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 星期六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習包子思想也能治好傻子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人民日报
1971年8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两年多来,这些医务人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辅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使许多精神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有的成了五好职工或五好社员。

重新认识精神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怀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战斗豪情,于一九六九年四月,来到郴州地区精神病院。

过去,这个精神病院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对精神病人,从治疗到管理,完全照搬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一套,长期使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冬眠灵”等所谓“三大法宝”治病,使患病的阶级兄弟受到折磨。医疗组的同志和医院革命医务人员一起,愤怒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决心走自己的路,为患精神病的阶级兄弟解除痛苦。

要治好精神病,首先要弄清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教导,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医疗组来到病房时,许多病人听说亲人解放军来给大家治病,纷纷围拢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有个狂躁病人,发病时把公家的棉被撕得粉碎,但她却不撕自己的衣服。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打开毛主席著作,寻求答案。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家认识到:精神病人都是阶级的人、社会的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精神病人的言行,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态表现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向解放军表达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的病人,大多数出身好,平时表现也好。而那个毁坏公物的病人,一查问,原来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精神病呢?医疗组和医院领导组织革命医务人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抓住典型病例进行病因分析。有一位女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没有痊愈。医疗组护士徐桂兰便和她促膝谈心,引导她谈自己的发病经过,帮助她挖病根。原来,这个病人的未婚夫从外地来信说,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这个病人觉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引起大脑功能紊乱,得了精神病。针对这个情况,徐桂兰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帮助她解开思想疙瘩。经过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

从许多这样的病例中,大家清楚地看到:许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头脑中公与私的激烈斗争中,陷在“私”字的圈子里,一时想不开,造成大脑部分功能紊乱,失去了正常控制思维和管理全身各部分机体的能力。许多病人痊愈后也深有体会地说:往“公”字上想,越想越清楚;往“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由于“私”字严重作怪,遇到了问题想不通,往往几天几夜不能吃饭睡觉,精神就逐渐不正常了。

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在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重新认识精神病之后,对于治疗精神病靠什么的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伟大教导,认识到各种各样引起精神病人发病的事是外因,决定地引起大脑功能紊乱而使病人发病的,则是人的世界观,是内因。因此,要治好精神病,主要的因素是做好病人世界观的转变工作。他们说: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贯穿在治疗精神病的全过程中。当病人入院时,他们首先做好调查工作,弄清患者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发病原因和病人的活思想,并且组织病人参加“天天读”,有针对性地组织病人开讲用会、忆苦会、批判会,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密切结合实际,向病人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路线斗争教育、人生观教育、同疾病作斗争等方面的教育;并且还根据病人各种不同的发病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发动职工、家属和陪病人的亲属共同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作,攻破病人头脑里“私”字的顽固堡垒,从根本上治疗他们的病。

有个贫农的女儿,先后六次发病,在一个大医院治疗,仅“电休克”就做过二十多次,但病一直没有治好。有人说,这个病人在发病的糊涂阶段,神态不清,大脑功能紊乱,对她灌输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生效。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无效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用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任何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有紊乱的部分,也有不紊乱的部分。病人发病期间,神志有不清醒的一面,也有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只要掌握住每个病人发病的特点和病情变化发展的规律,抓住病人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对症下药做工作,就可以促使病人不清醒的一面向着清醒的一面转化,从思想上和生理上治好他们的病。

于是,医疗组女卫生员曹东平主动同这个贫农的女儿结成“对子”。病人越狂躁,她工作越耐心;病人越不理睬,她越去亲近她。天天同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和病人促膝谈心,终于触动了病人的思想。在一次忆苦会上,这个病人流着眼泪,说出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曹东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暂时间,针对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让她在讲用会上自觉地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只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这个女病人就痊愈了。她出院后,不但没有复发,而且思想、工作表现都很好,接连两次被评为五好职工。

通过许多这样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更加坚定了用毛泽东思想去攻克精神病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知道,做病人的思想工作,要比做正常人的思想工作困难得多,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但是,只要医务人员坚持不懈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精神病人上,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有的医务人员同忧郁型病人一连谈心几十次,病人毫无表情。但是他们毫不灰心,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继续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患者恢复了健康,重新踏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精神病院女医生范菊和,为了治好一个患忧郁型精神病的女病人,满怀无产阶级深情,搬进病房,和病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病人的思想活动规律。

于是,她有针对性地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病人听,并且结合新针和药物治疗,使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医疗组长顾嘉炎,为了治好一个拒食多日、表现近于木僵状态的病人,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病人拒食的原因可能是怀疑饭中有毒。后来在给病人喂饭时,顾嘉炎就亲自吃给病人看,解除了病人的疑虑,使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接着,又针对病人的思想疙瘩,同他一起学习“老三篇”,对他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逐渐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渐渐给他治好了病。当医务人员送他回家时,他的亲人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为了调动病人同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医疗组和医院领导还从病情好转的病人中选拔骨干分子,依靠他们抓好病人的“天天读”、“学习日”,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病人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病人一直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气氛中,增强了战胜疾病的决心和信心。一些病情好转的病人,在病房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表示战胜疾病的决心:

“斗私批修,彻底改造世界观;灭资兴无,坚决战胜精神病。”

