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杨氏拥有145处田庄，据文献可查考的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黄鱼、永安、先锋、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水、崔家、桃溪、半山、泥川、会川、朗山、干溪、海龙坝等处，大水田“万世永赖”碑称：“凡州内所属钱粮，永为杨姓供费，以故命修四十八庄，此系太平一庄”。《勘处播州事情疏》载：明成化十四年(1478)，播州土司“杨辉将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田二十六处、猎场十一处、蜡崖二十八处，渔潭一十三处，作四份均分与杨友、杨爱、杨孜、杨敏”四个儿子。土官在风景幽美的地方修建别墅行宫，县内有大水田太平庄、桃溪庄、永安庄、金鼎山避暑别墅、新舟斗牛城等处。桃溪庄“凡诸寻乐处，规则几万厦”，有“望月台，垂纶放舟处，望鹿城”等。永安庄为九重四合天井，华丽壮观，规模巨大。
战争前夕
杨家世代效忠朝廷，守土有方，纳贡未曾间断，杨家土军在南宋时期被皇帝授名御林军，杨应龙更获得当朝“骠骑将军”封号。然而，万历皇帝在1599年判定他谋反，要取他人头。
最先想取杨应龙性命的，是贵州巡抚叶应熊。播州历来归四川管，叶巡抚上任后受命节制播州军事，这给贵州提供了扩大地盘的想象空间；播州南北纵贯二千里，庞然横亘几乎将贵州切为东西两半；播州黔北一带相对富庶，光是杨土司的专业庄园就有140多处，分别养马养牛种蚕烧砖……别说将它一锅端了，就是随便舀几勺也够吃上一阵子嘞！我们的巡抚这样盘算着，就在1590年上折奏了杨应龙24大罪状,说他在海龙囤上修建了新王宫，九五之尊气势只略逊皇家；说他虐待子民，嗜杀成性。贵州力主查办，四川称无可办之罪。1592年,朝廷要员在重庆府三堂会审，称杨应龙论罪当斩。杨应龙惊惧，提出用二万两银子赎罪、并率播军去朝鲜以解朝廷战事之急，万历皇帝答应了。
因朝鲜战事趋缓，杨应龙失去用行动表白爱国之心的机遇，杨家将后裔只得再花重金贿赂四川要员。也该他倒运，1593年,四川巡抚换人了,遣兵抓他赴川结案。播军在娄山关口大败官军。之后,杨应龙到播州边界松坎请罪，他双手反绑，向朝廷大员下跪，交出冲杀川军的主犯12人代，自己受斩，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做人质，还保证再交赎金4万两。生性自负的杨应龙磕头磕出了血。
事情发生逆转，是不久后人质病死在重庆狱中，杨应龙索要儿子尸体安葬，官府不给，催他先交齐了赎金再说。失子之痛与官家的腐败把杨应龙的情感推到极致，他悲愤地说：“要想得银子，除非我儿能活转来！”在离今遵义老城30多里的海龙囤对面养马城山下，千名道士向着重庆方向超度有家未归的尸魂，香火如山雾缭绕，杨应龙手提寒气凛冽的偃月刀，一步一步登上海龙囤。
这是祖上早在南宋末年就修下的城堡，方圆近两公里,三面悬崖。眼下，一整套军事攻防体系已经加固一新：囤前只有一条称作天梯的陡峭山道，凭险设下飞虎关、飞龙关、飞凤关等六关，扼住上囤必经之处：后山有三关，土城、月城环山而立，坚固雄伟。以千斤石条垒砌的高大城墙绵延十几里，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走回囤顶的杨家宫殿里，杨应龙挥笔书下一副对联：“养马城中，百万雄师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114天的战争
播州一发威，就向东一口气骚扰了湖广48处屯地，也不占领,迅速收兵，以此刺激朝廷尽快给个说法。贵州觉得“圈地”机会又来了。1599年初,新任巡抚江东之下令，由贵州都使杨国柱领3000兵马讨伐。杨应龙诱敌深入,偃月刀砍翻杨都使，全歼黔军。这3000条命使杨应龙的反判恶名最终锁定。2月得到败报,万历帝撤了江东之的职,朱批杨应龙“罪不可赦”，赐兵部侍郎李化龙尚方宝剑一统号令，全力备战剿平播州。
整整费时一年，李化龙集结起了全国20多员著名将领、数省的18万正规部队、各方土司的10万地方武装及川黔等地30万运夫。土司队伍中，有水西5千彝兵，这是又一任贵州巡抚郭子章动员过来的，郭巡抚掐断了播州、水西两大土司联盟的可能性。1600年2月12日，李化龙执帅旗在重庆登坛誓师，东西南北兵分八路向播州合围。
杨应龙的兵力有15万上下，苗兵居多，山地作战经验丰富。外围战中，主要打了娄山关战役和乌江战役。主攻乌江天堑的明军总兵童元镇，率第7路3万步骑接连拿下两个重要渡口,报捷的折子还没写好，杨应龙就领兵掩杀过来。激战第7路军半数淹死半数被歼，尸体一时堵塞了河道，只剩童总兵等10多人逃脱。北路川军骁勇,浴血搏斗终于在3月28日攻克娄山关，黔北门户洞开，杨应龙赶紧回马救援。到4月中旬,各路大军相继攻陷外围所有关隘，4月16日夜色深沉时，杨应龙率万余兵马退守海龙囤。次日,官军团团围在山下，安营扎寨,统帅李化龙忽闻父亲去世的消息，泪流满面：“父亲在天有灵，请助儿杀了国贼儿再为您尽孝吧！”那是海龙囤山野盛开着杜鹃的日子,山雾如走云一样掠过成片血红的花朵。
囤前，官军几十门土炮轰得再猛，一关都拿不下来。惟一的登囤小道峭如竖梯,单等官兵攀到半道，关上滚木抛石、箭如雨下，关下非死即伤。稍有危机，囤上会蓦然闪出若干全裸女子，边舞边念咒语，似刀枪不入,，官军惊骇,，贵州巡抚郭子章找来本地道士破阵。道士杀黑狗于阵前,取狗血浸染箭镞，再叫弓箭手射去，裸女果然惨叫着隐去。转眼30天过去，虽李化龙亲自督阵昼夜攻打，但海龙囤固若金汤。李化龙说：“雨季将至,大军不适应泥泞中作战,必须尽快攻克。”他把水西彝兵派到了后山方向，配合明军主攻囤后三关。
