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0日 星期二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林坪:《血红的土地》作者:中共土改残暴延续至今

作者editor 2 月 10, 2019

2019-02-08

作家谭松(图片摘自谭松推特)

《血红的土地》封面(Public Domain)

《血红的土地》封底(Public Domain)

今年春节前,中国学者谭松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电子版在海外出版。作者历时14年,采访了上百位川东地区1950年到1952年土改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口述,还原这段血腥、残暴的历史真相。谭松曾在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任教,因研究、公布土改历史真相,2017年被校方开除,后来到美国,现居洛杉矶。自由亚洲电台驻华盛顿记者林坪日前就这本研究土改的新书专访了谭松。

林坪:谭松先生,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新书《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的大体内容吗?

谭松:主要是对经历过土改的那些人的采访录。采访对象有地主,当然这个比较少了,大多数地主都死了,有土改工作队的当年的成员,还有一些目击者,当时的民兵,一些农会干部。采访的最多的人,就是地主后代。总共这几年采访了100多个人,从他们各自不同的讲述当中,来还原那段历史。我16年前开始采访的,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80多岁的人了。我采访的这些人,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林坪:1950年-1952年的这段土改历史,国内除了官方之外,很少有人去涉及。当时您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感兴趣?

谭松:我在前言里面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意识的去感兴趣,应当说是一种无意识的感兴趣。因为我不是地主后代,我家里面也不是地主。恰好我家成分是贫下中农。我父母也是1949年之前就投奔共产党的所谓的革命干部。应当说,我不是那种直接同土改发生关系的人。

我13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阶级斗争教育,第一次看到把一群地主打得头破血流的场景,我当时心里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后来我到农村去待了3年时间。在那个地方,我接触了地主,同时也接触了大量的贫下中农。当时贫下中农就跟我讲,他们觉得地主当年对他们很好。当时农民跟我讲,我们那个地方接触的地主,他是很冤枉的,他受这种迫害是很无辜的。于是我就埋下了想把这个真相探索出来的念头。

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地主庄园里面听说,有一个地主的妻子,她被4个民兵晚上凌辱之后,用一个铁条从她下身穿进去,导致她子宫破裂,流血而死。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很激动,也很愤怒,我就决定:一定要把这个历史揭露出来,把真相揭露出来。所以我从那天起就开始调查。

林坪: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找到的这些受访者?

谭松:这就是一个最最艰难的问题:怎么寻找到受害者?就只有走到一些地方去打听。比如我悄悄跑到一个地方去住下来,当然不能说是要采访这个事儿,就要用其他东西来掩盖。我说,听说你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啊,或者说这儿有个楼子很漂亮,我想来看看。以这种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就像地下活动一样,这样一点一点的来搜集。不引起人家的警惕。不能拿笔来记,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我做了两年多之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做这个事儿。

林坪:您在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谭松:太多了。比如说,当时在土改运动中,对女性的凌辱和残暴,是人类文明难以想象的。举个例子,有个叫梁文华的女性,她因为是当地最美的一个美人而遭殃。她本来也不是地主,她是个老师。她父亲是银行的经理,买了点田地,所以她父亲被拉来斗打。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这些民兵们就把梁文华也抓来。抓来之后,一晚上十几个民兵活活把她轮奸致死。

还有一个叫彭吉珍的女的,为了向她逼要金银,居然把她活活的放在炭火上烤,烤得她的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当然这个人没死,被拉起来了。后来我采访了她的儿子,她儿子跟我讲了亲眼看到妈妈身上的那种伤疤。我书上记录了上百个这种类似的故事。

林坪:您也采访了当时的民兵、土改工作队队员等等,他们有没有感到忏悔呢?

谭松:有。而且有深刻的忏悔。因为这些土改工作队员,有好多人他们后来自己也被整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人,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可能是这个运动当中的红人,他利用你;下个运动当中,你就可能成为被整的对象。这就促使他们也反思,导致他们开始觉悟、觉醒。于是在讲的时候,他们好多人还是很忏悔的,觉得不该这样。

林坪: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后人,后来他们有没有去追责、上访,要求平反,要求赔偿呢,有做这些事情吗?

谭松:我采访了至少几十个地主后代,没有。他们不仅没有去要求什么索赔,什么平反,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处于恐惧当中,谈这个事儿他们都害怕。

我采访的一个地主后代,他们的房子非常好,现在还在,别人占用了,后来叫他去拿,他说‘算了,算了,不去拿。待会儿别又来整我。’从这个当中我就感觉到,这个土改运动,还有后来几十年对地主宣传上的丑化和实际上的打压,已经把他们整个的精神和反抗的意志摧毁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主后代们基本上都没受到什么教育。他们也没有代言人。

林坪:您觉得中共发动土改,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运用了哪些手段,它给今天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谭松: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简单说来,一个目的就是把整个新的他打下来的这片江山,要让这些人臣服于他。恩威并用。恩就是我给你土地。这个土地哪儿来呢?我也没有,我从地主那儿抢过来给你。就让大量的农民对这个政权感恩。同时也让你害怕。土改运动是一个暴力运动,是一个非常血腥的运动。

还有一个目的,他太需要钱了,地主的财产,主要的金银财宝,基本上都是共产党拿走了,解决了他财政上的很大的问题,并没有分给农民。

同时,他通过土改健全了整个他对乡村的统治,把党支部建立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中。

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消灭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乡绅们,因为他要让马列主义的文化统治农村。

