抹去的。

2018年陆媒网易报导，《英雄儿女》主人公“王成“的原型没有死，已经90岁了，如今和老伴卖鞋垫生活，目前住在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他叫蒋庆泉。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把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地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把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后，招呼老伴儿坐上车准备出发。

为挣钱贴补家用，一周三天有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元钱1双的鞋垫，有时卖几十双，有时卖一两双。家离集市只有2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遇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当收摊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也得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战争也给蒋庆泉留下了病患，他的右眼突然不行了，医生告诉他说，“可能是打仗时留在眼睛里的。其实好几十年了，天天头痛，吃止痛片，眼前人一多就难受。”

80多岁的“英雄连长张忠发”靠修鞋维生

陆媒凤凰新闻“人民观察”报导，电影《上甘岭》中的连长“张忠发”的原型，修鞋30年：女儿饿死，儿子下岗。

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过2枚战斗英雄奖章、2枚勇敢奖章、1枚银质国际勋章、立过8次大功的“战斗英雄”张立春，50年后被发现在街边沦为修鞋匠，他就是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集《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那位“战斗英雄小老虎”。

让魏巍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英雄小老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在街道边修了30年鞋的“老修鞋匠”了。

多年来，张立春的孩子们一直抱怨没借到父亲的“一点光”，而且因为父亲坐过牢，两个儿子在当兵和上学的时候，都由于政审不合格被拿下来了。现在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张立春的两个儿子都下岗了。虽然张立春“平反”后，有了一些劳保工资，但是家里孩子的生活也得靠他接济，80多岁的他还得天天去街头“修鞋”。

据陆媒信阳日报报导，电影《上甘岭》连长张忠发原型，原志愿军第15军45师135团7连连长张计发，因病医治无效，2021年6月15日在河南信阳逝世，享年95岁。

来源

外国“全民免费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所以建立这样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一方面有利益分担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压力，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民生健康需求，最大程度地保障不同经济水平的人能够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服务。

本文来自: 梦瑶

【编者按】世界主流发达国家也建立了适应不同人群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主要都还是实行以政府主导的法定医疗保险为主体、充当平等保障功能，私人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处于从属地位、用于补充提升的保障模式。

本文发于中国医疗保险，作者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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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觉得发达国家都是国家出钱，全民免费医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得了大病，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你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缓解你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你也许会说，我有“医保”。

事实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医保”只是我们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全称是“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覆盖在职职工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覆盖老人和小孩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项。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医疗保险，它们与基本医疗保险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国家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之所以建立这样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一方面有利益分担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压力，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民生健康需求，最大程度地保障不同经济水平的人能够获得所需要的医疗服务，并尽可能避免出现“一病回到解放前”的局面。

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为各种现实条件制约而没有完全实现，需要我们一步步去完善这个体系。那么，国际上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是怎么做的呢？是否像传说中的一样，发达国家都可以实现所谓的“全民免费医疗”呢？今天小保就来和你探讨一下。

英国——全国福利性医疗保障为主的多层次保障体系

2000年之前，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政府全包”。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以税收方式筹集资金，直接组建医疗机构或对已有的医疗机构进行国有化，向全民提供包括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和护理等一揽子卫生保健服务。

这种模式听起来很好，但事实上，国家这种大包大揽的方式让整个医疗体系都处于缺乏竞争的低效率状态，并逐渐导致政府医疗支出成倍增长、待诊待治时间过长、医疗质量不高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英国在2000年以后对这种体制做出了改进，允许私立医院进入医疗服务市场，而后便逐渐形成了现在由国家卫生保健服务为主导，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的医疗保障体系。

1、国家卫生保健服务（NHS）

NHS是政府主导下的全国福利性医疗保障，英国所有的纳税人及在英国居住6个月以上者均可以免费、平等地享有NHS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

NHS体系由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全科医生提供）、二级服务（由专科医院提供）和医疗中心服务（主要是区域医疗中心、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研究中心提供）组成。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一般税收。个人需要自付一部分费用，主要是NHS不给付的药物、眼镜、牙医服务等，个人负担占比通常不到5%。

NHS实行分级保健（可以理解为高级版的“分级诊疗”）：初级保健是核心，主要由全科诊所和全科医师提供，解决了全英国近90%的健康问题，却仅消耗了NHS约20%的资金。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全科诊所和全科医师属私营性质，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英国政府部门按照区域对全科诊所进行管理，为居民购买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并通过协议对全科诊所进行管理。

二级保健由医院负责急诊、疑难杂症及需高精尖设备的手术等，英国全科医生处理不了的10%的健康问题都将被转诊到二级保健机构进行更有针对性和更为专业的处理。所以这个环节虽然覆盖范围小，但却消耗了NHS约80%的资金。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NHS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近乎免费，强调公平优先，所以一直存在患者排队候诊时间长、财政压力大、对病人的反应性差等缺陷。

2、社会医疗救助

虽然英国于1948年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健康保障制度NHS，但个人仍需承担一些不在NHS范围内的医疗相关费用。因此，部分低收入者仍存在保障困境。为此，英国专门出台了低收入者计划（HC11）来解决这一问题。

HC11计划的享受人群和待遇是按照年龄和个人的财产情况来确定，覆盖对象包括：儿童、老人和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年轻人；享受收入补贴、求职津贴、退休金补助或者拥有NHS免税证的群体；怀孕以及生产一年内的妇女；罹患某些疾病的个人。

3、商业健康保险

如上文所述，由于NHS存在候诊时间长、对病人的反应性差等缺陷，故而为一些高收入人群转投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市场空间，约有20%的英国人口参加了商业医疗保险。

英国购买商业健康险的被保险人需缴纳等额的健康保险税，仍能享受NHS提供的全民医疗，因此，商业健康险被认为是“额外的”或者“奢侈的”项目，发展空间比较狭小，目前所覆盖的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仅为2.5%，且约2/3是雇主为雇员购买的团体险。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会更倾向使用产品差异化策略来实施竞争，如投保患者支付在私人医院诊断、手术以及住院的费用，并为保证投保患者减少排队时间，较快地进行手术提供补充服务。

德国——与我国相近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

德国是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创始国，这种“社会医疗保险体制”也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采用的制度模式，只是在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报销方式等实操层面有一些差别。2014年，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支出占医疗费用总支出的77％，个人自付占13.2%，自愿性医疗保险支出占8.9%。

总体来看，德国《社会法》的理念是人人必须有医保，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高达99%以上，国家主导的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医保为辅。保险资金来源于雇员和雇主按一定比例强制性缴纳，国家适当给予补贴。具体来说，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法定社会医疗保险（GKV）

德国法律规定，凡月收入低于4050欧元的就业人员和其他特定群体必须投保法定医疗保险，其费率跟收入挂钩，实行家庭联保，雇主雇员分担缴费，大概覆盖了德国88%的人口。

2、替代性私人医疗保险（PKV）

德国PKV的设计初衷是为高收入人员（月收入高于4050欧元的雇员）、自由职业者提供法定医保之外的替代性保障，其保费由保险公司根据参保者的年龄、性别和病史等风险等级确定，所以参保者年龄越小，缴纳周期越长，保费就越低，且不必实行家庭捆绑。因而对于年轻、身体健康、没有抚养负担的单身群体来说具有很大的经济吸引力。目前，大约9%的人口参加了私人医疗保险。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PKV的主要作用在于替代法定医保，因此德国规定，在提供和GKV相同待遇的情况下，PKV的费率不允许超过GKV的平均最高费率。

3、待遇补充型商业医疗保险

德国国民可以自愿选择参加私人保险（商业保险）所提供的待遇补偿型保险险种。它主要提供法定社会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一些高档服务，或者是法定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外的剩余费用，如牙科保健服务费用等。

此外，德国还有少部分人能够豁免保费。一部分是公务员、现役军人和欧盟雇员，这些人可以享受德国或欧盟的公费医疗；另外一部分是低于一定收入的低收入者，由政府通过社会救助体系出资帮助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这与我国的“医疗救助”大致相同。

