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6日 星期一

中共现役上将仅剩4人了

 

中共现役上将仅剩4人了吗?

3月7日,习近平出席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央视画面显示,仅有4名现役上将出席,分别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国防部长董军、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延、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

一、露面现役上将急剧减少至4人

2025年3月,出席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现役和退役上将共计41人。当时,韩胜延、杨志斌还是中将。今年与去年相比,出席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的上将人数呈断崖式下降,一下子少了37人。

这个过程从去年10月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显得特别突出。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共有33名上将,缺席四中全会的上将高达22人。

其中,8名上将已被官宣落马,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审判,分别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宏军,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桐、海军原政委袁华智、武警部队原司令员王春宁。

剩下的14名上将“被失踪”,分别是: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北部战区司令员黄铭,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陆军司令员李桥铭,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原火箭军政委徐忠波,火箭军政委徐西盛,海军司令员胡中明,武警部队政委张红兵。

出席四中全会的上将(中央委员)11人,分别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纪委书记张升民,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起零,国防部长董军,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空军司令员常丁求、政委郭普校,军事科学院院长杨学军,

另有候补中央委员、陆军上将、军事科学院政委凌焕新出席四中全会,还有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上将、陆军政委陈辉列席四中全会。

出席、列席四中全会的13名上将,多数很快也进入“被失踪”、被查办的行列。

2025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仪式。出席的上将只有4人,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张又侠、张升民、刘振立3人,坐在主席台下的只有董军1人。加上此次新晋升的两名上将:韩胜延、杨志斌,共6人出席。其他上将全部“被失踪”。

2024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为陆军政委陈辉举办晋升上将仪式,共20名上将出席。仅仅过了一年,包括去年刚晋升的上将陈辉在内,共17名上将,未能出席2025年的上将晋升仪式。

2026年1月24日,张又侠、刘振立两位上将被官宣落马。

到2026年3月中共“两会”召开时,公开露面的上将,就剩下上面提到的4位了。

中共二十大结束时,现役上将共有四十多位,仅过了三年,中共没有打一场战争,从中央军委,到军委15部门,到海军、陆军、空军、火箭军四大军种,到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到武警部队,到军事院校,中共的现役上将几乎全军覆没。这在中共98年的建军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习近平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绰号,叫“上将斩”。

二、为什么公开露面的现役上将仅剩4人了?

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仍在继续起作用。

在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当政时期,由于江没有战功,没有突出的政绩,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政治老人”,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登上中共权力最高位的,为了拉拢官员替他卖命,江以“贪腐治国”,放纵官员大搞腐败,提拔重用了一批严重腐败分子,导致中共官场买官卖官盛行。

当时,中共官场流行的潜规则是: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军队,江泽民提拔重用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带头大肆卖官,导致整个军队从上到下买官卖官疯行。从招兵入伍,到提干升职,一直到晋升上将,全都要靠金钱开道,钱多者优先提拔重用。整个军队成了一个权、钱、色交易的大卖场。

2016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报导,郭伯雄的儿子郭正钢曾扬言:“全军干部一半以上是我家提拔的。”

徐才厚临死前曾对专案组的人说:“大区正职的将领中,没有给我送钱的只有两个人。”

徐才厚所说的“大区正职的将领”是个什么概念?包括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武警部队编制为上将警衔的军政一把手,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军政一把手。也就是说,全军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给徐才厚送过钱!

习近平2015年搞军队改革,并没有改革中共军队导致严重贪腐的体制、机制,只是对权力和利益进行了再分配,让习亲自提拔重用的高级将领占据了可以大肆“买官卖官”的关键岗位而已。

第二,习亲自提拔重用的苗华卖了许多官。

2017年8月,习近平提拔重用苗华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升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背景是,他的前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案发。张阳是习2012年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的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2015年习军改后的第一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2017年8月28日,张阳被停职,接受“组织谈话”,以调查核实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题线索。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家中上吊自杀。

