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有时又称红学会，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华北地区农村自卫组织，因所用武器红缨枪而得名。红枪会上承义和团与白莲教，始自民国初年地主乡民为对抗土匪、士兵、军阀而兴起，遍布华北村庄，1920年代中叶全盛期时会众人数多达300万。红枪会以“保卫身家，守望相助”为宗旨，保护乡村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无意颠覆政府，主要对抗土匪的劫掠、士兵和军阀的横征暴敛，曾联手痛击河南军阀岳维峻、吴佩孚与奉军，反抗国民政府的征税征粮政策，1930年代一度因被改编为民团而消失，抗日战争爆发后再度兴起，协助正规军与游击队抵抗日军的入侵。
红枪会自称有刀枪不入的法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成员须严格服从老师和大师兄的指导，叩头发誓，接受排砖、排刀、排枪的严格训练，领受老师所授的符咒与圣水，吃符念咒，学懂降神附体之术，入会期间三个月素食与戒绝女色，然后据信有刀枪不入之术。红枪会一般由地主或乡绅倡议，招请师傅授徒，村民各出入会费及摊派保护费，会堂设于村中庙宇或祠堂，当中设有香火，挂有神像与符箓。中共力图拉拢红枪会，想把红枪会改造为农民协会，吸收为革命力量，但改编行动并不成功。
起源[编辑]
红枪会上承义和拳[1]:1，像义和团一样深受民间宗教影响，会员相信奉行了一定的仪式，吃符念咒，就会刀枪不入[2]:161。1900年，义和团被镇压后瓦解，幸存者放下武器，归隐乡里[1]:9，山东西部许多义和团团众转为地下活动。民国初年，盗匪日益猖獗，再次唤起他们久负盛名的自卫术，成为刚崛起的红枪会老师[2]:161。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家分裂，在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带，盗贼蜂起，官府束手，人民苦不堪言。旧义和拳民潜伏16年后，这时死灰复燃，再度兴起，仍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为目的，放弃义和团之名，改称“红枪会”[1]:9。也有学者指出红枪会源自白莲教[3]:264，继承乡村民团的自卫传统，和清代声称有刀枪不入之术的白莲教教派金钟罩、铁布衫有关，跟1917-1918年在河南西部出现的“硬头儿”也有关系。“红枪”之名，指该团体最常用的武器：饰有红缨的木杆枪[2]:160-161。因村民没有新式武器，为防御土匪，每人备枪一枝，枪头为钢铁所制，约长一尺，套于五六尺长的杆子上，锥下杆头处，扎以红蔴、染红的马尾或粗红丝线，名曰红枪[1]:9。
红枪会最早出现于何时，无法断定。有人认为最早出现于1911年，为了对应土匪白狼而成立，另一说法是1915-1916年，为了对应土匪老洋人[2]:161-162。戴玄之认为，1916年，红枪会初起于义和团发源地山东西部曹州、东昌一带，蔓延到河南、河北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1]:10。裴宜理指出，红枪会之名在1920年左右出现[2]:161，三谷孝则认为在1921年前后出现[4]:58。1919-1921年活跃于山东南部的红旗会，是民国时最早红枪会之类的组织，为应付当地孙氏匪帮的威胁而发展[2]:164。
