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3日 星期三

台北大空袭

 

台北大空袭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

美军航空队摄,总督府(下方冒烟者)已经遭轰炸
日期1945年5月31日
地点
结果美军空袭行动成功
参战方

 大日本帝国

 美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中岛吉三郎中将台北驻军指挥官)乔治·肯尼上将
兵力
少数防空炮与防空机枪118架B-24轰炸机
伤亡与损失
死亡:759人
失踪:15人
重伤:96人
轻伤:88人
共计:465人

台北大轰炸是发生于1945年5月3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美军日属台湾所发动的轰炸行动,在轰炸行动前盟军曾预先投下传单,警告台湾人[1][2][3],此次轰炸为台北市历史上所遭受最大规模的空袭攻击行动[4][5]。根据美军第五航空队《Fifth Air Force-Air War against Japan》记载,美军总共在台北投弹310吨,依台湾总督府统计1944年10月12日至1945年8月10日,全台湾空袭死亡5,582人、失踪419人、重伤3,667人、轻伤5,093人,罹灾277,383人,而台北死亡1,678人,失踪170人,重伤891人,轻伤1,316人,共计死伤4,055人。因台北州涵盖范围以及人口较密集,次于高雄州4,093人,高于台南州3,950人。若以房舍受损来看,全坏10,241栋、半坏17,972栋、全烧16,080栋、半烧1,047栋。台南州的状况比较严重、其次为高雄州、台北。[6]

空袭背景[编辑]

1943年11月25日,美国陆军航空军驻华的第十四航空队第11轰炸中队出动8架、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出动6架,共14架B-25轰炸机在第十四航空队23战斗大队的8架P-51、8架P-38掩护下,从中国江西遂川起飞,轰炸了日军台湾新竹州飞行基地,毁损日本军机共52架;这是美军第一次对台湾空袭。在此之前,苏联航空志愿队中华民国空军第一大队也曾于1938年2月23日轰炸过台北的松山飞行基地,这些空袭定位于小型且针对军事机构的零星轰炸。

盟军对台战争行动自1944年起开始改变态势,雷伊泰岛战役后,美国重新站稳在菲律宾的制海空权;源源不绝的美军战机开始从菲律宾出发,对东南亚日本控制区实施毫无间断的空袭,作为南向政策指标而戮力建设,拥有军用机场与军需设施的台湾岛当然也列入打击目标。1944年10月12日开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长程轰炸机便以菲律宾为基地,定期对台湾所有军需产业发动轰炸,炸毁了屏东虎尾等地可制造酒精燃料的糖厂、高雄港冈山飞机制造厂(单此工厂便遭受了650吨炸弹轰炸)与石油炼制工业。在主要工业目标遭夷平后,美军的攻击目标转向对台湾一切的有生军力发动毁灭性扫荡,此后,位于美军空袭范围内的台北也频繁地承受盟军炸弹攻击。

隔年5月31日美军轰炸台北,是为台北大空袭。因为美军空袭情况日益严重,日本官方亦依过大稠密之都市住民疏散要纲实行疏散(通称疏开),安排大都市的老人、小孩至郊区或台湾中南部等地乡间地区,躲避空袭。

空袭始末[编辑]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采取跳岛战略以减少伤亡加速挺进日本,美军采取攻占菲律宾群岛冲绳岛、跳过台湾的方案,不登陆攻占台湾,而选择轰炸空袭台湾。

美军对台北实施最严重的一次轰炸是发生在1945年5月31日。当天驻菲律宾苏比克湾的美国第5航空队派出4支航空大队共118架B-24轰炸机实施此项任务。5月31日,驻菲美空军以三架B-24为一编组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专门对台北实施无间断轰炸。

理论上,日本帝国陆军及海军在台湾布署了不少战力;然而在菲律宾战役发动前,1944年10月10日起美军派遣了航空母舰舰队到台湾周边海域逼迫日军迎战,为台湾空战。这项作战成功把训练不足的日本航空部队绞杀殆尽,造成1945年后台湾空中防务空虚,只剩高射炮部队与高雄、基隆、马公等主要要塞港尚有零星防务能力。

