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本文可能是《品读美国》项目中最有翻译挑战性的文章之一。原文作者是一位老历史学家，二战时期的一名学生兵。在他还是大一新生的时候，刚好珍珠港事件爆发，于是作为“粗懂日语的专业人才”参加了那场战争。故事读起来很生动，阅读时如身临其境，读后感触良多。不过文章可不短喔，衷心希望读者在品读过程中给予拍砖，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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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舟共济。”伯纳德·韦斯伯格（上图）著书和大家分享二战时期数百万美国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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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一个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二战时期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著名回忆录《天海雄鹰》（Flights of Passage）中写道：那场战争，就是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踏入成年年龄的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秘密。在这期间或其中部分时间里穿上军装的美国人大约有12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或其中的个人而言，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些经过战火磨难而侥幸活下来的军人，伴随他们的只有身心上的伤疤。而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虽然只是配角，可我们的工种也不可胜数，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至死难忘。
我当年就在情报处（SI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身。如果把NSA比作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当年的SIS就是孕育出这棵大树的那一粒种子。我当时负责翻译日方的电报，这些无线电信息则是我方专业人员从空中截取到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密码专家对截取到的电文进行破译。我们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英文文稿都要统一送到我方的作战决策者手中。和其他那些日语速成班学生一样，我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极短，水平捉襟见肘，根本难以真正理解日语，但不管怎么说，在收集一些重要情报方面，大家那点儿水平也还凑合。
我们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尽管我在其中只是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和那些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拼杀的退伍老兵相比，我这种也叫做退伍老兵的人真是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我们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民兵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突然接受国家的召唤去履行我们的义务的人，有很多战士的生命，更离不开我们所尽到的这种义务。我们这个群体，年龄确实很大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我们依然共守这个秘密，都一起顶着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而成长和慢慢变老。当然，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退伍老兵都一样。然而，那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谁也无法幸免。而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数百万人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感受，更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在那个世纪舞台上，也许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是演员。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纽约市哥伦比亚学院的教室里开始的。我那时候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可就在这时候，珍珠港事件爆发，无情地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与日本突然成了敌对国，才突然发现当时我们的日语翻译人才多么严重不足，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本来就没几个。那时候的世界还是欧洲人的世界，外交语言用的是法语，国际贸易往来用的主要是英语。当时只有几所大规模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才有日语课程，而这还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攻读亚洲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少数研究生开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毫无疑问了：尽快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学习日语，而且这是属于压倒一切的死任务。那年春天，一切都很疯狂，一切都是压倒一切的。就这样，我和其他很多语言能力稍好的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基础日语强化班。
那年春天，每天各大日报的头条几乎都是盟军到处受挫的消息，令人沮丧不已。就在这个笼罩着盟军失利阴影的春天，我和同学们还在埋头苦学日语，痛苦地记忆那些象形文字一样的东西——日语每个词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这种语言正是由这一幅幅微型图画组成的。到了那年夏天，我还在哥伦比亚学院增修了8个星期的日语课程。这8个星期可谓专心致志，每天在课室里苦学六七个小时，每星期五天，这还不包括课外作业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所提高了。随后，征兵的人也来了，其中就有一个来自情报处。那时候的情报处，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我也一样。这说明是个秘密部门，按照当时的军事政策，并不想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部门的存在。
