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
刘心田
武昌首义前，我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各处送信传递文件，还有是跟随刘复基(先是革命团体文学社评议部总长、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军事筹备员)进行秘密活动。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些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
何时起义难决断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旧历八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武昌小朝街起义军指挥部里、蒋翊武和刘复基在楼上研究起义时间问题。蒋翊武接到黄兴来信，说各省联系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两人争论之后，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蒋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处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事机败露
各营代表散去以后，人们正吃午饭。政治筹备处的邢伯谦气喘喘地从汉口赶来，惊慌地说：“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接着，他把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装制炸弹失慎，受伤入院，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同志名册全部搜去等等经过说了一遍。蒋翊武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话音未落，邓玉麟从汉口赶来，紧接刘的话尾，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于是，蒋翊武断然地说：“刚才我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命令今晚起义吧!”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
下达起义命令
当时下达的起义命令，对各标营的任务和时间，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并规定起义时：“本军都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命令还有一条是“予(蒋翊武自称)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同时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彼此是同志，是朋友，但军事命令是要重威信的。”嘱向各营代表口头传达。
蒋翊武下达起义命令后，随即去找副总指挥王宪章，叫他同彭楚藩、杨洪胜分向各处赶送炸弹。刘复基和我仍留在指挥部里。天刚黑，刘复基去找龚霞初，一同从龚家出来，路上遇到张廷辅，三人正在交换情况，发现有人盯梢。刘、龚二人立即分途从小巷绕回指挥部。接着，王宪章来了，王问：“我去接他回来。”刘复基对他说：“留心!刚才我们发现有人盯梢。”王宪章说：“我穿的是军装，怕什么。”边说边走了。
这时刘复基打开留声机听唱片，我坐在他的身边，不久，彭楚藩、邢伯谦、蒋翊武、陈洪浩、王宪章等陆续进来。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了。蒋翊武对大家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听炮声行事。”这时，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坚定的神情，谁也没有吭声。不料突然有一人推门而入，神色仓皇的说：“坏了，杨洪胜出了乱子。他送炸弹去营盘，被旗兵盘查，炸弹炸开了!旗兵追捕，他边跑边丢炸弹，只怕很难跑脱。我看到工程营背后，有一排旗兵向十五协那边跑步过去!”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我们战死了，也好留个名!”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平分，打起来了买点零食充饥。” 清军包围指挥部
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要出门，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的!”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颗，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了装上，跟着敌人峰涌而来。清兵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然后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涌来观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清捕包围指挥部时，我正在楼上准备外出。因为年轻个子小，趁机躲在楼梯下装炭的破篓子中，簸箕、扫帚遮盖，未被发现。等到清兵走后，我就混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动静。
双十夜军营造反 进攻督办衙门
戴炳山
辛亥年，我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标辎重工程十一营当兵。农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早晨，军营中不断传来情况紧急的消息；汉口、武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因此，革命军人个个心急如焚，无不盼望及早发难，拚他个你死我活。
前一天，营中已奉令将子弹全部收缴，士兵一律不准外出。但我们的正目(正班长)李鹏升事先已通知大家，我们的任务是：听到南湖一声炮响，立即集合，并在营中放火，接应炮队进城。所以这天(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到熊家炮一家糟坊楼上喝酒，大家约定听到炮声后，不要慌乱，要听从李鹏升的指挥。大约在晚上八点，排长查哨，见有多人不在房中，又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二人正在擦枪，顿生疑惧，一面大专斥责，一面夺枪。这时，金兆龙大喊到：“弟兄们，还不赶快到手!”话音未落，程正瀛猛地在排长脑后一枪托，排长受伤逃跑，正在情况紧急之际，我们听到了工程营熊秉坤鸣放的枪声，立即赶回，正碰上测绘学堂代表方兴向营房院内投一炸弹，虽未伤人，但窗玻璃多被震碎。督队官阮荣发和队官黄坤荣起来弹压，被大家包围，当场杀死。随后搬出子弹分发，缠上白布条袖章，随同熊秉坤奔上楚望台。
这时，首义各部大多到达楚望台集中，然后兵分三路，围攻总督衙门。第一路由紫阳路前进，第二路由水陆街，经过长街迂回；第三路由熊秉坤带领我们，由金水闸向保安街主攻衙门正面。沿途与少数旗兵遭遇，均被我们一一歼灭。这时，南湖炮队占领了凤凰山，向总督衙门开炮，因天黑有雨，炮弹多发未中。不久，忽见王府口火光冲天，总督衙门已被照得通红，炮弹接连命中。瑞澂由墙洞中钻出，逃上兵舰，张彪也逃往汉口。战至拂晓，敌教练队退守大堂顽抗，在我们的奋力围攻下，终于大部分歼灭，少数缴械投降。
第二天起义军领导人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我们在街上巡逻放哨。当天下午，我们看到安民告示，知道军政府已经成立，黎元洪当了鄂军都督。
首义前，武汉的新军，有的去直隶(即河北)打秋操(演习)未回；一部分随端方开往四川派往铁路沿线护路，所以实际起义部队人数并不很多。十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军政府公开在街上招募新兵，报名者极为踊跃。十月十六日，起义民军编为五个协，李鹏升在第五协当了营长，我也升了正目。南下的清军刚刚在汉口刘家庙下车，立脚未稳。随后与清军在三道桥打了一仗，歼灭敌军四、五百人。不料后来在对峙的几天里，民军出现了内奸，原标统张景良反正，参加起义民军后，又叛变投敌，民军枪弹后援断绝，加以清军兵舰助战，炮火猛烈，民军只得后退，汉口终于重落清军之手。