美国——以商业保险为主的混合型医疗保障体系

相信很多人都通过不同渠道了解道，美国的医疗费用十分昂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的保障，一场普通的疾病都会让患者面临一次经济上的“大出血”，更不要说得一场重病或严重外伤，治疗费用之高可能会让普通家庭陷入破产的境地。

作为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充满了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即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由商业医疗保险解决占比超过60％的职工群体的医疗保障；而联邦政府主导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则被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包括覆盖65岁以上老人的公共医疗保障(Medicare)和覆盖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救助(Medicaid)两部分，而这两部分人群仅占全美人口的1/4。

那么剩下15%的美国人呢？事实上，这部分人可能既没有固定工作，又不符合纳入Medicare和Medicaid的条件，所以是没有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

1、公共医疗保障(Medicare)

在筹资方面，Medicare的资金主要来自雇佣双方缴纳的工薪税或保险费。

在待遇保障方面，其覆盖对象包括：（1）年满65岁及以上领取养老金或者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人；（2）缴纳医疗保险费10年以上的人；（3）符合一定条件的65岁以下残疾人或晚期肾病患者。其待遇具体包括A、B、C、D四部分，每个部分的功能定位、保障范围、资金来源以及经办方式各不相同。

2、社会医疗救助(Medicaid)

在筹资方面，Medicaid的资金来源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按法律规定一定比例分担，其中联邦政府担大头，筹资占比超过50%，各州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差异。

在待遇保障方面，Medicaid覆盖的人群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孕妇。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规定了Medicaid强制覆盖的人群，各州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地情况灵活调整受益人群范围。加入者可享受由联邦政府指定的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住院、门诊、急救等医疗服务，此外还包括21岁以下少年儿童的早期和定期检查诊断和治疗服务，以及内科医生、牙科医生、居家护理等服务。

近年来，儿童几乎占到Medicaid注册人数的一半以上，但儿童群体的花费占比最少。老年人和残疾人在Medicaid注册人数仅占1/4左右，但由于他们是长期护理的主要需求者，其费用占整个Medicaid支出的约60%。

3、商业医疗保险

上述Medicare和Medicaid两大法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的广大职工群体的医疗保障，主要靠商业医疗保险解决。

小结：

总体来看，世界主流发达国家也建立了适应不同人群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除却商业保险主导的美国以外，主要都还是实行以政府主导的法定医疗保险为主体、充当平等保障功能，私人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处于从属地位、用于补充提升的保障模式。所以说，无论从中国所处的国情还是国际通行经验，“全民免费医疗”都不是可行之计。在当前的医疗保障格局上不断优化完善，才是未来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关键所在。

最好的医疗模式

最好的医疗模式

内容介绍

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下属的公立医疗服务系统，经过多年改革，目前已经成为全美国医疗质量与成本控制的典范。在《最好的医疗模式——公立医院改革的美国版解决方案》一书中，作者从病患家属的视角，用一个记者的生动语言，讲述了退伍军人医疗系统发展与改革的历程。引进《最好的医疗模式：公立医院改革的美国版解决方案》并翻译出版，将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经验，可为所有关心和参与我国医改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公众提供宝贵参考。通过介绍退伍军人医疗系统改革及其所处背景，《最好的医疗模式：公立医院改革的美国版解决方案》还涉及美国经济政治的多个方面，对感兴趣的读者而言，也不失为一本别开生面的美国社会纪实。

作者介绍

菲利普·朗曼 毕业于奥柏林大学，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巴杰特骑士研究员。现任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侧重研究医疗卫生政策，包括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影响公众健康的环境和营养因素等方面。曾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资深作家及副助理总编辑，因其关于商业及财经领域撰写的文章获得过许多奖项，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授予的罗布奖和调查新闻记者及编辑协会授予的调查新闻最高奖等。

长期关注人口学和社会变化与政府财政、环境、外交政策、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1987年出版《生来就要交钱：美国老龄化的新政治》。随后十年撰写许多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趋势影响的文章。1997年出版《重回节俭：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的崩溃将如何唤醒美国价值》，提出现代人的消费不可持续，而人口出生率下降有可能造成全世界福利国家的财政崩溃。2004年出版他最畅销的书《空空的摇篮》，指出入口替代率不足和人口减少将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还会降低革新和冒险精神，进而减弱社会适应新问题的能力。2009年与雷．波沙拉共同创作《下一个进步时代：广泛繁荣的蓝图》。

作品目录

导言 契约奴隶 医疗行业进步的速度不断下降 美国医疗行业的黑马第一章 最好的医疗模式 医疗行业的丰田 重要的启示第二章 触底 墨守常规者与碌碌无为者 背弃的诺言 铁三角第三章 “安全帽”大反攻 办公室格子间的斗争 “地下铁路” 提前赶上老龄浪潮第四章 体验Vista 笔记本电脑上的医疗 为科学连线第五章 凯泽革命 进入肯尼思·凯泽时代 规模调整 实惠药第六章 安全第一 完全披露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启示 璀璨的明星第七章 谁关心医疗质量？ 好医没好报 漠不关心的雇主 不完全信息第八章 过犹不及 美国最差的医院 罗默法则 HMO为何失败？第九章 作战计划 拥军 暗伤 家庭医疗第十章 健康一生 燎原 谁来付钱？ 洪水、病菌和炸弹 治理 医生的角度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后记注释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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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1.    最好的医疗模式  ．豆瓣读书[引用日期2012-09-02]

抗战胜利纪念章 海内外均可申请

 1945年9月3日前入伍者 大陆人士也能提出
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为表彰对日抗战期间，我国军先贤先烈牺牲奉献之伟大爱国情操，将颁发“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纪念章”乙座，凡民国34年9月3日前入伍参加抗战之国军官、士、兵，无论国籍均符合申请资格，中华民国国防部审颁纪念章时，将同时制发证明书乙帧，并附“抗战纪要”乙份。

南加、亚利桑那州与新墨西哥州地区之申请人 填具申请表后，可直接寄送本处，申请案经核准，将由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于公开场合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颁授纪念章予我参战之国军官、士、兵，以示尊 崇，若有任何申请相关问题可联系本处张组长(213)389-1215分机131（相关档案可自国防部网站首页“公告专区”或 www.mnd.gov.tw/Publish.aspx?cnid=3155&p=65567下载）。

2013年慰问蓝鹰部队抗战老兵第一站

散落在中国最北部的新一军抗战老兵徐鹏（左一）与驻印军抗战老兵杨永年（中）

杰尔文森老师向驻印军抗战老兵杨永年赠送礼品

    2013年5月22日，亲爱精诚与黄埔品牌联合杰尔文森抗战文学工作室一起慰问散落在各地的蓝鹰部队新一军抗战老兵，第一站选择在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本次活动创始人杰尔文森老师亲自远赴佳木斯市偏远的国营友谊农场，探望慰问那里幸存的新一军抗战老兵徐鹏与驻印军抗战老兵杨永年。

    徐鹏
    1921年生。
    广东花县人，原名徐德深（1938年以前）、徐楚繁（1939-1947年）。
    1938年3月：中国国民革命军第83军187师（新兵补充营）。
    1938年5月：随187师开赴河南。
    1938年10月：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93师557团第1营机枪第一连第三排上等兵。在阳罗镇、黄冈、通城、崇阳、王梅、团风等地与日军作战。
    1938年末：随部队到湖南洞口市。
    1939年初：湖南汀潭县陆军第51后方医院（养病2个月），之后编入国民革命军第5军荣誉第一师第1团迫击炮连弹药排。
    1939年12月：开赴广西参加昆仑关战役，战后到广西宾阳休整待命。
    1940年5月：从广西撤退至湖南衡阳郊区整训。
    1940年8月：开至湖北公安、松滋、当阳、老河口等地与日军作战，之后又到巴东、三斗坪。
    1940年10月：随部队到贵州都云、独山、龙礼县、安顺，向滇南。
    1941年12月：自第5军荣誉一师调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新编第96师直属炮兵第一营第一连第二排，排长。
    1942年3月：随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对日军作战，4月撤离平满纳。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对日军作战失利溃败，经孟拱、孟关、原始森林（野人山）、葡萄、回国在剑川整训、楚雄、下关到昆明。
    1943年、1944年：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编入中国驻印军陆军新编第一军新三十师炮兵第一营第二排排长，并参加反攻。
参加中国驻印军经历战役：
    1944年4月到8月：密支那战役。
    1944年10月至12月：八莫战役。
    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南坎战役。
    1945年1月至3月：新维腊戌战役。
    1945年5月自腊戌、云南、贵州、广西到广州新塘待命。
    1946年3月：在香港九龙官涌码头由美国军舰运送到秦皇岛。
    1946年4月：吉林九台城子街。
    1947年至1952年：解放军东北军区总政治部青干一团一大队文化干事。
    1952年5月转业：在二龙山农场；红星农场、赵光农场。
    1955年：国营友谊农场。
    1981年：离休。

