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关于疫苗的信息非常之多,但对于(药物)治疗方法,提到的次数是零,完全不提。”麦卡洛说。
在我对我内科医生、心脏病专家和流行病专家彼得·麦卡洛博士(Dr. Peter McCullough)的第一部分采访中,我们讨论了他对COVID-19多种(早期)治疗方法的广泛研究,包括一种可能在孟加拉国消灭了COVID-19的预防方法。
我们将讨论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苗有效率,以及与疫苗有关的不良事件的全部证据。
麦卡洛谈到奥密克戎的疫情现实及VAERS(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关于疫苗造成伤害和死亡的报告。他说,(在VAERS——CDC的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 86%的情况下,(对不良事件的发生)没有(除了疫苗之外的)任何其它解释。
为什么无症状的病毒传播是极为罕见的?麦卡洛说: 无症状传播,可能是该大流行病最大的一个谬误。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接上文:【思想领袖】无症状传播 或是疫情中最大谬误;【思想领袖】接种疫苗 自然免疫陷双重危险
疫苗项目 政府系统在践踏生物伦理学原则
杨杰凯:(你指的是,)这些特定的(COVID)疫苗,为了让观众清晰起见,对吗?
麦卡洛: (我指的是)这些特定的疫苗。但很多人都说,听着,即使它们不在研究中,医疗自由也是很重要的,有自主权的原则。如果我告诉你,“听着,服用这个糖尿病药,对你有好处,你必须服用它,它是经过FDA批准的。”
你可以说,“听着,这该由我决定,我是否服用或不服用这个药,医生,你不能把这个药片强加给我。” 自主原则作为一个与《纽伦堡法典》密切相关的概念,而普遍存在。
在生物伦理学和研究中,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被称为《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说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知情同意。我告诉你,VAERS系统一直在逐月报告——我们有20,000例死亡。
这些(死亡数字)并没有出现在下一个接种疫苗的人的同意书中。事实上,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的(疫苗)项目,由那些在运行项目方面没有任何追踪记录的机构领导,正在违反《纽伦堡法典》,违反《赫尔辛基宣言》。
而整个医学机构、整个医学文献、全世界的整个政府系统,都在践踏这些生物伦理学的原则。
FDA和CDC是错误机构 美国人不了解疫苗
为什么我说(在指导疫苗接种上)FDA和CDC是错误的机构?FDA是一个药物监管机构、一个药物安全机构,与药物公司一起裁决(药物的)广告说明,这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领导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
疾控中心(CDC)是一个疫情调查机构,CDC不领导大型计划。事实上,CDC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曾领导了一个大型计划,那是一场灾难,被称为 “塔斯基吉(梅毒试验)计划”(Tuskegee program)。“塔斯基吉(梅毒试验)计划”是在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他们招募了患有梅毒的黑人男子,有些患有梅毒,有些没有,他们基本上给他们服用类似安慰剂的补充剂来“预防梅毒”。
他们记录了他们发生的反应,该计划从1932年开始。1944年左右,人们知道了青霉素可以治疗梅毒。到1948年,青霉素被广泛使用。CDC积极制止药店向这些黑人男子提供青霉素。而他们将梅毒传给了他们的配偶,造成了他们的孩子有先天性梅毒。
到了1972年,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暴行,引起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注意,并举行了听证会。CDC的一些人下台了。CDC从未说过他们很抱歉,该计划被终止了。最后,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不得不向受到“塔斯基吉计划”伤害的幸存者、配偶和儿童,发表道歉和赔偿声明。
那是由CDC领导的一个计划,CDC在领导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方面,没有任何作用,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没有。
人们说,“好吧,麦卡洛博士,疫苗计划应该如何运行?” 我们应该有一个独立的美国公共疫苗领导计划,让医学专家参与其中。应该有一个应对紧急事件委员会,关注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应该有一个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测员,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专家,基本上是有评估安全的专业知识的人。应该有一个人类伦理委员会。这个计划应该一直保持月度审查,美国人应该了解疫苗的情况,哪种疫苗最好?它们是否有效?是否安全?
