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顾问
就任与升至总顾问
自1920年代末起，国民政府即聘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建军。中德军事合作的基础在于双方的互补需求：中国看重德国的军事技术与工业实力，德国则亟需中国盛产的钨、锑等战略矿产以扩充军工业[55]。德国军事顾问系以“私人身份”赴华，本质上为雇佣军，顾问团在任何时期约有40至50名成员[56]，自首任总顾问马克斯·鲍尔起即兼具军事与经济双重使命[57]。鲍尔与蒋中正私交甚笃，却于1929年5月病逝南京；继任的赫尔曼·克里拜尔为资浅的纳粹党人，代理团务后顾问团分裂为两派互相倾轧；第三任格奥尔格·魏泽尔虽长于作战指挥，却态度傲慢，与受日式军事教育的中国高级将领格格不入[58][59]。蒋中正遂决定另聘高阶将领担任总顾问，初属意埃里希·鲁登道夫，遭婉拒后转向塞克特，后者应邀赴华并选定法尔肯豪森为其副手[60][54]。
法尔肯豪森在与塞克特商议赴华条件时要求提高中方开出的薪酬，并请国防军将其从中将晋升为上将以便在中国人面前更具威信，理由是“以我对中国人心理的了解，向他们提出要求只有好处”[53][49]。法尔肯豪森的薪酬要求获得满足，军衔则于1934年3月8日升为荣誉步兵上将（Charakter eines General der Infanterie）[9][49]。1934年4月，法尔肯豪森偕妻自汉堡启航，经苏伊士运河前往远东。德国国防部刻意低调处理此行，以免引起日本对德国再度派遣将领赴华的负面反应[61]。出发前，法尔肯豪森还在柏林的旅馆中与莱茵金属董事瓦尔德马·帕布斯特和钢铁巨头奥托·沃尔夫等军工实业家秘密会面[62]。6月，法尔肯豪森抵达上海，后转赴南京[63]，法尔肯豪森在蒋中正设于军校中的住所首次拜会后者，并深受其吸引[64]。由于法尔肯豪森深知顾问团中有奉命监视其言行的纳粹支持者，包括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鲁马赫（Friedrich-Adolf Krummacher）上校[65][注 8]，因此始终谨慎行事，从未在华公开批评纳粹政权[65]，在与蒋中正交谈时也多用日语（二人均精通此语）以避免被窃听[67]。
名义上，法尔肯豪森是1934年5月到任的总顾问塞克特之副手，然而两人在对待中国事务的态度截然不同。梁锡辉指出，塞克特赴华主要是出于经济考量，包括丰厚的中方薪酬和德国企业为争夺中国政府的合同而提供的佣金，其在华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进行商业活动[68]。法尔肯豪森则截然相反，其到任后迅速修正了此前亲日的地缘判断，并鄙视将对华军事事务与商业利润绑定的做法。历史学者李国祁指出，法尔肯豪森对军火及工业产品的订购“纯粹着眼于中国是否有此需要，而且要购索价低廉合理者，绝不限于德商”，在历任总顾问中是唯一真正处处为中国国防利益服务的人[69]。1935年，合步楼公司总经理汉斯·克兰推动一项向南京和广州两方同时兜售军火的“两面交易”，获得国防部、经济部乃至希特勒本人的支持。法尔肯豪森认为此举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而出面阻挠，赖歇瑙为此致信严厉警告他克兰享有“元首（希特勒）的完全信任”，不得再容忍南京方面的抵制行为，然而法尔肯豪森不为所动，在时任驻上海总领事克里拜尔的协助下继续阻拦，导致合步楼绕开顾问团直接与中国国防部的一位将领交易，结果订购了过重的火炮和不适合地形的车辆。最终陈诚、俞大维和蒋中正亲自介入，合步楼柏林总部不得不下令其南京分支此后一切采购均须经法尔肯豪森批准[70]。
1935年1月，塞克特因健康问题离任，并以“最诚挚之心情”向蒋中正推荐其助手法尔肯豪森为继任者，蒋亦立即表示接受，法尔肯豪森遂接掌顾问团[71][72]。
备战