美军在台北空袭的作战目标,是针对台北城内(今台北市忠孝西路中华路爱国西路中山南路围成的四方形)、城外的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山炮兵第48联队(两单位驻地均位于今中正纪念堂园区内)等军事单位。包含台湾总督府在内,位于荣町京町文武町书院町明石町旭町等地的主要总督府所辖官署建物等等合计共受到90磅M82破片杀伤弹1,260枚及1,000磅通用炸弹195枚[7]

空袭死伤与影响[编辑]

市区落弹状况

此次空袭造成的最主要毁损应属台湾总督府(今总统府)正面遭直接命中:这栋建筑物虽在空袭前使用迷彩百般伪装,仍难逃一劫;该建物倾斜并引发大火,以致战后不堪使用,至1948年才修复完成。另外比如总务长官官邸台湾铁道饭店总督府图书馆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台湾军司令部台北帝大附属医院台北车站台湾银行台北公园台湾高等法院度量衡所等等官署厅舍也都遭到程度轻重不一的毁损。

美军此次轰炸虽以台北城内政府军事、经济活动频繁地点为主要目标,但仍波及不少平民住宅及设施。其中最严重的破坏,就属当时被双连地区居民当成防空设施的蓬莱町天主堂(今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遭击中几近全毁[8]。除此之外成渊中学艋舺龙山寺、台北第一女高(今北一女)、台北一中(今建国中学)等学校庙宇戏院与不少邻近主轰炸区域的民宅也普遍受到轰炸毁损。其中,艋舺龙山寺的正殿、左廊均被炸毁,置于寺中的黄土水雕塑作品《释迦出山》原作也焚毁于这次大空袭;唯幸龙山寺正殿佛像未损、《释迦出山》石膏原模尚存。

这场空袭中,台北市民死伤惨重。当日死亡人数虽有报导指出高达约3,000多人,然而依台湾总督府警务局防空课汇编的昭和20年5月《台湾空袭状况集计》,显示台北州在5月的一整个月里,共有759人因空袭死亡、64人失踪[7]

空袭后续[编辑]

由于日军衰败陷入疲态,这场空袭中台北几乎无空防,在面对盟军轰炸时毫无抵抗。为此,台湾总督府开始针对各级学校实施更彻底的校园疏散措施及防空演练。

由于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历史教育中大多强调抗日战争,对台湾史少有着墨,因此台北大空袭未曾在教科书中被提及,甚至有些人并不清楚当时对台湾进行轰炸的对象是日本还是美国[9],以致战后少数报导或少数人出现“二战时日军轰炸台湾”的谬误[10][11][12][13][14][15][16][17][18]

二战后相关活动[编辑]

2014年5月31日上午,民进党创党元老魏耀乾、文史工作者陈婉真国立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中国医药大学学生邱彦维共组的社运团体“甲午变天”举办“531轰趴总统府”行动,由甲午变天成员巴燕·达鲁带领穿黑衣的与会者约50人,在台北市怀宁街泰雅族祭典慰祭这场空袭中死亡的台北市民[19]

未爆弹[编辑]

相关作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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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2日 星期二

1960年廖伯康向毛主席告状:四川饿死了1000万人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作者:chineseman  于 2012-3-2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大跃进到底饿死多少人?几千万?左左们说:“胡说八道”,“都是为了给共产党毛主席抹黑”。下面这篇文章登在人民网上 - 是共产党允许登的“抹黑”文章。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11775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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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作者:林雪,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

饥饿的农村触目惊心

1960 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 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至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粮食产量已经下 降到260亿斤,比1958年的420亿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继续执行极“左”路 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下实行“一言堂”,压制党内民主,对敢讲真话的同志打击报复。他高唱着“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高调,继 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其中严重减产的1960年就外调了68亿4千万斤, 大致相当于当年产量的1/4还多。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 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信中指出:坚决反 对和彻底纠正“大跃进”以来“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 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与此同时,中央还调派了万名干部下乡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也下乡参加 运动,并担任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 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 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廖伯康到 长寿渡舟公社作调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芜,十室九空。其中的两件事情,令已经八十高龄的他,至今心潮难平。一件事是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 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 的柜子。