张阳死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上将军衔。

中共官方的通报称,“经查,张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情节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苗华上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后,作为习“政治建军”的总操盘手,习提拔重用全军高级将领的总操盘手,理当汲取张阳的教训,做一个“绝对忠诚”“清正廉洁”的表率。但是,在张阳自杀7年后,苗华也步了张阳严重贪腐的后尘。

2024年11月24日,苗华被官宣“停职检查”。

2025年10月17日,苗华被官宣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审查;罪名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

2025年10月18日,中共军报社论称,苗华“信仰坍塌、忠诚失节,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

苗华的问题,概括地说,一为政治问题,二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走到了习“政治建军”的反面;经济问题,说白了,就是卖官。

苗华被查后,旅澳法学家袁红冰援引中共体制内消息人士的话说,苗华被关押审查的第一天,彻夜未眠,疯狂交代,初步揭发超过80名军中人员。随后在他的三位秘书配合下,供出多达1300名军中人员。

正是在苗华被抓后,一批接一批现役上将,或被查办,或“被失踪”,公开露面的现役上将人数急剧减少。

中共官方说,苗华“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由此可见,经苗华提拔重用的现役上将,很多都给苗华送过钱。

第三,苗华官小团伙集体作案。

苗华卖官,不可能他一个独吞巨款,很可能是小团伙作案。这个小团伙包括哪些人呢?据我的观察,可能至少包括苗华、何卫东、钟绍军三人。

2017年8月,习近平之所以提拔重用苗华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是因为苗华来自被称为习的嫡系部队——31集团军。习在福建工作17年,与驻当地的31集团军的许多军官建立了密切关系。苗华从参军一直到任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31集团军呆了30年以上。当时,习、苗就很熟悉了。习任中央军委主席后,苗华便得到习提拔重用,先是任兰州军区政委,然后跨军种,任海军政委。

苗华的前任张阳,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提拔重用的,是徐才厚的亲信。苗华才被认为是习军中真正的亲信。

2017年8月,在苗华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同一个月,长期被习带在身边的贴身大秘钟绍军,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军中的大总管。钟绍军还兼任中央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军队选举委员会委员。钟绍军也是习军中选人用人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苗华走马上任后,成为助习组建“军中习家军”的重要亲信。钟绍军则是习军中身边第一亲信。从那时起,苗华与钟绍军可能就成了“合作伙伴”。

到了2022年中共二十大时,何卫东被习亲自、破格、超速提拔重用为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何卫东成为习军中第一亲信。

苗华、何卫东都来自31集团军。何卫东晋升上将,升任东部战区司令员,都是由苗华负责考察的;何卫东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很可能是苗华向习推荐的。

何卫东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分管军委政治工作部。何卫东、苗华在选人用人上也自然成了“合作伙伴”。

中共二十大后,习手下一下子有了三个选人用人的重要助手——何卫东、苗华、钟绍军。

在助习选人用人的过程中,何、苗、钟可能结成小团伙;你推荐的人,我打勾;我推荐的人,你打勾;何、苗、钟商议好后,再上报习。这样,在习的眼皮底下,何、苗、钟可能利用各自的独特地位,在选拔任用全军高级将领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有福同享”的利益共同体。

苗华、何卫东落马后,多次传出钟绍军被查的消息。

2025年12月25日,旅美时评人蔡慎坤爆料说,他得到消息,确认钟绍军已经被抓捕了。

随着落马、“被失踪”高级将领越来越多,何、苗、钟买官小团伙的问题可能逐渐浮出水面。

第四,仅剩的公开露面的4名现役上将,算是“因祸得福”,但也“福兮祸所伏”。

现役上将张升民,早在2017年就是军纪委书记。中共二十大后,军队掀起一轮又一轮大清洗,张升民都是操刀手。习要继续进行军中大清洗,还得操刀手干活,张升民侥幸挺到了今天。

不仅如此,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查办后,张升民还捡了个便宜,在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但是,距离习越近越危险。习在二十大上组建的中央军委共七人,现在已有五人被清洗,只剩下习近平、张升民两人了。习近平并不信任张升民。早在2023年,习在秘密调查张又侠时,已在秘密调查张升民了。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Drew Thompson于1月26日发表的一则帖文谈到,他早在2023年就听说习在暗中调查张又侠、张升民。这个消息是《南华早报》记者陈敏莉向他透露的。

