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

几天前，位于金门“莒光楼”的已故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所得的“青天白日勋章”失窃案，使青天白日勋章以及它的获得者们再次受到国内外的热议。一时间，多家媒体对该案进行报道，并对勋章本身的价值也做了介绍，本文将更深入的谈谈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们。

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二三版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国军最高等级荣誉

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在1929年5月15日颁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时所颁行，初称“青天白日章”，之所以无“勋”字，主要是沿袭北洋政府时期的勋奖章制度所致。直到1935年6月15日国民政府改订《陆海空军勋赏条例》时，所有的“章”才改称为“勋章”。青天白日章是军队中的高级勋章。该勋章中心为青天白日国徽，代表国家，四周为光芒，象征荣获此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功。坊间常说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时期所辖军队中的最高勋章，这并不正确，因该勋章之上还设有国光勋章。只因获颁者仅五人，反不如青天白日勋章那么有名。

青天白日勋章有三种不同时期版本

青天白日勋章有三种版本。该勋章初设时，其做工十分简单，就是在一银质底版上刻一国徽，外观颇似钱币，勋章背面则刻有铸造单位及铸造号。此为第一种。1935年改制之后，勋章仍采用银质底版，并在章外添设形似光芒四射状的银质饰物，章面也改用琺瑯质的国徽。以青天白日代表国家，光芒象征荣誉此勋章者有御辱克敌，使国家光辉四耀之意。同时，还配套的给予佩带于左胸口的勋略。此为第二种。而到了1980年12月19日台湾政府修正陆海空军勋赏条例之后，该勋章又添设大绶，其绶带中央为白色宽条，两侧各有一红色窄条，在红白之间则夹有一兰色细条，这才形成了今日大众所见到的青天白日勋章样貌。

青天白日勋章证书与实际颁发数目不符之谜

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都配有一本证书，时至今日，该勋章的证书也有三个版本。初设时的勋章证书台头为“陆海空军勋章证”，并配有该勋章所特有的“庸”字编号。1935年之后改为“勋章证书”。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虽然台头仍以“勋章证书”为准，但其证书编号却取消“庸字”，改为政府所统一使用的“流水号”。截止到1949年10月之前，该勋章的庸字编号编至206，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青天白日勋章一共颁发了206枚。迁台之后到如今，则又陆续颁发了17枚。总计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数为223枚。

    为什么现在坊间流传的勋章获得者只有209位呢？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补颁”。何谓补颁？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种种因素不慎遗失，该勋章的得主又向政府申请挂失。政府经过核对无误，便又重新补颁勋章于得主。与此同时，该勋章又相对应的配上了证书，这就又占据了一个编号。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黄杰，他的第一张证书编号为“庸字第21号”，重新申补的证书编号为“庸字第197号”，他一个人就占用了两个号码。需要注意的是，这只能适用于1949年10月之前，因每一本证书都有“庸”字编号可兹核对。这也就出现一个说法，即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有191人获颁此勋章。

到底有多少人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

那么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究竟是不是只有191人获得此勋章呢？经过笔者研究，事实上也并非如此。首先是该勋章的第七位得主——蒋介石，他在获颁勋章的同时，并没有附带证书。也就是说，第八位勋章得主蒋光鼐的证书编号是“庸字第7号”，此后的获得者证书编号都依次升了一个数字。这么一来，获得着就变成192位了。有媒体根据网络信息提出蒋介石的勋章编号是“007”，其实也与事实完全不符。这个“007”仅仅是获勋者获颁时间的排列顺序，而蒋介石的勋章背面刻的则是“特1号”，这或许也是他没有证书的原因之一吧。

    需要指出的是，这192人只是目前可通过原始档案核实的勋章得主，而实际上，在排除了已经确认的九位申请补发的勋章得主之外，仍然缺少了六位。有学者通过档案找出了在抗战时期申请挂失的六位勋得主，希望通过这个发现来填补这六个空缺，笔者以为此做法并不可取。因为补失并附证书的做法，是从抗战之后才开始的，之前并无此类做法。如第一位申请挂失的勋章得主黄维纲就是如此，政府只补勋章不补证书的说法也在《国民政府公报》和《行政院公报》上明确公示。又有学者提出，赵登禹、李弥、邱清泉、戴安澜以及在淮海战役中被活埋的一个通信兵都有各类书籍提到过他们五位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这里除了不知姓名的通信兵之外因各种原因无法查证之外，其他四人已经通过查阅档案而被否决了。至于这剩下的六位勋章得主到底是谁？恐怕还得有待更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吧。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免死金牌”