1920年起，北洋军阀混战，遍地土匪溃兵，乡民为求自保，各处红枪会蜂起，多以红枪为唯一武器[1]:10。当时华北平原上，土匪和军队横行无忌[2]:162，至1925年，河南省土匪人数有十万人以上[1]:171，而政府缺乏控制能力，在政府权力不及、土匪猖獗的地方，人们不得不借助民间自卫团体，加强看青会等防御措施[2]:163。人民苦于无法御敌，红枪会吃符念咒，刀枪不入的邪说乃乘虚而入，各地村庄纷纷学习红枪[1]:73，广泛结成红枪会，以防御地方，大大小小的枪会遍布华北乡村。遭受掠夺威胁越严重地区，红枪会就愈活跃，如1923年，徐州地区各村开始组织红枪会，以弥补正规民团的不称职。美国驻华北的领事曾评论说：“大体看来，它是遭受土匪和官兵扰害之苦的农村居民的健康反应。”[2]:163、165、167
宗旨[编辑]
红枪会的宗旨是“保卫身家，守望相助”[1]:96，是乡村自卫运动，扺抗土匪、军阀及政府征税者[2]:159。最初目的专在防御土匪，后来因军队不但不能剿匪，反而纪律败坏，扰民与匪无异，村民转而仇恨士兵，红枪会与官兵交恶，袭击军队，抗捐抗粮，惩罚贪官亦时有发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红枪会以“保国卫民保家乡”，“驱逐日寇，恢复中华”为宗旨[1]:96-97。1920年代，田赋和杂税的需索有加无已，乡村富豪抗拒这些新勒索。红枪会挑战华北地方政府权威，痛恨政府官员及其捐税政策，视之为乡村财产所有者的威胁；对新上台国民政府的措施往往采取反对态度[2]:159、182。
红枪会虽然参加抗税斗争，但针对的主要是县政府、军阀和税吏，无意颠覆政府[5]:323。红枪会声称自己的会首是皇帝的合适人选，但不像白莲教那样，没有进一步夺权叛乱。在地方名流领导下，红枪会会反抗政府，但不会发动大规模叛乱。如果政权能保护地方名流的利益，红枪会对抗就会大大减少。红枪会或偶有劫掠，但没有失去其防卫、保护有产者利益的基本目的[2]:184、179。红枪会会抵制西式学校等现代化措施[3]:264，但跟义和团不同，红枪会并不排外[2]:201，甚至保护洋人主持的华洋义赈会的慈善工作[6]:302。
红枪会一般纪律良好，普通规约有四条：一．不得奸淫妇女；二．不得抢劫财物；三．不准杀人放火；四．不准毁骂神佛。据信犯戒者法术失效，会被子弹打死[1]:91。许多红枪会制订纪律条令，但这类规章难以付诸实施。正式出版的条例1927年由河南乡绅王印川创制，印刷成几万份散发，被视为红枪会通用的会规，要求所有会员宣誓严格遵行。会规共20条，第一条明确指出该会目的，在于以武装团体，使人民实行自卫，得以安居乐业。后面几条强调孝敬父母兄长、爱国爱乡、患难与共等。这套规章大多按照军队纪律模式生搬硬套[2]:207，多属理想，与事实脱节，未见施行[1]:96。
历史[编辑]
1921-1925年[编辑]
1920年代起，红枪会会众人数愈多，派别愈众，流传愈广，以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最为盛行[1]:10。直至1923年，红枪会并不直接与官方为敌，而是着眼于应付土匪威胁。只是在当局干涉防卫活动时，红枪会才把矛头指向官府。大凡在政府尽力对付土匪的地方，红枪会都愿意合作。如在江苏睢宁县，红枪会多半是正规防御武装的成员，因为当地政府只要求农家向民团出人，而不必交纳各项杂捐，民团首领也由农民自己推举，而不是政府硬性指定。土匪是推动红枪会组织的主要因素，而军队掠夺成性，也是构成民众自卫的主因。当军阀士兵蹂躏华北平原，以弥补粮饷之不足时，农民开始转而防卫和针对这些入侵者。
红枪会的活动区域，亦从土匪横行的地区扩展到军事占领的中心地区[2]:166-167。1923年，吴佩孚欲利用红枪会势力，分别委任尹子鑫、娄百循、高宪周等会首为豫卫军总司令、旅长等，名目数以千计[1]:84。同年，红枪会与军队在河南卢氏县爆发战斗，当时陕军占领该县，不但大肆开征各种捐税，还征用大量民夫服役，农民群情激愤，红枪会等地方自卫组织组成10万人的联合武装，包围县城，发誓要驱逐陕军，与县城官员谈判后达成协议：大部分陕军撤走，只留下一个师，禁止强征暴敛或任意拉夫。但留下来的这个师与土匪勾结而不剿匪，红枪会等继续要赶走他们，再次大举围城[2]:168、170。