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

通过两年多来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深深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管理病人,是治疗精神病的根本。但是,精神病究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已由精神的矛盾运动引起了部分大脑功能紊乱。因此,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头脑,改造病人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药物治疗。

用什么药好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决心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他们对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以及中药、西药,都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两者的长处,创造新的治疗精神病的医药学。为了摸索新针治疗精神病的穴位,医疗组和医院革命职工宁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次,不愿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医院领导干部董秉余,五十多岁了,还坚持在自己身上练针。他们从几十个穴位中,选了十多个穴位,根据不同病情进行扎针,效果很好。与此同时,他们又认真试用中草药来治疗精神病。他们翻山越岭,看图对药,采回了大量草药。为了病人的安全,每一个药方他们自己都要先尝过,终于摸索出了几种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药方。

医务人员通过实践检验,也适当地使用西药。过去用大剂量冬眠灵治病,造成病人整天昏迷不醒,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不利于病人健康。可是,冬眠灵有镇静作用,小剂量使用,对控制症状发展、恢复大脑功能也有一定作用。于是,他们根据病情,用小剂量的冬眠灵配合新针、草药治疗,做到既提高疗效,又不损害病人健康。

就这样,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使用新针、小剂量冬眠灵配合治疗精神病的新疗法。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的事迹,受到人民的赞扬。卫生部专门在这个医院举办学习班,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他们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继续前进。

中共要共產胖东来

 

胖东来将40亿资产分给员工 传为防政府设套抢走

胖东来将40亿资产分给员工 传为防政府设套抢走

河南企业胖东来公布将40亿元资产分配给所有员工,引发舆论关注。网传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因中共河南当局设套骗取资金,胖东来釜底抽薪怒分资产。

3月8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胖东来40亿元(人民币,下同)资产分配方案,明确按管理团队约50%、员工约50%的比例进行分配。

该方案显示,分配金额分成多个不同的等级,其中最高的是店长,每人可分得2000万元。最低的是一线员工,每人20万元。总计分配金额37.93亿元。

胖东来资产分配方案。(网页截图)这一分配方案在大陆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少人表示羡慕,也有人提出怀疑。于东来3月11日回应称:“这是真实的情况,不要再猜想了”。

3月14日,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再次发文,对胖东来40亿元资产分配的情况予以说明。他表示,资产分配其实是胖东来已经持续二十多年的分配体制,只是因为近期要建“郑州梦之城门店”,所以把资产转化为股本,目的是让资产拥有人明细明确,资金在公司继续使用。

针对外界的质疑,于东来说明该分配方案中,自己的占比5%左右(注:约为2亿元人民币)。

网传河南当局设套激怒胖东来

近日网络热传,胖东来突然大规模分配资产的原因,是河南当局以“合作”为由骗取胖东来的资产,胖东来分资产是为了逼退流氓政府。该消息目前仍不知真假。

爆料者称,中共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一把手亲自出面,拉于东来开设首家郑州分店。说好由政府出资建设商业广场,然后将场地租给胖东来。但项目建到一半,当局突然以“资金不足”为由,让胖东来自己出资建设,摆明了就是要收割胖东来的财产。当局的算盘是,胖东来自己建设广场,门店进驻以后,地方当局再利用胖东来的名气拉动周边的商业和房地产。

大陆网民爆料。(网页截图)

爆料者还说,当局知道胖东来账上有41亿资金,所以提出广场后续建设“需要40亿”,这等于“量身定做”。胖东来知道上当之后,选择与当局硬杠,把账上的资金分给全体员工。

网上还流出真假不明的于东来讲话,他说二十年前就知道这个结果,并警告其他企业家“你不分钱将来也是个死”。

今年2月11日,于东来已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在中国新年后退休,之后转任胖东来顾问。因此,有网友解读,上述“40亿分配方案”等同于东来的“遗嘱”。

上述爆料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消息可信度不高,也有人选择相信,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惯用的抢钱手段,目前各地政府都财政紧张,收割胖东来可能性很大。

胖东来总部位于河南许昌市,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有网民表示,如果上述爆料是真的,那麽当局未来对胖东来到底是放还是杀,还在未定之中。也有人认为,与中共对抗的企业可能下场会很悲惨。

根据公开资料,胖东来首家郑州店选址为郑州高铁东站东广场地下商业项目——经纬华悦广场。于东来2025年2月就宣布了这个消息。该门店原定2026年元旦前开业,后来推迟到2026年“五一”期间开业。

3月13日,于东来又在社交平台透露,原计划“五一”开业的胖东来郑州首店,现将开业时间调整至10月。他解释说,推迟是为了“努力把郑州这个超市项目做得更好”。

2026年3月11日 星期三

郭嵩焘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中国需三百年才能走出秦制

 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

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这么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郭嵩焘墓,位于中国湖南省汨罗市,是晚清广东巡抚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兵部侍郎郭嵩焘的墓葬,于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大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葬于飘峰[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嵩焘墓被尽毁,墓围、石牛、石马、石狮、石柱被砸烂,遗骸被挖出(后被一村民掩埋他处)。2013年,重修郭嵩焘墓,将遗骸迁回原址。[1][2][3]

