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3日 星期四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作者:李 锐 ]

在1995年1月《同舟共进》上,曾看到朱正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文,他就唐纵日记中的材料,介绍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围绕政治改革问题的一些谈论,很引起我不少回忆。当时就着手写一篇谈唐纵日记的文章,拟了一个草稿,但一直没有最后定稿,压了十多年,清理杂件中找出,现在整理出来。

第一个通读了唐纵全部日记的人,就是我。1949年南下到湖南时,我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大概是1950年初,省公安厅厅长同我谈起,他们得到唐纵的全部日记。那是唐在离开大陆去台湾之时,交给一位朋友保管的;长沙解放后,那个朋友就主动交了出来。公安厅长知道我对这类东西特有兴趣,就全部交给我一览。日记从1927年唐纵进黄埔军校六期写起,直到1946年底。一律用写钢笔字的黑皮笔记本,大小一律,好几十本,字也端正。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蒋让他当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侍从室主任是陈布雷,成员自是蒋的亲信幕僚和智囊,代蒋草拟文告,调查情况,执行交办任务。

这第六组主管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做过军统局的帮办;到台湾后,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当年他不但与蒋常有直接接触,常去蒋家;同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士也有颇深的关系,知悉较多政坛内情。因此,他的这部日记,对于了解那一段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诸如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抗日战争的态势,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蒋待人处事的习惯等等,都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我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打上记号,请字写得好的报社编辑柳思抄了一厚本。

我还记得,唐纵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片,包括“中正”签名,字写的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唐纵收集了好多张,很珍重地将它夹在日记的相关部分,我还特意取出两张夹在那个摘抄本里。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同田家英谈起此事。田将这个抄本要去了,还转告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当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杨看到了这个抄本后,于是下令将唐纵的全部日记调到北京来了。

我在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后,彻底投笔从工,以后也没再同田谈起过唐纵日记之事。杨尚昆大概是不满足于只看我的抄本,才下令把全部唐纵日记原件从湖南调来,作为研究用的资料。

回想当年,我是以很大兴趣阅读这几十本日记的,特别是其中读到我们党的部分。我一面看,一面以自己的回忆来对照,有关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看待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并确切记得的,是这样一条:1942年8月23日,唐纵在日记中有此一段:现在延安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就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那种种可怕的情况来了。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一时特务如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有细微的描述)。

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这事于我有切肤之痛,我也是抢救运动中在保安处关了一年多(当年共关了老号、新号好几百人)。在逼供中,我受的刑罚还是较轻的,只是带手铐,挨耳光,坐矮板凳、长时站立,以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已。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在这篇讲话中,毛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193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1930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

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1936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在这种运动中,总是强调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认清敌人,不要错把敌人当做自己人;为什么不提醒,要警惕莫将自己人当做敌人呢?这就关系到对“人”的尊重问题。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也是有农民战争传统的国家,从来没有过“人权”的思想传统。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战争中难免伤人、死人,但是养成对人的生命都无所谓的习惯,死多少人都无所谓,无动于心,只是说说“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掉了长不出来”这样的俏皮话。看来这确是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七大会议上讲了那样一段话,为什么1949年后,依旧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地伤害着党内党外的好同志、社会精英、乃至知识群体,最后登峰造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都当做反革命来肃了呢?这种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似乎难以理解的惨痛教训,其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研究,这篇短文中暂不谈及。

唐纵日记的抄本送给田家英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有时虽也想到其中的一些内容,苦于无法查到。这次看到朱正的文章,才知道群众出版社已将这部日记整理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一书出版。于是找来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一条有关内容乃1942年8月23日,书上只摘录了这样两行:

“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

“毫无内线”之意,我记得很准确。印象太深刻了,事隔多年也不会忘记。我记得还有几句交代背景的话,如说目前延安很混乱之类。看来,8月23日的这些内容,在整理出版时给删掉了。还有一些我依稀记得的段落。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查找到,看来被删之处甚多。我以为,像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书,最好不要删节,应按原貌发表;即使确实有一些一时不宜公众阅读的内容,删节的也应限于必须删节的,尽量少删多留为好。这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日记,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想不起有什么必须删节的部分。我希望此书能重新完整出版,深信必将受到史学界的欢迎。

