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7日 星期日

1927年广州暴动


观音山（越秀山）战斗遗址纪念碑
肇庆会馆遗址，后方现在是华夏大酒店。
中国共产党所称广州起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称为广州暴动，是指在中国国民党实行武力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2月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次暴动之一，而前两次分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目录

[编辑]背景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张太雷、蔡和森等人。[1]

[编辑]共产国际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事业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评，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建立一些国家，以此证明其中国政策的正确。不过8月的南昌起义和9月湖南、广东、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起义都归于失败。但是，共产国际仍然计划在某一个省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南昌起义部队向南撤退时，共产国际计划在广州发动暴动，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占领广州，在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叶挺、贺龙的部队溃败后，广州起义的计划一度准备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其中苏兆征、罗亦农、罗乃曼（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共同制定广州起义计划，并在广州成立秘密行动总部。

[编辑]张发奎

1927年4月宁汉分裂后，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其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2]。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分共后，在第二方面军内，叶挺策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投向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第二方面军忠于张发奎的余部则南下追击向广东潮汕撤退的叶挺、贺龙，进入广州。
张发奎部队中，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和特务营营长梁秉枢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教导团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3]，因此教导团和特务营的一个连深受左倾情绪影响。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张发奎与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黄绍竑，称为“广州张黄事变”。

[编辑]预备

11月18日，即“张黄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点纲领（中央通告十六号[4]），要求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筹备广州兵变和政治总罢工，夺取政权[5]。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员会（在广州3人），张太雷任主席，另外两人是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工会领袖周文雍。总司令叶挺和杨殷直到暴动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11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Heinz Neumann）和爱斯拉（Gerhart Eisler）到达广州，策划在广州实施新的暴动，带来活动经费200余万美元[6]。同日，教导团开始召集组长联席会议，12月4日，教导团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大力开展政治宣传，激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且“调查各连的反动分子”[7]。
12月初，张发奎、黄琪翔的主力离开广州，对付桂系，负责广州市内防务的只有教导团（1500人、枪1300支）、第四军特务营（有计划改编为警卫团，无枪支），以及广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队，另外工人赤卫队有2000人，持有手枪数十杆，炸弹150枚。
暴动原定在13日举行，但是在12月9日由于发生爆炸事件，暴动被提前到11日举行。这也使得原定前来增援的农会无法到达。

[编辑]进程

广州起义纪念馆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时，张太雷、叶挺、徐光英、曹干延和一名朝鲜炮手，趁广州周边发生战事，张发奎、黄琪翔派兵迎战，城防空虚时，来到叶剑英教导团，进行部署，杀死代理团长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动分子”。
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位于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释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导团、特务营一部共2000余人以及大约2000名工人赤卫队参加了暴动，打败沙河燕塘一带的炮兵，大部分广州城已经被攻占，但是第四军军部、十二师师部和仰忠街军械处始终未能攻下，于是放火焚烧[8]。不过河南（海珠区）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张发奎、黄琪翔及广东省主席陈公博均于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军）驻地。张发奎请托一位商人谭礼庭出面，得以进入沙面英租界拍发无线电报，13日，张发奎调动外围部队回师广州敉平暴动[9]。
暴动的领导人包括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共产国际代表和和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直接参与了军事行动，公开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红旗穿过街市[10][11]。
12月12日下午，于广州丰宁路（人民路）西瓜园广场上主持“广州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广州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张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苏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陆军委员，并公布另外9名苏维埃政府要员名单[12]：

[编辑]巷战

12日，张发奎调各地军队反攻，上午已进占观音山（越秀山）。经过激战，红军一度夺回观音山，下午，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赴观音山指挥，途中遭民团伏击，张太雷中弹身亡。
这时，张发奎部队陆续抵达广州，从四面攻入市内。于是在广州发生激烈的巷战。12月13日，张发奎部队夺回广州，中共军队撤离广州，向东撤往海丰，纽曼也逃走，苏联驻广州副领事郝史（Abram Hasis）等5人则在被捕后游街并被枪毙。郝史在试图乘领事馆汽车前往苏维埃总部时被捕，随身携带手榴弹。苏联领事馆遭到搜查，领事鲍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妇遭到逮捕，由于驻广州领事团的说服，领事夫妇才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13]。
叶剑英和叶挺两人在战败后化装逃到香港[14]。