作为现役上将,张升民现在暂时还可以公开露面,但是,前程凶险,说不定哪一天就被习拿下了。

现役上将董军,与苗华的关系不一般。董军升任海军司令员,晋升上将,升任国防部长,都是苗华负责考察并向习推荐的。

苗华倒台后,就传出董军被查的消息,但至今董军仍幸免于难。何故?可能原因有三:一是他主动揭发了苗华的问题,与苗华切割;二是他主动作了检讨,上交了部分钱物;三是他的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都被查办了,如果他再被查办,中共就会出现连续三任国防部长被查办的局面,这在国际上实在是太难堪了,习为了保全中共的面子,只好让他暂时留任。

正因为受苗华案的牵连,董军至今未能升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将来是否会被查办,现在还很难说。

现役上将韩胜延,原本是军中不得志之人。他当中将快9年了,如果不晋升上将,就该退休了。如果不是军队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如果不是上将稀缺,2025年也轮不到韩胜延晋升上将。他算是因祸得福,在即将退休前,赶上末班车,晋升为上将。

现役上将杨志斌,原本也是军中不得志之人。2015年习军改后,杨志斌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2016年,出任兰州军区空军善后工作办公室主任,处理军改后的一些遗留问题。2017—2018年,出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委常委。2021—2025年,杨辗转三个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东部战区,职务都是副司令。如果不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被查办,他不可能晋升东部战区司令员,晋升上将的希望也渺茫。2025年,杨志斌已62岁,作为中将,已到退休年龄。他也像韩胜延一样,赶上了晋升上将的末班车。

韩胜延、杨志斌都不是习的军中亲信。经历了一轮又一轮军中大清洗后,习对谁都不信任,也不可能信任韩、杨。目前,军中大清洗仍在进行中,他们能否挺过来,现在也很难说。

结语

习近平现在已进入“清洗——不安全——继续清洗——更感到不安全——再清洗”的恶性循环中。

3月7日,习在全国人大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警告说:“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这表明:习将继续搞军内大清洗。

下一个被习拿下的现役上将会是谁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6年3月14日 星期六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習包子思想也能治好傻子

 

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
人民日报
1971年8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为医治好精神病闯出了一条新路。两年多来,这些医务人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辅以中西医结合的办法进行治疗,使许多精神病人恢复了健康,重新走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有的成了五好职工或五好社员。

重新认识精神病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怀着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战斗豪情,于一九六九年四月,来到郴州地区精神病院。

过去,这个精神病院由于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毒害,对精神病人,从治疗到管理,完全照搬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一套,长期使用“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冬眠灵”等所谓“三大法宝”治病,使患病的阶级兄弟受到折磨。医疗组的同志和医院革命医务人员一起,愤怒揭发、批判了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滔天罪行,决心走自己的路,为患精神病的阶级兄弟解除痛苦。

要治好精神病,首先要弄清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教导,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事实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医疗组来到病房时,许多病人听说亲人解放军来给大家治病,纷纷围拢来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有个狂躁病人,发病时把公家的棉被撕得粉碎,但她却不撕自己的衣服。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打开毛主席著作,寻求答案。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大家认识到:精神病人都是阶级的人、社会的人。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精神病人的言行,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病人的病态表现和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生活是一致的。向解放军表达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的病人,大多数出身好,平时表现也好。而那个毁坏公物的病人,一查问,原来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这些人为什么会发生精神病呢?医疗组和医院领导组织革命医务人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抓住典型病例进行病因分析。有一位女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没有痊愈。医疗组护士徐桂兰便和她促膝谈心,引导她谈自己的发病经过,帮助她挖病根。原来,这个病人的未婚夫从外地来信说,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这个病人觉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引起大脑功能紊乱,得了精神病。针对这个情况,徐桂兰就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散布的“读书做官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帮助她解开思想疙瘩。经过教育和帮助,病人主动写信给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病根挖掉了,加上经过新针治疗,这位病人很快痊愈出院了。

