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锋
（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在其1975年党纲中，社民党阐述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时，总结了瑞典建设经验，“瑞典工人运动斗争赢得的进步加强了社民党的这一信念：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平的社会改革是唯一可行的人们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来艰难而又耗费时间。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优点：这一改革可以在民众的积极参与下进行，所取得的进步能坚实地扎根于民众。因此，改革的持久性得到了保障”。
（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在其1990年党纲中，社民党进一步阐明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强调“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更有利于创造人民对生产秩序的影响，为实现民主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社民党人来说是个方法问题。这两种方法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它们相辅相成。任何一方也不能单独实现所提出的社会发展和公民福利的目标
（四）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
在其2001年党纲中，社民党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党纲开始，放在了总纲的首位，指出“社民党要使民主的理想渗透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相互关系之中。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阶级差别、性别歧视和种族差异，没有偏见和歧视，一个人人都需要，人人都有位置的社会。”党纲还强调，民主及其有关政策，对社民党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这是对其人民之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新创新。这也是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新的重大贡献。
四、瑞典模式的竞争力
国内有些人对总是极力贬低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在改造社会，提高劳动人民地位等方面所起巨大作用。强调它为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同时养了许多懒汉，造成了高税收和低效益等严重问题，因此告诫我们千万不能重犯瑞典搞福利制度的错误。
（一）社会福利搞过头了也不行
社民党1932年上台后，在瑞典当时经济还很落后情况下开始建立社会福利时，受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激烈攻击。仅仅由于农民协会（现称中央党）的反对就迫使社民党1936年和1957年两次解散政府。但70年代福利国家建设完成时，瑞典资产阶级政党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社会福利，而转而把提高社会福利作为与社民党争夺选民的重要武器，从而把瑞典社会开支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顶峰。在极度优厚的福利保障下，职工泡病号、滥用福利补贴的现象屡屡发生。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石油危机等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国际收支和政府财政严重失衡。显然，瑞典社会福利当时的水平既超过了其经济承受能力也超过了人民觉悟水平。80年代中期社民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降低税收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措施。但这些超级福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中下层民众，即社民党的传统选民。这就使该党左右为难。直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出现大动荡，国内外压力空前加大时，社民党才开始冒着下台危险着手改革医疗保险，企图解决职工“泡病号“这个老大难问题。
（二）改革福利但不能取消基本保障
社民党还取消了国家对信贷和外汇市场的控制，取消了对瑞典人到国外投资和外国人在瑞典投资的限制；放弃了国有企业对就业负有特殊责任的要求，强调国企的主要目标是为国家赢利。把国家企、事业管理局等众多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后推向市场；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至80%降到不超过50%，使绝大多数职工（年收入约合3万美元）仅交30%的地方所得税和象征性的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收入高过此限的人再在其超出部分上增交20%的国家所得税；政府彻底解除了对民航、铁路、电信、邮电和电力等领域的国家控制，并资助地方政府在其主管领域内引入竞争机制。社民党继续对社会保险进行大幅度调整，先后将保险补偿度由90%降到80%乃至75%（目前调回到80%）。生病第一天和失业第一周没有补贴。对不接受所推荐之适当工作或主动辞职者，保险部门须扣发其部分失业保险金。政府还提高了住院费、挂号费和药费等，但同时又规定医药费总开支一年内超过270美元后全部免费，以照顾弱者。同时社民党把所得税边际税率再次提高到55%[9]，要求高收入者对经济调整做出更大贡献。社民党还积极参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共建欧洲单一市场的合作，并引导瑞典1995年正式加入了欧盟。
（三）大改革带来高效率
对于这些调整，社民党在议会的盟友左翼党不敢支持，总工会领导也公开反对，但社民党凭借着其多年的执政经验，赢得了中央党的支持，从而在瑞典社会基本稳定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使瑞典最终在福利制度基本得到保存情况下恢复了经济活力。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89年至2000年瑞典生产率提高了59%，在西方国家中名列第一，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法国和美国分别增长50%和49%。同期其工业产量增长幅度也名列发达国家榜首。其财政赤字迅速消失，国家债务不断减少，市场规范化和廉洁度不断提高，瑞典因此成为最受外资欢迎的欧洲国家之一。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世界发展程度排名榜上由1990年的第11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二名，仅次于挪威。2006年瑞典在国际竞争能力排名榜上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但瑞典的基尼系数这一年为0.246，仅高于丹麦。
（四）和平改革也需要牺牲
事实证明，社民党不仅能够顶住资产阶级的攻击，创建一个福利国家，而且也能顶住党内外（包括总工会）群众的压力，坚决革除其福利制度中阻碍经济发展的陈规旧习，使瑞典经济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瑞典模式不仅能够给予人民以全面的社会保障，也能创造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所有国家相媲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民党改革福利力度最大的五年中，其党员人数锐减40%，其中央常委被暗杀。社民党的改革勇气与牺牲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无可比拟的，也是我们的某些专家出于种种原因看不到或者不想看到的。
（五）和平变革也是革命
社民党作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它能领导人民实现这些改革，而在于它把这些绝大多数改革以国家立法或者劳资协议等形式固定下来了，使得任何政党和个人即使在社民党下台之后也很难重新翻案。这些并非由一党一人所决定的社会变革被人称为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实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变革，是一种革命。这是瑞典社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瑞典劳动人民做出的最大贡献。
这个变革通过勃兰特、克赖斯基和社会党国际传播到欧洲，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社民党为此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与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却要小得多，而其民主社会主义成果却更明显、更持久。
