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橡樹
1938年,這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年頭。
是年,日軍在北方和蘇俄達成妥協,一面收拾在台兒莊會戰被重挫的士氣,一面動員、調集本土和關東軍兵力,加大投入了中國戰場。
7月,抗戰爆發一年後,日軍調整侵略主要方向。
為消化中國軍隊在花園口決堤形成黃泛區天險阻礙,日軍決定,以上海為戰略發起點,自東向西,長途奔襲武漢。
武漢,成為日軍的速戰決勝的侵華戰爭的最後戰略目標。
日軍認為:
攻占漢口,是早日結束戰爭的最大機會。
武漢,是年,國運所系。
武漢,位於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扼控平漢、粵漢兩線陸路和長江、漢水等水路,既有九省通衢之稱,更是隨洋務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少有的工業城市。
在當時,武漢是中國鋼鐵、機械、紡織等近代化工業重要基地。
漢陽造步槍、迫擊炮等武器,更是中國抗戰的根本性軍工資本。
何況,隨著東北、華北、京滬杭地區的淪陷,進入1938年,武漢已經是中國尚未淪陷的唯一的最大的工業基地。
此外,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徐州會戰期間,國民政府十萬火急由京滬杭、豫、皖、蘇、浙、鄂、湘等地匆忙撤出軍工、鋼鐵、煤炭、服裝等等工業設備、器材、原料等物資輾轉千里,積壓武漢,亟待轉運進入川渝大後方。
同時,由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轉移而來的中國工、農、兵、學、商等數以千萬計人口,自水路交通,不斷集中武漢。
這是中國最早的萌芽了家國意識的人口,他們在覺醒之後,以腳投票,既表達自己對日本暴虐侵略的反抗,更是中國持久抗戰的重要人口資源。
抗戰歷史上,極為悲壯的人口遷徙,在1938年的武漢,漸進高潮。
1932年,准備轉移到南京的故宮博物館藏品。抗戰爆發,這些藏品基本得以轉移重慶。
在中國持久抗戰的大戰略棋盤上,武漢,自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戰略要點。
囤積在武漢的僅有的可憐巴巴的工業設備、設施、資源,正是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本錢。
在大片國土淪喪,人口損失情況下,當時能夠自願追隨政府西遷入川的遷徙民眾,無疑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血脈。
顯而易見,如果武漢在1938年無法轉運這些人口與物資,那麼,後來的持久抗戰,自然無從說起。
武漢背負的,正是抗戰中國奄奄一息的國脈。
日本人自然也明白這點。
於是,日軍集結陸、空、江現代化25萬餘重兵沿長江水道、大別山北麓向西分進,氣勢洶洶,企圖搶在中國大遷徙、大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在戰略上鉗擊、合圍武漢。
是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
以武漢三鎮為核心,以長江中游水道為軸心,在鄂、湘、皖、贛、豫南廣袤國土上,抗戰史上最大規模的會戰就此打響。
日本在武漢會戰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
日本企圖通過會戰,快速占領武漢,以徹底摧毀中國抗戰人口、經濟基礎。同時,利用武漢作為中國心臟的九省通衢位置優勢,分割中國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的聯繫,最終實現最大限度經濟掠奪,繼而壓迫中國無力再戰,只能屈服,實現速戰決勝的目標。
1938年,夏秋,武漢外圍激戰連綿。
武漢會戰的主戰場波及鄂、湘、皖、贛、豫南等遼闊土地。
彼時,中國以近代化步兵為主體的軍隊寸土寸血抵禦著日軍陸、江、空現代化軍隊的輪番攻擊。
這是無數人用性命掩護無數人進行空前大撤退的大決戰。
這更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關係中國國脈存亡的苦難的行程。
於是,武漢會戰和武漢大撤退,便成為抗戰八年最具標示性和影響性的大事件。
列車上,沿粵漢線大撤退的國民。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為備戰抗戰,1935年10月,蔣介石即在成都發表講演,闡述了持久抗戰的基本戰略思路:
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川渝雲貴地區,地勢複雜,山川險隔,素有蜀道難於上青天之說。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川渝雲貴之地工商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相對沿海地區落後很多,看似根本無法支持中國抗戰。
然而,大西南既有重慶一地稍具近代化工業規模,也有以成都為核心的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基本的工業、農業墊底之外,以川渝為起點,大西南既可借西北國際交通線尋求蘇聯援助,還可以由雲南經滇越線得到歐美盟國的援助。
以弱敵強,坐守易守難攻之地。
顯然,這確為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抗戰的根本戰略。
可想,中國一旦完成對武漢物資、人口的遷徙,完成川渝雲貴地區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重新布局,日軍再想戰略西進,純粹天方夜譚。
——構思何其宏大,實踐起來,一眼看去,卻又是釜底抽薪之無奈。
不過,就當時局勢而言,武漢一地懸系中國命運,確屬現實。