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我们挨个接受情报处面试主官的提问。与其说是面试，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考问他们。在那间房里，“情报”这个词并不象我和他所玩的游戏那么好玩，那么滑稽。我问他，在情报处我能做什么？他回答说，能做的都是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日语。我又问他，那么我将在哪里工作？他说，为突出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工作地点都由政府决定，所需要的人员都应掌握日语。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回答。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学日语，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敌方情报，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一定会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负责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负责审问俘虏，或把截获的文件迅速翻译出来。后来，当需要我审问一名疲惫至极、满口日本方言的日军士兵的时候，或者要我翻译从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用日语草书写成的字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其实，美国军方在明尼苏达州原本就有一所专门的军事情报语言学院，招收的主要是在美的日侨（Nisei）学生，经过强化训练之后才有资格充当战时审问工作的。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就不是日侨，这些学生最后全都在大型的情报中心工作，负责翻译那些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文件。
我爽快地答应了面试官，并按预定计划来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一个叫李堡（Fort Le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新兵接待处，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为全体新兵举行的入伍仪式。但是，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士兵。我被分配在第二情报营，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阿灵顿赫尔（Arlington Hall）。那里有一片占地100英亩的绿地，原本是一家私立女子学校所在地，后来却用木头匆匆搭建起一排排的军营。我所在的这个营还在迅速扩充，营房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就在这所军营里，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今后的工作，竟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本土一个通宵达旦都亮着灯光的地方，负责破译截获到的无线电报。
我们在军营里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同。日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莫尔斯密码的嘀嗒声，只能按读音翻译成罗马数字（日文叫做“罗马字”—romaji）。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忆单词了——对于任何表意文字而言，记住那些字的写法是最为困难的。此外，任何军事情报使用的都是最简洁的语言，需要的词汇量很少，即便是很专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文字。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参与的竟然是那场战争中最为秘密同时也最为重要的环节。在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赖肖尔教授编写的教材。他还是美国政府在日益加快的对日事务方面的指路明灯，战后他还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建立新型的美日关系而巧妙斡旋两国之间。赖肖尔和他的两名助教每天按部就班地带着我们学本事，练习日语听力，还翻译一些情报实例。
密码学（即编码和解码的学问）的基础知识虽然十分简单，可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极其复杂。所谓密码，是指只有情报的收发双方才能明白的任何“语言”。其实，自古以来，外交官、将军、商人甚至一些秘密情人都用过密码，双方只需要知道某些术语特指什么即可。例如，“我要饼干”的意思可能是“今晚在面包店门口见”，或者“多派些骑兵”。但是，密码本所涵盖的范围却很有限。而密码编制人员的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必须与电报接收方共同使用某种约定的“解码本”的对应方式，把某一“纯文本”中每一个字母都转换成不同的字母、符号或数字，这种做法等于要把一本大字典摆在密码编制人员面前。如果没有解码本，那么加密后的文本简直成了天书，特别是词与词之间根本没有空格，而是随机排列的一串串字母的时候，看起来更是一派胡言。
然而，任何密电码都是有办法破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员中使用的那些语言范围内——都包含某些最常见的单词、字母及字母组合（例如英语中的‘the’），只要把这些常见词分离出来，再经过艰苦异常且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反复分解、比对，密码编制人员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蛛丝马迹而破解出更多的字母来。
这样一来，密电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多层编码的手段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伪装起来，比如，将数字全部变成字母，再给这些字母添上别的数字。可是，最后这些被深埋起来的数字还是会以某种形式浮出水面的，而只要专业人员得到足够的电文储备并加以研究，任何密码都还是有可能被他破解的。
情报大楼里配备的那些IBM电报机源源不断地吐出无数的机打卡，这种电报机可以把截获到的情报内容转变成任一种有含义的可能组合，并加以分类。作为情报翻译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密码分析人员把将各种字母串交给我们，我们就逐个过目，以寻找其中的日语单词，另一个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解的信息翻译出来。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让人头昏眼花。昨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今天就得阅读日本驻柏林大使不到48小时前提交给他东京主子的报告。
我的工作有赖于美国在战时阶段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对日本主要外交电码的破解技术，这是一种通过机器生成的密码，代号“紫色”。“紫色”电码和德国的“英格玛”电码或我们美国的“西格巴”电码道理相同，都是利用机电一体化原理设计而成的：各种转子和开关的排列方式是可随时变化的，它们把电脉冲信号传送给打印机键盘，从而对情报进行加密或解密。这类机电系统虽然大大提高了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编写密电码的速度，可是原始文本的伪装办法也会成倍增长，而负责破解密码的人员的工作量也因此极为艰巨复杂了。美国在该项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被誉为20世纪美国密电码分析技术之父的美籍俄罗斯人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他的合作者还有两位数学家，即弗兰克·罗列特（Frank Rowlett）与所罗门·库尔伯克（Solomon Kullback），其中罗列特还是西格巴电码的主要发明者。1940年底时分，这个三人小组就已经完全破解了日本人的密码，在珍珠港情报处前身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只是置身于那些极为隐蔽的狭小办公室里，就完全能够监视到日本人建造“紫色”密码机新机型的全过程。
