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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那栋灰砖青瓦的二层小楼,几乎无人不知。它安静地立在街边,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也见证了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次转折。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座楼最早的建造者——柏辉章,后来的人生竟会以那样一种方式收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柏辉章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在遵义修起了这栋带法式风格的洋楼。楼还没住热,战火便烧遍大半个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带着近万名黔北子弟出川,脚上穿草鞋,肩上扛旧枪,奔赴淞沪战场。在大场一线,他与日军反复肉搏,部队打到最后只剩数百人,亲弟弟也倒在战场上。凭着这身血战之功,他拿到了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冬天,他又率部起义,为遵义和平解放出了一份力。
谁也没想到,仅仅两年后,这位起义将领会被绳索捆绑,押上遵义古城的公审台。
而就在公审前夜,一封由他亲弟弟写出的绝密举报材料,被悄悄送进专案组。

01
先说那座楼。
1930年深秋,遵义古城琵琶桥畔,泥瓦匠们正忙着搬砖、和泥、夯地基。人群中那个来回指点、神色凌厉的年轻人,就是柏辉章。那年,他29岁。
柏家原本有几亩薄田,日子勉强过得去。后来因为一场官司败诉,家道迅速衰落,只能靠开酱油铺维持生计。柏辉章从小就不甘心一辈子守着酱缸。1921年,他考进贵州讲武堂骑兵科。那个年代,手里有枪,才有说话的分量。他敢冲敢打,从团长一路升到旅长,最后坐稳师长之位。
有了兵,就有了饷;有了饷,就有了源源不断的银元。
他专门让大哥带着一大笔钱去上海,从洋行买回整套法式建筑图纸。洋楼修了整整两年,歇山顶、青灰砖墙、高高立柱,二楼推开落地窗,遵义城尽收眼底。路人经过,总要伸着脖子多看几眼,私下里叫它“柏家大馆”。
可这座楼,他自己并没住多久。
军阀混战的年月,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柏辉章表面上跟着黔军首领王家烈,实际上心里另有算盘。南京方面想收西南军阀的兵权,蒋介石派人暗中送来三万大洋。面对一箱箱银元,柏辉章没有推辞,接下了南京的委任状。不久,他联合几位将领发动政变,把老长官王家烈赶下了台。
王家烈失势后,黔军被整编。柏辉章的部队改成了国民革命军第102师,他本人也升为中将。
1935年1月,红军长征攻克遵义。红军总部住进了柏家大馆,二楼大客厅里摆着宽大的板桌和几条木凳。正是在那里,一场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召开了。
那时柏辉章正带兵在贵州群山中奔波。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私宅会在某一天,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无法绕开的坐标。
02
时间到了1937年8月。上海闸北炮声震天,淞沪会战爆发,国民政府发布全面动员令。第102师接到出发命令。
柏辉章站在遵义城外大校场上,眼前是一片灰扑扑的军装。全师9700名黔籍子弟,脚穿草鞋,手里是老套筒、汉阳造,干粮袋里装着炒米和盐巴,不少老兵腰里还别着旱烟杆。
在别人眼里,这是一支“土得掉渣”的杂牌草鞋兵。可在柏辉章带领下,他们迅速集结,急行军赶往长江三角洲。
刚下火车,焦糊味和黑烟便扑面而来。
第102师奉命坚守苏州河、罗店、大场一线。那里的土地早被日军重炮炸成烂泥塘,前线将士叫它“血肉磨坊”。日军有空中优势,又有强大炮群,每隔半小时就进行一次饱和轰炸。工事被炸塌,泥土被鲜血染成黑紫色。
柏辉章拔出手枪,带着警卫连直接冲上一线。日军像潮水一样涌来,炮弹在耳边炸开。没有钢筋水泥掩体,黔军士兵就用战友遗体垒起矮墙,架上机枪,死死堵住突破口。
打到第五天,弹药告急。警卫队几乎拼光,他自己左腿被弹片撕开,手臂也被刺刀划伤,整只袖管被血浸透。副官哽咽着劝他:“师长,退到二线吧,弟兄们真顶不住了!”
他一脚踢开副官,咬着牙站直身子:“退一步,就对不起黔北家乡!102师只有战死的兵,没有逃跑的官!”
阵地争夺战持续十多天,双方来回拉锯数十次。日军指挥官举着望远镜,看着这批不要命的中国士兵,始终没能突破防线。等后方援军换防时,第102师还能站着走出战壕的,只剩3000多人。近7000名贵州子弟,永远留在了长江边的泥泞里。

03
淞沪会战后,柏辉章带残部撤到后方补充兵员。还没喘匀气,徐州会战又爆发了。第102师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在砀山前线,日军俯冲轰炸机成群掠过树梢,炸弹像冰雹一样砸下来。柏辉章的三弟柏宪章当时是师部军需主任,正带车队在泥泞小路上押送弹药。几架零式战斗机突然扑来,炸弹在车队中炸开,柏宪章和几箱迫击炮弹一起被炸得粉碎。
噩耗传来,指挥所里一片死寂。柏辉章一整天没吃饭,握着望远镜的手抖得像筛糠。
不幸还没结束。304团团长陈蕴瑜率队反冲锋时,被重机枪子弹射穿胸膛,壮烈殉国。陈蕴瑜是他一手提拔的爱将,两人情同兄弟。他把悲痛压进心底,咬着牙继续指挥战斗。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第102师驻守新墙河一线,正面迎击日军主力五万余人。日军不光放毒气,还出动战车连续冲击。新墙河水被炮火煮沸,河面漂着尸体,惨不忍睹。
防线接连崩塌。柏辉章抓着电话摇把,向第四军军长欧震求援。电话那头却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手里无兵可派,你自己处置。”
这句话,几乎等于给第102师判了死刑。
他放下电话,带着师部文书、伙夫、勤务兵,全拿上刺刀冲上防线。这场血战打了整整21个昼夜。撤出阵地后清点人数,原本上万人的部队,在打谷场上集合时竟不足700人。整支部队几乎打光。
