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李宗仁回忆录》出笼的时代背景
二、诋毁中华民国领袖与政府的利器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
四、李、白与共军相约夹击中央军
五、利禄熏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战而退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无作为
八、信口雌黄 损人害己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开赌贩毒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黄埔军人为核心
十一、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抗日部署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苏
十三、李、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十四、多宗“抗日反蒋”事件都由胡汉民操控
十五、胡汉民派陈友仁赴日要求出兵东北
十六、两万滇军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李宗仁的荣耀
十七、汤恩伯监视严密使李宗仁无隙投共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颇谬误
十九、对胡宗南将军的恶意诽谤
二十、对胡琏、宋希濂的恣意诬蔑
二一、对顾维钧恶意中伤以怨报德
二二、捧吴化文贬丘清泉 旨在扰乱军心士气
二三、歪曲史实 指鹿为马
二四、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二五、颂扬暴君苛政 同情乱臣贼子
二六、心狠手辣枪毙王公度 草菅人命杀马君武妾
二七、与内奸卫立煌同恶相济
二八、包庇叛徒 歌颂军阀
二九、与大贪污犯毛邦初狼狈为奸
三十、剿共虚晃一招 造假本事一流
三一、白崇禧冒领战功 李宗仁五子登科
三二、扶植重用共谍刘斐郭汝瑰韩练成
三三、投共是因为不甘寂寞
三四、十二万美金出卖人格与灵魂
三五、反复无常纵横捭阖见利忘义的军阀政客
三六、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学风妄诞永远有理
三七、夏志清、宋淇、苏雪林对唐德刚…（本刊略）
注释
正文：
一、《李宗仁回忆录》出笼的时代背景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六十万言《李宗仁回忆录》，其最早版本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推出的，海外版则是香港南粤出版社──中共官营的三联书店附属机构──推出的。李氏口授本书的主旨“是想乘机写一部控诉书，或鸣冤白谤书”(注1)。大陆版印行于一九八○年，正是叶剑英所说的“迫害两亿人，致死两千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十年浩劫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就有71%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反党份子”，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干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还不包括挨批挨斗者)；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76%、中央军委主席的86%、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70%、国务院副总理的87%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党委书记的75%，都受到残酷迫害。绵延十年的武斗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币(2)(一九四九──七九年全国基建总投资才六千亿元)，工农业生产濒临崩溃的边缘，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开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之类的严肃课题。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空军最先进的米格十九机长范园焱毅然驾机投奔自由，降落于台南空军基地。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为了收拾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中共新当权派软硬兼施，意欲抵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亿万同胞的感召力，软的一手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方针，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硬的一手是大量印行《金陵春梦》等诋毁中华民国领袖的谤书，其中《李宗仁回忆录》正是起了一般小说、传记作品所不能起的作用──藉一名过气政客的自传，和他在自传中对蒋介石喋喋不休的诬骂，更以一贯的强制性宣传，来强迫大陆读者接受李氏的偏颇和伪善言辞，进而迫使大陆人民放弃对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冀望。
李传的海外版印行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其时，大陆民众已经经历了镇压西单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和“严打”等政治运动，城乡间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三信──信心、信念、信任──危机，各级官吏普遍贪污腐化，人民普遍丧失理想，目光短浅，追求物质享受，崇尚“一切向钱看”，因精神空虚而行为失检，道德水准更是急遽下降……自一九八二至八六年，空军机师接连发生了吴荣根、孙天勤、王学成、萧天润、陈宝忠等驾米格十九、米格廿一、米格十七、轰五机、米格十九等投奔台湾的事件，台湾方面则揭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号。所以，中共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海外重印李传，藉李宗仁这个退职总统之口，渲染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治腐化”，企图重新鼓吹“祗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二、诋毁中华民国领袖与政府的利器
《李宗仁回忆录》究竟卖了多少本？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先生亲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唐德刚在台演讲时，示意引言人说销行一百万本，陈氏认为“无论如何，至少销行了数十万本”(3)。
中国大陆经历了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舞台上只剩下八出“革命样板戏”，文学作品只印风派作家浩然的《艳阳天》与《金光大道》，在百花雕零、一潭死水之际，突然冒出一本投合小市民口味的插料打诨厚书，讲的尽是闻所未闻的近代史典故，竟一时洛阳纸贵；就以大陆两千多个县68.78万家学校来计，售出几十万册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作为一件统战工具，李宗仁是名利双收的。奇怪的是，在号称“复兴基地”的台湾，由于长期戒严所形成的压抑、逆反情绪作崇，复经李敖一再炒作，《李宗仁回忆录》也创下不俗的销售记录，例如堂堂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的一等秘书、驻荷兰代表郭冠英先生便公开宣称“看了(此书)我一直对李宗仁有份好感，这是教科书及社会宣传中诸多的捧蒋介石的文牍所不能比的”，这位简任官未读完全书就断言“写的是真的，读来合情合理，较易取信于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看了让人对中国近代史有大致的了解……”(4)一般来说，在台湾，读书甚少、对近代史涉猎不深的人，对此书会顶礼膜拜视若神明，然而具有真才实学、博览群书的历史学家则不约而同认为中共倾销《李传》，只是“为诋毁我领袖及政府之利器”、“反衬托出李宗仁的偏激与无知”。(5)
陈存恭论文发表于十八年前，当时大陆上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故四万余言的论文偏重于抗战爆发前新桂系崛起的年代，对李宗仁的人品作了一针见血的评价，云“李宗仁回忆录每对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蒋中正先生予以人身攻击，谓其用权术、为政不以德等等，而自夸‘忠厚坦诚’，然而从李、黄在广西崛起的过程，即可发现他们多次动用权术。李氏为了整饬军纪，在没有充分证据下处死一名罪不至于死的士兵，只因此士兵是李的同乡，拿来杀鸡儆猴，这是他承认自己用权术的一次。在政治立场和战略计划方面，他表面上曾服从过粤军陈炯明，嗣即服从再起的陆荣廷，他诱劝陆放过黄绍□而北上与沈鸿英争桂林，他欺骗从南宁来访的林俊廷，最后联合不得人望的沈鸿英偷袭南宁，再联合粤军讨沈鸿英，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诈术的运用。至于黄绍□部，先接受沈鸿英号令而移军于梧州附近，趁沉军失利而夺取梧州，再以鸿门宴擒杀冯葆初，偷袭同属大本营的陈天太，亦无一不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运用。”(6)
