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年代——复课闹革命
·陈向阳·
从１９６６年停课闹革命，疯玩了一年多。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份又复课闹革命了。我呢，从小学五年级一下子跳到初一：北京市１１１中学，在甘家口，是所新学校，新楼，可不少玻璃已经让附近的孩子砸破了，冷风呼呼的，第一天上学先拿报纸糊窗户。安新玻璃？趁早别想！那等于跟砸玻璃的挑战，人家马上就敢跟你比赛，看是砸的快还是安的快。
又上学了，挺新鲜。文化大革命最先倒霉的就是中学老师，没挨过揍的少，没打死的也都打服了，一见着学生就忍不住哆嗦。复课？怎么复？谁听谁的呀？我们新学校还好点，老师学生是头回见面，所以老师都不哆嗦，但说话和气极了，师道尊严一丁点都没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终于把几千年来颠倒的师生关系给摆正了。所以谁也没把老师往眼里放，学校不过是又一个玩的地方，高兴就来，不高兴就走，用不着问谁。
每天头一节课是‘天天读’，专学毛主席著作。这可是‘雷打不动’，还真得来，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可不是怕老师。天天读一完就随便了。老师前边讲他（她）的，下边一想不如回家打扑克，立刻收拾书包，有人连书包都没有，更省事，站起来左右问问：你走不走？你走不走？都不走？那我一人走。到别的班再问问，一推门，用不着往讲台上看，这跟老师没什么关系，只冲哥们儿喊：‘铁头！（或沙锅，都是外号），走不走？打扑克去呀？’。老师耐心等你喊完了再讲，没有一点管闲事的意思。
那会儿有语文课，学毛主席诗词和鲁迅的玩意。数学课讲正负数，我一听就烦了，好好的数，非给来个负的，这不是没事找麻烦吗？不听了，回家！还有外语课，先学的俄语，什么‘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之类的。不好学，舌头老转不过弯来。尤其那些字母，什么重音、轻音，还有不发音的，不发音要它干嘛？简直没道理。那个俄语老师老嫌我们发音不准，一遍一遍的念，脸上直起急。这倒还有点意思，行，你不是让念轻点吗，偏给你重重的，看你还能急成什么样。我们一边扯着嗓子念一边看着老师乐。可一会儿功夫老师就想开了，不着急了。又没意思了，回家！后来又改学英语了，什么‘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真学了几句。有个哥们怕记不住，就拿中文字给注上音，另一个哥们伸过脑袋一看，说‘反动’！一看怎么回事，那位在‘毛主席’下边注上了‘前门猫’。前门猫？听着像是前门一带某个流氓的外号，就像什么‘西外铁头’，‘厂桥狗子’，‘后海傻六儿’，好人决不叫这个。我们赶紧附和：反动，反动。那哥们急了，先把纸撕成碎片，然后站起来破口大骂：‘操你妈！谁反动？谁他妈反动？！’一副要玩命的样子，我们只好算了。
这种和老师平起平坐的日子可不长，也就几个月。我们的自由在不知不觉中丢失。先是搞军训，来了三四个解放军，最大的是个连长，姓席。他们一来就让我们练队，一天一天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一二一，向左转，向右转，走正步，拔慢步，又累又烦。可这是解放军，不是老师，我们谁也不敢急。想回家也不敢转身就走，只能悄悄的溜。毛主席说了：‘全国学解放军’，就是说解放军在全国数老大，别人都得听他们的。席连长最喜欢调皮捣蛋的学生，因为可以拿皮鞋踢他们的屁股，他们也不大在乎。
解放军把我们练老实以后又转手还给老师，我们也不好意思再翻脸了。再说那些老师也很有手段，从政治学习下手，什么斗私批修，批无政府主义。这不能反对，因为报纸广播里也批。老师的阴险之处是非让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说非得从自己身上找出‘私’和‘无政府主义’来批。我们脑袋想大了也想不出来，老师就一步步的提示：打砸抢算不算？当然算，报纸上都这么说，打架、砸玻璃算不算？也得算，最后连旷课、不遵守纪律、上课随便说话通通都算无政府主义了。我们越批越觉的自己不是好东西。老师虽然是‘臭知识分子’可我们似乎更加不如，叫‘小知识分子’，只能在‘臭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一起改造思想。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从‘革命小将’沦落成必须让工农兵‘再教育’的下等货。有个别聪明同学觉悟到这是陷井，但也晚了，大势已去。没有毛主席撑腰，单靠学生自己要斗倒老师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大人，一般都非常狡猾。