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墓葬规制

墓葬处郭嵩焘生前所挑“螃蟹开钳”之地,地势开阔,有青山溪流环抱。墓葬原占地约1亩,有墓冢、墓庐、石像生神道柱等,墓围砌以花岗石

2013年修复后的墓葬总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冢占地26平方米,恢复了墓碑、墓围、墓栏、拜台及墓庐,墓碑刻“皇清光禄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嵩焘之墓”


2026年3月10日 星期二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匹夫說台海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匹夫說台海

鄭也夫 2022年01月24日 07:00:00
作者稱,中共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湯森路透)
作者稱,中共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湯森路透)

一. 反對武統。一介書生如此表態有意義嗎?有。其一,對天大的事情,存萬一的作用,就要發聲,不然事後我們追悔不及。其二,我是人民的一員,吾道不孤,故我的反對可擊碎武統派聲稱代表人民。其三,因言論管制,公共平臺上反對武統的言論幾乎滅絕,如此形勢下發出反戰的聲音彌足珍貴。開戰的第一防線是反武統的輿論。不張嘴就是棄權,都不張嘴就是集體默認武統。不甘麻木不仁,遂有敝人這篇自白。

 

二. 反對武力威懾。大陸決策層日前重申和平統一是首選。而武力威懾一定會加劇仇恨,使僅存一絲的和平統一願景丟失殆盡。辯護者會說,威懾是為了抑制台獨。抑制的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台獨,絲毫影響不了70餘年來臺灣事實上的獨立。長達45年名實齊備的獨立,並未擋住東西德日後的統一。與德國人相比,我們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

 

武力威懾的更大負面是誘發戰爭。人類歷史上有過太多的戰爭,不是為了征服和實利,而是為了面子,因為下不來台。威懾一旦升級,中國大陸、臺灣、美國,均乏退讓餘地。七十餘年來是核恐懼抑制了核大國間直接開戰。反過來看,若核大國真的開戰,鮮有力量能管束他們不動核武。故放棄對台武力威懾迫在眉睫。

 

※作者為中國著名社會學者、北京大學退休教授,本文摘自網路。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作者editor 2 月 10, 2019

2019-02-08

作家谭松(图片摘自谭松推特)

《血红的土地》封面(Public Domain)

《血红的土地》封底(Public Domain)

今年春节前,中国学者谭松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电子版在海外出版。作者历时14年,采访了上百位川东地区1950年到1952年土改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口述,还原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真相。谭松曾在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任教,因研究、公布土改历史真相,2017年被校方开除,后来到美国,现居洛杉矶。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记者林坪日前就这本研究土改的新书专访了谭松。

林坪:谭松先生,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的大体内容吗?

谭松:主要是对经历过土改的那些人的采访录。采访对象有地主,当然这个比较少了,大多数地主都死了,有土改工作队的当年的成员,还有一些目击者,当时的民兵,一些农会干部。采访的最多的人,就是地主后代。总共这几年采访了100多个人,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讲述当中,来还原那段历史。我16年前开始采访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80多岁的人了。我采访的这些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林坪:1950年-1952年的这段土改历史,国内除了官方之外,很少有人去涉及。当时您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谭松:我在前言里面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意识的去感兴趣,应当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兴趣。因为我不是地主后代,我家里面也不是地主。恰好我家成分是贫下中农。我父母也是1949年之前就投奔共产党的所谓的革命干部。应当说,我不是那种直接同土改发生关系的人。

我13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第一次看到把一群地主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我当时心里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后来我到农村去待了3年时间。在那个地方,我接触了地主,同时也接触了大量的贫下中农。当时贫下中农就跟我讲,他们觉得地主当年对他们很好。当时农民跟我讲,我们那个地方接触的地主,他是很冤枉的,他受这种迫害是很无辜的。于是我就埋下了想把这个真相探索出来的念头。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

林坪: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这些受访者?

谭松:这就是一个最最艰难的问题:怎么寻找到受害者?就只有走到一些地方去打听。比如我悄悄跑到一个地方去住下来,当然不能说是要采访这个事儿,就要用其他东西来掩盖。我说,听说你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或者说这儿有个楼子很漂亮,我想来看看。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就像地下活动一样,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搜集。不引起人家的警惕。不能拿笔来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我做了两年多之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林坪:您在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松:太多了。比如说,当时在土改运动中,对女性的凌辱和残暴,是人类文明难以想象的。举个例子,有个叫梁文华的女性,她因为是当地最美的一个美人而遭殃。她本来也不是地主,她是个老师。她父亲是银行的经理,买了点田地,所以她父亲被拉来斗打。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这些民兵们就把梁文华也抓来。抓来之后,一晚上十几个民兵活活把她轮奸致死。

还有一个叫彭吉珍的女的,为了向她逼要金银,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当然这个人没死,被拉起来了。后来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她儿子跟我讲了亲眼看到妈妈身上的那种伤疤。我书上记录了上百个这种类似的故事。

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林坪:您觉得中共发动土改,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它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谭松: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简单说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整个新的他打下来的这片江山,要让这些人臣服于他。恩威并用。恩就是我给你土地。这个土地哪儿来呢?我也没有,我从地主那儿抢过来给你。就让大量的农民对这个政权感恩。同时也让你害怕。土改运动是一个暴力运动,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运动。

