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爷爷的概念就是淡淡的。似乎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听到过他的事情。
知道爷爷是谁，还是因为同学问起。那应该是1978年了。一天，班上的女同学拿着一张报纸，写一长串的名单，王若飞、博古………，她指着说：“我爸说，这是你爷爷。”我诧异了一下：“是吗？要回去问问我爸。”
父亲似乎从来都没有提过爷爷是谁。奶奶倒是每年都会见到，逢年过节，父母常会带着我，骑车20分钟，再倒两趟公共汽车，2个小时的样子，到一片灰楼中的奶奶家。感觉奶奶家很大，有5间房的样子，似乎住过两三家人，阴森森的，对小小的我来说，一直有迷宫的感觉。吃上一顿饭，也就再坐上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那时的我，晕车得厉害，有时，会坐上一站地，晕得就要呕吐，父母只好陪着下来走一段，好些了再上车。所以，到奶奶家总是有一点点让人畏惧的。似乎有一次，父亲骑着三轮车，载着一家三口去的礼士路，那应该是最幸福的旅程了。
对先辈的印象也就是奶奶那阴森森的房子，回到家里，似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而我，也就这么愚笨的过着童年的生活，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被同学一问，倒是觉得似乎从来不知道爷爷的名字，还是应该知道，确认一下的好，于是就拿着报纸回家问了父亲。父亲的回答，淡然的说：是的，那是爷爷。而也就止于此了。他没有多说，我也好像没有多问。家里似乎从没有相关的书籍，没有相关的介绍，没有相关的谈论。只是在小学的课本里，偶尔会出现博古的名字，而那名字，又会与一些难以理解，但应当是负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也会与一些重要的词联系在一起，比如党的总书记，但那时的中央体系是毛主席，总书记这些东西离我的生活太远了，似乎毫无关系。老师和同学像是知道，书本中涉及到这些部分，他们总会用异样的眼神看看我，而对我来说，只是感觉到那时他们眼光的异样而已。生活还是普普通通的继续。
而后，出门上中学、上大学、工作，爷爷的事情似乎一直是家里从不谈论的话题。现在想起来，原因可能是多重的。谈什么呢？
爷爷牺牲时，父亲也就10岁，与奶妈生活了多年，艰苦的环境下，还是每天为找吃的而忙碌的孩子。之后，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在经历了反右、文革多次运动之后，是讲他对自己父亲的理解呢？还是党史中的讲述呢？与其讲不清楚，也就不讲了。与其让我们看这些他未必信任的对历史事件的解读，也就不着力主张我们看了，所以家里似乎从来没有类似的书籍，就算偶尔看到详细些的介绍，也是负面帽子下面的细节描述，看与不看也没有太大不同。
慢慢的，长大了，似乎也理解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有立场的，客观公正只是人们的希望，而对难以客观的东西，不真花些功夫，拨开迷雾，仔细推敲，是难以清楚知道并理解的。少知道与不知道差别，不过是在聊天的时候，增加了些可以八卦的内容，就算少知道了些，似乎也没有什么损失，而我也真的就从来不曾主动关心、不曾主动关注。父亲似乎也从未想让我们学习与关注：有自我的独立生活，不为先辈的好坏评价所干扰，应该是父亲对我们生活的计划与期许。
随着党史研究的一点点开放，几本相对客观的书出来了，包括：《秦邦宪“博古”传》《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秦邦宪（博古）文集》《博古与毛泽东》。生活也在变化。
这是多云的早晨，雨后的空气凉爽而湿润。驾车行驶在机场高速上，一个念头忽然升起：也许应该研究一些先辈的故事了。家族毕竟是血脉相连，对先辈的无知一直是心中的愧疚，无论从信息的可能、精力所在、甚至是对事物的理解，现在是可以做得略微明白的时候了。
那日的晚上，上网看了先辈的介绍，当然是各分其说。在博客上放了篇找到的生平之后，居然发现那光绪33年5月14日，就是阳历的6月24日。能够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我的博客中，第一次放入关于爷爷的相关介绍，可算是冥冥之中的运数？转眼，一年过去了。在看过一些书，访问了若干地方之后，爷爷的轮廓渐现。
爷爷人生中最大的奇遇，应当是在他23到24岁中了。
30年5月，23岁的爷爷从苏联中山大学学成回国，被分配在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12月被补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宣传部长。次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因贪污被撤职，受命任团中央书记，6月向忠发叛变，9月爷爷被指为党的总书记。
二十三、四岁的年纪，17个月的时间里，就经历了回国待业、总工会干事、团中央部长、团中央书记、党的总书记5种角色，快速从归国热血青年，到临危受命主持一党工作，如此人生变化，在中国4万万同胞，10万党员中，一定是异象，恐怕也只有在党的幼年，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时才有可能出现。如此经历，也就为爷爷在之后的数年间，不断在快速变化的革命现实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领导间摇摆埋下了伏笔。
爷爷最大的个人挑战应当来是在遵义会议上。
1935年1月，在风景秀丽遵义城中一座精致洋楼的二层，28岁的爷爷主持了3天对党与红军来讲都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议程超出了他这个主持人的设计，各种与总书记兼会议主持人相对立的观点陆续、充分地表达着，最终还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根据多数人意见通过了决议。之后不久，他离开了总书记岗位，改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主持一个意外的、以批评自身为主基调、并最终结果是让自己下台的会议过程，对主持人来讲，一定是艰难、令人沮丧、充满自我挑战的，不知需要有什么样的信仰与修为，才能够让一个28岁青年，看上去平心静气的坚持主持完成如此的会议，并主动交出权力，严格遵守决议，再安排好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汇报，之后，还坚定地支持着那些把自己谋划下台的继任者们的决定，不为外言所劝动。除了坚定的信仰之外，爷爷所拥有的如此修为的人性也值得人们敬重万分。
爷爷对为党工作20年，在南方局的日子里，还有着与敌后地下党、交通站建设的联系。
爷爷在南方局工作时兼组织部长。2年的时间里，在南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16个省市里，恢复、建立了党委、党工会，发展了6万多党员并对安排多次干部培训。他与叶剑英等人一起，还从狱中救出一千多人，政审后，为党输送了大量得力干部。同时，所辖的秘密交通工作也积极展开，形成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本点，上与延安党中央相联系、下与各省委、特委相衔接，并与解放区、敌后根据地与海外相互联系的全国性联络的秘密交通网，传递了各种重要情报。
南方地下党、交通站的故事，一直充斥着影视，只是从没想过，那些故事会与爷爷相关。不知在那些传奇故事中，有多少带有着爷爷曾经指导与工作的烙印。
