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在1949年后的命运

 

根据百度提供的数据显示，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先后有约177万官兵向共产党“投诚”，其中将军大概有1,400名，包括驻守济南的吴化文、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等。

对于部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则授以官爵厚禄，以收买人心，比如傅作义就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而对于绝大多数“投诚”、“起义”的将领，中共则通过“镇反”运动将之消灭。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

事实上，在中共建政前后，即在中共的所谓新老解放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镇压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做法。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政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约200万人，另有特务份子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60万人，共300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清匪反霸中被关、被管或被杀。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杀得不够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10月，则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投诚”的国民党将领的厄运自此开始了。

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一、“投诚”后解职或被俘后释放返乡者；二、退役返乡数年、从事其它职业者；三、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四、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等。前两类人数最多。

第二类如国民党上将宋鹤庚，1923年即随谭延闿入粤投奔孙中山，并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就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

在此期间，遇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王旭夫、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肖步鹏、第1兵团副司令刘进、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韩起功、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周址、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金亦吾、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王育成、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尹作干、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李用章、新编第5军军长徐经济、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钟祖培、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曾宪成、第15军军长武庭麟、第20军副军长夏炯、第24军副军长向传义、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曹森、第27军军长刘孟廉、第28军军长刘秉哲、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张治公、第33军军长韩步洲、第34军军长高倬之、第44军军长陈春霖、第66军军长何绍南、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楚瀛、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王英、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谢灵石、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唐宪尧、国防部中将高参莫致宽、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邓玉麟、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

除了上述遇害的部份军级将领外，师级、旅级等国民党军官遇害的也不少。因为名单甚长，无法一一列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起义”或“投诚”的将领，或许当他们命丧中共枪下之时，才意识到当初自己的抉择是怎样的愚蠢吧。

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曾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毛的这个说法自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当时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考虑到当时各地出现的瞒报情况，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的这个数字。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终于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一个事实。因“起义、投诚”而参加中共军队者，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包括国民党将领在内的2.2万人。然而，由于上述数字还仅仅是由今日仍然在当权的中共所统计，到底有多少人被冤杀、冤判和残害，依然是个未解之谜。但我相信，那诸多的冤魂终会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

【林辉】中共首位“红色医生”傅连暲之惨死

 

在中共党史上，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前的历史上，一定不能缺了被毛称为中共首位“红色医生”的傅连暲的位置，否则，中共党史很可能被修改。正是他，三次救了病重的毛泽东的命；还是他，保住了中共将军陈赓的一条腿；依旧是他，救治过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王稼祥、邓小平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同样是他，曾经为三千多中共红军接种了牛痘，挽救了无数士兵的性命……难怪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称“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共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医生，却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惨死，这又是因为什么？

1894年9月出生在福建的傅连暲，自幼加入基督教、后来学医从医。1918年，成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师，1920年在福音医校任教，并开办诊所。在此期间，傅连暲受侄女傅维玉影响，开始阅读《新青年》等宣扬马列的杂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因害怕而离开了汀州，众人于是推举傅连暲担任院长。

1927年秋，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暴动，傅连暲听说部份暴动军队正朝潮汕地区进发。亲共的他十分激动，其后主动为中共军队伤员诊治，包括给后来的中共将军陈赓治愈了伤腿。

1929年3月，毛、朱率领三千多中共军队流窜到汀州，傅连暲首次见到毛泽东，因当地天花流行，他主动建议为中共军队接种牛痘。毛、朱甚是高兴。在中共军队驻扎汀州期间，傅连暲的思想也越来越革命了，甚至把自己当成了中共军队中的一员，还向毛表示要将福音医院的名称改为“红军医院”。毛却说：“你不是说福音医院在上海英国汇丰银行有存款吗？药品都是以‘福音医院’的名字进的，改了名字怎么办？我看只要能帮助红军，名字无关紧要。”傅连暲这才放弃。

利用傅连暲的革命倾向，毛让其以福音医院的名字订阅《申报》等4种报纸，好了解国内动向。傅连暲欣然应允。

1931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围剿中共时，傅连暲所属的福音医院在帮助中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不仅治愈了负伤的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周恩来等人，还在毛的建议下办起了红色护士学校，为中共培养了大量医护人员。