[编辑]后果

[编辑]武力镇压

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先是起义工人为报复四月清党时镇压他们的人士，因而展开捕杀，并焚烧房屋造成死伤。起义失败后，国民政府广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起义人员，许多工人受害。双方死亡人数在两万人以上[15]。关于死亡人数，中共方面认为包括5700多名中国人、100多名朝鲜人和5名苏联人[16]。
死亡的起义人员埋葬在东郊，即今日广州市中心区中山三路的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与其周围繁华喧嚣的商业气氛形成强烈的对比。
12月14日，国民政府指责苏联是广州起义的幕后黑手，宣布与苏联断交，并驱逐各地苏联侨民，关闭上海、汉口、长沙苏联领事馆。苏联则声称并不承认国民政府，各地领事馆仍对北京政府发生关系，国民政府无权如此（其实在张作霖搜查后，苏联代办已离开北京使馆）。至此，1923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的联俄政策彻底结束。

[编辑]对广东和全国政治舞台的影响

广州起义之后，张发奎、黄琪翔被认为负有责任，被迫将广州交给桂系，北上江西，归蒋介石节制；而汪精卫也受到压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国，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编辑]对苏联政局的影响

广州起义在时间上恰与苏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吻合，斯大林就在这次大会上彻底击败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评论广州起义是“斯大林派多数在中国造成一个胜利的假象，以掩盖俄国反对派在肉体上的消灭”[17]，“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人英勇无比，作出了最大的牺牲，而领导层的冒险主义已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8]。

[编辑]对中共的影响

1928年6月，共产国际将大约100名中共代表秘密运送到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举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将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被认为具有妥协性和狂热性）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19]，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改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领导中共。

[编辑]参考文献

  1. ^ 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出版．刘绍唐主编．第二辑.12册．221页
  2. ^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
  3. ^ 姚金果：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4. ^ 《中央通信》13期第1-6页，1927年11月30日
  5. ^ 姚金果：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6.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十五章第三节
  7. ^ 曹干延：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常州张太雷纪念馆
  8. ^ 曹干延：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常州张太雷纪念馆
  9. ^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
  10. ^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11. ^ 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12. ^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
  13. ^ J.卡尔文·休斯敦：《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农民、工人、士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慕瑞第669号快信，第36-38页，1927年12月30日，收藏于美国加州斯坦福胡佛研究所
  14. ^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
  15. ^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ISBN 957-80-1848-4
  16. ^ 姚金果：小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
  17. ^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集》
  18. ^ 托洛茨基《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19. ^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張貼者： 於 沒有留言:
標籤：

2013年4月6日 星期六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被俘后检讨：我给党丢了人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蒋庆泉在自家房前

　　陈晓楠：1964年一部名叫《英雄儿女》的电影，在全国公映，电影当中，那个喊出了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形象，也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荧屏当中那个光荣牺牲的王成的原型，其实今天依旧健在，而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殊塑造方法的光辉的荧屏形象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普通士兵的辛酸故事。

　　解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夏日的傍晚，辽宁锦州市大岭村公社，迎来了一支久违的电影放映队，吃过晚饭过村民们准时来到了大队部，等候着电影的开场。

　　蒋庆泉（原志愿军23军步话机员）：演的是《英雄儿女》，这个场面，向我开炮呢，我自个寻思，他咋那像我，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就是我。

　　解说：他叫蒋庆泉，当年他就坐在台下，许多年后，我们依旧无法想象，这位老人当时内心所受到的震动。而当年的人们更是无法想象，这位普通农民与银幕上那位光辉的英雄形象王成之间的关系，甚至连他的真实身份也都无人知晓。一切都得从一场战争开始讲起。

