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魯直人 专稿
1956年7月，為紀念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共建軍30年鬥爭歷史的回憶文集，此項任務交給了總政治部。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批示由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共同來完成這項工作。此時，為了給《星火燎原》撰寫革命回憶錄，賀龍組織原紅軍二、六軍團高級幹部20多人，在東交民巷他的私人宅邸專門座談。在賀老總的招呼下，王震、蕭克、王恩茂、余秋里、賀炳炎等很多高級將領從全國各地專程趕來。座談會上，賀老總問：“紅三軍成立時，還有誰在場？湘鄂兩個省委班子當時有哪些人？”當時許多人已經記不清那麼多細節了，於是賀龍轉頭問曾在紅三軍工作、時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謝老啊，你要把我當時的省委書記找到，他可能就在蘇聯。”
後來，謝覺哉果真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這位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經過與蘇方交涉，這個早已經失去軍銜的前紅軍高級幹部在歷盡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因為《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了命運，並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楊光華。
楊光華
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
楊光華，曾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於湖北省嘉魚縣，1926年在洪湖組織製扇工會，擔任糾察隊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他參加沔陽秋收起義，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歷任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黨代表、中共沔陽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書記。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後任組織部部長。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4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因為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繫，直接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1935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令滿洲省委，負責人全部赴蘇聯，討論東北工作。楊光華1935年4月去蘇聯。受“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於1937年1月被判處徒刑送進集中營。1946年釋放後在蘇聯當工人，1956年回國，先後遭受迫害長達21年之久。
1931年春，夏曦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洪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鬥爭中取得的重大成績，撤銷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責湘鄂西特委執行了所謂“富農路線”，要把湘鄂西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國際路線”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黨內發動改造黨的運動”，並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改組派”聯繫起來，極力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湘鄂西省委連續發佈文件，把“肅反”作為黨“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全省範圍貫徹執行。隨之而來的便是“肅反”擴大化，大肆屠殺革命幹部，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如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均被殘忍殺害。僅在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不足三千人。夏曦殺人如麻，不問情由，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掉了3個。當年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三個半黨員”（盧冬生是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最後連賀龍都哀求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沒人打仗了。
當年作為湘鄂西代理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角色是雙重的，與夏曦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早在瞿家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楊光華等人與夏曦在幾個問題上就發生了爭論。如所謂反對前任書記鄧中夏的右傾逃跑主義問題上，楊光華認為，鄧中夏的主要錯誤是“左”傾，而逃跑是脫離根據地以後，在敵人壓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又如成立貧農團，進行反富農鬥爭問題，夏曦指責周逸群領導的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富農路線”，要在土改復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楊光華指出，富農分壞田，如果富農有經營土地的能力，兩三年後把壞田變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農分得土地後，既無農具又無耕牛，他種不了這塊田，要出賣行不行？夏曦對這些實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對無情殺戮的“肅反”問題上，楊光華曾不顧自身安危地問夏曦：“夏鬍子，我總是想不通一個道理，我們黨在白區的組織，只要被捕一個人，其他人就立即轉移，以免連續破壞。為什麼反革命在蘇區的組織，隨我們怎麼抓，一個轉移的也沒有，難道敵人就這樣愚笨嗎？”
1932年8月，蔣介石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軍委負責人的夏曦，在敵人進攻面前，還在繼續搞“肅反”。紅軍主力突圍以後，根據地只剩有七師、八師的一部分。由於連日轉戰疲憊不堪，再加上“肅反”中痛失戰友和心有餘悸，楊光華突發傷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燒不退，水米不進。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經過組織關係找了一位醫生，每天到船上給楊光華治病送藥，才使其病情逐漸好轉。當時，在洪湖一帶的小船上住著不少紅軍傷病員，楊光華決定發給這些傷病員一點經費，讓他們就地轉移，各自投親靠友，等待時機再尋找黨組織。安排完這批傷病員，楊光華與宋一平扮成兩兄弟，乘船到了上海尋找到了黨中央，並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湘鄂西具體情況的報告》。中央看了楊光華的報告後，決定把他留在上海工作。對於這段經歷，也有人說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是夏曦一手提拔的，在大敵當前的第四次“圍剿”中，他是隻身攜款、臨陣脫逃的。（《新史記》第11期）