在李宗仁纵横捭阖的廿世纪上半叶，割据中国南北的大小军阀何止六、七十人，为何李氏得天独厚要劳动哥伦比亚大学派遣专人耗时七年去制作口述历史？那是因为他在国难深重的年代当了四百零一天中华民国代总统(其中一百零二日擅自离职脱离岗位)，然而李传仅以8.9%的篇幅记述这位大总统的“政绩”，即使加上副总统任上二百四十九日，也仅占12.1%的篇幅，倒反而是吹嘘自己护国、护法、统一广西、北伐、抗战等等功绩占了72.6%的篇幅。在李宗仁代摄总统职之前，国军在辽西会战、徐蚌会战、平津会战打了几场威武不屈的硬仗，有九十万忠勇官兵杀身成仁，但在李宗仁执政一年中，共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江南几无激烈战事。这就是李宗仁讳言那一年经历的根本原因。
三、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
唐德刚说李宗仁是“忠诚厚道的前辈”“温柔敦厚的好人”(7)然而从李宗仁口授的这部回忆录中可知，李宗仁是一个口是心非、老奸巨滑、吃里扒外、翻云覆雨的小人。诸如，他哓哓不休反复强调“他(蒋介石)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他唯恐我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时日延长，美国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态度而大量助我……他断不能坐视我取他而代之”“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此次江南之败，似非由于他指挥低能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灶，运用美援，建立一个小朝廷，以终余年”。(8)
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夸耀的──“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坐拥半壁河山”──“我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9)呢？从四十八年后公开的绝密档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容(总统府外事局专员)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10)。蒋介石下野后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11)
李宗仁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死后廿八年中共的机要部门为了“创收”，竟把“大内档案”辑印成书，把他见不得人的卑劣勾当与鬼蜮伎俩全部抖了出来。在口授自传稿时，李犹振振有词云：“上海公众组织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组成一个人民代表团坐飞机往北平，华中剿匪总部参议刘仲华和立法委员(按；此处李氏故意不提黄启汉名字)被邀同往。此事经我同意，后来报界传这两人是我私人代表，并非事实”(12)。又说“外传黄绍□飞汉去港是衔我之命，全非事实”(13)然而黄启汉在回忆录中坦承启身前夕“我到南京见李宗仁，晚上他约我和刘仲华在他房间谈话，他说，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已经叫空军派定了一架飞机，明天就把我和刘仲华送去北平。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有廿六年中共党龄)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这是第一次，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三日飞平，廿九日上午由傅作义安排搭乘国军空军最后一架撤离北平的飞机回南京。
四、李、白与共军相约夹击中央军
“到南京后，我立即去见李宗仁，向他汇报在北平见到叶剑英以及谈话的详细内容。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随上海和平代表团北上是第二次，那时刘仲华奉令暂留北平，二月十三日专机北上时携去刘仲华的妻子及三个儿女，行前两天“李宗仁来到上海，和我在霞飞路黄绍□家谈话，要我带给毛泽东一封信，并要口头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李宗仁要我把这几条意见用笔记下来，再三嘱咐务必转达无误。李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我……我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交给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转交到李克农处，由李指定一个电台为我收发和翻译李宗仁和我来往的电报……代表团南返时，我叫刘仲华向李宗仁谎称我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建立了一个电台……我遵照李宗仁的意旨，留在北平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四月三日，周恩来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我，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三日下午我回到南京，立即向李宗仁报告周恩来的话，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认为对八项原则(包括第一条惩办战犯)为谈判基础的问题，完全可以接受。接着，他叫人找秘书黄雪，当面交代起草电稿打给毛泽东，再次表示诚恳求和”。(14)
投共之后的李宗仁
至于黄绍竑飞汉去港系衔何人之命，可见于刘仲容的回忆录；“李宗仁一上台就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为了试探中共对李宗仁态度的反应，李与白分头进行活动。白崇禧一方面派黄绍竑前往香港，想劝李济深回来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一方面派我前往北方同中共当局接洽和谈问题……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先去上海找中共地下组织接头，路过南京见了李宗仁，向他说了前往上海的使命。事先他已接到白的电报，李完全同意白的打算。”(15)可见白崇禧派黄绍竑赴港本是执行李宗仁的指令。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日李宗仁出席行政院会议时未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是迫于全体与会者均不同意。事实上当时南京卫戍部队全系黄埔系军队，桂系全无行动自由。李、白私下与共方密使往来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将曾公开宣称：“如李代总统要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请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在南京、上海开会！”又说“如李代总统要向共党投降，安全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担的”(16)。这些坚毅的表示使李宗仁在南京觅不到投共的间隙。
蒋介石是否“自毁长城，开门揖盗”让共军席卷江南呢？请看周宏涛回忆：“阎锡山组阁之前，先到台湾晋见蒋介石。蒋介石指示：军事方面，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州、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沿海各省发展；西区以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西藏为基地，向中原发展。财金分为三区，以重庆接济西南、西北各省；以广州接济华南各省；以台湾接济东南各省。上海、青岛等沿海重要港口，对内外正式宣布为作战地带，陆海空交通实施封锁。政治方面，加重地方政府权责，中央应划区督导与辅助，不宜集中。非常委员会方面，东区、西区各设分会，东在台湾，西在重庆。以及肃清政府统治区域内党政军社各部分共匪之第五纵队”，“江静轮驶返定海，新任浙江省主席周嵒及段军长自甬县坐机帆船来见，蒋介石对防务方面指示颇多，以求保住浙东”“(十一月九日)蒋介石决定赶赴重庆，坚守大陆最后一片国土──西南各省”“(十一月廿八日夜)爆炸声不断，黄少谷数次请蒋介石离渝，但蒋介石认为，多留一天就有十天的效果，而坚持要在重庆留到最后一刻……飞机离地的一刻，已可见得有共军持枪向我们射击”“(一九五○年四月廿七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命令要随蒋介石飞往舟山群岛，这趟秘密行程极为危险，有遭中共军机袭击的可能”(17)。周宏涛追随蒋介石左右十五年，历任侍从秘书、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他在蒋介石身边亲眼见证了蒋介石的荣耀与苦楚。基于侍从室人员守分守密的纪律约束，他从未论述过中枢机密，直至他临终前几个月，深感应该为历史留下见证，才口述了这部回忆录，其内容主要取材于几十年的日记，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从上述记载可见，在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仍然竭力希望保有大陆部分江山，并非李宗仁所说他于下野之前就已打算放弃大陆。此后阎锡山确实遵照指示，全力保卫华南并且下令封锁沦陷区的港口，派空军轰炸各个港口，多艘不顾禁令停靠的外籍轮船因此受损；在外交战线，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苏案，终于获得通过。这一切尽皆彰明昭著记于史册，绝非一部私人口授传记所能抹煞的。
