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鸿召
原载:《档案春秋》2007年第10期
从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代表共产国际的权威力量,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最初的行程,遵义会议后被罢免了军事指挥权,转任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最后颇为黯淡地从延安同到苏联。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出现,逐渐暴露出李德来华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员,属于特工性质,被邀请担任军事顾问,却是一场将计就计的误会。
送钱救命到中国
1932年春,时年32岁的奥托·布劳恩从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两周后紧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带一张奥地利护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到哈尔滨,与设在此地的苏军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赫尔曼·西伯勒尔会合后,迅速赶往大连,再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中国情报机构“佐尔格小组”承担送钱救人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国记者身份被苏联军方派驻在上海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他领导的“佐尔格小组”,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但名义上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代表团成员,该情报机构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中共中央领导层,都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但足,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并不知道“佐尔格小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视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代表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联军方情报机构,对中共党内以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代表名义,对社会以“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兰,绰号“牛轧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国女佣。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夫妇被引渡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警察机关,并传言将判处死刑。
佐尔格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莱动员世界知名人士,如高尔基、宋庆龄、鲁迅等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疏通与周民党有关方面的关系,最后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双方达成协议,以2万美元的代价换取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这是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当时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活动经费为2.5万美元。佐尔格当印报告莫斯科,请求自己所属的苏联军方情报部门紧急派人送交专款解救同志。
为确保万无一失,苏联军方同时派出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两波勒尔两位德国同志担当此次行动的秘密交通员。“他们两人互不了解,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的”,各自携带2万美元现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钱送到了目的地,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收到钱后,顺利地将牛兰被关押期间的手迹公布于众,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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