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英语：Whi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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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目介绍的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关于英国历史上的同名政党，请见“辉格党 (英国)”。

辉格党 Whig Party
成立	1833年
解散	1856年
前身	国家共和党 反共济会党
继承者	共和党 一无所知
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 现代主义 保护主义 联邦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政治立场	中间
官方色彩	蓝色和米黄色
美国政治 政党 · 选举

辉格党（英语：Whig Party）是美国一个已消失的政党，1833年至1856年间持续运作，反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及其创建之民主党所订立的政策。具体的说，辉格党拥护国会立法权高于总统内阁的执行权，赞同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纲领。该党自选“辉格”为名，附和反对英国王室君主专权的辉格党，反对总统专权独断。

辉格党党员中有许多杰出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如丹尼尔·韦伯斯特与威廉·亨利·哈里森，以及卓越的领导者，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包括哈里森在内，辉格党可以数出数名战争英雄，如赞崔利·泰勒与温菲尔德·史考特。在辉格党时期曾任众议员的亚伯拉罕·林肯也是辉格党党员。

在其存续的26年间，辉格党有四名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约翰·泰勒（1841－1845）、扎卡里·泰勒（1849－1850）与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其中哈里森和扎卡里·泰勒皆逝于任内，约翰·泰勒在继任哈里森之总统职四个月就遭开除党籍。

最终该党因是否同意奴隶制度扩展至新领土之争而瓦解，党内为此争议生极深的裂痕，因而于1852年总统选举中弃现任总统菲尔莫尔于不顾，改提名史考特参选，自此辉格党未曾再产生出任何一位总统，票源流失至主张保护本土文化的一无所知党、反对蓄奴的共和党、甚至是其憎恨的民主党。不少辉格党员转投共和党，其中林肯在1860年总统选举当选总统，继承了它的政治地位。

Handbill for Clay-Frelinghuysen, 1844

目录

• 1建党起源与政策
• 2政党结构
• 3建党初期
• 4短暂的黄金时期
• 5垂死挣扎
• 6辉格党籍总统
• 7参见
• 8注释
• 9参考文献
• 10外部链接

建党起源与政策[编辑]

辉格党1848年总统大选的旗帜。辉格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为扎卡里·泰勒和米勒德·菲尔莫尔。

辉格党于1833年冬天至1834年之间，由前民主共和党与国家共和党两党党员如亨利·克雷与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以及南方的州权拥护者如威利·颇森·缅甘（Willie Person Mangum）等共组。在建党之初，辉格党仅因反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之政策而协同一致，特别是对其不经国会同意即自合众国第二银行结清政府款项感到不满。在拒行联邦法危机（nullification crisis）中，因杰克逊总统以民族主义反对南卡罗来纳而深受冒犯的南方人如约翰·泰勒等亦受辉格党所吸引。辉格党矢言维护国会至上之地位，以反对‘安德鲁大帝’（“King Andrew”）之施政；党名因此取自反对君权而支持英国国会掌政的英国辉格党。

辉格党认为杰克逊总统行为反动，为反对社会、经济、道德三项现代化的危险人物。由于杰克逊整肃异己、否决境内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又摧毁合众国央行，惊慌不安的地方菁英人士开始反击。他们主张，美国国会，而非美国总统，代表美国人民之意愿。在控制参议院一段时间后，杰克逊的政敌们通过谴责案，通令谴责杰克逊以行政权傲慢地僭越国会所代表的真实民意（此案后遭删除）1830年代的争议核心为合众国第二银行，在历经1832年总统选举的亨利·克雷以及1836年总统选举多名候选人的混战后，反对者终于在1840年团结一致支持孚众望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证明全国性的辉格党足以赢得大选。

辉格党在经济政策上立场一致，颂扬克雷“美式经济体制”（American System）的愿景，即政府支持下的现代化市场导向经济，而教育与贸易将重于劳力与地权。辉格党寻求以保护性关税快速促进工业化、由新央行所主导的商业导向货币政策、及以公地放领募款进行的“境内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大计─尤其是道路与运河系统。辉格党同时也发起支持创立公立学校、私立学院、慈善机构、以及文化团体。

反过来说，民主党遵循杰佛逊人（Jeffersonian）之平等农业社会的理想，建议以传统农场生活使共和政体保持简朴，认为现代化将受足以推翻民主的强力富裕阶级所威胁。民主党意欲美国秉持昭昭天命开疆拓土，而辉格党之愿景则大不相同：以增加多层次的复杂性，如银行、工厂、铁路等，来深化社会经济体系。一般说来，民主党于制订中央政策上较为成功，而辉格党在通过州府层级的运河与铁路等现代化的建设案上较有成就。

政党结构[编辑]