为了警告我们不要误入歧途，经常让我们去参加公审大会。先排队走到别的学校，像三里河的铁二中或４４中的大院子里。还有别的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排成一排一排的，一声口令就坐到土地上。再一起立就尘土飞扬，上千人一起拍屁股。被宣判的大都十几岁二十岁，也是学生，特适合我们。几次宣判大会开过，我们的法律知识大增，还不等宣判人念完就能猜出结果，纷纷抢着先说，比比谁猜的更准。光是打架斗殴、溜门橇锁，不加‘情节特别严重’的，在５到１０年。如果是抢劫，并且持刀作案的，就得１０年以上了，如果持刀伤了人，又加上‘情节特别严重’一句，那就少说２０到３０年，无期和死缓也不新鲜。耍流氓的分几等，最轻的叫‘猥亵妇女’，尽管还搞不清‘猥亵’的确切意思，但我们都知道‘猥亵犯’轻者十年八年，重了可以无期。强奸妇女如果只有一次，大多还能保住性命，常常来个死缓。如果是多次作案，那就完了，立即执行。最严重的是强奸少女或幼女，只要一回就是枪毙。谁都知道强奸就是我们每天都说好些遍的‘操’。‘操’一次就是死刑，充分说明这是很厉害的一招。
我们虽然把‘操’挂在嘴边，但对实际操作过程并非人人清楚。所以每到批判流氓犯时全都竖起耳朵，希望能听出些名堂。有的发言还真不错，不时提到‘乳房’‘阴部’之类的名词。男同学们都感到非常刺激，因为当时这类词汇是严格控制的，就像今天的黄色影片一样。有一次的案子就发生在离我们学校不远，批判人说那罪犯半夜两点从窗户爬进人家，那屋正好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就对那女孩多次‘蹂躏’，直到清晨五点。这回又换了‘蹂躏’，我们一时搞不清与强奸是什么关系，不太好判。只有一个同学很懂，扳着手指头数：三、四、五，三次！‘三次’倒不难懂，两点到五点，一小时一次，但一次什么呀？也不说清楚了，又不好意思问，显的自己怪没学问似的。
上课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有太多的大事要干。隔不了几天就要游行一次。每逢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或畅游长江，或中央开什么几中全会，或开除刘少奇出党，还有美帝炸越南，苏修挑衅，某国反动派砸咱们大使馆之类的，我们都要游行。还不时的去夹道欢迎外国贵宾，贵宾一般都来自无名小国，记都记不住。只记的有一回喊的是‘热烈欢迎，郎诺中将！’，可没过多久，报纸和广播上就改称‘郎诺反动集团’了。
我们还参加‘十一’天安门广场组字（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０三年）。这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第一步是挑人，平时调皮捣蛋的，当时叫‘无政府主义特别严重的’不能去，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能去。我们年级近５００人，总有好几十人去不了。去组字又累又烦，可如果属于挑剩下的则太丢面子，所以人人想去。老师一开始念名单，全都伸着脖子听。一听到我的名字立刻大松一口气，看那老师也顺眼了不少。第二步是练队，要把每个人练的特听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还练耐力：耐晒、耐累、耐站、耐渴、耐憋尿、耐没意思，这都是去组字必须具备的素质。离‘十一’两三个星期时发花，纸的，带竹把，可打开、叠上，一般是红、黄两把，有人还有绿的。广场上一会一变的大标语就是十几万学生举着花组成的。广场的地上都有油漆的号码，一人一个。到那天每人就站在自己的号上。举花由信号旗指挥，广场上的好几十个灯杆就是旗杆。每当一面彩色小旗（红、黄、绿、蓝、好多种颜色）升起来，在离顶部一米处停３０秒，我们全叫唤‘快快快，升蓝旗了，蓝旗’，然后马上背‘蓝旗举红花，或蓝旗举黄花’，赶紧把红花或黄花打开拿在手里，小旗再往上一升就赶紧举花。谁要举错了就是政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背的牢牢的：‘红黄绿旗举黄花，其它的旗都举红花’之类的。