后山山高谷深，杀机四伏，最初官兵死得莫名其妙，恐惧感使一些沙场老兵也浑身发抖。将领采纳彝兵意见,驱赶山羊为大军踏寻进山的崖上小道，再驱水牛将守囤预设的大小陷阱践踏暴露，见到蓦然扑来的熊也敢挺枪就刺,知道那不过是杨家土兵身披熊皮而已……
49岁的杨应龙被满门抄斩，114天的平播战争结束。全国为之举力,国库为之虚空，百姓受难无数。合计耗银800万两,双方死伤10万余人。但京都万历皇帝还是深深地舒了口气，登上午门城楼,亲自将《平播功诏书》颁布天下。
战后
战后当然要改土分流，李化龙建议：可将播州一分为二,大头仍属四川，小部分归属贵州。贵州巡抚郭子章坚决不同意，上奏应全数划拨给贵州。结果，播州分成二府，设遵义府属于四川，设平越（今福泉）府属于贵州，二府面积大体相当。“省政府”志在必得的躁动心情可以理解，贵州郭巡抚其实胜利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战利品，清一色用流官统治，“贵州省”一下子壮实了许多！贵州，作为一省的地位再也不容质疑，贵州真正的流官时代开始了。
平播战争彻底结束了杨氏土司政权对播州近八百年的统治。并于次年对播州改土归流，废除播州宣慰司，以其在乌江以北之地置遵义军民府，领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四县及正安一州，隶属四川布政使司；以乌江以南之地置平越军民府，领湄潭、瓮安、余庆三县及黄平州，隶贵州布政使司。因此，平播战争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播州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源于元代，即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本族人民，“以土官治土民”。土司对中央朝廷有缴纳贡赋和应调出兵的义务，对内则仍保持旧有的统治权力。土司制度是一种间接统治。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土司制度到明代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从明王朝开始曾部分地废除了世袭土官，代之以由中央朝廷任命、可以随时更调的、非世袭的地方官（与“土官”相对而言，被称为“流官”），设置府州厅县，这就叫“改土归流”。平播战争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非明王朝激反的结果。这一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经济形态的转变
归土司所有，阻碍了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人口不准流动，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据《遵义县志·附录·播州土司》：元明两朝，土司占有最好的农田，称“公土”、“公家田”。另将若干万顷土地划给属官作俸禄，称“头人庄田”或“私土”。土司还掌握“印田”、“把事田”。
土司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将庄田分为小块，分派给里甲头人，再由各村的寨老、把目交给农奴耕种。附着在土地上的农奴自带耕畜、农具从事耕作，其剥削形式是无偿劳役，交纳贡赋和实物地租。分给农奴耕种的小片土地叫“份地”，不可转让，买卖，“擅留者有禁，私易者有罚”。谷物和劳役由小头领摊派，凡为土司修建城堡、房屋、墓葬、水库、道路，由专司工程的“提调”统领，土民服劳役，自带口粮前往。
进入明代，由于杨氏历代权力纷争，如杨友与杨爱、杨烈与杨煦之争，使境内人民较长时期处于不安定状态之中。土司的专横，使百姓的人身和财产没有任何保障，“一语之差，便至斩首；一事之杵，便至倾家。”⑶据《遵义府志》：杨辉在天顺时私阄土民黄保为火者，杖杀容山长官司长官韩瑄。并且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造成了若干封建壁垒，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障碍经济文化交流。到明末为止，播州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农贸集市仅上溪场、蛇豕场、虎场、沙溪场数处。
封建领主制经济形态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人口长期固守一地，缺乏流通，不能有效地进行各种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补及交流，为文化的交流设置了更多的人为障碍。在平播之前，播州地区尚未引进黍、稷、小麦、花生等作物品种，而平播之后，楠竹、蚕桑、玉米、红署等粮食、经济作物品种大量增加，丰富了饮食种类和结构。