我在阿灵顿赫尔服役期间，这三位专家已经是那里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我想应该见不到他们本人。其实，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电子监测系统的诞生，也有他们的功劳。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话电报主机房一样，而身着工作服、在楼上忙着研究如何改进电话电报收发技术的职员简直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萨缪尔·莫斯（Samuel F. B. Morse）这两位大人物再世，在那里忙碌着。
1943年元月期间，我参与翻译一部分的一份长长的“紫色”电码终于“出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从纳粹军官们口中得到的关于希特勒1943年春季战略意图的一份摘要。象我这么一个瘦弱不堪、年龄只有20岁的昆斯（Queens）小伙子所翻译出来的一份小小材料，竟能成为当时每天从各种情报中提炼而成的、代号为“魔术”的最高机密的一部分，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就能看到我的“大作”，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当然，既然是最高机密，就不得泄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重要性在当时属于宁可做过头的大事，一旦确定保密等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死任务，因为如果万一日本人从我方内部刺探到他们的密码已被我方破译，他们必定会立即改变编码规则，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而战场上的士兵就得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那时候我那些同事们整天都会紧张得耳根冒汗，脊梁骨发凉，而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肩上忽然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十分吓人。
由于日本人对于他们那套编码规则十分自信，认为我方绝对破译不了，于是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使用这套电码，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窥探其最高决策机构秘密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国海军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电码，加上我们在“紫色”电码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敢说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信息情报工作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我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在从事与“紫色”电码有关的工作，后来就调往相对安静一点的前方工作，专门研究一套业已弃用的船运密码方面所涉及的“后方交通”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收集和积累日本在军事物资问题的战略性资料方面，还是在辨别日方的海运线路使之成为我海军潜艇的“狩猎场”方面，这些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我更想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战争场面。于是，在1943年8月，我耍弄了一点小小的技巧，就如愿被派往新德里执行任务，工作地点就在中缅印战区（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theater在此文中含义为“战区”，含义极为冷僻，几乎是译者的陷阱——译者注）。
我和另一名翻译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时间已整整过去了6个月，这段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可想而知。我们还没来得及解下背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方士兵缴获了一本新的日军密码本。我们在中缅印战区开展的工作正是时候，因为日军刚刚发动入侵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旨在掀起一场推翻业已到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与此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军也开始发动反击，企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缅甸北部的控制权，而在三国联军组成的征伐队伍后面的则是美军的几千名工兵部队，他们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公路——中印公路，这条公路蜿蜒穿越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群山中，跨越因季风带来的湍急河流，再进入茂密的热带丛林，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陆地生命线。
1944年3月，所缴获的这本新密码本终于带来了第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天半夜，我方截获一条来自日本驻缅甸最高指挥部的一条消息，了解到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已越过印度与缅甸的界河亲敦江（Chindwin River），于是立即将情报送往英军总部。从这时候起，与日军入侵缅甸有关的大多数情报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达英军的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日军从缅甸发出的大量情报都是被我们截获后送给英军情报部门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日军发送多少情报，我们就破译多少，个别时候日军发送的情报也会多到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截获到某种请求帮助的情报，或要求发送方重发一次情报，因为他们发现发报人按错了发报键。由于阿灵顿赫尔方面对CBI所寄予的希望其实很低，所以在这里忙乎的就只有我和同事兼好友盖伊·哼诺（Guy Henle）俩人。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昼夜不分地忙碌着，晚上则轮流值班，好抓紧时间打个盹。后来又来了一个译电员，也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弗朗克·藤尼（Frank Tenny），他是坐飞机来的，随后其他人也跟着来了。1944年春夏季节的新德里，天气潮湿难忍，我虽置身其中，却还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同时由于知道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我们所要破译的情报，除那些作战任务的变化、指挥系统的调整等日常内容外，还需要我们提供有关军事实力和部队调动等方面的报告，而这些内容则需要立即送到马路对面的情报部门（当时称为G2办），再由他们的人转交给前线总指挥官、有“醋性子乔”名号的史迪威将军（Gen. Stilwell）。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头儿从总部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宣布：最高头目命令我们“接着干下去，别停”。