这一仗,硬是压住了日军的攻势。为了安抚地方军阀残余势力,蒋介石特意批准授予柏辉章青天白日勋章,并升他为第88军中将副军长。
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比日军刺刀还阴狠。作为一个杂牌地方军官,一旦失去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就成了别人手里的棋子。没多久,他被明升暗降,调往赣南担任师管区司令。
在赣南,柏辉章遇到负责青年军工作的蒋经国。柏辉章习惯旧式军阀做派,讲排场、爱应酬,对蒋经国推行的新政很不适应,两人矛盾越来越深。后来,他被彻底边缘化,调回重庆,只挂了个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虚名,过着闲散日子。
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打响。柏辉章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干脆请长假,退居上海。他脱下军装,每天在茶楼喝茶听戏,像是要把前半生的血火都隔在窗外。
04
到了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上海滩的旧友纷纷登门,劝他一起去台湾。蒋经国也派人带话,希望他同行。
柏辉章坐在太师椅里,拿着贵州老家的旱烟,半天没说话。他在国民党内沉浮多年,立过战功,也受尽排挤。此时家财已尽,他舍不下贵州那片土地,更不愿再卷进一场败局已定的混战。
他拒绝了去台湾的船票,悄悄收拾行囊,带着家人辗转回到遵义。
回到遵义不久,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亲自登门,任命他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谷正伦把委任状交到他手里,希望他能把遵义周边旧部和地主武装集结起来,阻挡解放军南下。
可柏辉章心里比谁都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再打下去,不过是给蒋介石陪葬。
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黔北。柏辉章联络黔北乡绅和驻军将领,在遵义公开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解放军进城那天,当地百姓夹道欢迎,街上挂满红旗。起义部队得到和平改编,他因领导起义有功,被推选为遵义剿匪委员会副主任。
看着街头奔忙的解放军战士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他心里稍微安稳了些。他觉得自己前半生抗日,后半生起义,晚年总该能过几天太平日子。每天按时去剿匪委员会报到,下班回老宅养花种草。

可他忽略了一件事。
在时代洪流中,一个人过去的所有经历,终究会被翻出来,放在阳光下重新审视。
05
1950年底,全国展开镇反运动,西南边陲的历史遗留问题被逐一揭开。遵义市公安部门接连收到民众控诉信。这些信控告的对象,并不只是抗日名将柏辉章,而是当年在黔北横行霸道的旧军阀柏师长。
过去第102师在贵州强征壮丁、勒索粮食、迫害抗粮农民的旧事,被一件件揭发出来。更让专案组警觉的是,有消息说柏辉章起义后,仍暗中与几位旧部将领聚会,嘴里还说过“只要人手够,队伍随时能拉起来”之类的话。
1950年12月的一个清晨,几名公安人员敲响柏宅大门。柏辉章被以“协助调查”为由带走。他原以为只是走个程序,只要配合说明情况,就能回家。可案件调查并不简单。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时,一个意外转机出现了。
他的亲弟弟柏民章,因过去劣迹被关押。为了立功赎罪,柏民章在羁押期间痛哭流涕,主动提出要检举揭发。
柏民章被两名民警押进审讯室,身体抖得厉害,几乎瘫坐在地。审讯人员把文件重重拍在桌上,问他还有没有要交代的。柏民章面如死灰,突然把手伸进裤腰内侧,颤抖着撕开内衬,抠出一团发黄、带着汗臭味的折叠毛边纸,猛地往前一抛,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长官!我哥哥柏辉章的起义是假的!他在后山藏了枪,手里还有一张能保命的潜伏名单,不信你看这上面的字!”
官员皱紧眉头,摊开纸团,匆匆一瞥那行鲜红如血的朱砂批注,脸色瞬间大变,猛然起身。
06
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顶端,用朱砂毛笔写着一行刺眼的字:“黔北反共救国军核心骨干序列名录”。红字因年代和汗渍浸染,斑驳发黑,像干涸的血迹。下面密密麻麻列了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不仅注明前国民党军衔,还详细标注起义前掌握的人枪数量和遵义乡间联络暗号。名单最末端,同样用朱笔写着四个字:总指挥柏。
审讯室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在那个剿匪反特形势极其严峻的关头,这份东西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柏民章跪在地上,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不住磕头:“长官,这是他回遵义那会儿亲手列的!他说共产党要是清算旧账,他就带老部下重新上山拉队伍!他把几十支长短枪全埋在凤凰山后的老窑洞里了!”
那份名单和口供,被狠狠摔在柏辉章面前。这位曾在淞沪战场上被弹片穿身也不皱眉的悍将,此刻彻底愣住了。他盯着文件上那些再熟悉不过的字迹,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纸。
“这字迹是民章的!不是我亲笔!”他猛地起身,声音发颤,几乎是在嘶吼,“那是内战时期保密局强加给地方的虚假编制,我早就丢了,怎么会在他手里?他是在诬陷我!是在往我身上泼脏水!”
审讯者目光冰冷:“柏辉章,这些人,哪个不是你当年一手栽培的追随者?你真敢说,你和他们私下从没接触过?”
