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杨氏拥有145处田庄，据文献可查考的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黄鱼、永安、先锋、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水、崔家、桃溪、半山、泥川、会川、朗山、干溪、海龙坝等处，大水田“万世永赖”碑称：“凡州内所属钱粮，永为杨姓供费，以故命修四十八庄，此系太平一庄”。《勘处播州事情疏》载：明成化十四年(1478)，播州土司“杨辉将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田二十六处、猎场十一处、蜡崖二十八处，渔潭一十三处，作四份均分与杨友、杨爱、杨孜、杨敏”四个儿子。土官在风景幽美的地方修建别墅行宫，县内有大水田太平庄、桃溪庄、永安庄、
金鼎山避暑别墅、新舟斗牛城等处。桃溪庄“凡诸寻乐处，规则几万厦”，有“望月台，垂纶放舟处，望鹿城”等。永安庄为九重四合天井，华丽壮观，规模巨大。
平播战争遗址海龙屯1600年，
万历帝与黔北
土司打了一场跨世纪
战争，15个省的明军将士面对
杨家将的后代。
海龙屯（或作海龙囤）城堡被血染红被火吞噬后，流官时代开始，
贵州建省阶段宣告结束。数百年来，战争原因众说纷纭，今天学术界的观点也未统一，较多数认为是明王朝统治者所逼迫，是中央与地方特别是播州这种边远土司统治之间矛盾逐渐上升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之争。
播州土司杨氏庄园中之家庙播州杨氏，如著名历史
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所言，为明代土司中之“最巨者”。自唐代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端入播，历经唐宋元明四朝，统治经营播州数百年。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
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职，继续与明王朝保持友好关系，效忠朝廷，曾经三次从这里出发，亲率播州土军为明朝远征剿叛，赫赫战功被后人写进《西南三征记》。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后，杨应龙采取两手策略，远交近攻，对上与朝廷修好，与明王朝没有大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还经常得到朝廷的赏赐，对下行使土司特权，激化了播州内部的
矛盾。但仅隔几年，杨应龙与朝廷矛盾突然上升，双方反目为仇，杨应龙遂起兵反明。
战争前夕
杨应龙书法杨家世代效忠
朝廷，守土有方，纳贡未曾间断，杨家土军在
南宋时期被
皇帝授名御林军，杨应龙更获得当朝“骠骑将军”封号。然而，万历皇帝在1599年判定他谋反，要取他人头。
最先想取杨应龙性命的，是贵州
巡抚叶应熊。播州历来归四川管，叶巡抚上任后受命节制播州军事，这给贵州提供了扩大地盘的想象空间；播州南北纵贯二千里，庞然横亘几乎将贵州切为东西两半；播州
黔北一带相对富庶，光是杨土司的专业庄园就有140多处，分别养马养牛种蚕烧砖……别说将它一锅端了，就是随便舀几勺也够吃上一阵子嘞！我们的巡抚这样盘算着，就在1590年上折奏了杨应龙24大罪状,说他在海龙囤上修建了新王宫，九五之尊气势只略逊皇家；说他虐待子民，嗜杀成性。贵州力主查办，
四川称无可办之罪。1592年,朝廷要员在重庆府三堂会审，称杨应龙论罪当斩。杨应龙惊惧，提出用二万两银子赎罪、并率播军去
朝鲜以解朝廷战事之急，万历皇帝答应了。
因朝鲜战事趋缓，杨应龙失去用行动表白爱国之心的机遇，杨家将
后裔只得再花重金贿赂四川要员。也该他倒运，1593年,四川巡抚换人了,遣兵抓他赴川结案。播军在
娄山关口大败官军。之后,杨应龙到播州边界松坎请罪，他双手反绑，向朝廷大员下跪，交出冲杀川军的主犯12人代，自己受斩，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还保证再交赎金4万两。生性自负的杨应龙磕头磕出了血。
事情发生逆转，是不久后人质病死在
重庆狱中，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安葬，官府不给，催他先交齐了赎金再说。失子之痛与官家的腐败把杨应龙的情感推到极致，他悲愤地说：“要想得银子，除非我儿能活转来！”在离今遵义老城30多里的海龙囤对面养马城山下，千名
道士向着重庆方向超度有家未归的尸魂，香火如山雾缭绕，杨应龙手提寒气凛冽的偃月刀，一步一步登上海龙囤。
这是祖上早在南宋末年就修下的
城堡，方圆近两公里,三面悬崖。眼下，一整套
军事攻防体系已经加固一新：囤前只有一条称作天梯的陡峭山道，凭险设下飞虎关、飞龙关、飞凤关等六关，扼住上囤必经之处：后山有三关，土城、月城环山而立，坚固雄伟。以千斤石条垒砌的高大城墙绵延十几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回囤顶的杨家
宫殿里，杨应龙挥笔书下一副对联：“
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114天的战争
播州一发威，就向东一口气骚扰了湖广48处屯地，也不占领,迅速收兵，以此刺激朝廷尽快给个说法。贵州觉得“圈地”机会又来了。1599年初,新任巡抚江东之下令，由贵州都使杨国柱领3000兵马讨伐。杨应龙诱敌深入,偃月刀砍翻杨都使，全歼
黔军。这3000条命使杨应龙的反判恶名最终锁定。2月得到败报,万历帝撤了江东之的职,朱批杨应龙“罪不可赦”，赐兵部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一统号令，全力备战剿平播州。
