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战火燃起。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怀揣着爱国热情和帝国情结，为战争委员会兢兢业业地做着宣传工作。
不仅如此，他还鼓励自己唯一的儿子约翰参军。这个仅17岁的年轻人从小接受“好男儿应当报效祖国”的教育，并不缺乏参战的勇气。但因为高度近视，他两次应征都遭到拒绝。吉卜林四处托关系，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才把儿子送上了战场。
约翰很争气，不久后就当上了军官。然而，在18岁生日的第二天，约翰在一场战役中失踪。这给吉普林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原本支持战争的他，开始反思自己对战争的狂热，之后创作的不少作品都体现战争创伤、疯狂与死亡。
“假如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战争中失去生命，那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欺骗了我们。”约翰失踪两年后，吉卜林仍然没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他带着悔恨为儿子写下这样的墓志铭。
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枪林弹雨终于停了下来，迎来和平的世界却已是满目疮痍。战争造成的总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在英国，有90万和约翰一样为国捐躯的烈士，尤其不乏年轻的精英——在一战中，从军的牛津与剑桥大学生有1/4阵亡；同为战胜国的法国，则有135万人牺牲。
一代人的繁荣被摧毁了。取得胜利的英国，战后国债由6.5亿英镑激增到74.35亿英镑，从“世界银行”变得债台高筑。遭遇失败的同盟国状况更加糟糕，最先宣战的奥匈帝国，直接从一流国家跌为三流国家；德国在战争后期，已经民不聊生。
推动一战的决策者，也多命运悲惨。正式停战前两天，德国革命爆发，皇帝威廉二世随后发布退位诏书，流亡荷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为不幸，一战彻底摧毁了他的声望和摇摇欲坠的沙皇制度，沙皇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孩子被秘密警察赶到地下室用机关枪集体处决。
不论对民众还是统治者来说，这都似乎是场得不偿失的战争。“为什么要进行一场毫无好处的战争？它有何意义？”一战结束已经过去百年，但这两个问题，仍然萦绕在许多欧洲人的头脑里。
一战真的不可避免？
长久以来，当年的决策者都深信一个观点：“一战必然发生。”
1914年7月，战争爆发前几天，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告诉秘书，自己感到“一种超乎人力的命运力量高悬于欧洲和我们之上”。他在后来总结道，“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是导致大战发生的原因，这也是最为经典的一战决定论解释之一。
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对宿命论的相信程度更甚于首相。他在1905年时就预感“战争那可怕的头颅在狞笑”，9年后，他带着对德国悲观的一战前景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但仍坚持战争的必然：“战争，演示了文明时代如何相继出现，以及各个国家如何实现其在世界发展中的命定角色。”
在回忆录中，英国的政治家们也在不断强调“宿命”的到来。在当时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笔下，战争被一股巨大的、非人的力量推动，是一场政治家无力控制的“飓风”。对英国参战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感到自己是被“驱赶进战争的洪流”，他在大战爆发次年曾表示，自己在1914年7月危机期间有着强烈的无力感。在反复的自我追问和折磨中，他得出“自己无力决策”的结论。
“许多人认为一战不可避免，一部分原因在于1914年，相关国家的决策者坚称战争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或是一把被火星点燃的干柴，”英国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学院教授、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里查德·内德·勒博向本刊表示，“他们只是想以此减轻战争爆发中自己应负的责任及内疚感。”
正是为了批判这种“战争宿命论”，勒博撰写了一本带有假设性思考的著作：《假如斐迪南大公还活着：没有一战的世界》。
对已发生的历史进行假设性思考，听起来像是追寻一个注定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或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事实上，和勒博一样追寻历史另一种可能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将这种思考方式称之为“反事实历史”。
“它（反事实历史）告诉我们，人是不受任何历史束缚的生物，能遵照自我意愿做出决定。”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中写道。
“（反事实历史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反思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书评人维舟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认为，“如果回到历史场景去看，你会发现其实历史有不同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待一些事情，要更加慎重。”