法尔肯豪森抵达南京三个月后的1934年10月，国民革命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攻破中央苏区，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法尔肯豪森并未参与策划，而是以观察者身份密切关注[73]。由于情势上剿共战事已近完成，而日本不断在华北挑衅、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顾问团的工作重心遂转往对日国防方面[74]。1935年1月26日，法尔肯豪森向蒋中正提交了详尽的《中国国防基本原则》（德语：Grundsätze der Landesverteidigung Chinas）报告，以三项基本前提为基础：（一）蒋中正将在四川击败或至少遏制共军；（二）叛离的广东、广西两省不对中央政府采取敌对行动；（三）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此后四年间，法尔肯豪森的全部军政计划均未偏离此框架[75]。
1935年8月12日（一说8月20日[76]），法尔肯豪森向蒋中正提交《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全面阐述其抗日战略构想。他首先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属日本。……华方宜求时间余裕，作整军经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进。”他批评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一味退让”，警告“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并强调领袖的抵抗意志至关重要：“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77]法尔肯豪森判断，战事一开，日军将在第一阶段寻求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在第二阶段采“分而治之”策略，在华北和山东建立傀儡政权、逐次瓦解各方抵抗，因此将抗战化为全国性行动、避免各方分别媾和至为关键[78]。
在具体部署上，法尔肯豪森反对放弃沿海退守内陆的消极方案，主张“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警告一旦日本控制上海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国将被一分为二”。他建议以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和南京之间的区域为主力集结地带，利用内线作战优势迅速调动兵力，以沧县至保定一线为绝对防御线、黄河为最后战线[79][78]。长江防御方面，针对“长江不可守”之议，法尔肯豪森以一战达达尼尔海峡为例反驳，指出水面更宽、炮台更旧的海峡尚能封锁大型战列舰[80]，视封锁江阴为“国防之最要点”，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必应固守”，南昌、武昌为主要支撑点，确保通往广州的联络畅通[79]。
至于四川，法尔肯豪森将其定位为“最后防地”，但强调撤入该省仅为最后手段[78]；更重要的是四川必须事先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否则“必无战胜希望”，并建议修建由重庆经贵阳至昆明的铁路，以经滇越铁路取得对外联络[81]。在外交层面，法尔肯豪森援引1932年淞沪抗战和古北口抗战等先例，强调唯有全力抵抗方能引起列强介入：“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79]中国随后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纲领草案》等文件在日军意图的研判和反制措施上均呼应了法尔肯豪森的战略方案[82]。
在实际备战中，法尔肯豪森在多份报告中主张避免正面决战、实施持久消耗战，在敌后组织游击作战，深信日本国力有限，长期作战必将失败[83]。法尔肯豪森亦明确建议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西进，即与此建议直接相关[79]。法尔肯豪森还主持训练了8个完全按德国标准装备的精锐步兵师，合计约8万人，其中第87师和第88师重点部署在南京至上海一线的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4]。在全面整军方面，法尔肯豪森规划将全国200多个师逐步裁减为60个国防师，1935年春由陈诚在武昌设立陆军整理处主持，但因各方掣肘而实际进度远不及预期[85]，到抗战爆发时30万人的整编计划亦仅完成约八成[84]。