从许多这样的病例中,大家清楚地看到:许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头脑中公与私的激烈斗争中,陷在“私”字的圈子里,一时想不开,造成大脑部分功能紊乱,失去了正常控制思维和管理全身各部分机体的能力。许多病人痊愈后也深有体会地说:往“公”字上想,越想越清楚;往“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由于“私”字严重作怪,遇到了问题想不通,往往几天几夜不能吃饭睡觉,精神就逐渐不正常了。

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在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重新认识精神病之后,对于治疗精神病靠什么的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伟大教导,认识到各种各样引起精神病人发病的事是外因,决定地引起大脑功能紊乱而使病人发病的,则是人的世界观,是内因。因此,要治好精神病,主要的因素是做好病人世界观的转变工作。他们说: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把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贯穿在治疗精神病的全过程中。当病人入院时,他们首先做好调查工作,弄清患者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发病原因和病人的活思想,并且组织病人参加“天天读”,有针对性地组织病人开讲用会、忆苦会、批判会,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密切结合实际,向病人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路线斗争教育、人生观教育、同疾病作斗争等方面的教育;并且还根据病人各种不同的发病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发动职工、家属和陪病人的亲属共同做过细的思想教育工作,攻破病人头脑里“私”字的顽固堡垒,从根本上治疗他们的病。

有个贫农的女儿,先后六次发病,在一个大医院治疗,仅“电休克”就做过二十多次,但病一直没有治好。有人说,这个病人在发病的糊涂阶段,神态不清,大脑功能紊乱,对她灌输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生效。医疗组和医院的革命医务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无效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看法。用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任何精神病人的大脑功能有紊乱的部分,也有不紊乱的部分。病人发病期间,神志有不清醒的一面,也有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只要掌握住每个病人发病的特点和病情变化发展的规律,抓住病人清醒和比较清醒的一面,对症下药做工作,就可以促使病人不清醒的一面向着清醒的一面转化,从思想上和生理上治好他们的病。

于是,医疗组女卫生员曹东平主动同这个贫农的女儿结成“对子”。病人越狂躁,她工作越耐心;病人越不理睬,她越去亲近她。天天同病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和病人促膝谈心,终于触动了病人的思想。在一次忆苦会上,这个病人流着眼泪,说出了自己发病的原因。曹东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暂时间,针对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让她在讲用会上自觉地斗私批修,狠触灵魂,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只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这个女病人就痊愈了。她出院后,不但没有复发,而且思想、工作表现都很好,接连两次被评为五好职工。

通过许多这样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更加坚定了用毛泽东思想去攻克精神病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知道,做病人的思想工作,要比做正常人的思想工作困难得多,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的。但是,只要医务人员坚持不懈地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精神病人上,就一定会取得胜利。有的医务人员同忧郁型病人一连谈心几十次,病人毫无表情。但是他们毫不灰心,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继续坚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终于使患者恢复了健康,重新踏上了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精神病院女医生范菊和,为了治好一个患忧郁型精神病的女病人,满怀无产阶级深情,搬进病房,和病人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工作,终于摸清了病人的思想活动规律。

于是,她有针对性地选了一些毛主席语录念给病人听,并且结合新针和药物治疗,使病人病情逐渐好转。医疗组长顾嘉炎,为了治好一个拒食多日、表现近于木僵状态的病人,组织医务人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发现病人拒食的原因可能是怀疑饭中有毒。后来在给病人喂饭时,顾嘉炎就亲自吃给病人看,解除了病人的疑虑,使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接着,又针对病人的思想疙瘩,同他一起学习“老三篇”,对他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逐渐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渐渐给他治好了病。当医务人员送他回家时,他的亲人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为了调动病人同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性,医疗组和医院领导还从病情好转的病人中选拔骨干分子,依靠他们抓好病人的“天天读”、“学习日”,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组织病人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使病人一直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气氛中,增强了战胜疾病的决心和信心。一些病情好转的病人,在病房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表示战胜疾病的决心:

“斗私批修,彻底改造世界观;灭资兴无,坚决战胜精神病。”

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

通过两年多来的医疗实践,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深深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管理病人,是治疗精神病的根本。但是,精神病究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已由精神的矛盾运动引起了部分大脑功能紊乱。因此,在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头脑,改造病人世界观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药物治疗。

用什么药好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决心创造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他们对中医和西医的治疗方法以及中药、西药,都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吸收两者的长处,创造新的治疗精神病的医药学。为了摸索新针治疗精神病的穴位,医疗组和医院革命职工宁肯在自己身上试扎千次,不愿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医院领导干部董秉余,五十多岁了,还坚持在自己身上练针。他们从几十个穴位中,选了十多个穴位,根据不同病情进行扎针,效果很好。与此同时,他们又认真试用中草药来治疗精神病。他们翻山越岭,看图对药,采回了大量草药。为了病人的安全,每一个药方他们自己都要先尝过,终于摸索出了几种治疗精神病的有效药方。

医务人员通过实践检验,也适当地使用西药。过去用大剂量冬眠灵治病,造成病人整天昏迷不醒,出现吞咽困难等症状,不利于病人健康。可是,冬眠灵有镇静作用,小剂量使用,对控制症状发展、恢复大脑功能也有一定作用。于是,他们根据病情,用小剂量的冬眠灵配合新针、草药治疗,做到既提高疗效,又不损害病人健康。

就这样,他们在临床实践中,创造了使用新针、小剂量冬眠灵配合治疗精神病的新疗法。

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精神病的事迹,受到人民的赞扬。卫生部专门在这个医院举办学习班,推广他们的经验。现在,他们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继续前进。

中共要共產胖东来

 

胖东来将40亿资产分给员工 传为防政府设套抢走

胖东来将40亿资产分给员工 传为防政府设套抢走

河南企业胖东来公布将40亿元资产分配给所有员工,引发舆论关注。网传未经证实的消息指,因中共河南当局设套骗取资金,胖东来釜底抽薪怒分资产。

3月8日,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胖东来40亿元(人民币,下同)资产分配方案,明确按管理团队约50%、员工约50%的比例进行分配。

该方案显示,分配金额分成多个不同的等级,其中最高的是店长,每人可分得2000万元。最低的是一线员工,每人20万元。总计分配金额37.93亿元。

胖东来资产分配方案。(网页截图)这一分配方案在大陆社交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少人表示羡慕,也有人提出怀疑。于东来3月11日回应称:“这是真实的情况,不要再猜想了”。

3月14日,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再次发文,对胖东来40亿元资产分配的情况予以说明。他表示,资产分配其实是胖东来已经持续二十多年的分配体制,只是因为近期要建“郑州梦之城门店”,所以把资产转化为股本,目的是让资产拥有人明细明确,资金在公司继续使用。

针对外界的质疑,于东来说明该分配方案中,自己的占比5%左右(注:约为2亿元人民币)。

网传河南当局设套激怒胖东来

近日网络热传,胖东来突然大规模分配资产的原因,是河南当局以“合作”为由骗取胖东来的资产,胖东来分资产是为了逼退流氓政府。该消息目前仍不知真假。

爆料者称,中共河南省和郑州市的一把手亲自出面,拉于东来开设首家郑州分店。说好由政府出资建设商业广场,然后将场地租给胖东来。但项目建到一半,当局突然以“资金不足”为由,让胖东来自己出资建设,摆明了就是要收割胖东来的财产。当局的算盘是,胖东来自己建设广场,门店进驻以后,地方当局再利用胖东来的名气拉动周边的商业和房地产。

大陆网民爆料。(网页截图)

爆料者还说,当局知道胖东来账上有41亿资金,所以提出广场后续建设“需要40亿”,这等于“量身定做”。胖东来知道上当之后,选择与当局硬杠,把账上的资金分给全体员工。

网上还流出真假不明的于东来讲话,他说二十年前就知道这个结果,并警告其他企业家“你不分钱将来也是个死”。

今年2月11日,于东来已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将在中国新年后退休,之后转任胖东来顾问。因此,有网友解读,上述“40亿分配方案”等同于东来的“遗嘱”。