　　1953年年初，在一座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高地，石砚洞北山上，志愿军与美军正在展开着反复的争夺战。这里驻守着被认为是美军精锐的美7师，而负责进攻的则是1952年刚刚轮换入朝的新部队志愿军第23军。

　　战斗异常惨烈，常常志愿军刚刚在晚上拿下阵地，到了白天，就被美军凭借着强大的空中优势和炮火掩护夺了回去。而此时，24岁的战士蒋庆泉就是23军67师201团2营的一名步话机员。

　　1953年4月16日晚上，又一轮争夺战在夜色中展开，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2营，由营长带队，趁着夜色，朝石砚洞北山发起了进攻。

　　蒋庆泉：这一次上去了整个我刚一入山脚，我的战友牺牲了，王富成同志，步行机员，我们俩，我是个小组长，他牺牲了，我给机器摘下来了，往北山上跑，跟营长一堆儿上去的。

　　解说：在美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志愿军伤亡很大，当蒋庆泉跟随营长达到阵地的时候，攻坚的5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随后上来接应的4连也已所剩无几。由于5连和4连的步话机员都已在战斗中牺牲，因此本来应该随营长撤下去的蒋庆泉，就被留在了阵地上。

　　由于敌人严密的炮火封锁，后续部队无法增援，此时，在石砚洞北山上的几十名志愿军最大的依靠只有蒋庆泉和他的步话机了。

　　蒋庆泉：那时候，同志就拿我当眼珠了，把我保护起来，不许我动。说有你在就有我们在，有你在就有阵地在。

　　解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蒋庆泉不间断地报告着敌人的位置，呼唤着炮火的支援，而在步话机另一端的正是蒋庆泉的老战友陆鸿坤，他清晰地听到了蒋庆泉的每一次呼唤。

　　陆鸿坤原志愿军23军战士：他要炮嘛，那个敌人上来了，几号地区的这个敌人比较多，那个炮火赶快到那里去打。


　　蒋庆泉的复员证

　　蒋庆泉：有的时候炮打得那太准了，有的在激烈的时候，那个敌人的大皮靴，都崩到我的碉壕里来了，连大腿都留战壕里来了。

　　陆鸿坤：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了三个多小时，三个小时，他那个在里面，就好啊，打得好啊，打得好啊，谢谢炮兵同志，打得好啊，打得好啊。他就一直他就在那里好好好好好。

　　解说：在炮火的支援下，石砚洞北山阵地上的志愿军，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三天的中午。此时，阵地上只剩下了十几名志愿军战士，随着敌人步步逼近，蒋庆泉调炮的坐标也离自己越来越近。

　　蒋庆泉：到第二天的时候，那时情况就更紧张了。

　　陆鸿坤：那个敌人都上来了，所以他那时候就讲了，他讲现在我们的伤亡很大，敌人太多了，就是他讲，我浑身就是说我身上都是绵羊，就是美国鬼子啊，都是绵羊。你现在赶快炮，要炮火，要炮火。