月复一月,没有报告出来,我们的FDA和CDC装聋作哑。美国人听到的唯一信息是,疫苗是安全和有效的,接种疫苗吧!然后在(2021年)4月中旬,美国人发现有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没有人再接种疫苗。然后(FDA和CDC)开始施压,开始违反生物伦理学。这还不够,然后,在(2021年)夏天开始了强制施打疫苗。
强制打疫苗造成的紧张 远远超过疾病本身
而现在,强制疫苗所造成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呼吸道疾病本身。美国人知道,如果他们不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他们可能无法上学。但他们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接种疫苗而丧命,或者留下永久性残疾。
在VAERS系统中,有超过30,000名永久残疾的人被登记在册。美国人看到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在学校的教会成员,要么被疫苗致死,要么被疫苗致残,人数创下了新高。
这基本上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焦点。同时也是世界性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各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实际上,澳大利亚正把未接种疫苗者送进集中营。
杨杰凯:你提到了CMS的研究,这项研究估计有45,000人(死亡),因接种疫苗后的不良事件而死亡,我真得看看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项研究。强调一下,这几乎让人无法想像。这个估值是怎样得出的?VAERS的数据实际上是2万人(死亡),CMS说是4.5万人,这是怎么回事?
麦卡洛: 是这样的,听起来好像存在三种不同的死亡率数据统计,我们需要逐一分析。VAERS系统大约有20,000例死亡,一半死亡人口是在美国国内。因此,假设有1万名美国人在接种疫苗后死亡,有人报告(给VAERS系统),而且CDC进行了核实。而且大多数发生在(接种疫苗后)几天之内,得到了10,000例死亡这个数字。那是在2021年12月的数据。
在2021年夏天,就比方说是在2021年6月吧,一位CMS吹哨人观察到了一个数据,看到CMS的参保者在接种疫苗后死亡,因为他们接种疫苗的时间和死亡时间都已确定。这位CMS吹哨人站出来说,“我感觉这很不妥。”
首席律师汤姆·伦茨与CMS的吹哨人一起,考虑到CMS中的(死亡)人数,以及CMS中记录的死亡模式,在夏天提出了一个推断,我们总共有4.5万名美国人(死亡)、包括CMS记录在册和CMS系统之外、包括VAERS系统中那些在接种疫苗后死亡的人。他们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说应该终止强制疫苗计划,人们正在(因接种疫苗而)死亡。
现在是2021年12月,哥伦比亚大学的这篇论文击中要害,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和美国的疫苗接种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可以查到销户的死亡人口。你至少可以找到每月谁接种了疫苗、谁死亡了的统计数据,基本上能看到这种关系,他们清楚地报告疫苗接种、疫苗接种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是谁死于疫苗?麦克劳克林分析:是老年人
在美国,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了为2亿人接种了疫苗。此时此刻,我们是一个大规模接种疫苗的国家。少部分未接种疫苗的,是非常不可能死亡的人,也就是儿童。所以我们总体上有7000万儿童,我想我们有2000万左右的11岁以下儿童,他们非常不可能死亡。(那么)是谁死于疫苗?