因摒弃组织紧密的民主党式惯性政党效忠，辉格党始终受派系之争所苦。另一方面，辉格党拥有一流的新闻网络作为境内资讯体系，而其领袖为强而有力的纽约论坛之主笔荷瑞斯·葛雷利。在其全盛时期，1840年代，辉格党曾因制造业发达的东北部与边境各州之强力支持而赢得49%的州长选举。然而随着事态之发展，民主党增长快速，而辉格党于越来越多次的地方选举中以微小差距落败。在票数接近的1844年总统选举后，民主党广占优势，而辉格党仅能靠对手分裂来赢得全国性大选。部分是由于西部各州与爱尔兰天主教徒及德裔移民之政治重要性渐增，而他们多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辉格党在社会经济范畴赢得全面胜利，但对专业人士较具吸引力。银行家、股票经纪、工厂经营者、富农、与大农场主大幅支持辉格党（南方北卡罗来纳的大农场主除外，他们通常较支持民主党）。一般来说，商业与制造业兴盛的市镇与区域拥戴辉格党，民主党的铁票区则在各爱尔兰天主教区及德裔移民社区。民主党人通常揶揄辉格党做作的贵族气派以对穷人凸显自身的主张。支持辉格党的阶级同时也因基督教的复兴而注入道德成分，以道德主义攻击多项人、事、物（如受禁酒呼吁所影响者），以在民主党内寻求庇护。

建党初期[编辑]

1836年总统选举前，辉格党并未成立有效的组织以推举出单一的全国性候选人，于是由各候选人自行从事竞选活动：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北方各州、休·劳森·怀特在南方州、而丹尼尔·韦伯斯特则在家乡马萨诸塞州，希望各辉格党籍候选人可累积足够的选举人团票数以打破马丁·范布伦的过半数支持。依美国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选举应转由美国众议院进行。于是众议院中占优势的辉格党员即可选出最孚众望的辉格党籍候选人当选总统。此一策略未能奏效，但在将当年的副总统选举转入美国参议院中发挥了作用。

1839年，辉格党首次召开全国性会议并提名威廉·亨利·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哈里森因1837年经济大恐慌与其后的大萧条而得以极大的差距挫败凡伯伦连任的企图而获胜。哈里森任职总统仅31天便去世，成为第一位逝于任内的美国总统；其后由来自弗吉尼亚的州权至上论者约翰·泰勒继位。他于1841年否决自己政党所提出的经济法案，并因此被开除党籍。辉格党的内斗与全国持续的复苏使该党激进的经济计划不再令人感到事关重大，终于导致1842年国会选举中灾难性的结果。泰勒任命不少民主党和辉格党员进入内阁。

短暂的黄金时期[编辑]

1844年，辉格党开始恢复元气，再次提名亨利·克雷参选（克雷于1832年及1840年两度参选，在1840年党内初选败给哈里森）。克雷以极小的差距败于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其西向扩张（尤其是兼并得克萨斯州）与自由贸易政策大胜克雷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对兼并的质疑。辉格党人不分南北强烈反对美墨战争（包含辉格党籍国会众议员亚伯拉罕·林肯在内），视其为毫无原则的土地霸占行为，但因1846年的威尔莫特但书（Wilmot Proviso）而意见分裂。1848年，辉格党因提名克雷或推行党的经济政策都成功无望，于是选择美墨战争英雄赞崔利·泰勒且不采纳任何党纲。泰勒大胜民主党候选人路易斯·凯斯及反对蓄奴的自由之土党（Free Soil Party）所提名的前总统马丁·凡·勃伦。凡勃伦在纽约州分散了民主党的选票，使辉格党赢得该州；然而自由之土的党员们也让辉格党于中西部数州付出代价。

泰勒若是活得够久，很可能提早十年引爆内战。他强烈反对1850年协议，坚决加利福尼亚州为非蓄奴州，并宣告将以军事行为防止各州脱离联邦。1850年7月4日，泰勒染上严重消化不良（可能因斑疹伤寒或霍乱所致）。五日后，他成为第二位逝于任内的美国总统。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于继位后，支持1850年协议。

垂死挣扎[编辑]

1850年协议使赞成与反对蓄奴的辉格党员分裂，而反对蓄奴者之力足以阻止菲尔摩于1852年获得党内提名。辉格党企图重演先前的胜利，提名甚孚众望的温菲尔德·史考特将军，却败于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民主党于此次选举中可称大胜：皮尔斯于31州中赢了27州，包含史考特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的辉格党籍众议员路易斯·坎伯为此败心烦意乱，呼号道：“我们完蛋了，这个党死到不能再死了！”越来越多的政治人士体认到该党难以翻身。例如伊利诺伊州政治领袖亚伯拉罕·林肯脱党重执律师业。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引爆这样的想法。南方的辉格党人逐渐转向支持该法案，而北方的辉格党人持续强烈反对。剩下的辉格党人，大部分成员如林肯等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共和党，共和党强力抨击该法案，诉诸北方因该法案实质撤销密苏里协议而导致的群情激愤。另有些辉格党人受一无所知党反对“腐化”爱尔兰裔与德裔，保护本土文化的圣战所吸引，而于1854年加入该党。在南方，许多辉格党人成为无党籍人士，后于1855年至1859年间支持由一无所知党所改组的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若干辉格党人于1856年支持菲尔摩，他于三个月后宣布放弃本土论述，接受美国人党提名参选，对抗有引起内战危险的共和党提名人约翰·佛瑞曼。据史家分析，菲尔摩的支持者中，86%来自南方于1852年支持辉格党的民意；他仅有13%的支持者来自北方，但已足够于宾夕法尼亚州将共和党自顶端拉下。此后，当时的观察家皆预言共和党将于北方取胜，而无人对萎缩的老政党有任何期盼且自1856年后，再也见不到任何辉格党的组织。^[1]