汉口失陷后，我们又退守汉阳，在汉阳坚持了个把月，连续作战，伤亡颇重。后来我们转移到黄陂、孝感休整，营部驻在云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清朝政府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我们这些首义南方老兵就奉命退伍，复员回家了。
进据楚望台 奋力战汉阳
傅希奕
七十六年前，也就是我十八岁的那年。我带着讨厌的、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补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后队当兵。两年后，清政府从各营挑选识字的青年送陆军测绘学堂，于是我被选入。毕业后，留在测绘学堂学员班当班长，每月有八两银子的薪饷。到了辛亥年，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党员们经常三三两两私下议论，气氛显得很紧张，尤其在十月十日那天，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一片哗然，好似弓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十月十日午夜，工程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因为工程八营与我们学堂离得很近，听得非常清晰。我们“共进会”的总代表方兴、朱次璋立即赶去工八营联系，很快就返回学堂，集合队伍，每人扎上事先准备好的白袖章，快步抵达楚望台，占领军械库，随即以一部分同学占领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掩护蛇山的炮兵阵地。当晚通湘门和清军打了一仗，清军此时已如惊弓之鸟，一击即溃。第二天，武昌城即全部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首义爆发，清廷大震，极力图作最后挣扎，启动大批军队赶往汉口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力量悬殊情况下，民军且战且退，但士气仍十分旺盛，在退守大智门后，几天的激烈战斗，依然悲壮激越，英勇不屈，民军伤亡近二千人。汉口失陷后，民兵一路退守汉阳，一路退守武昌。黄兴在阅马场将台就任总司令后，汉阳战事吃紧，当时援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在汉阳十里铺待命。因对地形不熟，且新兵约占半数，缺乏战斗经验，我因为在测绘学堂学过测绘，对汉阳地形较熟，所以军务部命我去向黄总司令报到。黄兴十分高兴，命令我立即带队前往前线支援。经我建议，黄总司令改变了部署，将伤员送往医院，未受伤的官兵重新编队，留下一百人听候调遣。经过调整后，虽然战事略有好转，但清军装备精、火力强、训练好，人又多，民军仍感难以支持。这时，军务部又派我和另外七人为督战官。黄总司令下令，如有不听命令，临阵退下者，就地正法。因此，战况才暂时稳定。但袁世凯倾注全力命王占元三天内攻下汉阳，战斗更为激烈，民军伤亡很重，总司令只好撤往武昌。我带着二百多人护送总司令绕道鹦鹉洲上游强度，到达武昌。沿途收容民军近三百人。随后军务部又命令我带少数人二次重返汉阳收容失散民兵，不料我被流弹击中腹部。半月后，我伤愈出院时恰逢江西援鄂军李烈钧总指挥向军务部要测量人员，因为我有那一段经历，军务部就派我去江西援鄂军总部当了参谋。
回首往事，记忆犹新。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未竟之志，已有后人继续，最大的遗憾是，海峡两岸尚存人为藩蓠，同胞骨肉不得团聚。我已九十四岁，老伴和大女、小儿仍然浪迹台湾。一九八零年春节，我曾到厦门海滨，面对大海，遥望台湾，不觉泪下。我们全家何时才能团圆呢？
亲手绘战旗 首树武昌城
赵师梅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发动的武昌起义，经过一夜的拼死战斗，一举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十月十一日上午刚过，突然汉阳门和钟鼓楼前欢声雷动，人如潮涌，原来是汉阳门城楼上和钟鼓楼顶，各竖起一面十八星大旗。
约在起义的半个月前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在昙花林住所，把我和陈磊(陈潭秋的哥哥)、赵学诗(我的胞弟)三个共进会成员邀去，要我们绘制革命战旗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我们三个当时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陈磊是机械系学生，学诗与我是电机系学生。我们都能绘图并有绘图仪器。刘公说明了尺寸要求，并向我们阐明了图案的含义；红地和黑九角星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要求我们找一家可靠的裁缝店，秘密缝制二十面。三天之后，共做成了八面，但其中两面的旗杆尚未做好，所以我们先将六面大旗，送到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总部。
十月九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机关内装置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大肆搜查，并将革命党的有关文件、书信、名单统统抄去 。同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抄。十日凌晨，袁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消息传开，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就连缝制十八星旗的裁缝店老板，也弃店而逃。
武昌首义成功后，代表清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从此在武昌绝迹。但是，革命党自己准备的十八星旗，已被抄去，一时赶制不及。于是，革命党领导人邓玉麟、蔡济民等找我，问有何办法。我说，尚有两面藏在裁缝店里。大家欢喜，急忙赶到裁缝店，但见该店门户深锁，人去店空。又派人多方寻找裁缝店老板，终于使这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战旗，很快地飘扬在武昌城的上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从湖北选拔二十四名青年分两批出国深造，我在首批，被分配到美国留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是第一批，被分配到英国留学。我在美国读了一年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工厂里做了一年工。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我急于参加革命斗争，回到了上海，见到中山先生。先生勉励我们，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中国的建设，我被分配到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数学、物理。一九二四年，我在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主任，并被授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教授”职称。
辛亥首义，已九十周年，缅怀当年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歌，令人崇敬。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大业，已经继续发展，我虽年近九旬，仍愿竭尽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
参加学生军 占守官钱局
袁学斌