正是出于这些想法，严肃的学界，才会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一百多年前，试图寻找历史的其他可能。
“（在1914年）大战本是不可能，因为没人想开战。”勒博说，1905年到1913年，欧洲曾发生过五场局部战争，最终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了。
“从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遇刺到大战最终爆发的37天里，一些事本可能不同。”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长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也持同样观点，她也是劳合·乔治的曾孙女，“要说一战不可避免，就是忽视那些决策者说‘是’或‘否’的关键作用。”她告诉本刊，“即使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战争也是可能避免的，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假如斐迪南大公还活着
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欧洲共有五位国家元首相继遭到暗杀，但都未引起如斐迪南大公遇刺这般大的震荡。“这场刺杀彻底改变了维也纳原本平衡的权力格局，”勒博解释道，在奥匈帝国的上层中，作为王储的斐迪南大公是最坚定的和平派，但一场原本不可能成功的刺杀，最终杀死了这个人。
1914年6月，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苏菲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督波提列克将军之邀，对萨拉热窝进行国事访问。动身前，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劝他放弃此行。萨拉热窝在1908年被奥地利单方面吞并，同样希望将此地纳入领土的塞尔维亚对此感到十分受辱，而且，萨拉热窝民间也弥漫着强烈的不满情绪，这对奥地利皇室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场所。
在很多人的劝说下，斐迪南认真考虑过推迟旅行的可能性，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对此也表示支持。然而，波提列克的副手担心大公取消访问后，自己会受到总督惩罚，因而极力向斐迪南力陈继续前进的必要性。
这趟行程对斐迪南来说，不无诱惑。除了履行职责外，历史学家A·J·P·泰勒认为，大公去萨拉热窝还有爱情的驱动——他和妻子苏菲贵贱通婚，皇帝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但要求他们的子孙永远不能继承皇位，而且苏菲也不能在公共场合坐在斐迪南身边。
唯一的例外是当他展示军事能力时。因此，斐迪南最终决定继续这趟行程，视察波斯尼亚的部队，这样他就可以和妻子并排坐在敞篷汽车里。
6月28日，是斐迪南和苏菲结婚14周年纪念日，也是塞尔维亚的国家节日维多夫丹节。大公夫妇一早从萨拉热窝火车站出发，计划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先去附近一个军营视察，再去市政厅。通常而言，游行的主要车辆中应当带有六名受过专门训练的安保人员，但实际上，当时只有三名当地警察。
之后的事情人们都知道了，先是一对刺客用炸弹行刺未果，接着，大公接受建议，决定改变路线。但这个决定却没传达给司机，他仍然按照旧路线行进。结果，在一个十字路口，坐着敞篷汽车的大公夫妇意外遇上了揣着左轮手枪的刺客普林斯。后者当即扣动扳机，苏菲当场死亡，喊着妻子名字、伤心欲绝的大公则在送医后不治身亡。
1915年，英国维克斯有限公司的兵工厂里，两名女性工人正在制作炮弹壳（@ 视觉中国图）
这场最终成为一战导火索的刺杀行动，充满了如此多的偶然，以至于后来者不免一次次地假设，假如斐迪南大公取消自己的萨拉热窝之行，或是再次侥幸逃过第二次暗杀，结果会怎样？
很可能，这位致力于改善与俄国关系、和德国皇帝有着深厚私人交情的王储就能继续保持自己武装部队的影响力——避免交战。
斐迪南遇刺后，奥地利鹰派人物骤然得势。斐迪南原本打算在回到维也纳后，将好战的陆军元帅康拉德·赫岑多夫解职。结果，他死在萨拉热窝，而这位好战的元帅则不断向失去侄子、悲愤不已的老国王渲染复仇情绪，推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
同样悲愤的还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对于赫岑多夫提出的“必要战争”，他表示同意，但也坦陈对于结果不太有信心，甚至战争尚未打响，他就开始考虑失败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必须面对失败，”他对赫岑多夫说，“那我们也要体面地失败。”
假如德国更谨慎
辞退俾斯麦后，威廉二世一度并未贯彻前者“以俄为友”的原则，也没有积极延续于1890年过期的俄德《再保险条约》，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随后立即与法国结盟。
对此，威廉深感后悔。当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894年登基，他立即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他用英文写了许多信给尼古拉，抬头“最亲爱的尼克”，署名则是“你亲爱的朋友威利”。