此外，现在流传有青天白日勋章是“免死金牌”一说，这也与事实有很大出入。该说法来源是黄百韬之子在台杀人案。为保子命，黄百韬的遗孀手捧黄百韬生前所获的青天白日勋章去向蒋介石求情，蒋氏见状后触景生情，念及黄百韬的勋劳，决定免去黄子死刑。这件事经过媒体的变相报道，硬是说成了青天白日勋章具备免死之功能，纯属无稽之谈。试问，如果真有此功能，那么同样获得该勋章的李玉堂、周庆祥等人，又为何被枪决呢？

庸字第一二五号，萧毅肃将军的青天白日勋章证书。1945年1月1日，将军因在“滇西怒江战役,运筹决策,独具卓见,使作战指导毫无遗憾,致达成重大之胜利。”获青天白日勋章。

青天白日勋章颁发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多

根据《陆海空军勋赏条例》的规定，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凡三军将士只要符合授予条件时，即可颁发。遗憾的是，在1937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些条纹来实施。不少获颁者主要是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才得以获此殊荣，更有甚者，部分获得者连前线都没去过，就被政府授予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不小的非议。如中东路战争，是中国军队因中国主权而与苏联发生的战争。其结果是东北边防军大败，损兵折将不说，中东铁路的主导权彻底沦为苏联之手。但考虑到国际局势以及对内的安抚等诸多政治因素，国民政府决定颁发给张学良等六位高级将领以青天白日勋章，此亦是该勋章正式颁发之始。。

此后，无论是1932年的淞沪抗战，还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国军队虽然在前线艰苦抗击日军侵略军队，但皆告败绩。前者处于和中东路战后的相同目的，在战争结束后分两批授予蒋光鼐等十二位旅长以上将领青天白日勋章。后者在战争结束后并未考虑颁发勋章，但当1935年华北局势开始变的日益复杂之后，国民政府为稳定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驻军，特颁发当年的参战者宋哲元等四十九位各级军官以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开始后始以战功颁发

国民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还是对不少在前线立下特殊功勋者授予了这枚勋章。如在上海参战的第88师262旅524团第1营。这个营在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孤军坚守四行仓库，不仅给进攻的日军大量杀伤，还为第3战区主力部队撤出上海争取了时间。战后，谢、杨皆被授予勋章。遗憾的是两位英雄分别在1942年和1939年去世。又如在晋南作战的第10师30旅。该旅在旅长刘嘉树的指挥下坚守霍口村，屡次击退数倍与己的日军进攻，为卫立煌调集第2战区主力反攻晋南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刘嘉树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胜利。在这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不退，以惨重的损失给第20军团等部包抄日军争取了时间。战役的结果是日军两个旅团级支队败退，并被中国军队包围在峄县地区。政府为表彰有功将领，先后分批颁发给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等11位勋章。

    此后依靠战功获勋者也不在少数。如在上高会战期间，第74军军长王耀武指挥所部重创日军第34师团；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第10军军长李玉堂指挥所部坚守长沙；鄂西会战期间，第18军军长方天指挥所部坚守石牌要塞。在滇缅作战期间，又有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以下19位指挥官获得勋章，其中尤以松山、龙陵两次惨烈攻坚战的获勋者深受官兵景仰。

青天白日勋章并非只授予高级军官 

坊间流传，说青天白日勋章只授予高级将领，中下级官兵都无缘获颁。笔者在此必须指出，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谢晋元、杨瑞符就是中级军官，他们的职务分别是第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附和524团第1营少校营长。此外，还有在长城抗战中获勋的第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何蕃、第117师少校参谋黄心培、第129师684团第3营少校营长黄理寰、第139师717团第1营少校营长王长江、第115师643团第1营营长贾凤鸣、第107师619团迫击炮连上尉连长杨汝维等人，在滇西反攻作战中获勋的第82师246团第3营中校营长谢梦熊、第103师309团第3营少校营长王光炜、荣誉第1师3团3营少尉排长张其昌等人，都是中下级军官。