1925年，红枪会的活动重心转而到抗税斗争。当时军阀占地广阔，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征服地区的农民开始联合抵抗，合作防御。红枪会由单纯以村庄为单位，发展成地域广大的联盟。河南是联军的中心，其大本营通常设立于铁路沿线，这正是军阀部队拓展的路线。最著名的战斗发生在河南督军岳维峻及其继任者吴佩孚的高压统治时期。岳维峻是冯玉祥部下，对农民征敛不已，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农民[2]:170。红枪会在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之交的荥阳县设立大本营，1925年，约有50万红枪会成员在荥阳地区涌现，储备粮草，铸造兵器。
因县长逮捕邻近的荥泽县红枪会会首的父亲，1926年初，约13000红枪会会众进攻荥阳县府，洗劫了军械库，砸开监狱，释放了会首之父及其他犯人，焚烧了县长之家。最后政府军镇压了这场叛乱。在荥阳以东120公里的杞县，红枪会的抵抗更激烈，领袖娄百循统领来自邻近三四县的红枪会约30万成员[2]:171，军阀吴佩孚把联络杞县红枪会视为占领河南的关键，向娄百循许以高级军衔，以及会众免税三年的条件，由此取得红枪会的帮助，挫败岳维峻军队，夺取了河南。但红枪会好景不常，吴佩孚掌权后迅速翻脸，枪杀了4位红枪会会首，并下令解除红枪会武装，恢复繁重税额。娄百循号召会众拒不缴械，继续进行联合抗税的斗争[2]:172。
1926-1928年[编辑]
1926年5月，各地红枪会开始反抗吴佩孚[4]:120。该年3、4月间，杞县数千农民的示威取得成功，税务局人事重组，红枪会重获败政管理权。吴佩孚调集大军，前去摧毁娄百循所居之村白楼寨，娄百循事先逃脱，但余下五千居民全部丧生，白楼寨被吴军占领。娄百循决心以牙还牙，聚集相邻村庄红枪会会众一万多人，进攻白楼寨，但因力量不足，一星期后被迫撤退[2]:173。娄百循再次逃脱，残存的红枪会成员向邻近的睢县泄愤，带着枪炮和云梯包围县城，拒绝一位外国传教士的调停和议和，这时占领杞县的军队前来解围。娄百循残部与安徽亳州千余名土匪联合，前往进攻淮阳县城，不得要领时，转而骚扰和掠夺附近村庄，最后民团和军队合力，成功驱逐这些不受欢迎的红枪会和土匪。娄百循一案说明，红枪会如果丢失村寨，也可能像土匪一样成为掠夺者[2]:174。
红枪会力量在北伐时达到顶峰，北伐战争导致红枪会叛乱激增[2]:181、184。1926年夏，国民党发动北伐，淮北红枪会和土匪联手对抗北伐军，红枪会组织了五万名左右的徒众，进攻河南南阳县城，并破坏京汉铁路，以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2]:176。1927年，红枪会仅河南省人数已达150万，加上河北、山东、安徽，总数在300万以上。其时武器除红缨枪外，已有不少新式枪械，多得自各军队之手，其势力不仅可以防匪，且能左右政局[1]:85-86，拥有90%的河南农民武装。该年春，红枪会在河南南部进攻军阀魏益三，在洛阳进攻土匪张治公，在河南北部协助驱逐奉军，在安徽蚌埠协助大败直鲁联军[2]:224、180。北伐军到达河南时，红枪会再度起而反对吴佩孚的统治，终于打败军阀，红枪会会首娄百循一雪前耻，占领开封，成立自治政府，自任自治军总司令。同年3月，河南确山县几支红枪会配合军队占领县城，建立一个七人委员会垄断县政三个月，同年6月，红枪会又分别劫掠河南滑县及河北永年县[2]:181。