五、利禄熏心 既不能命又不受命
李宗仁口授自传时称：“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又说亥敬电“只是向蒋先生作极温和的建议”，埋怨京沪港新闻界“故意以猜测之词，写出许多耸人听闻的新闻”。(18)事实上，就在他的《回忆录》里，李宗仁自供一九四九年五月，他派阎锡山赴沪向蒋提出六条方案，作为他离桂飞穗主政的先决条件，其中第六条系“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19)，无异自掴巴掌。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系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一日，张发奎飞桂林时与李宗仁、甘介侯、韦永成等会谈两次的记录，最后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权。前者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指蒋)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另一份密件是五月二日李宗仁与白崇禧、居正、阎锡山等在桂林夜谈的《谈话记录》，不仅要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密件油印仅数份，寄交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一份、行政院院长何应钦两份、派专机送蒋介石一份，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20)对此，白崇禧表示完全支持，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21)
李宗仁的亲信、国民党中常委程思远则有如下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我正在武汉，白崇禧对我说，不久以前，梅贻琦、晏阳初、卢作孚联袂从宁、沪经汉口入川，根据他们反映，宁沪和谈空气高涨，盼武汉方面有所行动。白打算把西南各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目的在逼蒋下台。”(22）
白崇禧（左）和李宗仁
周宏涛回忆说，一九四八年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前，蒋介石原打算提名无党籍的胡适出任总统，但马上遭到白崇禧的压力，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愿担任总统，那就由李宗仁来干好了，蒋介石乃不得已放弃提名胡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八日，阎锡山晋见蒋介石，转告李宗仁主和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意，阎氏转交的写着和谈条款的用纸，是以“副总统用笺”缮写的，这已表明了李宗仁在促使蒋介石下野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日后白崇禧致蒋电有“此项因职主和对于党国所受之精神物质之损失，实非如此轻易可以卸责也”等语(23)，总算是天良发现。
时隔十六年多，白崇禧接受中研院近史所陈存恭教授访问时坦言“我认为李代总统指挥不灵，提议总统复职。我再征求李意见，李同意了。我们打电报给总统，派吴忠信专机去见总统，总统答应了，到重庆来了。总统到重庆时，李不同我讲，竟飞昆明去了。这人既不能命又不受命，利禄熏心，避不见总统。我曾打电报要他回来，他回电说视察未完，不肯到重庆来，此事就搁浅了，而大陆军事逆境，终于无法挽回”(24)。
六、白崇禧遵中共指示不战而退
李宗仁说“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25)。这也是欺人之谈。解密档案显示，白崇禧在通电逼宫后十九天便“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予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转达毛泽东，讲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局与白达成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黄对潘说‘白已决心和平，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蒋介石下野后一周，白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见共方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基本同意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只是感到宣布战犯太多，他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共军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刘、邓并告陈毅：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让出花园口以北地区……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待东北(四野)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四月十日白崇禧电共方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请中共暂留该地勿攻，以待和平解决云云。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26)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照中共指示丧师失地的。
李宗仁在徐蚌会战前力主白崇禧统一指挥黄淮平原战区，反对分割成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部，这也是他过高地估计了白崇禧的能力。早在一九四七年，国军在华北节节取胜时，白崇禧调动华中剿总十二个整编师加上保安团队共计卅多万人马，在大别山清剿共军三个多月，却不曾见到一个连以上的共军，但是所有通往大别山区之外的大路竟全被撤往黄泛区的共军破坏得寸步难行。一九四八年七月，徐蚌会战的第一炮还未打响，而鄂北的重镇老河口、襄阳、樊城却接连被共军攻占，坐镇襄阳的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一再呼救，无奈白崇禧派去救援的整编第七师的行军速度却比乌龟都慢，以致于襄阳城破时康泽被共军陈赓部生擒，导致襄阳北面的南阳、新野陷于孤立。同时也使共军在渡长江前就能早早地进占荆门，进而控制宜昌；更使后来国军西撤的退路被共军先期布置好了障碍与封锁线。总之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华中剿总辖下平汉线上所发生的败绩，要比津浦线上所发生的败绩提早了一百天。而襄阳失陷后，孤立了四个月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竟献城投共。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张及师以上军官扣押解送广州审讯，白氏却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叛逃。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而华中先败的恶果或多或少影响了徐蚌会战的失利(27)。据白的副手、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宋希濂回忆，黄维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部第二十、廿八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增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国防部三令五申白才让第二十军调走，但又竭力阻挠第二军东下，还派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顾祝同、蒋介石的电话都被他顶回去，且命令第二军返回沙市。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聿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宋希濂认为，抗战胜利后李、白力主戡乱、反对和谈，是为了让中央军与共军打得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桂系便可从中取利；不让张淦兵团与宋希濂兵团东下解围，就是希望中央仅剩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下台不可，李宗仁便可取而代之(28)。
七、西南大撤退白崇禧毫无作为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回忆中也述及，杜聿明西撤前曾向蒋介石献三策，其上策系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战场，来一个主力作战，定能打垮共军，可惜白氏按兵不动，结果是全军覆没，而白崇禧也没有保住武汉。(29)
