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3日 星期三

白莲教


白莲教,是跨越多个中国史上朝代的一个秘密民间宗教组织,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包括弥勒教在内的其他组织的内容,但一般认为主源是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茅子元创立的佛教净土宗分支白莲宗。因其教徒禁食,不杀生不饮,故又名白莲菜,其派神职人员不出家,多娶生子,常被视为附佛外道邪教而遭朝廷查禁。白莲教作为一个秘密民间宗教组织,在历史上发动多次民变,屡次受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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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发展

[编辑]南宋

茅子元是天台宗门下的弟子,崇慕慧远白莲社之遗风,又受天台宗宗派观念的影响,因而改造了兴于民间,成员关系松散的“莲社”,在庶民中组织起一有师承,有教义,倡导念佛的宗团。这个团体不但有出家弘法的僧人,也有在家信徒;并且,为使教法更普及于大众,白莲宗允许在家弟子从事吸纳门徒、宣传教法、化缘建佛堂等按佛教传统只能由僧人进行的活动,这样便形成了僧、俗两个传法系统。这一组织架构是白莲宗最大的特色,但也与佛教的传统相对立,在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1][2] 因此被教界所非议。
白莲宗不杀生、不饮酒,禁食葱乳,严守护生之戒,因此宗徒号称白莲菜,又称茹茅阇梨菜。外人则称之为“吃菜事魔”。茅子元去世后,有小茅阇梨继承茅子元之教,使之盛行南方,由于出家僧众对在家俗众并无强制约束力,对冒称白莲道人触犯刑法者,亦无从管制[3],又混杂民间信仰,因而日久渐生风俗坏乱之弊,“庶俗僭称活佛如来,妇人擅号佛母大士”,妄谈般若,乱说灾祥[4]。因此常被取缔[5]。也因此流传不广,故影响不大。
在教义上,白莲宗受到弥勒教影响,从崇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改信奉兜率内院的“当来下生娑婆世界”的弥勒佛,并混合了明教的内容,以火中莲花“赤焰生白莲”为象征。

[编辑]元朝

白莲宗以弥勒佛将会来救世的传说,作为号召,动辄宣称弥勒佛下生起兵造反,自然也开始反抗元朝统治。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江西都昌县杜万一(又名杜可用)号称“杜圣人”,以白莲宗组织发动起事,后自称“天王”,改元“万乘”。这是白莲宗诞生后策动的第一次民变;但因为白莲宗与白莲教在历史上界定区分并不明确,因此也被认为是白莲教第一次民变。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因皇帝认为此等人物“有妻子,身已不清净”,禁白莲社。[6] 时有庐山东林寺普度(?—1330年),自承慧远留下的千年正教,致力于复教运动,撰写《庐山莲宗宝鉴》10卷,阐明了子元所倡白莲宗的真义,上奏朝廷。于是白莲宗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得以复教。普度受命为教主,世称优昙宗主。在宗教政策宽松白莲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期,白莲教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其势力渗透到河南江淮长江流域地区。但是,宗门的情弊仍未改善,复有社会反对分子潜入,故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后又遭禁断。
此后该教的僧人渐渐远离“白莲宗”的名号,回归到正统佛教当中,而民间仍在继续流传,并进一步与弥勒教明教等相混合,称为白莲教,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白莲教赵丑厮郭菩萨宣传“弥勒佛当有天下”,聚众起事。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河南陈州白莲教胡闰儿(棒胡)称弥勒佛已经降生,聚众烧香起事。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江西袁州彭莹玉周子旺组织白莲教起事。
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缺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大起义,红巾军即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元末朱元璋依附“明教”起义,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其实也受到白莲教影响。[7] 至此,弥勒教正式融入白莲教。

[编辑]明朝

元朝末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父子,便是以家传白莲教聚众起事,宣传口号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后朱元璋亦以“明”为国号。朱元璋升为天子之后,知道白莲教会对帝国构成威胁[8],纳李善长之议,多次取缔白莲教,《大明律》规定“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明成祖永乐十八年二月(1420年山东白莲教女教首唐赛儿‎发动起义,旋即失败。
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山东即墨军人罗思孚北直隶创立了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必须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成为最高阶的主神。“无生父母”此一概念,演变为惟一的女性神“无生老母”,无生老母为白莲教等等教派所接受,几乎皆以“无生老母”为主神,并有三教合流的姿态,宣扬“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下凡拯救世人。
明神宗万历年间,有所谓的闻香教,“蓟州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千里。……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9] 王森伏诛后,他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发动武装叛乱,均遭明政府的残酷镇压[10]
万历十五年(1587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奏:“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11],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奏称:“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12] 万历四十三年,白莲教发展至高峰,“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轮会。一名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13]