他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
为了保全自己,亲如兄弟的人反目成仇,把捏造和真相搅在一起,化作击向他的一记重锤。他确实私下见过几位失业老部下,也在酒桌上发过牢骚。可那些和平年月里看似无心的醉话,在历史转折点上,却一一被塑造成图谋不轨的铁证。
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安人员根据柏民章供述深入调查,果真在凤凰山脚下一处废弃防空洞里,找到十几支被油布严密包裹的旧式步枪和手枪。这些武器究竟是谁藏的,在当时动乱局势中已无人能说清。但枪上的旧编号,清楚显示它们曾属于当年国民革命军第102师特务连。
“铁证如山”四个字,像沉重锁链,压在柏辉章案卷首页。无论他在审讯室里如何声泪俱下辩解,历史洪流已经无情关上了通向过去的闸门。
07
若仅凭亲弟弟的指控和几支旧枪,或许还不足以把这位抗日有功的起义将领推向绝境。真正将他推入深渊的,是他早年作为旧军阀积累的深重民怨。
贵州省和遵义县专案组人员带着厚厚卷宗,深入乡村调查柏辉章早年经历。他们在遵义老城街巷走访,翻阅档案,看到的不是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而是旧制度下普通百姓无法申诉的苦痛与泪痕。
1930年代,正是他大兴土木建洋楼的时候。遵义北乡连续两年大旱,庄稼无收。他为筹军饷和建楼巨款,强行向周边农户征收额外粮食。交不出的农户,遭到第102师便衣队强制征用,有的牛被牵走,有的人被抓走。在鸭溪镇,两位带头请求减免赋税的农民代表,被他的部下指控为“通匪”,随后在夜色中被枪决于场坝,用以示众。他们的房屋被烧毁,家属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一次调查座谈会上,一位白发老农拍着桌子,声泪俱下控诉往事。他的儿子曾被柏辉章部队强征为壮丁,从此音讯全无,生死不知。
还有一桩更惨痛的事,发生在1935年红军撤离遵义之后。当时柏辉章受命领兵返回遵义,为向南京邀功,他组建清乡特别行动队。那些没来得及撤离的红军伤病员,以及曾为红军提供帮助、运送粮食的百姓,遭到残酷清算。数十名伤员被从民宅中拖出,在城外荒野秘密处决。还有为红军做军鞋的贫苦妇女,被剥夺仅有薄田,投入监狱。
这些触目惊心的真相,被汇编成一本本沉重调查档案,每一页都印着受害民众鲜红的手印。当专案组把这些材料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头垂得几乎贴到桌面。面对铁铸般的民怨,他再也无法用“抗日有功”四个字当挡箭牌。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打碎过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是保卫家国的功勋之臣;可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他也曾是剥削百姓、手上沾血的旧军阀。新政权建立后,清除黑恶势力、平息民愤成为稳固基层的首要任务。汹涌民怨,最终淹没了他曾在抗日战场上积累的所有荣耀。
历史在这一刻,无情地拉开全面清算的序幕。功是功,过是过,分毫都要厘清。
08
1952年9月,遵义城内秋风凛冽。凤凰山脚下体育场周围,早已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严密封锁。成千上万的市民、学生和从周边乡村赶来的农民,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公审大会主席台上,高悬硕大横幅。扩音器里一遍遍宣读反革命分子罪行,激昂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柏辉章在两名法警搀扶下,从押解车上缓缓走下。昔日中将威仪已经荡然无存。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布棉袄,头发凌乱斑白,面颊深陷。当法官宣读出死刑、立即执行的终审判决时,台下呼喊声如山崩海啸。
他的嘴唇动了动,却终究没有喊出一声“冤枉”。他明白,在这万人唾弃的集会上,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
他被押跪在刑车后端。负责监斩的保卫干部照例走上前,问他还有没有最后遗言。他艰难抬起头,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深沉的落寞。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缓缓伸进棉袄内衬最深处,摸索许久,终于摸出一张被汗水浸湿、边缘磨损得几乎破碎的泛黄硬纸片。
法警瞬间警觉,紧握腰间枪套。
监斩官伸手接过纸片。纸片在秋风中微微颤抖。他翻看一眼,整个人顿时愣住,脸色骤变。
那不是潜伏名单,也不是申诉血书。那是一张泛黄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抚恤收据副本。收据上用毛笔写着一排名字和抚恤金数额,最上方第一个名字,竟是陈蕴瑜。纸片正中央,印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抗战烈属专用印戳,下方则是柏辉章亲笔写下的“垫付抚恤金”字样,落款日期为民国二十七年五月。
在执行死刑的干部面前,那双曾握过刀、在战场上与日军拼杀到最后一刻的手,僵硬地悬在半空。
“这一辈子,我对得起在上海、在大场牺牲的战友,也对得起国家。至于老家的乡亲……我恐怕永远还不清了。”
话音落下,他缓缓合上双眼,挺直脖颈,此后再无言语。
午时正浓,凤凰山脚传来一声清脆枪响,群鸟振翅惊飞。这位曾在黔北称霸的军阀、也曾英勇抗击日寇的将领,在他出生和成长的红土地上倒下,年仅51岁。他的遗体由亲属悄悄安葬在凤凰山一处隐蔽向阳坡,连一块显眼墓碑也不敢立。而在距坟墓仅几公里外,那座他亲手建起的青砖洋楼,已整修一新,挂上“遵义会议会址”的金色匾额,迎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09
枪声沉寂三十余年后,凤凰山巅野草青黄交替。时光冲淡了狂热与喧嚣,历史真相逐渐在严谨法理和档案海洋中浮现。
1980年代初期,我国全面执行针对起义投诚者的相关政策,许多历史遗留案件进入司法平反与复查流程。柏辉章的案卷,也被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调出审查。
专案人员跨省跨地区深入调查,当年定罪的核心证据被逐一推翻。所谓“反共救国军骨干名单”,被查明是保密局溃逃前伪造留下的虚职假名册,柏辉章从未受命组建;后山起获的枪支,是撤退散兵私自藏匿,与他本人并无直接关联;最关键的告密人、他的五弟柏民章,在当年突击审讯中为保全自己,编造了大量子虚乌有的假口供。
柏辉章1949年11月率部起义,实为真诚且具有实质贡献的历史事实。至于他在旧军阀时代的某些不当行为与过失,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属于旧时军人常见行径,不足以构成死刑罪名。
1987年,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刑事再审判决书,依法推翻1952年对他的刑事裁决,确认其为国民党起义将领,恢复名誉,并依照起义人员政策对其家属妥善安置。迟到三十五年的公正,终于以书面形式落实。
遵义市相关部门随后对他位于凤凰山上的陵园进行修缮,树立石碑,铭刻他作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英豪的功绩。
在遵义子尹路96号,那座灰瓦青砖、带有中西合璧回廊的二层小楼,仍在黔北阳光下静默伫立。青石板路被游客脚步磨得发亮。人们站在二楼会议室门外,听着讲解,感受中国革命惊心动魄的转折。讲解员平和沉稳的叙述中,偶尔也会提到一段旧事:这栋楼昔日的主人,正是那位率部血战淞沪、历经长沙会战的抗日将领柏辉章。
砖瓦之间,凝聚着人性的幽深、历史的迂回与时代的汹涌。后来者驻足凝思,也难免唏嘘:一个人的功与过,终究要在更长的时间里,被重新辨认。
参考信息来源
本文写作参考了以下公开资料: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中关于第102师抗日战史及黔军起义史料,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军事篇》中《柏辉章与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淞沪、长沙会战实录》,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
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藏历史档案,其中1987年有关柏辉章案件的再审判决及平反决定均有详细记载。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史编纂委员会编撰的《遵义会议会址史料汇编》,收录了子尹路柏宅建造与移交过程的详实记录。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我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共识网之约,为他写篇文章。
一、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4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像(长大了更是没有)。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反正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偶尔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嘴巴。大年初一挨打,我哭了半天。50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大过年的还打人。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之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止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可一点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说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气,开始梆梆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把一个小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什么拳打脚踢我?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腿全湿透了,还这么凶狠地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发他了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可最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明知我喜欢军装,就是不给我——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我白高兴一场,自然对他产生怨恨。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说不文明。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的上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点点家庭的温暖。也是我多年来对父亲不满的总爆发。当时真的想“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了。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毁灭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可能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初,我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来往。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奸”、“白眼狼”。