1936年4月，中德签订一亿马克信用贷款合同，为大规模军购奠定经济基础[86]。中国大量进口德国军事物资，包括30余万顶德式钢盔、毛瑟步枪、克虏伯榴弹炮，以及亨舍尔、容克斯和梅塞施密特等厂商的飞机，部分在中国组装，德国顾问还会协助建设铁路及改良军工厂。有时法尔肯豪森也会对德国出口商发运的劣质装备（如品质不合格的毛瑟步枪）愤然抗议，斥之为“可耻”[87]。蒋中正十分珍惜这批经德国顾问整训的精锐，专待抗日之用；1936年10月，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拟将新编部队调往陕西“剿共”以替换不愿打内战的东北军，遭蒋中正拒绝[84]。
在防御工事方面，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即在宁沪地区建设国防设施，前后耗费百余万元修成三道国防线——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苏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至1937年全部工程基本完成，即塞克特所称的中国“兴登堡防线”[88]。1936年，国民政府采纳张治中等人的建议成立京沪警备区，由张治中出任警备司令，将德式整训完毕的第87、第88师主力部署于此，并拟定了紧急时先发制人、消灭驻沪日军后封锁海岸阻敌入侵的作战方案[89]。法尔肯豪森另建议在杭州湾部署四个师以防日军从侧翼登陆包抄，但国军仅派一个师驻守[90]。到了1936年，日军在河北的持续渗透威胁到法尔肯豪森以黄河为核心的整体防御构想，其战略思维开始由保守转向进攻，至4月已在建议中国主动对日开战；他敦促蒋中正在敌占区准备游击战，在东北乃至日本本土开展情报和破坏工作。10月，拟定对汉口和上海外国租界日军驻军发动突袭的应急方案；11月，要求调拨108架战机收复山西、宁夏之间的边境控制权，并着手规划对大连、大沽、山海关以及朝鲜西海岸的未来空袭[91]。法尔肯豪森战略方案的另一项关键前提亦在此年实现：1936年6月10日，他宣布消除华南自治势力是中国安全的“绝对必要条件”，建议对广东发动闪击行动，对广西则可在军事臣服的前提下保留若干地方自治权。法尔肯豪森的建议均获蒋中正采纳，在同年7至8月“两广事变”后，两广归顺中央，梁锡辉认为这是法尔肯豪森对中国军事复兴的“首项重大贡献”，亦巩固了南京中德军官合作的互信基础[91]。1937年7月，法尔肯豪森发现南京附近方山集中部署了大量机械化部队，警告“以如此贵重器材屯积一处，宁不可惜”，建议分散配置以免成为空袭目标；蒋中正随即密令参谋总长程潜改正[92]。
抗日战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西安扣押蒋中正，迫其停止剿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法尔肯豪森虽无意介入中国内政，但在12月14日即提出军事应对方案：（一）立即派精锐部队向西安推进，包括一个由德国顾问博尔夏特（Borchardt）陪同的装甲旅及德训第83师、第87师；（二）以坦克、炮兵和轰炸机对潼关至西安公路上的叛军发动突然打击，在震慑效果消退前与西安方面谈判释放蒋；（三）对200英里外的共军进行空中攻击，阻止其与西安部队会合[94]。经宋美龄斡旋，蒋中正于圣诞节前获释。法尔肯豪森坚信蒋中正是“无条件”获释，而实际上国共两党已就合作抗日达成默契，蒋中正并未将统一战线的协议知会法尔肯豪森[95]。与此同时，希特勒与日本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力主弃华亲日，令在华德国军事与商业界深感不安[9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法尔肯豪森曾力劝蒋中正尽可能与日本维持关系以争取备战时间，然而已无力回天[97]。7月21日，法尔肯豪森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向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发出紧急电报：“蒋决意一战。