[编辑]清朝

入关后,白莲教增加了许多支派,如老官斋八卦教,其名目繁多,加上旧有支派,竟高达百余种,教义更加芜杂。清朝的白莲教徒以反抗为己任,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朝镇压。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白莲教活动频繁。到了乾隆后期,清朝国力日衰,是白莲教鼎盛时期,在东北和南方各省广泛流行,其中又以大乘教流行最广。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水教徒王伦聚众起义。
嘉庆年间白莲教与地方人民结合,引发川楚教乱颇伤清朝国力,之后1813年天理教之乱是最后一次白莲教名义的叛乱,之后逐渐消失于历史。
1898年山东义和团之扶清灭洋运动的主要团队、有部分追溯起源于白莲教的分支派八卦教

[编辑]影响

  • 直到近代,白莲教仍未消失,但已发生质变现象。根据清末学者劳乃宣考证,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14]。但义和团的信仰主要为中国主流文化信仰,如义和团提出的保“华教”、反“洋教”,华教主要是尊孔教、讲人伦、祀祖宗、尊玉皇、拜关帝、诵观音、念弥陀等这些民间主流的三教合流信仰,并不全然同于白莲教。但不可否认,包括义和团在内的许多民间宗教与团体,都与白莲教息息相关,他们有着相似的信仰及传说,通常以“无生老母”为主神,以弥勒佛救世为号召。
  • 白莲教在民间流传盛广,出现许多英雄人物,在《聊斋志异》故事里也有反映。

[编辑]参见

[编辑]注释

  1. ^ 《释门正统》:“白衣展辗传授,不无讹谬。”
  2. ^ 《山庵杂录》记载:“冒名莲社,假求衣食者,往往有焉。”
  3. ^ 普度《上白莲宗书》云:“但本宗东林寺虽有祖宗之名,而实难检而束之。盖戒法不行,清规未举。”
  4. ^ 普度恳求朝廷复教的奏书
  5. ^ 宋会要辑要》第165册,《刑法二·禁约》
  6. ^ 元武宗说:“建宁路等处,有妻室孩儿每的一枝儿白莲道人名字的人盖著寺,多聚著男子妇人,夜聚明散,佯修善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因着这般别生事端去也。又他每都是有妻子的人有,他每的身已不清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将这的每合革罢了。”
  7. ^ 《元史》: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
  8. ^ 另有一种说法是因朱元璋淹死小明王韩林儿,白莲教视朱元璋为白莲教叛徒,与之势不两立。
  9. ^ 《明史》卷257,“赵彦传”
  10. ^ 《明史纪事本末》卷70,“平涂鸿儒”。
  11. ^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1587年)正月庚子
  12. ^ 《明史》卷226,“吕坤传”。
  13. ^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六月庚子
  14. ^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编辑]参考书目

保路运动



成都人民公园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为清朝末期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铁路国有化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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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导火线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外国资本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而粤汉铁路也因循此模式进行。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但是筹款不足,进展缓慢。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美国获知后表示反对,要求加入。此时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朝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四川反对尤为激烈。原来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宜万铁路的建设,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该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经理,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亏空300万两的损失[1]

[编辑]过程

[编辑]四川保路同志会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编辑]罢市罢课

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编辑]抗捐抗税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编辑]成都血案

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编辑]同志军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编辑]端方入川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

[编辑]荣县独立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编辑]四川独立

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编辑]事件影响

“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所造成的影响有三:一、清朝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迫使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不是被俘,就是化装连夜潜逃。。其中又以第二项影响最显著,

[编辑]注释

  1. ^ 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

[编辑]外部链接

被遗忘的国民党敌后战场

明鏡歷史網: 被遗忘的国民党敌后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部分,是个历史常识;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八路军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力,也是个历史常识。 不过,这些常识并不完整,有些补充很有必要,那就是:国民党也有敌后战场,也有敌后游击战,也有敌后根据地。本专题,旨在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

中国的抗日战争包括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部分,是个历史常识;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八路军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力,也是个历史常识。