一个没有了父母亲人的孤儿用呆滞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这群从城里来的“大干部”。解放不过十来年,工作团的干部们不是刚刚走下枪林弹雨的战场,就是 刚刚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他们在这个孤儿的目光面前,却不能自已。统战部来的周怀瑾,跑到一边去失声痛哭。 他是从北平大学的课堂走进革命队伍的,对于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经抱着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从工作团的同志口 中知道的,说的是农村的一个老头儿,亲人都饿死了,只带着一个孙女儿活着。那年月的邻居爱管“闲事”,好久没看见那孙女出来玩,就去报了案。派出所的同志 到老头屋里屋外前前后后都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孙女的影子。临出门的时候,有人随手揭起了锅盖,才发现锅里骇然煮着一只小胳膊和一只小腿儿孙女其他的部位, 都已经被她爷爷那些天“慢慢省着”吃掉了!这件事情令全县震惊,也让公安局的同志很为难,最后决定,逮捕老头,但没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劳的人民,在解 放已经十多年的“大好形势”中,在“粮食亩产超万斤”的高调下,老百姓竟然饿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指示精神,老 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 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 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可是一个问题在工作团的干部们心里展开了: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 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还比较“先进”,死人比较少。究竟是基层 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还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工作团的许多干部都是早年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 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这些思考早在“大跃进”之初就有人开始了,并且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虽然遭到高层的强硬压制,可依然在全党各个层面蔓延开 来。

上报中央的《综合简报》被扣下来了

1962年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中明 确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当前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 统一思想认识。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 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七千人大 会”后,重庆市召开全委会传达会议精神。在会上,许多人对当时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家认为,四川这些年大量饿死人,与省委提出的发扬“共产主义 风格”、大量往外调粮有直接关系。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这些情 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请省委给大家一个说法。有人说,近年来四川非正常死亡这么多人,省里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 实在令人痛心。

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和中央就开始纠正“五风”,以后又陆续作了很多讲话。对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负责人就传 达,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拒不执行,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省委主要领导动不动就把一些普通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原则上去,运动不 断。

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可他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不但没有制止错误,反而 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干部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了一点错误就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 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1957年以后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领导大搞“一 言堂”,谁提了不同意见,就给人家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讲真话。

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作了总结,他以自己的党性向与会者作了两条保证: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对提意见的同志决不打击报复。

重 庆全委会后,部分代表们又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委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再次把意见全盘托出。廖伯康根据重庆会议上的小组发言记录,搞出了一个《综合简报》 送给任白戈,请他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一次偶然的机会,廖伯康发现自己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没有用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用的是只限发到省委常委(不上报也 不下发)的绿色刊头。他心里一凉: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后来才知道:省委主要 负责人看了这份《综合简报》,加上重庆小组的发言,吃惊不小,便批了个“此件只发常委”。

向毛主席告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 会议”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四川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副团长、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告诉廖伯康:江北县还在饿死人。也在这个时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 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死人都没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去埋人,这些埋人的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村调 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给18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 况,总结经验教训;还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当年的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 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 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 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于克书在淮海战役 期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重庆,廖伯康调市委办公厅之后,他担任主持工作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 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出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一次列席重庆市委常委会时,他悄悄 对廖伯康说:“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还将信的打印稿给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后顺手递给李止舟,说:“你看这封信写得怎样?”

李止舟看后说:“没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四川饿死了一千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庆团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陈家俊夫妇请他吃饭,曾德林、罗玉清夫妇作陪。向洛新时任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的群运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曾德林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

饭桌上很丰富,引起廖伯康无限的感慨:“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太难了。”

曾德林说:“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来说吃不饱,浮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

廖伯康长叹了一口气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只知道城里的困难,干部家庭的困难,而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中央封锁情况,许多问题中央都不知道。”

廖伯康说的那些情况,引起曾德林深深的忧虑,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

因 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中央,党中央便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 “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在三天的小组会上,平时敢说真话的廖伯康基本上没有发言,他知道,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说话不合 适。这个情况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

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 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只有他和廖伯康两人对谈。廖伯康 努力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平静地说,胡耀邦也平静地听,默默地记,只是不时停笔插话,说某个问题安徽有,某个问题甘肃有,某类事件河南发生过在那个特殊 的环境里,人们都很敏感,廖伯康隐约觉得耀邦同志似乎有点为四川那位主要领导辩护,情绪陡然低落,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 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 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 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1962午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乘专车来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入座后,尚昆同志对廖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 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找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 讲实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要处在他那个位置,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你今天不是来 跟我打太极拳的吧?”
廖伯康解释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的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的情况不够全面。”

杨 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 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 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

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 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 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 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 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 伯康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所以我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 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来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 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 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 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 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 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 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 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

廖 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偏”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 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 排。而×××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 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 三反”。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 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还一贯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 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 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做假面子,在 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杨尚昆说:“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了解南方的情况啊?”