1933年，毛因恶性疟疾赴汀州治疗，并得以治愈。大概是需要身边有一个“御用”医生，毛建议傅连暲将福音医院迁到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欣然同意，并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全部家产一并交给医院，由此出任了中共的第一所红色医院的院长。193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红匾送给捐助巨款的傅医生》的文章，称赞傅连暲是“苏区第一模范”。

1934年9月，毛再次得了恶性疟疾，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和照看下，毛躲过了这一劫。10月，中共在国民党的围剿下，被迫逃亡。在逃亡途中，傅连暲先后治愈了毛、周等人以及众多士兵们的疾病，还为任弼时的妻子、毛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在中共逃到延安后，傅连暲奉命延安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出任院长。他还于1938年9月在毛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共。其妻子和孩子在其离开后，与其失散。

中共窃取政权后，傅连暲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并在1955年被晋升为中将。

朝鲜战争期间，林彪称病不能工作，毛于是安排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检查身体。经检查，林彪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吸吗啡的毛病。傅连璋如实向毛做了汇报。有人说，这种下了他在文革中被林彪害死的祸根。关于傅连璋是否是被林彪害死的，也有人并不认同。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对毛的滥交女友多有规劝，引发了毛的不满而遭迫害。

1966年文革爆发后，傅连璋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残酷批斗。9月3日，他给毛写了封求救信，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给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9月5日，他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毛不仅没救他，还任江青在1968年将其投入监狱。

对此，林彪手下的干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可以证实。回忆录中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过了几天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由此可见，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与林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怜为中共奉献了大半辈子、挽救了众多中共高官性命的傅连暲，却最终连自己的性命也无法保住。1968年3月14日，他被关入秦城监狱，随即遭到了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体弱多病的他在被摧残的同时，却只能吃凉窝窝头和萝卜白菜。最终，他在3月29日含恨离世。据说他死时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其遗体当天便被火化，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

可叹的是，傅连暲到死都在要求见被自己多次救过性命的毛，但毛却对自己的恩公置若罔闻。不知在临死前的那一刻，他是否意识到当初自己的选择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大概毛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对不起傅连暲吧，其于1975年5月17日批示：“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当年7月，其名誉被恢复，中共军队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举行了安灵仪文。如此假惺惺的作态能骗得了谁呢？

【林辉】没死于空战却死在文革的飞虎队英雄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中国人，对于“飞虎队”一定不陌生。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是二战期间主要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帮助中国抗战的空军部队，主要在中国本土和缅甸与日军作战。该航空志愿大队由美国退休飞行上尉陈纳德负责，1941年，他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通过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了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了100名飞行员。

起初，志愿大队队员中有人提出，在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用以吓唬日本人。1941年12月，航空队在昆明上空第一次作战取得胜利。由于中国内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于是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第二天昆明出版的一家报纸上便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中的中国翻译见到后，将其翻译为“Flying Tiger”这个名字告诉给陈纳德，队员们也觉得很好，于是将航空队正式命名为“飞虎队”。

飞虎队的英雄有不少，本文说的是一个叫周训典的英雄。1921生于宁波的他，为了保家卫国，在1939年12月，考上了由国民政府空军开办的航空机械学校；1941年，他又经过严格考试，考入了第十五期航校留美军官班。其后，他与71合格的同学前往美国受训，接受了正规的飞行理论和飞行实践训练。1944年7月，周训典与第15期第5批留美飞行员一起从美国顺利毕业回国抗战。他们被编入美国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第五大队，即飞虎队，周训典被分在27中队。

从1944年7月回国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周训典一共参加对日空战71次，击落日机2架，炸毁地面日机40架，军车23辆。中美双方鉴于周的参战次数和卓著战绩，授予了他各类奖章和勋章13枚，其中，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就是以罗斯福名义授予的。

多次出生入死的周训典在后来的自传中亲笔写到：在执行每一次任务时，我总是认真的、负责的，没有考虑生死的问题。只想出一口气，狠狠地攻击目标。“凌云壮志、长空万里，凭个人愿望行动，干的痛快，只要击中敌人，死了也是痛快的”。