    杨永年
    生年：1925年生。
    籍贯：湖南长沙人。
    现居：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农场养老院。
    简历：1942年在重庆入伍，中国驻印军战车7营助理教官。退休教师现居住友谊农场养老院。杨老在驻印军经历相对简单，该营也未装备作战，仅用于训练。

优抚抗战国民党老兵忧伤故事

优抚抗战国民党老兵忧伤故事
王培尧

香港人大代表王敏刚关于优抚原抗战老兵的提案，近日得到民政部回复，民政部文件规定，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社会福利保障养老服务体系，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政策，符合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纳入保障体系；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孤寡对象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纪念抗战胜利等重大活动及元旦春节节日，地方政府可邀请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参加并予以慰问。

1944年5月，国民政府经过两年的装备和训练，重新组建了以卫立煌为首的20万中国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经过8个多月残酷的战斗，毙敌21000多人，最终于1945年1月20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重新打通了中国抗战运输生命线滇缅公路，取得了滇西抗战的最后胜利。

滇西抗战中有63800中国军人阵亡，抗战终结之时，存留滇西的国民政府老兵伤员有6000多人，现在活在滇西地区的抗战老兵有262人，平均年龄83岁，一部分老兵生活特别困难。二战后留在大陆的抗战老兵，现在都应该是90岁老人。政策来得太晚了。

抗战结束后，侵华日军老兵日本有25万人，每月日本政府相当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1/3。战死者遗孀可以领到“恩给”。卢沟桥上下跪忏悔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利太，每月领取19万日元。

台湾抗日老兵有终生俸，最少的每月有6万台币。我在公园遇到一个九十高龄国民党老兵，前些年在台湾的亲戚帮助找到抗战档案后，得到台湾政府每月大陆人民币6000元的生活补贴。因为必须本人去台湾领取，而他近年身体欠佳，有几年时间没有去台湾领取补贴了，现在台湾存有30多万人民币。

大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原来不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民政部门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最初大陆民政部门给以1954年以前退伍的老八路老解放军战士，革命伤残军人军烈属，每月35元补助，最高每月113元。

大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迟迟没有受到重视和扶助，大多在贫病交加中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临死前最大愿望是获得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江门网友文石人留言说：“我爸爸是国民党抗战老兵，可我爸爸去世了，我们只需要政府发一枚勋功彰，证明我爸也是有功之臣。”

笔者小时候到村里远处去劳动，夏天炎热休息时，就到附近一个叫马家庄的小村找水喝，这个村常常被我们称为“马家河子”，因为一个抗战电影有这个村名。我们经常去的是一个叫周杰的国民党老兵家。周杰面目黎黑，中等身材，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衣服，永远嗓音洪亮的样子。三间屋徒空四壁，连锅灶也没有，用三块石头支起锅，烧火做饭。

我们从村里人口中得知，周杰是被共军俘虏过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营长，参加过徐州会战。战斗中周杰冲锋在前，带领战友完成许多狙击任务。周杰曾拿出许多立功勋章给我们看，满脸辉煌得意的神情，好像常年的被歧视和穷苦没有击垮这个抗战老人。我们还真得很羡慕这个英雄呢。但是，“文革”来了，他和本村一个外号叫“蚂蚱神”的牛鬼蛇神，游街批斗。后来怎么死的就不知道了。周杰活着，应该是九十高龄了。

我在胶东半岛一个县级乡村高中教学时，遇到一个叫林枫的原国民党老兵连长。林老师执教体育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的高大英俊，他的形象发式有点像歌手费翔，眼睛永远朦胧着。我在到该校报到时，他说欢迎你啊，看出他的礼貌素养。他在冬天的早晨师生出操时洪亮的口令声，似乎和晨星那样清亮。他常常让人想起电影中那些冠冕堂皇的国民党将士，是表现华夏武人的那种感觉。可惜他过于干净，在一个春天骑车出校门时，因为躲避公路尘埃，不幸被车撞死了。

当着汹涌澎湃的“三公消费”铺排几十年后，大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终于有了些许物质补贴和精神认同，让人有点心伤有点痛。没有当年几十几百万国民党老兵正面战场浴血抗战，哪有今天官僚的花天酒地！有网友称，民政部文件使用“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一词,严重不规范，不符合抗战历史真实，应称抗战“国民革命军”大陆老兵。尽管物质和优抚政策来得太迟，但民间普遍表示欢迎，叫好“这是了不起的实事求是进步”。（2013.7.3）

为什么要善待国民党抗战老兵？

      风青杨

今年两会，港区人大代表王敏刚向民政部递交优抚原抗战老兵提案。民政部最近下通知，要求做好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工作，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等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此事立即引发热议，有网友称这份答复中有3个突破：一、在物质方面，将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优抚体系。二、在荣誉方面，建议政府在重大节假日慰问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三、肯定了民间基金会的努力。

尽管有网友评论这份优抚来得太迟，但大多网友认为迟到总比不到好。一直关注资助老兵的《新周刊》社长孙冕得知消息后，也第一时间发微信说：“看到这个红头文件百感交集，老兵有救了，关爱抗战老兵的众志愿者心没有白痛！泪没有白流！”是啊，早就应该要实行的一项政策，我们却迟了几十年。谢谢抗战英雄，你们是民族的脊梁，谢谢为之努力奔走多年的人，你们体现了公民的责任和大勇。一直以来，国家亏欠了国民党抗战英雄久矣！

被国产抗战剧歪曲的正面战场

六十多年过去了，有谁清楚抗战期间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而这400多万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又有谁知道有206位国民党将军战死沙场，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民党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被打光。我们知道的只有初中课本上讲到，八路军有一位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这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的将领。

如今流行于电视电影中的那些疯狂的国产抗日剧，歪曲历史的程度几乎快要拍成童话故事了。许多观众和包括抗战老兵说“八年打死的鬼子还没一部电视剧打死的多”。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却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对此离奇怪事抗战老兵姜开国说：“我不太敢看电视。其一，侵华日军太蠢，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很有战斗力，单兵作战能力远远高于中国士兵。他们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其二，我从没有见过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不好评论。在电视上我才知道，他们是英勇顽强、武器良好、一呼百应、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抗战队伍。”

几十年来关于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如何对待国民党抗日将士，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以前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有人只讲一触即溃；讲到国民党将士，只讲消极抵抗、个个畏死，这就不能解释为何毕竟还坚持了八年抗战直至胜利。而事实上呢，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吗？现在终于承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负责正面战场的大仗，如淞沪、析口、徐州、武汉等战役；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负责敌后游击战，也打过两个大仗：平型关战役及百团大战。”（见胡锦涛05年“九三”讲话）。

同样抗战为何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一代抗战老兵，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后人永世不能忘记。但是，同样是抗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与其它士兵相比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仅如此，其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岁月里命运多舛，饱受人间□辱，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在刚刚解放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不少人。还活着的，少校以上军衔的是“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少校以下军衔的一般按照“现行反革命罪”在当地，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一直延续到1979年才摘掉“反革命、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反动军官、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等帽子。歧视长达30年之久，并且，殃及自己子女的命运。