一天晚上，我和盖伊突然发现有一条情报频频提到一个不是日语的单词“gu-ra-i-da”，我们俩很快就判断出应该是glider（滑翔机）的意思，因为日语是没有“l”这个音的，故凡是有“l”的地方都要换成“r”。整条情报翻译出来以后，我们顿时感到兴奋不已：原来这条情报确切无误地说出了一个负责运载部队与物资的滑翔机部队刚刚在日方控制的地域内降落，同时还涉及到打算对这支部队发动打击一捍卫日军后方的行动。这条情报还特别说出了负责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美军军官的名字，只不过被叫成了“gu-ri-pu ka-ku-ran”。我们俩同时重复说了几遍之后，突然想到了指的是“Flip.”
“天哪！”我大喊了一声，“菲利普？不正是菲利普·柯尔金么！”他可是我喜欢的连环画“特瑞与海盗”中的英雄人物啊。故事中的柯尔金不但机敏睿智，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其生活原形正是连环画作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大学校友菲利普·科赫雷恩（Philip Cochrane）。1944年的时候，科赫雷恩已经是一名空军上尉。这么说来这条情报应该是各种重要事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说明日本人已经获得充分的情报，准备打一场专门针对我方空中行动的反击战，因为既然敌情报人员连我方组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名字都弄清楚了，就一定还掌握着更具有破坏性的情报。我们急忙把情报送到值夜班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又立即叫醒了我们的组长，组长又迅速将我们翻译好的情报依次上交给更高级别的指挥官。
日军对我方“百老汇行动”的反应情况，正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部门暂获的。百老汇行动是盟军在那场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后方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为了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伞兵运输机已将滑翔机及推土机械空运至密林深处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也隐蔽着一支步兵。步兵则在那里铺设了一个简易机场，足以为英军游击队提供防御保障，还兼有输送给养的作用。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叫魔兽（Chindits），对有效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严重削弱敌人在缅甸的战斗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忙得不亦乐乎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晚上及刚开始那几个星期，此后新德里的日子多少恢复了常态，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天枯燥起来，如果没有足以刺激神经的事情，我们就只有向所谓印度式的“写字台疲劳症”作斗争来解闷了。那时候的印度，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古城堡和古寺庙，陌生的建筑和装饰，饭馆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气味，各种无法听懂的语言……在加尔各答，我见到了此生亲眼所见的最贫穷的生活状况——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展现着其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还见到上无片瓦的生活惨状：一家人只是在树杈上搭上一块破布，苟且遮挡着几平方英尺大小的地面，就算是一个“家”了。六十五年前（即1944年——译者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讲，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坐船到达这个地方。可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么一个鬼地方，硬生生把千千万万的人提起来扔在这里，一个个傻乎乎地在这里大眼瞪着小眼。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基本都是在短时间里分赴世界各地的，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无与伦比。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经历过，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时代，我们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所难免。
1944年底，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又有了改变，因为我被派往昆明，加入一个小型的情报小组，工作地点就在中国战区后方的最高指挥部。中国战区是出于建立更高的政治格局的考虑而专门从中缅印战区独立出来的一个新战区。我干的还是老本行：继续翻译关于船运线路的那些陈年老账。这项工作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军驻扎在中国的轰炸机还要对日本商船实施有组织的轰炸行动，至少还要对那些闯入中国沿海的商船以及那些专门为侵华日军运送战争物资的船队实施轰炸。可是，战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最后我们都听不到缅甸日军总部往日常有的情报声了，那是每日战况的电报，区区几分钟，总是让人觉得熟悉而刺耳。