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支青年队伍开到黄鹤楼附近的矿业学堂(现为黄鹤楼小学)。这支队伍，是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军。他们的勃勃英姿，受到了沿途群众的啧啧称赞。特别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当时在武昌武郡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以前，学生中间已经有了革命组织_日知会。刘家祺是日知会的活跃分子，常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鼓吹救国之道，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满清政府，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并且由他加入了日知会，投身革命活动。
十月十日晚上，起义的枪声一响，全体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占领武昌城，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急需壮大队伍。因此，军政府决定，以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我也乘此时机。幸运地参加了学生军。
我参加学生军后，先是编在第一队，后又调到第三队，奉命护守藩库(即金库)、官钱局(铸制钱币和发行钞票的机构)。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的藩库已空无一人，满清官史与卫兵早已逃之夭夭。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银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大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说，张之洞这个对清廷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兴办了汉阳兵工厂，武昌官钱局，恰恰是为辛亥革命做了两件大好事。革命党起义时兵力仅约一师，以后扩充到八个师，这些部队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正当清军全力向汉口、汉阳反扑，双方激战之际，孙中山先生从福建送来一架飞机。飞机分装几个大木箱由火车运来，转放演武厅(即武昌南湖飞机场)，由我们这队学生军担任守卫。与飞机同来的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中一位是陈代表(名字忘记)，首义前曾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所以这架飞机由他负责组装。但多次试车，由于引擎有故障，飞机未能飞行，因而也就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上等兵的回忆
——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
万业才
我是一九零七年参加新军当兵的。那时十六岁。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我是武昌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二营后队的正兵(上等兵)。这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鄂军第八镇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由汉入川，镇压。我则被留下看守营房。
新军士兵大多数是汉人，清廷对汉人不信任；所以在新军中安置一部份“旗”兵对汉兵进行监视，如第八镇的第三十标大部是旗兵，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发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定立即“正法”。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尽量树立旗兵的尊严和威风。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新军中的汉人早已恨之入骨，也更易于接受革命党准备造反的主张。
十月十日晚上，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峰拥而起，齐奔楚望台，打开军械库，装满枪弹，冲向总督署。 在杀声震天之际，有人喊到：“三十标的骑兵都跑光了!”我们并肩战斗的十几个人，马上沿着长湖搜索前进。当时，长湖芦苇杂草丛生，便于隐蔽不易发现。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便大声喊到：“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作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从语音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的满族人中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判别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两人送到了军政府。
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凡是出入者，都要说“六百六十六”之后方能出进。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好的。这样，旗兵们就无法混出城去。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或许有人用现代的眼光来责备当年的革命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其实，这主要应该责备清朝统治者。汉兵和汉族老百姓长期受他们的压迫和民族歧视，积恨太深了，起义后进行报复是很难避免的。而且举事仓促，并无完善地组织领导和政策界限，事先也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好在很快即被纠正。
占领兵工厂 汉阳得光复
祁楚材
我十八岁开始当兵。一九一一年辛亥首义时，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一营前四棚当一名正兵。协统是黎元洪。我们一营驻在汉阳龙灯堤，守卫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
自从那年夏天起，营房之中，时常流传革命党人要起义的风声，局势日趋紧张。当汉口共进会的总部被破获的消息传到汉阳时，整个驻地，浸入一片大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之中，革命党人屏息待命。
十月十一日晚上，我队革命党人李华堂通知我们说：“黎协统已在武昌起义，当了都督。我们全营晚上九点起事，以枪声为号，都到操场集合出发。我队的任务是攻占兵工厂。”大家得知后，一扫愁云，欣喜万分，准备恨不得立即行动。三声枪响之后，士兵们飞奔操场，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我排排长翟焕明，此人一向反对革命，平时咒骂革命党大逆不道，无父无君，到处鼓噪革命党如何被杀等等，士兵们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正当我队冲向兵工厂时，翟向龟山方向逃去，我队士兵纷纷向他开枪射击。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神劲，亦举起步枪，枪声一落，翟踉跄倒下。我跑到他身旁，只见弹中太阳穴，鲜血迸出，确信真的死了，方跑步跟上队伍，向兵工厂方向奔去。午夜前后，汉阳兵工厂、钢铁厂，全部被起义军控制，汉阳得到了光复。
在川杀端方 回师援武汉
范志鹏
