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争鸣》(英语:Zhengming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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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Zhengming.JPG
《争鸣》2009年三月号
类型月刊
拥有者争鸣编辑委员会
出版商百家出版社
编辑温煇
主编明蕾
创刊日1977年11月1日
停刊日2017年10月1日
政治立场反共产主义反中共
语言繁体中文
总部 香港
售价HKD 30
网站http://www.chengmingmag.com/

争鸣》(英语:Zhengming Magazine[1],Chengming Magazine[2]),是一份总部位于香港的政论杂志,创刊于1977年11月1日,2017年10月1日停刊,总编辑温煇。《争鸣》创刊后一年,温煇又创办《动向》,这两份姊妹刊物分别于每月一日及十五日出版;两刊发表甚多评论专文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错误内外政策,并发表有关两岸三地及海外的报道与学者的评析,某些报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质疑。《争鸣》被中国政府认定为"反动"刊物[3][4]

早年的《争鸣》与《动向》均可进入中国大陆,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温煇对中国大陆的批判(如批邓小平的《评四个坚持》)导致中国大陆的封杀,从此不能进入大陆。

除两刊外,温煇曾于一九八一年与著名报人、上海《文汇报》创办人、被指为大右派的徐铸成合作筹办《争鸣日报》,中国政府知情后,趁徐自港去沪处理家事回港定居时禁徐出境,使温煇只能独力创办、主管该报。中国政府又采取禁止厂商刊登广告、制止印刷厂印报、禁止笔杆子写稿、中断通讯社供新闻稿等措施,《争鸣日报》出版一个半月后被迫停刊[5]

20世纪80年代,《争鸣》曾创下月销八万本的销售成绩;其后虽一度衰落,但在香港开放中国内地游客自由行后,该刊销情曾一度好转;但随着市场萎缩,至停刊前,销量已跌至约一千本。2017年10月1日,《争鸣》与姊妹刊《动向》合刊出版最后一期,结束了近四十年的历史[6]。据苹果日报引消息,两刊突然停刊是由于96岁高龄的创办人温煇月前在美国去世,家人不愿继续亏本经营所致。[7]

参考资料[编辑]

  1. ^ Immanuel Chung-yueh Hsü. China Without Mao: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6–. ISBN 978-0-19-506056-0.
  2. ^ Civil-Military Change in China Elites, Institutes, and Ideas after the 16th Party Congress. DIANE Publishing. 2004: 173– [2020-07-04]ISBN 978-1-4289-1026-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2).
  3. ^ 李谷城. 香港媒體在兩岸關係中的橋樑作用中国评论通讯社[2013-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香港新华社根据政治取向,定期为香港报刊分类,诸如《争鸣》是“反动刊物”
  4. ^ 张伟国. 《爭鳴》月刊二十週年—溫輝先生訪談錄. 《北京之春》. 1997年12月 [2013-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02). 《争鸣》月刊还被中共打成反动刊物
  5. ^ 杨力宇. 從《爭鳴》到《動向》─兩份獨立媒體的奮鬥歷程. 《动向》. 2010年9月, (301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02).
  6. ^ 麦燕庭. 《争鸣》「反动」40年终停刊 香港政论杂志萎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7-10-03 [2017-10-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03).
  7. ^ 反共反极权 港政论杂志《争鸣》停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香港《苹果日报》,2017年10月2日。

外部链接[编辑]

《苹果日报》台湾版运营正常

 法广

《苹果日报》的母公司周四表示,尽管香港《苹果日报》今天被迫停刊,《苹果日报》台湾版运转正常,不受影响。就香港《苹果日报》网站被迫停运,台湾政府谴责香港根据北京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关闭该报。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苹果日报》的母公司周四表示,《苹果日报》网站将继续运营。

该报纸在香港突然消失是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人民至今享有的自由的最新打击。

苹果日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这两份报纸都是由媒体大亨黎智英拥有的,他目前因参加2019年的民主抗议活动而被关押。

据称"Next Digital的所有子公司在财务上都是独立的。该媒体集团在给读者的通知中说:"《苹果日报》网站在台湾的运作不受影响。

Next Digital是这两家苹果日报的母公司。资金紧张的台湾版《苹果日报》在成立18年后于上月停刊,但网站仍然活跃。该集团曾计划在4月份出售其台湾子公司,但其董事会最终放弃了,认为这已不符合其利益。

台湾负责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周四表示,该报纸在香港的消亡是该城市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丧钟"。台湾陆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强烈谴责当局根据《国家安全法》对香港媒体进行的政治镇压。”