　　蒋庆泉：我在调炮的时候，整个的陆鸿坤就说，太近了那不嘛，我说你别考虑这些，废啥话，你还太近了，赶紧地，叫你打就打。

　　解说：尽管有炮火支援，但是美军还是在一步步逼近，最终蒋庆泉与剩下的战士，被迫退进了碉堡中。此时，武器弹药消耗殆尽，而最近的敌人离他们只有十米的距离了。

　　蒋庆泉：敌人眼瞅着要上来了，集中碉堡了。我看实在解决不了，向我碉堡顶上开炮，赶紧地，向我碉堡顶上开炮，赶紧地，向我碉堡顶上开炮。当然，我的目的没达到。正赶这时候，上级说话了。说蒋庆泉同志，说是咱们这个，感谢你坚守了阵地，你是共产党员，一定把阵地坚守好，到必要的时候，就是那个意思，献出生命。就这时候，我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陆鸿坤：他刚叫完，呼完以后啊，信号没有了。当时我讲，我讲郭参谋，蒋庆泉可能这个，与敌人这个同归于尽了。他一听那个声音没有了，没有了。他就大概歇了有三四分钟，他接着呼叫，接着呼叫，我又叫。叫以后叫了，一直叫到夜里，都没叫到，那时候他向首长汇报了，蒋庆泉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陈晓楠：1953年4月，一位名叫洪炉的新华社记者，踏上了石砚洞北山。此时，惨烈的战斗已然结束，前来采访的洪炉从步话机员陆鸿坤的口中，得知了蒋庆泉的事迹，他马上把这件事情通报到了23军政治处。在得到宣传许可之后，洪炉很快根据对陆鸿坤的采访，写出了一篇通讯，叫《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洪炉原新华社记者：我就写了一篇东西，当时标题叫《顽强的声音》，我这个通讯刚写好了，政治处就让把这个蒋庆泉的事迹，在部队做宣传，特别是那个通讯兵里头，这个其实每个部队里都传达，现在我们这一回战斗又出来个英雄人物，这个喊着向我开炮，跟敌人同归于尽。

　　陆鸿坤：军、师文工团那个宣传的这个势头大呀，不得了啊，到没有几天以后那个团里面的连里都在唱，英雄步行机员蒋庆泉嘛都在唱。

　　洪炉：在这个同时嘛，就是一个那个政治处啊，他们准备他的材料准备报功，我这里就写他的通讯准备发表文章。

　　解说：然而，就在洪炉这篇《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准备发表的时候，却突然传来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蒋庆泉被俘虏了。

　　洪炉：通讯刚写好了，上边来通知了。不要了，蒋庆泉被俘虏了，不要宣传他了。所以呢，他也没有立上功，我那个通讯呢，也没发表。

　　解说：原本被认为牺牲的蒋庆泉，何以会出现在战俘交换名单中呢。原来就在他喊出了那句向我开炮后，炮弹并没有如期而至，他没有实现与阵地共存亡的愿望，而是被很快围攻上来的美军困在了碉堡中。

　　蒋庆泉：都上来了干脆就炸那个碉堡，打进两发炮弹，打碎了我的机器。我的头部、我的背部负了伤。但在这时候我还明白，等到最后了，敌人打过来不是三发就是两发毒气弹，这个毒气弹这玩意可不得，想咳，你不想咳你得咳，眼泪，你不想掉也得掉。那五脏六腑都得翻个，这在我负伤，在有毒气以后，就是糊里糊涂往外爬。

　　解说：伤痕累累的蒋庆泉勉强爬出碉堡后，很快就晕了过去，而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身不由己了。

　　蒋庆泉：醒来发觉有人拽我，提着大腿拽，拽醒了，当我醒了以后，我听着有人笑，有人说话，我的眼睛都，脑袋都，这旮负伤，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眼睛是干脆是红桃一样，等醒了以后，听着有人笑。我说哎呦妈呀，这个睁开一道缝，眼睛睁开一道缝看，完了，这被俘了，有心和敌人拼，一动不能动，身不由己，不会动了。

　　解说：就在蒋庆泉被俘后不久，在23军的另一个阵地上，出现了第二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他的名字叫做于树昌。战斗结束后，于树昌牺牲了。于树昌牺牲后，洪炉拿出那篇曾经为蒋庆泉写好的报道，修改了里面的部分内容，以《向我开炮》为题，发表在各大媒体上。

　　洪炉：我把整个《顽强的声音》，跟后来写于树昌的这个文章，我合，就是合在一块了，但是后来的文章只提于树昌，不提蒋庆泉。

　　解说：这篇《向我开炮》的报道，很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英雄于树昌一时之间被人广为传颂。