在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的分析中,显示的(死亡者)是老年人,也就是那些死于呼吸道疾病的同批人。由于大多数老年人很早就接种了疫苗,人们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对老年人施打新一轮的疫苗强化针,我们是否会再次开始出现死亡病例?数字很大,我相信里面有可信因素,这些数字很大。
今年夏天,有一个非正式的网络调查,非常不正式、不科学。但它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在你的家人或社交圈、学校、教会中等,有谁在接种疫苗后死亡?而答案是,在该调查中,大约12%的人说,听说过,至少听说过有人(接种疫苗后死亡)。
我在临床实践中,我有一个病人小组。假设我的小组有1000名病人,我估计大约70%的病人,在早期就接种了疫苗,我没有鼓励或劝阻。他们出于爱国心而接种了疫苗,就像我家里的人也接种了疫苗一样。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接种了疫苗。
病人因疫苗死于非致命的血栓
在我的实践中,有一个病人因疫苗死亡,我确信(这个病人)有一个非致命的血栓。很明显,这是疫苗造成的。三个月后,病人死于这种疾病,显然是在接种疫苗后开始的。因此,我将这一死亡证明为疫苗引起的死亡,并报告给VAERS。
我报告了(病人)最初的血栓栓塞异常情况,向VAERS报告,我真的费心费力。我似乎无法通过在线系统提交,不得不使用电话系统,我不得不让他们把它转换为一个永久的VAERS号码。最后,不得不做死亡证明。为了完成报告,我花费了很多工夫。我无法想像2万例死亡,需要做多少工作。
因此,漏报一定与此(申报困难)有关。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漏报的数量可能高达20(倍),这很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如果我们(系统中可见)的死亡人数是1万或9000人,20倍就是18万,他们得出的是18,7万,(死亡人数)在18万和20万之间。
现在,如果是在我们的老年人中,而且是那些最容易感染COVID-19的个体中,有人说,“听着,这是一个交易,你或者可能死于COVID、或者可能死于疫苗。”哪一个(死亡)数字更大或更小?我已经听到人们对此的评论。
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界限:我们不会要求人们去注射疫苗,(他们)可能在(接种疫苗后)两天后大量死亡,我们不会那样做,这已经超出了所有可接受的极限。我不关心这些疫苗有多好,不关心它们是否能阻止传播。我们绝不会要求人们这样做。
而且我认为,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动力,显然不是为了儿童的自身利益。实际上,他们在利用儿童作为人肉盾牌。
杨杰凯:你在这里开启了另外一整套伦理问题。虽然我认为(我们)节目中的其他嘉宾已经证明,即使你要这么做(强制接种),疫苗的功能也不会在儿童身上实现。
政府没有逐月报告 美国人不知道疫苗有何好处
麦卡洛: 如果我引用的《柳叶刀》中的论文是正确的,39%的传播是完全接种疫苗者传播到完全接种疫苗者,(就像)马进了马厩(适得其所)。我们有三份关于Omicron的报告,其中接种疫苗的人有79%或更多人染上,疫苗并不能阻止(病毒)传播。
问题是,疫苗到底有什么作用?它们真的有什么作用吗?因为我们没有政府逐月的报告。美国人实际上并不知道疫苗有什么好处。美国人弄清楚了(疫苗没有)安全性,因为他们看到有人死亡,被送进医院,他们看到疫苗造成的伤害。我们已经有一百万例的疫苗伤害事件。你无法掩盖这一点。
但美国人看不到疫苗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一波Delta变种病毒疫情巨大,相当于接种疫苗前第一波疫情的四分之三,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波Omicron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三波疫情:我们有疫苗接种前的第一波疫情;我们已经有了直接进入疫苗接种的一波Delta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很高;现在我们正处于一波Omicron疫情中,看上去它将同样高。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看起来疫苗没有任何作用。而我们最初就知道这一点。布朗(Ronald B. Brown)及其同事有论文说,听着,临床试验证实,疫苗降低(感染COVID-19)绝对风险的作用不到百分之一。因此,它对降低COVID-19的感染人数,没有影响。
然后,(哈佛大学的)苏布兰马尼安(S. V. Subramanian)的论文发表了,显示出……听着,他们分析了接种疫苗最多的国家和最少的国家,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疫苗接种似乎加剧了恶化。很明显,苏布兰马尼安的结论是,将接种疫苗作为应对大流行的唯一公共卫生目标,是不成立的。换个角度看看,试试其它方法,也许能治疗疾病。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人们说,“听着,这是个糟糕的疾病,你可能死于疫苗,为了社会公共的利益,我们应该接种。”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聊天,他说:“听着,我接种了疫苗。”那是在三月初,我说,“天哪,我很担心(因接种疫苗而)死亡。”
他说,“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说,“现在是三月份,我们已经有1,600人死亡。” 他说,“我们在为6000万美国人(的健康)接种疫苗,1,600人死亡,代价不大。 ”
(当时)我脑袋中出现了这个想法,我说:“为雅利安人种,付出的代价很小。”这就是优生学的思维过程,净化人口,如果你在疫苗中幸存下来,而其他人死了,那与你何干。
这就是当前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事实上,COVID-19相当糟糕,我们需要接种疫苗,渡过难关,坚强一点,接种疫苗吧!”如果你被疫苗伤害或被杀死,没有人会真正关心,(这种死亡事件)不会真正得到认可,不会在电视上出现。
疫苗安全问题 恶意的审查制度来掩盖
事实上,我们有恶意的审查制度来掩盖这些。12月10日,我们有在全球范围内宣布的“可信新闻倡议”(the Trusted News Initiative),说我们将压制任何有关疫苗安全问题或死亡的信息,我们将压制任何关于早期治疗的信息,以便大规模推广疫苗。这都是公开的,这其实都是公开的!