我十六岁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新军，当了一年学兵，结业后分配到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二营左队当正兵。一九一一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满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保路”斗争，调派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与第三十二标一营，约两千人入川，进行镇压。
我们在黄鹤楼江边乘铁驳船到沙市，乘木船到宜昌，穿三峡峡谷步行入川，虽然离开了湖北，我们与革命党总部仍然保持联系。当离开重庆转往成都时，陆续不断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是端方为了防止我们“闹事”，扣压了我们私人信件，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到到部队到达资中，武昌首义成功的确切消息才得到证实。于是全体革命党人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并急速反鄂支援武昌革命。
这时，四川的革命斗争正风起云涌，为了表明对革命的态度，消除四川各革命力量的猜疑，革命党人意识到，非将端方杀掉，不足以摆脱当时的困境。为什么各革命力量对我们由鄂入川的“新军”产生猜疑呢？这是有段历史根源的。清朝末年，在全国办了三十六镇的(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每年秋季演习，湖北新军的成绩总是最好，号称“飞虎军”。新兵入伍考试比较严格。当时，科举制度废除，参加新军成了知识青年最大的出路。教官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任。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为的是加强统治力量，不料，留目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加以知识青年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所以，这两部分人在新军中一拍即合，反而成了满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四川铁路风潮一起，清廷又点名指调湖北新军两标入川，原意既可镇压四川革命，又能拆散湖北革命力量，一箭双雕。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当我们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后，立即以陈镇藩为首领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商议，会后马上行动。
这天是十月初三，黄昏时刻，首先是第三十一标一营的士兵，闯进资中县天后宫端方的驻所。端方一见、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嘴唇颤动地问：“你们是不是要饷？”
士兵怒吼地回答：“要饷!”
端方赶紧说：“钱汇到了自流井，马上就到了，你们快回去吧!”
“还要你的命!”这一声霹雳吓得端方呆若木鸡。几个士兵一起上前，把端方架到院里，只见手起一刀，端方人头落地，同时，端方的弟弟端锦，也被杀掉。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无不拍手称快。但也吓坏了一些胆小鬼，以及平时对革命观望不前的人。如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各营的管带(营长)、队官(连长)等，一夜间都悄悄溜走。第二天一早，大家推举一营督队官(副营长)为标统。经重庆、万县、宜昌回师武汉。
辛亥年年底，我们这两标被改编为教导团。陈镇藩为团长，全团官兵都受到提升。由于我年少时就酷爱养蜂，回汉不久，就请长假回家养蜂了。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喻育之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北上谈判，我很荣幸地曾多次见到中山先生，或听演讲、或当面接受教诲。距今虽已六、七十年，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在辛亥起义前，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测绘堂，并加入了共进会．当时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者，有方兴，李西屏、王经武、胡联侨、闵燮卿、李南星等共百余人。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以后进一步阅读同盟会“驱除按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演讲记录和文章，开始树立了对中山革命学说的信仰。
辛亥首义那天，我和测绘学堂的革命同学一同进占楚望台，控制中和门，随后又参加了阳夏之战。军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湖北测绘局，朱次璋为局长，我和范义使、尚鸣鹤、李南星等为局员。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据随行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那次来武汉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武汉革命军人的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武汉商人的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卹疮痍，即对于一般国民的感情。
四月十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举行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三百人．我怀着万分崇敬和思慕之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谷镇秀、程明超等。
这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全神贯注地聆听中山先生的演说。先生首先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为国民大多数谋幸福，凡事应以国民为重。军人与政府官吏，不过是国家的一种机关，目的是为民众办事。
中山先生在讲述共和与自由的真谛时说：共和与自由。是为人民全体而讲；非为少数军人和官吏所讲．官吏与军人。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供应。倘此类少数人借口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国家机关即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必然事无专责，形成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
先生在解释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原因时说。“这次解职，外间传说是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享国民之自由；二是尽瘁于社会上的事业；我国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在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应是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
最后，中山先生着重地阐述了“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这两句话对待个人功利问题，真是涵义无穷，发人深省。我记得很清楚，被誉为中国“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几次用双手拍着大腿，称赞不已。这是在武汉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断记忆，以后我曾在上海数次谒见先生。
刘心田