1945年9月9日，周训典在空军第五大队副大队长的带领下，护送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得以亲眼见证了日本投降主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年，周训典才24岁，却早已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抗战胜利后，周训典与同学钱承评结婚。他们原本希望过上太平、安稳的日子，却不料中共挑起了内政，周训典再次投入了战争。由于国民党党内腐败，心怀不满的周寻机脱离了空运部队。

上海陷落后，周训典看到中共华东军区航空处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公告》，公告上称:“原国民党空军人员，可到华东区军区航空出登记报到，愿意参加工作的，将酌情安排工作；愿意回原籍的，则发给路费，可以回家”。周训典在犹豫徘徊中，为中共在上海所制造的“为人民”的假象所欺骗，加入了中共空军，并深受器重，专门护送中共领导人到各地巡视。

中共建政后，周训典被点名调到新成立的天津航空训练大队任职，培养飞行员。他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其过硬的技术让人 赞叹。为中共在开辟西北航线以及培养飞行员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周训典，因此多次受到嘉奖。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1966年文革爆发，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在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后回天津探望妻子和孩子，不料回单位后，却被扣上了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他被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搞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其后，家人与他彻底失掉了联系。

1970年5月2日，这位没有死于与日军空战中的飞虎队英雄，却在被审查期间活活被打死，时年49岁，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另一位“两航”投共人员何莹的家人何婉如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何莹、周训典被送去拉大车，每次必须拉米、拉煤、肚子饿了只能买个咸鸭蛋充饥。后来，飞行主任周训典被活活打死，他们就悄悄地把他埋在田里。因是偷偷摸摸，埋得太浅，后被狗拖了出来……”

1973年，强加在周训典身上莫须有的罪名得以澄清。美国政府在2007年 12月4日又一次为周训典颁发了飞行十字勋章和航空奖章。地下有知的英雄，真的觉得当初“拒渡海峡留家园”的抉择是对的吗？

【林辉】帮助中共逃脱大劫的国民党将领莫雄之结局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意图扩张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在国民党虽因国难当头而党争渐息，粤乱渐平之际，中共却叠生叛乱，公开叛国，非但乘机建立“国中之国”以附苏俄，以乱祖国，所建乡村俄属“苏维埃”政权，更已扩张至豫、鄂、皖、赣、湘五省。蒋介石遂在1932年6月正式宣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

事实上，早在正式宣布“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之前，国民党对作乱的中共的围剿就已进行了三次，皆因各种原因失败或中止。1933年1月1日，蒋介石亲自坐镇督师，发动了对中共的历时121天的第四次围剿，但因日军攻击长城各口，国军中止。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总结了前四次围剿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共军队的特点和长处，确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同时以碉堡群和公路网对苏区构成严密的封锁，使中共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术无法适用，从而导致中共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之路。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其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内容，包括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悉数为中共获知，而出卖这个情报的正是时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

莫雄，1891年出生在广东。1907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国讨袁、讨伐陈炯明等战争，历任团长、粤军少将旅长和中将师长，在国民党中被称作“莫大哥”。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夺取了粤军的领导权，并将亲中共的莫雄师缴械。莫雄逃亡澳门。

事实上，早在广州革命时期，因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莫雄也因此结识了中共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中共在国民党清党、武装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和农村活动。此时，中共将莫雄列入重点统战对像名单，并派人与其经常联系。在中共的影响和误导下，莫雄“才明白原来共产主义乃是更具体地体现了孙先生亲自倡导的三民主义，实现共产党的纲领，也就是实现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惟一途径”。1930年，他提出加入中共，但“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的意见是：“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格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为宜。”虽然没有加入中共，但此时的莫雄已心向中共无疑。

1933年，莫雄赴南昌，找到昔日的老朋友、时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述说自己失业多时，生计艰难，请杨帮忙安排个工作，杨永泰慷慨应诺。在其推荐下，莫雄出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德安县长。他拿着委任状返回上海，找到中共地下党汇报，并郑重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请你们派共产党员与我一同干，我当司令，你们当部下，他要剿共，我要剿蒋。”中共非常高兴。1934年3月，莫雄负责的江西省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及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德安县政府的班子在中共的安排下挂牌成立了，班子成员共90人，其中大部份是中共党员。