有旅日华人说，当日本人清楚地知道中国的近代历史后弹冠相庆。原因是：当年他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凡是抗过日的中国军人，后来都没有好下场。甚至不用日本人出动一兵一卒，这边成千上万人在严酷的斗争中互殴，命亡身残了。尤其是中国国军，日本人叫“中国政府军”的一群中国国军抗战将士，命运更是凄惨。可以说是：“一生倒霉。”其它人后来还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国军抗战将士一生无望。

而那些被国军赶回去的日本士兵，在抗战结束后（侵华日军老兵在日本还有25万人），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大体上是十几万日圆；相当于一个日本大学生刚刚工作所领到的工资。“恩给”加上“定年”(退休工资)，使日本老兵的生活应该好于一般的日本国民。如果战死者的遗孀一直未婚，也可以领到“恩给”。但是，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却迟迟没有受到重视和扶助。他们大多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

即便同样是国军的台湾抗日老兵，也有“终生俸”，最少的每月也有6万台币，约人民币15000元，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优厚待遇。台湾省实施的“终生俸制度”，可以一次领取，也可每月领取。一次性领完的人，还可以每月领取“生活费”。北京生活着一位“原国军少校”，他1952年一次性全部领取完了一笔巨款。数年前，他和一位大陆女性结婚，搬到北京居住。现在，他每个月领取的生活费是5000元人民币，由台北方面每月邮寄。

中国国军抗战英雄在大陆的凄惨和不公平遭遇，是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曾几何时，他们是浴血奋战在抗日疆场、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民族英雄；是精忠报国、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华壮士；是视死如归、跨出国门打出国威军威令敌胆寒的炎黄铁汉。但是，因为他们是“国军，”因为他们为之捍卫的是中华民国，所以，他们打鬼子的功劳只能被尘封在看不见的历史深处，他们的悲壮、也是中国的悲壮也从未出现在激励后人的教科书中。现今，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评价中国抗战史，以及公平、公正的对待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抗战老兵，不仅关乎尊重和承认历史史实的问题，也是对人们的良知、道德和胸襟的考验。

请善待被遗忘的国民党抗战老兵

89岁年出生的抗战老兵李钧曾说：“我参加的是国军军统，虽然参加抗日战争，但是，并不光彩。如果光彩的话，为什么逮捕我？并且锒铛入狱12年呢？我至今没有国家发的抗战胜利证章，没有一分钱的参战抚恤金，没有一分钱的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障。”是啊，67年不光彩，这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是绝对漫长的。这更是一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惨人生。

然而更可悲的是：今天，无数中国人之间仍然延续着仇恨；博物馆里面没有他们，历史里没有他们，文学艺术他们还不是正面形象、影视剧里他们还是被消灭的对象、教科书里他们还是罄竹难书的敌人、他们还代表着罪恶……这些被仇恨的对象已经垂垂老矣，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连这些具体的仇恨对象都没有了。

在西方，无论政治派别为谁，只要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都受到极大尊崇，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充实的养老金，在美国军人和国家利益是款绑在一起的，因此，他们要把“阵亡的将士从战场上抢回来”。仅此，足以见得国家和士兵的关系。即使是在日本，那些昔日的侵略者也及大地享受着天皇的恩宠，不仅如此，这些人的姓名几乎全部在靖国神社内。日本政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是为未来战争的兵源做动员准备。而唯独中国的国军将士受到冷落。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得到抗日战争胜利证章，没有人有战争抚恤金、伤残补助。

历史演进到今天，那些仅存的国军抗战老兵，带着遍体鳞伤，就像犯了弥天大罪，蜷缩在共和国无人问津的角落里，苟延残喘地消噬着风烛残年。如果有那一天，所有的省、市、县、乡、镇、村的领导，还有学生们，青年人们，在阳光灿烂的升旗仪式中，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章中，给已经是耄耋之人的抗战将士的胸前挂上抗战胜利证章的话。那么，有多少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会潸然泪下，有多少老战士会在晶莹的泪水中向国旗敬礼？这将不得而知。但是，那样的行为，应该会被永远载入我们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史册！

如今马上就是抗战胜利68年了，据统计直到今天，国军抗战将士在全国已不足2000人了。这些曾为国奋战且还活着的英雄们，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欠他们一份致敬！这也许是中国人善待英雄最后的机会了。但是现在，他们绝大多数生存在乡村或城镇某个角落，战争的创伤使他们大都病痛缠身，有些还丧聪失明，生活无法自理。对于尚健在的“国军”抗战老兵来说，困苦的泪水在拷问社会的良知，给予这个特殊群体一份认可与临终温情，慰藉他们饱经磨难的心灵，已是刻不容缓了。（文/风青杨）

文/风青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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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等国关于退役军官的政策措施

为鼓励军官安心服役，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美俄等国对于退役军官的权益十分重视，他们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对我们很有启示。
一、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
美国联邦政府设有“退伍军人事务部”，下辖57个办事机构，雇员27万（2008年），负责全国2700万退伍军人和7400万烈军属。“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发放管理退伍津贴和各项福利，为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管理退伍军人墓地和丧葬事宜。美国国会武装部队委员会设有“老兵事务委员会”，监督政府执行情况。全国设立“军人家庭支援中心”500多处,此外还建有“退伍军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其中退伍军人协会拥有会员300多万。“退伍军人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任务是评估“退伍军人事务部”及其办事机构的工作质量，游说国会议员为退伍军人争取到应得利益，开展互济互助活动。
二、完备的法律法规保障
美国先后颁布了多部法律法案保证和提高退伍军人的权利，如《老兵权利法》《退伍军人紧急职业训练法》《蒙哥马利法案》《退役军人优先权法》《双重补偿法》等，保证退役军官在退役后生活水准和医疗保障条件不降。为增强国民的国防意识和军人的荣誉感，绝大多数国家都较为重视退役军人的政治荣誉，比如美国法律规定，退休军官仍列入各军种军官名册，作为军中的正式成员，在特定场合可着军装，佩戴服役期间荣获的奖章。美军十分重视军官退休仪式的举行，将校级军官分别举行不同级别的仪式，在仪式上颁发奖章和荣誉证书，退役军官的名单刊登在军报上。美国把11月11日定为“退伍军人节”，届时放假一天，各城市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退伍军人身着军装参加游行，市长接见，颁发奖章。泰国每年的2月3日为“退伍军人日”，政府组织庆祝活动，邀请退役军官参加。
三、优厚的医疗和社会待遇
美军规定退休军官继续享有免费在军队医院就诊和住院的权利，包括他们的配偶，住院期间只收取少量的生活费。俄军对于服役满25年的退休军官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不但保证他们享有免费在军队医院医疗的权利，而且每年安排一次到外地疗养，并且乘车费全免。
美国军官退休后，仍可到军官食堂就餐，凭证到军人服务部购物，参加俱乐部活动，免费使用军队的体育教育设施。到政府就业有优先权，政府裁减时有保留工作的优先权。美国退伍军人过世后，只交300美元的丧葬服务费和300美元的墓穴费，国防部即按照军人安葬仪式，提供仪仗队、花圈和国旗等物品。俄军对退役军官的子女入托入学给予优惠照顾，退役军官可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和郊区火车，在农村地区可免费乘坐州内公共汽车。巴基斯坦退役军官及配偶在国内乘坐飞机和火车半费（每年各3次），看电影戏剧半费，旅游公园免费。

外国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

  　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依照法律法规对退役军人的基本权益，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给予保障，主要包括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和就业问题。由于退役军人的社会保障关系到该国整个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等重大问题，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多数国家的退役军人都能享受政府和军方给予的一些待遇和培训。在美军，其退役军人有机会获得政府的资助上大学。以1992年为例，约有19万退伍军人享受了助学金，在美国的大专院校或技术院校学习；约有11．4万预备役退伍军人也享受了助学金，在高校深造。 
　　一些国家的退役军人还能够享受到具有优惠条件的社会保险，有的国家将退役军人的保险费全部由政府或军队承担。 
　　有的国家为保障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广泛建立了一些从事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在维护退役军人及其家庭合法权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俄罗斯政府在社会上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协会、基金会和中心等。这些社会团体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和军人社会保障力所不及的范围内，给予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包括经济资助和社区支援在内的多方面援助。 
　　为了使军人退役后能得到恰当的就业安置，各国通常成立专门的职能机构。如美国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退役军人职业与训练处，日本防卫厅人事局及各级司令部的就业支援业务课等，专事军人就业管理工作。另外，国外通常由国家出资，为军人举办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 
　　俄罗斯最近也在莫斯科等城市成立了一批退役军人培训中心，为即将退役的军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他们申请国家援助、贷款进行创业和开展法律援助。这些中心内还设立了互联网系统，为职业培训、职位介绍提供资料。据统计，经过培训的退役军人，有七成能够再就业。