郑珍在《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中载“遵义蚕”时说：“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竞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徼界绝不邻之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盐业刺激下，形成了“黔北四大镇”，即“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属湄潭），三茅台（属仁怀），四团溪（属遵义）”。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人民富饶，为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文化教育的繁荣
黔北教育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从汉代尹珍教学南中，到宋代杨选、杨轼、杨粲罗致人才，“岁以十百计”。“蛮荒子弟乃多读书”，“土俗为之大变”。明王朝非常重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土司进行教化，并对承袭土司职位提出了明确的文化知识要求。洪武十五年（1383年）朱元璋谓：“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弘治十二年（1499年）规定：“土官承袭子孙宜视近例，十岁以上者俱送附近宣慰司或府、州、县学”，“应袭子孙年十六以上者，俱送宣慰司学充增广生员，使之读书习礼”。凡不学习者，地方官和土官不予保结，不能袭职。洪武十三年（1380年）建播州长官司学，永乐四年（1406年）“升播州长官司学为宣慰使司学”。这些措施促进了播州教育的发展。
但这一切仅仅是局部改变了土司子弟的文化素质结构。在封建领主制经济下，没有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广大下层人民群众，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基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条件的制约，也使他们无力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教育是统治者的专利，从本质而言，土司对教育并不真正重视，由宣慰司学“寻废，改建为梓潼观”就可印证。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二·选举》，在平播以前的整个明代，遵义府考中进士的只有一人，中举人者二人。其余恩贡、拨贡、副榜、岁贡共60人，这60人考取时间无法考证，但其中有一部分显然是平播之后。
平播后改土归流，在建立政权的同时立即建府儒学及先师庙，设各县县学。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学校三·书院》载：“自平播改流，方在逆酋禁学之后，土著者初出汤火，有造为难；新附者喘息间关，寻师未暇。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至此，从府儒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建构起来。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群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教育下使遵义地区呈现了“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的良好社会风气。
不容置疑，改土归流后是遵义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学校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修孔庙、举办州学、县学和学宫，同时广兴义学，富有大户豪族延请教师到家为子弟授学，有的地方家塾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著名的沙滩黎氏家塾就产生于明末。到崇祯三年庚午科，遵义就考中举人四名。从万历到明末考中武举六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遵义在贵州能“物力殷赈，户口繁，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毫无疑问是平播后改土归流的直接结果。
平播后改土归流，在建立政权的同时立即建府儒学及先师庙，设各县县学。据《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学校三·书院》载：“自平播改流，方在逆酋禁学之后，土著者初出汤火，有造为难；新附者喘息间关，寻师未暇。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义文教，实开于此。”至此，从府儒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建构起来。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群众获得了受教育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教育下使遵义地区呈现了“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的良好社会风气。