至于土改与现在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土改的手法、方法同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土改的时候运用了三种手法: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利益收买。这三种手法,他后来几十年的统治,包括现在,仍然在用这种手法。没有变。另外,土改当中这些残暴的手法一直传下来。你看后来的文革运动,包括镇压法轮功,这些残酷、下流的手法一脉相承,没有变。而且他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本性,现在完全没改。

林坪:谢谢您,谭松先生。

谭松:谢谢。

林坪:谢谢,再见。

(记者:林坪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RFA

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共酷刑令听者毛骨悚然 古宅大院记土改罪恶

中国湖北与重庆、四川交界处座落着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见证了土改时中共对民众实施的残忍酷刑。作者谭松深入乡村调查十余年,记录下令人听到都毛骨悚然的土改酷刑。

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始建于清代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吸引着众多的游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伤痕累累的古建筑中,隐藏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血红的土地》作者谭松:“我是在2003年的3月开始进行土改调查的,我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调查。十几年来呢,共采访了100多个当年土改的亲历者。我想讲一个我调查到的土改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现在位于湖北省利川市白杨坝镇的群山之中。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现在很有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这些人不知道里边的故事,因为知道内情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死完了。”

古朴精致的大水井古建筑群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被誉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据说当年曾有八大庄园。现存最完整的是李氏宗祠和李亮清庄园。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暴力的土改运动。《血红的土地》一书作者谭松了解到的惨烈故事就在李亮清庄园上演。

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彭吉珍,是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她的丈夫李次候参加了国军,49年后逃走,东躲西藏。他留在乡下的妻子在土改中究竟遭受了什么?直到50多年后,谭松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农会干事、《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才获得这份珍贵的目击者证词。

土改时的农会干事向贤早:“那屋里有个大火笼,那个民兵姓许,他把那个木炭烧了一堆,把砖又烧红四块。就把李次候这个女的,姓彭,叫彭吉珍抓来。(她像)这样跪着,下面有一笼火,那得了。(女人)胸前又还吊得有两砣(乳房),她的乳房,肚子皮就在那个碳火上烤,我在那儿看到,烤得那个油哟!(皮肤)起亮泡,看到在滴水(油)了。(她)撕心裂肺的叫,人人都是父母所生。”

在场的向贤早看不下去,但以他的身份未必拦得住,他转身去找区长李金斗。

向贤早:“我说李区长,遭了也,今天有个地主要死在那个火坑上。”

李金斗闻讯,赶到那间烧烤刑讯房。

向贤早:“李金斗就把她(彭吉珍)拉起来。你家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哪里还有金银。又修了房子,这些年又买了地,我没得金银了。”

李金斗给彭吉珍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

向贤早:“今年3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我晚上跟她睡觉,伤透了心哟,脚一碰,她就喔火连天地叫,整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

这段采访拍摄于2006年7月,向贤早说这是他见过的最惨的刑罚,他叫不出名字。而谭松听到也觉得难以承受 。

谭松:“他讲到她那种情景,烧烤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全身发麻,就是头皮头发好像竖起来了那种感觉。因为当时向贤早不仅仅讲了彭吉珍的酷刑,他还讲了一系列的酷刑,比如说什么猴儿搬砖啊,喂羊屎啊......但是就是讲彭吉珍烧烤活人的时候,我全身几乎发抖,怎想到人类有这种残酷。”

然而谭松在十几年的调查中发现,这种烧烤活人的酷刑,竟然不止彭吉珍一例,而是在川东地区的土改中大量出现,以逼地主交出所谓的“浮财”。

谭松:“在土改当中这种大范围的,广泛的,民间的这种酷刑发生的话,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这个土改运动是一场由国家的政权,这个政党发动的一场运动,一种强权来推动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说它来的非常猛烈,也非常血腥,非常残暴。”

向贤早在2009年去世,彭吉珍2004年在云阳县去世。而李亮清一家在土改中早就被赶出庄园,他的儿子有的被枪毙,有的自杀,他们的故事和血泪至今仍深埋在大水井古建筑群的土地里。

共產共妻— 古迹里的土改史血泪斑斑的大水井庄园

 古迹土改史 地主儿媳被扒衣烤得乳房滴油

— 古迹里的土改史血泪斑斑的大水井庄园

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珍老人在两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在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的莽莽群山之中,有一个建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古建筑群——著名的大水井古建筑群。来到这个已辟为旅游景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睹了一群伤痕累累的古建筑,听到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一、伤痕累累的古建筑

清乾隆26年(公元1761年),湖南岳州府(现岳阳县)人李廷龙、李廷凤兄弟由湘入川,落业在川东、鄂西交界的大水井。兄弟俩艰苦创业,发家致富;其后代读书耕田,人才辈出(到清末取消科举制度,李氏前后五辈人共考取秀才七十多人,廪生十余人,举人一人,进士一人。这在一个偏僻的土家山乡,堪称空前)。至1949年,李氏家族历经了廷、祖、永、远、胜、先、宗七代人,建成了以李氏宗祠为中心,外加八个庄园的庞大建筑群,成为一方豪强。

大水井古建筑群由李氏宗祠、李亮清庄园、李盖吾庄园三部分组成。它占地2万余平方米,有房屋近300间。据说它当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工艺精湛、环境秀丽,为鄂渝边境古建筑之明珠。”

我先来到建筑群中的李亮清庄园(庄园最后一个主人叫李亮清,因此称为李亮清庄园)。

站在公路边望去,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院落静卧在农田和苍翠的山峦之间,古旧的木板楼墙与白色的西式壁墙反差强烈,也算颇有特色,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宏伟气势”。