　　陈晓楠：196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希望把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而编剧毛峰却觉得原著当中王成的故事过于简单了，无意间他想起好友洪炉曾经写的那篇《向我开炮》，决定把《向我开炮》的故事和王成的故事结合一下，这才有了后来电影当中那个经典的英雄人物。

　　解说：电影《英雄儿女》公映后，在全国引起极其热烈的反响。王成成为了及黄继光、邱少云等人之后，又一位战斗英雄。此后更是成为一代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当时隔多年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个夏日的傍晚，已经在辽西农村娶妻生子的蒋庆泉，看到电影《英雄儿女》情绪几乎失控。

　　蒋庆泉：不知道演啥电影，到了大队，都是集中不离儿就演电影，演电影我全家都去呗，到那看去呗，完了演的是《英雄儿女》，我看着了，这个场面你像检查伤，乱七八糟，向我开炮了，我自个寻思，他咋那像我，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就是我，后来我考虑不是我，我掉泪，哭了一宿我也没睡觉。他们都不知道。当时隔多年之后，蒋庆泉再次看到这部影片时，依旧情绪激动。

　　解说：然而处在痛苦之中的蒋庆泉也许不会想到，许多年来，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忘记他，这个人就是记者洪炉。电影播出后，关于这是王成的原型，坊间说法不一，但洪炉却始终没有忘记，他笔下最早的那个王成。

　　洪炉：就在那个电影放了以后，不断地有人自称是王成，但是我一再地说，王成的特点就是喊，向我开炮。你没有喊向我开炮的，你们都不对，你们都是自己对号入座。真正的我说喊，向我开炮的，就是两个人，一个蒋庆泉，一个是于树昌。于树昌是当时就牺牲了，现在不可能还有个什么原型，还有个蒋庆泉他后来被俘了，我这个第一个喊，向我开炮的是蒋庆泉，这个人可能还活着。所以，那个电影放了以后，我一再地讲这个事情。

　　解说：几十年来，洪炉一直想找到蒋庆泉，但蒋庆泉却从此消失了。洪炉的线索停留在那个志愿军战俘名单上，在那里蒋庆泉的名字最后出现。

　　2004年，崔永元策划的《电影传奇》节目组找到了洪炉，请他讲述电影《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

　　洪炉：这个向我开炮，实际上这个人在我们那个军里，就发生两起。实际上第一个呢，叫蒋庆泉，打到最后就剩了这个蒋庆泉。

　　解说：在此次节目中，洪炉再一次讲到了那位下落不明的英雄蒋庆泉。而巧合的是，身在辽西农村的蒋庆泉的家人，也恰巧看到了这期节目，但是当他们向蒋庆泉问及此时事，却被蒋庆泉矢口否认了。

　　蒋庆泉：我说那不是我，我们屯子里有很多人看着了，像我大舅哥都看着了，我不承认，我说不是我，是谁我不知道。他说提蒋庆泉了，我说那名儿多了。他爱提谁提谁去，我没有承认。

　　解说：后来人们知道，蒋庆泉没有承认的原因在于，他的心中还藏着另外一段更为屈辱而隐秘的记忆。

　　就在当年于树昌被广为传颂的时候，被俘的蒋庆泉，却过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经过简单治疗后，他被送到了战俘营。

　　蒋庆泉：叫我刺字，刺字，知道咋回事吗?刺字，反共抗俄，我不干。我说要想刺也行，把我两膀子砍下去，你随便刺。要想真的，我宁可咬断舌头我也不干。

　　第一点你看你挺年轻，很有为，这样要死了，不太合算了，送你去学习。我说去哪儿学习。上日本，我说我不去，我上日本学啥习。第二，去台湾，我说那也不去。他说你为啥不去。因为我是大陆的，我家是东北人。

　　解说：最后蒋庆泉被甄别为无药可救的顽固分子，送到了专门关押归国战士的房间里。在这里每两个战俘只能睡一张草席，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9两，每五天才能喝到一次开水。