战争，还在按其进程发展着。我们跟踪的电报信号涵盖了半个地球之广，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各种关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业已解体及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各类消息，可是我们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将有哪些变化则还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分驻欧洲的几百万部队送回地球另一边的家乡就需要不少时间，另外还需要时间为占领日本本土做准备。德国投降后不到四个月，这场大战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多么光彩夺目，大家在惊讶之余，当然也皆大欢喜。至于我国向敌国两座人口密集城市投放两颗原子弹的做法，我们谁也不好说是一种什么心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原子弹的破坏范围有多广，老百姓的死伤数字有多大。今天的我已是支持废除核武器的，可是在那年8月份的某个夜晚我还不是。那个夜晚，刚好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军方电台已播放消息称，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驻地一片欢腾。那一刻，酒瓶子在空中飞舞着，大家纷纷停下手头上的事务。随后整个晚上，大家都在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谁还会去谴责原子弹？又有谁觉得那么做不应该呢？那天晚上，我只是吃了几片烤面包，就找个地方独自坐着，思考着什么，相对于战友们而言，我的神情可能有些肃穆吧。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守卫着那些分类过的各种文件，陪伴我的还有另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1945年12月中旬，我乘坐的汽轮终于驶过金门大桥。看到码头边的巨型岩石上写着醒目的白字标语“欢迎回家！好样的！”的字样，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我又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赶在新年元旦前夕来到西部和家人团聚。最后，我接到命令，再回到东部的迪克斯堡，去设在那里的军人遣散中心报到。就在那里，我和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军人一样，办理了遣散手续。这期间，我再次感到震惊：诺大的一个国家，要经历多少曲折的过程才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召集到一起，再把大家一批批地分遣到世界各地，不管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如今，按计划又需要对我们进行筛选和遣送，而我们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已经变得陌生了。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谴责战胜就等于宽恕邪恶，那么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有必要的，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原文最后这段话实在难懂，我只好根据全文和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这样子，但心里很不踏实，觉得翻译的主观性太强，会不会强奸了原作者的本意？请读者使劲拍砖啊！——译者）
——原文作者简介：伯纳德·A. 韦斯博格（Bernard A. Weisberger），历史学教授，退休前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1970至1972年曾任美国历史杂志副主编，2006年还出版新著，介绍芝加哥垒球队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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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舟共济。”伯纳德·韦斯伯格（上图）著书和大家分享二战时期数百万美国人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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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一个和我共过事的朋友，二战时期的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他的著名回忆录《天海雄鹰》（Flights of Passage）中写道：那场战争，就是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踏入成年年龄的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秘密。在这期间或其中部分时间里穿上军装的美国人大约有12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或其中的个人而言，他们所经受的一切，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些经过战火磨难而侥幸活下来的军人，伴随他们的只有身心上的伤疤。而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占了绝大多数——虽然只是配角，可我们的工种也不可胜数，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深藏在我们的记忆中，至死难忘。
我当年就在情报处（SIS, 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工作，这个机构也就是今天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身。如果把NSA比作一棵巨大的橡树，那么当年的SIS就是孕育出这棵大树的那一粒种子。我当时负责翻译日方的电报，这些无线电信息则是我方专业人员从空中截取到的。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密码专家对截取到的电文进行破译。我们这些人翻译出来的英文文稿都要统一送到我方的作战决策者手中。和其他那些日语速成班学生一样，我所接受的培训时间极短，水平捉襟见肘，根本难以真正理解日语，但不管怎么说，在收集一些重要情报方面，大家那点儿水平也还凑合。
我们终于赢得了那场战争，尽管我在其中只是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我还是很开心的。当然，和那些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拼杀的退伍老兵相比，我这种也叫做退伍老兵的人真是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我们这些临时拼凑出来的民兵也懂得一个道理，我们都是突然接受国家的召唤去履行我们的义务的人，有很多战士的生命，更离不开我们所尽到的这种义务。我们这个群体，年龄确实很大了，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可我们依然共守这个秘密，都一起顶着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而成长和慢慢变老。当然，从这一点上看，所有的退伍老兵都一样。然而，那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谁也无法幸免。而我们这个群体，这个数百万人组成的群体的集体感受，更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在那个世纪舞台上，也许在历史舞台上，我们都是演员。
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纽约市哥伦比亚学院的教室里开始的。我那时候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可就在这时候，珍珠港事件爆发，无情地断送了我们的学业。与日本突然成了敌对国，才突然发现当时我们的日语翻译人才多么严重不足，因为那时候的美国，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本来就没几个。那时候的世界还是欧洲人的世界，外交语言用的是法语，国际贸易往来用的主要是英语。当时只有几所大规模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才有日语课程，而这还是为了专门给那些攻读亚洲历史、文学及艺术的少数研究生开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毫无疑问了：尽快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学生学习日语，而且这是属于压倒一切的死任务。那年春天，一切都很疯狂，一切都是压倒一切的。就这样，我和其他很多语言能力稍好的学生一起，报名参加了基础日语强化班。