法新社说,中国在2020年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以便在2019年大规模民主动员之后夺回对香港的控制。这产生了阻止几乎任何形式的异议的效果。近一年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市的政治和司法景观。冻结《苹果日报》资产的决定显示了当局对他们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任何公司所拥有的权力程度。

香港苹果日报告别书:新闻自由成暴政牺牲品

 苹果日报》24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当日出版的报纸发行100万份,以告别26年历史。其社论以“给香港人的告别书”为题,指“苹果死亡,新闻自由是暴政的牺牲品”。

中共强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新闻及言论自由遭受严重打压。

继6月17日香港警方大搜捕壹传媒旗下《苹果日报》的5名高层、500名国安警察查抄苹果大楼后,6日23日清晨,警方再以国安法“勾结外国”罪拘捕《苹果日报》的“蘋论”专栏主笔李平。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顾问Mark Simon近日也向外媒透露,有不明人士威胁《苹果日报》员工,称香港警察还会再次到总部大楼逮捕100人。

壹传媒旗下《壹周刊》23日宣布告别读者,社长黄丽裳形容媒体已走到临终点前,目前做好撤退的事,“过去大家为《壹周刊》努力过,享受过做新闻的自由,就无悔了。”

6月23日晚,香港民众在苹果日报大楼外送别苹果。(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苹果日报》当日下午公布,管理层决定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24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午夜后停止更新。当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发行100万份,以告别26年历史。

头版标题是“港人雨中痛别,‘我哋(们)撑苹果’”,内容提及,对于报章管理层决定停止运作,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表示充分理解。

头版报导称,管理层是基于员工安全及人手考虑,决定停止运作,今天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网站23日午夜后也停止运作。

最后一份报纸其社论以“给香港人的告别书”为标题,指“苹果死亡,新闻自由是暴政的牺牲品”。

社论(蘋论)向编采人员致敬,指他们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撑到最后,又指读者及市民在过去一个星期为《苹果日报》打气,但要为辜负他们的期望致歉。

社论盼望暂失自由的同事尽早获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

(脸书截图)

【最后的苹果封面|给香港人的告别书】写道:

千言万语,不如由26年前说起。

1995年6月20日,《苹果日报》第一篇社论开宗明义重:“我们属于香港”。距离主权移交只有两年,生于动荡,《苹果》却像那时选择留下来的香港人一样,面对前景不明朗,尽管忐忑,却仍抱有希望,对这片土地这个家,坚持不放弃:“我们怕。但我们不愿意被恐惧所威吓。”

97年7月2日出版A1头条,大字标题:“香港信有明天”。当时两岁多的《苹果》,散发青春的大胆、天真、热血与乐观,信香港可以按照《基本法》追求落实民主,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下文明的价值与制度得以守护甚至拓展,信香港人可以享受真正的繁荣安定、人权自由与尊严。

这廿多年来,我们都秉持这样的信念前行。然而,到了今天,当香港已变得不可辨,属于香港的《苹果日报》,也无奈忍痛要跟香港人说再见了。

政权上周四(17日)第二度搜查报馆,捡取大批新闻材料,并以国安法拘捕五名高层,其中报馆的社长张剑虹、总编辑罗伟光已被落案控告,还柙在狱。

昨(23日)晨再拘捕主笔杨清奇,报馆基于员工安全和人手考虑,决定停刊及停止新闻网站的运作。2021年6月24日之后,香港将没有《苹果》。《苹果》死亡,新闻自由是暴政的牺牲品。

对于编采同事,我要向你们致敬。近年经历恶势力围堵《苹果》,同事集体被起底、警方搜报馆,老板、高层先后被拘控,你们一直紧守岗位,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新闻。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撑到最后,并肩完成最后一天报纸出版和新闻网站运作的手足,我以你们为荣。

《苹果》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但相信你们日后无论身在哪里,担任什么岗位,仍会毋忘这份初心与精神。

对于读者以至香港人,过去一星期你们为《苹果》打气,一直叫我们“撑住”,说“香港唔可以冇咗苹果”。在这里,要为辜负了你们的期望致歉,在没有《苹果》的日子,希望你们珍重,一生平安。

最后,我们盼望暂失自由的同事尽早获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

我特别喜欢近日的一幅漫画,苹果被埋葬在泥里,种子却长成满树更大更美的苹果。永远爱你们,永远爱香港。

结尾处是落名为:《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

6月24日凌晨,苹果日报员工在大楼外向民众道别。(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6月17日,香港警方动用逾500名警力,对《苹果日报》大楼搜查了5个多小时。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罗伟光,《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及“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等5人,被涉嫌违反国安法罪名拘捕。

