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央苏区时期的经费援助
1930年8月月中，莫斯科电告驻中国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为“中国报纸”寄去了10000美元，办报支出应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办理，不得绕过该局。
1930年8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上海发来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中共中央请求立即拨给10000墨西哥元，用于建立与莫斯科联络的无线电台。
1931 年初被鲁德尼克(化名安里、亨利、马林、牛兰、鲁埃格)取代，后者成为国际联络局驻上海代表(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被捕)。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说法，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费情况有所改善，虽然由莫斯科寄去的每月数额仍然是15000美元，但已经不用墨西哥元、而用美元支付。
鲁德尼克被捕后的 1931 年7 月 3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营救鲁德尼克（牛兰）及其妻子莫伊谢延科的问题。
会议决定: “为解救在上海被捕同志所需的钱从国际联络局资金中拨付。”
由于国民党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60%以上)和党员逐渐转移到苏区或红军队伍中，经费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中共领导人如今已不那么依靠共产国际的拨款了，虽然拨款还在继续。
据中国共产党材料，从1931年9月至年底四个月内，中共从共产国际收到10 300美元(含给中国共青团的3000美元)、1000两白银、1000墨西哥元。
也就是说，每月平均收到2575美元又250两白银和250墨西哥元。从1月至3月底又收到25000美元，即每月平均8333美元。
后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正常财政援助，因中共中央长征而逐渐停止，因为具体条件发生了变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报联系已经中断。
但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财政援助在1935——1937年得以继续，因为他们缺乏军事装备和药品等，特别是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后更是如此。
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联军事机关就制定了经新疆对当时还在四川省的红军进行军事援助的计划。
从盛世才1936年3月15日给王明的信看，1936年初进行了经新疆转运武器的准备工作。
6、对“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援助
1935年秋，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其目的是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建立民主政府而奋斗。
它的任务包括：
推翻南京政府，集中一切民族力量实现民族革命，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收复失地，武装民众，招募爱国士兵参加抗日战争，抵制日货并对日货实行高关税壁垒，等等。
1936年春，该同盟建议与中国共产党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准备成立民族阵线统一政府举行谈判。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呼吁中国共产党提供100000-150000中国元的物质援助。
这些钱应用于：
训练1 000名军事干部(为每人支出100元，共100 000元)；购买军事物资(带子弹的2 000枝步枪，花费200 000元)；秘密军事开支(50 000元)；其他军事开支(50000元，共1000人)；文化工作开支(20000元)；同盟事务开支(宣传、组织和外交工作，30000元)。
该同盟至少需要350 000元，其中250 000元由同盟自行解决，至于余额，它请求中国共产党帮助。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只给该同盟大约20000美元的支援。
7、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援助
自1934年10月起中断的莫斯科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在1936年临近夏季时恢复后，中共领导人在头几封电报中就提出了提供资金和各种武器援助的问题。
中革军委提出了两套以接收苏联武器为目的的作战方案。
第一套(基本)方案规定1936年12月前经宁夏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挺进。
第二套方案规定向新疆实行新的进军(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有问题)。
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认为只能同意第一方案。
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1936年9月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主张，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对其提供以下武器援助:：
15 000-20 000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型号炮弹”。
他们建议：
“在1936年12月前把武器集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通过乌里茨基熟悉的外国商行出卖武器，并准备好车辆将其转运到宁夏”，9月9日，斯大林答复同意。
9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电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和博古，同意夺取宁夏地区。
但是，由于红军不可能打到蒙古边界，临近1936年11月时有关方面也开始担心这样会使日本与苏联之间发生冲突，所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援助的蒙古方案没有实现。
于是向中国共产党建议立足于经新疆获得援助，届时将有约1000吨军用物资集中到哈密。
中共中央认为这条路线难以通行。
确实，红军一些部队进军新疆也遭失利。只有一支393人的队伍到了新疆。
由于1936年9-10月未能得到武器援助，中共中央便向共产国际要求提供财政援助。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6年11月9日给王明、康生、陈云的电报中，包括了请求火速寄钱(30 000至100 000美元)的内容。
共产国际在1936年11月12日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通知，已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550 000美元的财政援助。
第一笔15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于 11 月底在上海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1937 年 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承诺把对中国共产党的财政援助增大到160万美元。
把中共中央在此以前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5万美元的援助计算在内，承诺的援助数额已接近200万美元。
在苏联接受治疗的周恩来1940年2月23日与斯大林谈话的记录是一份重要文件。
当时他说，中国共产党每个月的经费“缺口”为58 280美元，而军队的经费“缺口”为30 万美元。
他请求斯大林在1940年给中国人提供35万美元援助，并就此下达相应指示。
斯大林答复，“他很忙，有很多材料来不及看”，因此他请对方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并称苏联在1940年将给中国提供30万美元援助。
现存文件和材料清楚表明了20-30年代给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规模，这种规模实际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属组织的活动，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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