还有一个目的,他太需要钱了,地主的财产,主要的金银财宝,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拿走了,解决了他财政上的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分给农民。

同时,他通过土改健全了整个他对乡村的统治,把党支部建立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中。

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乡绅们,因为他要让马列主义的文化统治农村。

至于土改与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土改的手法、方法同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土改的时候运用了三种手法: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利益收买。这三种手法,他后来几十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仍然在用这种手法。没有变。另外,土改当中这些残暴的手法一直传下来。你看后来的文革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残酷、下流的手法一脉相承,没有变。而且他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本性,现在完全没改。

林坪:谢谢您,谭松先生。

谭松:谢谢。

林坪:谢谢,再见。

(记者:林坪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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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共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国湖北与重庆、四川交界处座落着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见证了土改时中共对民众实施的残忍酷刑。作者谭松深入乡村调查十余年,记录下令人听到都毛骨悚然的土改酷刑。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始建于清代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吸引着众多的游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伤痕累累的古建筑中,隐藏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血红的土地》作者谭松:“我是在2003年的3月开始进行土改调查的,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调查。十几年来呢,共采访了100多个当年土改的亲历者。我想讲一个我调查到的土改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位于湖北省利川市白杨坝镇的群山之中。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这些人不知道里边的故事,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死完了。”

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被誉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据说当年曾有八大庄园。现存最完整的是李氏宗祠和李亮清庄园。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暴力的土改运动。《血红的土地》一书作者谭松了解到的惨烈故事就在李亮清庄园上演。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彭吉珍,是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她的丈夫李次候参加了国军,49年后逃走,东躲西藏。他留在乡下的妻子在土改中究竟遭受了什么?直到50多年后,谭松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农会干事、《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才获得这份珍贵的目击者证词。

土改时的农会干事向贤早:“那屋里有个大火笼,那个民兵姓许,他把那个木炭烧了一堆,把砖又烧红四块。就把李次候这个女的,姓彭,叫彭吉珍抓来。(她像)这样跪着,下面有一笼火,那得了。(女人)胸前又还吊得有两砣(乳房),她的乳房,肚子皮就在那个碳火上烤,我在那儿看到,烤得那个油哟!(皮肤)起亮泡,看到在滴水(油)了。(她)撕心裂肺的叫,人人都是父母所生。”

在场的向贤早看不下去,但以他的身份未必拦得住,他转身去找区长李金斗。

向贤早:“我说李区长,遭了也,今天有个地主要死在那个火坑上。”

李金斗闻讯,赶到那间烧烤刑讯房。

向贤早:“李金斗就把她(彭吉珍)拉起来。你家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哪里还有金银。又修了房子,这些年又买了地,我没得金银了。”

李金斗给彭吉珍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

向贤早:“今年3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我晚上跟她睡觉,伤透了心哟,脚一碰,她就喔火连天地叫,整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

这段采访拍摄于2006年7月,向贤早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惨的刑罚,他叫不出名字。而谭松听到也觉得难以承受 。

谭松:“他讲到她那种情景,烧烤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全身发麻,就是头皮头发好像竖起来了那种感觉。因为当时向贤早不仅仅讲了彭吉珍的酷刑,他还讲了一系列的酷刑,比如说什么猴儿搬砖啊,喂羊屎啊......但是就是讲彭吉珍烧烤活人的时候,我全身几乎发抖,怎想到人类有这种残酷。”

然而谭松在十几年的调查中发现,这种烧烤活人的酷刑,竟然不止彭吉珍一例,而是在川东地区的土改中大量出现,以逼地主交出所谓的“浮财”。

谭松:“在土改当中这种大范围的,广泛的,民间的这种酷刑发生的话,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这个土改运动是一场由国家的政权,这个政党发动的一场运动,一种强权来推动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说它来的非常猛烈,也非常血腥,非常残暴。”

向贤早在2009年去世,彭吉珍2004年在云阳县去世。而李亮清一家在土改中早就被赶出庄园,他的儿子有的被枪毙,有的自杀,他们的故事和血泪至今仍深埋在大水井古建筑群的土地里。

共產共妻— 古迹里的土改史血泪斑斑的大水井庄园

 古迹土改史 地主儿媳被扒衣烤得乳房滴油

— 古迹里的土改史血泪斑斑的大水井庄园

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珍老人在两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个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古建筑群——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来到这个已辟为旅游景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睹了一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听到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一、伤痕累累的古建筑

清乾隆26年(公元1761年),湖南岳州府(现岳阳县)人李廷龙、李廷凤兄弟由湘入川,落业在川东、鄂西交界的大水井。兄弟俩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其后代读书耕田,人才辈出(到清末取消科举制度,李氏前后五辈人共考取秀才七十多人,廪生十余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这在一个偏僻的土家山乡,堪称空前)。至1949年,李氏家族历经了廷、祖、永、远、胜、先、宗七代人,建成了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外加八个庄园的庞大建筑群,成为一方豪强。

大水井古建筑群由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李盖吾庄园三部分组成。它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房屋近300间。据说它当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工艺精湛、环境秀丽,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

