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访台湾。那时台湾早已展开快速的经济发展，蒋经国正担任行政院长，准备接下总统大位；年轻的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瞩目。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其它地方，整体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可是由王升将军领导的「总政治作战部」还是相当活跃，扮演着政治压迫的角色。
在当年，《政变实务手册》这种书名绝不可能在台出现。即使是在蒋经国逐步放松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实验之后，情况依旧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访台时受到台湾当局热烈的接待，他们也不在意我写过一本教人政变的书，原因大概是我曾经在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面撰写过有关中国大陆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未去世前，中国大陆的外国访客很稀少，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访几个地处偏远、完全未对外开放的中国都市，返美后我写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中国穷到可怜，又被一群没什么希望、嘴里老是叫嚷着可笑口号的极端份子所高压统治着。（其实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帮」——虽说没和他们说话，就在毛泽东的遗体置于人民大会堂供人凭吊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点出了事实，但它后来却变得相当不平凡——都因为当时美国及国际媒体都令人惊讶地一面倒，对中国发出好评报导（就算是老练的记者也被中国的样板采访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经足够让我造访台湾了，并且让我立刻体会到「威权统治的台湾」与「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何差异：两者都禁止（或至少压抑）集体性的政治反对势力，可是台湾当局只掌控政治权力，并允许经济活动与文化表现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连「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个观念都不存在，而且还禁止经济自由。
许多人相信，威权政府（例如台湾）会逐渐演化成为民主政体，原因是商场上的资金将流入反对政府的势力，而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也一样。至于极权政府则完全不容许个人的活动，更不会容许「支持反对势力」这件事。结果呢，台湾果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渐渐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移。可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迄今还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不过私人的资源确实已经挹注给越来越多的政治异议人士了。
回顾一九七七年，台湾的威权政府其实很容易被政变所推翻，因为大体上而言人民被压抑成一种相当消极的状态，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独立团体，能够大规模动员群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因此，假如当时出现几位资浅的将军，指挥着步兵师或者装甲旅，按照我以下说明的步骤，就一定可以夺得大权：以快速果断的行动囚禁主要领导人并占领行政指挥总部，封锁一切进出台北市的道路，夺下广播与电视台等设施。这样就足够瘫痪国内其它的武装部队，成功实施政变。
事实上，南韩总统朴正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杀后的情势，就与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样：出来夺取政权的人，并不是陆军里面的四星上将如参谋长或其它资深高阶将领，反而是一个新进获擢升担任二星中将的全斗焕出线。全斗焕算是个资浅将军，可是他负责指挥南韩首都内的情报单位。政变后虽然南韩也出现零星的街头抗议及地方性的暴动，但全斗焕还是稳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满之后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任者为止。
在今天，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台湾了——虽然台湾的民主经验还算很新，不过民主这件事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人民已经不再被动消极，反而会以庞大的群众示威力量，站起来打败任何政变的意图。民主的功用也就在这里：民主改变了人民，把他们从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转换成政治的主角。这是何等宝贵又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呀。这么多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访台湾，亲眼看见台湾逐渐迈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会、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变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凡是能够用政变的方式夺下的政权，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权。
爱德华．N. 鲁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人战士——鲁瓦克素描
伊朗对西方是一个谜样的国家，但它的改变，不只影响中东政治，对穆斯林世界，从阿富汗到埃及，从伊拉克到印度，都会受到很大冲击。这次大选引起动乱，整个气氛有点巷八零年代东欧自由化前夕，西方战略专家纷纷撰文发表高见，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美国的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见解特别深入，只因为他为我打开另一扇门窗，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鲁瓦克现在华府战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担任资深研究员，他是一位博学多闻，才气洋溢的军事历史和战略专家，他除了拥有典型犹太知识份子所应该具备的数种语言专长，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关战略安全方面的书，而且是一位行动家，和许多国家的情报和国防部门有密切关系。他实际参与反恐和军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义大利、拉丁美洲的许多秘密活动。他和中国军方和司法单位也有顾问关系，前年好莱坞反恐电影《盖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据说是他的亲身故事。