我们还经常去农村劳动，北京郊区。一次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个月。农村真教育人，赛过忆苦报告。什么叫幸福生活？到农村劳动一次就再也弄不错了：有米饭馒头肉炒菜，睡到天亮再起床，不干农活，教室里坐坐街上走走，那就是绝对的幸福。
我们在农村的伙食费一天３毛钱一斤粮票。那会儿棒子面（玉米面）９分一斤，白面１８分５，还得买油盐酱醋柴火。三毛钱一天能吃什么？早上是棒子面粥、窝头咸菜。中午一个窝头一个馒头一勺菜（熬冬瓜，炒西葫芦之类的，绝对没肉），晚上又是窝头棒子面粥。这种饭几天吃下来就老想一样东西：红烧肉。有一回连菜都没有，光给一勺西葫芦汤，连吃了好几天，突然给了顿豆腐。那叫香，连涮饭盒的水都一滴没糟蹋，全喝了。馒头也是不得了的美味。在家从没觉的馒头有那么软，那么滑，进了嘴还没嚼呢，吱溜就下去了。太可惜了，赶紧把嗓子眼拼命闭紧，让馒头多在嘴里呆会儿。我们住的都是贫下中农的房子，一张大炕上一个挨一个，将够翻身，有一回我一人睡在一个大柜子上，美的我见谁跟谁吹。
一到农村整天想睡觉，因为一天还睡不到７小时。早上天还没亮，大喇叭一响就起床。刚蒙蒙亮就干活，干到大天亮才吃早饭。早饭后又干到午饭。午饭后赶紧倒头便睡，可不一会儿又被大喇叭叫起来接着干，天擦黑才收工吃晚饭。晚饭后还得去场院‘挑灯夜战’。反正贫下中农怎么干我们也怎么干。从队长到社员都知道毛主席把我们交给他们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他们教育人只会一招：干活。三夏（夏收，夏种，还夏什么？）是北方农村最累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割麦子，还拔过麦子。队长说可不是没有镰刀，咱们有，可割了麦子不还得刨麦茬吗，不如一下子全弄出来算了。
我们也有准备，都带了手套，可老师说不许戴，人家贫下中农哪有戴手套的？拔不了两天，手上的皮全磨薄了，一不留神没攥紧一出溜，‘吱’一下子血就出来了。特革命的同学‘轻伤不下火线’，接着拔。非等捆麦子的发现麦杆上有血，报告老师，然后老师越说别拔了，他（或她）就越拔的欢，非等老师硬把他（她）拉开。然后至少是全班表扬。像我这样的刚一流血就呲牙裂嘴报告老师，然后就干轻活：捆麦子，有手套也可以戴了。还有个轻活：捡麦穗，可是更不舒服，哈着腰捡不得劲，蹲着往前走吧，腿酸，干脆四脚着地往前爬吧。半天干下来就觉的还不如割麦子呢。场院里的活也叫轻活，可没完没了，尤其是跟着脱粒机，慢一点都不成，一捆一捆的麦子往上递，没个缓劲的时候。夏天又热，尘土又大，身上脖子上到处是泥，又粘了好些麦茫，越拿手胡撸越扎，越扎越想胡撸。那感觉非常难受：又困又累，又扎又热，脑袋里只想一个问题：怎么还不收工啊？特革命的同学偏在这会儿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像我这样的落后同学心里就说：‘装什么丫的，不就想让老师表扬么’。
我们年级有十个班，一个班跟一个生产队，有时都不在一个村，各自的伙食和农活也略有不同。哪个班要是多吃一顿豆腐立刻就把别的班气的眼睛发绿。有一年，第七班把我们全震了。那次一个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也去了，就跟着他们班。头一天，听生产队长的，干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这位师傅说得听他的了：八小时工作制。干着活一看表，到点了，一声令下：收！全班收工，管它正割麦子呢还是正打场呢。队长和社员全都干瞪眼。毛主席早把规矩定好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得听工人的。这叫一物降一物，谁敢说个不字？只好眼睁睁看着‘小知识分子们’美滋滋的排好队，一二一，回村歇了。工人阶级多有领导气魄！去农村之前，老师反复宣布纪律，其中特重要的一条是不许游泳，谁敢违反，立即批判作检查。可那位工人师傅带头往水塘子里蹦，７班的老师一提醒，他赶紧对全班宣布：‘没事儿，有我盯着呢，游！全游！’。７班的哥们乐坏了，劈里噗通就在水塘子里折腾开了，招的一村的老太太小孩全来看热闹。这工人阶级！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个个盼着让工人阶级领导。毛主席就是伟大，一眼就看出他们比贫下中农强。