不过,这些常识并不完整,有些补充很有必要,那就是:国民党也有敌后战场,也有敌后游击战,也有敌后根据地。本专题,旨在对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一个简单介绍。 

国民党也有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因为种种原因,大陆方面,在80年代之前,极少提到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上的作为;国民党去台后,也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更多的是在强调正面战场。但国民党自全面抗战伊始,即高度重视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游击战,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蒋介石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

国民党军政高层很早就注意到了敌后游击战对整个抗战胜利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如此表述他对敌后游击战和整个抗日持久战之间关系的看法:

“保存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区疲于奔命也。”

而在早一些时候,1937年8月2日,蒋氏已经指示参谋本部,要求“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9月15日,蒋氏又指示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贺耀祖要注意组织宁青与绥远部队“游击阻敌”。更早一些时候,1937年3月,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已有规定:“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

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抗日的基本战略:“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据白崇禧晚年回忆,该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稍后,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系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一度建立起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国民政府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有近三十个师;主要活动在华北的豫北、冀南、冀中,山西的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敌后游击战在抗战整体战略中的地位空前提升,国民政府又先后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三十个师。在这些正规军之外,国民党在敌后战场还控制着大量的“非正规军经中央或战区委派者”、“地方武力组成者”等杂牌武装。

有鉴于国民党军队自抗战伊始,一直坚持在正面战场,缺乏敌后游击战经验,从1939年初起,国民党政府陆续编写了《游击队整理办法》、《游击队整顿训练大纲》、《游击战纲要》等文件和书籍,分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还在南岳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

依赖上述种种措施,国民党于抗战中前期在敌后战场建立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游击区包括: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和海南游击区;主要抗日根据地则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之根据地,以及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海南根据地……等等。

国民党的主要敌后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冀南的第一八一师;太行山南部地区的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和孙殿英部;在冀南晋西地区活动的张荫梧统领的河北民军;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将原行政区划分成了七个游击区,除第一游击区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外,其余六区全是国民党军的活动区;在鲁西南活动的孙桐萱部,在鲁南活动的庞炳勋第四十军;山东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组织的抗日武装;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鲁冀边游击司令部;鲁中地区有青岛市长沈鸿烈统领的东北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江苏有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缪征流的第五十七军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总指挥的苏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有学者统计,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

国民党敌后抗战功勋卓著

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抗战,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战果,譬如:在第一战区,张荫梧所统率的河北民军,在1938年春,曾深入冀中,在安国、博野一带游击,击败了日军一个联队,而被白崇禧赞为奇迹;冀西游击司令孙殿英,则屡次向邯郸、磁县游击,一度深入磁县附近机场,毁坏日机多架;山西太原失陷后,卫立煌部退入晋东南山地,建立起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该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了日军的重兵围攻扫荡,直到1942年5月,才在日军10万兵力的压迫下丧失根据地;与中条山根据地唇齿相依的太行山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在日军5万多兵力,30余架飞机的猛烈攻势下被迫放弃。

再如: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将整个山西重新划分为了七个游击区。徐州会战之际,第二战区为配合正面抗战,全线出击牵制日军。徐州会战结束后,陈诚在《台儿庄歼敌战》的总结电中说:“战略上成功之原因,目下敌军在中国境内各战场者(在东北四省不算)计共有五十五万人。而参加台儿庄会战,不过五、六万人,彼何以不抽调他处兵力增援?此盖因我国自采用游击战以来,各处围歼其少部,袭攻其后方,即如山西境内,我方有二十万之游击队,遂使敌五师团之众,只能据守同蒲路沿线,不敢离铁道一步,其他平汉线以及江北江南浙西各战场,均自顾不暇,遑言抽调,以远水救近火乎?故台儿庄之战胜,在战略上观察,乃各战场我军努力之总和,不可视为一战区之胜利。简言之,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陈诚此处所说的山西境内的“二十万之游击队”,指的主要就是第二战区在阎锡山指挥下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部队——在1938年春,共产党的游击队数量还相当之少。国民党战史书也说,由于“全面游击与反击,战火遍及晋绥两省,牵制日军约达四个师团之兵力,并使平汉路方面之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对徐州会战及尔后之武汉会战协力甚大。”

