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秦福铨先生的《博古与毛泽东》(以下简称“秦书”)一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与上述“版本”截然相反的“版本”：中央决定的长征名单中本来有毛泽东，是毛泽东本人表示不愿意参加长征；经过博古主要是周恩来的说服，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了。
该书对毛泽东从不愿意参加长征到同意参加长征，记述了这样三个过程，且详细摘录如下：
1.毛泽东和博古面对面的谈话
“秦书”写道：“1934 年6 月中旬，毛泽东得知政治局书记处作出决议，中央红军要转移去湘鄂川(本文作者注：“湘鄂川”应为“湘鄂西”)。之后，找到博古，表示他不同意中央书记处的这个决定，劝说博古中央红军要坚持留在中央苏区不能走，理由是这块根据地是苏区军民五年多艰辛创业建成的，大小战斗几十次，牺牲了许多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来之不易，现在撤离是背叛，是‘右倾逃跑主义’。并说他当年率领红四军一千六百人(实际是三千六百人——引者注)进赣南，现在老底子已牺牲了近千人，他不能对不起死去的烈士，即便你们要走，我和老部队不走，你们怕和蒋介石正面交锋，我不怕，我在这里人熟地熟，不怕堡垒战，决不右倾逃跑……”
当博古问毛泽东用什么方法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毛泽东说：“办法就是打圈圈” 。并建议中央红军从会昌出发，经高排、渡桃江、取南康、崇义，越过罗霄山南段进入湖南，攻汝城、资兴、耒阳，跨过粤汉路，进阳明山北端的水口山一带休整。这样把围困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引走，解苏区之围，同时找机会消灭尾追蒋军的一部分，杀伤他的有生力量。然后，中央红军可以向南取嘉禾、宜章、南雄,再返回中央苏区，总之用“兜圈子”的办法，把敌人主力引开，化解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还提到：井冈山早期有一个土匪首领，即山大王王佐的师傅，名叫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的，曾经提出过：“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的游击战术，致使官府终剿不灭。毛泽东上山后，很赞赏这一战术，并将这句口号稍作修改： “不仅会打圈，还要会打仗。”毛泽东向博古强调：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打破敌人的“围剿”。
针对毛泽东提出的“兜圈子”办法，博古提出不同看法：“既然是兜圈子，为什么你总爱在湘中、湘南兜呢，兜来兜去总兜不出蒋介石的手掌心，总是在蒋介石中央军的控制范围内兜，为什么不兜远些，兜到湘鄂川、兜到黔北去呢，那样就跳出了蒋介石的手掌心，中央红军就增加了自由度。”
针对毛泽东指责去湘鄂川边根据地是“右倾逃跑主义”，“博古一面说，一面拿出一份电报来，润之兄，这是四方面军发来的电报，其中提到：他们在1932年10月初，冲出蒋介石的包围圈后，越过平汉路，向西突围，转战三千里，于12 月初到达陕南边，当时只剩下一万四千人，但因为脱离了蒋介石的势力范围，面对的敌人换成了四川军阀，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和创业……现在已发展壮大到四个军，六、七万人，开创了川陕根据地。这难道不是一个鲜明的佐证吗。”最后，“毛泽东默然了。”
2.毛泽东在于都写给博古的信
“秦书”继续写道：毛泽东离开博古后，就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病了一段，后被傅连治好了。“10 月初，毛泽东病好后，突然派警卫员胡昌保和吴吉清两人，连夜赶路送来一封信，信内提出：他还是要留在中央苏区，和陈毅一道上山打游击，中央机关里的老人、孕妇、重伤病员以及不愿意跟随中央红军大转移的人，都可以给他留下来，但他需要把罗炳辉和九军团的二十师留下，并说一军团里也有一些干部战士愿意跟随他留下来，请中央批准。信的结尾还作出保证，说二、三年后，中央苏区和留下的红军都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苏区。”
3.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
“秦书”写道：“博古看完信，便找来周恩来商议此事，周连连摇头说：‘不行，一是已经定了中央分局由项英主帅，现在要换毛泽东，项英的工作不好做，而且涉及到许多人都要变动，中央分局的人事安排是项英亲自点名要的，现在重新调整，在时间上已经不可能了；二是九军团抽走二十师后，只剩下十四师，连军团长罗炳辉也抽走了，岂不是把这个军团解体，成了一个独立师啦，这个变动太大，牵涉整个大转移的部署，不能这么办。我明天去找毛泽东谈一谈’。”
“秦书”中还提到博古当时有一种担心：毛泽东留下来会不会“故伎重演”，占山为王，到时候羽毛一丰满又不听中央招呼，闹独立，所以周恩来提出他愿意去于都“和毛泽东谈一谈”时，博古也就同意了。“第二天，周恩来一早就带上警卫员，冒着小雨，披上蓑衣，骑马奔于都去了。第三天，周恩来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部队转移了’。
”
三、两种“版本”孰对孰错
第二种“版本”中主要提到的三个过程即三件事，都可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中得到证实。如：
(1)毛泽东和博古的谈话，即表示不愿意离开中央苏区，想留下来打游击，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即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一思想他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曾多次作过表达。如：1932 年3 月中旬在赣县江口举行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讨论红军撤围赣州后的行动方针时，“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 注16 这个正确意见被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者拒绝。由此可见，毛泽东早在1932 年春，就主张突出中央苏区范围，在中央苏区外围建立新的根据地，以打破敌人的包围圈。