于克书在旁边插话说:“他不是北方人,是南方江西人。”

廖 伯康接着说:问题不在于是什么地方的人,而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 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 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四川城市居民 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7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 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

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 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外,上调的 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 饿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 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同志不断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 好。”“问他们死了多少人,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是400万,公安部查的是800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1000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最后他问: “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

廖伯康想了想说:“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告 别时,廖伯康对杨尚昆向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最好是派一批四川籍的司局级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名义进行 暗访式调查。因为派部长一级的干部到下面要报告省公安厅,而司局级干部用不着,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还有,”廖伯康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话 说了出来,“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回四川,我们便活不出来了。”

杨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题,你会怎么处理?”

悲壮的“反党集团”

廖 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 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当 时杨尚昆分管组织工作,他让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四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为此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几次部的党组书记会议,提 出了一个16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同志。后来又多了一个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 贸组组长。要求他参加的理由,是他参加过对安徽饿死人事件的“揭盖子”工作,有调查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社,可以用记者身份找人 谈话,比较方便。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 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 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 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发表了多次讲话,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 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是“黑暗风”、“单干 风”、“翻案风”还说近年来刮“平反风”是不对的;1959年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可 是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却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看到了于克书给毛主席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一旦风向逆转,就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 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 公厅主任李子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 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

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 备把李子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子舟的时候,四川省委 主要领导人说,李子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更是无从说起了。

最后,廖伯康被 “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子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 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调往基层;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贬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 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平反。1993年,廖伯康从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岗位上离休。2000年10月,他开始撰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录,这篇题为《历 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的文章被收入《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05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萧李廖” 集团中的其他两位已经去世,中央曾介入此事的胡耀邦、杨尚昆、贺龙、刘少奇、田家英等同志也相继离去。然而,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永远 无法磨灭的。但愿人们能从中认真总结经验,让这样的悲剧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倒退 习包子的 12345 和 54321

 

作者:chineseman  于 2011-10-3

蒋介石的”军政“是属于独裁范畴的。共产党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代表了要求进步的中国人民。但是,共产党在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以后,却实行了比国民党残酷十倍的独裁专制统治。开了历史的大倒车。在信息流通越来越难控制的今天,中国人民对所谓的“解放”越来越明白了。下文给出的事实对“解放”做了些诠释。希望赞同共产党”解放“的人能拿出点能说服人的事实来说话,而不是只会把共产党教科书里对国民党的丑化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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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成立90周年。这两个周年在中国大陆的不同待遇,很耐人回味。其实71日只是中共的党庆, 而十月十日这一天是一百年前武昌起义的纪念日,它是中国从几千年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转折点。这次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全 世界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光荣节日。然而中国大陆,却把自己一个政党的生日弄成惊天动地的全民节日,不惜劳民伤财旷日持久,而把整个国家从帝制走向共和这个关 乎每个中国人的重要节日放到一旁,显得冷冷清清。

对于中国大陆执政党来说,当然说得过去,因为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叫作中华民国,那是旧中国;而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中国。如果高规格地纪念辛亥革命,岂不是变成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岂不是自己在搞两个中国?其实,中国大陆官方大可不必紧张,因为地球上的中国只有一个,但国号却有两个,这是中国内战的结果,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必害怕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连中共在1949年 以前都是中华民国辖区内的一支反政府力量,也并没有降低了这个党的身分。中共在内战中打败了中华民国的政府军,占领了中国大陆,建立了新的中央政府,才起 了一个新的国号。中华民国的政府退到台湾,它虽然在内战中失败,但并未灭亡,只是辖区小了,而国号依旧。于是台湾海峡西边就出现了两个中国,有了所谓的“旧中国”和“新中国”,但本质上一个中国并无改变。