再如:在第三战区,武汉会战时,该战区编组特种部队,向皖南长江沿岸游击,袭击日军运输船只及军舰。日军占领武汉后,第三战区为截断日军长江运输线,1940年4月,第32集团军第147师组成若干游击支队、潜往皖南敌之重要据点,并在长江布置水雷、施放漂雷,袭击敌舰及运输船只,还奇袭马当要塞,全歼矶田守备队一部,焚毁敌人司令部与弹药库后安全撤出。此次袭击,迫使日军增派一师团以上兵力守备长江交通线,其牵制效果相当明显。

再如:在第九战区,据白崇禧日后回顾:“本战区之游击战,系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为根据地,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协助国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重炮、野炮、战防炮、卡车等皆不能通行。故第一次会战,敌知难而退。第二、三次会战,则因补充不及,空投无济于事,遭我空军之袭击、侧击、追击,敌铩羽而归。三次长沙会战,我国军将士在攻守方面,固有殊勋,然民众破路之功亦不可没。”

……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坚决程度,亦可从这些阵亡的高级军事干部名单中看出,他们是: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

国民党广阔的敌后根据地何以中途夭折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结果迥异:国民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游击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在这八年时间里,从陕北一隅,迅速扩展到十余省,敌后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近百万之众。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二者的结局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原因一:国民党敌后战场屡屡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疯狂扫荡

与中共在游击战中能够坚持“独立自主”有所不同,虽然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国民党各个游击区的抗日部队,其活动的主旨仍然是为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服务,作战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这种“为正规战服务”,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就长期作用而言,自国民党统帅部作出游击战决策,倡导敌后游击后,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兵力,最鼎盛时期,一度达到100余万,其先后开辟的游击区与抗日根据地,又大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这些地区可攻可守,且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害,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如第二战区在晋南会战后“牵制着日军约7个师团之兵力于晋绥地区”;卫立煌部在中条山根据地长期“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这种牵制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短期作用,则如前文提到的,徐州会战期间,为防止日军增援,第二战区的游击部队全面出击袭敌扰敌;再如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九战区游击武装大肆游击,协助野战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悉数破坏,使敌人辎重车辆无法通行;又如枣宜会战期间,大别山游击部队“自5月中旬在广水、信阳一带京汉铁路进行游击活动”,并渡过汉水在日军第13师团警备地区与日军“反复进行争夺战”,“截断平汉路,威胁及破坏敌人后方,使敌补给联络发生极大困难”……

如此种种,都促使日军不断加强对敌后国民党根据地和游击部队的扫荡力度。如以10万兵力扫荡中条山根据地;以五万兵力扫荡太行山根据地……而日军以万余兵力反复扫荡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则更是极为常见之事(如鲁南游击区)——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说:“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尤其是:每次配合正面战场正规战后,都会招致日军报复性的残酷扫荡;与正面战场配合愈多,招致的扫荡也就愈多;每配合一次,就意味着一次根据地的缩小。这一现象,不单单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共产党部队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

原因二:国军其实是在用打正规战的方法去打游击战

国军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失败,也有战术方面的原因。国军在敌后战场,因为过于强调与正面内战场的配合,许多时候不自觉地变游击战为兵团战;当日军扫荡根据地时,往往如正面战场一般寸土必争。其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如卫立煌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高沟深垒,大造防御工事,其实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机动灵活的优势。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三面围攻中条山时,根据地内的7个主力军被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游击战变成阵地战的后果,是防御工事被日军攻破,根据地部队遭到严重损失,中条山根据地也彻底丢掉了。于学忠在鲁南战区,庞炳勋在太行山根据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相比而言,共产党部队在敌后的策略要灵活得多。他们常常采用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来避开日军的锋芒,而极少采取固守根据地的做法。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地保存部队实力,而不是保存地盘,换言之,即严格贯彻所谓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日军对这一策略显然毫无办法,因为日军的扫荡很显然是暂时性的,无法持久,日军更不可能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统治秩序。因为尽可能减少了部队损失,每当日军撤退之后,共产党的游击部队总有足够的力量卷土重来。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曾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有过这样一种评价:“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可谓中肯之语。

原因三:与中共部队摩擦不断,内耗严重

国、共冲突,也是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坚持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奎松说: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国共间的这种摩擦,几乎遍及长江以北的所有敌后根据地。在河北与山东,八路军取得了完胜,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力量彻底从二省退出;但在苏皖地区,则遭遇到了不小的挫折,双方摩擦不断,最后终于出现皖南事变——事变前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发出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开始选择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如此,一方竭力谋求扩张,一方竭力阻碍扩张,激烈冲突自然在所难免。

