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 苏联解体：军队为什么没有向人民开枪

零八宪章: 苏联解体：军队为什么没有向人民开枪

历史学家后来把第比利斯骚乱视为苏联解体的开端，在这次骚乱中，军队成了替罪羊。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首都，是国家的心脏地带，没有人能承担在首都开枪的
责任。如果导致大量流血，军队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格拉乔夫如此向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通报：即便接到进攻白宫的命令，他的部队也绝不会动手。虽然军
方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意军队对外争夺时的大收缩，希望加入这场政变，扭转国家的颓势。但他们同时也坚信，在国家内部，绝没有发展到必须对国人动
刀子的地步，此前军队动用武力驱散示威人群带来的血腥教训，使得他们始终徘徊在犹豫和动摇的边缘。本文摘自2011年第50期《南都周刊》，作者曾向荣，
原题为《枪杆子为何没保住苏联》。

八一九事件，又称苏联政变、八月政变，是指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苏联政府内部一些官员企图废除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取得对苏联的控制，然最终未遂的一场政变

天蒙蒙亮，雾气弥漫，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满载士兵的重型卡车迟缓地向市中心挺进，履带沉重地碾轧着路面，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军队行进的道路没有实施交通管制，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照样停车。早起的乘客和公交车司机惊呆了。从广播里，他们听到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声音：戈尔巴乔夫因健康状况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

“戈尔巴乔夫肯定是被软禁了。如果他身体不好，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出来讲，而是他们替他说？”公交车上的乘客们议论纷纷。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杨恕当时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时，他发现好几个频道停播了，其他还在播放的频道全是放芭蕾舞《天鹅湖》等节目。在使馆大食堂吃早饭时，大家议论纷纷，说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了。杨恕意识到：出大事了。

当天，代总统亚纳耶夫还宣读了一份命令：从当日凌晨4点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这一天正是1991年8月19日。在夏秋之交的莫斯科，苏联解体前最重要的一幕在此上演。

“第16个共和国”陷入危机

8月19日凌晨，苏联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灯光没有熄灭过，亚佐夫元帅一夜未眠。

按照亚佐夫的命令，当天清晨，坎捷米罗卡师的一个坦克团、塔曼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图拉空降师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小股部队，向首都市中心的目标进发。

从亚佐夫发布命令伊始，军事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人们听到亚纳耶夫的声音前，军队已接管了电视中心，塔斯社、政府大楼、电报电话局等重要目标也都置于军队的保护之下。

国防部长是职业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军职。亚佐夫是在军队出现一次严重事故后获提升的。1987年5月，19岁的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小飞机，穿越号称“世界
上最严密”的苏联防空网，降落在莫斯科红场，直接导致时任苏联国防部长被撤职，亚佐夫随即接任。从那时起，亚佐夫这位前二战士兵从未轻松过，尤其是
1989年4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发生骚乱，军方驱散示威人群造成流血事件，亚佐夫饱受外界指责。

亚佐夫就任国防部长后短短几年间，苏联内部狼烟四起，外高加索、波罗的海等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主权独立。面对危机，地方当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动用军队。

这个红色政权迷信枪杆子，建立了庞大的军力。不只是本土，苏军在东欧的几个盟国也有驻军，他们几度直接出面干预盟国内政，建立和扶植亲苏政权，且屡试不爽。上世纪50、60、70年代，军队先后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

文章来源：多维新闻

刘少奇曾提出“把共军变成国军”的设想

智效民

　　1、他也有“糊涂”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正式结束。8月24日，远在美国的胡适致电毛泽东，以感谢其问候为由（一年前，傅斯年访问延安，毛泽东曾谈到胡适对他的帮助），表达了对中共的期望。这份电报的主旨，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来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宪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1894-189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第二次印行）。



　　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此期间，刘少奇根据东北出现的无政府状况，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遂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决定迅速向东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以便独占东北，并控制热河、察哈尔等地区。于是，大规模内战的阴云开始显现。



　　虚晃一枪的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住院一个月，随后又休养数月，因此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面对一触即发的中国内战，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进行调解，国共两党又于1945年底恢复谈判，并在1946年初签署“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人们对实现国内和平又产生幻想和希望。



　　1946年2月1日，就在政协闭幕的第二天，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5-16页）该文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党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示，（在九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亦将依照国民党与军队的关系。”文件还说：这种退让是适合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挥，我们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够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116-11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战后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个文件意味着中共已经公开承诺，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与政治民主，它将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曾经考虑过以和平方式实现土地改革的方案。文革期间，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就是要走“议会道路”，这是主要的依据。