其實,武漢大撤退一直是抗戰中國的戰略選擇。
抗戰爆發,尚在南京會戰期間,1937年11月,中國國防會議即以《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宣布:
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
日軍對武漢和長江航道的大轟炸。
11月26日,南京會戰前夜,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主要機關抵達重慶。
中國中央政府入川,受到川渝大地政府、軍隊和民眾的熱烈歡迎。
12月1日,中國國民政府基本完成西遷,在重慶正式辦公。
1937年,繼七七事變、淞滬事變爆發,中國在華北以南口會戰、保定會戰、太原會戰,在京滬杭和華東、華中,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及徐州一帶會戰,以百萬抗戰軍人正面抗戰犧牲,苦苦阻擋、滯緩、延遲日本攻勢。
淞滬會戰期間,正在撤退的工廠設備、器材車隊。
這些會戰,在抵禦外侮的戰役、戰術等軍事價值之外,最大的戰略價值有二:
其一,爭取扭轉日軍自北而南的戰略進攻軸線為自東向西軸線,粉碎日本速勝戰略企圖,實現己方持久抗戰戰略;
其二,為實現持久抗戰,主動在正面作戰,層層滯緩日軍攻勢,以求戰略上掩護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
抗戰軍興,明知己方以近代化軍隊對抗現代化日軍,戰力對比極為懸殊,無數抗戰軍人以身許國,義無反顧走向了華北、華東、華中正面戰場。
他們向死血戰,不斷以性命抵抗、消耗著日軍的攻勢,付出了慘重的犧牲。
他們的犧牲,為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賺來了寶貴的空間和時間。
正是血戰、鏖戰期間,國民政府為激勵、保護中國有限的工業能夠投入抗戰,專門對上海、南京等各地公布了《遷徙須知》:
凡中國國民投資之工廠,均可一律遷徙。
遷徙轉移目的地為武漢。
政府給與相當津貼。
《遷徙須知》公示以後,華北、京滬杭等地的相關工廠紛紛報名登記,開始了抗戰最早期的緊張的大遷徙、大撤退。
由宜昌逆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輪船。
家國意識萌芽,使得很多企業家為相應政府呼籲,主動停產、撤裝設備,裝備西遷。
當時,上海除卻上海煉鋼廠為政府重點項目之外,因為上海其他各家機械廠設備、設施、器材及產能規模較小,抵不過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分廠等企業,因而沒有劃入抗戰撤退的重點項目,得不到政府補貼。
淞滬會戰期間,杜月笙、黃炎培等上海名流、企業家組成上海市抗戰救援會,紛紛寫信抗議國民政府「歧視」。
抗議的同時,這些企業家們自掏腰包,先行一步,開始了工廠的搬遷。
——前線付出慘重傷亡多堅守一天,京滬杭地區大撤退就多了一天時間。
這也是淞滬會戰國軍犧牲慘烈而血戰不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難當頭,這些工廠甘冒日軍戰機轟炸西遷,他們每一次成功搬遷,即為後來抗戰保住了一分元氣。
平漢線向武漢遷徙、撤退的軍民。
淞滬會戰如此,其他會戰同樣如此。
也正是這些被很多人嘲笑、指責的官長無能,士兵懦弱,指揮無方,一潰千里的若干大會戰,在客觀上卻掩護著無數的國民、工廠設備、設施等在1937年的戰火中,一路顛沛流離,歷經艱險,在1938年輾轉撤退到達了武漢。
回望抗戰,如是系統、客觀地分析中國之所以能夠苦撐待變,苦撐取勝之前因,再看這些1937年至1938年初期看似潰不成軍的若干大會戰,以及由華北、華東、京滬杭等地往武漢匯集,再由武漢西撤大西南的武漢大撤退、大遷徙,自然又是另外一種結論。
1938年,武漢會戰前夜。
為保障武漢大撤退、大遷徙的高效進行,蔣介石、周恩來等中國精英們聯手制訂的《抗戰建國綱領》共32條在武漢發布。
《綱領》是涉及到抗戰時期各個軍政機關,以及關係平民、文教、醫藥、物資、孤兒、工業、經濟單位等等撤退、建設等等方面細則。
隨著《綱領》公布,中國抗戰史詩般的武漢大遷徙、大撤退拉開了序幕。
——當時,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們正在武漢。
相傳,1938年春季,於戰亂中,他們等來了由山西祁縣、開封避難而來的我的曾祖母等婦孺家人。
全家在武漢團聚僅一天。
次日,我的祖父接到電報,匆匆忙忙往桂林、昆明而去。
在桂林、昆明,他將在負責抗戰軍用物資的貿易、採購,這是他為抗戰盡的義務。
我的伯祖父則隨國民政府財政部機關撤往重慶南泉。
我的祖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則報考了中央軍官軍校,離開了武漢,去往成都。
短暫相聚,他們在抗戰亂世留下了一張至今讓我貼身珍藏的照片。
每次看著照片的先輩,往事如此真切,總會使我情不自禁淚流滿面。
圖 1938年春,我的曾祖母(中坐者)、父親(懷抱者)和祖父渠川長(右二)、祖母(左二)、伯祖父渠川金(右一)、伯祖母(左一)、叔祖父渠川寧(右三)於戰亂中,在武漢團聚。
據說,當時的武漢危城,碼頭、車站忙而不亂,等待撤退的人們於悲憤、恐懼之間,秩序井然。
……
直到武漢淪陷當天,武漢大撤退幾乎沒有停歇。
那些由武漢搶運,冒著日軍飛機轟炸威脅,最終運抵宜昌的入川的物資,在抗戰八年,為在西南建立了體系化的新的工業區,尤其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
由此,中國持久抗戰這才有了苦撐待變,苦撐取勝的本錢。
後記:
一晃,經年。如今重疫圍城武漢,再談往事,還望蒼天庇護,願我中國能夠再次突圍。
閉門避疫,隔網茶敘,祝好朋友們新春。
文章來源:流浪的橡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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