土司杨应龙的城堡遗址整整费时一年，李化龙集结起了全国20多员著名将领、数省的18万正规部队、各方土司的10万地方武装及川黔等地30万运夫。
土司队伍中，有水西5千
彝兵，这是又一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动员过来的，郭巡抚掐断了播州、水西两大土司联盟的可能性。1600年2月12日，李化龙执帅旗在重庆登坛誓师，东西南北兵分八路向播州合围。
杨应龙的兵力有15万上下，
苗兵居多，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外围战中，主要打了娄山关战役和乌江战役。主攻乌江天堑的明军总兵童元镇，率第7路3万步骑接连拿下两个重要渡口,报捷的折子还没写好，杨应龙就领兵掩杀过来。激战第7路军半数淹死半数被歼，
尸体一时堵塞了河道，只剩童总兵等10多人逃脱。北路川军骁勇,浴血搏斗终于在3月28日攻克娄山关，黔北门户洞开，杨应龙赶紧回马救援。到4月中旬,各路大军相继攻陷外围所有关隘，4月16日夜色深沉时，杨应龙率万余兵马退守海龙囤。次日,官军团团围在山下，安营扎寨,统帅李化龙忽闻父亲去世的消息，泪流满面：“父亲在天有灵，请助儿杀了国贼儿再为您尽孝吧！”那是海龙囤山野盛开着
杜鹃的日子,山雾如走云一样掠过成片血红的花朵。
囤前，官军几十门土炮轰得再猛，一关都拿不下来。惟一的登囤小道峭如竖梯,单等官兵攀到半道，关上滚木抛石、箭如雨下，关下非死即伤。稍有危机，囤上会蓦然闪出若干全裸女子，边舞边念咒语，似刀枪不入,，官军惊骇,，贵州巡抚郭子章找来本地道士破阵。道士杀黑狗于阵前,取
狗血浸染箭镞，再叫弓箭手射去，裸女果然惨叫着隐去。转眼30天过去，虽李化龙亲自督阵昼夜攻打，但海龙囤固若金汤。李化龙说：“雨季将至,大军不适应泥泞中作战,必须尽快攻克。”他把水西彝兵派到了后山方向，配合明军主攻囤后三关。
后山山高谷深，杀机四伏，最初官兵死得莫名其妙，恐惧感使一些沙场老兵也浑身发抖。将领采纳彝兵意见,驱赶山羊为大军踏寻进山的崖上小道，再驱
水牛将守囤预设的大小陷阱践踏暴露，见到蓦然扑来的熊也敢挺枪就刺,知道那不过是杨家土兵身披
熊皮而已……
后关失守，一把偃月刀再好生了得又怎抵千军万马？6月6日清晨，海龙囤失陷，喊杀四起，杨应龙倒提滴血的战刀回到寝宫。他杀了爱
妾，点燃帐幔，撞刀
自杀，冲天大火吞噬了他的王宫。
1616年万历皇帝亲笔为贵州巡抚郭子章题字牌匾49岁的杨应龙被满门抄斩，114天的平播战争结束。全国为之举力,国库为之虚空，百姓受难无数。合计耗银800万两,双方死伤10万余人。但京都万历皇帝还是深深地舒了口气，登上午门城楼,亲自将《平播功诏书》颁布天下。
战后
战后当然要改土分流，李化龙建议：可将播州一分为二,大头仍属四川，小部分归属贵州。贵州巡抚郭子章坚决不同意，上奏应全数划拨给贵州。结果，播州分成二府，设遵义府属于四川，设平越（今
福泉）府属于贵州，二府面积大体相当。“省政府”志在必得的躁动心情可以理解，贵州郭巡抚其实胜利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战利品，清一色用流官统治，“贵州省”一下子壮实了许多！贵州，作为一省的地位再也不容质疑，贵州真正的
流官时代开始了。
平播战争彻底结束了杨氏土司政权对播州近八百年的统治。并于次年对播州改土归流，废除播州宣慰司，以其在乌江以北之地置遵义军民府，领遵义、
绥阳、
桐梓、
仁怀四县及
正安一州，隶属四川布政使司；以乌江以南之地置平越军民府，领
湄潭、
瓮安、
余庆三县及黄平州，隶贵州布政使司。因此，平播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播州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源于元代，即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本族人民，“以土官治土民”。土司对中央朝廷有缴纳贡赋和应调出兵的义务，对内则仍保持旧有的统治权力。土司制度是一种间接统治。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司制度到明代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从明王朝开始曾部分地废除了世袭土官，代之以由中央朝廷任命、可以随时更调的、非
世袭的地方官（与“土官”相对而言，被称为“流官”），设置府州厅县，这就叫“改土归流”。平播战争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明王朝激反的结果。这一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经济形态的转变
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是以
经济为基础的，在土司统治下，经济形态是以封建领主制为主，土司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即是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又是辖区内居民的世袭统治者。土官“世袭其职，世有其土，世长其民”，土地严禁买卖、典当，人口不准自由迁徒，也不准外来的人在土司辖区内擅自开垦、放牧或砍伐树木，这是一种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并且这一土地所有制形式得到了中央王朝的肯定，
洪武九年（1376年）
朱元璋谕播州宣慰司杨铿：“
尔先世世笃忠诚，故使子孙代有爵土”。在这些地区，“鬻田有禁”，“不得私售田土”，一切土地都