你知道吗？美国退役军人高福利是集体抗争的结果

   有人戏说：美国退役军人的安置费和定期补贴金，如果不赌不嫖可坐享一辈子。然而，美国退役军人今天的高福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他们多次集体抗争甚至用生命换取的！

        美国军人争取自身权益的事件最早发生在独立战争期间。当时的革命军由各殖民地的民团组成，为了保证足够的兵源，大陆议会在1776年就决定给参加反英战争的士兵和军官发放军饷，如果受伤致残，还可以终生享受军饷的一半。到了战争后期，为了防止军官大批离队，1781年大陆议会又决定，军官只要服役到战争结束也可以终生享受军饷的一半。但是因为大陆议会本身没有财源，所以军饷、伤残福利和军官的退休金要由宣告独立的各州承担，实际上很多地方后来采取给老兵分配国有土地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战争和英国的海上封锁导致大陆货币贬值，使得军饷发放遇到极大困难，各州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后，华盛顿的军队驻扎在哈得逊河上游距离纽约45英里的纽堡营地。1783年3月，一批军官威胁要是拿不到军饷和复员之后的退休金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战争再度爆发他们将拒绝投入战斗，如果战事就此结束他们则拒绝遣散。只是在华盛顿亲自介入并经议会同意给他们发放相当于5年全薪的有价债券之后，才平息了这场几乎酿成兵变的事件。

        不久之后，在1783年6月，四、五百名驻守在费城和宾州兰卡斯特的大陆军士兵包围了大陆议会，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大陆议会的纽约州代表汉密尔顿出面说服军人给他们时间解决欠饷问题，但是实际上却要求宾州行政当局派兵保护议会，平息兵变。但是身为民兵军官的宾州行政长官迪金森拒绝了汉密尔顿的要求，议会只得搬到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去。

        这个事件直接导致后来在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要划出一块地盘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以及第一届国会于1790年通过法律在波托马克河畔建立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新的联邦政府也从这些事件中认识到军人福利的重要性，接管了独立战争期间大陆议会对老兵的补偿义务，在战争部之下设立军人退休金管理局，负责发放老兵的退休金，而且到1812年还将退休福利扩展到军人过世后的遗孀和未成年子女。

        另外一件更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老兵返乡之后发现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在战争期间工资大幅上涨，和他们领得的军饷不成比例。尽管联邦有一笔退役金，有的州也有类似的福利，但是和在后方工作的人们相比，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反而拿到的钱要少许多。国会为此在 1924年通过战后补偿调整法案（World War Adjustment Compensation Act），规定给一战老兵在美国本土服役期间每天补偿1美元，海外服役每天补偿1.25美元。

        但是国会为了减轻该法案对财政预算的冲击，规定补偿金额超过50美元的不发给现金，而是在20年后加上复利一并支付，有特殊困难可以预支 22.5%。代表老兵利益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和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FW）对此不满，要求一次性补发。但是行政和立法当局都控制在反对扩大政府预算规模的共和党手上，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一直拖到了大萧条爆发。在经济跌入低谷的时候，退伍军人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更大的冲击，失业比例较高，再加上存款跳水，生活面临巨大困难，一次性发放补偿金再次成为他们的关注热点。

        1932年3月，一小批俄勒冈州的退伍军人开始向华盛顿进发，要求政府发放补偿金。消息传开后，各地纷纷响应，先后有数万名老兵到首都请愿。他们自称为“奖金远征军”（Bonus Expeditionary Forces），不少人还携家带口，在华盛顿到处安营扎寨，最大的一个营地位于波托马克河支流阿纳科斯河的河滩。他们在华盛顿组织游行示威，当众议院通过发放补偿金的法案之后，6月17日参议院开会辩论该法案，示威者于是在国会外面和平集会，向参议院施加压力，但还是没有成功。

        政府后来决定给参加示威的老兵及其家属提供返家的火车票或路费补贴，但是被大多数人拒绝。在首都警察驱散示威者的行动失败、不幸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之后，胡佛总统下令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两个团的联邦军队进入首都恢复秩序。军队动用了坦克，使用催泪瓦斯、棍棒和刺刀驱散群众，有两名儿童因催泪瓦斯窒息而死，还有一些示威者和军警受伤。

        整个事件对胡佛总统争取连任带来负面影响。后来罗斯福总统上任，尽管依然反对提前支付补偿金，但是采取雇用退伍军人进行基础建设等新政项目的救济措施，最后国会在1936年通过了支付补偿金的法案。

        奖金远征军事件的最重大影响是1944年制定的“军人（福利）调整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G.I. Bill of Rights，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600万退伍军人提供退役保障，医治伤病，帮助他们就业、继续学业和购置房产，使得大批人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造就了新一代中产阶级，成就了美国的经济腾飞。

        现在美国处于仅次于大萧条的经济衰退之中，一般的退伍军人因为学历等因素失业率相对较高，前面提到的退伍军人组织都在协调督促政府机构帮助失业退伍军人就业，改进退伍军人的医疗和服务。例如这个月10号在德克萨斯州维科市，州退伍军人管理局就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德州分会联合举办就业招聘会，原先因为学历而不大愿意雇用退伍军人的企业纷纷参会，为那些确有能力的老兵提供了不少工作岗位。

        尽管今天美国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和一两百年前已经是今非昔比，但是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人们虽然不希望像当年奖金远征军那样的事件重演，但是退伍军人争取合理合法的福利、反对不公正待遇仍然是自己的天赋权利。

毛泽东家庭财务的谜团与真相分析

毛泽东家庭的财务状况如何，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彻底揭开这一谜团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公布相关档案，但在当前或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显然无法做到。所以只能根据现已披露的资料做一下综合分析，以期对其家庭收支情况有概略了解。


　　一、收入

　　毛泽东的财务收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工资和稿酬。

　　（一）工资

　　共产党的干部在战争年代主要实行供给制。1950年代初，改成过渡形态的经济包干制，即发给干部们一笔现金，解决伙食和杂费开支。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说：“那时，毛泽东家里的生活实行经济包干制。不是供给制了，也还没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200元左右，江青100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我是每月50多元。事后我将毛泽东的话向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作了汇报。并写了个开支计划。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都搞了计划表：记得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3元。毛释东看过计划，觉得伙食费定高了点。我解释包括待客的钱，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七章）

　　1955年8月，实行职务工资制。有学者指出，“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标准，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1956年国务院又再度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了提高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也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又在每一行政级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旧达到了36.4倍。”（杨奎松《始于五十年代的领导干部“合法化腐败”》）

　　据说，毛泽东原来评的是一级，并且是全国唯一的一级工资获得者，他主动把自己的工资降为三级，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样。这时他的工资是多少呢？按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的说法，是每月610元（《毛泽东“管家”吴连登：主席工资404.80元》）。吴氏当时还在江苏盐城老家，尚未参加工作，此事可能是后来听别人说的。按照中央最后确定下来的工资标准，三级工资为594元，加北京地区的类别差工资，所以每月610元大体可信（《1955年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干部的工资收入对比》）。其后，毛泽东的工资标准再次降低。据吴连登说，此事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吴氏自1964年10月起才被毛泽东邀请去帮着管家，前几年还只是打杂，1968年正式任命为管理员，对此事也非亲历亲见，故具体时间和细节多语焉不详。结合其他资料，可以认定这次降薪的原因是因为全国许多省份都出现了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秋天毛对此事重视起来，对高级干部降薪以表示要与民众同甘共苦的。据介绍，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降薪：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载《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但按照上述降薪比例，毛应为月薪536.8元，实际上却是404.8元。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后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其工资都没有变化。有一篇名为《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的文章说：“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上显示：1955年7月中国实行薪金制，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每月工资243元，由中央警卫局财务处发放”。该文作者虽然有条件翻阅起于1952年，止于1977年1月的42本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现存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但他显然没有认真看，所以说毛泽东在实行工薪制时月薪标准即为404.8元的。其实那是1960年10月以后的事，1955年刚实行工薪制时为610元。