武昌首义前，我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各处送信传递文件，还有是跟随刘复基(先是革命团体文学社评议部总长、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军事筹备员)进行秘密活动。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些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
何时起义难决断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旧历八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武昌小朝街起义军指挥部里、蒋翊武和刘复基在楼上研究起义时间问题。蒋翊武接到黄兴来信，说各省联系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两人争论之后，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蒋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处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事机败露
各营代表散去以后，人们正吃午饭。政治筹备处的邢伯谦气喘喘地从汉口赶来，惊慌地说：“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接着，他把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装制炸弹失慎，受伤入院，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同志名册全部搜去等等经过说了一遍。蒋翊武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话音未落，邓玉麟从汉口赶来，紧接刘的话尾，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于是，蒋翊武断然地说：“刚才我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命令今晚起义吧!”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
下达起义命令
当时下达的起义命令，对各标营的任务和时间，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并规定起义时：“本军都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命令还有一条是“予(蒋翊武自称)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同时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彼此是同志，是朋友，但军事命令是要重威信的。”嘱向各营代表口头传达。
蒋翊武下达起义命令后，随即去找副总指挥王宪章，叫他同彭楚藩、杨洪胜分向各处赶送炸弹。刘复基和我仍留在指挥部里。天刚黑，刘复基去找龚霞初，一同从龚家出来，路上遇到张廷辅，三人正在交换情况，发现有人盯梢。刘、龚二人立即分途从小巷绕回指挥部。接着，王宪章来了，王问：“我去接他回来。”刘复基对他说：“留心!刚才我们发现有人盯梢。”王宪章说：“我穿的是军装，怕什么。”边说边走了。
这时刘复基打开留声机听唱片，我坐在他的身边，不久，彭楚藩、邢伯谦、蒋翊武、陈洪浩、王宪章等陆续进来。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了。蒋翊武对大家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听炮声行事。”这时，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坚定的神情，谁也没有吭声。不料突然有一人推门而入，神色仓皇的说：“坏了，杨洪胜出了乱子。他送炸弹去营盘，被旗兵盘查，炸弹炸开了!旗兵追捕，他边跑边丢炸弹，只怕很难跑脱。我看到工程营背后，有一排旗兵向十五协那边跑步过去!”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我们战死了，也好留个名!”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平分，打起来了买点零食充饥。” 清军包围指挥部
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要出门，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的!”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颗，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了装上，跟着敌人峰涌而来。清兵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然后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涌来观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清捕包围指挥部时，我正在楼上准备外出。因为年轻个子小，趁机躲在楼梯下装炭的破篓子中，簸箕、扫帚遮盖，未被发现。等到清兵走后，我就混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动静。
双十夜军营造反 进攻督办衙门
戴炳山
辛亥年，我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标辎重工程十一营当兵。农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早晨，军营中不断传来情况紧急的消息；汉口、武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因此，革命军人个个心急如焚，无不盼望及早发难，拚他个你死我活。
前一天，营中已奉令将子弹全部收缴，士兵一律不准外出。但我们的正目(正班长)李鹏升事先已通知大家，我们的任务是：听到南湖一声炮响，立即集合，并在营中放火，接应炮队进城。所以这天(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到熊家炮一家糟坊楼上喝酒，大家约定听到炮声后，不要慌乱，要听从李鹏升的指挥。大约在晚上八点，排长查哨，见有多人不在房中，又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二人正在擦枪，顿生疑惧，一面大专斥责，一面夺枪。这时，金兆龙大喊到：“弟兄们，还不赶快到手!”话音未落，程正瀛猛地在排长脑后一枪托，排长受伤逃跑，正在情况紧急之际，我们听到了工程营熊秉坤鸣放的枪声，立即赶回，正碰上测绘学堂代表方兴向营房院内投一炸弹，虽未伤人，但窗玻璃多被震碎。督队官阮荣发和队官黄坤荣起来弹压，被大家包围，当场杀死。随后搬出子弹分发，缠上白布条袖章，随同熊秉坤奔上楚望台。
这时，首义各部大多到达楚望台集中，然后兵分三路，围攻总督衙门。第一路由紫阳路前进，第二路由水陆街，经过长街迂回；第三路由熊秉坤带领我们，由金水闸向保安街主攻衙门正面。沿途与少数旗兵遭遇，均被我们一一歼灭。这时，南湖炮队占领了凤凰山，向总督衙门开炮，因天黑有雨，炮弹多发未中。不久，忽见王府口火光冲天，总督衙门已被照得通红，炮弹接连命中。瑞澂由墙洞中钻出，逃上兵舰，张彪也逃往汉口。战至拂晓，敌教练队退守大堂顽抗，在我们的奋力围攻下，终于大部分歼灭，少数缴械投降。
第二天起义军领导人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我们在街上巡逻放哨。当天下午，我们看到安民告示，知道军政府已经成立，黎元洪当了鄂军都督。
首义前，武汉的新军，有的去直隶(即河北)打秋操(演习)未回；一部分随端方开往四川派往铁路沿线护路，所以实际起义部队人数并不很多。十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军政府公开在街上招募新兵，报名者极为踊跃。十月十六日，起义民军编为五个协，李鹏升在第五协当了营长，我也升了正目。南下的清军刚刚在汉口刘家庙下车，立脚未稳。随后与清军在三道桥打了一仗，歼灭敌军四、五百人。不料后来在对峙的几天里，民军出现了内奸，原标统张景良反正，参加起义民军后，又叛变投敌，民军枪弹后援断绝，加以清军兵舰助战，炮火猛烈，民军只得后退，汉口终于重落清军之手。