同时,《苹果日报》、苹果印刷和苹果互联网等3间公司的资金被冻结。陈沛敏、周达权和张志伟已获准保释,于6月18日晚10点左右离开警署。

警方国安处18日正式检控张剑虹和罗伟光,指控他们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两人19日早上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二人申请保释被拒绝,须被拘押至8月13日再提讯。

大东亚战争(日语:大東亜戦争/だいとうあせん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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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大東亜戦争
假名だいとうあせんそう
平文式罗马字Daitōa sensō
日语旧字体大東亞戰爭
大东亚战争日本政府国库债
为了大东亚战争第一周年纪念,日本劝业银行发行的“战时报国债券”

大东亚战争(日语:大東亜戦争だいとうあせんそう)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总称。其目的是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解放受英国美国荷兰殖民的东亚人民及殖民地。这个名称是在1941年12月12日确定的,其意义为“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而进行的战争”。这一词在日本战败后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视为“战时用语”而禁止使用,如今日本多使用“太平洋战争”和“十五年战争”两词来表示这一时期日本对美英,对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发动的战争。而在中韩两国,“大东亚战争”一词则因对侵略战争带有美化色彩,而被人排斥。

概要[编辑]

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政府就决定将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1]:122。这一系列战争,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前便从军备政治体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上准备已久、寻机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他国主权和侵略地区人民的人权有严重的侵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破坏了东亚的发展,给中国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意识形态上的恶果、不断延续下去的战乱、以及长期的后遗症。

其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之真实目的,正如1941年11月20日在“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中提出的:“当前,对占领地实施军政统治,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使作战军队能够自给。”[1]:122所谓“重要国防资源”,就是石油、锡、钨、橡胶、奎宁等;所谓“自给”是指日军要在占领地把军需物资搞到手[1]:122

1943年5月,在决定召开大东亚会议之御前会议上,曾经制订“大东亚战略指导大纲”,提出:“决定将马来、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划为帝国领土,作为重要资源供应地进行开发,务要控制当地的民心。”[1]:122在日本国内有些人不认为日本发动的这一系列战争为侵略战争,肯定它为“驱逐白人殖民者,解放亚洲的圣战”。

另外有的人虽然观点相近,但却抱怨成功的渺茫和战败所带来的痛苦。譬如司马辽太郎在《龙马行》中表示:“……大东亚战争恐怕是世界史上最大宗的怪事件,依常识判断也知道此役必败,为何陆军军阀仍执意发动战争呢?那是因为曾被主导维新的志士一把推开的这个未开化、盲目且土味浓厚的宗教性攘夷思想,到了昭和时代却在无知的军人脑中复苏。骇人的是,此思想竟披着‘革命思想’的外衣煽动军方,最后将数百万国民逼上绝路。”[2]

昭和天皇的战争指挥[编辑]

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是现人神,是日本国家之主权者,统治国家之一切;天皇还具有指挥和统帅军队之最高权力,有宣战和停战之决定权;在此意义上,日本之军队被称为“皇军”;“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三条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认为不能让天皇负政治和军事之责任,而规定政治上由辅佐天皇之各国务大臣协助天皇而负责,军事上由辅助天皇之统帅部(陆军之参谋本部和海军之军令部)协助天皇而负责[1]:126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为指挥扩大之战争,在皇宫内成立大本营,也就是陆海军最高司令官——昭和天皇大元帅之总司令部,是指挥战争之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以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为幕僚长,海陆军大臣参加,所以等于是军部领导人之会议;此外,昭和天皇还发布敕语和嘉奖令,激励战斗之胜利和军事行动之成功,目的是提高国民之“战斗意志”,为发扬“国威”起到鼓励作用[1]:126

八纮一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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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纮一宇”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用语,意为“天下一家”,对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来说,其意是“统治世界”,展示其侵略的野心。八纮,指八方极远之地。此词语出中国古籍《列子汤问》:“……汤又问:‘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革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

内部链接[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书籍[编辑]

引用[编辑]

  1. 跳转至:1.0 1.1 1.2 1.3 1.4 1.5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 (编). 《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香港第一版.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 2005. ISBN 962-04-2496-4.
  2. ^ 参看《龙马行(三)》,司马辽太郎著,远流出版公司,2012年4月1日,ISBN 9789573269458,页123。