　　江青工资为243元，从1968年3月起调整为342﹒7元（《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

　　从1955年8月实行薪金制到1976年9月去世，毛泽东所领工资数是可以算出来的，即1955年8月至1960年9月计62个月，共领工资37820元；1960年10月至1976年9月计204个月，共领工资82579.2元，总计120399.2元。

　　江青工资只负责自己的生活，不属于毛家总体财务范围，对毛家生活水平也无影响，这里不再计算。


　　（二）稿酬

　　与工资数额相比，毛泽东的稿酬一直是笔糊涂账。因为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身居次位的刘少奇的“选集”仍未编出来，除毛泽东之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鲜有长期、持续领取大笔稿酬的条件。

　　1.稿酬来源

　　毛的稿酬来自于他在国内外出版的各种文章或文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的选集、专集、汇编本、单行体已各根据地或解放区出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地区也有伪装本出版。但中共并未形成稿酬制度，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地区书店发行毛的文集是否给稿酬还不清楚，估计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现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民国的出版制度，作家们写一部长篇小说能获得数千元稿酬、版税，学者们发表万字左右的论文也能得200元。如民国时期即已成名的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等文化人，都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买下了自家的四合院。来自解放区的赵树理进京后也用稿费1万多元购买四合院。可见大笔稿酬用于改善文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毛泽东的稿酬来源包括国内出版业和国外出版业两个方面：《毛泽东选集》，最早于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卷，至1960年出齐全部4卷；1977年出版第5卷。《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最早出版于1964年。此外还有各种哲学、经济、调查、军事、诗词等专集。毛泽东著作最早在境外出版的是由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4年出版的《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此后在伦敦、纽约、香港、孟买等地都有不同文种的著作出版。这些境外版本的著作稿酬支付情况不详，估计即使有，战争年代也不方便领取。1948年斯大林提出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理论家尤金来中国与陈伯达、田家英、师哲等人合作，交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毛泽东著作海外行：48年斯大林主动提出翻译》）。从1950年开始，毛泽东著作在日本大量翻译出版（参见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1956年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出版了《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也都有出版销售。外文版毛泽东著作发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中国对外出版机构。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明确提出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外推广发行。1962年又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文革”期间毛泽东著作长期超过外文出版物总数的一半。因有关档案一直没有公开，毛泽东在境内的稿酬、版税标准是多少，无从得知。境外出版时，大多要收取稿酬、版税。但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寄来的稿酬，通常转交给该国兄弟党，并于1955年起形成制度。1955年1月7日，中宣部长陆定一给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毛泽东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稿费729.904万元支票一张，请示如何处理。过去匈牙利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也送过稿费，外交部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以转送匈牙利为宜。这次保方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我们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兄弟党。毛泽东批示“退回为好”（见毛《对陆定一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5年2月3日）。1958年，作家张天翼、周立波、艾芜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建议减少稿费报酬》一文，此后稿酬政策调整，至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取消稿酬。但境外稿酬制度一仍其旧。毛泽东著作在境外出版后，不断有稿酬寄来。吴连登说，“在国际上还是有稿费制度的，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经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对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汇来的稿费，毛主席曾让办公厅一一汇回去，多数是（汪）东兴主任经办”（《汪东兴等反击“毛泽东亿元稿费”谣言，给中国CNN右右致命一击——“毛泽东稿费真相”》）。但一直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82岁高龄的郑长秋紧接着说了一句，“文革中，毛主席出版的著作都没有稿费。这期间，我所在的特会室没有收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那么，文革期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过毛的著作吗？答案是否定的。顺手举个例子：1967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了《实践论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东京东方书店出版了《毛泽东论文选》。如果日本出版业不向作者发放稿酬，是违规的。

　　江青爱好摄影，也通过媒体发表一些摄影作品，但次数有限，稿酬数量不多。

　　2.对稿酬的态度

　　中央领导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也曾得过一笔稿酬。那是抗战时期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专门采访朱德，后来撰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1950年，史沫特莱逝世前留下遗嘱，表示把该书稿费赠予朱德。1958年2月，中国驻德国使馆请示史沫特莱赠予的95008.30马克稿费如何处理，朱德表示用这笔钱“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使馆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分送给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许国申《朱德的稿费》）。

　　1968年担任毛泽东生活管理员的吴连登说过，“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刘畅《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没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但毛泽东生前没有向中国任何单位捐赠任何一笔稿酬，稿酬全部由他个人支配，主要用于赠送亲友故旧及他人，补贴家用及分给配偶子女等。有材料说，1967年10月，毛泽东曾亲自过问自己50年代到1967年的稿费情况，当时管理毛泽东个人财务的汪东兴报告有“五百七十多万元”。毛主席在“五百”二字上画了个圈，批曰：“上缴党费”。但此举后来被“中央文革”卡住了，未交纳党费（参见陈明远《毛泽东留下1亿3千多万稿费（银行存款）》）。


　　3.稿酬管理

　　毛泽东的稿酬由中央特别会计室单独管理，使用时要单独打报告，毛本人（后改为中办主任汪东兴）签字，然后去取钱。李银桥当卫士长时，由秘书经手；据吴连登说，他当管理员时也领过钱；后来由张玉凤经手（参见《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七章；吴连登口述、宋美娅整理《毛主席的工资》；陈贻林《毛泽东稿费真相》）。


　　4.稿酬数量

　　毛泽东稿酬的数量是争议最大的问题。由于在关档案迟迟不开放，只能任凭人们提供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目前主要有三说：

　　一是“1950年代即达100万”说，出自汪东兴、张玉凤、吴连登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第502页。

　　二是“1976年124万，1983年157万”说，出自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之口，吴转述原中办主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的话，说他们都支持这一说法（参见《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三是“1.3亿”说，出自《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载《党史文苑》2004年第5期；《毛泽东亿万稿酬处置内情》，载《党史博采》2004年第9期；《关于毛的亿元稿费》，中广网2007-12-10刊载。

　　这些说法中，究竟哪个说法更接近真相，目前尚难断定，一切都有待于档案开放后揭晓。有学者对吴连登等人的说法予以驳斥，也说明自称最了解毛泽东稿酬情况的吴连登等人的说法有漏洞。归纳如下：

　　①当“毛泽东亿元稿酬说”疯传时，毛泽东直系亲属包括女儿李敏、李讷，毛泽东的儿媳绍华将军、毛泽东孙子毛新宇博士等当事人，无一站出来澄清辟谣。而由非当事人吴连登出来辟谣，这种现象颇为奇怪（参见司马昭《关于毛泽东巨额稿酬》）。

　　②若按《毛泽东遗物事典》一书的说法，毛泽东稿酬在1950年代即达100万。姑且这100万算是1959年的数字，存在银行不动，按当时的利息结算，也绝对不是124万这么小的数字。更何况1960年以后，毛的著作在境内（按一般的说法，1966年6月取消稿酬）和境外发行数量巨大，稿酬数量远非1950年代可比。怎么过了17年之后，才增加24万元呢？有学者表示，即使只有这100万元存款，按当时的银行存款利率，到1976年也应增加到560万元左右，决非区区124万（蒙山野逸《越描越黑的稿费──评《毛泽东稿费真相》【修改版】）。按照《毛泽东遗物事典》的说法，毛泽东每年给予亲友故旧和补贴家用的钱大约在1—2万元左右，应该对总体存款数额影响不大。