各红枪会之间偶然会互相攻击。1926年初，荥阳县“小红学”万余人与对手“大红学”数万之众及其盟友黄枪会3000人交锋，激战五小时，小红学得胜，黄枪会土崩瓦解，大红学首领被迫支付5万元现金，其部众为小红学收编重组。红枪会和其他秘密结社也偶有冲突。1926-1927年，红枪会曾和天门会合作阻止奉军，但与红枪会不同，天门会跟地主为敌，杀死了一批地主豪绅，两帮人反目成仇。1928年，河北永年县白枪会首领被天门会杀死，为了报复，白枪会谋杀二三十名天门会成员，天门会亦不甘示弱，烧掉白枪会首领的房屋，亦烧死其儿子。双方持续互相报复。在曲周县，红枪会亦与天门会斗争，杀死其会众的家属[2]:177。在河南信阳县，有地方亡命之徒组成“光蛋会”从事掠夺，与红枪会在当地互相仇杀。1928年，红枪会击溃安徽盱眙和定远县的土匪后，匪徒逃到徐州附近的村寨。有时土匪会冒认为红枪会，袭用某些仪式，借红枪会之名而劫掠，掳人勒索[2]:179-180、176。
1929-1937年[编辑]
红枪会与国民政府时而勉强合作，时而公然反抗。1920年代末，国民党起初征收高额捐税，企图铲除落后文化习惯，激起红枪会的强烈不满。后来政府被迫放弃对乡村的征敛，与地方防卫者达成妥协，红枪会被编入官方防御体系，各省政府下令各县建立连庄会[2]:184，村民建立红枪会后往往仍称连庄会，以符合官方法规。如江苏睢宁县的所谓连庄会，几乎全由红枪会会众组成，看来名正言顺。在红枪会跨乡连村之处，这些大规模的联盟常常也有连庄会名号。就算红枪会编入正规民团武装，他们仍经常继续抗税。如在洛阳，红枪会虽改编成民团，仍不交税，以致四个月内有五位县官被解职[2]:185。红枪会一度逐渐走向公开造反，把抗击的矛头转向政府官员，达到向政府命令挑战的程度，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农村的权力关系，保护地方利益。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间，国民党愿意与乡绅名流达成妥协[2]:212，采取调适政策，向地方名流和解合作，减轻赋税，于1930年击败军阀冯玉祥后，在农村实力增强，才能解散红枪会，或改编其为官方民团。国民政府于1930及1931年下令，所有从前的自卫团体若不解散，就要改成民团，红枪会遂戏剧性地消失。到1930年代初，保留红枪会名号的防卫性团体所剩无几，绝大多数被编入政府创设官方认可的民团系统[2]:186-187，大多数红枪会抹去其宗教色彩。在国民当与地方精英合作期间，很少有红枪会活动发生。1935年江苏沛县罕见地爆发红枪会暴动。当地官员试图进行土地登记以增加税收，地主们重新组织红枪会袭击警察局，捣毁政府机关[2]:212、188。
1937-1945年[编辑]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枪会再度兴起。日本人入侵华北，国民党撤出农村地区，地方民众被迫自发抵抗，重组红枪会，再次挺身而出保护社区[2]:184、189，起初仅为防匪为目的，后来出于爱国[1]:98，加上当时日军军纪混乱，常发生强奸事件，红枪会等奋起反击[7]:406，纷纷与日军对抗。1938年夏，红枪会在淮北几乎无村无之。1938年7月，16支红枪会埋伏和攻击从江苏涡阳县开往宿县的日军，击毙80余人。《皖报》社论赞扬：如果他们能在政府的领导下，就能在打击敌军战斗中比正规军表现得更加出色。1942年，单是淮北的红枪会据说有50万之众[2]:189、239。1943年河北永清县发生红枪会叛乱事件，激烈抵抗日军县警备队[7]:409、413。从1938年春到1945年抗战结束，红枪会在抗击土匪和日军方面一再获胜。日军偶尔也能压制红枪会[2]:190，对红枪会兼用镇压与怀柔的政治手段[7]:427。1938年8月，日本人利诱12名红枪会会首，签字放弃领导1500名红枪会会众。1942年起，日本人开始有组织地拉拢红枪会，想以日本人发起的“新民会”取代之，但并不成功。红枪会有效地协助国民党军队对抗日军。但红枪会并没有特别靠拢国民政府，双方仍时有摩擦[2]:191。