中共除了派人在莫雄手下工作外，还通过其介绍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并介绍10人道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行署在南昌的办事处，也成了中共的交通站，莫雄和中共在蒋介石的身边开始秘密搜集情报。

德安地区原本是中共活跃的区域，但为了配合莫雄工作，使其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中共停止了公开的活动，造成了“共匪”踪迹消失的假象。莫雄因此被蒋介石评为考绩第一，还赢得了蒋的通报表扬。

1933年9月，蒋介石动用100万大军准备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次，蒋听从了德国军事专家的建议，采取了“铁桶合围计划”，步步为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蒋介石曾充满信心地说：“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可以想见，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彻底实施，就不会有中共今日的兴风作浪。

然而，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得到蒋信任的莫雄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将该计划全盘透露给了中共。这份情报迫使毛马上做出了突围逃跑的决定。这次突然的逃跑是一场没有计划、没有准备、没有动员、没有目的地的匆忙行动，根本也不是什么北上抗日，所谓的长征不过是后来中共对此所作的美化。侥幸逃脱的毛后来曾心有余悸地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呀！”可以说，正是莫雄的这份情报，使中共逃脱了一次大劫。

当蒋介石闻听中共主力逃跑的消息后，十分生气，立即下令追查泄密者，但并没有怀疑到莫雄身上。反而莫雄在1935年3月被任命为贵州毕节行署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目的是清剿当地七八千中共红军伤病员，并指定中央军六十三师归其指挥。莫雄及时将消息汇报给中共，中共在中央军清剿前，将伤病员全部转移。

此外，莫雄还有意率部避让，使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三面受敌的危急情形下安然脱险，并不费一枪一弹进驻毕节城，在城里休整了半个多月。在中统情报人员将这个情况报告给蒋介石后，莫雄以“通共”等罪名被捕，后在杨永泰、张发奎、薛岳、陈诚等人保释下出狱。

1938年8月，莫雄被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任命为南雄县长，他设法释放囚于南雄狱中的红军、群众数百人，其中数十名为中共重要干部；他还领导组建了后来的东江纵队等。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0月，莫雄调任英德县长，1948年升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在此期间，他将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无偿送给当地中共游击队，而对国民党的“清剿”命令却拖延不办。

莫雄的通共活动，不断被上报。1949年，曾担保过他的国民党将领薛岳也怀疑莫雄是中共党员，兼任广州警备司令的军长胡长青也发出了“莫雄是北江之匪首，格杀勿论”的命令。莫雄得知后逃往香港。

中共窃取大陆政权后，毛让叶剑英邀请莫雄回大陆。莫雄回大陆后，先是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后调任广东参事室任参事。1951年土改、镇反时，他被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后被叶剑英阻拦。

1956年9月，已身为上将的李克农派人接莫雄进京观看中共庆典。叶剑英再次赞扬其为中共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让中共逃脱大劫的国民党叛将，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差点被定为右派份子；在文革中，他则以“中南第一大特务”的罪名被关押批斗，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文革结束后，莫雄被落实了政策，并再一次受到叶剑英的接见。不知悔悟的他对中共为自己“平反”感恩戴德，还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他在1980年2月12日离世时，中共依然没有接纳他，而且头上仍然戴着“反动官僚”的大帽子。背叛了国民党、拯救了中共却不被中共待见的莫雄，应该埋怨谁呢？

附注：参见《人民政协报》2011年5月5日发表的由莫栋梁（莫雄之子）、项小米（项与年之孙）联合署名的文章《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外泄始末》

震撼历史照片:国军与日军枪对枪生死对峙

 

7月12日，网民“历史迷思”微博发布一张照片并发帖文称：【生死对峙】下面是一张在战场上极为罕见的国军与日军枪对枪对峙的照片，那一刻空气都凝结了。。。。我不知道他们之后的结果如何，但在国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毫无惧色的军人品质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