　　③吴连登在反驳毛有1.3亿稿酬的说法时，顺便讲了一则郑长秋、张玉凤去西单银行取钱的遭遇，录之如下：

　　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银行领导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刘畅《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载《环球人物》2008年14期。其他类似的文章还有陈贻林《毛泽东稿费真相》；江山《揭开毛泽东“亿元稿费”谣传的真相——访毛主席“管家”吴连登》，中红网2008年7月24日，内容大同小异）。

　　学者们质疑：一是既然郑长秋进银行后需要自报家门，银行工作人员也说通过电话，知道此人（显然没见过面）。那么，该工作人员是如何知道郑长秋平时都一个人来的呢？二是银行取款有一套固定手续，郑、张二人必定是带着合格的取款手续去银行的，那么银行为什么只因为张玉凤穿着军装（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有几个不穿军装的）就产生怀疑了呢？你只按正常程序办理就可以了嘛（参见蒙山野逸《吴连登谎言赏析谈》），何必非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呢？


　　二、支出

　　对毛泽东家庭的支出，吴连登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引之如下：“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吴连登口述、宋美娅整理《毛主席的工资》）。吴连登其实还漏举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毛远新自1951年起在毛泽东家寄养。但其继父方志纯、母亲朱旦华都是地方高级干部，工资不低，家里除毛远新外只有两个孩子，负担并不重，应该会寄来生活费用，所以其不由毛泽东负担。

　　综合以上内容，日常支出分列如下：

　　党费：10元

　　房租、水电、家具租费：每月84元

　　吃饭：每月100元

　　茶叶：每月数十元

　　吸烟：100元

　　李敏、李讷上学费用：每月共60元

　　李云露生活费：每月30元

　　冬季采暖费：30余元

　　若按上述支出统计，每月至少花费434元（其中茶叶以50元计），若在冬季，加上采暖费（按30元计）为464元，超出1960年8月以后毛泽东的工资29.2元或59.2元，还不包括毛泽东每月杂支、资助亲友的费用等。算下来确有些入不敷出。

　　但吴连登在讲述毛家生活费用支出时是“话到嘴边留半句”。他没有说的是，毛泽东历来主张子女工作后，有了政府给的待遇，父母就不必给钱了。他有两个女儿上学，其中李敏于1959年8月28日结婚，1963年从中南海搬到兵马司胡同另住，1964年夏参加工作。李讷于1953年夏进入北师大女中读书，1959年夏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1964年参加“四清”，1965年参加工作，也有了工资，不再由毛泽东负担生活费用。所以从1964年起，上述各项日常支出已发生变化，至1965年夏，两个女儿都不用毛泽东负担生活费用。那么，平时每月支出可余30.80元，冬季采暖时余0.80元。可见，“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时（《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按毛家通常的支出标准，并不存在“家不好当”，“钱不够用”的问题。

　　毛家每年从稿酬中支出一部分钱补贴日常生活。据披露，每年取自稿酬而“用于自家生活的不到1万元”（《毛泽东遗物事典》第502页）。

　　除了补贴家用之外，毛泽东的支出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遇到困难的原身边工作人员的帮助。

　　1950年代，战争年代的警卫排陕北籍战士张瑞岐回家务农遇到困难，给毛给寄了几百元钱；对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战士李二亭也寄了几百元钱；卫士长李银桥已去天津工作后，于1964年夏天“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毛泽东听说我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稿费中文出一千元帮助我”（《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七章）。陈明远《毛泽东留下1亿3千多万稿费（银行存款）》又提到毛主席还先后两次提取存款，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万5千元是给汪东兴家属修理房屋用的。对此汪东兴曾通过吴连登予反驳：“没有这回事。……别说我拿了毛主席4万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没有！我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犯错误！”（《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二是对一些乡贤故旧、文人雅士的生活资助。

　　据中南海负责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的。”（《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据陈明远《毛泽东留下1亿3千多万稿费（银行存款）》一文说，1959年4月至1961年十10月，毛泽东曾从自己的稿费（银行存款）中提取22万元人民币，送给7名党外知名人士。其中给章士钊10万元(注：因为1920年4月，章士钊在上海曾赠2万块银圆给毛泽东，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此次毛主席戏称，这是还给章士钊的旧债)。1966年初，毛主席又从银行帐户上提取10万元赠给程思远。这种说法与郑长秋等人的说法大相径庭，姑存此以俟档案公布最后真相。


　　三是对家属子女和亲戚的资助。

　　郑长秋还证实：“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还有一种说法，即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主席先后9次从银行提取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金给了江青。毛泽东去世后，作为“遗孀”身份的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主席遗产的一半，并要提取5000万元给两个女儿和亲属（三儿子毛岸青等），但她的屡次要求全都遭到中央的拒绝。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贺之珍所生）和李纳（江青所生）也都申请过，要求继承父亲一部分遗产，也被婉言拒绝了。后来由中央办公厅先后给她们两人拨下200万元人民币，以购买住宅和支付日常家用（陈明远《毛泽东留下1亿3千多万稿费（银行存款）》）。

　　毛泽东也用稿费资助家乡的亲戚。“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毛主席一生清廉：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1960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杨开慧的表妹杨开英，因毛岸英的外婆90寿辰，寄上200元，请她转致或买礼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160页）。

　　四是购买图书的费用。

　　吴连登说，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吴管账时间是1968年到1976年，若以当时每册平装图书平均价格2元左右计，大约可买4000册；毛泽东去世时留下图书8万多册，其中许多为线装本图书，购书费用应极为可观。


　　五是其他一些特殊情况的支出。

　　1.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后来，为了儿媳刘思齐寄托对岸英的思念，他让卫士沈同陪刘思齐和她的妹妹到朝鲜去给岸英扫墓。按照他的嘱咐，这次的一切费用完全用他的稿费开支（沈同《建国初不满外事活动浪费毛泽东提倡减少国宴吃喝》）。

　　2.1950年代初，江青趁毛泽东外出，在玉泉山一号楼旁修了个小游泳池。毛泽东很不高兴，让江青做检讨，并用自己的稿酬5亿元（旧币，每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支付了费用。

　　3.1962年春，毛泽东找汪东兴谈话，说发现身边有老鼠，提出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在毛泽东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揭发出个别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和渎职的行为，此外，在他随毛泽东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些地方无偿索取各种物品的行为”。毛泽东“决定将该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虽然这位同志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毛泽东还从稿费中拿出几千元派人到各地一一退赔并道歉，以挽回该同志造成的不良影响”（林克《在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载《缅怀毛泽东》）。

　　4.1961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上认江西省农垦文工团女演员邢韵声为干女儿，送其1000元。

　　5.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给上书反映儿子下乡屡遭苦难的状况的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回信，并寄上300元钱。

　　6.1973年10月的一天，江青要来见主席，打电话给张玉凤。张玉凤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她要来就让她来吧。”不多会儿，江青来了。谁知她一走，主席气喘喘地对张玉凤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过了两天，主席叫张玉凤到特会室取了三万元。张玉凤吃了一惊，是三万元，在那个年代，三万元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张玉凤把钱送到钓鱼台，亲自交到江青的手上，江青看到只有三万元，嫌少，对小张说：“小张，三万元对你们来说，不算少了，对我来说是不够开销的。”江青拿了这笔钱叫张玉风替她保管。1975年7月，江青给张玉凤写了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新华社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用具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她还要毛泽东再给她8000元（张耀祠、崔永琳《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三、毛泽东的家庭财务与日常生活

　　以上关于毛泽东家庭的财务状况只是罗列了一些枯燥数字，很难从中看出鲜活的生活情景。下面结合当时中国的物价水平，比照同期刘少奇、朱德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家庭收支及普通百姓群体的生活水平，来说明毛泽东家庭财务状况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从1950年代起，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家都住在中南海。周恩来夫妇没有子女，其生活水平总的来看比较高。刘少奇之女刘亭亭曾回忆说，在北戴河疗养时，她们总去周家吃水果，因为自己家里吃不到（《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忆文革：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三家收支非常简单。收就是工资，支就是穿衣、吃饭、住房。因此，各家生活水平只取决于一个要素——家中人口多少。因为周家情况特殊，下面重点只谈刘少奇、朱德两家情况。