我们还去过一次秋收，９、１０月份去的，顺义城关公社。秋收可比三夏轻松多了，割稻子，既不热也不扎。每天晚饭后也不用干活。不过也不能闲着，还得去场院，全村最大的场院，有个土台子，去斗地主、听忆苦报告和革命传统报告之类的。斗地主？太好了！我们通过劳动更加理解为什么应该帮着贫下中农恨地主了，全都摩拳擦掌，准备在地主不老实的时候让他尝尝厉害。那天，土台子上灯光通明，我们几百个学生坐在下边，没几个贫下中农，都睡觉了。口号喊过几圈，开会。队长先上台，介绍村里的阶级斗争情况，他有点不好意思，说村里没地主了，临解放跑了，没跑的也都消灭了。队长脸上挺过意不去，我们特失望，但也理解人家的心情：这么多学生大老远的来了，想斗斗地主，可这乡下本是出地主的地方却拿不出来，多没面子呀。说到最后，队长才亮出宝贝：没有地主，倒有个富农（后来听说是富裕中农）可以斗斗。
我们大舒一口气：富农不也一样么，地富反坏右，都差不离。于是一个富农和一个富农婆被押上台开斗。那两人显然早有准备，一人一身挺新的棉裤棉袄，稳稳当当走上台，后面跟着俩民兵，可并不抓他们的胳膊，更不窝‘喷气式’。那俩富农显然是没挨过揍的，不知道怕，连头都不低。大概村里就剩这一户富农，舍不得打了。那是十月的晚上，冷风嗖嗖的，我们准备不足，都没棉袄，这会儿有点哆嗦。一位觉悟高的同学，还是个女生，马上发现了问题，站起来大喊：‘瞧呀，那富农穿着大棉袄，还挺舒服！脱下来！’于是一呼百应：‘脱下来！脱下来！’那俩富农这才慌张起来，知道革命小将不好胡弄，赶紧点头哈腰，但不脱。队长跑过去，不知说了什么，棉袄算是脱了，还剩一件单褂。革命小将又喊：‘还有棉裤呢，脱！’可他们磨磨蹭蹭就不脱，队长过去说了，还不脱。队长转过身解释：棉裤就别脱了吧，里边没穿（北京话：空心儿棉裤）。接着贫下中农发言，可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欺压穷人，藏变天帐之类的，一点不够刺激。革命小将们很不满意，猛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来还！’之类的。我们情绪开始高涨，大喊：‘低头！低头！’，那俩富农弯腰早已在９０度以上，再也弯不下去了。正当我们快到了爆发点，准备冲上台去让富农尝尝厉害时，队长却慌忙宣布把富农押下去。我们非常不满，这不是包庇富农吗？但后来还是想通了：人家就剩一户富农了，要让我们给斗残疾了以后怎么办？又不是光我们一个学校，再有学生来呢？就这俩宝贝了，得省着用。
还有一个晚上是个公社干部，当年的民兵队长，给我们作革命传统教育。他说当年咱们顺义的阶级斗争太残酷了，地主组织还乡团，抓住党员、干部就刀砍活埋。说有个还乡团头子，就是他们村的地主，光着膀子，大碗的喝酒，然后把碗一摔，用铡刀一口气铡了８个村干部。先拿席子卷了，往铡刀里一放，‘喀嚓’一下子就成了两截儿。都成两截儿了，瞧那脚丫子还‘扑腾’‘扑腾’的踢呢。全场好几百学生鸦雀无声，连最调皮的这会儿也一动不动，眼睛发直。那干部接着说，最后咱们胜利了，抓住了那个还乡团头子，给活剐了。就在他们村，绑在柱子上，先在脑门上划一刀，把皮拉下来把眼盖了，要不那血铃铛似的眼睛太吓人。那地主是真硬，不停的骂，于是把嘴橇开，把舌头钩出来割了，然后再一刀刀的往下片肉。小钩子一钩，往外一拽，然后一刀。围着的群众就一起数：一刀，两刀，三刀，每十来刀停一停，刷盐水，那地主就‘嘟嘟’的打机灵。整整剐了一天，数到３００多刀，身上的肉都片光了，心都看见了，扑腾扑腾的跳，……那干部说的津津有味，可我听着有点后背发凉，说不出是恶心还是慎的慌。别人也差不多，连最革命的同学也忘了喊口号，全听傻了。
复课闹革命时间不长，我们又被老师一步步的降伏了，不得不接受还是老师管学生的传统师生关系。但老师们刚有点得意的想翘尾巴，工宣队就及时的给他们敲了警钟。工宣队１９６８年底进校，人家工人阶级一来就发现了最严重的问题：全校好几十人的教职员工队伍里居然没有一个阶级敌人！毛主席总说团结９５％或９０％的群众，从没说过１００％。什么意思？就是说剩下的５％到１０％是阶级敌人。我们１１１中学能１００％都是革命群众吗？不可能！必须挖出阶级敌人！
这事也怪教育局，当初成立１１１中学时光考虑调来教职员工，就没考虑阶级比例。现在有个补救办法：要求上级再给补充５％到１０％的阶级敌人。但工宣队决定不作伸手派，要自力更生，就地解决。于是发出誓言：要揭开１１１中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先用攻心战术：勒令暗藏的阶级敌人自首投降，如果等到被革命群众挖出来就要从严处理了。当时全国也在‘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革命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查一遍。据说成果非常大，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漏网地主、老反革命、国民党特务之类的。他们借着造反混水摸鱼，实际反的是共产党。为什么刘少奇都挖出来了，全国还到处武斗一片混乱呢？就是这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在捣乱，所以咱毛主席又部署清理阶级队伍。