7月12日，网民“历史迷思”微博发布一张照片并发帖文称：【生死对峙】下面是一张在战场上极为罕见的国军与日军枪对枪对峙的照片，那一刻空气都凝结了。。。。我不知道他们之后的结果如何，但在国家危难时，他们挺身而出、毫无惧色的军人品质足以让我们感到震撼！（网络图片）

-国军不朽

-国军威武！

-国军是抗日先锋。

-生死对峙，民族气节！

-抗日国军功不可没，所谓地道战之流不过是夸大事实。

-日军是拼刺刀的姿势，不做任何掩护，国军在掩体里，举枪却不射击，可见弹药已经打完。这是肉搏战的前奏。

国军206名将军战死沙场
著名历史学家、《谁是新中国》一书作者辛灏年曾在演讲中引用史料指出，国民党在1931开始到1945年长达14的时间都在浴血奋战，全面抗战的8年期间，仅10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206名将军战死沙场。陆军牺牲了321万，空军牺牲了4,321人，海军牺牲了全部。甚至更在抗战的头4个月里，黄浦军校2万5千名年青军官，战死疆场的就有1万多。
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奋战，将150万日本军队拖在亚洲战场，从而改写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的格局。因为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被一举废除。

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
抗战之初，毛泽东对八路军要求“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红军从抗战开始的5万兵力，到抗战结束时的120多万人。而蒋介石在抗战前约有30个德式装备步兵师，这些国军精锐，几乎就在抗战的第一年就已经耗损殆尽，这是国军浴血抗战的铁证。
在中华民族这场最惨烈的战争中，共产党从国难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随后窃取了政权。所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日本代表团负责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对日本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毛泽东说，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们日军侵略中国，日本皇军到中国来帮助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没有你们侵略中国，共产党当时就不可能壮大，就不可能就把国民党推翻了。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时，再次讲要跟中国道歉。毛泽东又同样跟他说，不需要道歉，要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责任编辑：肖笙）

震撼历史照片:国军与日军枪对枪生死对峙 - 大纪元

孙中山二次革命开启“不断革命”的不归路

孙中山二次革命开启“不断革命”的不归路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二次革命”的原因及表象十分复杂，经过政治家的诠释和学者的研究，也就更加云遮雾障了。曾经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今天看来，当时所有针对袁世凯的怀疑都合乎情理，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亦证明了孙中山革命倒袁的“正义性”。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应忽略：其一，所有认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判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具有法律效率的事实依据。其二，袁世凯具有帝制自为倾向，但毕竟上台不久，尚无充分政治表现，非比后来称帝败露之时，反对者可以取得师出有名的政治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其政治敌手劣迹充分暴露后再行发难。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孙中山则反是，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主谋”的直接证据、袁“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作为中的一大败笔。 汤化龙说：“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本来，孙发动“二次革命”是希望维护自己参与手创的共和民主制度不被践踏，但在政治处境上，由于未能真正说服国人、甚至连身边的多数革命党人也还没有被说服就宣布武装倒袁，孙显然已经使自己... 更多 »

武当剑：克格勃为何未能挽救苏共倒台的命运

这个〝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党员干部干掉。倘若史达林怀疑他，马上会有证据出来证实。——尼古拉．布哈林

对于前苏联的解体，叶利钦说：〝那是必须要发生的历史安排〞。图为叶利钦在8.19事件中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网路图片）

习近平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时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因此他从苏联解体中吸取的教训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

下面我们就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并充当政权保卫任务的前苏联间谍情报机构——克格勃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表现来分析，到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曾经几乎百战百胜的克格勃特种反恐部队〝阿尔法小组〞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一度成为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地方势力的重要工具。但出人意料的是，1991年8月19日，在这个举世瞩目的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支在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和战争中，成为颠覆政权和镇压异己〝利刃〞的特种部队，在奉命执行强占俄罗斯白宫及逮捕叶利钦的任务时，在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并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生死攸关威胁的情况下，仍然无一从命。最终导致拥有2千万党员的苏共土崩瓦解，两亿多苏联公民也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内战。