平播战争遗址归土司所有，阻碍了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人口不准流动，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据《遵义县志·附录·播州土司》：元明两朝，土司占有最好的农田，称“公土”、“公家田”。另将若干万顷土地划给属官作俸禄，称“头人庄田”或“私土”。土司还掌握“印田”、“把事田”。
土司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将庄田分为小块，分派给里甲头人，再由各村的寨老、把目交给
农奴耕种。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自带耕畜、农具从事耕作，其剥削形式是无偿劳役，交纳贡赋和实物地租。分给农奴耕种的小片土地叫“份地”，不可转让，买卖，“擅留者有禁，私易者有罚”。谷物和劳役由小头领摊派，凡为土司修建城堡、房屋、墓葬、水库、道路，由专司工程的“提调”统领，土民服劳役，自带口粮前往。
进入明代，由于杨氏历代权力纷争，如杨友与杨爱、杨烈与杨煦之争，使境内人民较长时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之中。土司的专横，使百姓的人身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
一语之差，便至斩首；一事之杵，便至倾家。”⑶据《遵义府志》：杨辉在天顺时私阄土民黄保为火者，杖杀容山长官司长官韩瑄。并且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造成了若干封建壁垒，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障碍经济文化交流。到明末为止，播州
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贸集市仅上溪场、蛇豕场、虎场、沙溪场数处。
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人口长期固守一地，缺乏流通，不能有效地进行各种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补及交流，为文化的交流设置了更多的人为障碍。在平播之前，播州地区尚未引进黍、稷、小麦、花生等作物品种，而平播之后，楠竹、蚕桑、玉米、红署等粮食、经济作物品种大量增加，丰富了饮食种类和结构。
郑珍在《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中载“遵义蚕”时说：“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竞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盐业刺激下，形成了“黔北四大镇”，即“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属湄潭），三
茅台（属仁怀），四团溪（属遵义）”。
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人民富饶，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平播战争遗址文化教育的繁荣
黔北教育有悠久的
历史传统，自从汉代尹珍教学南中，到宋代杨选、杨轼、杨粲罗致人才，“岁以十百计”。“蛮荒子弟乃多读书”，“土俗为之大变”。明王朝非常重视以忠孝为核心的
儒家思想对土司进行教化，并对承袭土司职位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知识要求。洪武十五年（1383年）朱元璋谓：“
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弘治十二年（1499年）规定：“
土官承袭子孙宜视近例，十岁以上者俱送附近宣慰司或府、州、县学”，“
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凡不学习者，地方官和土官不予保结，不能袭职。洪武十三年（1380年）建播州长官司学，永乐四年（1406年）“升播州长官司学为宣慰使司学”。这些措施促进了播州
教育的发展。
但这一切仅仅是局部改变了土司子弟的文化素质结构。在
封建领主制经济下，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条件的制约，也使他们无力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教育是统治者的专利，从本质而言，土司对教育并不真正重视，由宣慰司学“寻废，改建为梓潼观”就可印证。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二·选举》，在平播以前的整个明代，遵义府考中进士的只有一人，中举人者二人。其余恩贡、拨贡、副榜、岁贡共60人，这60人考取时间无法考证，但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平播之后。
平播后改土归流，在建立政权的同时立即建府儒学及先师庙，设各县县学。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学校三·书院》载：“自平播改流，方在逆酋禁学之后，土著者初出汤火，有造为难；新附者喘息间关，寻师未暇。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至此，从府儒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建构起来。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群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教育下使遵义地区呈现了“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的良好社会风气。