不久,又因为老邓下令抓魏京生的问题,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文化部的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但平时我和他仍然来往不多,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热情一点,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企图,要求他办事,会突然变脸。
所以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二、父亲的历史
1985年8月30日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只临时戴了会儿黑纱,告别式结束后,立刻摘掉。而耀邦去世,我带了好些天黑纱。
目睹参加遗体告别的那么多人都为他哭泣,让我震惊和困惑不解。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尤其是那么多当年北师大的学生,都管他叫马校长,对他称赞有加,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我这才明白,作为孩子,我只了解父亲家中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在社会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的今天,我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有了一点大概的了解。
他是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他父亲叫马让,母亲叫宋文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几个亲戚当时又都没男孩,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俭用供应他上了深泽县城厢小学,读了2年半高小。
1926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证明人是张平之。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因为上课时,好给老师提些难题,让老师下不来台。还在墙报上张贴一些比较激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被学校开除。证明人侯薪、陆治国。
1929年下半年父亲又到保定景仁中学读书,寒假时正赶上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讲话声援二师,又被景仁学校开除。证明人陆治国。
从父亲的履历看,他年轻时很不安分,不驯服。他曾是个捣蛋青年。
1930年他随同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教书,并转入共产党。后来,他曾以保定特委的特派员身份来到宛平县(现在的门头沟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就有后来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见到高叔叔时,他已六十多岁,称父亲一口一个“马老师”,毕恭毕敬,令我惊讶。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证明人为师容之、张孟旭、翟家骏、金城、苏玉振、李中西、马载、杨英、李彬、任志远、罗云。
《吕正操回忆录》曾3次提到父亲。精装本80页写道:部队“离开深泽县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大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建民、张逢时等”。在谈到五一大扫荡之后的冀中统一战线工作时,第324页中说“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建民,表示抗战到底。”325页中又说:“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建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
吕正操在回忆录里能3次提到父亲的名字,不容易啊,说明他给吕司令员留下印象,说明他干得不错。令我感到欣慰,对父亲稍稍有了一点敬意。再有,最近去了趟父亲当过县长的霸县(现在叫霸州市),得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父亲,转录如下。
……
靳国梁,霸县县城人,七七事变前当过警察文书。1938年初,混入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团部任秘书,后任军分区便衣队队长。1939年4月原霸县县大队上调军分区,遂以分区便衣队为基础重组霸县县大队。靳国梁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马建民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高均兼任,张铭录任副政委。靳国梁无视全县灾情严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状况,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吞噬公款,并接受地主贿赂,破坏阻挠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支持临津村地主韩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瞒地50多顷。事件败露后,他暗中与汉奸宋宝善、日军翻译焦成海勾结,密谋投敌,同时与其心腹三中队队长董桂芬、四中队队长郭凤来策划投敌行动。他们计划先扣押县区负责干部和大队中的政工干部,然后再诡称伏击日军,将队伍拉进县城,妄想一举搞垮霸县抗日武装。8月10日,靳国梁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张铭录,又令郭凤来在侴辛庄扣押了中队指导员孔岫生、二区区长陈渡,在小柏林庄抓捕了县长马建民、财政科长许鹤轩等。马县长非常镇静,大义凛然。他以民族气节教育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郭向马县长当场表示决心抗日,不当汉奸。他护送县政府人员到侴辛庄集合,连夜转移到四区小安庄,并与分区游击三团取得联系。……绝大多数战士愤然返回到根据地。靳国梁只带十几名亲信进城投敌。令人痛心的是靳国梁为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张铭录交给了日军。张铭录英勇不屈,为国献身。噩耗传来,全县抗日军民为之愤慨。在(1939年)九一八8周年这天,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县长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并以文字发表,各抗日机关团体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联。
——摘自《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页
父亲在被投敌部队扣押之后,能临危不惧,给叛变头子做思想工作,让其改变了立场,放弃叛变,这不容易,起码要有口才。换了我,肯定没这本事。这种紧急关头,靠嘴巴说服了叛徒回心转意绝非每个领导都能做到。父亲凭着头脑冷静,用小小的舌头劝服叛变部队放弃叛变归队的事情,至今还在霸县流传。
同时,霸县的党史资料中,还详细记述了另外一次父亲沉着应付敌人的经过:
1940年5月13日晚,霸县县政府机关(包括民、财、实、教育科)与执达班(县政府警卫队)共30余人,押着20多个犯人,在县长马建民带领下,转移到位于岔河集正南5公里的冯家村(当时属霸县一区,现属雄县)。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书处住李凌家,执达班住马洪州家。14日深夜,村里一片寂静。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入睡,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有的在阅读文件,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交谈着与日本鬼子战斗的经过和经验。突然,村东连响两枪,这是我警卫战士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县长马建民手持短枪,带警卫员康永义、王永发等行动敏捷,迅速冲到村南。但是后边的大部分干部战士却被敌人包围在村里。
这次出动之敌是伪军李宝伦部,共有80余人,他们在中队长、叛徒董桂芬的带领下,从霸县城直奔冯家村,杀气腾腾地想一举消灭我县政府。敌人大声吼叫:“你们投降吧,跑不了啦!”我被包围的战士沉着应战。执达班班长张建,命令一部分战士看管好犯人,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借助院墙,不断还击。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逐渐缩小,形势十分危急。敌众我寡,如何解围?冲出来的人们焦急万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马建民。经历过抗日烽火锤炼的马县长,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考虑了片刻后,一个欺骗敌人的战斗方案产生了。马建民说明了意图后,身边的战士心领神会。只见警卫员康永义把手一挥,大声指挥道“一排向西,二排向东,三排占领村北制高点。把敌人包围住!”