五、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
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九份社民党党纲几乎每份都讲到社民党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和团结。我信手从其1990年党纲中摘了下面几段话。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只要稍加阅读就会发现，它们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有些人把它们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一）自由对任何人都是宝贵的
“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同等的选举权、思想与信仰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对社民党来说都是根本性的。这是在与旧的特权社会进行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必须在与各种权力集团的斗争中不断加以保卫。”
“经济与社会差别为公民使用自由和自己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不同的条件。通过把人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劣势下解放出来以保卫和加强公民的自由，并通过摆脱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的依赖以扩大这一自由，是社民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二）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
“平等是自由的继续。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那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肯定没有足够的自由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出于其对自由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同等价值和同样尊严的观点，社民党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阶级差别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三）团结就是力量
社民党主张团结贯穿于社会发展和人际关系。团结要求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在供给时要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团结意味着对相互条件的理解、关心和互相体贴。
（四）民主是总纲
“自由、平等与团结共同构成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只有
民主社会才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团结。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一理想必须贯穿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所有领域。”
这就是瑞典福利社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精神支柱，也是其民主社会主义追求的灵魂，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些为瑞典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赢得巨大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价值观呢？这些主张中又有哪一条不是社会主义的？
六、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人们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
（一）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建国快60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30年了，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分歧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这在如何看待瑞典社民党问题上表现很为突出。瑞典社民党以人民之家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设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首先就应该在社民党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彻底从唯我独革、唯我独社、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影响下解放出来。
（二）生产力发展是决定性的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并在相互竞争中发展的。在讨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我想说瑞典有着比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现在我们公认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在政治上比瑞典更民主，经济上更发达？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比瑞典得到了更大的份额？有哪个国家劳动人民享有比瑞典更全面更优厚的社会保障？哪个国家的公务员比瑞典更廉洁？
瑞典的变化是社民党和瑞典工人阶级共同努力与奋斗的结果，也是由瑞典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与瑞典相似的发展。
（三）分配结果最说明问题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先生在其《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决定了企业、社会甚至国家的性质。如果剩余价值大部分为其职工所取得，这个企业就是社会主义的；而如果剩余价值（国民总收入）大部分为劳动人民所占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而不管由哪个政党执政。
瑞典长期来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工会组织通过谈判不断提高工资，加上其国家收入政策和福利制度中的许多扶贫措施，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个别年头甚至达到4比1。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这个分配比例近年来虽然出现了有利资方的变化，但瑞典仍然是社会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2006年其基尼系数约为0.246，约相当于美国的60%和英国的75%。
七、我们从瑞典学习什么？
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毛泽东1945年在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和邓小平在一些讲话中也有过类似认识，但这些讲话很快就被他们忘掉了或者抛弃了。中国由此出现了反右派、庐山会议、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数千万人因此丧失了宝贵生命。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这类性质的问题依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这都说明，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是关系到中国改革能否继续并最终胜利的大问题，是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
2008年初社科院公布了一份考察报告说，瑞典企业90%为私人所有，所以经济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社民党政治上搞改良主义，因而思想上属于资产阶级左翼或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报告中的这些观点我自然不能同意。但报告承认瑞典是“社会主义因素较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研究并借鉴瑞典下述经验：“比如在经济方面坚持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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