听朱正说,他的这篇读书札记在《同舟共进》发表时,也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说,那是受了杂志篇幅限制而作的技术处理。我向他索阅了原稿,以为其中不乏可供参考之处,曾希望原稿重新发表一次,可这也是办不到的。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pdf 下载

https://www.bannedbook.org/resources/file/1157

朱鎔基拔管了,習近平最大靠山倒了

 朱鎔基拔管了,習近平最大靠山倒了

這名網友說 大包今天開播江澤民,朱鎔基就官宣嗝屁了,時間節點很有意思!解讀一下 我的回覆是 你要說到時間節點我倒是想起來5年前2021年 2021年8月28日,薑春雲92歲死亡 2021年8月28日,金人慶77歲死亡 2021年8月29日,張育軍58歲死亡 姜春雲,金人慶,張育軍3個人死在了同一天,死在了北戴河會議結束的這一天 在政治暗戰裡,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巧合”,所有的猝死都是劇本的一部分。 姜春雲是朱鎔基總理幹到一半,火線提拔的副總理。金人慶是朱鎔基親手提拔的“財政大管家”,手裡握著朱鎔基時代分稅制以來最核心的賬本與離岸資金流向;張育軍則是金融監管條口的骨幹。他們死在北戴河會議落幕的當天,名義上是病逝、火災,實則是胡錦濤江澤民兩派元老聯合對習近平攤牌後,被滅口 5年後的今天2026年8月12日 朱鎔基98歲死亡 現在北戴河會議還沒結束呢,不過也算是輪迴 一切的起點就是2021年的北戴河會議,根據這5年來發生的證據推測呢 在2021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習近平同意胡錦濤江澤民的要求,20大退休 但是,朱鎵基和習近平並不甘心,朱鎔基和習近平策劃了20大的反撲 最後把胡錦濤架出了20大會場 2023年10月27日,把李克強弄死, 2024年6月19日,胡錦濤悍然發動軍事政變 2026年1月24日,胡錦濤抓走習近平最後的槍桿子張又俠 習近平最後的一根命根子、曾經掌控總裝和軍委中樞的張又俠被胡錦濤強行抓走,標誌著習近平的「槍桿子」基本盤被徹底拔除。 現在又過了半年, 2026年8月12日,習近平最大的政治後台,最大的政治靠山朱鎔基98歲,終於嗝了 留在神壇上的總加速師,其實已經成了一個被鎖在金鑾殿裡的、隨時等待最後宣判的孤家寡人。

2026年8月3日 星期一

绍兴沈园

 

沈园
沈园大门,2012年7月
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塔山街道沈园社区洋河弄鲁迅中路318号
分类古建筑和历史纪念建筑物
时代清代
编号第二批,编号不详
认定时间1963年3月

沈园是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南隅的洋河弄内的一处江南园林[1]: 103 

沈园位于绍兴城内,最早可考证的园主是清代乾隆三年(1738年)已购得此园的沈槱元。沈槱元时,已将沈园历史追溯至宋代沈氏园。宋代沈氏园本与南宋诗人陆游元配妻子的爱情故事相关,沈园亦因此知名[1]: 103–104 。有研究者指,宋代沈氏园位于绍兴城外东南,与沈园不在同一位置[2]: 26 。有研究者指,宋代沈氏园在绍兴城内,与沈园在同一位置[1]: 105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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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沈氏园(简称沈园),始建时间,无定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陈鹄耆旧续闻·卷十[1]: 102–103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所题词云:“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恨,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石其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交护之,今不复有矣。”

绍熙三年(1192年),陆游故地重游,以“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至,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1]: 103 。南宋《嘉泰会稽志》记:“大中禹迹寺在府东南四二百二十六”。有研究者认为,沈氏园在绍兴城外东南[2]: 26 。有研究者指出,此处“府”指“绍兴府衙”,禹迹寺在绍兴府城东南,而非绍兴府城外[1]: 105 。当代,一般认为陆游这首《钗头凤》作于沈氏园[2]: 26 

宋以后,关于沈园的记录欠缺,仅见明末祁彪佳《越中园亭记》所记:“沈氏园,在郡城禹迹寺南,宋时池台极盛,陆放翁曾于此遇其故妻,赋《钗头凤》词,后又有《梦游沈园》二绝。”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雍正浙江通志》、乾隆绍兴府志》等书所记内容大同小异[1]: 102–103 