从悬有“青莲美荫”仿石匾额的朝门进入庄园,眼前是一个青石铺就的200平方米的院坝,一条欧式柱廊横贯左右,连结两边的土家族吊脚楼。庄园共有24个天井,174间房屋,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设有大厅、套房、客厅、小姐房、账房、仓房、缝纫房、工匠房、磨坊等。据说,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走马转角楼”、“一柱六梁”、“一柱九梁”的建筑格局,所有建筑没用一颗铁钉,全部采用的木骨架,按“风水”、“八卦”及地理条件,环环相扣,互相依托。

然而此刻,这颗“明珠”已破败不堪,以至毫无“明珠”的感觉。乳白如玉的仿石匾额“青莲美荫”在1949年后受到破坏,被刷上石灰,周围的装饰全部被毁。当年小姐的绣楼歪歪斜斜,爬上去,已有楼板塌陷之忧;170多间房屋,大多残败破损。一间门窗均有雕花的“雅间”不知被何人长期用作厨房,那曾经精美的木雕工艺被浓浓的黑烟和油烟熏染得不忍卒读。

庄园前的牌坊被拆除,屋内家具、古玩无一幸存,李廷龙的墓碑被打碎成三段,《魁山堂记》匾额被锯成几块,用来垫粮店的磅秤……庄园“精雕细刻的柱础,玲珑剔透的窗棂,造型奇异的廊柱,曲径通幽的走廊,精致豪华的陈设”如果不是为招徕游客的华美之词,则一定是庄园往日的辉煌。

在庄园的主殿里,摆放着一些老式桌椅、床、窗棂、门扇、楹联、牌匾,其中大多破损残缺。据介绍,这是为了“发展旅游经济”,从四周农民家里收购来的。半个世纪前,“翻身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撵走了或者杀死了(详见后面“血泪斑斑的土改史”)庄园的主人——地主,住进了这座豪宅,他们只住不修,又随地取材,庄园日渐衰败。待“文革”的革命烈火熊熊烧来,大量精美的石雕、木雕被铲除,牌坊、凉亭被拆除,书籍字画被焚毁,这颗从清朝中期就开始打造的“明珠”终于气息奄奄,神韵尽失。

(网络图片)

李氏宗祠距李亮清庄园200米,建于1846年,这是一个小城堡式的建筑,城墙长约400米,高8米,厚3米,墙梯依山势逐级升高,角梯皆为整块巨石建成,依次布设枪炮孔108个,严密地封锁着所有的通道,可谓壁垒森严。祠堂正面东侧有口小井,周围也用巨石砌起了高高的围墙,围墙正面刻有“大水井”三字,这也正是大水井名字的来历。

宗祠的建筑模式模仿成都文殊院,主体是三个大殿(前殿、拜殿、正殿——即“祖宗殿”),四排厢房,有6个天井、60多间房屋。三大殿是教化族人、祭祀祖先,商讨族务的活动中心。

同李亮清庄园一样,宗祠也是满目残败破损,正门旁还残留着文革时的狂热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步入三大殿,空空荡荡唯有柱梁兀立,往日各殿拥有的许多朱底金字楹联、匾额,大多不见踪影(唯拜殿中堂的一副木刻楹联虽被岁月洗得惨白,但字迹还依稀可辨:“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还有,拜殿的屏风墙上分别墨书着斗大的“忍”、“耐”二字,下面分别设置了“廉泉井”和“让水池”,喻示家族的清廉礼让)。

与祠堂内其它破败不堪的建筑相比,三大殿还保存了一个颇有气势的大架子,可以让人想象它当年的风韵和气派,尤其是残留在檐柱间的十余个扇形穿插枋,其雕刻十分精美,透射出浓郁的文化和艺术美感。厢房的破损更为严重,看上去也更凄荒,那一个个沉于房基之下的天井十分独特,配上两头的雕花窗棂和头顶上的屋檐,别有一番韵味,可惜天井里荒草萋萋野藤蔓蔓,消解了它应有的儒雅灵秀。

为了开发旅游,一个修复李家宗祠的工程队已经进驻祠堂,一群民工正在大殿里敲打搅拌。地上,堆着一排排十分粗糙的石木雕刻——一看就是那种缺少文化更缺少敬虔的“批量产品”。

为“旅游经济”而修复的古建筑还会有那种传统文化的古韵和玲珑剔透的工艺吗?

李盖五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他的庄园座落于群山环抱的高仰台,由于距离较远且天色已晚,因此未去探望。据说他的庄园占地2000余平方米,有房屋40余间,其建筑特色,雕刻工艺丝毫不亚于与之遥相对应的大水井。

二、血泪斑斑的土改史

1949年,共产党来了!

李氏家族的辉煌轰然崩塌,满箱的契约焚毁了;所有的财产收缴了;整屋的书籍烧成了肥田的纸灰;偌大的庄园被分而食之,住进了新的主人……最不幸的是那些大小地主们,他们或被杀、或被饿死、或被斗打、或被烧烤……

50多年后(2006年7月),我在利川市找到了当年的土改民兵、《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的作者向贤早老先生,聆听了一段血泪斑斑的家族史。

讲述人:向贤早(土改时大水井农会材料干事和民兵,李亮清家佃户,1933年生)

向贤早讲述:

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大水井李氏家族的帐房,他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李氏家族的事,我自小与李亮清家的小姐少爷很熟悉。土改时我在农会作干事,也是民兵,做了一些工作,如在龙门没收大小地主的五大财产,参加过斗地主等。

李亮清后人的命运:李亮清是个能干人,家业在他手里一步步发达,拥有了4000多亩田地,还在奉节城买了一个绸缎铺,在云阳买了两个盐井。当时,李亮清庄园里每天有近百人进餐。李亮清活得不长,只活了56岁,在“解放”前一年,1948年去世了——幸亏去世了!