他在华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健谈热情，有时像历史专家，谈论波斯文明和犹太人的渊源，有时像军事专家，分析每场战役决战关键。他连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也做过研究，这一点实在唬人，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保证新鲜有趣。每次听他说话，都觉得趣味无穷，他的脑细胞排列组合方式一定与众不同，否则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他，当时他应自由基金会的黄不挠邀请来台访问。他演讲时，好像是由陈长文先生担任翻译，当时的陈长文是国防部法律总顾问，参与所有军购谈判，赚了很多钱，成为全国缴税最多的人之一，国防预算有一部份进入他事务所的口袋，与他现在反战的鲜明立场，有如隔世。当时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来自香港的黄不挠是爱国商人，他在纽约时报大登广告替台湾发言，被称为今之弦高。鲁瓦克经过当时国科会国际工作组长王纪五介绍给杭立武，他才与台湾结缘。
当时他意气风发，他写的一本书《政变手册》（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个政变频传的年代，几乎成为经典，搞政治者奉为圣经，独裁者把它当作教战手则。年轻无知的我，对此十分着迷，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以为从中可以找到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这本书对政变的过程，从筹划到执行，举例说明附有图表，分析各种变数和不同想定，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链，一点都不枯燥。鲁瓦克在英国伦敦大学念完书就写完这本书，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这本书被翻成十五种语言，他一举成名，后来被国防部长史勒辛格找去当助理，从此开始他数十多年的军事战略专家生涯。从阿富汗到喀什米尔、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迹，而他身为犹太人，对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埃及问题更是如数家珍，这些经验成就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苦闷的年代，他的书引导我走入另一个世界，我跑去伦敦寻找他的足迹。
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台湾，一片肃杀气氛。党外人士发现对国民党的军情特务系统毫无所知，才会犯下致命错误。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欧洲参加一个有关第三世界问题的研讨会，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天天躲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那里是研究革命与政变最权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边的电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电影，在那里的旧书摊上发现一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所写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书，书皮剥落泛黄，我用三英磅买下，当晚兴奋得睡不着。
在那些年头，有两片电影令人难忘，一片是《阿尔及尔战争》（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纪录片一样逼真，法军的追捕刑求和阿尔及尔人的反抗、暗杀、暴动，紧张得另人透不过气。另一片是德国左派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的传记片，她写作、演讲、爱情、革命，后来被秘密杀害，一生高潮迭起，回肠荡气。在那个苦闷的年代，这类电影具有励志与移情效果。
有一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主要目的是军事与国防，在华府的五角大厦听简报，在战略空军总部看星际作战的操作，认识多位美国军事记者，最有趣的是访问几位文人出身的军事专家，看到他们书房里堆积的军事书籍，才慢慢了解这是一门人人都有机会窥其堂奥的心天地。在专制独裁国家，情报战略是高深莫测的领域，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但在民主国家，人人都可成为军事战略专家。有没有军事背景并不重要，鲁瓦克就是一个典型。
鲁瓦克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和共产党的迫害移民义大利，后来去伦敦念书，做为犹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远要比敌人更聪明。他对军事情报方面的兴趣，来自于生存与自卫的需要，后来变为专业谋生工具。
有一次谈到犹太人问题，他说历史上的犹太人没有安全感，拼命赚钱，没有人研究战争与政治，命运永远被人摆布。其实，弱小民族更应该研究战争与军事，反对运动者更应该研究情报与战略。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小者可以加强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运。不幸的是，反对运动者把这种知识当作统治者的专利，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公民保卫」（civil defense），民主社会资讯发达，要了解战争与和平之道，一点都不困难。民主与人权是高贵的目标，但不了解军事与战略，就无法保卫自己。
鲁瓦克是文人战士的典型，他对各种黑暗势力都有研究，他曾帮助义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党打交道，在墨西哥与毒犯谈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参与秘密活动。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旅行，他在玻利维亚有一座牧场，研究、行动、写作、咨询、顾问、美酒、文化、吹牛，生活过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问题上，他是强硬派，他批评欧巴马对伊朗一厢情愿，其实他自己对伊朗文化颇有好感，他说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诗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负他们的文明和人民。