清朝乾隆年间,春波桥畔、沈槱元家的花园被传为宋代沈氏园。乾隆三年(1738年)之前,沈槱元已购入此座花园,时称柯园。沈槱元非南宋沈氏园主人后裔[1]: 104 。有研究者指,清代园主沈槱元将自家花园称为宋代沈氏园,实为“自作多情,以为矜夸”的攀附。日后,有书籍将沈槱元误称为宋代园主沈槱[2]: 26 。清中后期后,桂馥陆游妻子唐琬的爱情故事改编成戏曲《题园壁》,广为人知。沈园重新引起关注,并恢复沈氏园的旧名[1]: 104 

1949年5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攻占绍兴县时,沈园面积已缩小至4.6[1]: 104 。1963年3月11日,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沈园(陆游遗迹)列入第二批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认定时代为南宋[3]。198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仍保留绍兴沈园(与宋代陆游有关的遗迹)[4]

1984年、1992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绍兴市文物管理处,为配合沈园保护扩建工程,先后进行两次考古发掘。1984年的发掘历时一年半,通过对7.2亩施工区域的发掘,“分清了沈园地层叠压关系,并发现了一些遗迹。”1992年的发掘历时57天,通过对300平方米区域的发掘,发现“东围墙、池塘、河道等多处重要遗迹,基本搞清了沈园的一些情况。”[1]: 105 

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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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国时期,沈氏后人居住于沈园三百年左右。但园区渐废,至1949年时仅存东南方一角[1]: 108 ,面积缩减至4.6。尚存数株古木,“在积土的小坡上,点缀一些黄石,山旁池水澄澈,尚有数椽小屋”[1]: 104 

1950年代,沈兴仁夫妇捐赠《沈园图》,后由绍兴市文物管理局保存。《沈园图》没有描绘清初废弃的遗址,其描绘的建筑与考古勘探相吻合。故研究者推断,此图是清代沈园园主的家族成员依据地面建筑,加上对宋代沈氏园的主观相像绘制而成。断代为清中晚期作品[1]: 107–108 

1984年,依《沈园图》重建,总面积7865平方米。199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再次恢复园址18.5亩,孤鹤轩、半壁亭、宋井亭、冷翠亭、闲云亭、放翁桥等建筑均按宋代法式构建。其中园中的葫芦池、水井和土山为宋时原物。并依据历史文化内涵,规划沈园十景:断云悲歌、诗境爱意、春波惊鸿、残壁遗恨、孤鹤哀鸣、碧荷映日、宫墙怨柳、踏雪问梅、诗书飘香及鹊桥传情等。

沈园门额由郭沫若题写,夏承焘书《钗头凤》词[2]: 26 

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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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30岁的陆游礼部会试失利后,到禹迹寺沈园游玩,偶然遇见了唐婉,感伤地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 :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唐婉再次来到沈园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阕《钗头凤》。不久便抑郁而终。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 淳熙十四年(1187年),62岁的陆游因《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因作《菊枕诗》二首:

    其一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其二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5]

  •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70岁的陆游又题诗:《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

  枫叶初丹檞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 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74岁的陆游再吟《沈园二首》: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 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80岁的陆游再题《十二月十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二首》: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 嘉定二年(1209),85岁的陆游又到沈园,作《春游》一首: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题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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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禾沈园(宋•吴龙翰)

景物何其异,虚岩人力成。
清池沈鸟影,高树落蝉声。
花日楼台丽,香风帘幕轻。
我来一吟赏,不惜买杯倾。

  • 步沈园(宋•赵蕃)

黄菊花残白菊花,孟冬风日亦云佳。
晚来忽有寻诗兴,送尽投林万点鸦。

  • 书剑南诗后 (淸•沈宝森)

剑南崛起东坡后,杨范尤萧合就删。
史笔居然追杜曲,诗情漫说衍茶山。
人归红树晴川外,家在杏花春雨间。
听说沈园频易主,惊鸿影里水潺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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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5日 星期日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律师:它惧怕什么?
2017年2月11日,中国福建省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古村的村民游行前在龙头前祭祀一头猪。数百米长的“板凳龙”将沿着田园小路蜿蜒前行,穿过乡村,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记者李净、骆亚采访报导)中共民政部发布新规,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姓氏宗亲等四类分支机构,并要求符合条件的分支成立中共党组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此举意在压缩民间自治空间;也有分析认为,当局虽企图扩大管控,但基层执行力已严重衰退,长远恐加速社会疏离与消极不合作。

新规到底改了什么?