我先来到建筑群中的李亮清庄园(庄园最后一个主人叫李亮清,因此称为李亮清庄园)。

站在公路边望去,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院落静卧在农田和苍翠的山峦之间,古旧的木板楼墙与白色的西式壁墙反差强烈,也算颇有特色,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宏伟气势”。

从悬有“青莲美荫”仿石匾额的朝门进入庄园,眼前是一个青石铺就的200平方米的院坝,一条欧式柱廊横贯左右,连结两边的土家族吊脚楼。庄园共有24个天井,174间房屋,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设有大厅、套房、客厅、小姐房、账房、仓房、缝纫房、工匠房、磨坊等。据说,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走马转角楼”、“一柱六梁”、“一柱九梁”的建筑格局,所有建筑没用一颗铁钉,全部采用的木骨架,按“风水”、“八卦”及地理条件,环环相扣,互相依托。

然而此刻,这颗“明珠”已破败不堪,以至毫无“明珠”的感觉。乳白如玉的仿石匾额“青莲美荫”在1949年后受到破坏,被刷上石灰,周围的装饰全部被毁。当年小姐的绣楼歪歪斜斜,爬上去,已有楼板塌陷之忧;170多间房屋,大多残败破损。一间门窗均有雕花的“雅间”不知被何人长期用作厨房,那曾经精美的木雕工艺被浓浓的黑烟和油烟熏染得不忍卒读。

庄园前的牌坊被拆除,屋内家具、古玩无一幸存,李廷龙的墓碑被打碎成三段,《魁山堂记》匾额被锯成几块,用来垫粮店的磅秤……庄园“精雕细刻的柱础,玲珑剔透的窗棂,造型奇异的廊柱,曲径通幽的走廊,精致豪华的陈设”如果不是为招徕游客的华美之词,则一定是庄园往日的辉煌。

在庄园的主殿里,摆放着一些老式桌椅、床、窗棂、门扇、楹联、牌匾,其中大多破损残缺。据介绍,这是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从四周农民家里收购来的。半个世纪前,“翻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撵走了或者杀死了(详见后面“血泪斑斑的土改史”)庄园的主人——地主,住进了这座豪宅,他们只住不修,又随地取材,庄园日渐衰败。待“文革”的革命烈火熊熊烧来,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被铲除,牌坊、凉亭被拆除,书籍字画被焚毁,这颗从清朝中期就开始打造的“明珠”终于气息奄奄,神韵尽失。

(网络图片)

李氏宗祠距李亮清庄园200米,建于1846年,这是一个小城堡式的建筑,城墙长约400米,高8米,厚3米,墙梯依山势逐级升高,角梯皆为整块巨石建成,依次布设枪炮孔108个,严密地封锁着所有的通道,可谓壁垒森严。祠堂正面东侧有口小井,周围也用巨石砌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这也正是大水井名字的来历。

宗祠的建筑模式模仿成都文殊院,主体是三个大殿(前殿、拜殿、正殿——即“祖宗殿”),四排厢房,有6个天井、60多间房屋。三大殿是教化族人、祭祀祖先,商讨族务的活动中心。

同李亮清庄园一样,宗祠也是满目残败破损,正门旁还残留着文革时的狂热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步入三大殿,空空荡荡唯有柱梁兀立,往日各殿拥有的许多朱底金字楹联、匾额,大多不见踪影(唯拜殿中堂的一副木刻楹联虽被岁月洗得惨白,但字迹还依稀可辨:“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还有,拜殿的屏风墙上分别墨书着斗大的“忍”、“耐”二字,下面分别设置了“廉泉井”和“让水池”,喻示家族的清廉礼让)。

与祠堂内其它破败不堪的建筑相比,三大殿还保存了一个颇有气势的大架子,可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风韵和气派,尤其是残留在檐柱间的十余个扇形穿插枋,其雕刻十分精美,透射出浓郁的文化和艺术美感。厢房的破损更为严重,看上去也更凄荒,那一个个沉于房基之下的天井十分独特,配上两头的雕花窗棂和头顶上的屋檐,别有一番韵味,可惜天井里荒草萋萋野藤蔓蔓,消解了它应有的儒雅灵秀。

为了开发旅游,一个修复李家宗祠的工程队已经进驻祠堂,一群民工正在大殿里敲打搅拌。地上,堆着一排排十分粗糙的石木雕刻——一看就是那种缺少文化更缺少敬虔的“批量产品”。

为“旅游经济”而修复的古建筑还会有那种传统文化的古韵和玲珑剔透的工艺吗?

李盖五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他的庄园座落于群山环抱的高仰台,由于距离较远且天色已晚,因此未去探望。据说他的庄园占地2000余平方米,有房屋40余间,其建筑特色,雕刻工艺丝毫不亚于与之遥相对应的大水井。

二、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1949年,共产党来了!

