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zk1506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 =========================================================== （二○一五年六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史海钩沉】 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汪 钦 【千秋功罪】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亡灵祭坛】 陈贯良之死 侯国屏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一 我今年９９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 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 持游泳，一次还能游３００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 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 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 ”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 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 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５天５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 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１９５９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 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３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８５０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 ，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１９６０年５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 到１９６１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 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 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３条：能治天 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 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 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 ，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 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 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 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 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 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 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 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 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 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１９６１年粮食就很困难 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 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 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 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 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 。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 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 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８５０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 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 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 。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 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 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 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 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 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 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 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 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５毛钱一个，这就救 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８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 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 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３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 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 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 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３ ０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 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 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３个月，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富 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 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 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 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 ，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 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 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 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二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 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一架专机把 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８年单监。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３０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 子潭。起因是１９６７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 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 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１９７９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 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 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 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 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 了６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 ６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８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 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 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１９５５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 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 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 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 ，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 ，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１９ ６６年５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 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 《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 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 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 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 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 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１９６８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 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１９４２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 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 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 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５０２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３０人，被打 伤致残的２０多人，得精神病的近６０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 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 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 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 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 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 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 诗，共保存了４００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 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１９８０年，袁鹰 把其中的３０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 ；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１９８０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 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２００ 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１９５９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 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 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 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 “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三 １９７５年５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０日，接到中央 通知，１９７９年元月４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 ，１９８２年２月，我已经６５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 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 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 ，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 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 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 “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 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１９８４年陈云收到３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 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 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 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 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 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 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 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３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 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３个人都圈了。当晚， 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 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 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１１年流放，８年单监， 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３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 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 珍。１９７９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 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 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１９７９年我６２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 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 １４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 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 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 有３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 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３次半夜发病，都是 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３次，从不间断。她 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 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 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 阳住在同一层的９１１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４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 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 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４个人的房里有一 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 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 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 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 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 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 望你的。和紫阳分别１５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３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１９５ ４年、１９５８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２ 年去过美国３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 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１９８９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 晚会在２０１７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 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２０世纪是人 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 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 会被人类认同。这是２０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 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 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 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 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 原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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