回顾西南大撤退的往事，白崇禧这个华中军政长官也是有愧职守的。据华中战区一位汽车兵团主管回忆：“桂林为广西省会，又为白长官之故乡；且白长官所统率的部队，除黄杰兵团外，其余如夏威兵团、张淦兵团，都是广西系统的基干部队，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大家都希望白长官能有所作为，在湘桂线上能与共军来一场大决战，藉以挽救西南之危局。岂知白将军徒有小诸葛之虚名，虽拥有数十万大军，却始终举棋不定，毫无作为。在驻节桂林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准备，且在撤退上亦乏消极的整备，故于共军攻占广西全州时，又匆匆从桂林向柳州撤退，处处居被动挨打状态。当时白长官对许多配属的部队似乎采取不闻不问的作风，不但撤退时得不到命令，连他的企图也搞不清楚，因之，我们这些汽车部队、通讯部队、工兵部队、炮兵部队、宪兵部队等部队长只好凭自己个人的关系，与长官公署的有关幕僚单位主动协调联络，而决定行止”，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前并未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但见“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故车行甚缓，驶到迁江渡口已日落西山，前面车辆长龙估计达二千五百辆之多，延绵数公里。码头上仅有渡船两艘，每次只能装载大卡车两辆过江，一次来回需时十分钟，每天最多装运二百辆，我们兵团的车辆要轮到上船渡江，恐怕要轮半个月。我于失望之余感慨万千，深觉高级将领们平时作威作福，不作未雨绸缪，既欲撤退，为何连后方交通干线的渡桥也不预先搭建呢？像迁江这样仅有几十公尺宽的江面，搭一座可载汽车通行的便桥，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假若预作准备，至少可以争取十天时间……本兵团的汽车陆续渡过四百五十辆，尚有七十辆停在岸边待渡时，共军追兵已步步逼近，相距仅二三千公尺，步枪枪声已清晰可闻。在此危急情势下，只得决定将未及过渡的车辆浇灌汽油予以焚毁，顿时浓烟蔽天，未过渡的部队争先抢渡，幸渡口尚有一条用汽油空桶搭成的人行便桥可以通行。我于放火烧车之后，跟着后卫部队刚步过桥头，便桥即被挤断了，以后许多驾驶兵及部队便纷纷游水过江，凡不善游水的都要陷身敌后了”“到南宁才知长官公署已于昨日全部远飞海南岛，连一个指挥所也没有留置。于是几十万大军没有指挥中枢，犹如群龙之无首，只能各自逃生。距南宁三公里又相隔一流江水，江边亦早已摆着长龙，与迁江渡口一样只能竟日在渡口苦候。俟共军逼近南宁，城郭的飞机已开始破坏，遥见火光冲天，我兵团车辆已过江的仅三十余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率已过江的车辆向钦州方向前进，但车行数十公里后，前面又横隔一条小江，仅一艘渡船；等到午夜忽然枪声大作，大家趁夜色急忙躲到山坳里，等枪声停息回来，才知刚才放枪的是广西土共，已把车上的所有物资洗劫一空。我回到渡口即决定将所有车辆都弃置于此，遂即乘夜渡江，黎明前又闻远处枪炮声，于是又急行军飞奔，同行百余人大都被冲散，下午三时将到达离钦州不远的小董镇时，我身边只剩下一名营长和两位排长了。捱到深夜才易服装扮难民入镇……”(30)一个汽车兵团在短短半个月就损失全部五百多辆美制卡车，人员只剩下四员，由此可以想见白崇禧几十万大军覆灭的惨况，这一切都能归咎于蒋介石吗？
八、信口雌黄 损人害己
李宗仁的所谓“厉精图治”又怎么回事呢？据一位参与密勿的桂系高官回忆，“在每次‘御前会议’之时，他更显得十分萎靡，任由与会人员说来说去，他只有呆在那发楞！有时勉强抖擞一下精神，插进几句话，也常不得要领，有时甚至走到旁边沙发上躺一会，又茫然地回到座位上，然后问大家究竟有什么决定？”“最令人不解者则是政府播迁到广州之后，军费的开支还是按照正规官兵五百五十万员额计算，许多部队早已整个溃散，但空额番号犹存，联勤总部照常向国库支领粮饷。后经财政部与联勤总部多次会商，才算减少了五十万名额，仍按官兵五百万员发付。这一举措旷古未闻，且破了历朝军队中‘吃空子’的纪录。这么多的粮饷究竟去了哪里？大部分进了少数人的私囊。经手人员从国库的前门把一箱箱刚印好的金圆券抬出来时，若非马上在路边换成美钞银元，便是抬进小银行、钱庄，变成金条。中共特别收买了一大批人专做这一类政治找换生意，使金融更见混乱，金圆券贬值更为迅速。还有一种舞弊弄钱的方法是，经理人员与粮商勾结开设粮店供应军粮，仅购进少数食米作为筹码，用大卡车由前门装进军营，再于夜间从后门悄悄运返粮店，这间粮店便变成了聚宝盆，因而财源滚滚。即使上峰派员清查也是徒然。更骇人听闻的是中共直接或透过土匪向军械库购买枪弹，大批固所欢迎，少致三五枝也有交易，结果国军的武器便如此源源不断流到共军手中。那时有几处军械库的爆炸，就是管库人员消灭证据最毒的手段。有人将这些事情向李宗仁报告，照例他总是那么狠狠地咒骂几句，结果也只有深深叹一口气，表示绝望。他对人说，不是他不想干，而是没人替他去彻底执行命令。”为什么令行不止呢？“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张军毡之外别无长物。一日两餐，饭是砂石鼠粪加上碎米，下饭之物只有连根青菜一碗，辣椒一碟，用面盆盛了一盆酱油水，加上两片菜叶一把辣椒”(31)，用这样的军队，焉能有效“防堵”共军？
左传有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李宗仁逼宫前曾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称国府处于当日的窘境，是由于行政不良，而非美援不足。于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引用李宗仁这位中国军政大员的自供，把中国代议政制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与蒋介石，旨在推卸一切因马歇尔偏袒中共而贻误戡乱战事所应负的巨大责任。这本白皮书对中国局势的影响是立杆见影的，不单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对华援助款，导致美援就此中断，最令人沮丧的是国军将领固守广州的决心也为之动摇。(32)李宗仁的信口雌黄、深文周纳，以损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
上述事实足证李宗仁奸同鬼蜮、行若狐鼠，所以对他那洋洋洒洒六十万言的口述自传自可见微知著、洞烛其奸。例如李氏把桂系治理二十年的广西吹嘘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行政效率为全国各省之冠、教育与经建齐头并进，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云云。事实真相又如何呢？
九、李宗仁、白崇禧吮吸兵血，开赌贩毒
二○○二年九月，北京文史出版社推出一部精装三千五百万言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其中第十八辑选载了李、白旧属七十六人所撰回忆录六十八篇，无情地戳穿了李宗仁的连篇鬼话。国防部保密局广西站玉林组组长潘澄清在《侧记广西两件贪污案》(33)一文揭露，一九四六年梧州专员欧仰羲勾结米商走私大米一百万斤，事被梧州专署保安副司令梁仲西查获，于是梁、欧同流合污，将大米充公，由省府及梧州专署官兵瓜分净尽。这种无法无天、强夺民财的行径，因欧仰羲与省府主席黄旭初是同学拜把关系，黄氏非但不予追究，还调升欧为广西田粮处长要职。共军入邕前，欧仰羲挟带公款黄金数千两乘飞机逃亡香港。玉林专员罗活贩卖鸦片，储藏于玉林城内九曲巷。一九四八年冬，玉林禁烟处处长陈伟民派查缉官兵十余人前往搜查。罗活闻讯命令参谋主任陈国名率两连保安队赶至，在所有制高点与交通要道都架起机关枪。陈伟民的后台是李宗仁，罗活的死党是白崇禧，结果此案不了了之，三千两烟土被罗活运走，罗活从少将升任中将。广西桂林市市长韦瑞霖所撰《新桂系在广西大开烟赌》(34)一文中披露，大陆沦陷前，新桂系头目大开烟赌加紧搜刮。黄旭初乘机设立禁烟督办公署，并在大小城镇设立分署、分卡，其主管多半是黄旭初、韦云淞的亲友，名义上禁烟，实际是开烟纵烟，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强迫征购征税，每斤烟土收购价五元大洋，运至外省与港澳可赚十几倍，一年内销售烟土三百六十箱，所得俱充私囊，成为一九四九年后黄旭初、韦云淞、民政厅厅长李新俊等人在香港做寓公的化销。一九四九年夏，黄旭初还示意财政厅厅长韦贽唐以征收娱乐捐名义开赌，南宁、梧州、柳州、桂林四大城市每月可收赌捐三万大洋，小县也有三千元，开赌五个月收入不菲。韦贽唐还把广西财库的金银外币携至香港私吞，黄旭初对他无可奈何，因有把柄被对方抓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桂北纵队参谋长阳光宇所撰《新桂系崩在武汉的搜括》(35)一文揭示，白崇禧利用金圆券急剧贬值的机会，以私人名义向中央银行透支几千亿金圆券，用以兑换黄金，三个月一期，到期仍以金圆券归还，从中套取了大量黄金。据金圆券的推手、当年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回忆，金圆券发行后“共约收到美金四──五亿元之间……当时上海收兑者均送中央；平津、广州各(上缴)一部分；武汉，则为当地军人扣留，并未解缴。”(36)白崇禧日后赴台尽情淫乐、耗卅五万元亵玩民社党主席傅荣之妻，还服食春药同西门町易怡整型医院一名张姓妙龄护士玩“援交”游戏以至脱阳而死(37)，靠的都是这类民脂民膏。李、白还以筹饷为名，提取武汉、上海商人存放的大批棉纱、直贡呢、汽油、酒精运往广西换取黄金。仅华中剿总经理委员会主任唐纪一人就携黄金三千两逃往香港。李、白吮吸兵血的另一手段是，新桂系各军的军需处长向中央领得军饷后，都要到剿总经理委员会集中办公，由唐纪扣除三至四成才能转发各部队。名义上是截留充足公积金，实际上进了李、白的私囊。李宗仁夸耀白崇禧清廉，是恶人互相抬轿。李宗仁本人将国库公帑数百万大洋偷至美国，迄今未予归还。(38)像这样对下级官兵敲骨吸髓的军阀，能指望广大士兵为他俩拼死作战吗？
陈诚
十、日酋坦承抗日力量以黄埔军人为核心