　　尽管毛泽东修改过这个文件，但他显然不同意上述判断和意见。早在1946年1月，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标记的各解放区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种军队除了民族与人民的公益外，没有党派的私益”；相反，国民党的军队则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其“中的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是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8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要解决军队国家化，必须先解决国家民主化。



　　3月24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的《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的批示中进一步说：如果先搞“国家军队化”，将使国民党“吞并异己，大权在握，永远也不（会有）国家民主化。”（《胡乔木书信选》第5页注4，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于是，刘少奇在194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承认，当时是“我们糊涂了一下”（《刘少奇传》第545页）。



　　2、发动内战与进行“土改”



　　尽管刘少奇当时糊涂了一下，但其他人非但没有跟进，反而始终着保持“清醒”的状态。



　　据薄一波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就把“土地问题”与发动内战紧密结合起来。由于战争需要，晋冀鲁豫边区早在1945年下半年就开展了“以反奸、清算、诉苦、复仇为内容的群众性反奸清算斗争”。他认为反奸清算的斗争对象是汉奸恶霸地主，这种斗争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既能使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又能他们直接获得土地财产。后来，“反奸清算斗争，很快转到减租减息斗争上来，斗争的目标是整个地主阶级”，从而扩大了斗争范围。更重要的是，这些斗争的目的，是要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动员广大农民参军参战，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薄一波说：“到1946年3月，全区有50%的地区，贫雇农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三亩田’（大体人均3亩）。中农也分到了一些斗争果实。翻了身的农民，积极地搞好生产，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和民兵建设，大批参加人民军队。”（《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第395-39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他还说，后来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同上，第416至417页）看来土改运动对支持内战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基于加紧备战的考虑，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与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开始研究土改问题。1946年5月4日，他们将三易其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交中央全会讨论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



　　“五四指示”是在薄一波等人汇报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认为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它要求各地党委应该支持广大群众“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与此同时，它还提出土改的18条原则，其中包括争取中农参加、一般不动富农土地、不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中小地主的生活要给予相当照顾等问题（《中共党史资料参考》第六册，第128-1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可见，这个文件既标志着中共土地政策的左转，又保留了比较温和的一面。



　　中共在土地问题上的“策略”，还表现在此之前秘密传达的《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该文件明确指出：“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的时候，一般地主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它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的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指示”背后的指示



　　从表面上看，“五四指示”是比较温和。它要求：第一，要“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第二，对富农要“保全其自耕部分”的土地，“不要打击得太重”；第三，对地主要谨慎处理，要区别对待，对于大地主中的开明绅士和中小地主的生活要“适当照顾”；第四，要保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阶级的办法，同样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另外，中共中央还向各解放区提议，“凡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部分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二倍上下为宜。并应注意地主保留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土地改革运动史》，第1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但由于指示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指示，所以纸面上的东西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

       据薄一波回忆，“五四指示”下发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文件。刘少奇在会上说：“土地问题，今天实际上是群众在解决。中央1942年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已经落在群众的后面了。今天不支持农民，就是泼了冷水，就要重复大革命挫败的错误，而农民也未必‘就范’，失去农民又仍然得罪了地主，对我们将极不利。另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全国政治生活的大问题，可能影响统一战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与我们合作。要说服群众，只有遵守各项正确的原则，才能得到真正巩固的利益。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过分侵犯，一切须要照顾的地方都要照顾到，以便运动正确进行。”（《七十年的奋斗与思考》上卷，第401页）这段话表明刘少奇对土改的态度，也透露出刘少奇一种的担忧。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的要点被薄一波记录下来，并以《毛主席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几点指示》为题，致电他所在的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分局作了传达。其主要内容如下：“（一）七大时说将来要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就是适当方法，为群众所创造，中央所批准的。（二）政治上需要。因有强大的国民党（他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我只有依靠人民和他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干部必须认识此点。（四）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土地不要紧，但不能常常推下去。（五）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要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六）在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之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和团结他们。（七）暂不宣布土地改革，仍叫反奸清算、彻底减租减息。将来一定要宣传。（八）对工商业政策及工人运动与此不同，应该是劳资合作，劳资两利，订出共同生产计划（原料足，成本低，产品多，质量好，销路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与英美帝国主义及宋子文的垄断资本作斗争。”（同上，第402页）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阐述了为发动内战而进行土改、为平分土地不惜任何代价的决心，也委婉地批评了刘少奇，认为他的担忧没有必要。由于薄一波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心领神会，他才在返回晋冀鲁豫以后，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翻身大检查”，并为土改运动创造了“先进经验”。



　　“五四指示”下达后，刘少奇于5月13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的电报，在重申土改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向各地报纸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除了“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二、为了发动群众，“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并且多找些类似“《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5页），以便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

来源: 《刘少奇与晋绥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