说一下“解放”后他子女的遭遇吧。

李亮清共有三个儿子,九个女儿。他的大儿叫李蔚廷,他是挨的第一炮(枪),就在大水井操坝打的。问他有没得金银,他说:没得了,我修房子,用完了。罚他的款,他交不出来,就把他枪毙了。

打李亮清的大儿媳妇刘温贤(也就是李蔚廷的老婆)我也是亲眼见到的:先是群众呼口号:“打倒刘温贤”、“刘温贤老妖精”、“砍倒大树有材烧”等等,然后把她拉出来,把衣服裤子全部扒光,一丝不挂,人们涌上去一阵痛打,就在李家祠堂前打的,打得惨,但是没有打死,好半天她还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哼,后来刘温贤被枪毙了。

李亮清的二儿叫李次候,他曾是胡宗南的警卫队长,“解放”后他逃走了,他有很多朋友帮他,东躲西藏,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他2002年才去世,但是他留在乡下的老婆彭吉珍受了很多罪,待会儿我给你讲。

(注: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中说,李次候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曾在重庆渣滓洞主管无线电通信,“解放”后坐过一段时间的监牢,出狱后到新疆的一个电台工作。)

李亮清的三儿李询荛还是个学生,他被吊起来逼问金银,他受不了刑,就说有金银,埋在哪点哪点,明天一早带他们去挖。实际上他没有金银,第二天过不了关,夜里他翻墙逃跑,民兵发现了在后面紧追,李询荛从楼上摔下去,头摔在石板上,当场摔死了。

李亮清的女儿也被弄来斗。八小姐李先信被吊在中梁上追问金银,正在这时奉节县的杨县长来了,他说:“你们不斗当家的斗学生?(八小姐)这种人应当把她瓦解过来。”这下才免了他女儿们的罪。

李亮清的坟被挖开,他衣服还是好的,头上有个顶子,外面抹了点金,剖开里面是木渣渣。

农民斗地主还是积极,一是想当干部,二是想分地主的财产,三是斗倒地主不交租。当时还有一个“焚约大会”,所有地主、农民都来,那真是热火朝天。会场上挂着标语:“要回农民的血汗”。地主装文约(契约)的箱子全部端来,农会主席一个一个地问:“你是不是地主?”他问到杨田坝的地主李银州(音)时,李很有礼节,他双膝跪下说:“我家有500石租,算个老大地主。”“农会主席说:“那就把你的文约拿出来。”李从箱中取出文约,有一尺多厚。

李亮清的文约有三箱子,是他家小姐拿出来的。当天当众烧毁地主所有的文约,烧得满坝子都是香味!为啥?文约上盖得有政府的印章,那印泥里掺得有银珠和香片,所以烧起来香味扑鼻。

土改时折磨地主的刑罚多得很,我亲眼见到的有这些:

一、吊半边猪——把一只手和一只脚捆在一起吊起来。

二、抬穿心杠子——把手脚捆起来,用杠子从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摇晃。

三、骑洋马儿——用两个长板凳一正一反重迭,将受刑人的两个大拇指夹在两个板凳中间,受刑者坐在板凳上压自己的拇指。

四、吊鸭儿凫水——将人反捆起来悬空吊。

五、猴儿扳桩——将两个大拇指用麻绳紧紧捆在一起,中间强行嵌入一根木棍,用锤子将木棍一下一下打入拇指间。

六、挂尿桶加纸木灰——把半桶尿挂在受刑人颈子上悬在胸前,受刑人头啄(垂)下来脸冲着尿桶,然后把一大堆烧过的纸木灰猛地一下倾入尿桶中,纸木灰“轰”地一声冲起来扑得地主满嘴满脸。

七、喂羊屎——羊屎干了看上去就像鸦片颗粒,把羊屎塞入地主嘴里,强迫地主吃下去——专门整吃过鸦片的地主。

但是,我见过的最惨的刑罚我叫不出名字。

那一天逼地主李亮清的二儿媳妇彭吉珍交出金银,彭吉珍交不出来,那个民兵把四块砖头烧红了,把彭吉珍衣服扒了,强迫她双膝跪在两块烫砖上,双手撑在两块砖头上,像狗一样趴跪着,然后把一盆火笼——里面烧的炭火——放到彭吉珍的乳房和肚皮下。我在旁边亲眼见到,烤得那个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人人都是父母所生,我不是地主,我不怕人说我包庇她,我转身就出去找李金斗,他是区长。我对他说:“糟了也,今天有个地主恐怕要死在那个火坑上,已经烤得滴油了。”

李金斗走进彭吉珍受刑的屋子,叫民兵都出去,然后把彭拉起来,问她:“你到底还有没得金银?”彭吉珍说:“没得了呀,修了房子,又买了地,没得了呀。”李金斗给她一家人开了一担谷子的条子,把她们弄到李子坳去劳动,彭吉珍这才捡了条命。今年三月她家八妹还对我说:“伤透了心哟,晚上跟她睡觉,她喔火连天地惨叫,一个肚子烂得糊了了(血肉模糊)的,奶子都烂落完了。”

彭吉珍前年在奉节去世了,烤她的那个民兵还在,叫许定胜(音)。

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的命运:

李氏家族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李盖五,他是李氏家族最后一任族长。

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各种各样的武装、土匪兴风作浪,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苦不堪言。(上个世纪)30年代,川、鄂两省边境上就有势力较大的匪帮贺国祥、利川境内的“神兵”等。这些兵匪们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老百姓深恶痛绝。

李盖五出生于望族书香门第,很有才华,他能言善辩,生性胆大。他同贺国祥、同“神兵”交战,也打其它土匪,打出了威风,土匪们一般不敢骚扰大水井,因此,可以说李盖五保了一方平安。李盖五1930年当了奉节四区区长,1935年当了奉节县团务委员长(当时大水井所在的柏杨镇属于奉节县,1953年才划归湖北利川)。

(《大水井古建筑群》书中说:末代族长李盖五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其经历之曲折,是小说家也难于想象的。由于李盖五“解放”后又主动交出财产,因此进驻大水井的工作队领导汪华源、李金斗很快与李盖五交上朋友。)

“解放”后,李盖五很为共产党做了几件大事。

1950年2月10日,奉节县高甲乡的大地主王学初联络奉节江南各乡,还有云阳、利川各乡的头目,策划“反革命暴乱”。3月12日,高甲乡倒龙湾最先暴乱,仅仅4天就蔓延到江南的19个乡,人数达到3000多人,杀了奉节县副县长韩广民等干部6人。3月16日,他们与李氏家族的李汶舟等取得联系,指使李汶舟去给李盖五做工作,邀请李盖五出来领头。李盖五深明大义,大骂李汶舟:“胡闹!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嗒,你这几个人,几条土枪成得了事?!”

李汶舟等人走后,李盖五报告了中共柏杨区委书记王书琴。区委先下手为强,立即调动部队,将准备暴乱的分子一网打尽,王学初被抓住后枪毙。

李盖五还救过共产党的韩副县长。那是1950年,韩副县长、李盖五一行四人由吐祥乡去奉节开会。走到亮风台时,突然从山上冲下来一群土匪,为首的大叫:“谁是韩副县长?”韩说:“我是。”李盖五赶紧向前,高声说:“我是!”只见土匪大刀一挥砍来,李盖五举刀相迎,同时大声吼道:“你们是猪的槽头血作痒,想找死?!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你们赶快回去搞生产,不要胡闹。这是共产党的干部,给你们穷人办好事的干部。”

土匪们听了他的话,一个一个地溜了。

李盖五不仅帮共产党,还同共产党的土改干部联姻。他做媒把他叔伯兄弟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嫁给李金斗。李金斗是从山东来的干部,在我们那儿当区长,他来了之后,把他老婆离了,另娶了李问州的女儿。

李盖五为什么要做这个媒?他想结交共产党的区长,保大水井的清宁平安。

由于李盖五有功于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打算免他的死,于是把他弄到奉节的安坪乡去帮助搞土改,算是躲起来,避开家乡的清匪反霸斗地主。但是,李盖五名声太大,大水井农会(主席叫王道玉)说李盖五是大地主,非要把他弄回来斗。他们三次向奉节县政府要人。共产党虽然想免他的死,但又不愿受到群众反对,于是就把他交了出来。不过他们要求:一、不得捆绑吊打;二、不准枪毙。

李盖五被押回来后,关在他家的一个粮仓里,没有枪毙他,但是,七天七夜不给他饭吃!他饿得把残留在碓子(一种舂米的用具)里的一点生包谷米都抠出来吃光了;没水喝,渴得喝自己的尿。

在临死的那天凌晨,他悄悄把仓板拆下来,探出去拖看押他的民兵的枪。民兵惊醒了,问他:“你拖枪干啥?”

李说:“我……我拖枪打人。”

“你打哪个?”

“我……我看得起哪个打哪个。你们这……这些家伙,不是老子保一方平安,要撵得你们鸡飞狗走。老子死……死了之后,也要在鬼门关等……等你们。”

李盖五说完就死了。

民兵汇报上去,农会中有信迷信的,感到害怕,于是决定焚尸。他们用桐油、菜油,就在他庄院门口,架起干柴烧,最后整个人烧得只剩下碗大一块,丢在庄院后的水沟里。所以后来他儿子李先伟(音)清明回来扫墓,只有在水沟边挂青(祭祀)。

共产党区长李金斗的命运:

李金斗是区长,权力很大,审判地主他当庭长坐在前头,两边各坐一个陪审员,地主跪成一排,要杀哪一个就喊某某人入庭,入庭后只有几句话就完事。枪毙李蔚廷时,李金斗就是这么几句话:“农民弟兄们,大斗、小斗、加紧斗、使劲斗。斗不出来,交给我们法庭,判他的罪,杀他的头!”接着把李蔚廷抓来问:“你当乡长,抓了好多壮丁?掀了好多人下龙桥河?”我记得李蔚廷还答了两句:“我没有掀人下龙桥河呀。”

后来要枪毙李问州,也就是他的岳父,专门叫李金斗去执行。政府要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同地主睡一头。那时,哪怕你是区长县长,只要同情地主就要遭撤职。审判枪毙李问州那天我在场,李金斗问:“你当乡长,派款子、抓壮丁,杀害了多少农民?”李问州回答:“区长(他还是喊的区长,没有提女婿),我没有杀农民。”我记得他还说:“区长,我(死后)要求弄回去埋。”

枪毙打的李问州的脑壳,打得脑花到处散起。

印象最深的是李问州的女儿李先兴,也就是李金斗的新婚妻子,当时也在场,她眼泪双双直往下滚。

不过最后还是同意把李问州弄回去埋,就埋在羊角坝。

那天只打了李问州一个,一个大会只搞(杀)一个,牢里头关满了地主,就关在大院里,有几十个,要杀哪个拖出来杀就是。我们这一带有48户大小地主,光收缴的铺盖就是200多床。