汉口失陷后，我们又退守汉阳，在汉阳坚持了个把月，连续作战，伤亡颇重。后来我们转移到黄陂、孝感休整，营部驻在云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清朝政府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我们这些首义南方老兵就奉命退伍，复员回家了。
进据楚望台 奋力战汉阳
傅希奕
七十六年前，也就是我十八岁的那年。我带着讨厌的、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补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后队当兵。两年后，清政府从各营挑选识字的青年送陆军测绘学堂，于是我被选入。毕业后，留在测绘学堂学员班当班长，每月有八两银子的薪饷。到了辛亥年，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党员们经常三三两两私下议论，气氛显得很紧张，尤其在十月十日那天，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一片哗然，好似弓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十月十日午夜，工程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因为工程八营与我们学堂离得很近，听得非常清晰。我们“共进会”的总代表方兴、朱次璋立即赶去工八营联系，很快就返回学堂，集合队伍，每人扎上事先准备好的白袖章，快步抵达楚望台，占领军械库，随即以一部分同学占领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掩护蛇山的炮兵阵地。当晚通湘门和清军打了一仗，清军此时已如惊弓之鸟，一击即溃。第二天，武昌城即全部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首义爆发，清廷大震，极力图作最后挣扎，启动大批军队赶往汉口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力量悬殊情况下，民军且战且退，但士气仍十分旺盛，在退守大智门后，几天的激烈战斗，依然悲壮激越，英勇不屈，民军伤亡近二千人。汉口失陷后，民兵一路退守汉阳，一路退守武昌。黄兴在阅马场将台就任总司令后，汉阳战事吃紧，当时援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在汉阳十里铺待命。因对地形不熟，且新兵约占半数，缺乏战斗经验，我因为在测绘学堂学过测绘，对汉阳地形较熟，所以军务部命我去向黄总司令报到。黄兴十分高兴，命令我立即带队前往前线支援。经我建议，黄总司令改变了部署，将伤员送往医院，未受伤的官兵重新编队，留下一百人听候调遣。经过调整后，虽然战事略有好转，但清军装备精、火力强、训练好，人又多，民军仍感难以支持。这时，军务部又派我和另外七人为督战官。黄总司令下令，如有不听命令，临阵退下者，就地正法。因此，战况才暂时稳定。但袁世凯倾注全力命王占元三天内攻下汉阳，战斗更为激烈，民军伤亡很重，总司令只好撤往武昌。我带着二百多人护送总司令绕道鹦鹉洲上游强度，到达武昌。沿途收容民军近三百人。随后军务部又命令我带少数人二次重返汉阳收容失散民兵，不料我被流弹击中腹部。半月后，我伤愈出院时恰逢江西援鄂军李烈钧总指挥向军务部要测量人员，因为我有那一段经历，军务部就派我去江西援鄂军总部当了参谋。
回首往事，记忆犹新。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未竟之志，已有后人继续，最大的遗憾是，海峡两岸尚存人为藩蓠，同胞骨肉不得团聚。我已九十四岁，老伴和大女、小儿仍然浪迹台湾。一九八零年春节，我曾到厦门海滨，面对大海，遥望台湾，不觉泪下。我们全家何时才能团圆呢？
亲手绘战旗 首树武昌城
赵师梅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发动的武昌起义，经过一夜的拼死战斗，一举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十月十一日上午刚过，突然汉阳门和钟鼓楼前欢声雷动，人如潮涌，原来是汉阳门城楼上和钟鼓楼顶，各竖起一面十八星大旗。
约在起义的半个月前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在昙花林住所，把我和陈磊(陈潭秋的哥哥)、赵学诗(我的胞弟)三个共进会成员邀去，要我们绘制革命战旗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我们三个当时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陈磊是机械系学生，学诗与我是电机系学生。我们都能绘图并有绘图仪器。刘公说明了尺寸要求，并向我们阐明了图案的含义；红地和黑九角星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要求我们找一家可靠的裁缝店，秘密缝制二十面。三天之后，共做成了八面，但其中两面的旗杆尚未做好，所以我们先将六面大旗，送到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总部。
十月九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机关内装置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大肆搜查，并将革命党的有关文件、书信、名单统统抄去 。同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抄。十日凌晨，袁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消息传开，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就连缝制十八星旗的裁缝店老板，也弃店而逃。
武昌首义成功后，代表清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从此在武昌绝迹。但是，革命党自己准备的十八星旗，已被抄去，一时赶制不及。于是，革命党领导人邓玉麟、蔡济民等找我，问有何办法。我说，尚有两面藏在裁缝店里。大家欢喜，急忙赶到裁缝店，但见该店门户深锁，人去店空。又派人多方寻找裁缝店老板，终于使这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战旗，很快地飘扬在武昌城的上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从湖北选拔二十四名青年分两批出国深造，我在首批，被分配到美国留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是第一批，被分配到英国留学。我在美国读了一年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工厂里做了一年工。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我急于参加革命斗争，回到了上海，见到中山先生。先生勉励我们，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中国的建设，我被分配到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数学、物理。一九二四年，我在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主任，并被授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教授”职称。
辛亥首义，已九十周年，缅怀当年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歌，令人崇敬。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大业，已经继续发展，我虽年近九旬，仍愿竭尽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
参加学生军 占守官钱局
袁学斌