1860年美国总统选举，许多未加入共和党的前辉格党人再组宪法联盟党，仅提名全国性公职之候选人。该党在惧生内战之边境各州拥有不容轻视的力量。其候选人约翰·贝尔在这场引发美国内战的四人竞逐中排名第三。领先二人为共和党的亚伯拉罕·林肯与南方民主党的约翰·布瑞肯里奇，北方民主党的史蒂芬·道格拉斯则排名第四，选举结果由共和党人林肯成功当选。在战争末期及战后重建时期时代，有些前辉格党人企图于南方再次组合并自称“保守派”，寻求与北方的前辉格党人重新联系，但他们很快地便被民主党所吞没。

辉格党籍总统[编辑]

美国总统，括弧内为在任期间。

1. 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
2. 约翰·泰勒（注）（1841年至1845年）
3. 扎克里.泰勒（1849年至1850年）
4. 米勒德·菲尔莫尔 （1850年至1853年）

注：泰勒虽以辉格党籍的身份当选美国副总统，其政策很快地于党内各项议案中遭到反对，并于1841年任职后数月，即遭正式开除党籍。另外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以民主共和党籍的身份当选总统，后又以辉格党籍的身份成为美国众议员。

参见[编辑]

• 19世纪的美国选战
• 美国政党列表
• 马修·凯瑞（Mathew Carey）（c. 1760-c. 1839）：其努力与著作对建党影响巨大。

注释[编辑]

1. ^ Holt p 979-80

参考文献

Gene Sharp 1987 interview

泸顺起义的中国革命新道路探索——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

 黄小彤, 李学林

摘要: 优先开展民众运动，俟民众觉悟之后再发起军事行动，这是中共自成立之初直至北伐革命时期都居于主导地位的革命道路规划。从组织地方党组织到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四川开展的民众运动虽然成就不菲却难以为继，而开展走上层路线的军事运动则稍有便利之处，再加之北伐的需要，之前所循之民众运动优先的革命路径已然不合时宜，是为泸顺起义发起的主因；然而，由于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尤其是对基层官兵的争取不够，则又成为泸顺起义失利的主因。

泸顺起义给中共后来实施武装斗争方针以及群众路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必须走极端重视武装斗争的道路，而四川的具体省情则使得以泸顺起义为主的军事行动得以发动。

引言

偏居西南一隅、并非国民革命中心地带的四川，却是中共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无独有偶，同一时期在四川所爆发的泸顺起义，也是中共最早尝试领导武装斗争的行动之一。二者的主要组织者基本相同，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既有的著述多数将其区别对待，或者相互间只是简单地提及，对于其间的关系基本未作深究。笔者就此作一不揣浅陋的探讨，以遂历史常看常新的执念。

1 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的革命步骤

革命通常离不开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军事行动一度并未成为最优的选项，而是民众运动被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例如泸顺起义的主要组织者杨闇公曾经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1]他这一说法并非心血来潮，更不只是个人见解，而是源自中共成立初期直至北伐时期都居于主导的革命思想。例如，中共在成立初期认为：革命应采取“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的步骤，宣传、组织和训练属于民众运动的内容，意即民众运动应先行充分地开展，再逐步发起军事行动。

《中国青年》杂志在1924年至1925年间就民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密集的探讨，并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阐释。这一先民众运动再军事行动的观点，将革命具体分为大致三个阶段:宣传是首要阶段，该阶段的关键是引领群众认识敌人并捍卫自身的利益，明白斗争的方法，目的是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与训练是第二步，即将觉悟了的群众，按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训练；最后是武装暴动，即将觉悟并受过组织与训练的群众武装起来，将旧政权推翻并建立新政权。

但当时中国的状况显然并不乐观，“我们的革命运动离军事行动尚远”，因而就党的工作而言，“宣传、组织、训练，究竟是比军事运动十百倍重要的事”。作为当时中共的重要舆论阵地之一，《中国青年》所刊文章的观点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知和态度^[2]，即中国的条件尚不足以发动军事行动，还需继续开展民众运动，甚至认为国民党也还未到开展军事行动的程度，应该将重点放在宣传上来。

但民众运动究竟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才适宜开展军事行动，而民众“觉悟”了的标准又是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且，从广义上讲，军事运动也属于民众运动，例如争取基层官兵的士兵运动就具有民众运动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并行开展相关的工作也并非不可行^①。虽然中共内部也有人认为恪守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的先后顺序“太呆板了”，但这种声音相对弱势，一时还难以形成影响全局的意见。于是，宣传、组织和训练民众成为中共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

^① “宣传、组织、训练、军事行动，虽然是四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但是不妨同时并行，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砍石，代英.军事运动问题：砍石致代英代英复砍石[J].中国青年，1924（54）：73。