因徵集回憶錄文稿才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1956年7月，為紀念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共建軍30年鬥爭歷史的回憶文集，此項任務交給了總政治部。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批示由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共同來完成這項工作。此時，為了給《星火燎原》撰寫革命回憶錄，賀龍組織原紅軍二、六軍團高級幹部20多人，在東交民巷他的私人宅邸專門座談。在賀老總的招呼下，王震、蕭克、王恩茂、余秋里、賀炳炎等很多高級將領從全國各地專程趕來。座談會上，賀老總問：“紅三軍成立時，還有誰在場？湘鄂兩個省委班子當時有哪些人？”當時許多人已經記不清那麼多細節了，於是賀龍轉頭問曾在紅三軍工作、時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謝老啊，你要把我當時的省委書記找到，他可能就在蘇聯。”
後來，謝覺哉果真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這位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經過與蘇方交涉，這個早已經失去軍銜的前紅軍高級幹部在歷盡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因為《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了命運，並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楊光華。
楊光華
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
楊光華，曾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於湖北省嘉魚縣，1926年在洪湖組織製扇工會，擔任糾察隊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他參加沔陽秋收起義，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歷任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黨代表、中共沔陽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書記。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後任組織部部長。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4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因為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繫，直接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1935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令滿洲省委，負責人全部赴蘇聯，討論東北工作。楊光華1935年4月去蘇聯。受“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於1937年1月被判處徒刑送進集中營。1946年釋放後在蘇聯當工人，1956年回國，先後遭受迫害長達21年之久。
1931年春，夏曦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洪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鬥爭中取得的重大成績，撤銷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責湘鄂西特委執行了所謂“富農路線”，要把湘鄂西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國際路線”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黨內發動改造黨的運動”，並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改組派”聯繫起來，極力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湘鄂西省委連續發佈文件，把“肅反”作為黨“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全省範圍貫徹執行。隨之而來的便是“肅反”擴大化，大肆屠殺革命幹部，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如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均被殘忍殺害。僅在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不足三千人。夏曦殺人如麻，不問情由，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掉了3個。當年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三個半黨員”（盧冬生是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最後連賀龍都哀求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沒人打仗了。
當年作為湘鄂西代理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角色是雙重的，與夏曦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早在瞿家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楊光華等人與夏曦在幾個問題上就發生了爭論。如所謂反對前任書記鄧中夏的右傾逃跑主義問題上，楊光華認為，鄧中夏的主要錯誤是“左”傾，而逃跑是脫離根據地以後，在敵人壓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又如成立貧農團，進行反富農鬥爭問題，夏曦指責周逸群領導的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富農路線”，要在土改復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楊光華指出，富農分壞田，如果富農有經營土地的能力，兩三年後把壞田變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農分得土地後，既無農具又無耕牛，他種不了這塊田，要出賣行不行？夏曦對這些實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對無情殺戮的“肅反”問題上，楊光華曾不顧自身安危地問夏曦：“夏鬍子，我總是想不通一個道理，我們黨在白區的組織，只要被捕一個人，其他人就立即轉移，以免連續破壞。為什麼反革命在蘇區的組織，隨我們怎麼抓，一個轉移的也沒有，難道敵人就這樣愚笨嗎？”
1932年8月，蔣介石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軍委負責人的夏曦，在敵人進攻面前，還在繼續搞“肅反”。紅軍主力突圍以後，根據地只剩有七師、八師的一部分。由於連日轉戰疲憊不堪，再加上“肅反”中痛失戰友和心有餘悸，楊光華突發傷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燒不退，水米不進。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經過組織關係找了一位醫生，每天到船上給楊光華治病送藥，才使其病情逐漸好轉。當時，在洪湖一帶的小船上住著不少紅軍傷病員，楊光華決定發給這些傷病員一點經費，讓他們就地轉移，各自投親靠友，等待時機再尋找黨組織。安排完這批傷病員，楊光華與宋一平扮成兩兄弟，乘船到了上海尋找到了黨中央，並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湘鄂西具體情況的報告》。中央看了楊光華的報告後，決定把他留在上海工作。對於這段經歷，也有人說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是夏曦一手提拔的，在大敵當前的第四次“圍剿”中，他是隻身攜款、臨陣脫逃的。（《新史記》第11期）
因徵集回憶錄文稿才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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