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支青年队伍开到黄鹤楼附近的矿业学堂(现为黄鹤楼小学)。这支队伍，是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军。他们的勃勃英姿，受到了沿途群众的啧啧称赞。特别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当时在武昌武郡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以前，学生中间已经有了革命组织_日知会。刘家祺是日知会的活跃分子，常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鼓吹救国之道，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满清政府，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并且由他加入了日知会，投身革命活动。
十月十日晚上，起义的枪声一响，全体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占领武昌城，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急需壮大队伍。因此，军政府决定，以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我也乘此时机。幸运地参加了学生军。
我参加学生军后，先是编在第一队，后又调到第三队，奉命护守藩库(即金库)、官钱局(铸制钱币和发行钞票的机构)。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的藩库已空无一人，满清官史与卫兵早已逃之夭夭。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银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大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说，张之洞这个对清廷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兴办了汉阳兵工厂，武昌官钱局，恰恰是为辛亥革命做了两件大好事。革命党起义时兵力仅约一师，以后扩充到八个师，这些部队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正当清军全力向汉口、汉阳反扑，双方激战之际，孙中山先生从福建送来一架飞机。飞机分装几个大木箱由火车运来，转放演武厅(即武昌南湖飞机场)，由我们这队学生军担任守卫。与飞机同来的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中一位是陈代表(名字忘记)，首义前曾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所以这架飞机由他负责组装。但多次试车，由于引擎有故障，飞机未能飞行，因而也就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上等兵的回忆
——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
万业才
我是一九零七年参加新军当兵的。那时十六岁。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我是武昌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二营后队的正兵(上等兵)。这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鄂军第八镇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由汉入川，镇压。我则被留下看守营房。
新军士兵大多数是汉人，清廷对汉人不信任；所以在新军中安置一部份“旗”兵对汉兵进行监视，如第八镇的第三十标大部是旗兵，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发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定立即“正法”。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尽量树立旗兵的尊严和威风。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新军中的汉人早已恨之入骨，也更易于接受革命党准备造反的主张。
十月十日晚上，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峰拥而起，齐奔楚望台，打开军械库，装满枪弹，冲向总督署。 在杀声震天之际，有人喊到：“三十标的骑兵都跑光了!”我们并肩战斗的十几个人，马上沿着长湖搜索前进。当时，长湖芦苇杂草丛生，便于隐蔽不易发现。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便大声喊到：“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作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从语音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的满族人中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判别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两人送到了军政府。
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凡是出入者，都要说“六百六十六”之后方能出进。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好的。这样，旗兵们就无法混出城去。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或许有人用现代的眼光来责备当年的革命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其实，这主要应该责备清朝统治者。汉兵和汉族老百姓长期受他们的压迫和民族歧视，积恨太深了，起义后进行报复是很难避免的。而且举事仓促，并无完善地组织领导和政策界限，事先也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好在很快即被纠正。
占领兵工厂 汉阳得光复
祁楚材
我十八岁开始当兵。一九一一年辛亥首义时，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一营前四棚当一名正兵。协统是黎元洪。我们一营驻在汉阳龙灯堤，守卫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
自从那年夏天起，营房之中，时常流传革命党人要起义的风声，局势日趋紧张。当汉口共进会的总部被破获的消息传到汉阳时，整个驻地，浸入一片大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之中，革命党人屏息待命。
十月十一日晚上，我队革命党人李华堂通知我们说：“黎协统已在武昌起义，当了都督。我们全营晚上九点起事，以枪声为号，都到操场集合出发。我队的任务是攻占兵工厂。”大家得知后，一扫愁云，欣喜万分，准备恨不得立即行动。三声枪响之后，士兵们飞奔操场，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我排排长翟焕明，此人一向反对革命，平时咒骂革命党大逆不道，无父无君，到处鼓噪革命党如何被杀等等，士兵们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正当我队冲向兵工厂时，翟向龟山方向逃去，我队士兵纷纷向他开枪射击。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神劲，亦举起步枪，枪声一落，翟踉跄倒下。我跑到他身旁，只见弹中太阳穴，鲜血迸出，确信真的死了，方跑步跟上队伍，向兵工厂方向奔去。午夜前后，汉阳兵工厂、钢铁厂，全部被起义军控制，汉阳得到了光复。
在川杀端方 回师援武汉
范志鹏
我十六岁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新军，当了一年学兵，结业后分配到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二营左队当正兵。一九一一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满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保路”斗争，调派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与第三十二标一营，约两千人入川，进行镇压。