这时候,村外好几个地点都响起了“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八路军对你们不客气了!”的呼喊。果然,敌人的攻势减弱了。被包围的战士们来了精神,更猛地向敌人射击。这时,驻于谢岗村的我县一区区小队,在队长张万顺的带领下,闻声赶来助战。敌人真以为被八路军包围,急忙撤走。我部无一伤亡。
岁月流逝,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这次战斗,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摘自《硝烟怒卷清河北——霸县人民革命斗争史料丛书之二》第33页
真没想到,父亲还曾指挥打仗,派几个人四处叫喊,硬把敌人给诈唬跑了。过去,我很为父亲是个文官而懊丧。觉得老爸当北师大副校长脸上无光,不如那些将军子弟牛气。我当时心中特希望老爸是个将军,那多荣光!现今看到霸县的党史中,还专门提到父亲的这两个故事,面子很感满足,为他能有这等不凡的举动而折服。
三、父亲实事求是,不那么极左
尽管文革后,父亲调到社科院,离开了北师大。但在父亲百年时,北师大仍旧专门召开了一个马建民百年座谈会。多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讲话,高度评价了父亲,说父亲为人老实厚道,没有架子。有位老师还说:当年他结婚后没房子,父亲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个单元房让给了他,令他十分感动。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指定一个人给他写了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其中才知道了一些他在北师大的工作情况。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在极左风盛行时期,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说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目标宏伟。他脱口而出说:“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马建民就放出此语。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6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数学家,一级教授、原师大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史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因为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
1962年7月学校党委开始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曾很公道地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在数学界有大影响。”
后来,学校又曾多次为“右派”和在“反右倾”等运动受到批判的师生员工甄别,摘帽,马建民都很积极。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指示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能多日不洗头发,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三同,更靠近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的不讲卫生三同。
天文系是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也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了。这极大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的同志找到了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们接受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马建民爱护干部。1959年时任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的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对此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对她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激情。
60年代,马建民家有个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况很差。马建民就将女主人接到家,一方面帮自己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期间,正赶上杨沫心脏病发作。蒋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广大教职工一样的待遇。”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
……
小册子上写的有些事,我头一次听说。真没料到父亲在北师大的口碑那么好。难怪他去世后,那么多人给他送行,有人还哇哇痛哭,比我伤心得多。
四、淡泊名利地位
据秘书蒋雪娇回忆:1958年11月21日,父亲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自己提前10分钟到了父亲办公室,见他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给打开水。”父亲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嘛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骑车来的,就骑车回去。”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也说: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他有一辆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跑方便。当时乘小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少人想乘而没条件乘。父亲却断然拒绝接受。到北师大后,蒋秘书说学校也为他配了车,仍旧谢绝。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平常仍旧骑车上下班。有时到其他单位开会,比如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也骑自行车去。他曾对老战友说:“骑车可以节省汽油,又可以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父亲就像个老工人,老职员般地在北京拥挤的自行车群中上下班。谁也想不到他是个老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但1958年,母亲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公开发表上映后,轰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母亲的名气压倒父亲。当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一点不挟这本书出名而抬高自己。那时候,各界人士、包括政要、记者、演员、大学生纷至沓来,或采访或拜见或邀请母亲参加活动。父亲力劝母亲:一律不要接受采访和外出讲话。但母亲嫌父亲太绝对了,没有接受。
以后所有邀请采访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概不陪伴。他甘于默默无闻,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挤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名。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过的老干部。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平静地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谢绝信吧。”予以回绝。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她一元钱买菜。
他确实平民化,都有些过分了。家里所有孩子都说他小气抠门。他和母亲的钱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手纸从来不买,都让母亲买。母亲有事管他借钱绝借不来,母亲经常埋怨他吝啬,跟葛朗台一样。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草原上,被专政多年,衣服褴褛,写信请他给买件涤卡上衣。他回信一笔笔算账,说他负担多么重,没力量给我买涤卡衣服。连队里很多平民子弟,小干部子弟都穿上了涤卡衣服,我却穿不上。
可是,他对外人却挺大方。老战友,深泽老乡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最大的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被停发工资,生活极其困难。父亲曾冒着危险两次去北航看望武光,并还送钱给武光。后来父亲被揪出来后,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一次次检讨认罪。抠门的父亲能为战友慷慨解囊,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干部又寄钱又寄东西,令家人无法理解。