中共当局近日透过官方媒体公布了这项社团管理新规定,具体内容涉及分支机构的设立条件、名称限制与党建要求。

据央视7月2日报导,中共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明确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姓氏宗亲、会员明显重合以及名称、业务高度相似的四类分支机构。

新规第4条要求,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成立党组织;不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按要求开展党的工作。新规定同时废止2001年7月30日发布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中共民政部规定,民间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

与二十年前的旧规相比,此次修订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增了明确的政治要求,提到坚持中共的全面领导等。

中共为何盯上“姓氏宗亲”?

湖北律师郑文杰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中共新规大部分条文主要是围绕社会团体业务管理进行细化。“有几个条款,特别是第四条,它透露出赤裸裸的、进一步严厉管控民间机构的企图。”

郑文杰认为,这部分虽然条文数量不多,却最能体现当局真实意图,“它暴露出中共企图严厉地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充斥着毛细血管那种控制,这个野心非常令人可恶。”

台湾民主基金会前副执行长颜建发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共越来越强调党管一切,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背后反映出中共对民间自发组织缺乏信心,担心这些组织会成为反对力量的来源。但这种管控目标很难实现。”

他指出,社会中原本就存在三种最自然的人际连结,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

“以宗亲为主的血缘团体,会自然形成网络;地域性的同乡组织,无论是湖南、浙江,或更小范围的地方,也都是天然形成的组织型态;职业团体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很自然存在的。”颜建发说。

2017年2月9日,在中国福建省的培田古村,当地居民抬着轿子、抬着孩子们参加节日游行。这是土坊村一年一度的盛事,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他们以各种节日来纪念其独特的历史。(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2017年2月9日,在中国福建省的培田古村,当地居民抬着轿子、抬着孩子们参加节日游行。这是土坊村一年一度的盛事,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他们以各种节日来纪念其独特的历史。(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律师:中共各级官僚体系普遍消极 基层执行力严重衰退

尽管当局要求分支机构普遍建立党组织,但受访者认为,这类安排未必能达到实际管控效果。

郑文杰认为,早在数年前,当局便已要求律师事务所、商业机构、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但即使建立党组织,也难以真正发挥官方期待的控制功能。

他指出,目前中共整个基层行政体系运转已明显失灵,“它野心很大,但能力很小”。他说,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官僚体系普遍存在消极应付现象。

北京律师张宗宪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全面控制社会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贯穿其整个执政历史。中共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仍处于武装割据时期时,就已经着手摧毁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

张宗宪举例说,中共夺权时曾提出“权力归农会”等口号,但政权建立之后,“农会基本上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至于城市工会,他认为也早已失去独立性。

内部观察:中共管得越紧人心越远 消极不合作悄然蔓延

多位受访者指出,这种全面收紧的治理思路,长远来看恐将付出代价。

颜建发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是普遍性的冷漠与消极不合作,“不服从、不合作,也是一种反抗”。

他表示,任何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治理方式,都将付出代价。当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灰色地带”生存,党的治理反而会越来越困难。

张宗宪认为,中共面对社会问题,并非透过制度改革化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控制,这将进一步削弱社会与经济活力,从而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低估中共体制所带来的长期风险,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未来一旦中国大陆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可能超越亚洲,波及全球。

张宗宪指出,中国未来数年“可能要过一大关”,相关发展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郑文杰表示,当局正试图把控制力量延伸至社会每一个角落。不过,他认为,这种全面控制需要庞大的财政和行政成本,“中共现在根本没这个经济能力。”

他提到,目前只有中央和省一级行政体系尚能维持基本运作,而中共基层已普遍陷入低效状态。当局不断扩大控制范围,恰恰反映出中共内部焦虑不断上升,其面临苏共末期那种惶恐不安的末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