李氏家族的辉煌轰然崩塌,满箱的契约焚毁了;所有的财产收缴了;整屋的书籍烧成了肥田的纸灰;偌大的庄园被分而食之,住进了新的主人……最不幸的是那些大小地主们,他们或被杀、或被饿死、或被斗打、或被烧烤……

50多年后(2006年7月),我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老先生,聆听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家族史。

讲述人:向贤早(土改时大水井农会材料干事和民兵,李亮清家佃户,1933年生)

向贤早讲述:

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大水井李氏家族的帐房,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李氏家族的事,我自小与李亮清家的小姐少爷很熟悉。土改时我在农会作干事,也是民兵,做了一些工作,如在龙门没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财产,参加过斗地主等。

李亮清后人的命运:李亮清是个能干人,家业在他手里一步步发达,拥有了4000多亩田地,还在奉节城买了一个绸缎铺,在云阳买了两个盐井。当时,李亮清庄园里每天有近百人进餐。李亮清活得不长,只活了56岁,在“解放”前一年,1948年去世了——幸亏去世了!

说一下“解放”后他子女的遭遇吧。

李亮清共有三个儿子,九个女儿。他的大儿叫李蔚廷,他是挨的第一炮(枪),就在大水井操坝打的。问他有没得金银,他说:没得了,我修房子,用完了。罚他的款,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枪毙了。

打李亮清的大儿媳妇刘温贤(也就是李蔚廷的老婆)我也是亲眼见到的:先是群众呼口号:“打倒刘温贤”、“刘温贤老妖精”、“砍倒大树有材烧”等等,然后把她拉出来,把衣服裤子全部扒光,一丝不挂,人们涌上去一阵痛打,就在李家祠堂前打的,打得惨,但是没有打死,好半天她还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哼,后来刘温贤被枪毙了。

李亮清的二儿叫李次候,他曾是胡宗南的警卫队长,“解放”后他逃走了,他有很多朋友帮他,东躲西藏,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他2002年才去世,但是他留在乡下的老婆彭吉珍受了很多罪,待会儿我给你讲。

(注: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中说,李次候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曾在重庆渣滓洞主管无线电通信,“解放”后坐过一段时间的监牢,出狱后到新疆的一个电台工作。)

李亮清的三儿李询荛还是个学生,他被吊起来逼问金银,他受不了刑,就说有金银,埋在哪点哪点,明天一早带他们去挖。实际上他没有金银,第二天过不了关,夜里他翻墙逃跑,民兵发现了在后面紧追,李询荛从楼上摔下去,头摔在石板上,当场摔死了。

李亮清的女儿也被弄来斗。八小姐李先信被吊在中梁上追问金银,正在这时奉节县的杨县长来了,他说:“你们不斗当家的斗学生?(八小姐)这种人应当把她瓦解过来。”这下才免了他女儿们的罪。

李亮清的坟被挖开,他衣服还是好的,头上有个顶子,外面抹了点金,剖开里面是木渣渣。

农民斗地主还是积极,一是想当干部,二是想分地主的财产,三是斗倒地主不交租。当时还有一个“焚约大会”,所有地主、农民都来,那真是热火朝天。会场上挂着标语:“要回农民的血汗”。地主装文约(契约)的箱子全部端来,农会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你是不是地主?”他问到杨田坝的地主李银州(音)时,李很有礼节,他双膝跪下说:“我家有500石租,算个老大地主。”“农会主席说:“那就把你的文约拿出来。”李从箱中取出文约,有一尺多厚。

李亮清的文约有三箱子,是他家小姐拿出来的。当天当众烧毁地主所有的文约,烧得满坝子都是香味!为啥?文约上盖得有政府的印章,那印泥里掺得有银珠和香片,所以烧起来香味扑鼻。

土改时折磨地主的刑罚多得很,我亲眼见到的有这些:

一、吊半边猪——把一只手和一只脚捆在一起吊起来。

二、抬穿心杠子——把手脚捆起来,用杠子从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摇晃。

三、骑洋马儿——用两个长板凳一正一反重迭,将受刑人的两个大拇指夹在两个板凳中间,受刑者坐在板凳上压自己的拇指。

四、吊鸭儿凫水——将人反捆起来悬空吊。

五、猴儿扳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绳紧紧捆在一起,中间强行嵌入一根木棍,用锤子将木棍一下一下打入拇指间。

六、挂尿桶加纸木灰——把半桶尿挂在受刑人颈子上悬在胸前,受刑人头啄(垂)下来脸冲着尿桶,然后把一大堆烧过的纸木灰猛地一下倾入尿桶中,纸木灰“轰”地一声冲起来扑得地主满嘴满脸。

七、喂羊屎——羊屎干了看上去就像鸦片颗粒,把羊屎塞入地主嘴里,强迫地主吃下去——专门整吃过鸦片的地主。

但是,我见过的最惨的刑罚我叫不出名字。

那一天逼地主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彭吉珍交出金银,彭吉珍交不出来,那个民兵把四块砖头烧红了,把彭吉珍衣服扒了,强迫她双膝跪在两块烫砖上,双手撑在两块砖头上,像狗一样趴跪着,然后把一盆火笼——里面烧的炭火——放到彭吉珍的乳房和肚皮下。我在旁边亲眼见到,烤得那个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不是地主,我不怕人说我包庇她,我转身就出去找李金斗,他是区长。我对他说:“糟了也,今天有个地主恐怕要死在那个火坑上,已经烤得滴油了。”