　　朱德工资与毛相同，404.8元，妻子康克清的工资比党内女同志中工资最高的蔡畅低两级，也不算低了。但朱家除了朱德、康克清及自己家的孩子外，还有为朱德每个兄弟供养一个来北京读书的孩子，加在一起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楼饭厅一起吃饭，挤了满满两大桌。

　　刘少奇工资与毛、朱一样，妻子王光美因为资历浅，只拿120元工资。刘有9个孩子，住在中南海的有刘少奇夫妇、王光美之母及6个孩子，家中收入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没有多少了。刘少奇夫妇“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无几。”（《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忆文革：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尽管刘、朱两家日子过的“紧巴”，平时生活水平也谈不上寒酸。1950年代，刘、朱两家通常全家在中南海西楼餐厅吃饭，据曾在中南海生活了15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载张秀枫：《解密历史著名疑案真相：历史开卷有疑》）。刘、朱、杨全家在西楼餐厅“其乐融融的气氛，含饴弄孙的亲情”，给当年中南海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陈毅之女陈珊珊说，有时候她去这个兼作电影放映厅的餐厅看电影，“就故意去早一点，就为看那动人的一幕”（王凡、东平《红墙记忆》上册第78页）。据朱德的儿媳赵力平回忆，“因为爹爹家里人多，所以吃饭时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在西楼小餐厅吃饭的几家的厨师，各有绝活，我家的厨师邓林长于川菜，刘少奇家的郝师傅却长于湘菜。如果谁家做了拿手的菜，就招呼其他人家一起来品尝。同在西楼小灶吃饭的杨尚昆，和爹爹是四川老乡，口味相近。他常常笑呵呵地端着碗，离开自家的餐桌，跑到爹爹家的餐桌来，尝尝这个盘子里的，拈点那个盘子里的，嘴里一面嚼一面不住地说：‘嗯，嗯，好吃，好吃，还是你们家的菜好吃。’杨尚昆比爹爹小21岁，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康妈妈和他开玩笑：‘杨主任，你吃饭我可是要记账的！’杨尚昆笑着说：‘从井冈山起，我就老吃你们的饭，你要记账，我可是付不起了！’说着，又指了指自己的儿子杨小二说：‘以后，就由他帮我付……’”（《1950年代因何故导致三位中央领导家庭生活困难？》）。三年困难时期，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伙食普遍不好，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因为饥饿两次晕倒。刘家吃的比普通百姓家要强些，也好不到哪里去。刘亭亭回忆说“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在此期间去挖过野菜，朱德夫妇也吃过野菜。因为家里孩子多，工资有限，朱德夫妇还采取了另外的办法，即“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有空就带领孩子们去劳作。由于精耕细作，菜地总是丰产丰收”（《1950年代因何故导致三位中央领导家庭生活困难？》）。在穿的方面，刘少奇家的子女“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男孩子穿鞋费，总是买新鞋的时间不到，鞋子已经惨不忍睹了，但还得凑合着穿。孩子们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经常分不出男女。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但王光美却开始发愁。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刘亭亭，所有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她一度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让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朵小花掩盖破绽。”在用的方面，刘家的孩子们平时手中可支配的零花钱极少，想吃零食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据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回忆，“她在学校读书时，所有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胡同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刘家子女只有眼馋的份儿”（《刘少奇之女刘亭亭忆文革：一家4人惨死6人坐牢》）。

　　毛泽东家日常供养人口少，女儿李敏、李讷分别于1964、1965年起参加工作，此后毛家财务只负责毛泽东本人和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江青生活费自理，所以生活水平远高于刘、朱两家。以饮食为例，毛泽东个人伙食费在1950年代初实行包干制时已定为每天3元，其后一直保持在每月100元左右，为刘少奇家八九口人每月伙食费的三分之二。他宴请从美国归来的国民党政府前代总统李宗仁花费50元（《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相当于当时一名石油工人3—4个月的伙食费。李敏、李讷的上学费用（主要是在校伙食费用）一开始是每月15元，后来涨到25元、30元，比同时期石油工人每月13、14元的伙食费高一倍左右。在穿的方面，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说：“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土吗？》）。也有人通过查阅毛家日常生活支出表来证明这10年间确实没有做衣服的支出（《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事实的真相是，从1953到1962年毛泽东仅外衣就起码做过12套，包括大元帅服、“八大”所穿政务装、第二次访苏时所穿黑色中山装、1957年在武汉做的服装以及从1957年至1962年上海周庆祥师傅所做中浅灰色的派力司列宁装（中山装领样）等服装。著名的“毛式中山装”就是由上海奉调进京的服装大师田阿桐等人1956年为毛泽东制装的过程中创制的。如果《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一文的作者真的查阅过毛家日常生活支出表，如果表中真的没有体现出这10年间做新衣服的支出，那么便是由公家支付了费用。在用的方面，江青酷爱摄影，据统计，从1963年11月16日到1964年1月16日，她在两个月内用于摄影的费用共有227.1元，差不多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新中国“第一家庭”的生活账》）。文革期间，她曾说自己欠新华社的摄影器材费用高达8000元之巨。这种奢侈爱好在那个年代普通人是做梦也不敢去想的。

　　三年困难时期，家庭财政状况较好的毛泽东女儿李讷在学校照样要过苦日子。有材料记载，李讷吃了一周清汤寡水的学校伙食之后，周六晚上回家后与毛泽东夫妇一起用餐，最后将三四盘炒菜、一碗汤以及辣子、霉豆腐等小菜一扫而光（《红墙记忆》下册第505页）。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即使是在饿殍遍野之际，仍不必像农民一样挖野菜充饥，不必像朱德元帅夫妇及儿孙一样开荒种地。有一次，毛泽东特意吩咐工作人员采集了不少野菜，开了一个“山珍会”，请子女、工作人员共餐。众多的山珍中就有一大盘子马齿苋。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吃，李讷、李敏、毛远新和一些工作人员尝过一两筷以后怎么也不愿再夹。毛泽东一脸不悦，借此做了一番忆苦思甜式的革命传统教育（《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131页）。

　　据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编《平凡与伟大——毛泽东中南海遗物轶事》公布的一份毛泽东1961年7月伙食费单据，该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水果费开支86.65元。我们无从断定这是一个月的花费，还是以前数月积攒下来的账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它大大超出毛本人的当月工资。那么，拿什么去填补这些窟窿？毛泽东的神秘武器是从稿酬中支取贴补。有了这笔稿酬，他可以从容资助章士钊、王季范等乡贤亲友，可以为身边工作人员却忧解困，可以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让饮食水平下降（1960年9、10月间到1961年4月宣布不吃肉另有原因，参见拙文《毛泽东“三年困难时期”不吃肉的真相》），可以购买自己喜爱的图书，可以了结江青欠下的债务，可以给认识的人（如邢韵声）或不认识的人（如李庆霖）寄（送）钱，“聊补无米之炊”……。所以，他一直牢牢控制着这笔巨款。

　　毛泽东的稿酬数量至今谜团未解。但即使按照吴连登的说法为“124万”，在那个年代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按照《毛泽东遗物事典》所述，毛泽东每年用稿酬补助家用的金额不到1万。就算是1万吧，平均每月约补助833元，加上毛泽东的工资404.8元，总计1237.8元，供养人数为2人。

　　这意味着什么？

　　“文革”时期，上海原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大字报披露出来一项“文革”前夕对高薪者的调查，说当时高薪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济上仍保留一定待遇的原资本家，如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原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车马费200元；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另一类是著名演员，如京剧演员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该调查认定这些高薪者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泛滥的典型。但“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却没有从这些高薪人士家中抄出多少存款来。据说红卫兵曾从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学家傅鹰家中抄出10万元存款充作自己组织的经费，在当时已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毛泽东每月可支配生活费1237.8元，比生活腐败的典型、原资本家刘国钧每月工资还多；存款达124万之巨，位居当时中国大陆顶级富翁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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