(2)毛泽东在于都给博古的信，在吴吉清的书中得到了证实，的确是毛泽东派胡昌保和吴吉清从于都给博古送来这封信。请看吴吉清的回忆：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吃过午饭，他和班长胡昌保正在院里打草鞋，毛泽东把他俩叫到房间里，表情非常严肃地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十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知道了吗?”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吴吉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而据“秦书”中所说，就是毛泽东再次向博古声明仍然不愿意参加长征。正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关系到中央红军要突围、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以及军事部署等特级机密，所以毛泽东才严格嘱咐吴吉清等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处理办法，即必须立即烧毁，不留痕迹。
(3)周恩来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秦书”中引证了这样一个细节：“后来博古的警卫班长罗正基听警卫员康念祥、陈年标(这两人是周恩来的警卫员—— 引者注)嘀咕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于都城北外的赣南省委、省苏驻地，一直谈到深夜。连警卫员送水都不准留在屋里，送完水就得出屋，四个警卫员戴着蓑帽，披着蓑笠，在屋檐下冒着雨站了半夜，裤腿、鞋袜、绑腿全淋湿了。罗正基告诉博古，博古一听了之，全不放在心上。” 注18 有人、有姓名、有生动的细节描述，不可能造假。毫无疑问，在长征前夕，在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的情况下，周、毛二人“谈到深夜”，肯定涉及一些重大决策。按“秦书”所说，这就是周恩来去“说服”毛泽东“同意大转移”。
而正是由于这次谈话，依《毛泽东传》所说：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就是通知他参加长征，而毛泽东也才痛快地立刻“骑马赶回瑞金”，参加长征了。关于毛泽东去于都的事，上述多人都提到了，说法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一个“症结”，必须解开。
伍修权几次说到毛泽东去于都的事，认为毛泽东“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长征)的一个借口罢了。”——这是伍修权所举出的博古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惟一证据。所谓“被弄到”，就是说是博古有意将毛泽东支派去于都的。
“秦书”中却记述了项英给博古的一封信： “1934 年9 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接到项英连夜派警卫员送来的信，内称：毛泽东离开了养病居住的云石山古寺，于9月16日傍晚，秘密来到于都，和正在集结待命的一军团干部频繁接触，还召开了二次座谈会，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劳累过度病倒了，发高烧不退，请中央派傅连……速来。”
这一说法与伍修权的说法完全相反：伍修权说毛泽东是被博古“弄到”于都去的；项英则说是毛泽东没有经中央同意，是自己“秘密”跑到于都去的，并“天天找人谈话到深夜”，意即想留在中央苏区不走，与中央领导对抗。可以说是项英告了毛泽东一状。无须隐讳，中央苏区时期，项英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较深。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记述：长征出发前夕，他和项英密谈了一夜，项英特别招呼他们要当心毛泽东在半道上密谋将他们推翻。当然，项英请博古“派傅连……速来”，可以说是救了毛泽东一命。吴吉清也回忆了毛泽东在于都病倒一事：“九月初，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席病倒了。”与上述项英信中称毛泽东“劳累过度病倒了”，在时间上大致相同。
我们认为，这里必须要澄清的是：毛泽东去于都既不是伍修权说的是博古的有意“支派”，也不是项英说的是毛泽东擅自的“秘密”行动，而是毛泽东自己请求并得到中央书记处即博古同意的。
据《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样，关于带不带毛泽东参加长征的事，涉及的人物主要是三个，即：博古、李德和毛泽东，还应该有周恩来。
博古的说法已见上引。
而作为毛泽东主要政敌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没有记述他和博古不想带毛泽东参加长征这件事。如果有这件事，嫉恨毛泽东如李德，是不会不对此加以发挥的。
作为事件主角的是毛泽东。我们初步查看了目前公开的毛泽东的文章、报告、谈话以及回忆。在这些文献中，对三次“左”倾领导人对他的排挤和打击，常常说得是细致生动、似乎点滴不漏的。连“脑袋没有被砍掉”这样“极端”的话都说出来了，而唯独没有提到博古不带他参加长征的事。如果有这样的更能证明“左”倾路线“罪恶”的事，他岂能不说?!毛泽东自己都没有说，上述多人的回忆和《毛泽东传》这样的大书都没有引证过他关于这件事的话，那就说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周恩来同样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根据以上所引和我们的考析，我们认为：李维汉、吴吉清、伍修权的关于博古和李德不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这第一种“版本”，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而秦福铨记述的博古的叙述则是有根有据、细致生动、合情合理的。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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