1946-1950年[编辑]
红枪会一直延续到民国结束。直到1948年，红枪会仍在反抗国民党统治和征税，以白枪会名义在河南北部和东部频繁活动[2]:192。1950年夏，红枪会与中共爆发冲突。由于安徽蒙城县政府囚禁一些拒绝交出余粮的农民，几百名红枪会的秘密成员焚烧了区政府，杀死了区长，控制了县城。其后一千多名红枪会成员埋伏在公路旁的高梁田地里，伏击政府从阜阳县调来镇压的公安部队，政府调集一支更大的部队，在叛乱后一个月收复县城。从山东南部和河南东部赶来增援的红枪会小股队伍被驱散，蒙城当地红枪会成员企图抗击政府军，但不成功，首领用红缨枪自杀身亡[2]:266-267。
宗教修练[编辑]
入会仪式[编辑]
红枪会之刀枪不入，据信必须经过复杂的入会仪式，与严格训练。入会考验至少几星期，通常三个月始告完成。在军阀猖獗，急需新成员的时期，最简单的步骤也一般持续三到四星期。[2]:193入会那天，新会员通常要沐浴净身，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2]:195。新入会者在进入红枪会香堂后，跪在教师面前发誓保守秘密，然后教以纪律条令，如禁止奸淫，禁止杀害无辜，禁止肆意抢掠等[2]:194。会众要在教师面前叩100个头，发誓服从，教师授以咒文，画一道纸符，令其焚烧吞服[2]:193。在某些乡村，第一天的仪式包括烧纸钱、上供品，并在神祇牌位、老师以及会众跟前叩上无数过头。仪式结束时，会首给新信徒喷酒圣水，然后由教师授与四句有法力的咒语：“我手执红缨枪，祖宗法力满身上，敢说不怕天和地，随心所欲到处闯。”从第二天开始，所有新徒众每晚要到香堂焚香、长跪，持续49夜，方完成净化训练[2]:195。
会员每日两次到香堂焚香，跪在关羽像前祈祷。除了经常画符念咒外，新会员还必须参加“夜跪”仪式，深夜时随教师来到荒地上，双目紧闭，静跪两三小时。如此反复几个星期后，新会员要遭受教师一系列打击而不得显露痛苦的表情。历经考验后，第一阶段完成，教师才赠以三道写有法术程式的纸符：一焚烧，一佩戴身上，一吞服，并教以刀枪不入的神符：“前面打枪，挺起胸膛；背后打枪，挺直脊梁；枪打两肩，如铁似钢；龟蛇二将，在前站立；各位桃仙，急急护法。”[2]:194。
之后要进行几个星期的武术训练，先是拳打，次排砖，三排刀，最后排枪，以练就金刚不坏之躯。武术训练一般在户外空地进行，只允许会员观看。场地中央一般摆一张桌子，新会员在桌前排列。教师净手、焚香、跪下祈祷，诵读祈求神灵保祐的咒语，焚烧一道符箓，将纸灰置于水中，分给新会员饮服。然后将几块砖头置于信徒头上，由教师砸砖，砖碎而不伤其头部。如砖头没有打碎而信徒痛苦叫喊，他就会受教师责骂，指其品行不端。只有那些不感痛楚的人，才可以进行更危险排刀训练。先由教师焚香，信徒跪在桌前祈祷后，教师用刀砍其袒露的肚子，被砍之处不留伤痕，至多只留一道白色的印记，如此才能进入最高阶段排枪排炮的训练。教师站到约15步远之处，向接受排枪训练者射击。凡被枪击而死者，都被谴责为心怀异志[2]:193。排枪排炮有很大危险性，有一个村子在训练中打死徒众十人后，教师也被殴打致死。老师为了保持刀枪不入法术的威严，和博取群众支持，或以空弹代替实弹，或索性免去这一环节。有的红枪会则以符箓和咒语，代替实弹射击的危险训练[2]:194。教授武术技能这一训练要49天，而后赠以三道符咒，加上第一天的跪拜、49天的净化和最后一天的演习，入会程序总共需100日。为了接受神力，新会员要奉行某些禁忌，如在入会的百日间须戒绝性关系，因女性会使法术失灵。许多红枪会禁止入会期间食肉[2]:195。
刀枪不入[编辑]