李宗仁对政敌的恣意丑化，表现在拾中共之余唾诬指蒋介石“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挟寇自重，对日寇持不抵抗主义”(39)。设若蒋介石“抱不抵抗主义”，八年抗战中，国军怎会死伤官兵三百廿一万六千多员？阵亡将官二百零六员，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员、军长八、副军长二、师长十九，以上三十一员全系国民党党员，都是中央军嫡系，全部殉国二百零六名将官也全系国民党党员。从四万多次战斗中规模最大的廿二次战役来看，其中打得最激烈的是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长沙三次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入缅之战，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廿二次会战中，八路军只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担任主攻，故损失甚小。
从敌方档案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40)
李宗仁一再侈言蒋介石“听任敌人□食”“一味拖延”，然他无视以下铁的事实：九·一八以后四个多月的淞沪抗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寇三易主帅；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抗战、一九三五年的内蒙百灵庙大捷，都是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的。李宗仁屡次以《塘沽协定》、《淞沪停战协定》来羞辱蒋介石，却不论及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枝，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也正是塘沽协定与淞沪停战协定的屈辱，换来了八年的时间，使中国练成十个师的精兵，组建了一支小型空军，储备了应付突袭的弹药军火。就以上述力量，国军在八·一三沪战、南京保卫战、武汉空战同日寇硬拼，毙伤日军近卅万。据日军防卫厅发表的战史丛书，八年内日军损失四十多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抗战头两年诸役造成的。譬如南京之役日军第十八联队共伤亡四千二百人(包括增补人员)，而该单位定额仅三千五百人。
十一、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抗日部署
早在卅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个。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出入口的封锁，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这一切表明蒋介石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了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斧沉舟，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41)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对强敌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蒋介石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却使得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西安事变之前，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开始全面抗战，断不至于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亩土地破坏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
十二、真正奉行不抵抗的是美英法苏
备战工作未曾就绪便轻易开战的后果是：抗战头两年陆军精锐牺牲殆尽，雏型的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闭长江。是故每次战役国军损失都两三倍于日军。长城抗战时，国军士兵往往没见到敌军的影踪，就整排整连地葬送于日军凛冽的炮火之中，就这样，蒋介石还是派兵入热河与日寇决一死战。承德失守后，他急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全部投入战场，行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抱必死的决心，不许贪生退却。马当要塞失守前，检阅守军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云：“机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曾亲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步兵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配备一百余挺)，每挺仅配备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内即射完。但这个团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后全团一千五百人战死六百负伤五百，剩余四百人奉命退却。在某些战场，国军阵亡人数是日军的二十多倍。据日军大本营一名大佐估计，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团队以及征调农民，故素质每况愈下，即使后期维持兵员三百万也只拥有步枪一百万枝，即以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来说，每月使用原料三百□也全赖美援空运，而那时大后方全年产钢仅一万三千□。(42)衡阳巷战时，国军是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寇的机枪大炮，事缘苦战两三年后，库存弹药耗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七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九月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持日本而仅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那时美国运废铁支持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真正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正是现实势利的美英法苏等国。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敌军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的国军头骨达五万余颗，这还能说蒋介石“消极不抵抗”吗？
十三、李、白开门揖盗引狼入室
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亲日卖国者的确大有人在，李宗仁、白崇禧本身就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祸首。一九二九年一月李宗仁悍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不准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名义，免除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职，还派兵入湘(李宗仁本人出席的编遣会议通过决议：非得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白崇禧则在河北阴谋响应，李氏坦承“白崇禧被迫离津，秘密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这一消息为白之旧部、上海市市长张定□所悉，乃将此事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她遂商诸桂系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轮回沪”(43)。