中共注重军事运动的转折始于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后，中共认为人民的“觉悟”普遍提高，推动军事行动的时机和条件已经趋于成熟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由此才开始较为重视军事运动^[2]。

然而，这只是党内的部分意见而已，并未形成普遍性共识，更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共中央之前优先民众运动的方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关就认为，宣传训练依然不够，不赞成开展军事行动，即便北伐开始后还依然坚持以民众运动为主。中共成立初期之所以对于北伐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其担心之处就在于“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 ^[3]。

北伐之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甚至认为，需以民众运动来保证军事行动的正确性，认为“军事的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 ^[4]492。因而，中共中央提出的相应对策则是：“惟有督促其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继续向敌人争斗，才能挽救民众日益向左、武力政权日益向右之危险的现状”^[4]566。显然，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机关因为过于偏重民众运动，以致于忽视了军事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 ^[5]。

中共中央的意见对于远在四川的杨闇公亦不无影响。1926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杨闇公指出：“因革命势力之发展，即党务之发展，其中包含的投机分子太多，这是大的危机。故本党不应以军事发展之迅速为满足，还应当向民众工作方面发展，只有民众的力量，才能支配反动军阀，和使假借本党招牌的党员，受本党之鞭策而归入正轨。这是目前的急切工作！” ^[6]63结合四川的形势，杨进一步强调：“本党今后应当决定对于政治上应有之方略，同时更应当认识和扩大四川的民众力量，才能使全国革命成功。而加入革命的人们，才能变为真正的革命者，这是我们第一应注意的。” ^[6]65杨闇公坚持民众运动优先的主张可谓与中共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

对于杨闇公依旧偏重民众运动的言论，同样作为泸顺起义关键人物的吴玉章似乎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闇公极注意发动群众，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力量足以战胜任何强敌的观点固然无误，“但他对军阀武装的反革命作用估计得未免太低了” ^[1]。此说对于杨闇公的“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言论是个明显的回应，言外之意是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军事行动而不只是民众运动才能战胜军阀和反革命势力。那么吴玉章认为宜在四川开展军事行动的依据何在？从当时四川民众的“觉悟”看，又是否已经达到了中共中央所认可的开展军事行动的成熟度呢？

2 大革命时期四川民众运动的成就与困顿

民众的支持是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故而通过宣传、训练等手段获取民众支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或者说，衡量现代政党行为能力的标准有多种，其中社会动员能力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中国共产党亦为现代动员型政党，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党的纲领中。例如中共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就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 ^[7]此处既明确了中共的自身定位，也表明了中共动员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工人、农民和士兵。

当时，中共在四川开展的民众运动主要是在国共合作框架下进行的。四川的中共党组织建立的时间稍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四川直到1923年10月才组建了中共的组织^①。晚至1926年1月底，中共在四川地区最早的省级组织——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才正式宣告成立，且仅有37名党员^[8]。但在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之后，局面却发生了较大的改观，半年之内中共的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就在四川全省范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了。

^① 1923年10月，王右木才从青年团员中选拔出部分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秘密组建了四川最早的中共党的组织。钟小敏.国共两党在四川的早期活动述论[J].中共党史研究，2014（7）：101.

尽管中共在四川建立组织稍晚，但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却稍早。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四川是最早开展国共合作的的省份之一，四川的国共合作大致始于1923年^[9]，但合作的程度较低，后续发展困难。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之后，以广东为代表的多地国共合作都表现出了较为融洽的气氛，但四川却未同步出现这一情形。

中共在四川所主导的民众运动便在这一不利的局面中展开。因为势单力薄之故，中共在四川的组织不得不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开展民众运动中亦不得不仰赖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四川的组织则多为保守势力所把持，很多时候不但不会给予民众运动以支持，反而还要进行阻扰。弱小的中共单凭自身难以在军阀严酷的统治下开展公开活动，只能秘密行事，或委曲求全仰国民党的鼻息^[9]。尽管如此，在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中共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五卅运动爆发时，中共四川党组织就通过积极动员民众声援了上海的五卅运动。在国共合作的大潮中，国民党亦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10]。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合作在四川不佳的局面，也为后来四川的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国共合作的不利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始于吴玉章回川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之后。1925年8月，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吴玉章回到四川整顿四川国民党党务。在此过程中，吴玉章依据自身的威望，以中共四川党团组织为支撑，坚决隔离国民党右派分子，组建了新的国民党省党部，即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正式建立了四川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民众运动随之也得到了高度重视，四川民众运动自此又上了一个台阶。

从工人运动来看，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及民族的利益，四川各行业工人主要在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开展了更多的罢工斗争，主要的罢工运动有：1926年的成都市人力车夫罢工和南充六合丝织工人罢工，1927年的西川邮务工人罢工。从农民运动来看，自1926年冬起，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四川的农民运动呈现走向全省联合的趋势。农民运动以反对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及军阀暴行为主要内容，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乡村秩序^[9]。当然此时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青年学生运动。吴玉章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四川党务报告》中指出：川中有一线的希望者就是一般学生青年，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努力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11]。