我曾与以电视医生身份闻名的心理学医生德鲁(Dr. David Drew Pinsky)一起上了电视。他曾感染过COVID-19,我也感染过。我们开始讨论疫苗安全问题,他接种了疫苗。他告诉美国人,他接种疫苗是出于社会原因,他想出去旅行,而他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强生疫苗的副作用,他真的病了。
事后我和他的妻子谈过。我说,“天哪,他几乎有脑内静脉血栓的迹象。” 我的意思是,那是非常严重的。我说,“听着,你不可能再感染COVID了,你(因感染过疫已经)有了自然免疫力,你会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他说,“是的,我没有必要做这个医疗程序,但我想向美国显示,我是支持疫苗的。”
我说,“听着,我也支持疫苗。在COVID到来之前,我接种了所有的疫苗,我们同样支持疫苗。你不必用冒着生命危险,接种一种没有医学意义的疫苗,来证明这一点。”
而他说的是,他说,“听着,……”我说,“我们大量的死亡人数不断在增加。”这是在去年的夏天。他告诉我,他说,“彼得,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心理上已习惯于看到疫苗后的大量死亡,因为COVID-19制造了如此多的孤独、封锁、痛苦、住院和死亡本身,美国人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看着他们的亲属死于疫苗,这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愤怒的原因。”
杨杰凯:现在,由于我们面临的一切、现实中的一切,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已经谈论了很多方面。今天,鉴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应该怎么做?
80万因COVID而死亡 85%的死亡可以避免
麦卡洛: 疾控中心(CDC)和其它机构,对大流行的严重程度进行了估计,实际上,这些在一些报告和报纸文章中都有记载:我们可能会因为COVID-19大流行病而损失多达210万人——210万美国人。
现在是80万(因COVID而死亡)。我现在宣誓作证,我认为85%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85%。因此,如果我们对每个人都进行最大限度的(早期)治疗,我们可能会因呼吸道疾病而失去10万人的生命。尽管有早期治疗,但仍然会有一些人(死亡)。在我的实践中,有一些病人,他们已经接受了所有的治疗,但他们仍然死亡。但是我们本可以把它减少到10万人(死亡)。
如果我们可以把呼吸道疾病的死亡人数,减少到10万人,而我们事实上,因接种疫苗而死亡的人数是18.7万人,那么事实上,科斯托夫的分析是正确的。实际上情况更糟,疫苗正在使情况变得更糟。根据霍格的分析,(疫苗)使事情变得更糟。
我们有什么支持疫苗的证据吗?由于没有关于疫苗使用情况的月度报告,我们的政府失去了一个让美国人参与疫苗(评估)的机会。我们发现,在仲夏时节,CDC宣布,实际上,他们是在5月宣布的,一项差别对待的COVID测试政策。
他们说,如果接种了疫苗,去医院就不用再进行测试,他们被送进医院时,就不需要做COVID测试。但是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得继续接受检测,不断接受检测。
这种差别对待的测试政策仍在继续,根据CDC的指令,对未接种疫苗的人的测试,要比接种疫苗的人多得多。这造成了一个偏见,当人们进入医院时,不管是因为COVID,还是因他们碰巧并发COVID症状,他们都被算作COVID住院。
由于这种巨大的偏见,我们得到的分析也非常有偏见。但说了这些,根据舍尔夫(Wesley H. Self)和同事,9月份CD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MMWR)数据,得出的结论是疫苗保护率很高,达到大约85%的保护,避免了住院和死亡,(周报数据)比较了所有(三种)疫苗,这是个非常高的数字。滕福德(Adam Tenforde)等人,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发表的文章,持同样的观点:(疫苗)避免了85%的住院治疗。
但是滕福德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当他们住院后情况如何?(根据之前的说法,)接种疫苗对疾病恶化、重症的保护率为59%,这看起来很不错。现在,有任何接种疫苗的人在医院里,看起来并不好,但事实上,他们正在(因重症)住院治疗。
然后他们又问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死亡率,这非常重要。在那些接种疫苗的人中,腾福德论文中的死亡率在6%到7%之间。在滕福德的论文中,未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在8%到9%之间。所以(接种疫苗后)死亡率低一些。