那年春天，每天各大日报的头条几乎都是盟军到处受挫的消息，令人沮丧不已。就在这个笼罩着盟军失利阴影的春天，我和同学们还在埋头苦学日语，痛苦地记忆那些象形文字一样的东西——日语每个词就是一幅小小的图画，这种语言正是由这一幅幅微型图画组成的。到了那年夏天，我还在哥伦比亚学院增修了8个星期的日语课程。这8个星期可谓专心致志，每天在课室里苦学六七个小时，每星期五天，这还不包括课外作业的时间。到了这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也有所提高了。随后，征兵的人也来了，其中就有一个来自情报处。那时候的情报处，并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我也一样。这说明是个秘密部门，按照当时的军事政策，并不想让公众注意到这个部门的存在。
在曼哈顿闹市区一家饭店的房间里，我们挨个接受情报处面试主官的提问。与其说是面试，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考问他们。在那间房里，“情报”这个词并不象我和他所玩的游戏那么好玩，那么滑稽。我问他，在情报处我能做什么？他回答说，能做的都是对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日语。我又问他，那么我将在哪里工作？他说，为突出工作的重要性，所有工作地点都由政府决定，所需要的人员都应掌握日语。这就是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回答。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学日语，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敌方情报，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还天真地以为，我一定会在前线或靠近前线的地方负责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负责审问俘虏，或把截获的文件迅速翻译出来。后来，当需要我审问一名疲惫至极、满口日本方言的日军士兵的时候，或者要我翻译从士兵口袋里搜出来的、用日语草书写成的字条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多么幼稚。其实，美国军方在明尼苏达州原本就有一所专门的军事情报语言学院，招收的主要是在美的日侨（Nisei）学生，经过强化训练之后才有资格充当战时审问工作的。不过也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那些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才开始学习日语的人就不是日侨，这些学生最后全都在大型的情报中心工作，负责翻译那些具有长远战略价值的文件。
我爽快地答应了面试官，并按预定计划来到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市一个叫李堡（Fort Lee）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新兵接待处，我们在那里参加了为全体新兵举行的入伍仪式。但是，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队，成了名副其实的士兵。我被分配在第二情报营，地点就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阿灵顿赫尔（Arlington Hall）。那里有一片占地100英亩的绿地，原本是一家私立女子学校所在地，后来却用木头匆匆搭建起一排排的军营。我所在的这个营还在迅速扩充，营房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就在这所军营里，我们才了解到，我们今后的工作，竟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在美国本土一个通宵达旦都亮着灯光的地方，负责破译截获到的无线电报。
我们在军营里所接受的培训内容与我们在大学里学习的东西完全不同。日文不能直接翻译成莫尔斯密码的嘀嗒声，只能按读音翻译成罗马数字（日文叫做“罗马字”—romaji）。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去记忆单词了——对于任何表意文字而言，记住那些字的写法是最为困难的。此外，任何军事情报使用的都是最简洁的语言，需要的词汇量很少，即便是很专业的东西，也不需要太多文字。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参与的竟然是那场战争中最为秘密同时也最为重要的环节。在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就读过赖肖尔教授编写的教材。他还是美国政府在日益加快的对日事务方面的指路明灯，战后他还成为美国驻日本大使，为建立新型的美日关系而巧妙斡旋两国之间。赖肖尔和他的两名助教每天按部就班地带着我们学本事，练习日语听力，还翻译一些情报实例。
密码学（即编码和解码的学问）的基础知识虽然十分简单，可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极其复杂。所谓密码，是指只有情报的收发双方才能明白的任何“语言”。其实，自古以来，外交官、将军、商人甚至一些秘密情人都用过密码，双方只需要知道某些术语特指什么即可。例如，“我要饼干”的意思可能是“今晚在面包店门口见”，或者“多派些骑兵”。但是，密码本所涵盖的范围却很有限。而密码编制人员的做法则与此相反，他们必须与电报接收方共同使用某种约定的“解码本”的对应方式，把某一“纯文本”中每一个字母都转换成不同的字母、符号或数字，这种做法等于要把一本大字典摆在密码编制人员面前。如果没有解码本，那么加密后的文本简直成了天书，特别是词与词之间根本没有空格，而是随机排列的一串串字母的时候，看起来更是一派胡言。
然而，任何密电码都是有办法破译的，这是因为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员中使用的那些语言范围内——都包含某些最常见的单词、字母及字母组合（例如英语中的‘the’），只要把这些常见词分离出来，再经过艰苦异常且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反复分解、比对，密码编制人员就可以根据所得到的蛛丝马迹而破解出更多的字母来。
这样一来，密电员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多层编码的手段把这些重复出现的字眼伪装起来，比如，将数字全部变成字母，再给这些字母添上别的数字。可是，最后这些被深埋起来的数字还是会以某种形式浮出水面的，而只要专业人员得到足够的电文储备并加以研究，任何密码都还是有可能被他破解的。
情报大楼里配备的那些IBM电报机源源不断地吐出无数的机打卡，这种电报机可以把截获到的情报内容转变成任一种有含义的可能组合，并加以分类。作为情报翻译员，我们的工作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密码分析人员把将各种字母串交给我们，我们就逐个过目，以寻找其中的日语单词，另一个就是把那些已经破解的信息翻译出来。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让人头昏眼花。昨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今天就得阅读日本驻柏林大使不到48小时前提交给他东京主子的报告。