杜聿明与大决战2

 

王晓华

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已从东西两线发动了强大攻势。11月8日,杜聿明到达北平。9日中午,傅作义请其吃饭,席间告诉杜:八日晚上,徐州以北贾汪的何基沣等起义了。杜聿明当时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一种恐惧感骤然涌上心头。他急于了解徐州的情况,当晚飞回南京,立即赶往顾祝同家中。听见顾祝同与刘峙通电话,刘说:“黄主力过运河时损失很大,现退到碾庄附近,现在稳定一些。”杜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撤退到蚌埠呢?”顾说:“来不及,李延年未撤回,共军已经发动进攻了。”

徐州方面的混乱场面和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使杜聿明心烦意乱。他认为大势已去,徐州就像刑场,不是打死就是被俘。只希望老婆曹秀清能从上海来,出面给他打掩护说腰腿疼,不能去徐州。但老婆没来,他顿感失落。之后去见张治中,想问和谈的事,张告之:“蒋介石要打啊。”言下之意,和谈没有希望。

10日午后,杜聿明参加蒋介石官邸会报。郭汝瑰宣读计划,命黄兵团死守碾庄,以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徐州,令邱李兵团回徐州迅速东进。会后,顾祝同表示要将刘峙调蚌埠指挥,杜聿明没有同意,却要求他不一定按会议要求去做,而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顾同意了。

 

 

杜聿明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他的怀疑有根据吗

 

杜聿明为什么提出要按自己的计划去行动呢?因为,他怀疑郭汝瑰是“共谍”。

1947年2月,国民党军在莱芜战役惨败。有山东方面逃回的人告诉杜聿明,国防部里有内奸,郭汝瑰有可能通共。其实,郭汝瑰果真是中共秘密党员。1929年,郭汝瑰在杨森部队中已秘密参加了共产党。一年后,因情况变化,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期间,郭汝瑰到达重庆,意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于是努力寻求与党恢复联系。1945年3月,郭汝瑰遇见任廉儒,得以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提供了国民党的一些军事情报。在任廉儒的介绍下,郭汝瑰秘密会见了董必武同志。

1947年2月,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拟任命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对此,郭汝瑰很犹豫。经任廉儒分析,认为他任作战厅长会更有利于情报工作。于是,郭汝瑰欣然同意。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郭汝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制定了作战计划,并将情报交给任廉儒,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张灵甫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配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孟良崮之战中,解放军有备而来,全歼整编第74师。

战后,国防部派新闻局局长邓文仪去调查失败的原因。邓文仪,黄埔一期学生,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建立行营时,邓文仪就是情报处长,是特工专家。他在山东偶然听到一个高级军官说郭汝瑰是“共谍”。因为没有证据,邓文仪只是告诉了与郭汝瑰有矛盾的杜聿明。从此,郭汝瑰成了杜聿明的一块心病。

杜聿明既然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他为什么不报告蒋介石?因为杜聿明没有证据。他与郭汝瑰同为黄埔同门,搞不好,得不偿失。因此,他决定自己独立行事,以防泄漏。

杜聿明因飞机迷航,半夜才到达徐州。了解战况以后,他认为,华东解放军主力目前不是直接进攻徐州,而是欲集中主力消灭国民党方兵团,以有利于打援。徐州以西黄口、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解放军只有极少部分牵制国民党军,可以大胆调兵。应该说,杜聿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相应地提出两种应对方案:

第一方案:令黄兵团守碾庄,第13兵团守徐州,以第2、第16这两个兵团会合黄维第12兵团,先击破中原野战军。关键是看黄兵团能否坚守一个时期。这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的确很高明。中野的力量比华野要小,而且在战役之初,集结也未到位,以国民党三个主力兵团围歼中野,兵力上确实占据一定优势。这也是杜聿明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没有提出来的方案。果真执行,解放军还真有麻烦。可惜的是福将刘峙胆太小,如果寻找不到中野主力,又耽误援救黄百韬,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刘峙等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杜聿明也没有办法。

第二方案:以第16兵团守徐州,以第2、第13兵团全力解黄百韬兵团之围。但如黄维第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牵制,不能到达徐州,要击破华野则感兵力不足。