父亲有个优点。不那么想升官,没啥功名心。50年代曾要调他到山东当文教书记。他竟然不去,不想离开北京。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远见,躲过一劫。他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各省的文教书记哪个有好下场,全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我要去了,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结果给他调到北师大当副校长,曾主持过一段工作,后被中宣部调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接受。结果北师大的教职员工都比较同情他,感觉他有点受排挤,文革初期还一度把他三结合进革委会。只是江青说深泽有个叛徒窝后,他才被从革委会里揪出来。他跟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彼此很熟。张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父亲从不理他,自己挨整后,靠边站多年也没找过他。
他不喜欢摆谱,不显山露水。解放初期,单位给家里派驻了警卫员,他主动退掉,认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时,出身不让我填革命干部,非让我填革命职员,好像他不是个领导干部,是个小职员。我没听他的。因为同学们都填革干,没有填革命职员的。回深泽老家时,他低调不张扬,从不惊动县里。老家亲戚受了欺负,向他诉苦,他一点没有打狗欺主的反应,绝不利用关系报复对方,他的好友陆治国是河北省公安厅长,收拾对方易如小菜。
五、他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有些农民的毛病,家长制观念浓厚。在家里实行独裁统治,一切他说了算,缺少民主作风。感情粗硬,缺少小资情调。过日子节俭。保姆买菜要记账,周周都要向他报账。墩布条都快掉光了,也不扔,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条绑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他还有保存资料的习惯。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各种说明书、文艺表演节目单等全都留着,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的成绩单都没扔掉。个人卫生也不大讲究。很少洗澡,我猜自己不爱洗澡可能来自他的遗传。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也不爱运动,从不锻炼,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认为不文明,不像个读书人。比较爱看古书。文革靠边站后,他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写的材料有一麻袋。以后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党委书记,业余时间依旧干这事,干得特别投入。冀中抗战史料,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上面了。可惜大方向没搞准,花了许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他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的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农民王新(王汉秋)翻案。1985年春,当得知上过《吕正操回忆录》,抗战时期就把自己土地捐出,并向他献过一个手指头表决心的开明绅士王新解放后仍被定成地主,判处死缓,1960年饿死狱中后,他非常震惊和惋惜,开始为王新写信呼吁。他有关节炎,双腿都罗圈了,还四处奔走找人。但同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完成。此后母亲继续为这个人呼吁,经过老战友刘秉彦的过问,最终给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流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钱,希望大家帮他渡过这个坎儿。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过年给孩子红包,我感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当时200元是很大的一笔钱。
父亲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很小的消息,聂荣臻、姚依林、胡乔木、刘澜涛、吕正操、邓力群等送了花圈。遗体告别会上,我想流泪却流不出来,毫无悲伤之感。胡乔木、乔石、胡绳等首都各界600多人向他鞠躬告别。
六、父亲的恩惠
父亲已经去世了30年。我常常会想起他,无法把他忘掉。因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师大看在他的面子给的。
1985年父亲走后,北师大收回了柳荫街的院子,又给母亲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个5居室单元。通常,人不在了,没必要给其家属安排住房。何况那时候,父亲早已调出北师大,母亲亦跟北师大毫无关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在北师大的威信多么高,人缘多么好,北师大对父亲多么关照。母亲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为止。以后又成了我的住处。由于从美国回来后,没了经济来源,我的房租、烤火费拖欠了好些年,北师大也没催我交。若在美国这么多年不交房租,不被赶走,也要被起诉到法院。可我住在北师大赊欠了数万元房租,却没人跟在屁股后面催。每想到此不由得念叨起老爸,这是沾着老爸的光啊!虽然他生前不喜欢我,冷淡我,也本能地要对他萌生感激。
每逢来到十分区,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热情接待时,也总要让我想起父亲。
鉴于拖欠房租太多,在母亲去世18年后,我只好将其中两间房租给一兵团二代。这才把所欠房租、烤火费全部补交上。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再不用发愁没钱加油,没钱升级电脑,没钱请朋友们吃贵一点的饭……这种种改变,全靠出租房子有了些收入。心里不由得又暗暗想起父亲,追忆这个曾经毒打过我的人……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关系,母亲才把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我能离开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全力帮忙;前女友韦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铁道部的关系高万秋叔叔……不管怎么说,人生几个关键大事上,都沾了他的好处。岁月悠悠,别人可能都忘了,我却忘不了。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异常复杂,百感交集。所以,近两年来,一直琢磨着给父亲写篇文章。
常常有人说:对自己亲人都不好的人,不会对外人好。可父亲的表现却证明这个说法错误,不是事实!他对母亲不好,对孩子不好,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对外人却特别好,真诚的好。总笑容可掬,热情慷慨,谦虚之极。所以1985年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据我所知,很多老干部都这样。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对自己的亲人冷冷淡淡,对外人却热情似火。
父亲在外面慈祥和蔼,与人为善。为何在家里这么专断,粗暴呢?私下,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对所有人都挤出一副笑容,哪怕是对看门的、蹬三轮的、居委会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状。那些被他这么对待的人可能很感动,我却感到他的虚伪。他干嘛总装笑脸呢?一副巴结人的样子。有时都觉得他这谦恭样子很可怜。资格那么老,还这么向人点头哈腰,那么贱。可能是由于他在单位上,社会上处处谦让,经常带着假面具,身心疲惫,不胜重负,所以回到家后就不再控制,拿家人撒气,对孩子大打出手。久而久之,父亲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越发对外人好。小胖姐姐曾控诉“他是家中最大的压迫者、统治者、凌驾于人之上的太上皇……”母亲跟他分居多年,就差离婚。
他或许觉得对孩子好,孩子不感谢他,以为是应该的。而对外人好,外人会对他尊敬和感激。他从家里得不到温暖,从外人那里能得到温暖。所以对外热,对内冷,胳膊肘往外拐。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双面人干部,恐怕不止我父亲一个。何况当时全社会都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母爱父爱,“儿女情长”成为了贬义词。不儿女情长才被提倡。对同志热情友好会受到表扬,而对老婆孩子热情非但没人表扬,还会给人以觉悟不高的印象。
父亲没想到1963年12月31日那次痛打我,招致我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让他头次感到儿子是个危险的“内奸”。1967年4月29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天,我由于去越南把钱花光,向他讨钱未果,又让同学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当着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领导面前,从背后给被三结合的父亲狠狠一刀。让父亲的心流血。
