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闻
当抢劫成本比生产低，就没人种田了
最近研究中华史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现象：推动王朝更迭的主要民间力量，居然是“黑社会”。
常言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上的苛捐杂税多了，就要激起民变。
有民变就要有组织，欧洲对抗王权主要有三个组织形式：宗教组织发起的如“主教叙任权之争”、封建组织发起的如“大宪章运动”和商业组织发起的如“汉萨同盟”。
但你在中华史里面找不到这三种组织形式，王朝末年，能和皇帝对着干的民间力量只有黑社会，固有认知中兴盛的乡土宗族在皇权面前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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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定义“黑社会”？法律上是这么写的：
“从民间而生，以暴力为表现形式的，非法、地下有组织的犯罪团伙集合，古称为绿林、黑帮、土匪、会党、流寇。”
以这个标准来看，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黑社会。太平日子里潜伏在“地下”，到了乱世就出来称霸一方，到了东汉末年，算是真正成了气候。
范书《袁闳传》提到：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袁）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卿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
就像黄巾军，历史上黑社会往往披着“农民起义”的外衣。对内有江湖兄弟的规矩，甚至还有特定的宗教（白莲教、太平道），对外就是“三光”，把人当牲畜。
发展到隋末，正统大军阀也不能小看这股力量，得将其拉拢合作。土匪头子程咬金跟了李世民，还进了凌烟阁，证明官匪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换。
南宋年间，黑社会作为残酷皇权之外的替代秩序，被民间赋予了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色彩，北宋末年梁山起头的三十六匪，竟都成了恪守侠道的好汉。可见黑社会影响之深。
至于后世，黑社会愈发厉害，甚至能独立建国，共争天下。
《明史纪事本末》：“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好家伙，天启六年人口不过5000万，李自成一家就搞出百万流寇。
即使在太平盛世，遇上英明神武的皇帝，也得怀柔处理。永乐五年八月壬辰，广东布政司言：揭阳诸县民多流徙者，近招抚复业凡千余户。
清末，黑社会分布之广、实力之强，远超历代，发展到了高峰。甚至连有坚船利炮的洋人都敢绑票勒索，吴思先生提到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1932年9月，英国医生廷可波利之女在辽河牛庄被绑架，土匪为这桩洋票开出了天价，足足70万大洋。外加重机枪、步枪、子弹、金戒指手表……”——《血酬定律》
结果你猜怎么着，英国人借人质事件，把战舰开到了满洲。最后，日本人忌惮英国以此为借口干预满洲事务，竟爽快付了钱。
不过要论做得最成功的土匪，历史上非东北张家莫属。地痞流氓张作霖，竟然一步步当上了“东北王”，甚至入主北京，过了把皇帝瘾。
若没有苏联和日本的输入，清末可真就是这帮土匪的天下。即使留过洋、深谙自由民主之道的孙中山，也得靠“天地会”起事，我在以前的文章对孙中山历史评价为何“两极分化”？里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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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思先生观察，黑社会虽然依仗暴力，但如果只会烧杀掠抢肯定做不大。为了追求收益的长期最大化，土匪们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甚至选择招安为官。
《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提到：
“匪头们鉴于掠夺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怕会断了他们饭碗。于是普遍使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抢劫，一般是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税率在5%-10%之间。
你看这土匪收的税比官家都少，还提供“保护”服务，难怪能遍地开花。但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是“合伙人”，而是牧羊人和牲畜的关系。
所以当要换根据地时，“牲畜”的价值不大了，“保民一方”的土匪们也会露出本色，搞一回竭泽而渔。最典型的就是张献忠，《温江县志》记载，张屠川后，县内“人类几灭”。
可见，黑社会算得上最野蛮的组织形式，比欧洲的教会、商会、封建贵族这些都要野蛮的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契约之上，而是暴力屈从。
同样是纳税收税，国家间却有本质区别。一种是，暴力阶层由选举或契约关系产生，是众人权利的代理人，这就是罗马共和国。
另一种情况是，暴力阶层是进来抢劫的团伙，但是抢光了生产者就不愿意生产了，于是定好交多少数，保护生产者的安全，这就是晚清的“保险队”。
前者是合伙社会，后者是降虏社会，前者有公民，后者只有战俘。纯粹暴力建立的秩序，难免进入弱肉强食的轮回，终难逃“历史周期律”，王朝更迭就要大规模人口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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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中国古代会独有这种现象？一是合法的组织形式建立不起来，二是王朝体制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流寇”。
有个典故能说明问题，崇祯十二年春，皇上为镇压层出不穷的匪患，加税730万两白银，作练兵费用。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当场提出反对，皇上龙颜震怒罢了他的官。
但随后，崇祯打消了加税的念头，因为这里面的道理他听进去了，蒋德璟是这么说的：
“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吴思《潜规则》
这里揭示出一个道理，所谓的“黑社会”，其实都是交不起租子的失地流民，这些人就占了黑社会总人口的70%（民国数据）。
归根结底还是租子收的太狠，收的越狠土匪越多，土匪越多越要收租招兵…..就成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死循环，割肉补疮，最后烂到不行秩序就彻底崩溃了。
王朝末年土地根本不值钱，到处都是无主之地。因为种地就要交租，而抢的成本要比生产低时，就没人种粮食了。
历史上大河文明普遍生育率高、人口密集，人一多了社会就难免内卷，而古代控制人口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收租-匪患-加租”的杀戮游戏，想想就不寒而栗。
经验告诉我们，缺乏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和权力无节制地汲取，最终会让社会进入“丛林法则”，变得“黑社会化”，这便是历史周期律下“路径依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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