这个保守的方案很快得到刘峙等人认可。11月11日,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从商丘到达徐州。此时,中野已抽调主力南下,面前只剩两个纵队。于是,刘峙决心将第2兵团东调,协同第13兵团解黄百韬之围。13日开始向东攻击,最多推进数公里。杜聿明认为照此速度一个星期可以打到碾庄。14日,发现解放军打援部队越来越顽强,白天攻占的阵地,晚上又被反攻回来。14日、15日、16日战斗激烈,17日,解放军经双沟向东南两路撤退,杜聿明以为解放军崩溃,命令全线追击,但受到解放军在二线阵地的顽强抵抗。这就是国民党宣传的所谓“徐东大捷”。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歼灭。

11月23日,杜聿明与刘峙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官邸会报。会议程序还是由郭汝瑰报告下一步作战计划。即提出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主力向符离集方向进攻,孙元良兵团及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一举击破解放军,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令杜聿明就按这个作战计划部署攻击。杜聿明认为,如果孙元良兵团与黄维兵团顺利合围固然是好,但是万一时间上出现了差池,或者兵力不足,导致打不通,黄维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于是,他建议调三个军向蚌埠集中,参加战斗;另外再设法抽调两个军。蒋介石说调五个军不可行,想办法调两三个军,但必须按计划执行。杜聿明返回徐州后,组织兵力,向符离集方向攻击前进。这是他第二次执行郭汝瑰的计划。一时间炮火连天,杀声不绝于耳。然而,蒋介石许诺的援军,却迟迟没有出现。其实,当时的军力分布和白崇禧的掣肘,决定了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再抽调其他部队赶来增援。黄维兵团本想赶去救黄百韬兵团,却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了瓮中之鳖。

这就是杜聿明盲从蒋介石意志的结果。没救出黄百韬,又搭上了黄维兵团。

11月28日上午,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到南京开会。当务之急无疑是救黄维。会前,杜聿明特地私下找到顾祝同,表示应集中一切兵力与敌人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亦危矣!顾祝同垂头丧气地说:“现在只有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行?”杜聿明表示反对。他认为,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三个兵团马上送掉。只有让黄维在双堆集坚守,牵制敌人,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最后,他又向顾祝同提出要求,此计划只应被少数人知道,坚决不告诉郭汝瑰。不料,在官邸会议上,郭汝瑰的作战计划也主张放弃徐州,主力撤离徐州,路线则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之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当时就反对,站出来质问郭汝瑰,说:“东边都是水网地带,我们那么多重装备,那些武器怎么办?是不是要送给共产党?”

杜聿明一语道破郭汝瑰的目的,也引发蒋介石对郭汝瑰不满。会场顿时大乱。侯腾问杜聿明:“左翼打不得,从右翼出来攻击如何?”杜聿明回答,那也要看情况定。有人问杜聿明:“你的意见如何打,说说嘛!”杜聿明看了顾祝同一眼,笑而不答。此时,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到小会议室谈谈。蒋介石到了小会议室后,杜聿明说:“校长,学生已与顾老师商量好了,部队从徐州出来,不能恋战,从右翼而不是左翼,经永城到达蒙城、涡阳、阜阳地区,依托淮河,再向敌人攻击,以解黄维之围。”蒋介石频频点头。出了小会议室后,蒋介石问参加会报的人:“还有什么意见吗?路线问题由杜总司令相机行事。散会。”

 

 

杜聿明有何出奇制胜的高招能按自己的想法达到目的吗

 

11月28日晚,杜聿明返回徐州,向刘峙报告南京军事会议放弃徐州的决定。次日,刘峙飞抵蚌埠指挥。杜召集孙元良、邱清泉、李弥三人开会传达蒋的决策,决定于30日发动大规模进攻,迷惑解放军;晚上撤出徐州,目的在奔双堆集解黄维之围,采取滚筒战术,逐次掩护撤退。同时,规定了各部队的行动统制地区。然而,由于各部行动不一,行动迟缓,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目标。杜聿明的指挥部与各部失去联系,控制不了局面,形势大乱,从而使解放军无阻碍地到达萧县地区。徐州城里火光冲天,人马争先恐后、互相拥挤,道路阻塞,以致后卫人员和辎重车辆大多被解放军俘虏。12月1日晚,徐州解放。

3日,各兵团正向永城前进,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指责杜聿明“一意逃走,将又居被动,望停奔逃,全力作战”。蒋介石不但不令战略掩护部队竭尽全力掩护,而主力应直奔双堆集,反而令部队停止前进,说:“应速决心于两日内立即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敌部(不足四万人),此为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之敌必于三日后麇集弟部周围,又处被动矣。此机不可失,切勿再作避战迂回至途。弟南下十五万众,皆聚集在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敌出击,否则臃肿滞迟又将坐待被围矣。如欲占领永城,牵制敌主力,可派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取。据报马庄敌之先头部队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若再以主力攻城,是最不上算。此时应决心觅敌之主力而歼灭之唯一急务。”