我记仇,父亲也记仇。父亲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狠狠打我不对;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揭发他也过分。
现在,父亲已经走了30年,我一点不恨他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伤痕。每年清明还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面的灰尘。
父亲写的简历、自传
北师大王淑芳编著的《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
《霸州人民革命史》
《硝烟怒卷清河北》
《杨沫文集》
责任编辑:花满楼
掸封尘:
2025年3月,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劳动总量和劳动参与率双双名列世界第一。劳动总量,是所有工作的人工作时间的总和。劳动参与率,是参加工作的人占全体人口的百分比。
中国人的劳动参与率具体究竟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76%。也就是说,只有24%的人闲在家里,这些人里面包括了老人、幼儿和学生。
相比之下,美国只有65%,日本只有58%,只有巴西勉强能够和中国有一比,达到70%,而印度劳动参与率低至55%,差不多一半的国民选择宅在家里。
那么,中国劳动总量和劳动参与率双双名列世界第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或许中国人对全世界最勤奋早已习以为常,但老外却看不下去了。一位留学中国的老外在知乎上吐槽:“可怕的76%的劳动参与率,你们中国人就不需要休息的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变革中国》中都感叹:“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惊叹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
曾经,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个讲座上,列举了世界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数字,七大工业国在50%—60%,南美是33%,东南亚是28%,中东是25%,非洲是20%以下,中国排名倒数第一,为8%,离非洲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印证了郎咸平的说法。该年鉴披露:2023年中国工资总额为197,416.7亿元,2023年总就业人数74,041万人,平均工资年收入只有2.66万元。根据这个数据,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只有15.6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跟非洲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可能更低。
中国2010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去年GDP是18.74兆美元。但中国人从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中,只分得8%,连非洲黑人都不如。
公开资料显示,北上广深四个城巿的最低工资水平,2025年北京月最低工资是2,540元,上海是2,740元,广州是2,500元,深圳是2,520元。而2025年台湾的最低工资是28,590元台币,折合人民币是6,498元,台湾的最低工资是北上广深的两倍以上。
2020年5月28日,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两会”闭幕时透露,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低收入群体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月收入低于500元的有2.2亿人,这意味着还有2.2亿中国人日均收入不到3美元。
另外,独立学者刘植荣披露,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
再有,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每月平均养老金仅123元(人民币,下同)。在广大中西部农村,数以亿计的农民依然靠每月100元左右的养老金生活。
世界部分国家农民每月退休金(美元):美国1,842,1,820,德国1,796,日本1,780,韩国1,760,法国1,710,瑞士1,698,新加坡1,750,中国25。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人的劳作成果大部分被政府或其它势力剥夺了。
中共宣称,中国到2020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几年又宣称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曾有网友在大陆最大的问答网站知乎上提问:“你见过的社会最底层有多底层?”许多留言中披露的底层民众生活的真实情形令人吃惊。下面是一个网友的留言——
“本地的一家私营炼钢厂,有一次出事故死了一个工人,外省人贵州的。
老板我认识,他跟我说,估计得赔五六十万才能解决问题了,就是比较担心家属狮子大张口。几天后,死者老婆带了几个亲戚过来,都是壮小伙。
老板心想,完蛋,得大出血了。面对悲伤啼哭的家属,老板心虚,问要多少。‘至少六万,少了不行’。
老板懵了,遂给钱。一晚上睡不着,担心第二天变卦。第二天才发现,一群人连夜跑了,担心老板变卦。
后听说该工人所在村子年人均收入才一千元。喀斯特地貌,一亩地不是靠量的,是在石头窝里种完一盆玉米就算一亩。”
2019年11月女大学生吴花燕的故事刷爆了朋友圈。她每天只有两元(人民币)的生活费,穷得吃不起早饭。五年,整整五年,她都靠吃两块钱的白饭拌糟辣椒过活,瘦得只剩21.5公斤。
众所周知,贵州在中国属于不发达省份,GDP仅排在全国第22位。贵州女孩吴花燕。这名出生于当地农村贫困家庭,父母早逝,因省钱救弟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良的女学生,生前仅靠辣酱拌米饭果腹。2020年1月13日,身高只有1.35米,体重仅为21.5公斤的她走完了凄惨的一生,年仅24岁。
2024年8月14日,中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孙志刚受贿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孙志刚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利用担任贵州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权,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
我们知道,孙志刚曾经是贵州人民的父母官。而异地打工死亡的工人一条人命只值6万元。如此算来,孙志刚贪污的8.13亿元,可买下13,550条人命。而贵州女孩吴花燕每天的餐费只需要两元(人民币),如此推算下来,孙志刚贪污的8.13亿元可供吴花燕用餐110万年!
对此,如果非要用什么语言来形容的话,那不妨这样表达:“华夏365天大晴天儿——全中国一年无语(雨)!”
为何中国人全世界最勤奋,中国GDP且排名全球第二,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却那么低,与之严重不匹配,钱都哪去了呢、
中共官员人数举世无双,党政两驾马车并行,官员奇多。加之人浮于事,躺平怠政不作为,这是中共体制性带来的死结。因此,行政费用高的惊人。早些年有数据显示,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总收入的比率:德国百分之二点七,埃及百分之三点一,印度百分之六点三,加拿大有百分之七点六,中国百分之三十。中国占比将近埃及的十倍,印度的五倍。中共政府本身的行政支出也名列世界第一。
看来,有人把中共国务院所在新华门影壁墙的标语“为人民服务”PS为“为人民币服务”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消息说,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中共查办的亿元贪官多达112人。而到了年,当年审判终结的亿元贪官竟然达到33人。
据自媒体“Edward文鸣”披露,曾经在X平台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中纪委抄家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地下室的场景,地下室里满满码放着一排排的百元大钞,据说,光这些贪污受贿所得的金额就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而全部贵重物品,十辆卡车一星期才能拉完。美国政府,正国级4人,副国级33人。中共国政府呢,2025年数据,正式岗位编制正国级8人,副国级62人。笔者透过消息源获得一个数据,2018年,中共国实际享受正国级待遇人数为78人,实际享受副国级待遇102人。之所以多出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中共的高官(国家领导人,人称“中南海老人”)退位后,其待遇基本是保持不变的。这部分人的各种特权供奉、家丁随从、人吃马喂,加起来定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为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并在2015年和2018年
中非合作论坛上许诺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2017年,中国共产党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党章。显然,中国的援外议程需与“一带一路”的整体外交政策目标保持一致。