这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98]他在同日发出的另一份评估中对战局抱持相当乐观的判断：“中国获胜的机会不坏，因为日本要顾忌俄国干预的威胁，不可能将全部兵力投入攻打中国。中国步兵很好。中国空军与日本大体持平……中国军队的士气是高昂的。他们会苦战的。”[99]在此前后，法尔肯豪森收到柏林某外交官员的电报，要求他严守“中立”、说服蒋中正放弃武力抗日以达成“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遭法尔肯豪森拒绝：“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100]战争首场大战自8月中旬在上海打响。法尔肯豪森自1935年即精心拟定该城防御计划，此时将8万德式精锐悉数投入。蒋中正另调50至70万部队，迎战陆续增兵至20至30万的日军。这场淞沪会战持续近三个月，期间法尔肯豪森甚至不顾柏林禁令，曾身穿国军将领制服亲赴前线[101]，前后加入上海前线的德国顾问共达71人[102]。中方参战部队从装备到战术、从训练到指挥均与德国密切相关，日军猛攻三个月未能推进攻势，显示经德式训练装备的中国军队作战能力较以往已有显著提升[102]。
然而，法尔肯豪森本人对国军在淞沪会战的表现失望至极。他在9月7日呈蒋中正的机密报告中批评道：“如果指挥坚强统一 、重点明显，则亦可迅速收效”[99]，并逐项列举国军的缺陷：各师未被分配具体作战区 域，各自为战；师长们畏于炮火空袭，将指挥所设在远离前线的村庄，仅依赖容易被切断的电话线联系；炮兵缺乏前方观测员引导而盲目射击；情报工作薄弱到连一张精确的阵地地图都付之阙如[103]。在战术层面，国军沿用单线防御而未实施纵深配置，一旦被突破即全线崩溃；预备队不经侦察便大规模密集投入正面而非部署于侧翼，每遭一击即伤亡惨重[104]。11月5日，日军增援部队从杭州湾登陆对守军形成包抄，法尔肯豪森此前建议以四个师防守该处，但国军仅部署一个师，这一疏忽直接导致了上海防御战的溃败[90][102]，其后国军全线撤往国防工事，但因处于溃退状态，部队抵达后“既无守备部队又无指示文件，各部很难找到工事构筑”，经历任德国总顾问设计监造的“兴登堡防线”未起任何抗敌作用即遭弃守；德械精锐师在三个月血战中伤亡殆尽，德国顾问团数年间的整军成果随之付诸东流[105][102]。
上海沦陷后，法尔肯豪森与其他顾问力劝蒋中正放弃象征性保卫南京，以免精锐部队损失殆尽[105]，但也承认超出其专业范畴的政治考量可能凌驾于军事判断之上[106]。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后六周发生了南京大屠杀[107]。法尔肯豪森亲自将一部记录日军暴行的秘密德国纪录片及目击者报告交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呈柏林，报告结语写道：“南京中国最高指挥部在此次战争中固然有所不足，但整个日本军队已充分暴露出纪律涣散、残暴与犯罪的本性。这一兽性机器竟自居为反共先锋，实为莫大的讽刺。”他在另一份评估中将日军与昔日的沙俄军队相提并论，认为其领导层缺乏想像力和灵活性，普通士兵一旦失去火力优势便“惊慌溃逃”，断言“两三个德国师就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108]。顾问团随国民政府撤往武汉后一度陷入无事可干的境地，经宋美龄等出面协调方才恢复工作[109]。尽管中国接连失去平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战争的整体走向却验证了法尔肯豪森的战略构想：中方依靠自身的抵抗与谋略，逐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南下，以长江一线为中日主战场，达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110]。