日本帝国此一富有远见的政治投资自然是收到实效的。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钟卓安教授所撰二十五万言《陈济棠》一书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军部便通过亲日派的萧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九三一年陈济棠联桂反蒋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而后，双方接触日益频繁。”连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44)。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学习飞行技术和购买军火，也聘请日本军官前来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等军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顾问等。：“陈济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样向日本购买军火和接触官员，还派中校以上军官多人和广州警务人员多名，分别到日本、台湾进行军事和警政考察。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本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此。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六·一’事变后，陈济棠又请来一百多名日本军官，住在广州新亚酒店和沙面某旅馆，请他们分赴东江、北江地区和广州天河机场视察军事，还拟派他们出任广东陆海空三军顾问，以协助指挥反蒋战争，甚至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军进占华北、骚扰闽南，藉以牵制南京政府。显然，西南的抗日反蒋运动之‘抗日’是假，反蒋是真。为了推翻中央，他们甚至不惜‘联日’的本相，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驻华领事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对报界谈话中，都居然承认桂省军队内有日本教练，也不否认对桂出售军火……因此可以说，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怂恿，增强了陈济棠他们的反蒋勇气，其至敢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涂写‘抗日’的字样。”(45)
十四、多宗“抗日反蒋”事件都由胡汉民操控
广东省兴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证实了两广军阀勾结日寇背叛国家的卑劣行径。李文提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结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军部曾派日轮两艘满载军火、飞机驶入黄埔交给桂系接收；广东军阀陈济棠则于翌年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二十万发，还有几门山炮。凡此都说明，李、白、陈与日本军阀勾结由来已久，所谓“抗日救国”云乎哉，实系掩耳盗铃。李洁之还揭露，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叛乱前，先派其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穗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橥“反蒋抗日”大纛。六月二日，李、陈以“抗日”名义公开发动叛乱后，陈济棠礼聘日本军官百人分派到陆海军充任顾问，其中卅人饬由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派员带领到天河、白云两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遂种下了日后黄光锐率部起义归顺中央的因由。(46)
李洁之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历任虎门要塞司令，广州警察局长、四战区中将兵站总监等职，一九四九年在兴梅地区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论获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帮覆灭后平反复出，当过五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3─1988)。他是经历辛亥、反袁、护法、北伐、抗日、戡乱诸役的“活字典”，其回忆录是可信的。
李、白、陈等武人利用“抗日”作为打击蒋介石的口号，“日本军阀看到中国唯一能统驭大局的领袖都被迫下野，看到中国政局动荡、团结无望，便在北方放胆进攻锦州，又在南方制造事端，掀起淞沪之战，这便是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杰作。”(47)
李宗仁除了渲染“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48)，还制造了蒋介石对胡汉民“因一言不合，即加以监禁”的谰言，进而抨击蒋介石“独裁，目无纲纪。”(49)
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两广事变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50)。一九三二年九月，胡氏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冯部吉鸿昌、方振武攻打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一九三四年二月，孙殿英欲西进会同西北军与红军摧毁回教马家军，胡氏即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付廿万元。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卅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径，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闽变失败后，日方不断派人到香港联络胡汉民，表示愿意提供武器、金钱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意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中央政府(51)，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两广军阀“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所属意的闽变头目陈铭枢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天，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那确实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一九三一年胡汉民在汤山被软禁二百二十八日，表面上因为他反对制宪、反对还政于民、反对指定与圈选民代制度、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多方阻挠与刁难重要法案的审议，以致妨碍了中国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但其直接原因与内幕秘辛是外界并不知晓的。
“原来那时当局和德国拟定密约，条约中有两大条款：
第一、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徒手兵二百万。
第二、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条约所限，不能制军火，乃供给机器及技术人员在中国制造枪炮，制成后两国分配应用。
此项盟约，照例要中国政府五院院长签署始能生效。遂先征立法院长胡汉民意见，哪知胡不同意，当局恐事泄 ，立将胡软禁汤山。
十五、胡汉民派陈友仁赴日要求出兵东北
为免此事攻败垂成，总望胡回心转意，当局拟派一个与胡接近的人，和胡商量，后来点将点到了刘纪文。那知刘见到胡以后，胡便将中德秘约和盘托出，详告与刘，并且叫刘将此中秘密，转告党国要人，从速在西南另组政府；并派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其出兵东北。以为如此一来，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势必回师东北，援救家乡；而冯阎之二、三集团军，无张学良监视，即可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即由衡阳进攻武汉，实行推倒南京政府。
当局知道此项阴谋，乃先为预备，所以西南出兵到了衡阳，看见冯(玉祥)阎(锡山)毫无动静，亦即回师。西南政府见计划不行，再请日首相犬养毅撤兵回日，以平民愤；那知被日本少壮派反对，要实行田中奏折计划。犬养要维持撤兵信用，双方坚持不下，遂被少壮派刺杀。
后来胡以中央派赴欧洲考察名义出国，民廿四年返国，中央迭电胡要其回宁。当胡到香港的时候，陈济棠即亲自赴港，迎胡到粤，不惜卑辞厚礼，请胡主持西南军政大计，一切当俯首听命。胡不能过却，那知到粤以后，陈一切均阳奉阴违，中央虽迭电邀胡赴京，胡已身不由主。陈某更以胡游说日本出兵之秘密相要挟，说如胡赴京即公布此一秘密。胡进退失据，抑郁愤惋，终致脑冲血以死。(52)
李宗仁的第二副手黄旭初也证实了胡汉民乞求日本帝国援助来颠覆中央政府的阴谋，一九五三年黄氏在日本走访七十岁的日本经济复兴协会会长十河信二氏时，这位抗战前奉日本特务机关之命在北平出任兴中公司社长的老牌特务承认：“胡汉民先生在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期间，曾亲拟《中日合作安定东亚意见书》，自己签名后，交我携归日本报告当局。其时冈田首相甚表赞同，而藏相高桥是清则表反对。其理由为：若借款五千万予中国，帮助华北与西南，一恐引起英美不快，二恐款难得归还，事遂不成。”(53)