威廉二世一直想通过这种联络，重新拉近与俄国的关系，同时把俄国推离法国。他几乎就要成功了——尽管没能离间俄法，但他和尼古拉二世签下新的条约：俄德双方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有义务相互支持。可惜的是，当沙皇把条约带回俄国后，惊恐万状的大臣们指出，这代表着抛弃盟友法国，纷纷阻止条约生效。
威廉二世和他的首相，都不希望发动一场波及全欧洲的大范围战争。“欧洲战争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太多收益。征服强劲的斯拉夫人或者征服法国领土不会使我们得到好处。”霍尔维格就曾表示，德国应该避免“轻率地挑起的战争，即使大胜了，也会对国家产生副作用”。
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的军官站在桌子和椅子上，从大厅的镜子中观看《凡尔赛条约》的签署（@ 视觉中国图）
尽管不想招惹大国，但强大的德国对小国的局部冲突并没有那么在意。尤其是首相霍尔维格，斐迪南遇刺之后，他和外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在威廉二世开出“空头支票”，即德国保证无条件给予奥匈“忠实的支持”一事上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德国）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判，”勒博分析道，他们以为，即便德国支持奥匈帝国，俄国也会袖手旁观。让他们产生这种误判的原因是，1909年，德国曾支持奥匈帝国侵占了塞尔维亚的领土。当时塞尔维亚不断向俄国发出支援其宣战的请求，但当德国表示将出兵支持奥匈帝国后，俄国告诉塞尔维亚：“我国军队尚未准备妥当，现在无法作战。”
这段过往与一战前的状况非常相似——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有爆发战争的危险。“德国以为，只要奥匈帝国行动够迅速，就能一举占领塞尔维亚。那时，俄罗斯人又只能默然接受现实。欧洲战争不可能发生，德国又能从中受益。”勒博向本刊说道，“他们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对现实视而不见”。
现实是，“迅速占领塞尔维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时，德国还未开发出“闪电战术”；更巧的是，此时正值夏天，奥匈帝国的军队中，近一半士兵都在过“收获假”——回农村老家割麦子，直到7月底才会归队。
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天后，奥匈帝国和俄国发起战争动员。渴望战争的德国总参谋长小毛奇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战争部长埃里希·法尔肯海恩在29日立即请求动员。
后来，很多分析者认为，威廉并不是真的希望与俄国开战。因为恐惧和慌张，他在电文上的批复屡屡爆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芭芭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写道。
甚至到最后一刻，他都在想要不要撤回战争动员令，但他的将军们拒绝执行。而且，英国最终也没有给他保持中立的信号。威廉彻底心灰了，一连串的误判，让他彻底别无选择了。他对小毛奇说：“现在你可以为所欲为啦。”说完就去睡觉了。
假如“和平力量”没有缺席
尽管对于德皇来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总动员决定难以置信——尤其在俄国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德国驻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也一口断定，再三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
但是，俄国并非威廉想象中的“病猫”。日俄战争后，沙皇对军队进行整顿，打击营私舞弊，肃清无能之人，颇有成效。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一致认可，背靠惊人的资源、潜力和财富，俄国的实力日益强大。
法国很清楚地明白盟友俄国的重要性，曾在1911年将陆军部总参谋长迪巴伊派往俄国交流，向俄国的总参谋部灌输“必须夺取主动的作战影响”，接下来的几年里，法国又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加强俄国“殊死进攻”的信念中——兵败满洲里后，俄国渴望谋求振作，一改军力孱弱的形象。
事实上，对德国“打还是不打”，法国政府内部也分为两派。其中，和平阵营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1911年至1912年间在任的总统约瑟夫·卡勒。他曾促进法、德间的关系，甚至在另一场与德国的冲突中，暗中与德国谈判。虽然他因此而下台，但随后担任财政部长仍很有发言权。
就在斐迪南遇刺的前三个月，《费加罗报》公开了卡勒和其夫人间的书信，写那些信时，卡勒还处于第一段婚姻中，他的夫人还是情妇身份。羞愤的卡勒夫人带着枪来到《费加罗报》，杀害了负责此版的编辑。而陷入这场风波里的卡勒，则不得不离开内阁，这使得对德友好的力量大大削弱。
“如果1914年7月时，卡勒还留在内阁，情况很可能不同。”历史学家麦克米伦认为，“他不仅会对反德情绪浓厚的时任法国总统产生影响，还可能改变整个内阁的倾向。”
重要“和平力量”的意外缺席，也在俄国发生。深得沙皇夫妇信任的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也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曾在1913年成功阻止尼古拉二世参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他在斐迪南大公遇刺后两周，也遭遇了一场刺杀——一位精神失常的妇女指责他引诱少女，把刀刺入他腹中。尽管幸存下来，拉斯普京却不得不呆在西伯利亚一家医院静养。