爷爷应当是党内重要的谈判手之一，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似乎都有着他的身影。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央安排爷爷负责党的工作，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当时张、杨的部队、西安城中各派别，对捉蒋、放蒋各执己见。首先要在党内统一认识，再发动党员做好相应工作十分重要。可惜这些只涉及党内事务，没有留下更多记录。西安事变中发往中央的两个重要电报：“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都是由周恩来与爷爷共同签名的。之后，还由爷爷向中央政治局作了《西安事变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之后的谈判是国共合作。1937年8月下旬，爷爷任中共中央驻南京党代表，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多次谈判。7月12日，他与周恩来在庐山把作为国共合作条件的《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表面同意，却派出手下的谈判代表康泽，来摸糊国共合作条件和平等地位。此时周恩来已赴晋谈八路军抗日之事，爷爷和叶剑英直接与蒋介石面谈，几经曲折，9日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之后新四军的成立，也是他与叶剑英提出方案，经党中央同意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的。
爷爷生命的最后，献给了民主宪法的起草审议。1946年2月，他被派参加政协宪草起草审议工作。4月，因谈判中涉及一些原则性重大分歧，急于与中央商讨办法， 1946年4月8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途中，因特务破坏迷失方向，在黑茶山遇难。
爷爷文采是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和领略的。
从1924年起，17岁的爷爷的文章，开始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有文采横溢的获奖征文《废园》、《美妙的音乐》，也有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的《随感》系列，小品文《龙山旧痕》系列，杂文《病榻琐记》系列。到1925年,还被推选为无锡知识界进步组织——锡社的执行委员兼《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写出了大量文章，同时还是《血泪潮》的主要撰稿人，开始与舆论宣传结下不解之缘。
1925年五卅惨案后，爷爷率先在苏州“二工”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起草传单、登台演说。到了苏联不足一年，就从不会俄语到被选为代表团翻译，还因此与亲奶奶刘群先相识相知，结出了姻缘。到延安后，被委托组织共产党的笔杆子(报纸、电台、出版、翻译局、通讯社)系统，算是毛泽东对爷爷文采的欣赏与信任吧。
毛泽东曾说：枪杠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他把笔杆子交给了爷爷。早在1937年红中社改为新华社时，爷爷就被任命为第一任新华社社长。1941年5月，又任命他举办党中央的机关报，任《解放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出版局局长，还管中央印刷厂，成为文化清凉山的挂帅人，有关新闻事业的方面有他一人统领。新华社除文字广播外，还建立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总分社9个、分社40个，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网，这一机构除职业新闻人员外，还有近三万业余通讯员。新华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导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喉舌，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全面反映了延安时代革命风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解放日报在办报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战士，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作为翻译的爷爷，还是那个时代引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分子。不止是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还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四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论文集》、《卡尔·马克思》等诸多经典，在延安高级党校规定必读的五本书中，有三本为他所译，不知道这些翻译，花费了他多少个夜晚，让多少共产党人受到影响。
爷爷的名字邦宪，应该来自于《诗经·小雅·六月》的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文武双全尹吉甫，万国人之榜样。无论爷爷是否被认为是总书记，是否算是共产党的一代领导人，无论其位工作期间做出的决策正确与否，爷爷的学识、人品、对组织原则的尊重，都可算人之榜样。创造真善美的世界，这是爷爷年轻时的追求，也是我们这些后人依然的人生理想。
爷爷的经历是多彩的，头上的帽子是诸多的，关键时期的档案是缺乏的，关键定义用的文件是被选择性编辑的，有些关键讲话是言不由衷的。后人如何评说，要看如何看待爷爷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如何看待哪些是大势，哪些是人为。随着档案逐渐的开放，很多学者对那个时代做了更贴近史实的探讨，多了些看待那个时代的角度
在爷爷诞辰105年的日子前后，特意请邹教授主编了《博古与他的时代——秦邦宪（博古）研究论集》。相关者的离去、历史的变迁，档案的缺失，利益者的视角，都为那个时代的蒙上了一些模糊的色彩与斑驳，希望读了这本书，能够帮助还原一些那个时代的色彩，尽管也许只是一点点的贴近，也值得我们这后人为此做出更多努力。
以此作为小辈的纪念。
第五个是博古译本
这是由我党理论家博古翻译并于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当时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1942年中央决定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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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由博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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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译本的特点是，序言增加一篇，共四篇序言，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在几百万册。可以说，博古译本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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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我国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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