在四川的民众运动中，国民党的影响力远逊于共产党，国民党只是在商民等上层社会群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四川民众运动却在刚有起色之时便因各种根本性的制约而渐露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因现代产业工人数量较少的缘故，由工人组成的革命力量难以成为四川主要的革命力量。四川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1926年1月所作的调查显示：由于大型机械工厂为数不多，四川的现代产业工人数量较少，故而能够组织动员起来的工人数量也就十分有限^[9]。

第二，国共两党的组织基础在四川稍显薄弱，在基层专门负责工农工作的人员匮乏，有经验者则更少。中共在四川的人数并不多，例如，到1926年10月时也就168名党员^[12]。早期的共产党员主要以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初期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的主要是青年学生，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工农的了解显然十分有限^[13]，由此严重地影响了工农运动的效果。

第三，经费严重不足，工作难以为继。活动经费是关系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命门，共产党的经费十分微薄，国民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国民党的地方党务经费尤其欠缺严重。杯水车薪是民众运动中经费短缺问题的生动写照。

此外，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右派逐渐得势，国共合作岌岌可危，中共主导的民众运动遭遇了更为强劲的阻遏。由于守旧势力深厚，四川反对中共民众运动的势焰更为嚣张，加之军阀的助力，反共以及镇压民众运动的行为变本加厉。1925年3月，国民党右派分子乘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机，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另立山头，妄图分裂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的谢持、石青阳等骨干均系四川人，他们迅速与四川的封建势力相勾结，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四川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了直接的恶劣影响。

由于阻遏重重，四川民众运动的实际成效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众运动形式单一，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政治影响力。在1927年1月1日的《省党部一年来奋斗经过》^[14]72−74指出，四川的民众运动从形式上看，多集中在节日和纪念日的集会上；从活动的地域看，主要在城市。在崇尚实力的军阀体制下，这种情形的民众运动对于民众以及政治的影响力无疑过于迂缓和微弱了。另一方面是民众运动难以深入。商民运动几无成就。

1926年6月的《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月报》指出：重庆为川中重要商埠，但商民习惯军政界，运动工作比较任何工作为难^[14]60−62。士兵运动乏善可陈。民众运动的涵义有两种：狭义的民众运动指除了军运之外的社会群体动员，主要有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等；广义的民众运动则包括了军事运动，尤其是士兵运动。当年，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各色军队人员杂陈，数量较多，而士兵的状况也相当糟糕，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当兵后所遭受的压迫并未改变。这些本是极具革命潜力的要素，但由于缺乏相关的人员和经验，加之军阀内部的袍哥组织无孔不入，对于外在的影响构成了严密的戒备和防范，为中共开展士兵运动造成了重重障碍。

显然，此时仅靠民众运动难以实现推翻军阀的革命目的，而且民众运动自身也面临着安全威胁。在此期间，吴玉章之所以对杨闇公偏重民众运动的见解有所保留，恐怕就是因为四川的民众运动一时难遂革命的目的，甚至有被反动势力合力绞杀的风险。此外，民众运动开展较为迂缓，如一味按部就班地先有民众运动，再行军事行动，惟恐迁延时日，缓不济急。尤其是当北伐军推进到湖北之后，吴玉章认为，如不能在四川有所策应，国民革命恐遭不测。换言之，革命斗争的环境已经变化，革命的路径就应该调整。此时，就连一贯主张民众运动优先的杨闇公也成为泸顺起义的领导者，这就足以说明：开展军事行动，或者说转变革命的路径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因为民众运动在敌我决战的关头很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策动泸顺起义是情势所逼，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并非是民众运动使民众觉悟足够成熟了，而是民众运动难以为继了。

3 走上层路线争取军阀部队开展军事行动的得失

既然决定开展军事行动，又当如何进行呢?虽然军事行动的主张自中共建立以来未居主流，但并不意味着中共毫无军事经验。事实上，中共早期至少有三方面的军事实践：一是在黄埔军校协助国民党进行建军工作；二是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军事运动；三是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其中，第一项不具普遍性，值得推广的是后两项。相较而言，对军阀部队的争取，直至北伐战争初期成就都不显著，而中共对于组建工农自卫军的成绩则颇为明显，也更为重视^[2]，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的工农自卫军都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武装。

然而，在四川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鉴于民众运动之不足，四川的工农武装难以有效组织起来，因此要开展军事行动就只剩下争取军阀这一条路了。这在四川不失为一条便利的路径，因为四川的军阀部队情况较之别省有其独特之处：一是数量较多，二是派系复杂，三是分割严重，这样就给了争取军阀部队较多的机会。

对于四川的军阀部队，中共是如何争取的呢？中共对四川的军阀进行了甑别，认为刘湘等势力较大的军阀要么极坏、要么属于投机分子，难以成为争取的对象，因而将重点放在了势力稍小的军阀身上。据刘伯承回忆：当时他们制定了一项“前面抵，后面拉”的策略，目的是一方面拉拢四川军阀以利于北伐进军；另一方面趁此机会培养自己的实力以利革命的后续开展。故而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并以之为根据地，同时在泸州起义以作策应^[15]70。