　　蒋庆泉：在以前想自杀，我无能为力，到最后，没想自杀。落叶归根，我死我得死到中国大陆去，我是杀头我也得回家。

　　解说：1953年7月27日，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宣告结束，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开始交换战俘。蒋庆泉终于盼来了这一天，尽管此时距离他被俘仅仅过去了四个月时间，但此刻却感觉恍如隔世。

　　蒋庆泉：我把帽子也扔掉了，衣裳也脱了只剩下一条裤子，也没有内裤，裤子没脱。鞋也扔了，通通都扔光着膀子回来的。

　　解说：然而令蒋庆泉们没有想到的是，当结束那段黑暗而屈辱的岁月，回到祖国后光明并没有马上到来。他们没有接到鲜花与掌声，而是迎来了更为严厉的审查。

　　陈晓楠：在交换战俘当中，蒋庆泉被送回了国内，但是他不能够直接回家，而是先被送到了辽宁昌图，进行学习改造，和很多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在审查的压力之下，蒋庆泉在不同的自述和材料当中，描述了不同的情况。在最为不利于他的一份材料当中，蒋庆泉这样写道“是投降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右倾保命，没有和敌人拼到底的决心。我给党丢了人，给我军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我的罪，我有罪。”

　　审查结束之后，在6000多名归来人员当中，有700人被开除了军籍，20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只有100多人保留了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而此时的蒋庆泉由于所在部队23军67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还算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辽宁老家。

　　解说：1954年，离家20余载的蒋庆泉回来了。几年后，他与同村女子冯立春结为夫妇，并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回家后的蒋庆泉一心务农，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在朝鲜的那段往事。

　　蒋庆泉：我这番经历，你看那个扎鞋垫那老太太，只能曝光给她知道，我儿女更不用说了，要说起过去那个，那啥时候了因为啥不说呢，就是多次的政治运动，我心里头害怕。

　　解说：2010年6月在一位记者的帮助下，洪炉终于找到了他从未谋面的蒋庆泉，直到此时蒋庆泉才不得不将那尘封许久的往事，公诸于众。

　　此后的几个月中，蒋庆泉的故事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转载。至此，这个英雄王成的真正原型，终于浮出了水面。然而，当这个喧嚣的世界，准备真正靠近他时，已经身在聚光灯下的蒋庆泉，却意外地回到了大岭村，那个他所熟悉的平凡而安静的生活中。

　　蒋庆泉：我整整我的根雕，写写我的回忆录，安静地生活，你讲话四世同堂我该多好啊，你把我整出来这有啥意思。

　　解说：蒋庆泉今年已经82岁了，每逢赶集的日子，他都会带着老伴到附近的集市支上小摊，售卖老伴亲手缝制的鞋垫。他说，不为别的，只为了享受这朴实而真诚的生活。

　　陈晓楠：蒋庆泉的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一位名叫陆鸿坤的老人，顺着线索找到了他。陆鸿坤正是当年站在步话机另一端接收蒋庆泉指挥信号的老战友。当时他清晰地听到了蒋庆泉每一次的呼唤。陆鸿坤告诉蒋庆泉说，当他喊出向我开炮之后，炮兵营的炮弹恰好打光了。就是这样，蒋庆泉没有成为英雄，而是成为了俘虏。

　　盘龙历史网《英雄儿女》王成原型被俘后检讨：我给党丢了人
張貼者： 於 沒有留言:
標籤：

因徵集回憶錄文稿才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新史記》魯直人 专稿


1956年7月，為紀念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共建軍30年鬥爭歷史的回憶文集，此項任務交給了總政治部。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批示由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共同來完成這項工作。此時，為了給《星火燎原》撰寫革命回憶錄，賀龍組織原紅軍二、六軍團高級幹部20多人，在東交民巷他的私人宅邸專門座談。在賀老總的招呼下，王震、蕭克、王恩茂、余秋里、賀炳炎等很多高級將領從全國各地專程趕來。座談會上，賀老總問：“紅三軍成立時，還有誰在場？湘鄂兩個省委班子當時有哪些人？”當時許多人已經記不清那麼多細節了，於是賀龍轉頭問曾在紅三軍工作、時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謝老啊，你要把我當時的省委書記找到，他可能就在蘇聯。”