下一篇要参考的论文,是科恩(Barbara A. Cohn )和同事撰写的,那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对780,000人的庞大研究项目。年龄超过65岁、接种疫苗的人,死亡率较低,即使对非COVID的疾病(也是如此),因为(该项目考察的)接种了疫苗的是(比普通人)更健康的(军)人,这就是所谓的“选择偏差”。
但在那些感染COVID或COVID测试呈阳性的人中,他们的生存曲线之间有12点的绝对差异。这对65岁以上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科恩的论文,是接种疫苗后的两到三个月左右写的。
疫苗的功效急剧下降 现已基本失去了
现在我们看看65岁以下人(的数据),这就是我给乔·罗根看过的,(接种疫苗有)1%的益处,1%的益处。(疫苗)有效率曲线急剧下降,Moderna、辉瑞和强生疫苗有效率在9月完全跌落,因为9月是所有退伍军人接种疫苗6个月的纪念日,还因为Delta变体的阴影笼罩,基本上Delta对疫苗有很大的抵抗力。
所以,疫苗的功效已经失去了。诺德斯特伦(Peter Nordström)及其同事的一项大型研究,对瑞典的160万对的接种疫苗、未接种疫苗者进行研究,表明了,辉瑞疫苗、Moderna疫苗的有效率,接种30天后,对呼吸道疾病的保护是90%。6个月后,Moderna疫苗的保护率基本上是70%左右,辉瑞疫苗的保护率是50%左右。
因此,总结一下,我们有舍尔夫、滕福德和科恩的研究,都显示了某种程度的疫苗效力,疫苗确实起作用。接种疫苗有一些益处,这些数据很清楚。Moderna疫苗似乎总是对呼吸道疾病、住院和死亡,有更好的疗效,因为它是100微克的mRNA疫苗。
辉瑞疫苗的是30微克mRNA疫苗,所以能提供的保护一定更少,而的确如此。三者之中,强生疫苗要差一些。最近, FDA更倾向于Moderna和辉瑞疫苗,并说,听着,我们将不再将重点放在强生疫苗上,而更多地将重点放在Moderna和辉瑞疫苗。
我认为,在疗效方面,说实话,这很重要。我们的疫苗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年,他们本应该早一点宣布(疫苗计划)成功。几个月来没有人接种这些疫苗,我们的疫苗供应过剩。如果我们真有兴趣结束大流行,为什么不以疗效最好的那种药物为主?最后,他们开始考虑这个(疫苗效力)问题。
因此,疫苗确实有作用。但是现在有6项研究、22项研究表明,疫苗的效用在6个月之内会减弱。在9月举行的第一轮疫苗强化针会议上,(专家)小组投票反对强化针,然后重新进行讨论。一个月后,他们又返回原点,他们说要给每个人施打强化针。
因为现在一致同意,疫苗的效用不是很长。他们从未对疫苗进行过调整,以应对Delta病毒。当然针对Omicron病毒,他们也没有对疫苗进行调整。他们仍然针对最初的武汉野生型刺突蛋白接种疫苗,它基本上已经消失了。病毒在很大程度上变异,已经超出了疫苗的作用范围。
疫苗的好处微不足道 早期治疗应作为重点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人现在知道,疫苗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看到自己的亲戚在注射了强化针、充分接种后,被送进医院。以色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有在以色列有亲戚的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在观察这种情况,疫苗正在助长COVID-19。
以色列的疫苗接种后的曲线,比他们接种前的曲线更糟糕,几乎所有住院的COVID-19患者、和濒临死亡的人,都已经完全接种、打了强化针,而以色列正在开始打第四针疫苗。
我们正在加倍努力,制定出一套基因疫苗的策略,而基因疫苗在减少传播、减少住院和死亡方面,基本失败了。如果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但COVID-19问题一如既往,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疫苗不是公共卫生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一直在讲,我们始终应该、仍然应该把早期治疗,作为我们的重点。我们应该始终把早期治疗作为关键,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治疗接种过疫苗、或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的状况并不重要。
我的临床治疗印象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接种疫苗的人更容易治疗——治疗起来手段更温和。我确实会询问某人是否在接种疫苗,因为这影响了我的临床决定。我认为这一点是支持性的。的确,在医院里,未接种疫苗的人,比接种疫苗的人更多地检测出阳性。