我的工作有赖于美国在战时阶段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那就是对日本主要外交电码的破解技术，这是一种通过机器生成的密码，代号“紫色”。“紫色”电码和德国的“英格玛”电码或我们美国的“西格巴”电码道理相同，都是利用机电一体化原理设计而成的：各种转子和开关的排列方式是可随时变化的，它们把电脉冲信号传送给打印机键盘，从而对情报进行加密或解密。这类机电系统虽然大大提高了情报中心工作人员编写密电码的速度，可是原始文本的伪装办法也会成倍增长，而负责破解密码的人员的工作量也因此极为艰巨复杂了。美国在该项技术上所取得的突破，要归功于被誉为20世纪美国密电码分析技术之父的美籍俄罗斯人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他的合作者还有两位数学家，即弗兰克·罗列特（Frank Rowlett）与所罗门·库尔伯克（Solomon Kullback），其中罗列特还是西格巴电码的主要发明者。1940年底时分，这个三人小组就已经完全破解了日本人的密码，在珍珠港情报处前身的那个时代，尽管他们只是置身于那些极为隐蔽的狭小办公室里，就完全能够监视到日本人建造“紫色”密码机新机型的全过程。
我在阿灵顿赫尔服役期间，这三位专家已经是那里最高级别的军官，不过我想应该见不到他们本人。其实，今天覆盖全世界的电子监测系统的诞生，也有他们的功劳。现在看来，当时的情景简直就像电话电报主机房一样，而身着工作服、在楼上忙着研究如何改进电话电报收发技术的职员简直就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萨缪尔·莫斯（Samuel F. B. Morse）这两位大人物再世，在那里忙碌着。
1943年元月期间，我参与翻译一部分的一份长长的“紫色”电码终于“出炉”了，这份电报是当时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Hiroshi Oshima）从纳粹军官们口中得到的关于希特勒1943年春季战略意图的一份摘要。象我这么一个瘦弱不堪、年龄只有20岁的昆斯（Queens）小伙子所翻译出来的一份小小材料，竟能成为当时每天从各种情报中提炼而成的、代号为“魔术”的最高机密的一部分，且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就能看到我的“大作”，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不太敢相信是真的。
当然，既然是最高机密，就不得泄漏，这一点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绝对保密的重要性在当时属于宁可做过头的大事，一旦确定保密等级，就成为压倒一切的死任务，因为如果万一日本人从我方内部刺探到他们的密码已被我方破译，他们必定会立即改变编码规则，那么多年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而战场上的士兵就得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那时候我那些同事们整天都会紧张得耳根冒汗，脊梁骨发凉，而我也猛然意识到自己肩上忽然承载着一个成年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十分吓人。
由于日本人对于他们那套编码规则十分自信，认为我方绝对破译不了，于是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使用这套电码，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窥探其最高决策机构秘密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时我国海军也成功地破译了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电码，加上我们在“紫色”电码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敢说这些工作对于我们最后所取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今后的信息情报工作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我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在从事与“紫色”电码有关的工作，后来就调往相对安静一点的前方工作，专门研究一套业已弃用的船运密码方面所涉及的“后方交通”问题，因为无论是在收集和积累日本在军事物资问题的战略性资料方面，还是在辨别日方的海运线路使之成为我海军潜艇的“狩猎场”方面，这些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不过，我更想进一步接近真实的战争场面。于是，在1943年8月，我耍弄了一点小小的技巧，就如愿被派往新德里执行任务，工作地点就在中缅印战区（CBI）（China-Burma-India Theater——theater在此文中含义为“战区”，含义极为冷僻，几乎是译者的陷阱——译者注）。
我和另一名翻译到达新德里的时候，时间已整整过去了6个月，这段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旅程有多么漫长，可想而知。我们还没来得及解下背包，就得到一个消息：我方士兵缴获了一本新的日军密码本。我们在中缅印战区开展的工作正是时候，因为日军刚刚发动入侵印度的战争，这场战争旨在掀起一场推翻业已到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革命。与此同时，中、美、英三国联军也开始发动反击，企图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缅甸北部的控制权，而在三国联军组成的征伐队伍后面的则是美军的几千名工兵部队，他们修建了一条很有名的公路——中印公路，这条公路蜿蜒穿越在地图上找不到的群山中，跨越因季风带来的湍急河流，再进入茂密的热带丛林，成为连接中国与印度的陆地生命线。
1944年3月，所缴获的这本新密码本终于带来了第一项实实在在的成果：一天半夜，我方截获一条来自日本驻缅甸最高指挥部的一条消息，了解到日军第十五集团军已越过印度与缅甸的界河亲敦江（Chindwin River），于是立即将情报送往英军总部。从这时候起，与日军入侵缅甸有关的大多数情报都会通过各种渠道送达英军的情报分析部门，不过日军从缅甸发出的大量情报都是被我们截获后送给英军情报部门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日军发送多少情报，我们就破译多少，个别时候日军发送的情报也会多到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都忙不过来，我们之所以了解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截获到某种请求帮助的情报，或要求发送方重发一次情报，因为他们发现发报人按错了发报键。由于阿灵顿赫尔方面对CBI所寄予的希望其实很低，所以在这里忙乎的就只有我和同事兼好友盖伊·哼诺（Guy Henle）俩人。有那么几个星期时间里，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昼夜不分地忙碌着，晚上则轮流值班，好抓紧时间打个盹。后来又来了一个译电员，也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弗朗克·藤尼（Frank Tenny），他是坐飞机来的，随后其他人也跟着来了。1944年春夏季节的新德里，天气潮湿难忍，我虽置身其中，却还能全神贯注地工作，同时由于知道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所以还是觉得很快乐的。我们所要破译的情报，除那些作战任务的变化、指挥系统的调整等日常内容外，还需要我们提供有关军事实力和部队调动等方面的报告，而这些内容则需要立即送到马路对面的情报部门（当时称为G2办），再由他们的人转交给前线总指挥官、有“醋性子乔”名号的史迪威将军（Gen. Stilwell）。一天早上，我们这个部门的头儿从总部回来了，喜形于色地宣布：最高头目命令我们“接着干下去，别停”。
一天晚上，我和盖伊突然发现有一条情报频频提到一个不是日语的单词“gu-ra-i-da”，我们俩很快就判断出应该是glider（滑翔机）的意思，因为日语是没有“l”这个音的，故凡是有“l”的地方都要换成“r”。整条情报翻译出来以后，我们顿时感到兴奋不已：原来这条情报确切无误地说出了一个负责运载部队与物资的滑翔机部队刚刚在日方控制的地域内降落，同时还涉及到打算对这支部队发动打击一捍卫日军后方的行动。这条情报还特别说出了负责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美军军官的名字，只不过被叫成了“gu-ri-pu ka-ku-ran”。我们俩同时重复说了几遍之后，突然想到了指的是“Flip.”