官方数据来自白皮书显示,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巨大,2000—2014年间达3543亿美元。2014—2024年间,达7000亿美元。合计万亿美元之巨,人民币近7万亿规模。党媒新华社报导称,2024年中共对外援助总额高达12,880亿元人民币,超越美国,稳居全球榜首。
根据中共政府公布的数据,2024年国防支出为16,655.4亿元,增长7.2%。
2024年中共军队组织了近24场军演,涵盖台湾周边海域及空域,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封控等科目。
进入2025年,中共军队对台军事演习次数呈现密集态势。例如6月上旬,辽宁、山东双航母编队,在台岛东北部海域展开为期三天的实战演习。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台军演成为军费明显增长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军费稳居世界第二。
目前中华民国台湾岛政通人和,2300万人民安居乐业。中共打着“统一祖国”的幌子觊觎台湾久矣。事实上,让中共统一台湾,比让金正恩统一韩国更加荒唐无道。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政党,通常会把与其竞争轮流作桩的正常视为敌手;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则会把侵略其领土的视为敌人。而中共却不按套路出牌。中共独裁暴政,恶贯满盈,以民为敌,草木皆兵。维稳是中共保命的重要手段。公开数据显示,中共的维稳费用自2009年起超过军费总额,且逐年持续攀高。期间年增长率均高出军费增长率,至2019年,维稳费用超过1.4万亿元人民币,而同期军费为1.28万亿元。
或许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像,正当我们求证为什么两个世界第一换来一个世界倒数第一的时候,一个大瓜在澳洲引爆: 7月27日凌晨3点半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东区的富人区玫瑰湾街头,一声巨大的闷响划破了深夜的寂静,一辆超豪华的劳斯莱斯SUV迎面撞上了一辆奔驰。
肇事司机杨兰兰驾驶的这辆蒂芙尼蓝劳斯莱斯-库里南(Rolls-Royce-Cullinan)价值上百万澳元,是一款限量版豪华车,车漆蒂芙尼蓝(Tiffany Blue)是客户订制颜色。
车祸发生后,杨兰兰首先弃车逃离现场,一分钟后在有人陪同下再度返回现场。警方现场对她进行初步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但被带到警局之后,杨兰兰拒绝接受正式的呼气测试。杨兰兰随后获得保释。
故事似乎到此划上了句号。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8月7日,海外中文圈流传出的一则消息称,杨兰兰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她的账户上有上亿澳元。这则消息迅速将杨兰兰推向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于是这起车祸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多路网络大神各显神通,挖呀挖,挖呀挖,挖出萝卜带出泥。
杨兰兰居住的Vaucluse是悉尼著名富人区,她的住宅是一幢豪华顶层公寓,这里是一处海景房。澳洲媒体前往杨兰兰的住处,发现除了肇事的订制款蒂芙尼蓝劳斯莱斯外,地下升降车库里还停放一辆未注册的白色劳斯莱斯敞篷车,车前的仪表台上,摆满限量款Labubu玩偶。
这位23岁华裔女子,住着豪宅,乘坐限量版劳斯莱斯,全身服饰价值数十万澳元,有专职司机和贴身保镖,但是她的名字在澳洲却几乎没有任何记录——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公司、房产登记记录,甚至没有清晰的身份来源。澳洲媒体用了一个词形容她:“查无此人。”
X平台网友James Quan发帖称,杨兰兰,真名习明兰,大约2003年出生于杭州,母亲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当时为其接生的医师是浙江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黄荷凤。当年,正是习近平调任浙江省省长、省委副书记的时间段。
习近平的女儿叫习明泽。据公开资料,习近平家族的确有多人在澳洲定居。习近平的二姐齐安安(原名习安安)是澳洲籍,长居墨尔本。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是澳洲永久居民。
中共高层命名规律证据:中共顶级权贵给子女取名有习俗,如果不走仕途就取叠音字为名:薄熙来的儿子叫薄瓜瓜,罗瑞卿的女儿叫罗点点,邓小平的女儿叫毛毛,万里的孙女叫万宝宝,毛泽东的曾孙叫毛东东, 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叫李特特,杨兰兰这个叠字名字符合这种命名规律,暗示可能确实是红三代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在杨兰兰事件即将发酵之前,8月5日,中共解禁了持续15年的澳洲苹果进口。杨兰兰天价保释金在网络广传之际,8月8日,中共一反常态给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Fortescue142亿人民币(20亿美元)贷款。中共媒体报导说,这是澳大利亚首例人民币贷款。
中共对澳洲做出的这种巨大战略让步,到底是与杨兰兰事件直接相关?还是说,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让外界强化了杨兰兰与习家族的亲缘联系。
显然,中澳之间的上述交易,一般人是玩不来的。幕后黑手,必有通天手眼。
习近平天价书费固然是事实,但却不会是他敛财的主要渠道。不要说习近平,光是一个部级贪官,他不用写书,也能轻松攫取近万亿。
当整个官场都成了所谓习家军、习家帮的时候,那就是习天下的成型。矿山、能源、商业、贸易、文化、教育、对外商贸、贪官追讨、援助、“一带一路”,甚至14亿韭菜们的身价性命和器官,都是他们予取予夺的资源,无一不可以换取海量财富。不用明说,一个暗示,就会成为多少官员巴结讨好的机会;又有多少财富是奉迎者们的揣摩上意的主动奉献?
独裁者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去年斯里兰卡总统自曝习近平给他二十亿,告诉他可以用于任何他想用的项目。习近平鼓励斯里兰卡总统不接受监督,甚至中饱私囊。哪里有对外援助几十亿交给个人支配的呢?
而通过此番操作,习近平从中得到的更多。据说,当时习近平指使手下人报账100亿之多,其中70亿以后续储备金的名义支付转账到海外习近平家人所控制的账户上,另外10亿是外交联络部门、国际发展合作署和财政经手人员层层瓜分,只有20亿到了斯里兰卡总统手中,于是皆大欢喜。
这一事件,一时间揭开了澳洲作为中共权贵存放情妇、后代和子孙的“后花园”的黑幕。这一波热闹才刚刚开始。紧接着,澳洲又爆出另一名有背景的华裔女子涉案消息:一名身份不明的中国籍女子涉嫌粗暴进行外国干预。具体而言,她接受中共公安部的指派,在澳洲监视一个佛教团体。警方在上周逮捕她后,搜查了其在堪培拉的多处住所。其名下房产、车辆及奢侈品总价值超过4000万澳元(不包括银行存款)。但从2017年起,她从中国收到总计23万澳元的汇款,澳洲警方将其描述为“报酬”。然而,这笔钱远不足以支撑她的奢华生活,因此她的资金来源成为谜团。同时,人们质疑:她如此富有,为何还甘愿为中共从事间谍这种“肮脏活”?
法庭公布的更多信息显示,该女子最初以留学生身份进入澳洲,多次往返中国,其家人也在中国。她的间谍活动从2002年开始,由中共国安部直接指令,任务包括搜集堪培拉当地佛教社团的相关信息,且涉及从犯,不止她一人。在澳洲,此类人层出不穷,可以想见,背后得有多少只大老虎们用从中国人身上榨取的民脂民膏滋养着这些蠹虫。
这个事件揭示了中共权贵在海外藏匿的巨额财富,据估计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资金可能10万亿-20万亿美元甚至更多。中共权贵海外财富转移的深度分析章天亮在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红三代就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那么整个中共权贵集团在海外藏匿的资金规模将是天文数字。他估计,中共权贵在海外的资产至少10万亿-20万亿美元,甚至可能更多。
这个估算并非凭空而来。早在若干年前就有传闻,中共五十个顶尖家族的海外资产就已经高达十万亿美元。2020年,据流亡美国的大陆某富豪和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同时爆料,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至少坐拥5,000亿美元以上资产,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财富至少在1万亿美元。而江家控制的企业有上千家,金融机构、集团、公司,通过国有、金融票据、金融机构、大额担保、特权等一系列手段,在海外已经洗白的资金有5,000亿美元。这些资金被转移到各地,包括投资到美国几大基金和几大科技公司。
中国人凭着“两个世界正数第一”,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至今15年来,用牛马血汗,创造了天文数字的财富。这财富,可以填满东海,可以堆满南山。然而,享受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红朝杨兰兰们,宁愿被财富压死,也不愿分给民女吴花燕们一杯残羹。
中国财富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中共权贵们举办饕餮盛宴的蛋糕。红朝各家族刀叉在手,肆意瓜分。一不小心掉下些许渣渣,渣渣越掉越多,天意使然,终于组合成十个大字——“立党为公款,执政为民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