“前面抵”意即以国民政府为正朔，借助国民政府的号召力，通过给予四川军阀一定政治待遇以换取其对国民政府及北伐军在政治上的支持。“后面拉”则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对中、小军阀统战工作的加强，将其中的左倾队伍变为“属于我们的武装力量及可以影响的左倾分子”；二是对军阀之间的矛盾加以利用，使其反对革命的力量难以集中一致^[16]。

在争取军阀的过程中，吴玉章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玉章的优势是他曾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国民党在全国尤其是四川的早期负责人，声望较著，与四川军阀的各种联系较多，这为他争取四川军阀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例如，驻防顺庆的是熊克武的旧部何光烈，与吴玉章相识，而熊克武是早期同盟会员，与吴玉章更是熟识。吴玉章便利用这一基础对何光烈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管何光烈本人冥顽不化，吴玉章却争取到了其部下秦汉三和杜伯乾两个旅长及其部队^[15]89。

刘伯承是川军宿将，之前因作战英勇、战功显赫而在川军中卓有名声，对于故旧颇具号召力。例如，在泸州驻军当中，袁品文曾受刘伯承训练和指挥，且战斗力较强，经过争取，袁品文当即接受刘伯承和党的指示，与陈兰亭商订起义^[15]88。

朱德曾在云南救过杨森，凭此关系，他顺利地担任了杨森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并积极地做杨森及其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5]70。尽管最终未能争取到杨森，但杨森能够接应从顺庆撤出的部队则与朱德所做的工作不无关系。

陈毅主要做驻合川第八师陈书农的争取工作。经过陈毅很有策略性的工作，陈书农思想大有转变，多次表示要顺应潮流，支持国民革命，如果泸州起义部队北移，一定保守中立，绝不阻拦。泸顺起义爆发后，陈书农践行了他的诺言^[17]。

从争取军阀部队的过程来看，泸顺起义的组织者们都采取较为相似的方式，即依靠个人关系，走争取军阀高级军官的上层路线。之所以在泸顺起义的筹备过程中，采取上层活动的方式并取得较大的成果，主要原因在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民怨极大，军阀部队中的军官参差不齐，穷凶极恶者固然不少，但良心未泯者亦不乏其人，合川驻军司令黄慕颜就是其中一位。加之吴玉章声望甚高，而刘伯承和朱德也是旧军阀的宿将，这无疑给争取军阀部队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再者，依据军队的等级秩序及上、下级服从关系等特点，只要长官意志得以转变，其所率部队基本可以掌握，较之争取普通的士兵，这无疑是一种较为高效快速的方式。

但是，这种走上层路线争取军阀武装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方面，上层路线基本靠故旧私谊，组织者的角色难以替代，一旦组织者缺位，则难以维系相互间的关系，部队就容易失控；再者个人的私谊情感显然是不太靠谱的事物，缺乏坚定的信念，很容易在威逼利诱面前发生动摇。后来，起义部队发生不愿服从调动，甚而掀起内讧等情形，足以说明很多部队的指挥官依然未脱离军阀习气。而且，起义部队通电自称为“有主义的军队”，显然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事实上正是缺乏主义才致使凝聚力欠缺。

另一方面，以走上层路线为主的争取方式意味着走底层路线争取普通官兵的工作做得并不充分。目前，相关的历史资料鲜有对起义部队的基层官兵进行宣传和训练的记录。走底层路线争取普通官兵属于广义的民众运动范畴，这一工作的缺失也反映了中共在四川的民众运动工作力度不足。在起义过程中，士兵临阵脱逃甚至哗变反水的现象频出，则更加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刘伯承所忆：“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15]71

当然，起义组织者事前也意识到民众运动尤其士兵运动的重要性，并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且有相当的成果。例如，中共在泸州的群众工作因有一定的基础，一经动员，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尤其是学生就积极行动起来支援起义部队，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1]。又如，吴玉章在顺庆期间，便常在工人和驻军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党部，建立工会，发动丝厂工人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是时，张秀孰、袁诗荛两同志亦在顺庆搞教育工作，传播革命思想，在青年学生中起到积极影响。此时，顺庆城中弥漫着革命气氛^[15]89。

但是，这些显然远远不够。首先，在起义过程中很多市民根本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未将其与往常的军阀混战区别开来。其次，泸顺起义发生在城市，难以利用农民的力量，起义的组织者也没有主动意识到要利用农民的力量。再则，从大革命时期四川所发生的几次反帝爱国社会运动来看，参与民众运动者多数都是学生，而青年学生的问题往往是热情有余、后劲不足，这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尤其如此。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国共分裂逐渐明朗化，民众运动之前过于借重国民党的弊端便显露出来：起义一旦爆发就很难再利用国民政府的名义继续号召民众和部队，“前面抵”失去了凭借，反动势力反而奉国民政府为正朔，指斥起义部队为祸乱。受此蛊惑，不少部队官兵及民众都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起义则更难动员群众以为奥援。显然，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补足所有的短板，再者深入的社会动员，尤其是民众和士兵的组织训练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