上述爆料在网上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消息可信度不高,也有人选择相信,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惯用的抢钱手段,目前各地政府都财政紧张,收割胖东来可能性很大。

胖东来总部位于河南许昌市,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柱之一。有网民表示,如果上述爆料是真的,那麽当局未来对胖东来到底是放还是杀,还在未定之中。也有人认为,与中共对抗的企业可能下场会很悲惨。

根据公开资料,胖东来首家郑州店选址为郑州高铁东站东广场地下商业项目——经纬华悦广场。于东来2025年2月就宣布了这个消息。该门店原定2026年元旦前开业,后来推迟到2026年“五一”期间开业。

3月13日,于东来又在社交平台透露,原计划“五一”开业的胖东来郑州首店,现将开业时间调整至10月。他解释说,推迟是为了“努力把郑州这个超市项目做得更好”。

2026年3月11日 星期三

郭嵩焘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中国需三百年才能走出秦制

 对中国问题的观察。

郭嵩焘屡屡直言,说“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天下之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刘蓉曾经议论“非英夷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也”,郭嵩焘深以为然。

虽然与刘锡鸿势不两立,但他不觉得刘锡鸿是他的对手,他说刘锡鸿“一诪张为幻的小人,何足与较?然其中消息绝大”。所谓绝大的“消息”指什么?显然,无非是刘锡鸿背后密不透风地把持着朝政左右着舆情的利益集团,无非是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文明所呈现的普遍的人格分裂,由此导致的便是郭嵩焘不忍目睹的举国“昏顽”。

郭嵩焘在英国时便注意到,此时更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日本将勒逼中国,“诸公欲以无本之术,虚骄之气,以求胜于日本,于人于己两失之”。此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二十年。

与郭嵩焘差不多同时的王韬说:“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郭嵩焘的预期没有这么乐观,晚年参天地,观世局,他感觉朝廷行政用人“颠倒失次”,而人心诡变,连读书人都无礼无信,不仁不义,“上有酿乱之有司,下有应劫之百姓,乱至无日矣”,“回首人间忧患长”,苦难或许才刚刚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他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郭嵩焘墓,位于中国湖南省汨罗市,是晚清广东巡抚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兵部侍郎郭嵩焘的墓葬,于2011年被列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沿革

大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葬于飘峰[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嵩焘墓被尽毁,墓围、石牛、石马、石狮、石柱被砸烂,遗骸被挖出(后被一村民掩埋他处)。2013年,重修郭嵩焘墓,将遗骸迁回原址。[1][2][3]

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

墓葬规制

墓葬处郭嵩焘生前所挑“螃蟹开钳”之地,地势开阔,有青山溪流环抱。墓葬原占地约1亩,有墓冢、墓庐、石像生神道柱等,墓围砌以花岗石

2013年修复后的墓葬总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冢占地26平方米,恢复了墓碑、墓围、墓栏、拜台及墓庐,墓碑刻“皇清光禄大夫兵部侍郎郭公嵩焘之墓”


2026年3月10日 星期二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匹夫說台海

 

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匹夫說台海

鄭也夫 2022年01月24日 07:00:00
作者稱,中共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湯森路透)
作者稱,中共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湯森路透)

一. 反對武統。一介書生如此表態有意義嗎?有。其一,對天大的事情,存萬一的作用,就要發聲,不然事後我們追悔不及。其二,我是人民的一員,吾道不孤,故我的反對可擊碎武統派聲稱代表人民。其三,因言論管制,公共平臺上反對武統的言論幾乎滅絕,如此形勢下發出反戰的聲音彌足珍貴。開戰的第一防線是反武統的輿論。不張嘴就是棄權,都不張嘴就是集體默認武統。不甘麻木不仁,遂有敝人這篇自白。

 