不过，他对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为战争与军事的知识不是伊朗当权派的专利，改革派对此也有丰富经验，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识就是力量，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才有当家作主的机会。
作者：江春男(新新闻创办人、曾任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
政变是民主的试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访台湾。那时台湾早已展开快速的经济发展，蒋经国正担任行政院长，准备接下总统大位；年轻的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瞩目。无论是在台北或是其它地方，整体的气氛显得非常轻松。可是由王升将军领导的「总政治作战部」还是相当活跃，扮演着政治压迫的角色。
在当年，《政变实务手册》这种书名绝不可能在台出现。即使是在蒋经国逐步放松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实验之后，情况依旧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访台时受到台湾当局热烈的接待，他们也不在意我写过一本教人政变的书，原因大概是我曾经在一本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评论（Commentary）》上面撰写过有关中国大陆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未去世前，中国大陆的外国访客很稀少，那时我就有机会去访几个地处偏远、完全未对外开放的中国都市，返美后我写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也就是中国穷到可怜，又被一群没什么希望、嘴里老是叫嚷着可笑口号的极端份子所高压统治着。（其实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帮」——虽说没和他们说话，就在毛泽东的遗体置于人民大会堂供人凭吊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点出了事实，但它后来却变得相当不平凡——都因为当时美国及国际媒体都令人惊讶地一面倒，对中国发出好评报导（就算是老练的记者也被中国的样板采访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经足够让我造访台湾了，并且让我立刻体会到「威权统治的台湾」与「极权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何差异：两者都禁止（或至少压抑）集体性的政治反对势力，可是台湾当局只掌控政治权力，并允许经济活动与文化表现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连「文化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个观念都不存在，而且还禁止经济自由。
许多人相信，威权政府（例如台湾）会逐渐演化成为民主政体，原因是商场上的资金将流入反对政府的势力，而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也一样。至于极权政府则完全不容许个人的活动，更不会容许「支持反对势力」这件事。结果呢，台湾果然印证了上述的观点，渐渐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移。可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迄今还没有带来政治的自由化，不过私人的资源确实已经挹注给越来越多的政治异议人士了。
回顾一九七七年，台湾的威权政府其实很容易被政变所推翻，因为大体上而言人民被压抑成一种相当消极的状态，又没有足够坚强的独立团体，能够大规模动员群众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因此，假如当时出现几位资浅的将军，指挥着步兵师或者装甲旅，按照我以下说明的步骤，就一定可以夺得大权：以快速果断的行动囚禁主要领导人并占领行政指挥总部，封锁一切进出台北市的道路，夺下广播与电视台等设施。这样就足够瘫痪国内其它的武装部队，成功实施政变。
事实上，南韩总统朴正熙于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杀后的情势，就与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样：出来夺取政权的人，并不是陆军里面的四星上将如参谋长或其它资深高阶将领，反而是一个新进获擢升担任二星中将的全斗焕出线。全斗焕算是个资浅将军，可是他负责指挥南韩首都内的情报单位。政变后虽然南韩也出现零星的街头抗议及地方性的暴动，但全斗焕还是稳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满之后将政权交给他指定的继任者为止。
在今天，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台湾了——虽然台湾的民主经验还算很新，不过民主这件事已经深深根植于台湾社会，人民已经不再被动消极，反而会以庞大的群众示威力量，站起来打败任何政变的意图。民主的功用也就在这里：民主改变了人民，把他们从消极被动的政治客体，转换成政治的主角。这是何等宝贵又令人欢欣鼓舞的转变呀。这么多年来我有幸多次拜访台湾，亲眼看见台湾逐渐迈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会、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变就是民主的试金石：凡是能够用政变的方式夺下的政权，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权。
爱德华．N. 鲁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人战士——鲁瓦克素描
伊朗对西方是一个谜样的国家，但它的改变，不只影响中东政治，对穆斯林世界，从阿富汗到埃及，从伊拉克到印度，都会受到很大冲击。这次大选引起动乱，整个气氛有点巷八零年代东欧自由化前夕，西方战略专家纷纷撰文发表高见，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美国的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见解特别深入，只因为他为我打开另一扇门窗，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
鲁瓦克现在华府战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担任资深研究员，他是一位博学多闻，才气洋溢的军事历史和战略专家，他除了拥有典型犹太知识份子所应该具备的数种语言专长，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关战略安全方面的书，而且是一位行动家，和许多国家的情报和国防部门有密切关系。他实际参与反恐和军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义大利、拉丁美洲的许多秘密活动。他和中国军方和司法单位也有顾问关系，前年好莱坞反恐电影《盖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据说是他的亲身故事。