〝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也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由此可见，〝人心向背〞才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关键因素。6月18日，在中共清党整风的会议上，做了半年〝中国梦〞的习近平才终于明白〝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当然，中共的间谍特务机关也丝毫不逊色于令人闻风丧胆、不寒而栗的前苏联克格勃。6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潜逃到香港后，向媒体曝光美国〝棱镜〞计画，致使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专案〝曝光〞。此事恰好发生在习奥会，美方指责中共骇客利用网路攻击和窃取五角大楼武器专案和国防技术资料之机，因此被不少专家解读为此举背后乃中共情报机构所秘密策划的一场阴谋。接着海外媒体又传出世界第二大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第三任华人妻子邓文迪的真实身份竟是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宣传局的头牌间谍。可见中共间谍的渗透技能的确非同一般。

要说中共有史以来干的最大一件〝不得人心〞也是最愚蠢的事，要数将国内亿万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为了除掉这一〝于国于民百利无一害〞的精神团体，中共邪党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恐怕就连克格勃都望尘莫及的、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秘密特务指挥机构——610。除了倾举国之力，史无前例的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铺天盖地的公开造谣污蔑宣传之外，还骇人听闻的采取一系列见不得人的最高级特务手段来企图分化瓦解手无寸铁的信仰民众，欲之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场政治迫害持续的时间之长、耗费的财力之多、涉及的人数之众、波及的范围之广、影响的程度之大、使用的手段之邪恶，恐怕自从这个星球上产生人类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暗杀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在江泽民企图用减少5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为条件引渡法轮功创始人未果后，就由曾庆红向特务部门秘密下达了暗杀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专门负责搜集法轮功创始人的行踪，招募、训练杀手，准备暗杀李洪志先生。

2000年12月，江获悉法轮功创始人准备到台湾讲法的消息后，即由曾庆红秘密派人与台湾的黑社会组织秘密接触，并开价700 万美元重金收买杀手，准备暗杀行动。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早已了解他们的动向，最后时刻才宣布改变赴台计画，致使江白白花了冤枉钱，气得江泽民曾庆红咬牙跺脚。

不甘心的江泽民曾庆红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给特别行动组下了军令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法轮功创始人。对此，江泽民向特务部门下达密令，由国家安全部和总参谋部联合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组，招募训练一批亡命之徒。这个行动组的宗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乃至生命制造事端，栽赃陷害，误导舆论民意去敌视法轮功，并寻机暗杀法轮功创始人。江泽民特批50万美金招募由妇女组成的〝敢死队〞，仿效〝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把她们训练为〝人体炸弹〞，准备派遣到美国，等法轮功创始人参加学员心得交流会时，装作法轮功修炼者、靠近法轮功创始人，以身体引爆。

不久，在2001年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前，江泽民得到密报，法轮功学员将在1 月13-14 日在香港举行会议，法轮功创始人将在1 月14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江泽民立即下达密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这次在自己地盘动手的机会。于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家安全部及公安部三方联手，立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114 〞的暗杀行动计画，当时东南亚和北美等地的中共海外情报机构都进入特别状态，香港及澳门几乎所有的黑社会集团均被中共威逼利诱而涉入暗杀行动。此计画指定由港澳地区黑社会集团实施直接暗杀，这样就可以避嫌。对此秘密的安排，江泽民自信万无一失。香港法轮功心得交流会刚开始时，等候法轮功创始人出现的杀手暗自心喜，认为万事俱备只欠领赏。

但1 月14日法轮功创始人迟迟没有出现，埋伏的特务们焦躁不安起来。最后在修炼体会交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突然向所有与会者念了法轮功创始人从美国发给大会的贺词，暗杀又一次落空。消息传出后，江泽民与曾庆红半天没缓过劲来。法轮功创始人发出贺词之时说，这封贺电对〝某些人〞打击会很大。

这时，暗杀团才知道法轮功创始人已经洞悉刺杀阴谋，江泽民极为得意的这个暗杀计画全部泡汤。

多次刺杀未果，江的心里开始胆战心惊。江的别动队也一个个莫名其妙接连遭遇车祸等意外事故而最终解体。刺杀阴谋最终不了了之。自从2003年洛杉矶法会之后，法轮功创始人几乎每次美国大型活动都参加，而且长时间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