红枪会有口号“功到百日，刀枪不入”[3]:264，设计了一套求神保祐的仪式，获取刀枪不入的法力，会员通过敬神仪式的考验，并遵守戒律，才能在战斗中不受伤害。各门派的仪式繁简不一，其目的别无二致：修练刀枪不入之功。只要会员参加仪式，不越规犯禁，任何武器均不能伤害。多数会员相信自己获得神功，有的并欲在他人面前演示[2]:192、196。有时旁观者也会被他们的演练说服。若刀枪不入的神话被现实戳穿，老师总是说此乃受害者行为不端，以致法术失灵。有次山东一支红枪会与土匪交锋中有5人丧生，29人受伤，教师归因于某人向村子的井里投进了虾皮[2]:197。尽管法术屡屡失灵，但红枪会中刀枪不入的信仰仍盛行不衰，对新环境有极强适应性。即使缴获了许多现代化武器，刀枪不入的信仰并没有减弱[2]:198、201。
为保证法力有效，红枪会成员要遵守一定的规定和纪律，最重要是严格保守会内活动的秘密，保守秘密既在于防止敌人窃取情报，也在于使成员洁身自好。成员亦禁止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辱骂神佛等。奸淫据信是获得法力的大忌，违犯者如到战场上无异去送死。有越规犯禁者，重则处死。会规大多包念孝顺父母和尊重师长等内容，会员要按照礼义廉耻的儒家伦理行事，这是源于那些出身名流的领袖。除了维持很高的个人道德水平外，红枪会还要求成员参加常规武术训练和宗教礼拜。武功训练通常包括排砖、排刀和排枪，训练一律辅以祈祷。宗教礼拜本身通常包括长跪、焚香和诵念与保护神沟通之符咒。敬奉的神祇包括各种民间诸神：关羽、观音菩萨、西天佛祖、桃仙、周公、老子、孔子等等几十位神灵。许多神灵取自《封神演义》，那些角色在小说中互相为敌，但不妨碍祂们共同成为崇拜对象[2]:200。请神是入会仪式的特色。教师焚香后，为新徒众跪请各路神仙显灵，默念“弟子某某谨请玉皇大帝出官离位下天堂闻香”等语，诸位天神，从观音娘娘到周公，就这样请来附在徒众身上，赋予其超能力[2]:196。降神附体后，成员言行举止会酷似在戏剧中神灵的角色[4]:149。
书面和口头的符咒，对红枪会来说十分关键。这类符咒有300多条，普通会员至少要掌握100条，五花入门。有次红枪会聚会中遇到日军飞机经过，教师说他们一直在念“封洞咒”，可以封住日本人的枪管，使之无法开枪射击[2]:200、198。有时符咒也用来医病，教师会开列一纸符箓让病人吞服，更普遍的用途是意在刀枪不入。战斗前，符咒有多种用法，直接写在身上，或放在头巾里，或戴在颈上，不停地默诵，有时要吞服。吃符念咒能提高作战勇气。符咒通常用朱朱写在黄裱纸条上，后者内含硝石，而朱砂是一种神经镇静剂，两种药物混合，有助于产生一种大无畏、刀枪不入的幻觉，幻觉可持续两小时左右，足够应付对付土匪一类的小规模战斗。红枪会也运用气功。一个红枪会老师据说可用气功控制一定距离之外的火光，先吹熄再燃点，他自称在遇到土匪焚烧村庄时，可用气功控制火势。刀枪不入的信仰，成为穷人自我保护的有力武器[2]:200-201。红枪会作战时喊叫冲锋，不知战略，不讲地利，自信刀枪不能伤人，故能勇往直前，敌不消灭决不休止[1]:97。
异教徒[编辑]
红枪会普遍尊重基督教而歧视回教，对基督教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会保护偶然落入他们手中的传教士，也不勉强基督徒参与红枪会，有时倒邀请基督徒去劝诫红枪会会员遵守十诫。有个在山东举办的布道会，为了感谢传教士赈灾，各村长老主张红枪会到会场提供保护。红枪会却歧视回教徒，会以回民不奉行红枪会为辞而加以迫害，许多回民遭到洗劫被杀，房屋和清真寺被烧毁，或改作猪圈以示侮辱[2]:178、201。
组织[编辑]
成立基础[编辑]