“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完全没发挥出平时那种影响力。”麦克米伦认为，要是拉斯普京在圣彼得堡，情况会不同。
假如1914年，卡勒仍然是法国财政部长，拉斯普京没有受伤，尼古拉二世很可能不会在7月30日发起总动员，并对德国的最终通牒置若罔闻。
“俄国的战争动员几乎是避免战争可能性最终消失的节点。”勒博告诉本刊。不过，在麦克米伦看来，尽管到这时候，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微弱，但仍然存在——那就是英国最终参战与否的决定。
假如英国不认真对待那张“废纸”
直到1914年7月29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还在努力争取英国，提出只要英国中立，愿意保证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领土完整。
英国内阁中，反对贸然参战的声音也很强大。正因如此，受到约束的首相格雷在7月时，没有对法国做出任何承诺。然而，德国8月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取道中立国比利时的行为，让英国陷入了担忧和恐慌。
国土安全是一方面的考虑，而1839年——一战爆发前半个多世纪，英国曾在《伦敦条约》上签字，保证中立的比利时国土安全。德国入侵比利时，显然令英国认为，他们应该履行在合约上的承诺。
英国的这种做法让德国完全不能理解，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8月4日傍晚，英国驻德大使向他递交了立即撤出比利时、否则宣战的最后通牒，霍尔维格对此愤怒不已：“英国与德国交战，仅仅是为了一张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废纸’，叫人简直不能相信。”
如果英国真的如德国一般，不认真对待那张“废纸”，最终决定不参加战争，一战能够避免吗？
在勒博看来，“欧陆国家间的大战仍然会爆发”。然而，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未曾发生的历史》中，却做出一个大胆假设：尽管战争会爆发，但代价会小得多。
在弗格森设想的那个平行世界里，由于英国未加干涉，德国的战争目标会完全不同。由于战争目标更为适度，德国会很快赢下战争。不过，德国不会“吞并他国”，而是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这个想法，德皇威廉二世在战前也提起过。
德国驻比利时大使对这个愿景有过更为具体的表述：“为了赶上美国强大、封闭的经济实体，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应当加入一个实力相当、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由德国领导的经济集团”。这与现在的欧盟建立目的、性质都是如此相似。而且，现在欧盟的核心，同样是德国。
弗格森还指出，没能参战的大英帝国将存活下来，在20世纪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不至于沦落到仅仅成为德国主导下的联合欧洲的一部分。
没有一战的世界
反事实历史主义者们普遍认为，在一个没有一战的美好平行世界里，没有世界大战，和平将成为主流。在勒博的设想里，英国和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最终以谈判方式结束。英国率先对军事预算进行削减，并鼓励法国效仿，美国也愿意进一步减少在武装军备上的支出，这一点将得到欧洲主要国家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乐于眼见军费开转到其他社会开支中去，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福利。
对于法国人来说，在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回归逐渐变成一种浪漫的期待，但随着时间流逝，没有人会支持冒险或是复仇战争。
当然，那些因为战争而出现的新技术、新思潮（如种族平等、男女平权），也可能会因此推迟出现，甚至不会发生。
即便是最理想的反事实历史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即便没有一战，人类也不一定迎来一个完美世界。相反，欧洲仍有陷入混乱和局部革命的可能。在德国和俄罗斯，反君主制的革命仍然会发生。
虽然人们对没有一战的世界存在不同的设想，但很多反事实历史学者都同意一个事实：如果一战未发生，二战随之也不会存在。
“没有一战的失败，德国就不会感到沮丧和挫败，”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的另一种可能》中写道，“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希特勒和‘二战’，没有了1939至1945年间欧洲战场上的大规模厮杀，没有了毒气室，也没有了纳粹大屠杀。”
弗格森也在《战争的遗憾》一书中写道，如果没有一战，那个即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阿道夫·希特勒，可能会“在维也纳卖风景画度过自己的余生”。
● 参考资料：
《八月炮火》，芭芭拉·塔奇曼著，新星出版社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理查德·J·埃文斯著，中信出版社
《未曾发生的历史》，尼尔·弗格森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假如斐迪南大公还活着：没有一战的世界》，里查德·内德·勒博著
《重铸大英帝国》，詹姆斯·亚当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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