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书的书名听起来有点可怕：《完全政变手册》（爱德华·鲁瓦克著，木马文化出版，2011年8月）。政变，而且还要“完全”，而“手册”又使人想起了安装手册之类。在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这是一本实务手册，打造出一套技巧，可以用来夺取国家权力”；旁边还有“政变前夕检查表”，几个事项逐一打钩——说得像真的似的。
其实，这本书初版于1967年，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该书初版后多次重版，被翻译为十几国文字，现在这个台湾译本有作者写于2011年的中文版序言和该书1977年版自序。作者一再强调该书不是谈政变理论，而是关于政变的实务手册，就像烹饪手册一样。但是，作者承认，有确凿证据表明该书与真正的政变有所联系的证据只有一例——在某国一次政变中发现政变者的住所藏有该书的法文版。
其实这样的证据也难以证明它的真正实用性，因为读过这本书与照着它去做毕竟是两码事。有些评论强调它的可操作性，但是在我看来，它与野战求生手册、作战手册等还是有很大差距。它主要谈的是对政变的属性的认知、策划政变所必须具有的策略原则、政变的机制与具体实践手段，而且都比较具体地切入到行动事项的层面上，但还是难以把它作为一本作战手册来遵循。毋宁说，这是一本告诉人们何谓真实的政变的教科书，而且是一部从操作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风起云涌的政变实例的独特的政变史著述。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和语言成长史上，许多语汇、概念的出现不是从书本来的，而是来自“火热的斗争”中。例如，“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是在“文革”大字报中学会的，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出自孔子的《论语·八佾》；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句话说完之后，到文章的结尾往往就会跟着另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也”，这也是“文革”大字报中的典型章法。现在从网上检索，会发现196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结尾一句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该文是对印度战争挑衅的警告文。可以说，充满斗争性和火药味的政论文体是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汉语写作与思想倾向的连结中枢，而其语汇和句式的传播则比学校的语文教学有效得多。关于“政变”，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接触这个概念就是“革命斗争”教育中的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后就是七十年代初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批判林彪要搞政变，批判林在1966年的“五一八讲话”是“政变经”。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学校出墙报时还画过一幅林彪磨刀、妄图搞政变的漫画，那时的“政变”的形象就是磨刀霍霍。
现在读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会深感它与鲁瓦克的这本政变手册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中，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政变，鲁瓦克作为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流亡犹太人，因为生存的需要和对军事的兴趣而格外关注政变的实际过程。而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也说现在“世界政变成风”，还很具体地列举了多种统计数字，甚至还说毛泽东在当年的头几个月中主要是做防范政变的“文章”：“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鲁瓦克在书中说，二十世纪的政权越来越脆弱，政权的机制越多、执行的弹性越大，所面临的改变的压力就越大，因此政变就越容易产生（第40页）。
实际上，鲁瓦克更关心的是从政变研究的角度切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洲等新兴独立国家的政治状况，他深刻地指出：“这些掌权者的行为并不受到法治的拘束，也不用受制于任何真正政治社群必定维系的道德标准；这些违法者甚至连惺惺作态都不需要。最重要的是，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政治压力束缚，因为被压迫者既没有西方民主社会的投票机会，也没有适当的社会架构来发起政治活动。……更严重的是，这些国家有系统地将国防与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工具，拿来用在内部镇压之上，侵吞公共财富的程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第32-33页）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国家常常发生政变，因此作者说该书的真正目的“是讨论新兴国家的政治真相”。
据拜访过他的人介绍，鲁瓦克的家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历史、战略、情报、武器、战机、导弹，多得令人头昏。进到他家里的人，还必须先把手机电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踪——我想，喜欢读鲁瓦克的人，有时可能也会有这种警觉吧。
录入编辑：周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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