李宗仁在口述自传中一再吹嘘他辖下五战区“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自诩“大公无私，量材器使”，还借蒋介石之口赞他自己“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借庞炳勋之口说他自己“德威两重”，又说“一般访客对我的大胆和镇定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犹称“我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使长期抗战重露一线曙光”……(54)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李谈他“亲自指挥全线出击”赢得抗战以来这一空前胜利，却只字不提究竟是谁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光荣胜利。倒是日军大本营的战史记录表明，在李宗仁蜷缩于危城徐州、坐以待毙时，“中国唯一的铁军”──卢汉所率的滇军第六十军急行军从武汉增援徐州，解了李将军之围，据卢汉回忆：“我军在昆明出发时原有十二个团，官兵共四万余人，经此(禹王山)战役，伤亡已过大半，仅剩二万余人，中上级军官伤亡亦大，计旅长阵亡一人，负伤一人；团长阵亡四人，负伤三人。经过整编，仅余五个团(55)”。五月十五日，李宗仁命滇军守徐州掩护鲁南兵团撤退，叫已血战廿七天牺牲惨重的六十军固守陇海、津浦东西南北四面铁路俱已切断的孤城徐州，而李宗仁本人早已离徐州，扔下了六十军，既无反攻布置，又无友军协助，只是让卢汉守不住徐州就打游击。卢汉极为气忿，最后经孙连仲同意才随大部队后撤。
十六、两万滇军的血肉之躯铸成了李宗仁的荣耀
滇军的德式装备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可惜因李宗仁的无能指挥，命机械化部队去抢攻禹王山，以致丧失机动能力，造成不应有的惨重伤亡，让云南人民用血汗换来的最新式武器丢失近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危时，唐继尧通电就任副元帅，自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其前锋龙云部与李宗仁的桂军曾有一场恶战，事隔十三年，卢汉不念夙仇，十万火急赶到台儿庄救李，但李宗仁以怨报德，竟将卢汉部推向刀口，借日寇的凛冽炮火来消灭滇军，致使龙云和卢汉怒不可遏，种下了一九四九年冬卢汉投共、拆李宗仁台脚的因由，此是后事。李宗仁信口开河，是谓军阀本性。然而唐德刚自称“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56)，实际上却连蒋介石在三次特电嘉奖慰问六十军的电报中，以及蒋在给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嘉奖电中，曾一再称他们“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不以伤亡惨重稍形气馁，不惟使台儿庄固若盘石，抑且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等统统一笔抹煞，对六十军的赫赫功勋三缄其口，真是有亏史德！
李宗仁非但贪功冒功，还要诬陷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下属。他说汤恩伯军团“只消极地掩护友军退却和迟滞敌人的南进而已”，“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我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渠的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已伤亡殆尽。”(57)中共官营的电影公司根据李宗仁这番谰言，拍了一部《血战台儿庄》，其旁白云：“汤恩伯军团长在台儿庄战危时，一个团的兵力都不愿派出支援，旨在保存实力。”为此，在台儿庄战役任国军第九十二师五五二团团长的李以匡(后官至一二一军中将军长)根据抗战日记撰文直斥其谬曰：“查二十军团所指挥的八十五军、五十二军和独立一一○师张轸部，伤亡近万，东与阪垣五师团□本旅团作战，西与矶谷师团的濑谷旅团作战，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而汤恩伯最后为了顾全大局，终以全力向西侧击进攻台儿庄之敌而迫使敌军溃退，致使台儿庄大战胜利。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建立主功，汤军团协攻之功是不可没的；说汤军团长避战是不公平的。汤恩伯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在国军中是一员战将，他在南口大战中立过殊勋，所率的十三军是能征惯战的部队。”李宗仁却说：“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但是这两项艰苦的血战却都是由一向被中央歧视的‘杂牌部队’打出来的。这些‘杂牌部队’在其他场合往往畏缩不前，但是到了五战区却一个个都成了生龙活虎”，藉吹嘘杂牌部队而炫耀自己，电影《血战台儿庄》也照单全收，李以匡则抨击该影片“还有一个偏见，认为临沂之战是地方杂牌系军队打的，台儿庄之役也是地方系主力打的，显示了中央系军队作战不力，这一说法及观念也不公正。地方系善守，中央系善攻，各有优缺。台儿庄大战两系军队伤亡均惨重，能说中央军战力差吗？如此说法对不起伤亡官兵，也是对不起战士英魂的。”(58)
十七、汤恩伯监视严密使李宗仁无隙投共
李宗仁在共军渡江前早萌叛志，只因京沪杭警卫总司令汤恩伯将军监视严密，使其无隙可乘，所以趁口述自传时对汤将军倾倒大批诬蔑不实之词，说汤征调民工、视民命如草芥、屡打败仗、暴戾嗜杀等等，进而指责蒋介石将“国人皆曰可杀者”倚为心腹。中共百般丑化汤恩伯，是念念不忘第五次围剿汤将军指挥八十九师等喋血驿前，鏖兵白水、贯桥五昼夜，扫穴犁庭，使共军全线崩溃，尸骨积山，流血成河，彭德怀仅以身免，被共军盘踞八年的江西瑞金亦告收复，朱、毛被迫夺路西窜。一九三六年朱、毛由川入陕，进犯山西，汤将军指挥三个师在晋东南渡河，直拊敌背，连破共军于大宁，逼其逃回陕北。汤又率十三军渡河追击，绥德、瓦窑堡连战皆捷，打得共军仅剩五千残部，后因奉命增援傅作义部收复百灵庙，致使剿共军事功亏一篑。汤自中原大战光复归德崭露头角，敉平闽变时是底定福州的先锋。抗战初期由绥东挺进南口，迎头堵击日寇的大股入侵，苦战十昼夜，终以劣势装备、少数兵力，摧折强寇的西进凶焰，杀伤敌军近万，这是华北抗战爆发后第一次大战役。中共与李宗仁恣意攻击汤恩伯失守郑州、许昌，那是日军以廿万精锐猛攻，汤氏步步设防，节节抵抗，不分昼夜连续十数日与士兵一起行军作战，终于阻敌于卢氏、鲁山一带，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役本欲消灭汤集团主力，其结果则完全失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仍大力收容流亡学生，设立战区中学，供应全部衣食，慰劳伤患遗属，还组织军眷劳动，缝制被服支前，受惠者有口皆碑。抗战后期光复南丹反攻桂林柳州，皆载于史册。戡乱后期，大陆民心士气动摇，然汤氏于国家危疑震撼之际力排众议，在沪宁竖起坚决鲜明的反共旗帜，并设立短期军干训练班；在北起吴淞、南至虹桥的廿多公里战线上修筑了钢骨水泥碉堡三千八百个，半永久性掩体碉堡一万多座，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任上，以正在整补的两三个军以及由东北、徐蚌战场溃退南下的残部抵御共军八个军的围攻，取得了击毙共军七千六百多人、伤两万四千六百人之战绩(59)。俟抢运重要物资金钱的任务顺利完成，才从容布置撤退，以七万□船舶将八万大军运抵舟山。同年十月督师在金门古宁头大败共军，更为复兴基地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一九五四年他去日本就医，连医药费都要到处张罗，死后几乎无以为殓，这一切足以粉碎李宗仁与中共对他的共同诽谤。
十八、白先勇直斥李宗仁偏颇谬误
中共切齿痛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因这三员勇将始终忠于党国，从不动摇。于是，李宗仁鹦鹉学舌，也强聒不舍。譬如他一再重复陈诚“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日的游击队一律解散，于是共军乘虚而入”“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四十万伪军，林彪乃乘机延揽，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60)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国共在重庆达成的《双十会谈协定》要求政府整编全国军队，政治协商会议又规定全国军队从三百五十四个师缩编为六十个师，整编工作由军调处执行部监督。由于马歇尔偏袒中共，共军乘机扩充成九十万人，而国军则被裁撤七十多万人，在美方压力下，中枢绝无财力收编东北的四、五十万伪满军队。当时国家处境艰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苛责蒋介石与陈诚。何况，东北伪满军队并非一律解散的。据王铁汉将军称：“日本投降时，伪满军队共二十四个师，一半投共；后来中央改变政策，其余十二个师乃归国军收编，终以中央派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前去，以致不快，又有四个师投共，所剩由中央军分散收编”。(61)据曾任军委会政治部副官组组长、国防部军官总队少将总队长的刘志回忆，“当时东北情势，混乱的程度远非局外人所可想象，即使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因素来说，对这批数量庞大而又极度复杂的伪军，如果要陈诚断然决定加以收编的话，那是办不到的事”。(62)查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毕业，早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连连长，随国父出征西江时，亲冒矢石，胸部中弹。后来两次东征皆身先士卒，克复梅县、惠州等城；一九二七年龙潭大战时，他扶病攻占外围据点，剿共时率十八军用坑道战术解赣州之围，击溃朱、毛、彭围城部众十余万，后连破匪巢瑞金、宁都、会昌等地；抗战初期主持淞沪作战，率第十五集团军紧守阵地，苦撑三个月，粉碎日寇三个月亡华之迷梦。凡此种种，均证明陈诚绝非仰承上峰意旨的幸进之徒。