结语

无论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正规战,还是其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本是无待后人“重新发现”的史实。早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就明确承认了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贡献。毛泽东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来源: 腾讯网今日话题·历史版

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真相: 解放军报承认腐败是军队最大毒素 舆论哗然

真相: 解放军报承认腐败是军队最大毒素 舆论哗然:
6月12日大陆各大网站都以题《解放军承认最大敌人是腐败 正严重影响战斗力》转载了《解放军报》的一则新闻,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人们感慨,现在军队提干有几个不用花钱的?军队中的黑幕更隐蔽、更深。一些知情者、部队退役军人还曝光一些自己知道的黑幕。有专家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分析了造成军队腐败的几个因素,认为中共军队的腐败化是必然现象。
各媒体改解放军报标题 称军报承认腐败
继中共党媒见接二连三强调要保持党的纯洁性,6月12日,解放军报再刊文谈军队腐败问题,称中共的纯洁性是同一切腐败现象对立的,认为坚决惩治各种腐败现象,是保持中共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文章还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腐败是腐蚀军队最大毒素、是影响部队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的最大因素。
解放军报的原标题是《保持军队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不过腾讯网等转载时,该文章的标题成为《解放军承认最大敌人是腐败 正严重影响战斗力》。很多人认为直接到位,给力。
由于前不久《环球时报》时评文章的一个标题《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被转载为"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遭到社会舆论声讨,引起媒体之间大战。因此也有网友猜测会不会引发媒体之间的第二轮大战。
军中腐败激发共鸣 更多黑幕曝光
这篇解放军报的文章,在腾讯上转载时,引来众人热议和围观,最热门的一个评论帖子,数小时内就获得近9千人回覆支持。"终于讲到点子上了,现在转士官、提干,有几个不用花钱的,再不整顿真的会出问题!"
腾讯成都市网友"锅盔是自由的"的评论:"中国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还在那里扯谎。中国最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真相,他们还在那里扯谎。中国最最最荒唐的是什么?是明明我们都已知道了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真相,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扯谎,他们还在那里扯谎!网友们都能看懂的。"该评论是腾讯当时第二热门评论,网络回覆支持达到4683。
腾讯网友"平平安安"评论说:"早就听说过军中腐败,今天终于承认了,毒瘤挖出来病就好了,解放军也是人,凡是有人的地方都会出问题,关键是制度是不是滋长了这些毒瘤生长。要好好反省制度",也获得4305人的回覆支持。
还有在部队服役过的腾讯网友Kent说:"我在部队十六年,体会很深,部队现在最大的弊端除了腐败还有作秀,怕伤亡、出事故等,缺乏真正的训练,再有就是日益'地方化',好多军官都是在家门口当兵,外地的分过去也受排挤,部队长和政治委员也都是本地的,当地干不好提升,时间长了有点'军阀'的味道了。回覆支持也有3215人。
在微博上,也有很多人讨论,甚至有知情者对黑幕进行进一步披露,来自西藏的"干哥哥凤飞飞"微博发帖说:"看看西藏转-个一级士官要给领导5-8万呢!二级8-10万三就10万以上了。贪污这么严重,现在的部队恐怕没什么战斗力了。"
辽宁大连的"喝过你的咖啡"也披露说,"我们这现在当个兵要托关系走后门,还要花个3、5万才能穿上军装。真不知道这样的兵是什么性质! "

香港的和平纪念日(Remembrance Day)



香港和平纪念日Remembrance Day),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
1919年起,英属香港政府将每年的11月11日订为“和平纪念日”(即《康边停战协定》签订日)。而香港总督与殖民地官员每年均会在中环皇后像广场和平纪念碑出席大型悼念及阅兵仪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香港重光后,香港政府把和平纪念日订于每年11月第二个星期日,从此与其他地区的同类纪念日有所不同。1946年起,政府将8月30日另订为香港重光纪念日,以纪念英国在二次大战后正式重新占领管治香港,被列为公众假期。当时纪念一战结束的仪式会在和平纪念日举行;纪念二战结束的仪式则会在香港重光纪念日举行。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香港重光纪念日的公众假期曾一度被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取代,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公众假期于1998年佛诞取代后,纪念二战结束的仪式被合并到和平纪念日一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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