李沛东是龙门乡公所的调解委员,李盖五的弟弟,他没得一点罪恶,但是,那时是只准错杀一千,不准放走一个,于是把他也抓来杀了,就在大水井枪毙的。

李家土改被打死的地主有李鸿钧、李沛东、李问州、李蔚廷、李沛诚等,大概近10个吧。

李汉州(音)的儿子李炼梧(音)被抓来用烙铁在他脸上烙些疤子,第二天他满脸流脓地被抓到刑场上去陪杀场,不过没有杀他,因为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学生,记得当时有政策,学生娃不杀。

李金斗大义灭了亲,但并没有保住他的官职,因为他毕竟娶了地主的女儿。他老婆刚生了第一个娃儿,上面就责令他好好反省,于是他给娃儿取名“李反省”。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娃,上面把他撤了职,弄到山脚坎去当工人。他干脆给第二个娃取名“李撤职”。

作者记述:

由于向老先生马上要动手术,8点半便开始输液,只得匆匆结束采访,李氏家族中一个重要人物李孟洋未能详尽了解,老人只是说:“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医学博士,他有很多书,土改时全部被农民烧了。”我回来后,细读田赤、方国剑、孙孺著的《大水井古建筑群》一书,从中找出了关于李孟洋的部分——

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命运:

李孟洋1884年生于李氏八大庄园之一的洋沱坝庄园(位于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有房屋100多间,据向贤早老人介绍,在李氏八大庄园建筑中,洋沱坝的雕饰最为丰富)。1904年,他自费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医学,并一度参加了同盟会,结识了秋瑾、熊克武等著名人士。

李孟洋回国后,曾在好友熊克武(曾任四川督军)的力邀下出任四川省第一届议员,但他很快厌倦了官场,弃官归隐。李孟洋回乡后,诗书自娱,著有《扶桑求学记》、《婴育学》、《廉溪诗钞》、《廉溪杂议》等。

李孟洋极富同情心,为当地人办了不少好事。据说,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李孟洋发现屋前有一个女乞丐躺在树下,即将临盆。他急忙吩咐家人打扫房间,生起火炉,然后亲自把乞丐请入屋内,为其接生。这一下在族内引起风波,因为当地风俗,不能让别人在屋里生小孩,否则会带走主人的财运,何况那人还是一个脏兮兮的乞丐。族中很多人都来劝阻。李孟洋大为生气,对他们说:要败家就败我这一家,要死人就死我一个人!绝不牵连你们。

在李孟洋的精心护理下,女乞丐顺利产下一子,满月后,乞丐执意要走,李孟洋又送了她许多衣物、食品。

九∙一八事件后,李孟洋对日本极其痛恨,儿孙辈有想从他学日语的,他即大声呵斥。

李孟洋曾四处收集珍本善本,收藏有大量的各种书画,每年夏天,他都要请20多个人帮他晒书。他结交的夔州府中学堂洋教习丰田少太郎(日本人,曾在中国生活30多年)曾为李孟洋书斋题写:“橱有中西百万卷奇书”。

1951年土改时,这些书被收缴起来,找来10个人专门焚烧,每天烧几个小时,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堆满了一块田,农民都说书灰是肥田的上等肥料。

据李孟洋后人介绍,李孟洋留学归来时,箧中有一幅20多丈长的白绘绫书画长卷,上面全是当时留学日本的近百名友好的诗文,第一首诗就是秋瑾亲笔书写的古风作品。这幅珍贵的书画长卷也在土改时被毁了。

土改时,李孟洋的家业已败,但有人说李孟洋从日本回来时带有70箱金子,于是逼他交出来,天天组织斗争,李孟洋不久就在斗争中去世。李孟洋死于1951年,享年66岁。

(如何逼交金银?如何组织斗争?李孟洋如何“在斗争中去世”?该书作者没有交待,想必也不敢交待,只有让我们去想象。)

采访后记

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就听说湖北利川有一个叫“大水井”的大地主庄园。根据经验,有地主庄园的地方,一定有土改的血腥,心里便暗暗埋下了前去采访的愿望。可惜,我来晚了,遭受烧烤酷刑的彭吉珍老人在两年前去世了,再也无法倾听一个苦难女人的经历。庆幸的是,我在利川人民医院找到了向贤早老人,并赶在他动手术前采访了他。

向贤早老人记忆清晰,他不仅小时经常同庄园里的小姐少爷们一块玩耍,不仅当过土改民兵、亲身经历了整个土改,而且前些年还专程到李氏的八大庄园考查,走访了当地的老农和李氏后裔(正因为如此,他写出了《大水井——李氏宗祠及庄园历史写真》一书)。遗憾的是,时间太短,对大水井如此复杂而厚重的历史,没有长夜畅谈,多方了解,肯定会遗漏许多重要情节。还有,向先生收集的不少有关李氏家族的老照片我一张也未能目睹。

眼下,也只有暂时如此了。

返回的路上,我在横跨渝鄂的七曜山上停下来。回眸望去,利川大地,山峦起伏,苍翠满目,风光十分秀美——多么让人难以离去的土地!