针对泸顺起义最终失利，吴玉章认为：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举行，非常仓促。起义之所以失利，起义部队未能得到充分地改造是主要原因，未能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也是重要原因。因而，由旧军队所组成的队伍战斗力较差，遭到敌人的围攻之后，很快就失败了。仅余一小部分残余队伍在刘伯承的率领下到达了开江县。泸州起义也面临着相似的局面。按原定计划，泸州起义部队须离开泸州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但起义部队的军官大都不愿服从安排，因为他们大都是旧军队出身，在他们的眼里，起义的动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泸州这块肥肉，他们哪里愿意放弃^[1]？

泸顺起义的最终失利令部分起义组织者所担忧的可能成为了事实，即缺乏深入的民众运动作为基础的军事行动是难以成功的。例如，1926年11月27日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刘伯承做了军事报告，在报告中他就指出：“如果他们（四川将领）都插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我们同志都更应加倍努力于民众运动，使民众能确实地监督军人，且趋于真实革命之途才有结果。否则单靠军事运动，是根本危险的，这是各位同志不可不深刻注意的。” ^[16]总之，泸顺起义之所以失利显然是缺失了很多必要因素之故。对此，刘伯承认为：“总的说来，我们对革命事业当时都非常缺乏经验。对革命形式对发展都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经验不足。” ^[15]71

4 泸顺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启示

从民众运动到军事行动既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共对革命道路的认知过程。“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18]。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国情，即中国不是一个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没有民主制度，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反动势力往往凭借武力恣意妄为，令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民众运动无法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从容地开展，遑论等民众“觉悟”了再水到渠成地发起军事行动。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极端重视武装斗争的道路，而四川的具体省情则使以泸顺起义为主的军事行动得以发动，以致于走在了上海武装起义之前，成为南昌起义的预演。泸顺起义折射了中共依据客观情况因势利导、不拘一格的实事求是精神。之后，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泸顺起义则是从行动上为之做的最早注脚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泸顺起义可谓是中共开展武装斗争的前驱。

当然，对于武装斗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民众运动。北伐军之所以能以十万人的兵力击败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阀，民众的支持可谓功不可没。泸顺起义的失利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缺乏深入的民众运动，尤其是对于军阀部队基层官兵的争取、组织和教育，起义部队既缺乏应有的凝聚力，也得不到民众的充分支持。这一点对中共之后开展武装斗争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中共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迅速地作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策，并且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强调对军队的改造、将党组织建立在基层等方针政策，其中未必没有来自包括泸顺起义在内的早期武装斗争所积累的经验。

总之，在中共革命过程中，民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固然缺乏民主的传统，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可以忽视民众运动的理由，相反更应注重民众运动。因为缺乏群众基础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具可持续性。这可谓是中共密切联系群众思想在军事行动中的真实反映。或者说，缺乏民主、合法的民众运动路径只是意味着中共开展民众运动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找准中国革命最可靠的民众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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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武装斗争 泸顺起义及其影响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北伐战争影响下的四川时局

泸顺起义爆发前，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和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即新生的政治力量；另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于1926年2月，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重庆地委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四川一个局部地方的党组织领导全省的党组织，负责全省工作。从1924年到1926年，在重庆党团地委的领导推动下，四川大革命运动颇有影响。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通过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掌握了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由于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开始对新兴的革命力量有所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乘势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其力量已达到顶峰。泸顺起义，就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的对峙下爆发。

这一时期，由于时局骤变，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1926年7月底，刘湘、赖心辉、刘文辉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 的态度。8月中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同时，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与刘成勋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然而，“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军阀中实力较强的杨森，长期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十分重要。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要求国民党左派四川临时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

中共中央一度对杨森寄予期望。1926年7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指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7月中旬，从苏联学成归来的朱德，因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向其允诺“虚位以待”，而被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做杨森的工作。

但杨森摇摆不定。他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工作，陈毅因此被派遣到万县。另一方面，杨森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长之情，又对吴抵御北伐军抱有幻想。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大量工作。

各方关注四川军事工作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针对四川各派军阀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在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他与杨闇公参加完国民党二大回到四川后，即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他们利用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

在吴玉章的提议下，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在上海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四川军队调查表》两份报告。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等人的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

9月，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评点了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着重提出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将集中并宣布中立，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和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怎样开展军事运动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作出进一步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

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同样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为巩固军中地位和权力，蒋介石于8月12日派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

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工作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是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筹划武装起义。11月中旬，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同时确定在泸州、顺庆（即南充）起义的方案。

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

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出发点在于，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起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起义前夕军阀纷纷易帜

1926年9月以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杨森起初更倾向于北洋政府。他对朱德表面信任，实际仅委任其代理师长的空头衔。8月14日，他不顾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长职务。9月中旬，他虽然向朱德表态愿意接受国民革命军的称号，但仍虚与委蛇。

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11月上旬，杨森部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实则按兵不动；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蒋介石对此颇为烦恼，正如他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

随着北伐态势愈渐明朗，四川军阀开始主动改变态度。他们既与蒋介石接触，也向国民政府和莲花池省党部输诚。各军阀将领纷纷“在莲花池党部登记入党”，以至“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