其实,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正是由于这个政府一直坚持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个岛屿才和大陆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出去,成为台湾国。中国大陆官方对两个中国怕得要命,实际上是在国际上争个名份,即谁是正统,谁能代表中国。而这名份,其实也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封杀台湾的一切国际联系,逼它收起中华民国的国号,像香港一样成为北京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先是一国两制,然后一国一制。于是内战的遗留问题就完满地划上句号,旧中国完全消灭,新中国取得完全的胜利。

众所周知,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朝代更替,已是家常便饭。光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一百年,入主北京、南京的执政者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老百姓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也都司空见惯,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有个比较。包括国共内战的是非曲直和新中国旧中国的方方面面,虽然纸上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

中国大陆不仅将中华民国称之为“旧中国”,官方还历来喜欢将1949年大陆建政后称为“解放后”,整个大陆人习惯成自然,就是在海外的大陆人士,也这样称呼。但也有头脑清晰的人士对此强烈质疑;比如著名博客作者汪园斐就是一个。在文章中,他问“解放”到底解放了谁?1949年后,大陆人民有没有得到解放?作者做一个简单的检视:

1, 工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自由组党和加入不同政党,可以依靠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一个工人的薪金往往可以养一大家子 人。“解放”后,工人没有组建工会的权利,只能被迫面对共产党一手操控的伪工会,没有任何实质的参与权,更不用提组建政党和自由入党了。工人不但受到残酷 的剥削和压榨,并且没有任何实质的维权渠道。工人的薪金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本无法养家糊口。在21世纪的今天,在大陆就连富士康这样着名的厂商都频频被曝虐待工人,其他小企业更不用提了。敢于反抗的工人,要么被老板威胁甚至殴打,要么被当局“维稳”、监控甚至抓捕、判刑。

2, 农民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农民如果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耕种,也可以租给别人,自己当“地主”。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可以租种别家的土地谋生。如 果上述情况都不适合自己,可以去当工人。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也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想迁徙到城市或别的地方,都是自然而然、十分简单 的。“解放”后,有地的农民被毛泽东以“公有制”的名义把土地给抢去了,而“改革开放”后,农民虽然“分”到了土地,但所有权居然不是自己的,自己不过是 “承包”而已,说白了就是:土地是党的,大家只能从党手里租地来种。农民有时候连想种什么都不是自由的,党和政府命令你种什么就得种什么,但亏钱了他们却不负任何责任。所有的农民都被党的户籍制度绑在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农民”成了身份的标志,成了下等人,去哪里都要看所谓干部和城里人的眼色。

3, 知识分子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舆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自由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可以自由发表各种文章,可以自由组党、结社 等等。知识分子德高望重,是人民的表率,是最受尊重的人群之一,知识分子的收入在社会当中也处于上层,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解放”后,知识分子先是 被罗织各种罪名进行屠杀和迫害,而后剥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己办报、自由发表的权利,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自由,举手投足都要看党的脸色,绝大部分知识 分子的收入处于社会中下层,难以养家糊口。大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灵魂,有的成了犬儒,有的成了“叫兽”,甚至有的成了“五毛”……,都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4, 商人得到解放了吗?“解放”前,商人为国也好、为民也好、为己也好,兴办实业、走南闯北、自由交易、经营家业……,一切都安然自在,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也 得到充分的保护,可以安安然然的世代继承、拥有和享受,也可以自由举办慈善事业,扶残济困。“解放”后,商人财产被迫“充公”(实际上落入党的口袋),商人被禁止经商做生意,商人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可以经商了,但能赚钱的行业都被红色贵族垄断,商人只能去干最苦、最累、利润最微 薄的行业。而且还要被红色贵族榨取重税,商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辛辛苦苦积累的财产也得不到保护,随时存在被红色贵族强行“征收”甚至罗织罪名“没收” 的风险。21世纪的今天,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居然只能挂靠在官方慈善机构下面才能运作,并且还有签约期限,出现慈善义举可能无法继续进行的荒唐局面。

可见,所谓的中国大陆人民的“解放”,只不过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欺骗,得到“解放“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知识分子、商人,“解放”的仅仅是杀人成性、 荒淫无度、专制恋权、贪污堕落的权贵暴政集团成员及其子女。人民不单没有得到“解放”,反而被奴役更深了。和“新中国”相比,“旧中国”反而拥有更多的自 由和更大的尊严。1949“新中国”后,中国大陆人失去了哪些自由和权利?列举如下:

一、言论自由。民国时期,人们谈论国事非常踊跃,一般情况下不必担心仅因言谈而带来严重后果。而“新中国”,从一开始的人们相互检举、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们动不动就会因为几句所谓的敏感言辞而被国保国安喝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谩骂、殴打、拘留;连官媒记者都因正常报道“河南洛阳性奴案”而泄露国家机密遭警告。

二、游行、示威自由。民国时期,人们因不满政府而举行的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比比皆是,就连大陆官方美化自己所谓革命历史的各类影视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画面,可见当时人们是享有充分的游行、示威自由的。许多游行、示威活动都在当时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并且受到总统蒋中正的亲自接见和对话。反观“新中国”后,除了官办官许的游行、示威,人们从未有过真正的游行、示威。就连60余年后、21世纪的今天,游行、示威对中国大陆人而言,仍然是多么遥远的梦想。“新中国”由于自知其非,深怕人们的抗议活动会导致自己的垮台,向来对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活动都严厉镇压。“新中国”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行“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别说游行、示威的举行,就算是有任何游行、示威的倾向而已,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抓捕。

三、结社自由。民国时期,中国政党林立,包括当时身为叛乱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类组织更是不胜枚举,可见社会有充分的结社自由。然而“新中国”后,除了几个花瓶组织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组织。但凡民间一出现结社倾向,“新中国”就大为紧张,迅速出动警察对相关人士进行抓捕、判刑。可是,就算是那几个掩人耳目存在的花瓶组织,许多成员甚至领导人都“旧中国”的“地下党员”。

四、出版自由。民国时期,文人办报、出版书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胡适、鲁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出版各种异见书籍并公开发售。作为“颠覆国家政权”为目的“新华日报”,都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庆公开发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像的事!“新中国”后,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缔,无一幸免。包括当初的“革命”文人在内的大批文人,历经“新中国”各类整人运动后,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发疯的发疯……,总之非死即伤,少量幸存的也都奄奄一息、苟活图存。综观今日“新中国”,可有哪家不受党操控的报纸和杂志?可由哪本“禁书”可以自由发行?就算是体制内记者、编辑,因说话“不小心”而被整肃的比比皆是。

五、学术自由。民国时期,大学不是由政府控制,而是由教授、学者甚至学生控制,政府除了拨款,其他方面管的不多。因此才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甚至在8年抗战时期,学术界仍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那时候,教授、学者秉持学术良心,广受各界尊重。如对政府部门不满,教师、学生还会罢课抗议。此外公民还可以自由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立高校、中学、小学。“新中国”后,教授学者被批斗,被骂“臭老九”。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接受洗脑教育,毫无其他可为之处。在“新中国”宣称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教授学者不是自甘“犬儒”在为“新中国”涂脂抹粉,就是在忙着跑项目、拉赞助,或者在忙着评职称、跑官位。学生被严密控制在校园内,无法组织真正的学生会和其他真正的社团,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忙着入党,更谈不上拥有其他政治权利和自由和想法。

六、信仰自由。民国的时候,人们信佛、信道、信教,无人干涉、限制。国内古寺、名刹、道观、教堂到处都是。“新中国”后,在物质上毛泽东通过“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将各类宗教场所破坏殆尽;在精神上,通过强制推行“无神论”教育,让人们只知马列,不知如来耶稣。“新中国”还通过“宗教管理局”等无神论职能机关和通过成立所谓的“佛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教会”等,来控制宗教信徒。对于不接受“新中国”宗教控制的信徒,“新中国”就会予以制裁。

七、永久拥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民国时期,人们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财产都是受到政府和社会保护的,只要自己不卖、不送给他人,就永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世代继承。“新中国”后,将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抢夺,对有利用价值的房屋也明目张胆的强行予以“征收”,人们的其他财产也不同程度的被“新中国”以各种名义抢夺、没收。时至今日,老百姓倾其一生所得去购买的房屋亦仅仅是“70年产权”。不但如此,“新中国”任何时候想要国民的房子,国民都不能拒绝,否则将面临强征、强拆的命运。人们的其他财产亦没有充分的保障,“新中国”盯上国民的财产时,就会给国民构陷各种罪名,然后以各种貌似合“法”的手段对财产进行没收。此刻,正在发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们对自己的财产寻求保护的结果。