“天哪！”我大喊了一声，“菲利普？不正是菲利普·柯尔金么！”他可是我喜欢的连环画“特瑞与海盗”中的英雄人物啊。故事中的柯尔金不但机敏睿智，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战斗机飞行员，其生活原形正是连环画作者米尔顿·卡尼夫（Milton Caniff）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大学校友菲利普·科赫雷恩（Philip Cochrane）。1944年的时候，科赫雷恩已经是一名空军上尉。这么说来这条情报应该是各种重要事务中最重要的一条了——说明日本人已经获得充分的情报，准备打一场专门针对我方空中行动的反击战，因为既然敌情报人员连我方组织这场军事行动的指挥官的名字都弄清楚了，就一定还掌握着更具有破坏性的情报。我们急忙把情报送到值夜班的军官手上，该军官又立即叫醒了我们的组长，组长又迅速将我们翻译好的情报依次上交给更高级别的指挥官。
日军对我方“百老汇行动”的反应情况，正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部门暂获的。百老汇行动是盟军在那场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胆行动之一，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后方建立一处军事基地。为了建立这个军事基地，伞兵运输机已将滑翔机及推土机械空运至密林深处的一小片空地上，同时也隐蔽着一支步兵。步兵则在那里铺设了一个简易机场，足以为英军游击队提供防御保障，还兼有输送给养的作用。这支特殊部队的代号叫魔兽（Chindits），对有效破坏日军交通运输线、严重削弱敌人在缅甸的战斗力起着重要的作用。
忙得不亦乐乎的日子也就是那个晚上及刚开始那几个星期，此后新德里的日子多少恢复了常态，看起来一切都好像风光不再了。日子一天天枯燥起来，如果没有足以刺激神经的事情，我们就只有向所谓印度式的“写字台疲劳症”作斗争来解闷了。那时候的印度，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古城堡和古寺庙，陌生的建筑和装饰，饭馆厨房里飘出来的刺鼻气味，各种无法听懂的语言……在加尔各答，我见到了此生亲眼所见的最贫穷的生活状况——家家户户都在路边展现着其日常生活的一切，甚至还见到上无片瓦的生活惨状：一家人只是在树杈上搭上一块破布，苟且遮挡着几平方英尺大小的地面，就算是一个“家”了。六十五年前（即1944年——译者注），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讲，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能坐船到达这个地方。可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这么一个鬼地方，硬生生把千千万万的人提起来扔在这里，一个个傻乎乎地在这里大眼瞪着小眼。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基本都是在短时间里分赴世界各地的，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真是无与伦比。这么大规模的事件，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最早经历过，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和今天这个时代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在当今时代，我们都真的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愿意，都在所难免。
1944年底，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又有了改变，因为我被派往昆明，加入一个小型的情报小组，工作地点就在中国战区后方的最高指挥部。中国战区是出于建立更高的政治格局的考虑而专门从中缅印战区独立出来的一个新战区。我干的还是老本行：继续翻译关于船运线路的那些陈年老账。这项工作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军驻扎在中国的轰炸机还要对日本商船实施有组织的轰炸行动，至少还要对那些闯入中国沿海的商船以及那些专门为侵华日军运送战争物资的船队实施轰炸。可是，战争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最后我们都听不到缅甸日军总部往日常有的情报声了，那是每日战况的电报，区区几分钟，总是让人觉得熟悉而刺耳。
战争，还在按其进程发展着。我们跟踪的电报信号涵盖了半个地球之广，最后我们终于听到了各种关于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业已解体及庆祝欧洲胜利日（V-E Day）的各类消息，可是我们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将有哪些变化则还没有什么想法。要把分驻欧洲的几百万部队送回地球另一边的家乡就需要不少时间，另外还需要时间为占领日本本土做准备。德国投降后不到四个月，这场大战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多么光彩夺目，大家在惊讶之余，当然也皆大欢喜。至于我国向敌国两座人口密集城市投放两颗原子弹的做法，我们谁也不好说是一种什么心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完全了解原子弹的破坏范围有多广，老百姓的死伤数字有多大。今天的我已是支持废除核武器的，可是在那年8月份的某个夜晚我还不是。那个夜晚，刚好是我23岁生日的前一天，军方电台已播放消息称，日本天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一消息，部队驻地一片欢腾。那一刻，酒瓶子在空中飞舞着，大家纷纷停下手头上的事务。随后整个晚上，大家都在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谁还会去谴责原子弹？又有谁觉得那么做不应该呢？那天晚上，我只是吃了几片烤面包，就找个地方独自坐着，思考着什么，相对于战友们而言，我的神情可能有些肃穆吧。我就在办公室里继续守卫着那些分类过的各种文件，陪伴我的还有另一名应征入伍的士兵。
1945年12月中旬，我乘坐的汽轮终于驶过金门大桥。看到码头边的巨型岩石上写着醒目的白字标语“欢迎回家！好样的！”的字样，我感到有些呼吸困难。接着我又乘坐火车，横跨美洲大陆，赶在新年元旦前夕来到西部和家人团聚。最后，我接到命令，再回到东部的迪克斯堡，去设在那里的军人遣散中心报到。就在那里，我和千千万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军人一样，办理了遣散手续。这期间，我再次感到震惊：诺大的一个国家，要经历多少曲折的过程才能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召集到一起，再把大家一批批地分遣到世界各地，不管是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如今，按计划又需要对我们进行筛选和遣送，而我们对以前的那个自己已经变得陌生了。
如果我们用激进的观点去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谴责战胜就等于宽恕邪恶，那么就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有必要的，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原文最后这段话实在难懂，我只好根据全文和我个人的理解翻译成这样子，但心里很不踏实，觉得翻译的主观性太强，会不会强奸了原作者的本意？请读者使劲拍砖啊！——译者）
——原文作者简介：伯纳德·A. 韦斯博格（Bernard A. Weisberger），历史学教授，退休前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任教。1970至1972年曾任美国历史杂志副主编，2006年还出版新著，介绍芝加哥垒球队的辉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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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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