全盛时期，红枪会会众有300万，仅河南一省就有150万[2]:202，以当时河南总人口约2900万为计，约占总人口的5.2%[8]:310。红枪会是按地缘而非血缘关系整合的社会组织。以社区为基础，对付掠夺威胁，包括许多名号和习惯各异的分支[2]:163-164。许多会派与红枪会名异而实同，如黄枪会、绿枪会、白枪会、黑枪会等[1]:130、132、135。红枪会有时又以连庄会的名义出现。村庄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基层指挥部叫香堂或会堂，通常设在庙宇或祠堂里，外观庄严，仿佛军队的司令部，门前县挂三英尺见方的黄龙旗[2]:184、202，旁贴“某地红枪会”字条，并有手持红缨枪、刀剑或手枪的会员站岗。红枪会因被视为颠覆势力而禁止在县城活动，他们便以“红学”为名重新组会，中心指挥部便称“学校”，所在地可能就设在当地学校里。内部装饰简朴，在礼拜厅内，神坛上常县挂着黄裱纸，上书所敬拜之神名。香炉两旁点油灯，可供夜间礼拜照明之用[2]:203。
红枪会的建立，几乎总由村庄的名流发起，邀请红枪会老师来村里教授武术和符咒。雇一位红枪会教师所费不多，安排好住所、伙食便可，欢迎宴散会后，老师即在村中设立神坛，著指指导会员练习法术。红枪会基层组织的人数多寡不一，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主要取决于村庄大小和受掠夺威胁的程度。许多村庄实际上每家（包括地主）至少送一子入会。年龄18岁以上，家中有地者才可以成为会员。要求入会者，须有二人担保，还要审查其背景与品行[2]:203，女人则不准入会[1]:85。凡参加的青年，于每日晚饭后，持红枪聚集一堂，拜神练功，约一个多小时即散，留二人守堂，遇有紧急事故，留守人鸣锣或吹号角为号，众人皆手执红枪集会[1]:9。会与会之间，只有横的关系，没有纵的关系，彼此不相统属，遇有重大事故，各会可互相联络，结合数十百村甚至数县一致抗敌[1]:84。在河南，红枪会进一步扩展，构成连庄跨乡的网络。但红枪会活动范围有限，不便于机动作战，村与村的合作程度，取决于绅士名流间的交情。许多红枪会偶尔能合兵一处，与匪、兵战斗，但这些联盟是不牢靠的，经常是短暂的。红枪会偶尔也和其他秘密会社合作，在山东南部，曾与当地兴盛的无极道、小刀会携手，一同抵抗土匪和士兵的侵扰[2]:163、207-209。
财政[编辑]
红枪会的财政情况因地而异，有时经费取自入会费，更常见的是按村民占有土地的数量进行摊派，两种方法并用也很普遍。有些村子，凡为会员者，须缴纳一元三角的入会费，外加地产保护费每十亩每年二角。非会员要交纳双份的保护费，以吸引人入会。少数地方对所有成年人征收人头税。有些地方参加红枪会是强制性的，不参加着要按其家庭情况课以罚金，充为会资。罚金比人头税高出好几倍。红枪会互助合作的方式，取决定村庄的构成。在一个由地主及其佃户组成的村子里，地主自然成为首领，他向众佃户提供武器，要求佃户将加入红枪会作为他们租佃契约的一部分，形成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样的村子相对较少[2]:204。
如在湖北麻城，红枪会则是专门效力于当地地主的一帮保镖和打手，村庄领袖强迫穷人加入其红枪会组织，并招来河南老师训练和指挥他们[3]:267。在拥有一家或多家富户的村子里，可能雇用职业红枪会提供长期保护，由于要价高，又不可靠，这种情况也不常见。在自耕农居多的村子，红枪会组织最盛行，尽管领导权仍然为绅士名统所控制，但其成员多是普通农民，平时耕种，遇到入侵威胁时才拿起武器。会首甚至是选举产生的，所有成员大致平等。成员一般是自己武装自己，较富裕者买得起毛瑟枪，比较贫穷的成员，便只有红缨枪做武器[2]:204。
领导[编辑]