八、自由买卖,没有城管。民国时期,人们摆摊设点,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生计,从来不受任何部门的限制,更没有所谓的“城管”存在。即使在今日的民国台湾,路边摊还是吸引无数游客的一大亮点。然而“新中国”后,为了掩盖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为了防止自由商业的发展会威胁到“新中国”的统治,为了从商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油水,“新中国”就成立各种机构,养着一群称为“城管”的流氓土匪,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自由商业活动百般阻挠甚至任意殴打百姓、砸毁设备、抢夺财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选择经营行业。民国时期,只要勤劳肯干,人们发财致富的机会相对是均等的,人们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并没有堵塞,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经营行业,不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控制和审批。“新中国”后,先是搞大锅饭,富人变成穷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机会,大家都吃不饱饭。后来“新中国”搞了“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都是“新中国”特权阶层,普通百姓甚少有机会。此外,“新中国”为了牢牢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社会上的经营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经营者没有自由选择经营行业的权利。能赚钱的好行业都被“新中国”特权阶层把持,普通人只能去做赚钱少而且又苦又累的行业。

十、自由行善。民国时期,教会、寺庙、富豪、名人、乡绅举办的各种慈善机构比比皆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各种帮助。“新中国”后,深怕各类慈善机构抢了“党和政府”的光,对各类慈善机构赶尽杀绝。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个有心慈善的富豪在“新中国”想创办一个慈善机构比登天还难,大部份的捐款捐物只能通过“新中国”各级政府和“新中国”把持的官方慈善机构。在“新中国”统治下,行善都成了举步维艰的事情。

十一、迁徙自由、就业自由。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新中国”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炮制了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腐朽制度依然存在。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十分自由,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托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新中国”如果没有所谓“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人一辈子,永远也别想逃出“新中国”手掌。就在21世纪的今天,高校毕业生还面临着变态的档案托管,除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每年还要搭上几百数千元的血汗钱。

十二、组建工会、罢工的自由。根据历史档案,民国时期,包括共产党策动的罢工在内,工人罢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工人罢工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等自己的组织,不必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新中国”后,在各级单位广泛设立了“工会”,但此“工会”非彼“工会”。“新中国”所谓的“工会”除了作为统治的一个工具,存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工人和外界。因为这个工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人参与,也从未听说过有此类工会主动出面真正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事例。在“新中国”,工人罢工更是遥不可及的“浮云”,想罢工的工人恐怕还没有行动,就已经全数被抓捕、拘留了!领头的工人或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更是会面临重判和酷刑的待遇。“新中国”在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用谎言和欺骗获得了工人的支持,但夺取政权后“兔死狗烹”,对工人的压迫和控制从未缓解过。……

以上不过是随手列举的一些方面,其实与现在相比,“旧中国”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并不止这些。列出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60多年前有多么美好,而是让人们看到,60余年前,中国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那时候人民拥有上述的权利。另外,“旧中国”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公路是没有收费站的,学校和企业是没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政党是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猪肉是不会有瘦肉精的,饭店是没有地沟油的,大米是没有石蜡的,养鱼是不放避孕药的,豆芽是没有尿素的,米酒是没有甲醇的,馒头是没有染色剂的,……。

6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获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一样。然而“新中国”硬生生的把老百姓给禁锢了,60多年来,社会不单没有进步,反而严重倒退了。人们不得不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里,“人民”和“共和”是假的。在这个国家,人民既不能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也不能自由选举人民代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 “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是个橡皮图章,而且对它所“代表”的人民怕得要命,每逢开会都如临大敌;军警倾巢出动,像拉网一样肃清一切上访冤民,绝对不能有一个 漏网之鱼跑出来,以免吓坏正在领会首长讲话精神的“人民代表”,或是打扰了他们欣赏专场文艺演出的雅兴。