11月27日，蒋介石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同时，他们分别兼任第21军、第22军和第24军军长。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

但四川各军阀对易帜后能否保有军权仍有疑虑，虽获得国民革命军职务，却迟迟不愿就职。

对此，中共中央指出：“诸首领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监其军，使其部下离式，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定。兼之奉、鲁军南下之喧腾，愈使其摇曳不定，仍在做军阀努力以万一保存之迷梦也。”

事发突然起义提前爆发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召集其控制、影响的川军12支旅以上部队将领在浮图关开会，主题是策动起义。

会后，杨闇公根据各部态度，留下驻防顺庆、泸州的部队继续开会，决定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具体部署是：起义开始后，驻合川的黄慕颜将队伍带到顺庆，与何光烈的部下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挟持何光烈起义。然后，驻泸州的军阀赖心辉所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支部队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集中。起义部队集中后，出兵绥定（即达州）肃清军阀刘存厚，再以绥定为基地，东南遏制万县杨森部，北方接应西安冯玉祥部，从而达到配合北伐的战略目的。

由于泸顺起义计划较为复杂，浮图关会议后，刘伯承即赴合川与黄慕颜商量起义细节，随后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此时意外发生。

12月1日，未经中共重庆地委同意，袁品文、陈兰亭两旅在泸州突然起义，解决了赖心辉炮兵营及李章甫的三个团。12月2日，袁、陈率部占领泸州城，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12月3日，顺庆驻军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旅提前起义，何光烈只身逃离。杨闇公立即通知刘伯承到合川，组织黄慕颜旅起程赴顺庆，并派人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

12月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抵达顺庆，与秦、杜两旅会合，队伍达到7000人。12月10日，部队举行誓师大会，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根据起义计划，泸州起义部队应立即赴顺庆，全体部队会合后，再攻击绥定。然而，陈兰亭“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反对离开泸州，袁品文无法指挥军队向顺庆出发，起义面临考验。

何光烈逃出顺庆后，立即发电请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三方响应。12月13日、14日，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陈书农部两个团及何光烈残部，分数路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敌情和起义计划，提出撤离顺庆，以全部兵力夺取绥定，但秦、杜两部不同意，刘伯承只得率部以攻为守。

12月15日，因秦汉三下属火线倒戈，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顺庆，22日转移至杨森防地开江。

与何光烈不同的是，尚有实力的赖心辉不愿其他军阀趁机染指，一心想自己解决泸州问题。赖心辉积极联络袁品文、陈兰亭等人，“在电机上谈话，磋商解决泸事办法”，并提出“袁、陈两部暂时取消革军四五两路司令名义，仍受赖节制”“改编袁、陈为该军师长”等五项解决办法。

赖心辉对泸州起义军将领诱以重利，希望将起义性质转变为内部争斗，以此平息事态，达到招安目的。但刘伯承代表泸州方面回电：“陈、袁系打倒省长赖心辉，非打倒军长赖心辉也，如赖一旦就职，即可归还建制。”赖心辉接电后，立即与下属商量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善后办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陈、袁两旅。

至此，泸顺起义发生重大变化，预定占领绥定、接应北伐已无可能。

为党积累经验教训

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

鉴于泸顺起义原定计划无继续执行可能，中共重庆地委开展了争取上级支持和固守整顿两项工作。杨闇公派人到武汉，请求国民政府给予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此事虽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以需要经蒋介石同意为由拖延。直至1927年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才宣布泸顺起义军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黄慕颜分别为军长、副军长。

为整顿泸州起义部队，刘伯承于1927年1月下旬亲赴泸州；开江方面，顺庆起义部队开展整顿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理论。

随着四川军阀纷纷宣布就职，中共重庆地委要求刘湘等人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彻底打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1月5日，莲花池省党部强硬要求刘湘执行“解散伪党部”“拿办其执行委员”“封闭反动派报馆”“惩办蓝文彬师长”“解散石青阳部队”五项决定。刘湘迫于压力，下令解散“右派之伪省党部”，并“通令逮捕该伪党部执行委员王育生、金励生等”“重庆反革命派报纸新闻社一体封禁，一切反革命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肃清”。

但中共重庆地委、莲花池省党部取得的成绩，是在四川各军阀极度忍让、密谋反击的隐患中取得的。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将毫不犹豫采取反击。恰好此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矛盾激化，四川军阀便想方设法越过莲花池省党部，与蒋介石建立直接联系，明确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

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份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立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3月31日，刘湘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先后遇难，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泸顺起义部队失去了领导核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湘等人彻底同革命力量决裂，起义由此陷入绝境。

4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周西成等共同进攻泸州。面对强敌一再进攻，起义部队出现叛变现象，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5月23日，起义军撤离泸州，被各路军阀围追堵截之余，先后被周西成和杨森分割收编。宁汉分裂后，顺庆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队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泸顺起义虽告失败，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新蜀报》称之为“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历史证明，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一次勇敢尝试。其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和宝贵财富。

原载：《红岩春秋》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