2026年3月9日 星期一

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谭松

 

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谭松

667 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谭松 ——

野兽按:从余杰的书评得知谭松的著作《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余杰写道:

“二零一八年,在纽约召开的一次关于土改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凑巧被安排在跟谭松住同一个房间。他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矮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谈起给他带来灾祸的关于右派和土改的调查和研究来,滔滔不绝,如数家珍。那一晚,我听他谈了几个小时,看到了他体内蕴含的巨大力量和勇气。正是这股力量和勇气,让记录土改这场被普遍遗忘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尽管这要付出婚姻破裂、中年后流亡异国的沉重代价。

土改是中共统治史上一次几乎被遗忘的大屠杀,记录和研究土改的人,比记录和研究反右、文革、六四等事件的人还少。反右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对象多半是知识分子,幸存者有言说的能力,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存留下来;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很多是官僚及知识分子,文革后相当一部分人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可以有限度地对文革展开“控诉”;而六四屠杀的场景,不仅西方记者当下即有详细记录,流亡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也都在孜孜不倦地记录和言说。

与之相比,谭松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很多土改的受害者及家人仍深陷于恐惧之中:“恐惧,已经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中共漫长的极权统治,成功地将恐惧根植到每个人心中:“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

在《血红的土地》中,谭松记载了若干当事人令人毛骨悚然的讲述:如今年近九旬的李曼在土改时是一名年仅二十一岁学校老师,十三岁那一年就已离开老家,爷爷被划为破产地主,他本人连巴掌大的土地都不曾拥有,却被划为地主,承受了几十种酷刑。其中,最可怕的一种是名为“秤杆”的酷刑,就是将他全身脱光,手和脚反捆在一根棍子上,脚的那一头还挂上石头,再用一根麻绳将他的生殖器捆起,然后将麻绳悬挂在树上。这样,他全身加上石头的重量都吊在生殖器上,肚脐眼上的血直往上喷。他顽强地活了下来,但从此以后成了太监般的废人,一辈子独身。”

谷歌dao一些这本书的相关资料,整理分享给诸位书友,如有可能,推荐大家购读此书。



重庆教师多年调查土改真相,十九大前突遭开除

罗四鸰

2017年9月29日

谭松站在一对地主夫妇在1950年代土改期间投江自尽的地方。2008年1月,摄于四川省忠县爬岩子。 COURTESY OF TAN SONG

新学期开始,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副教授谭松正式办理了离校手续,从此告别站了多年的讲台。9月9日教师节前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7月初写好的一篇文章,关于当天他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的心情,那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他被开除了,让他去办手续。谭松曾经多次因从事红色历史调查研究而出事,对自己今年被开除并不感到意外。“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在10月召开十九大的前几个月,中共整肃高校教师之风再起,谭松是继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之后,又一位因言论不当而被解职的大学教师。在重庆师范大学教西方文化的谭松认为,自己被开除,不仅是因为他在课堂上牵扯到历史与新闻的讲话偏离了“正确路线”,背离如今日益严格的党性原则,更与自己近年对于1950年代川东土改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有关。

谭松1955年出生于重庆,1957年,他的父亲、当时任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谭显殷到北京参加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四川代表会上,他说:“这次会缺乏民主。”之后,谭显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东部的一个小县长寿县的长寿湖劳改。当时这里是重庆市的劳改基地,先后接纳了上千名下放干部和上千名出身不好的学生。

谭松1980年代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教书,1990年代先后担任《渝州世界》报主编、《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2000年,他在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时做了一期抗战陪都专辑,全面肯定抗战的中心是重庆而不是延安,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抗战中心和领导者有所不同,这导致了他被迫辞职。

谭松业余时间从事历史研究,先后进行过重庆大轰炸、地主刘文彩等历史事件的调查。从2001年起,他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长寿湖右派调查,完成了50万字的《长寿湖》。此书2011年才在美国出版。还未完成时,2002年7月2日,中共当局指控谭松“收集社会黑暗面”,将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关押了32天,此后被取保候审一年。

2003年,谭松开始对川东地区的土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川东地区指的是原四川东部,也就是如今大重庆地区。1950年底到1952年底,与中国其他地方相似,川东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这一运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新分配和集体化,中国农村结构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改造,地主与富农受到严酷的迫害和肉体上的消灭。不过,至今中国官方认为这一段历史是中共建政之初的一大功绩,不容置疑。除开官方叙述外,极少有学者触碰这段历史。

谭松认为,官方的叙述是“洗脑”,他的采访录填补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历经14年,遍访川东土改亲历者,写下50余万字的口述史书稿《血红的土地》,将川东土改血腥残酷的真相记录下来。但也犯了官方大忌,与他所做的长寿湖右派研究一样,这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

2013年,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演讲,对外公布了部分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关注,同时也让谭松受到学校的约谈。2017年4月,作家方方的新小说《软埋》因触及土改而遭到左派围攻,而该故事的背景正是谭松采访的川东地区。6月21日,谭松发表文章《读了“从<软埋>历史原型看方方的反共反革命历史观”之后》为方方辩护,认为小说中谈及的土改情况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为此,文章特意讲述了一个在土改中被“点天灯”的年轻姑娘的故事。大约两个星期后,谭松得知自己被学校解聘。</strong></p>

谭松采访著名地主刘文彩的长工龙万福。2009年8月,摄于四川省大邑县苏家镇虹桥村。 COURTESY OF TAN SONG


为此,纽约时报中文网用邮件和电话采访了谭松。访谈经过编辑和删减。

:你这次被校方解聘,与你为方方小说《软埋》辩护有关吗?