在这个遍地挂满“人民”招牌的国度,一切政务,党早已全部包办,老百姓就不必再去瞎操心了,这叫“坚持党的领导”。不光政治上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也是中国大 陆执政党一手操控。现在虽然有条件地“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但所有的自然资源,国家经济命脉和获利最丰的产业,则完全操在国家手 里,而国家机器是由官员运作的,官员又是由执政党任命的,其实一切有实权的官员全是党员,所以全部国家资源无不掌握在执政党手里,这叫“坚持社会主义”。 如今中国大陆的全部国土和水面以及地下矿藏,已经百分之百地“官有化”。任何人所居住的房屋和死后埋葬的坟地,全是党租给他的,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土地属于 个人私有。所以如果从所有权来说,“新中国”的居民不但是“上无片瓦遮身”,而且还“死无葬身之地”。对全国居民如此彻底的剥夺,不但和“旧中国”不同,就是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

当年起兵反对中华民国政府时,毛泽东把那场革命叫作“新式农民战争”,也用“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农民口号来鼓舞士气,并且在打进北京,以后进入中南海 “坐”起天下来了。“坐天下”者,就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私产,也就是“家天下”。现在由党来实行“家天下”,自然就是“党天下”。储安平在1957年把此事一语道破,结果“人间蒸发”。其实毛泽东进城以后,就把“新中国”当作自己“家”一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顾忌,也毫无节制监督,若异议,就算国家主席和党章接班人,照例“人间蒸发”。

辛亥革命以前,各个朝代的帝王虽然都实行“家天下”,并且大修陵寝,但都把陵寝修在远郊,而不是把棺木放在都城。这当然是追求“风水”,但也未尝不隐含这种 考虑:万一改朝换代,他还能在都城享受香火吗?然而“党天下”却比皇帝的“家天下”更加牛气,从苏共开始,就把党领袖葬在首都。中国大陆执政党也特地把毛 泽东的坟墓放在首都的心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任何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的。

“新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可以说举世无双: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的领土上虽然有几百万大军,却归党所有,是党卫军。全世界文明国家的军 队都是属于国家的;只忠于宪法,绝不属于任何党派。文明国家的政党,都是靠自己的政见去争取人民授权,然后上台执政。而“新中国”实行“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先是用暴力“打天下”,然后用暴力“坐天下”。“旧中国”不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不曾有过“新中国”这样空前绝后的党禁报禁,这样空前绝后的 信息封锁和思想箝制。

更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是,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即被中国大陆执政党用武力打败而退到台湾的“旧中国”,经过1980年代解除党禁报禁和自由普选,已经远远走在海峡对岸这个“新中国”前面,实现了宪政民主。虽然在民主生活中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已经走过了决定性的一步,进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归宿──自由民主的殿堂了。这,是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辛亥革命所得到的仅剩硕果。现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但愿大陆的中国人也能尽快品尝到这颗果实。

再看看习包子 的 12345 和 54321

作者:chineseman  于 2023-9-12 

习的 12345 和 54321

思想的一个核心:

“即中国复兴”- 他要做秦皇汉武式的中兴之君。所以刚上台什么都没做就用17国语言发布他的《治国理政》。

他获得民意除了吃庆丰包子,是做两件事

反腐与脱贫。目前看来都远未能解决。

他施政就三条线

外部一带一路。

内部强化党军控制。

社会经济重归大一统。

因此四面出击

对外示强,彰显大国地位,试图修订国际规则。

党内清除不同意见,树立一尊地位,不准妄议。

经济上维护国有至上,打击感觉威胁的民营与资本力量。

周边重新梳理,夺回港澳台控制,修好俄朝越关系。

迄今得罪了五方势力

江、胡乃至此前的胡赵。因为你倒退。

二代三代,因为你用了一堆佞臣和混混。

知识分子,因为你不准人说话,只能拍马屁。

工农底层,因为实际利益远未提高。

基层公务员,因为疲于奔命还到处被老百姓骂娘。

五个不可预测

军方。军改成效因为没有战事而不可预测。

高层。李汪直接退出后,真实的权力统合程度与运营效率不可预测。

两岸。两岸关系全无信任,战和前景不可预测。

中美。关系低至朝战以来低点,滑坠速率不可预测。

俄乌。俄乌之战已成一国对西方整体之战。胜负落定后的举措不可预测。

四个必定的麻烦

新冠溯源。

经济恢复。

民怨高涨。

外部孤立。

三件眼前的事情

谁做国家副主席?

如何设储君?

小李子的能力?(或者他当总理怎么让大家服?)

两件无论如何也搞不定但关乎经济安危的大事

股市与房市。

最后一件

他的皇位能不能保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