李金斗走进彭吉珍受刑的屋子,叫民兵都出去,然后把彭拉起来,问她:“你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没得了呀,修了房子,又买了地,没得了呀。”李金斗给她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今年三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伤透了心哟,晚上跟她睡觉,她喔火连天地惨叫,一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奶子都烂落完了。”

彭吉珍前年在奉节去世了,烤她的那个民兵还在,叫许定胜(音)。

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

李氏家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李盖五,他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

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各种各样的武装、土匪兴风作浪,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上个世纪)30年代,川、鄂两省边境上就有势力较大的匪帮贺国祥、利川境内的“神兵”等。这些兵匪们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老百姓深恶痛绝。

李盖五出生于望族书香门第,很有才华,他能言善辩,生性胆大。他同贺国祥、同“神兵”交战,也打其它土匪,打出了威风,土匪们一般不敢骚扰大水井,因此,可以说李盖五保了一方平安。李盖五1930年当了奉节四区区长,1935年当了奉节县团务委员长(当时大水井所在的柏杨镇属于奉节县,1953年才划归湖北利川)。

(《大水井古建筑群》书中说:末代族长李盖五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其经历之曲折,是小说家也难于想象的。由于李盖五“解放”后又主动交出财产,因此进驻大水井的工作队领导汪华源、李金斗很快与李盖五交上朋友。)

“解放”后,李盖五很为共产党做了几件大事。

1950年2月10日,奉节县高甲乡的大地主王学初联络奉节江南各乡,还有云阳、利川各乡的头目,策划“反革命暴乱”。3月12日,高甲乡倒龙湾最先暴乱,仅仅4天就蔓延到江南的19个乡,人数达到3000多人,杀了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等干部6人。3月16日,他们与李氏家族的李汶舟等取得联系,指使李汶舟去给李盖五做工作,邀请李盖五出来领头。李盖五深明大义,大骂李汶舟:“胡闹!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嗒,你这几个人,几条土枪成得了事?!”

李汶舟等人走后,李盖五报告了中共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区委先下手为强,立即调动部队,将准备暴乱的分子一网打尽,王学初被抓住后枪毙。

李盖五还救过共产党的韩副县长。那是1950年,韩副县长、李盖五一行四人由吐祥乡去奉节开会。走到亮风台时,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群土匪,为首的大叫:“谁是韩副县长?”韩说:“我是。”李盖五赶紧向前,高声说:“我是!”只见土匪大刀一挥砍来,李盖五举刀相迎,同时大声吼道:“你们是猪的槽头血作痒,想找死?!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你们赶快回去搞生产,不要胡闹。这是共产党的干部,给你们穷人办好事的干部。”

土匪们听了他的话,一个一个地溜了。

李盖五不仅帮共产党,还同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联姻。他做媒把他叔伯兄弟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嫁给李金斗。李金斗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在我们那儿当区长,他来了之后,把他老婆离了,另娶了李问州的女儿。

李盖五为什么要做这个媒?他想结交共产党的区长,保大水井的清宁平安。

由于李盖五有功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打算免他的死,于是把他弄到奉节的安坪乡去帮助搞土改,算是躲起来,避开家乡的清匪反霸斗地主。但是,李盖五名声太大,大水井农会(主席叫王道玉)说李盖五是大地主,非要把他弄回来斗。他们三次向奉节县政府要人。共产党虽然想免他的死,但又不愿受到群众反对,于是就把他交了出来。不过他们要求:一、不得捆绑吊打;二、不准枪毙。

李盖五被押回来后,关在他家的一个粮仓里,没有枪毙他,但是,七天七夜不给他饭吃!他饿得把残留在碓子(一种舂米的用具)里的一点生包谷米都抠出来吃光了;没水喝,渴得喝自己的尿。

在临死的那天凌晨,他悄悄把仓板拆下来,探出去拖看押他的民兵的枪。民兵惊醒了,问他:“你拖枪干啥?”

李说:“我……我拖枪打人。”

“你打哪个?”

“我……我看得起哪个打哪个。你们这……这些家伙,不是老子保一方平安,要撵得你们鸡飞狗走。老子死……死了之后,也要在鬼门关等……等你们。”

李盖五说完就死了。

民兵汇报上去,农会中有信迷信的,感到害怕,于是决定焚尸。他们用桐油、菜油,就在他庄院门口,架起干柴烧,最后整个人烧得只剩下碗大一块,丢在庄院后的水沟里。所以后来他儿子李先伟(音)清明回来扫墓,只有在水沟边挂青(祭祀)。

共产党区长李金斗的命运:

李金斗是区长,权力很大,审判地主他当庭长坐在前头,两边各坐一个陪审员,地主跪成一排,要杀哪一个就喊某某人入庭,入庭后只有几句话就完事。枪毙李蔚廷时,李金斗就是这么几句话:“农民弟兄们,大斗、小斗、加紧斗、使劲斗。斗不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判他的罪,杀他的头!”接着把李蔚廷抓来问:“你当乡长,抓了好多壮丁?掀了好多人下龙桥河?”我记得李蔚廷还答了两句:“我没有掀人下龙桥河呀。”