1938年春，法尔肯豪森竭力重振中方的战斗意志。他向中国方面和柏林分析指出，既然上海和南京均已放弃，中国不再受制于防守大城市的困境，今后应充分发挥广袤国土和庞大人口的优势，仿效一战中德军在德属东非以机动战术对抗强大英军的先例，以小规模反击和敌后游击战持续消耗敌人[111][109]。中国军队已开始实践这一战略：在山西成功避开日军攻势后，3月在李宗仁指挥下于津浦铁路沿线的台儿庄取得重大胜利，法尔肯豪森在前线指挥部协助了中方的作战指挥，主张采取诱敌深入之法加以聚歼[109][112][111]。蒋中正在胜利后增兵至约45万人以扩大战果，然而后续反攻因情报不足、日军毒气威胁及桂系等地方部队的配合问题而迅速受挫[112]。法尔肯豪森在4月11日的报告中将台儿庄称为“第一场歼灭战”，也是日本陆军“有史以来遭受的第一次败仗”，并将其与1914年兴登堡在坦能堡包围俄军的战例相提并论[113]，将全部功劳归于中方[111]。然而此一正面评价与法尔肯豪森的私下判断存在落差：他在敦促进攻时曾写道“这可能是我们对敌人造成沉重打击的最后机会”，并预判中方只能取得“平凡的胜利”[111][注 9]。同年6月，法尔肯豪森此前建议的掘开黄河堤坝方案付诸实施，是为花园口决堤事件，虽确实暂时迟滞了日军进攻，却造成数十万中国平民死亡[114]。
召回与离华
1938年2月，法尔肯豪森仍在为中国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吁请陶德曼向柏林报告蒋中正尽管正接受苏联军援，反共立场反而较战前更为坚定，试图以此消除柏林因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倾向日本的理由[108]。然而纳粹政权的亲日路线已不可逆转：同年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赫尔曼·戈林下令禁止对华军火出口[注 10]；5月起，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直接命令之名连续下达召回令，声称顾问的存在“会引致德国涉入战争的印象”，要求全体成员即刻归国，违者以叛国罪论处、财产充公[116][注 11]。法尔肯豪森大为震惊，曾表态愿以个人身份或驻华武官名义留华，但遭希特勒断然拒绝[118]；蒋中正亦提议其归化中国国籍，但里宾特洛甫威胁没收其财产并拘禁其在德国的五名兄弟姊妹，他被迫屈从[119]。6月24日，法尔肯豪森在汉口向顾问团发表告别演说[56]。7月2日，蒋中正在汉口设盛大告别宴款待顾问团，并安排专列护送至香港。法尔肯豪森在临别时承诺绝不泄露其为中国制定的对日作战方案，并公开预言中国未来必将战胜日本。随后他偕妻登上意大利邮轮康梯浮地号启程返欧，沿途每当船只停靠港口，当地德国领事均登船警告他不得接受采访[120]。8月9日，法尔肯豪森夫妇抵达柏林[121]。
返国后法尔肯豪森备受冷遇。他最迫切希望能向德国决策高层报告中国使命的成果，寄望第一手说明能在最后时刻扭转德国的远东政策。但三度求见希特勒均遭取消，里宾特洛甫避而不见，唯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在其办公室走廊有过简短寒暄。当时希特勒正全力处理苏台德问题，此事遂成为回避远东议题的方便借口[121][122]。如此冷遇令法尔肯豪森打消了加入国防军的念头。法尔肯豪森在打探纳粹统治五年来德国实情时，自然而然接触到了抵抗运动的核心圈子：他在德累斯顿和柏林与贝克、亚尔马·沙赫特、汉斯·保罗·奥斯特、托马斯、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和埃尔温·普朗克等人秘密会面，他们除了反对希特勒之外，对中国事业亦怀有同情[123]。同年11月，法尔肯豪森偕妻赴巴黎“为中国做宣传”，由中国驻法公使谢寿康博士引介拜会法国参议员、众议员、记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但法尔肯豪森对法国人面对德国战争准备的“漫不经心”深感失望[124][121]。随即他又赴慕尼黑拜访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请求这位地缘政治学权威不要为日本的利益而运用自己在高层的影响力[124]。
然而，1939年3月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法尔肯豪森依法被征召恢复现役，并出任第4军区（总部设于德累斯顿）司令[124]。此职限制了他为中国友人奔走的空间，但他仍以非官方方式继续为蒋中正提供军事建议，甚至与海因茨共同设计中国对日作战方案、再经由俞大维转交国民政府[125]，还在南京保留住宅和中国仆从达一年半之久。这一非正式合作直至1941年7月纳粹政权承认了南京亲日傀儡政府、中德断交方告终止[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