我们在黄鹤楼江边乘铁驳船到沙市，乘木船到宜昌，穿三峡峡谷步行入川，虽然离开了湖北，我们与革命党总部仍然保持联系。当离开重庆转往成都时，陆续不断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是端方为了防止我们“闹事”，扣压了我们私人信件，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到到部队到达资中，武昌首义成功的确切消息才得到证实。于是全体革命党人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并急速反鄂支援武昌革命。
这时，四川的革命斗争正风起云涌，为了表明对革命的态度，消除四川各革命力量的猜疑，革命党人意识到，非将端方杀掉，不足以摆脱当时的困境。为什么各革命力量对我们由鄂入川的“新军”产生猜疑呢？这是有段历史根源的。清朝末年，在全国办了三十六镇的(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每年秋季演习，湖北新军的成绩总是最好，号称“飞虎军”。新兵入伍考试比较严格。当时，科举制度废除，参加新军成了知识青年最大的出路。教官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任。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为的是加强统治力量，不料，留目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加以知识青年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所以，这两部分人在新军中一拍即合，反而成了满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四川铁路风潮一起，清廷又点名指调湖北新军两标入川，原意既可镇压四川革命，又能拆散湖北革命力量，一箭双雕。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当我们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后，立即以陈镇藩为首领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商议，会后马上行动。
这天是十月初三，黄昏时刻，首先是第三十一标一营的士兵，闯进资中县天后宫端方的驻所。端方一见、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嘴唇颤动地问：“你们是不是要饷？”
士兵怒吼地回答：“要饷!”
端方赶紧说：“钱汇到了自流井，马上就到了，你们快回去吧!”
“还要你的命!”这一声霹雳吓得端方呆若木鸡。几个士兵一起上前，把端方架到院里，只见手起一刀，端方人头落地，同时，端方的弟弟端锦，也被杀掉。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无不拍手称快。但也吓坏了一些胆小鬼，以及平时对革命观望不前的人。如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各营的管带(营长)、队官(连长)等，一夜间都悄悄溜走。第二天一早，大家推举一营督队官(副营长)为标统。经重庆、万县、宜昌回师武汉。
辛亥年年底，我们这两标被改编为教导团。陈镇藩为团长，全团官兵都受到提升。由于我年少时就酷爱养蜂，回汉不久，就请长假回家养蜂了。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喻育之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北上谈判，我很荣幸地曾多次见到中山先生，或听演讲、或当面接受教诲。距今虽已六、七十年，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在辛亥起义前，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测绘堂，并加入了共进会．当时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者，有方兴，李西屏、王经武、胡联侨、闵燮卿、李南星等共百余人。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以后进一步阅读同盟会“驱除按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演讲记录和文章，开始树立了对中山革命学说的信仰。
辛亥首义那天，我和测绘学堂的革命同学一同进占楚望台，控制中和门，随后又参加了阳夏之战。军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湖北测绘局，朱次璋为局长，我和范义使、尚鸣鹤、李南星等为局员。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据随行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那次来武汉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武汉革命军人的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武汉商人的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卹疮痍，即对于一般国民的感情。
四月十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举行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三百人．我怀着万分崇敬和思慕之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谷镇秀、程明超等。
这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全神贯注地聆听中山先生的演说。先生首先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为国民大多数谋幸福，凡事应以国民为重。军人与政府官吏，不过是国家的一种机关，目的是为民众办事。
中山先生在讲述共和与自由的真谛时说：共和与自由。是为人民全体而讲；非为少数军人和官吏所讲．官吏与军人。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供应。倘此类少数人借口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国家机关即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必然事无专责，形成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
先生在解释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原因时说。“这次解职，外间传说是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享国民之自由；二是尽瘁于社会上的事业；我国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在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应是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
最后，中山先生着重地阐述了“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这两句话对待个人功利问题，真是涵义无穷，发人深省。我记得很清楚，被誉为中国“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几次用双手拍着大腿，称赞不已。这是在武汉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断记忆，以后我曾在上海数次谒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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