老师里面的狡猾分子早就企图转移目标，使劲的从学生里揪那些打架斗殴、溜门橇锁、耍流氓的，把他们打成‘无政府主义’，‘流氓坏分子’之类的，好补上那５％到１０％的亏空。但工人阶级没有上当，根本不理学生，光盯着老师。终于在１９６８年冬季的一天，１１１中学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那天早上一到学校，楼里楼外一夜之间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下子揪出了好几个敌人。一个是老国民党员，隐藏了好多年，人家工宣队一查档案就把他查出来了。还一个是苏修特务，曾经往苏修大使馆跑过好几趟，说是去看同学。他上大学时和一个苏联留学生住一间宿舍。后来那个苏联同学就在苏修大使馆工作，肯定早就把他发展成特务了，去使馆就是去递情报的。他不服，说那都是１９６４年以前的事了。可１９６４年以前也不能当苏修特务呀。最大的敌人也是个特务，但还不清楚是美蒋特务还是英国特务或香港特务。此人的名字就叫路香港，听听！叫什么不行，非叫‘香港’？那会儿香港是英帝的（比美帝还老！），敢叫‘香港’就等于把‘坏蛋’俩字写在脸上了，用不着工宣队，叫我也一眼看的出来。
他是回国华侨，就是香港生的，白白胖胖，戴一副方方的黑框眼镜，头发带卷，说话有点怪调，衣服也和别人不一样，一看就是特务模样。细看大字报，又知道他老爱装半导体收音机，单身一人住在学校，宿舍里全是收音机和零件。真是收音机么？谁敢说不是电台？他还老拉另外两个年轻老师没事就钻在屋里收听敌台，假装练英语。他非说是咱们中央台的英语广播，谁能证明？再说了，练英语用的着听广播么？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Ｍａｏ！（毛主席万岁！），练吧，够练一辈子的！他明明是出于反动本性，不听敌台受不了，二是拉那两个老师下水，发展特务组织。咱们工宣队太讲政策了，太文质彬彬了，揪出了阶级敌人也不开大会斗，更没有交给学生斗，所以那几个敌人都不大服。其实只要把他们交到革命小将手里，像红八月那会儿斗一斗，有再多的罪也早就全认了。后来呢，也就是不许他们教课了，扫扫厕所，蹬板车拉砖头，干点杂活之类的。
这个时期的社会大事一是知识青年（其实是红卫兵改了名）上山下乡轰轰烈烈。凡岁数合适的一锅端，谁也别想留下。最早动身的还满怀豪情：‘广阔天地炼红心’。后来消息传了回来，广阔天地可比北京差远了。比方说，我们院的一个知青下乡一年溜回来探亲，又黑又瘦，都不认识了，穿着破衣裳跟要饭的似的。而且看样子一去就回不来了：‘扎根农村，扎根边疆’。再以后，每次北京火车站给知青专列送行的人群，火车一动就哭声大作。我们７０届的还没轮到呢，谁操那么远的心，到时候再说。
再一个是党的九大开了，团结胜利的大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林副主席作毛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清除了心腹大患‘中国的赫鲁晓夫’。现在该踏实了吧？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吧？可外地的武斗还不停，什么四川、广西、湖南、湖北，好多地方都打的热火朝天。挨打的那派常常跑到北京贴好多大字报告状诉苦，打的顺手的那派则不大做声，并在努力把对立派也打的出不来声。
但１９６９年的最大事件是苏修在珍宝岛挑衅，咱们不含糊，把他们打退了。可苏修不死心，调来好多军队，想往大了打。谁还怕他们不成？打！咱们不光调兵，还往东北、内蒙送去好些知青，净去军垦农场，算半个军人，也发军装，但颜色不正，以示区别。我们又嫉妒又不嫉妒。嫉妒他们穿军装打仗，不嫉妒他们也要干农活。如果说好了光打仗不干农活，那我们也抢着去。
正当我全神贯注的考虑和苏修打仗的事呢，却突然身不由己的去了河南。咱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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