:这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加入这场论战也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人们一提到我,就说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大量骂我为地主翻案的人士还义愤填膺地说:“我们的大学怎么会容许这样的教授存在?!”再加上几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也给学校惹了很大的麻烦,上次(2013年——编注)没开除我就是万幸了,所以,我被开除是同调查土改有关系的。但是校方一直没有给我一个说法,经反复询问,只说是“正常调整”。

:根据你的调查,你是怎么看小说中提到的土改?

: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里的泥塑《收租院》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编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实事根据的,因为我八次到安仁镇(地主刘文彩庄园所在地——原注)采访,采访了还活着的所有刘文彩的长工、佃户、厨师以及几十名相关人士,了解了《收租院》的真相。

方方的小说最可贵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它是这几十年来少有的不是按照官方的调子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创作的作品。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乱打乱杀地主,写到的那种恐怖,都是历史的真实。如果要说我的调查同方方的小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不是指文学形式),那就是,川东土改真实的惨烈程度,百倍于小说!

:你为什么会对六七十年前的土改历史感兴趣?它对当下中国有何影响?

:土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其巨大,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改变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态平衡,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甚至基本人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描述。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少社会问题,都可以从那场运动中找到原因。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列举了土改造成的十大恶果,比如:它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做土改调查的?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先是唱那煽情的控诉地主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记得当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场的主持人大叫一声:“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大约有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他们刚上台,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那几个地富分子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但是,我坐在前排,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中的痛苦——我感到,那是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那时我只有13岁,并不清楚地主究竟是不是坏人,他们是不是活该挨打,但是,我总觉得我从他们那种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因此,当时我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群情激愤地呼口号。

:你本人亲自接触过地主吗?

:1974年我当“知青”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大量的心里话,最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给我最大启蒙的是生产队的一个老会计,我住在他家隔壁,天天朝夕相处,他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老会计说,他也很冤枉,因为小时候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就被评为地主。我当然知道这个地主,他是生产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妻子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记得有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看见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她发现有人在看她,抬起头来,一见是我,眼中露出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我由同情开始产生一种隐隐的冲动: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的真相。

:和其他地方的土改相比,川东土改中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有什么特点?

:在土改中,有一个政策,叫“关、管、杀”,这是专门针对地主和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关”就是关押——抓进大牢;“管”就是管制,虽然没进监狱,但没有言论行动自由等等;“杀”很好理解,就是肉体消灭。除此之外,地主们的财富全部被没收了,土改让他们变得一贫如洗。另外,强大的宣传把他们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此抬不起头来。

当然,各个地区也有一些各自的特点,比如酷刑,不同地区就地取材,发明了它独特的刑罚。比如四川农村有一种饮酒方式,就是众人双手握着一根竹管在一个酒坛里喝酒,土改时人们就根据这个方式发明了一种刑罚叫“吃咂酒”(又叫“猴儿搬桩”),把人的两个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桩上,把木桩破开,中间加一个削子往下敲,这样往往把人的大拇指用麻绳勒断;又如秀山县有一种又硬又尖又长的刺叫“铁棱角”,土改时对地主就大量使用这种刺,叫“滚铁梁角”。

:2003年,你真正开始调查川东土改。是什么触发你的?

那一天,我在川东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我曾经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就是那一刻,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是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调查东川土改跟其他敏感历史问题相比,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困难?

:一是缺乏线索。虽然我知道就在川东地区,仍然有不少土改的受害者和亲历者,但我很难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土改的当事人不像右派有一个相互有联系的群体,他们主要分散在广阔的农村,而我又是在“取保候审”期间,后来又是被监控的对象,根本不敢公开行动和公开寻找,因此,要获得线索很困难。二是调查土改真相是禁区中的禁区,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几乎都建立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上,比如“消灭剥削压迫”、“打倒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让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等等。人们只能按官方标准说话,如果要让当事人说真话,他们是非常恐惧的。在我所有的采访中,最恐惧的就是土改。所以,土改的采访几乎都是“隐性采访”——即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聊天的方式获取信息。即便这样,很多人一提到土改,马上就吞吞吐吐甚至闭口不言。(我还经历过被推出门)至于土改中的那些作恶者,更是拒绝采访,比如有一个参与把一个少女轮奸致死的土改民兵,他三次把我们拒之门外。三是还有经济上的困难。我多次下岗,没有收入,土改调查要跑很多地方,费用很大。当然还有信息不准,千辛万苦跑去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几乎无功而返。

:你采访了多少人?主要是地主阶层吗?

:有一百多人,最多的是地主后代,老地主们大多已经不在人世,经过土改和随后的大饥荒,已经没多少老地主能活下来。再加上我动手晚了和不敢公开寻找,因此,这一百多人中,只有几个地主。其他的有土改工作队员、土改民兵、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当年的贫下中农。他们都是土改的亲历者。

:能不能说几个他们的故事?

:当然有大量的故事。比如追逼地主金银,就把很多地主逼上绝路。在川东忠县有一对夫妇叫黎大雪和肖正静,他们是工商业兼地主,在他们所有财产都交完了而土改民兵仍然酷刑追逼时,他们只有自杀。这对夫妇是手牵着手一步步走向长江,走向死亡的。

又如,在原川东奉节县柏杨坝镇的大水井庄园,曾发生过一个烧烤活人的事件。被烧烤的人叫彭吉珍,是地主李亮清的儿媳妇,土改民兵许定胜(音)向她逼要金银,彭吉珍交不出,这位姓许的民兵就把她脱光了用碳火烤她,烤得她乳房和肚子往下滴油。如果不是当时在场的一位农会干事向贤早把区长叫来,彭吉珍会被当场烤死。我在听向贤早讲这个故事时,头皮一阵阵发麻。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