李宗仁还说，四平街会战后“林彪败退，白崇禧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覆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63)然而，李宗仁对“暂缓追击”令的认识竟不如他的世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通透。白先勇不是号令三军的统帅，只不过一介文人，但他在五万言历史随笔中坦言“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蒋于五月廿五日给宋子文的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廿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追击”“蒋于十月毅然下令进军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了对国军的美援八个月”“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军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逐渐予我不利”，更有甚者马歇尔“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而实际上马歇尔所为，尽皆长共军志气而灭国军威风。对于李宗仁前述言论，白先勇直斥其“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64)
曾任东北行营交通处长、哈尔滨警备司令的金典戎则毫不讳言“那时的东北情况，和后来韩战的情势完全相同，即军事上的行动必须完全受政治上的控制”。(65)
胡宗南
十九、对胡宗南将军的恶意诽谤
对于蒋介石另一爱将胡宗南，李氏诬称“精锐部队六十万”“马(鸿逵、步芳)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胡宗南部精兵四十万人，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其实，戍守陕甘的胡宗南部先后因奉令援救许昌、太原、徐蚌而抽调过半，其时补充兵源已断，粮仓接济无着，早已不是什么六十万、四十万大军了。他奉命入川拱卫陪都时，宋希濂兵团已溃退，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邓汉祥先后叛变，四出攻击胡部，藉向共军邀功，且国军罗广文十五兵团相继叛变。在此险恶环境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派第一军驰援重庆，血战四昼夜以一个团兵力奋力保护蒋介石飞往成都督师。
当时李宗仁撂挑失职，胡命令属下五个军集中成都平原决战，另派一个师空运西昌作保卫后方准备。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设防布阵，四面叛军与共军几同虎豹财狼，分别缠战与伏击，此时五个军各自为战，通讯设施多被破坏，无法一一取得联络。邓锡侯又勾结共方密谋劫持蒋介石，幸胡早已空运两个师担任成都城防，以六万官兵抵抗围攻成都之六十万共军，旋转进西昌组织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坚守西康四个月，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才于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飞机撤台，堪称无愧于党国，绝不是什么“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事实上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胜负的，胡部与马家军曾合力包围咸阳，大有夺回西安之势。共军西进时，屡次向秦岭山脉胡宗南防线仰攻，尽皆损失惨重。此时马家军与胡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却联系，国军空军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马都陷于孤军苦战的窘境，绝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应的问题。后来共军廿万人围攻马步芳守兰州的六、七万疲兵，兰州失守乃是大势所趋。
胡宗南是一员勇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他在团长何应钦麾下任机枪连排长，棉湖一役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军后方高地，封锁陈军主力退路，使之溃不成军；第二次东征时，他率第六连冲上河婆最高山横峰的敌阵，一举歼灭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尸横遍野。事后蒋介石利用缴获武器编成三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自此胡宗南崭露头角，深为蒋介石所倚重。北伐时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团担任攻坚先锋，每战必克。抗战时大败日军于灵宝，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时，蒋介石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所以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唯一在去台湾前就获上将衔的将领。李宗仁在他死后多年犹出言诽谤，实在于心有愧！
二十、对胡琏、宋希濂的恣意诬蔑
另两位名将胡琏、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蒋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结果等于开门揖盗，共军遂得乘虚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实是，共军林彪部率众南下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时，胡琏将军曾亲往广州向国防部请缨保卫广州，还作了在大庾、宜章间隘道掩袭林彪后部之作战计划，然而国防部因十二兵团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参加保卫广州之战。(67)后来胡琏以十二兵团主力肃请闽西、粤东土共与叛军，集结潮汕地区，还扩编了一个第十九军，不久就投入金门古宁头之战，为保卫复兴基地台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宗仁的前述论调也的确蒙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窍。元老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专门拜访了阎锡山内阁的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问道：“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张将军毫不犹豫地解答了这一问题：“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将军投向了共产党。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将军统辖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68)张发奎会晤顾维钧时对蒋介石作了十分严厉的抨击，但在所谓“破坏屏障”问题上，并未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说：“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69)实际上，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六个军，除陈克非的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斗力脆弱。当时白崇禧的算盘是保有两广地盘，等待美援到来；然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从李宗仁治下两广的乱象(70)估计两广难保，唯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发动反攻。蒋介石认为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见关麟征、宋希濂时就指示宋希濂从湘西退守鄂西一带山地，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退到芷江、阮陵一带可以协同巩固川东门口。从后来战事发展来看，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李、白偏安两广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谴责陈明仁的叛变，却责怪蒋介石，那是无理取闹。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赵援为一二四军军长，擅自拉走队伍，对士气影响不小。鄂西系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已到罗掘俱穷境地，深秋天气寒冷，士兵穿着军衣，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影响士气。到“两航”叛变发生，空运能力骤减，恩施机场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