不容置疑，改土归流后是遵义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学校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修孔庙、举办州学、县学和学宫，同时广兴义学，富有大户豪族延请教师到家为子弟授学，有的地方家塾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著名的沙滩黎氏家塾就产生于明末。到崇祯三年庚午科，遵义就考中举人四名。从万历到明末考中武举六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遵义在贵州能“物力殷赈，户口繁，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毫无疑问是平播后改土归流的直接结果。平播之后的改土归流，不仅促进了遵义经济、教育的发展，也使观念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仅就遵义
宗教文化的演变进行阐述，以达管中窥豹的目的。
贵州历史上巫风盛行，民“信巫鬼，好诅盟，丧葬用鼓乐。”“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跳端公”、“庆坛神”。其宗教形态长期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到
唐代牛腾入播，始传入佛教，宋代道教开始传入。（道教传入的具体问题，可参看笔者《贵州道教传入考》、《贵州道教传播及特点》）佛、道教传入后，播州杨氏历代土官均非常重视，如修建大报天正一宫，“中严帝像，壁涌释伽玄元主徒。”杨粲治播时，“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杨斌自号神霄散吏，并建“先天观”以为崇奉所。郑珍称其“晚年乃欲借神仙隐名以欺世”。
杨应龙在其子杨可栋死于重庆后，还“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但杨氏土官之所以重视扶持佛、道教，一方面是利用其宗教迷信来达到欺骗群众和安定社会的目的，“保此民社，贻遗子孙”。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其法术来巩固统治。如杨应龙就曾“修醮于海龙囤，以利剑锷逼令道士手紧握而不断者，为有道行，乃不杀。（鲁一）冲闻而往，握之，锋悉卷。遂延为法师。”对佛、道教的宗教哲学思想及纯粹宗教精神他们是弃而不闻的，如大报天正一宫就佛、道教神像均有，在贵州各种地方志中，触目都是对神异
僧、道的记述。这就使
播州（遵义）佛教文化的代表弘福寺佛、道教在播州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逐渐混同于民俗之中，丧失了宗教的本质，使宗教的精英文化无立足之地，更遑论其发展。
从万历末年开始，遵义佛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西蜀禅师纷纷入黔弘教。大冶入遵居禹门沙滩边的石头山，后到西坪建西坪寺；丈雪改龙兴禅院为禹门寺，“广建禅居，上下蜂房，各开户牖。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又建藏经楼，贮四部《释藏》；两生开西来寺。一时之间，名僧咸集，象崖性珽、山晖行浣、圣可德玉、莲月道正、半月常涵、敏树如相、以四德教、石岩如昆、月幢彻了、识竺海伦、大友圣符、燕居德申等名僧大建法幢；开宗弘教，接引
禅僧信众；撰写诗文《语录》，阐发临济禅机；著述宏富，佛法盛极一时。
在万历以前，未见贵州僧人有语录传世，而万历后，贵州佛教语录著述众多，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等。与遵义有关的佛教著作主要有：《丈雪语录》12卷、《象崖语录》4卷、《燕居语录》8卷、《敏树语录》10卷、《莲月语录》6卷、《圣可语录》10卷、《山晖语录》12卷、《石谷语录》、《半月语录》、《嵩目语录》8卷、《不厌语录》、《月幢语录》、《藏天语录》、《虎丘语录》、《一庵语录》、《掌山语录》、《锦江禅灯》、《楞严经解》、《心经解》、《丈雪纪年录》等著述传世，此外尚有大量诗文，郑珍编《播雅》，最后一卷就是各位僧人所作诗作。
如此众多的著述，在土司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使
黔北佛教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为黔北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佛教文化的宝库。当然，
禅师入黔并不是因为改土归流，陈垣先生总结为：“
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固自有原因，一佛教复兴，二中原丧乱也，二者缺一，不能成其盛。”“
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故佛教益形热闹。”但不容置疑，以前述杨应龙对道士的态度及播州明代的社会状况，丈雪、两生之类禅师要想在遵义立足，开辟道场，形成轰轰烈烈的佛教复兴运动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华民国
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