後來，謝覺哉果真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這位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經過與蘇方交涉，這個早已經失去軍銜的前紅軍高級幹部在歷盡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因為《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了命運，並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楊光華。


　　楊光華

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

楊光華，曾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於湖北省嘉魚縣，1926年在洪湖組織製扇工會，擔任糾察隊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他參加沔陽秋收起義，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歷任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黨代表、中共沔陽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書記。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後任組織部部長。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4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因為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繫，直接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1935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令滿洲省委，負責人全部赴蘇聯，討論東北工作。楊光華1935年4月去蘇聯。受“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於1937年1月被判處徒刑送進集中營。1946年釋放後在蘇聯當工人，1956年回國，先後遭受迫害長達21年之久。

1931年春，夏曦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洪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鬥爭中取得的重大成績，撤銷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責湘鄂西特委執行了所謂“富農路線”，要把湘鄂西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國際路線”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黨內發動改造黨的運動”，並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改組派”聯繫起來，極力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湘鄂西省委連續發佈文件，把“肅反”作為黨“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全省範圍貫徹執行。隨之而來的便是“肅反”擴大化，大肆屠殺革命幹部，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如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均被殘忍殺害。僅在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不足三千人。夏曦殺人如麻，不問情由，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掉了3個。當年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三個半黨員”（盧冬生是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最後連賀龍都哀求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沒人打仗了。

當年作為湘鄂西代理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角色是雙重的，與夏曦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早在瞿家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楊光華等人與夏曦在幾個問題上就發生了爭論。如所謂反對前任書記鄧中夏的右傾逃跑主義問題上，楊光華認為，鄧中夏的主要錯誤是“左”傾，而逃跑是脫離根據地以後，在敵人壓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又如成立貧農團，進行反富農鬥爭問題，夏曦指責周逸群領導的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富農路線”，要在土改復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楊光華指出，富農分壞田，如果富農有經營土地的能力，兩三年後把壞田變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農分得土地後，既無農具又無耕牛，他種不了這塊田，要出賣行不行？夏曦對這些實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對無情殺戮的“肅反”問題上，楊光華曾不顧自身安危地問夏曦：“夏鬍子，我總是想不通一個道理，我們黨在白區的組織，只要被捕一個人，其他人就立即轉移，以免連續破壞。為什麼反革命在蘇區的組織，隨我們怎麼抓，一個轉移的也沒有，難道敵人就這樣愚笨嗎？”

1932年8月，蔣介石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軍委負責人的夏曦，在敵人進攻面前，還在繼續搞“肅反”。紅軍主力突圍以後，根據地只剩有七師、八師的一部分。由於連日轉戰疲憊不堪，再加上“肅反”中痛失戰友和心有餘悸，楊光華突發傷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燒不退，水米不進。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經過組織關係找了一位醫生，每天到船上給楊光華治病送藥，才使其病情逐漸好轉。當時，在洪湖一帶的小船上住著不少紅軍傷病員，楊光華決定發給這些傷病員一點經費，讓他們就地轉移，各自投親靠友，等待時機再尋找黨組織。安排完這批傷病員，楊光華與宋一平扮成兩兄弟，乘船到了上海尋找到了黨中央，並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湘鄂西具體情況的報告》。中央看了楊光華的報告後，決定把他留在上海工作。對於這段經歷，也有人說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是夏曦一手提拔的，在大敵當前的第四次“圍剿”中，他是隻身攜款、臨陣脫逃的。（《新史記》第11期）
因徵集回憶錄文稿才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張貼者： 於 沒有留言:
標籤：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