不容置疑，改土归流后是遵义文化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学校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封建统治者修孔庙、举办州学、县学和学宫，同时广兴义学，富有大户豪族延请教师到家为子弟授学，有的地方家塾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教授族中子弟。著名的沙滩黎氏家塾就产生于明末。到崇祯三年庚午科，遵义就考中举人四名。从万历到明末考中武举六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遵义在贵州能“物力殷赈，户口繁，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毫无疑问是平播后改土归流的直接结果。
佛教文化的勃兴
平播之后的改土归流，不仅促进了遵义经济、教育的发展，也使观念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仅就遵义宗教文化的演变进行阐述，以达管中窥豹的目的。
贵州历史上巫风盛行，民“信巫鬼，好诅盟，丧葬用鼓乐。”“凡人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属巫诅焉。”“跳端公”、“庆坛神”。其宗教形态长期停留在原始宗教阶段。到唐代牛腾入播，始传入佛教，宋代道教开始传入。（道教传入的具体问题，可参看笔者《贵州道教传入考》、《贵州道教传播及特点》）佛、道教传入后，播州杨氏历代土官均非常重视，如修建大报天正一宫，“中严帝像，壁涌释伽玄元主徒。”杨粲治播时，“士类羽流，皆称其乐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杨斌自号神霄散吏，并建“先天观”以为崇奉所。郑珍称其“晚年乃欲借神仙隐名以欺世”。
杨应龙在其子杨可栋死于重庆后，还“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去”。但杨氏土官之所以重视扶持佛、道教，一方面是利用其宗教迷信来达到欺骗群众和安定社会的目的，“保此民社，贻遗子孙”。另一方面是希望借其法术来巩固统治。如杨应龙就曾“修醮于海龙囤，以利剑锷逼令道士手紧握而不断者，为有道行，乃不杀。（鲁一）冲闻而往，握之，锋悉卷。遂延为法师。”对佛、道教的宗教哲学思想及纯粹宗教精神他们是弃而不闻的，如大报天正一宫就佛、道教神像均有，在贵州各种地方志中，触目都是对神异僧、道的记述。这就使
佛、道教在播州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逐渐混同于民俗之中，丧失了宗教的本质，使宗教的精英文化无立足之地，更遑论其发展。
从万历末年开始，遵义佛教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西蜀禅师纷纷入黔弘教。大冶入遵居禹门沙滩边的石头山，后到西坪建西坪寺；丈雪改龙兴禅院为禹门寺，“广建禅居，上下蜂房，各开户牖。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又建藏经楼，贮四部《释藏》；两生开西来寺。一时之间，名僧咸集，象崖性珽、山晖行浣、圣可德玉、莲月道正、半月常涵、敏树如相、以四德教、石岩如昆、月幢彻了、识竺海伦、大友圣符、燕居德申等名僧大建法幢；开宗弘教，接引禅僧信众；撰写诗文《语录》，阐发临济禅机；著述宏富，佛法盛极一时。
在万历以前，未见贵州僧人有语录传世，而万历后，贵州佛教语录著述众多，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等。与遵义有关的佛教著作主要有：《丈雪语录》12卷、《象崖语录》4卷、《燕居语录》8卷、《敏树语录》10卷、《莲月语录》6卷、《圣可语录》10卷、《山晖语录》12卷、《石谷语录》、《半月语录》、《嵩目语录》8卷、《不厌语录》、《月幢语录》、《藏天语录》、《虎丘语录》、《一庵语录》、《掌山语录》、《锦江禅灯》、《楞严经解》、《心经解》、《丈雪纪年录》等著述传世，此外尚有大量诗文，郑珍编《播雅》，最后一卷就是各位僧人所作诗作。
在万历以前，未见贵州僧人有语录传世，而万历后，贵州佛教语录著述众多，体裁广泛，有语录、灯录、疏论等。与遵义有关的佛教著作主要有：《丈雪语录》12卷、《象崖语录》4卷、《燕居语录》8卷、《敏树语录》10卷、《莲月语录》6卷、《圣可语录》10卷、《山晖语录》12卷、《石谷语录》、《半月语录》、《嵩目语录》8卷、《不厌语录》、《月幢语录》、《藏天语录》、《虎丘语录》、《一庵语录》、《掌山语录》、《锦江禅灯》、《楞严经解》、《心经解》、《丈雪纪年录》等著述传世，此外尚有大量诗文，郑珍编《播雅》，最后一卷就是各位僧人所作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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