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民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高锋 

　　坚持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来限制剥削，实行充分就业政策，支持工会同雇主就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进行协商谈判，通过高额累进税集中部分国民收入收入，用于全面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报告还尖锐地指出，瑞典社民党虽然是改良主义的，“但它还支持工会和雇主谈判，为工人积极争取维权”，而中国特别是在私人或三资企业“劳资矛盾尖锐。政府、党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党要不要代表中国工人阶级，要不要维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正如卡尔松所说“生产中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处理这些矛盾的最好办法是承认它们，创造的明确的利益关系，分担责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平衡。不论是从经济还是民主角度看，这都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能很好地维持劳动人民利益，但讲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更不意味着要再搞文化大革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证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它们已经被人民抛弃了。民主社会主义能否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时不我待，是我们党履行自己早在延安时期向人民许下的民主诺言的时候了。

　　自1889年成立到现在的120年里，瑞典社民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调整与创新。社民党九份党纲忠实地记录了其理论调整与创新过程，反映了该党把马克思主义瑞典化的追求与实践，指导了其瑞典式的和谐社会——人民之家的建设，同时也总结了社民党建党治国的经验。可以说，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瑞典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虽然不能照搬瑞典经验，但认真研究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借鉴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一定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中国前驻瑞典哥德堡总领事　高锋

　　Email:gaof100@yaho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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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锋同志当时在场并将此讲话记录存档。

　　[2] 见李兴耕《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2001年党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第26页

　　[6] 马尔奎斯·查理德：《瑞典——经受考验的中间道路》出版前言，英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7] 见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形容和历史研究》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0页

　　[9] 瑞典税法规定其2006年国家所得税起征点为30.6万克朗，年收入实际超过此数者得将其收入30.6万至46万部分之20%和超过46万部分之25%上交国家。而地方所得税约为其实际收入之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