但来自CMS的数据表明,那些真正患有呼吸道疾病住院的人群中,60%的65岁以上的人,都接种了疫苗,接种疫苗的人占多数。很清楚的是,在以色列、英国和其它地方,接种疫苗的人,在医院里占多数,而不是未接种疫苗的人。因此,这是一场疫苗接种者的危机。接种疫苗的人口比例越大,住院的比例就越大。这将变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所目睹的。
有趣的是,我们的官员有一个盲点,他们的答案是只需接种疫苗就行。美国有一个最暗淡(毫无希望)的声明,我想我们曾经从美国总统那里听到过,拜登总统说,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来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漫长的、致命的冬天和圣诞节日季,接种疫苗吧!他给美国投下了那片暗淡的阴影。
幸运的是,我很快就上了全国电视媒体,那天我在电台上发表了评论,几天后又在全国电视媒体上向美国人明确表示:听着,作为一名医生,一个在COVID-19方面的全国权威医生,一个意见深受美国参议院、众多州参议院、众多媒体信赖的人,我的意见是值得信赖的、准确的、公正平衡的,我有一个积极的、惊喜的信息要告诉美国人,具备自然免疫力人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加。
CDC迟迟不愿相信,1.46亿美国人已经渡过难关。我们的治疗方法甚至更加强大,我们有单克隆抗体。现在我们有默克公司的药物,有辉瑞公司的药物,我们有更好的口服药物,有更复杂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大流行病,而且我们的医院并没有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医院管理得非常好,我们的病例数是可控的。
大流行始终与老年人相关 必须回到保护老人的基点上
我们必须回到保护我们的老人的基点上。请记住,大流行始终与老年人相关,它与儿童无关。我们不能利用儿童、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作为人肉盾牌,这是不可行的。疫苗接种后的死亡和受创害人数,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我呼吁,美国现在及时禁止所有的强制接种疫苗。对于强制接种疫苗,在法律体系中双方互不相让,美国人不想要它们,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死于疫苗,希望禁止强制疫苗令。而且我们应该暂停辉瑞疫苗、Moderna疫苗和强生疫苗(的强制接种),以对它们进行彻底的安全审查。
欧盟刚刚引入了Novavax疫苗,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情(批准使用Novavax疫苗)。Novavax疫苗是一种基于抗原的蛋白质疫苗,基质中含5微克的刺突蛋白。尽管注射后手臂相当疼痛,但似乎比Moderna和辉瑞公司的疫苗安全得多。至少从最初的数据来看,他们比Moderna、辉瑞和强生疫苗,有更多的扩展随机试验数据,有更好的临床试验,甚至有强化针的数据。
那麽,我认为,疫苗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认为应该立即引入Novavax疫苗,提供给养老院居民和老年人、养老院护理人员,作为一种限定(人群)类的普遍加强针计划。对于其他所有人,我们继续在整个大流行期间进行治疗,并从那里入手。
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我认为,美国已经目睹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章,其中有压力、胁迫、威胁报复,人们被强制接种疫苗,失去生命,受到伤害和留下永久残疾,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黑暗篇章。我认为,我们需要结束它,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采取非常有建设性的步骤,走出这场大流行。我愿意在各个层面展示我的领导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杨杰凯:彼得‧麦卡洛博士,很高兴能邀请到你。
麦卡洛: 谢谢你。
[旁白] 辉瑞公司、Moderna公司、强生公司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主编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博士,没有立即回应评论请求。
为了简洁清晰起见,本采访经过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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