后来要枪毙李问州,也就是他的岳父,专门叫李金斗去执行。政府要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同地主睡一头。那时,哪怕你是区长县长,只要同情地主就要遭撤职。审判枪毙李问州那天我在场,李金斗问:“你当乡长,派款子、抓壮丁,杀害了多少农民?”李问州回答:“区长(他还是喊的区长,没有提女婿),我没有杀农民。”我记得他还说:“区长,我(死后)要求弄回去埋。”

枪毙打的李问州的脑壳,打得脑花到处散起。

印象最深的是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也就是李金斗的新婚妻子,当时也在场,她眼泪双双直往下滚。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李问州弄回去埋,就埋在羊角坝。

那天只打了李问州一个,一个大会只搞(杀)一个,牢里头关满了地主,就关在大院里,有几十个,要杀哪个拖出来杀就是。我们这一带有48户大小地主,光收缴的铺盖就是200多床。

李沛东是龙门乡公所的调解委员,李盖五的弟弟,他没得一点罪恶,但是,那时是只准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于是把他也抓来杀了,就在大水井枪毙的。

李家土改被打死的地主有李鸿钧、李沛东、李问州、李蔚廷、李沛诚等,大概近10个吧。

李汉州(音)的儿子李炼梧(音)被抓来用烙铁在他脸上烙些疤子,第二天他满脸流脓地被抓到刑场上去陪杀场,不过没有杀他,因为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学生,记得当时有政策,学生娃不杀。

李金斗大义灭了亲,但并没有保住他的官职,因为他毕竟娶了地主的女儿。他老婆刚生了第一个娃儿,上面就责令他好好反省,于是他给娃儿取名“李反省”。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娃,上面把他撤了职,弄到山脚坎去当工人。他干脆给第二个娃取名“李撤职”。

作者记述:

由于向老先生马上要动手术,8点半便开始输液,只得匆匆结束采访,李氏家族中一个重要人物李孟洋未能详尽了解,老人只是说:“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我回来后,细读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从中找出了关于李孟洋的部分——

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命运:

李孟洋1884年生于李氏八大庄园之一的洋沱坝庄园(位于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有房屋100多间,据向贤早老人介绍,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1904年,他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医学,并一度参加了同盟会,结识了秋瑾、熊克武等著名人士。

李孟洋回国后,曾在好友熊克武(曾任四川督军)的力邀下出任四川省第一届议员,但他很快厌倦了官场,弃官归隐。李孟洋回乡后,诗书自娱,著有《扶桑求学记》、《婴育学》、《廉溪诗钞》、《廉溪杂议》等。

李孟洋极富同情心,为当地人办了不少好事。据说,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李孟洋发现屋前有一个女乞丐躺在树下,即将临盆。他急忙吩咐家人打扫房间,生起火炉,然后亲自把乞丐请入屋内,为其接生。这一下在族内引起风波,因为当地风俗,不能让别人在屋里生小孩,否则会带走主人的财运,何况那人还是一个脏兮兮的乞丐。族中很多人都来劝阻。李孟洋大为生气,对他们说:要败家就败我这一家,要死人就死我一个人!绝不牵连你们。

在李孟洋的精心护理下,女乞丐顺利产下一子,满月后,乞丐执意要走,李孟洋又送了她许多衣物、食品。

九∙一八事件后,李孟洋对日本极其痛恨,儿孙辈有想从他学日语的,他即大声呵斥。

李孟洋曾四处收集珍本善本,收藏有大量的各种书画,每年夏天,他都要请20多个人帮他晒书。他结交的夔州府中学堂洋教习丰田少太郎(日本人,曾在中国生活30多年)曾为李孟洋书斋题写:“橱有中西百万卷奇书”。

1951年土改时,这些书被收缴起来,找来10个人专门焚烧,每天烧几个小时,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堆满了一块田,农民都说书灰是肥田的上等肥料。

据李孟洋后人介绍,李孟洋留学归来时,箧中有一幅20多丈长的白绘绫书画长卷,上面全是当时留学日本的近百名友好的诗文,第一首诗就是秋瑾亲笔书写的古风作品。这幅珍贵的书画长卷也在土改时被毁了。

土改时,李孟洋的家业已败,但有人说李孟洋从日本回来时带有70箱金子,于是逼他交出来,天天组织斗争,李孟洋不久就在斗争中去世。李孟洋死于1951年,享年66岁。

(如何逼交金银?如何组织斗争?李孟洋如何“在斗争中去世”?该书作者没有交待,想必也不敢交待,只有让我们去想象。)

采访后记

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珍老人在两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向贤早老人记忆清晰,他不仅小时经常同庄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一块玩耍,不仅当过土改民兵、亲身经历了整个土改,而且前些年还专程到李氏的八大庄园考查,走访了当地的老农和李氏后裔(正因为如此,他写出了《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对大水井如此复杂而厚重的历史,没有长夜畅谈,多方了解,肯定会遗漏许多重要情节。还有,向先生收集的不少有关李氏家族的老照片我一张也未能目睹。

眼下,也只有暂时如此了。

返回的路上,我在横跨渝鄂的七曜山上停下来。回眸望去,利川大地,山峦起伏,苍翠满目,风光十分秀美——多么让人难以离去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