他在华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健谈热情，有时像历史专家，谈论波斯文明和犹太人的渊源，有时像军事专家，分析每场战役决战关键。他连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也做过研究，这一点实在唬人，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保证新鲜有趣。每次听他说话，都觉得趣味无穷，他的脑细胞排列组合方式一定与众不同，否则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认识他，当时他应自由基金会的黄不挠邀请来台访问。他演讲时，好像是由陈长文先生担任翻译，当时的陈长文是国防部法律总顾问，参与所有军购谈判，赚了很多钱，成为全国缴税最多的人之一，国防预算有一部份进入他事务所的口袋，与他现在反战的鲜明立场，有如隔世。当时台湾被赶出联合国，来自香港的黄不挠是爱国商人，他在纽约时报大登广告替台湾发言，被称为今之弦高。鲁瓦克经过当时国科会国际工作组长王纪五介绍给杭立武，他才与台湾结缘。
当时他意气风发，他写的一本书《政变手册》（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个政变频传的年代，几乎成为经典，搞政治者奉为圣经，独裁者把它当作教战手则。年轻无知的我，对此十分着迷，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以为从中可以找到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这本书对政变的过程，从筹划到执行，举例说明附有图表，分析各种变数和不同想定，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链，一点都不枯燥。鲁瓦克在英国伦敦大学念完书就写完这本书，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这本书被翻成十五种语言，他一举成名，后来被国防部长史勒辛格找去当助理，从此开始他数十多年的军事战略专家生涯。从阿富汗到喀什米尔、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迹，而他身为犹太人，对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埃及问题更是如数家珍，这些经验成就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在苦闷的年代，他的书引导我走入另一个世界，我跑去伦敦寻找他的足迹。
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台湾，一片肃杀气氛。党外人士发现对国民党的军情特务系统毫无所知，才会犯下致命错误。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欧洲参加一个有关第三世界问题的研讨会，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天天躲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图书馆，那里是研究革命与政变最权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边的电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电影，在那里的旧书摊上发现一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所写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书，书皮剥落泛黄，我用三英磅买下，当晚兴奋得睡不着。
在那些年头，有两片电影令人难忘，一片是《阿尔及尔战争》（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纪录片一样逼真，法军的追捕刑求和阿尔及尔人的反抗、暗杀、暴动，紧张得另人透不过气。另一片是德国左派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的传记片，她写作、演讲、爱情、革命，后来被秘密杀害，一生高潮迭起，回肠荡气。在那个苦闷的年代，这类电影具有励志与移情效果。
有一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访问，主要目的是军事与国防，在华府的五角大厦听简报，在战略空军总部看星际作战的操作，认识多位美国军事记者，最有趣的是访问几位文人出身的军事专家，看到他们书房里堆积的军事书籍，才慢慢了解这是一门人人都有机会窥其堂奥的心天地。在专制独裁国家，情报战略是高深莫测的领域，是统治阶级的专利，但在民主国家，人人都可成为军事战略专家。有没有军事背景并不重要，鲁瓦克就是一个典型。
鲁瓦克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犹太人，为逃避纳粹和共产党的迫害移民义大利，后来去伦敦念书，做为犹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远要比敌人更聪明。他对军事情报方面的兴趣，来自于生存与自卫的需要，后来变为专业谋生工具。
有一次谈到犹太人问题，他说历史上的犹太人没有安全感，拼命赚钱，没有人研究战争与政治，命运永远被人摆布。其实，弱小民族更应该研究战争与军事，反对运动者更应该研究情报与战略。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小者可以加强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运。不幸的是，反对运动者把这种知识当作统治者的专利，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公民保卫」（civil defense），民主社会资讯发达，要了解战争与和平之道，一点都不困难。民主与人权是高贵的目标，但不了解军事与战略，就无法保卫自己。
鲁瓦克是文人战士的典型，他对各种黑暗势力都有研究，他曾帮助义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党打交道，在墨西哥与毒犯谈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参与秘密活动。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旅行，他在玻利维亚有一座牧场，研究、行动、写作、咨询、顾问、美酒、文化、吹牛，生活过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问题上，他是强硬派，他批评欧巴马对伊朗一厢情愿，其实他自己对伊朗文化颇有好感，他说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诗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负他们的文明和人民。
不过，他对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为战争与军事的知识不是伊朗当权派的专利，改革派对此也有丰富经验，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识就是力量，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才有当家作主的机会。
作者：江春男(新新闻创办人、曾任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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