杜聿明认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将招致全军覆没。原本想抵制蒋的命令,但又怕解不了黄维之围,将替蒋背黑锅,陷入两难的境地。当即命令各部停止前进,召集将领开会后,决定服从命令,采取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即攻,不能攻就守,不让共军把部队冲乱。

当晚,杜聿明接到国防部的命令,要杜聿明迅速在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敌。杜聿明认为,这时的蒋介石又被郭汝瑰所左右。他很后悔,11月28日未能向蒋介石指认郭汝瑰是潜伏的共谍,也没有与何应钦、顾祝同等咬死必须按自己的方案撤退。计划一再变更,并耽误了一天的宝贵行程。

是日晚,各部按蒋介石命令向濉溪口前进。但在右翼和左翼却发现解放军,已形成被包围之势。4日,杜聿明严令邱清泉攻击前进,要孙元良、李弥严守阵地。同时,他要求蒋介石进行空投,而蒋介石回复称6日才能空投。但此时,解放军已识破了杜聿明的企图,从三面包围过来。6日,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进而突破国民党军阵地多处,形势开始危急。邱清泉、孙元良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请杜主任独断专行才可以挽救大军。杜聿明沉痛地说:“如果三天前大家同意尚可全师而退,对得起老头子;现在恐怕已经晚了,既违反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邱清泉认为,目前还有力量打出去。杜说,一个兵团如果能突出一路还行,反之不如按蒋的命令坚持打到底。但邱、孙、李弥等坚持突围,杜只得同意。但邱、李都尚未突出去,就被解放军打回来。孙元良部突围失败,军长胡林聪、汪匣铎等被俘,孙元良只身逃跑。7日开始,邱李兵团向解放军发起攻击,8日、9日依然保持进攻。10日解放军发动反攻,包围圈开始缩小。杜聿明哀叹:“不是学生不能战,而是老头子瞎指挥!”


12月19日,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中策: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即和谈;下策:突围。此时,杜聿明与空军署长董德明私下议论起淮海战役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他认为平津一失,东野挥师南下,南京将不保,蒋介石只能逃到台湾。事实证明,杜聿明这个预测是正确的。

1949年1月5日,开始空投。蒋介石催杜聿明赶快突围;杜聿明知道蒋介石采取突围下策,回复说弹粮未足,将士无力。蒋介石复电:准再投三天,务必准照实施。6日开始,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势。9日黄昏,杜聿明到达陈官庄第5军司令部,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本来,杜聿明本人完全有机会逃出包围圈,而且可以冠冕堂皇地走。可是,这个机会被他自己放弃了。陈官庄被围40多天,蒋介石曾电告杜聿明:“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飞机接弟回京医治。”邱清泉也打电报请蒋介石接杜回京。杜聿明回电说:“生虽有疾病在身,行动唯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

期间,陈毅多次写信,敦促杜聿明投降。12月17日,毛泽东写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但杜聿明已决心为蒋介石尽愚忠。中共方面12月25日宣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因为上述反动态度,杜聿明得以名列第36名。

1949年1月9日晚,杜聿明带着副官、卫士等十几个人离开大队单独行动,后来被俘,自杀未遂,杜聿明遂被抬到华野四纵指挥部。四纵政委郭化若听说抓住大学长杜聿明,立即和陶勇来见。郭化若与杜聿明谈到对淮海战役与辽沈战役的看法时,两人之间还爆发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杜聿明说:“自己不想参加这次战役。我们的覆没是蒋介石听信刘峙的话,没有听我的,才导致了大失败。”郭化若认为:“是蒋校长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战争性质决定你们必然失败。”陶勇则认为:“是泥腿子打败了黄埔生。”之后,他们派人把杜聿明送到华野指挥部。

当时,陈毅司令员表示要见见杜聿明,杜却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拒不见面。经过十年的改造,杜聿明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特赦,并多次受到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2月13日,周恩来、陈毅等接见杜聿明等人员。杜聿明对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着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于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恩来说:“不能怪你们学生,是老师没有教好!”杜聿明转而对陈毅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毅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1960年5月,周恩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周恩来向客人介绍杜聿明:“这位是杜聿明将军。”蒙哥马利问:“杜将军,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指对面的陈毅:“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指自己:“就剩下我一个。”■

(责任编辑刘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