红枪会内部组织分两部分：一曰“文坛”，专管文件、财政、奖惩等事，一曰“武坛”，负责训练及演习刀枪、符箓等事。文坛领袖称“会长”或“学长”，掌握红枪会活动的决定权，绝大多数由地主、富农及曾在前清获得过功名的士绅来充任。许多时候，红枪会会长和当地保长是同一人。应这些地方名流之请，第二类领袖即宗教教师出现，人称“老师”或“导师”。他们设坛传教，负责宗教及武术训练。这些人也许参加过义和团，大多来自山东西部，穿行于华北平原，到处传播他们的法术。老师最初都是来自山东西部，随着运动蔓延，各地老师开始由本地人充当，当请来的老师要到其他地方设坛传教时，会众中一位忠实门徒，往往是富家子弟，便会受任命为接班人[2]:205。有时会员学成各种法术后，老师辞去，由会员推选有胆量见识而法术高者为大师兄，其余称师弟，大师兄秉承神灵命令，统辖一切，指挥成员[1]:84。因单个村庄往往无法扺御大规模匪军之杀掠，因此相邻的红枪会组织便结成联盟，遇事互相帮助。当多个村庄参与联盟时，他们便在地方集镇上设立联合指挥部，协调5-30个村庄的行动，人数一般有数千之众。一闻三声号炮，所有会员必须集结待命，指挥官从参与联盟的文坛首领中选出，有时总教头也协助指挥官发号施令，各地各派首领被称为“结义兄弟”[2]:206。
中共对策[编辑]
中共试图拉拢红枪会。1920年代中期，红枪会吸引了中共的注意，被视为重要的工作对象。1925年，中共派农民运动份子到河南，负责渗透红枪会并改造它。视之为革命先驱。最初工作成效不大，9月时，中共召开了一次来自12个县的红枪会、共计35名代表参与的会议，与会者既缺乏代表性，参加的还大多是派到红枪会工作的中共党员。虽然没有直接成功，中共对红枪会的兴趣有增无减[2]:218-219。1926年，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撰文认为红枪会可以改造。同年7月，红枪会在中共中央全会被视为在华北地区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还可变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力量。但事实上红枪会并不如想像中那样容易接近。
1927年，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42名河南籍学生被派回乡发动农民工作，发觉不受红枪会欢迎，因为中共要打倒地主，红枪会则保护地主[2]:220-222，反对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把他们改组为农民协会。同年5月，红枪会因中共枪决了24个“劣绅”，组织了一支千多人的部队，杀死两名农民运动工作者，9名政治部官员和4名党员，并在三地切断京汉线，断绝北伐军和武汉间的交通。有些红枪会名义上宣称效忠共产党，但实质上不是真正的农民协会，很少服从党指导，甚至对左派宣传充满敌意。红枪会开始被视为中共发动群众工作的障碍，被土豪劣绅所控制。中共决定要离间红枪会首领和普通成员，使农民回到农民协会的旗帜下[2]:224、226。
红枪会不易顺从，对中共重新分配财产的思想充满敌意，没有被中共所发动。1927年在信阳县，中共与光蛋会合作打击地主，结果红枪会联合民团进行报复，占领了光蛋会的根据地[2]:227-230。中共仍然强调红枪会是民众动员工作的对象，1928年中共采用改造和吸收的方针，指出应联合红枪会，利用一般会众和首领之间的矛盾对立，使其组织解体，改编并吸收其武装到红军里[9]:45-46。抗战时期，中共改变了土地改革的政策，鼓励红枪会变为抗日游击队。刘少奇主张要尊重红枪会的信仰和习惯，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激发其民族感情[2]:231、235。1938年，山东的共产党和红枪会几次联合攻打日军。1940年，据报许多安徽红枪会成员加入或被改编为新四军。红枪会等秘密会社被中共视为同盟者，中共党员应打击会中的顽固反共份子，而不是要斗争红枪会等本身，但红枪会往往冷待改编的要求[2]:236、23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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