二. 反對武力威懾。大陸決策層日前重申和平統一是首選。而武力威懾一定會加劇仇恨,使僅存一絲的和平統一願景丟失殆盡。辯護者會說,威懾是為了抑制台獨。抑制的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台獨,絲毫影響不了70餘年來臺灣事實上的獨立。長達45年名實齊備的獨立,並未擋住東西德日後的統一。與德國人相比,我們為統一而威懾,因威懾成仇寇,滑天下之大稽。

 

武力威懾的更大負面是誘發戰爭。人類歷史上有過太多的戰爭,不是為了征服和實利,而是為了面子,因為下不來台。威懾一旦升級,中國大陸、臺灣、美國,均乏退讓餘地。七十餘年來是核恐懼抑制了核大國間直接開戰。反過來看,若核大國真的開戰,鮮有力量能管束他們不動核武。故放棄對台武力威懾迫在眉睫。

 

※作者為中國著名社會學者、北京大學退休教授,本文摘自網路。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作者editor 2 月 10, 2019

2019-02-08

作家谭松(图片摘自谭松推特)

《血红的土地》封面(Public Domain)

《血红的土地》封底(Public Domain)

今年春节前,中国学者谭松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电子版在海外出版。作者历时14年,采访了上百位川东地区1950年到1952年土改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口述,还原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真相。谭松曾在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任教,因研究、公布土改历史真相,2017年被校方开除,后来到美国,现居洛杉矶。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记者林坪日前就这本研究土改的新书专访了谭松。

林坪:谭松先生,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的大体内容吗?

谭松:主要是对经历过土改的那些人的采访录。采访对象有地主,当然这个比较少了,大多数地主都死了,有土改工作队的当年的成员,还有一些目击者,当时的民兵,一些农会干部。采访的最多的人,就是地主后代。总共这几年采访了100多个人,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讲述当中,来还原那段历史。我16年前开始采访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80多岁的人了。我采访的这些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林坪:1950年-1952年的这段土改历史,国内除了官方之外,很少有人去涉及。当时您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谭松:我在前言里面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意识的去感兴趣,应当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兴趣。因为我不是地主后代,我家里面也不是地主。恰好我家成分是贫下中农。我父母也是1949年之前就投奔共产党的所谓的革命干部。应当说,我不是那种直接同土改发生关系的人。

我13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第一次看到把一群地主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我当时心里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后来我到农村去待了3年时间。在那个地方,我接触了地主,同时也接触了大量的贫下中农。当时贫下中农就跟我讲,他们觉得地主当年对他们很好。当时农民跟我讲,我们那个地方接触的地主,他是很冤枉的,他受这种迫害是很无辜的。于是我就埋下了想把这个真相探索出来的念头。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

林坪: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这些受访者?

谭松:这就是一个最最艰难的问题:怎么寻找到受害者?就只有走到一些地方去打听。比如我悄悄跑到一个地方去住下来,当然不能说是要采访这个事儿,就要用其他东西来掩盖。我说,听说你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或者说这儿有个楼子很漂亮,我想来看看。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就像地下活动一样,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搜集。不引起人家的警惕。不能拿笔来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我做了两年多之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林坪:您在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松:太多了。比如说,当时在土改运动中,对女性的凌辱和残暴,是人类文明难以想象的。举个例子,有个叫梁文华的女性,她因为是当地最美的一个美人而遭殃。她本来也不是地主,她是个老师。她父亲是银行的经理,买了点田地,所以她父亲被拉来斗打。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这些民兵们就把梁文华也抓来。抓来之后,一晚上十几个民兵活活把她轮奸致死。

还有一个叫彭吉珍的女的,为了向她逼要金银,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当然这个人没死,被拉起来了。后来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她儿子跟我讲了亲眼看到妈妈身上的那种伤疤。我书上记录了上百个这种类似的故事。

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林坪:您觉得中共发动土改,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它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谭松: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简单说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整个新的他打下来的这片江山,要让这些人臣服于他。恩威并用。恩就是我给你土地。这个土地哪儿来呢?我也没有,我从地主那儿抢过来给你。就让大量的农民对这个政权感恩。同时也让你害怕。土改运动是一个暴力运动,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运动。

还有一个目的,他太需要钱了,地主的财产,主要的金银财宝,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拿走了,解决了他财政上的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分给农民。

同时,他通过土改健全了整个他对乡村的统治,把党支部建立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中。

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乡绅们,因为他要让马列主义的文化统治农村。

至于土改与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土改的手法、方法同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土改的时候运用了三种手法: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利益收买。这三种手法,他后来几十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仍然在用这种手法。没有变。另外,土改当中这些残暴的手法一直传下来。你看后来的文革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残酷、下流的手法一脉相承,没有变。而且他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本性,现在完全没改。

林坪:谢谢您,谭松先生。

谭松:谢谢。

林坪:谢谢,再见。

(记者:林坪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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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共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国湖北与重庆、四川交界处座落着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见证了土改时中共对民众实施的残忍酷刑。作者谭松深入乡村调查十余年,记录下令人听到都毛骨悚然的土改酷刑。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始建于清代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吸引着众多的游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伤痕累累的古建筑中,隐藏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血红的土地》作者谭松:“我是在2003年的3月开始进行土改调查的,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调查。十几年来呢,共采访了100多个当年土改的亲历者。我想讲一个我调查到的土改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位于湖北省利川市白杨坝镇的群山之中。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这些人不知道里边的故事,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死完了。”

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被誉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据说当年曾有八大庄园。现存最完整的是李氏宗祠和李亮清庄园。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暴力的土改运动。《血红的土地》一书作者谭松了解到的惨烈故事就在李亮清庄园上演。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彭吉珍,是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她的丈夫李次候参加了国军,49年后逃走,东躲西藏。他留在乡下的妻子在土改中究竟遭受了什么?直到50多年后,谭松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农会干事、《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才获得这份珍贵的目击者证词。

土改时的农会干事向贤早:“那屋里有个大火笼,那个民兵姓许,他把那个木炭烧了一堆,把砖又烧红四块。就把李次候这个女的,姓彭,叫彭吉珍抓来。(她像)这样跪着,下面有一笼火,那得了。(女人)胸前又还吊得有两砣(乳房),她的乳房,肚子皮就在那个碳火上烤,我在那儿看到,烤得那个油哟!(皮肤)起亮泡,看到在滴水(油)了。(她)撕心裂肺的叫,人人都是父母所生。”

在场的向贤早看不下去,但以他的身份未必拦得住,他转身去找区长李金斗。

向贤早:“我说李区长,遭了也,今天有个地主要死在那个火坑上。”

李金斗闻讯,赶到那间烧烤刑讯房。

向贤早:“李金斗就把她(彭吉珍)拉起来。你家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哪里还有金银。又修了房子,这些年又买了地,我没得金银了。”

李金斗给彭吉珍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

向贤早:“今年3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我晚上跟她睡觉,伤透了心哟,脚一碰,她就喔火连天地叫,整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

这段采访拍摄于2006年7月,向贤早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惨的刑罚,他叫不出名字。而谭松听到也觉得难以承受 。

谭松:“他讲到她那种情景,烧烤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全身发麻,就是头皮头发好像竖起来了那种感觉。因为当时向贤早不仅仅讲了彭吉珍的酷刑,他还讲了一系列的酷刑,比如说什么猴儿搬砖啊,喂羊屎啊......但是就是讲彭吉珍烧烤活人的时候,我全身几乎发抖,怎想到人类有这种残酷。”

然而谭松在十几年的调查中发现,这种烧烤活人的酷刑,竟然不止彭吉珍一例,而是在川东地区的土改中大量出现,以逼地主交出所谓的“浮财”。

谭松:“在土改当中这种大范围的,广泛的,民间的这种酷刑发生的话,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这个土改运动是一场由国家的政权,这个政党发动的一场运动,一种强权来推动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说它来的非常猛烈,也非常血腥,非常残暴。”

向贤早在2009年去世,彭吉珍2004年在云阳县去世。而李亮清一家在土改中早就被赶出庄园,他的儿子有的被枪毙,有的自杀,他们的故事和血泪至今仍深埋在大水井古建筑群的土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