有两位士兵亦获此殊荣

    那么有没有士兵获此殊荣呢？确实有，但只有两位。他们分别是在武汉会战中立功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中士班长安德成和下士炮手张纶林。1938年8月下旬，配属给第23军的第58师战车防御炮连在乌沙闸驻防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该连官兵损失惨重，在阵地上的幸存者纷纷逃散。但有中士班长安德成坚守岗位，独自操作战防炮，击中数艘行驶在江面上的日军舰艇，又有下士炮手张纶林虽然头部负伤也独自操炮射击江面日军舰艇。安、张的英勇事迹被层层上报，终于惊动了军事委员会高层，被授予勋章并各升一级，同时也创下了非军官获勋的先例。遗憾的是，之后仅有在内战时期四平战场立功的第87师261团3营上士排附廖钧获此殊荣之外，就再无他人了。笔者认为，或许就是因为基层官兵获勋者实在太少的缘故，才导致出现只有高级将领获此勋章的谣传吧。

青天白日勋章及勋略。

抗战中阵亡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抗日战争中有不少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血洒疆场。如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107师参谋长邓玉琢，都因长城抗战立功而获颁勋章，但两人分别在1940年的枣宜会战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阵亡，又如第82师246团第1营营长谢梦熊在1944年的云南松山攻坚战中身先士卒，率领所部攻克日军阵地。战后，国民政府特颁发勋章以示嘉奖，只可惜谢梦熊因伤重不治而死于战地医院。此外，还有如第59军军长黄维纲、第29师师长李曾志、骑兵第3师师长王奇峰，都由于长期在前线作战，导致旧疾复发而逝于战地，实在可惜。

叛国投敌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在抗战爆发后，有部分获此殊荣者寻求曲线救国的做法，成为了汉奸。如在长城抗战期间，在喇嘛洞配合友军击退日军的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他在1936年的整军中被降任骑兵第6师副师长，因不服职务调动，愤而离职。此后虽被委任为河北第3游击纵队司令，但却借抗战之名大肆扩军，于1938年3月在太行山公开投敌，成为了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第1位成为汉奸的将领。不过他在半年后，就被不甘沦为汉奸的部属击毙。

又如因坚守临沂策应友军创造台儿庄大捷的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因在1943年敌后游击作战时被俘而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庞炳勋在昔日同僚和部属的帮助下幸运的避开了审判，后迁居台湾开起了餐馆，得以在1963年寿终。另一位因中东路作战获勋的防俄军第2军军长胡毓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抗战爆发时，因失去军权谋求出路而选择当了汉奸，此后虽官拜伪政权的上将总参谋长，但仍免不了在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投靠中共的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除了被列为汉奸的3位判国者外，还有5位因投靠中共而被列为“叛国者”。其中有因淞沪抗战立功的第61师122旅旅长张炎，因台儿庄战役立功的第27师师长黄樵松。前者亲近中共，主张联合抗日。1945年1月，时任第4战区参议的张炎组织武装起义，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会同中共南路特委领导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向化州进军，途中被广东地方武装打散，张炎在离队前往桂林途中在博白遇害。后者在解放战争时官拜第30军军长，在防守太原的时候策划接应人民解放军入城。但因处事不周，被部属第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不幸在南京殉难。

    此外还有在长城抗战中因收复冷口要隘有功而获勋的第139师717团第1营营长王长江。抗战全面爆发后，跟随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在河北敌后作战的副司令王长江，因不满张的反共方针，而于1938年率领所部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长江率部征战华北平原，在军中屡任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两年后又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王长江于1978年病逝。

撤往台湾的 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完全失败，其余获勋者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他们有的选择阵前起义，有的选择坚持到底，这又有撤往台湾、力战身死和战败被俘三种结局。如因长城抗战获勋的第2师师长黄杰，到台湾后官拜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1995年病逝；因淞沪抗战获勋的第88师师长俞济时，到台湾后官拜“总统府”第2局局长，负责蒋中正的保卫工作，1990年病逝。还有如因上高会战获勋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因第三次长沙会战获勋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他们到台湾后都先后退伍，分别死于1961年和1998年。罗、薛作为嫡系将领，他们的退伍与年龄有关，更多的是为新秀让出升职的空间。对于杂牌军将领来说就纯粹是“杯酒释兵权”了，因长城抗战获勋的冯治安、刘汝明就是这种情况。

内战中战败被俘的 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

战败被俘者如上文提到的刘嘉树，于第17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滇西作战时获勋的第71军军长钟彬，于第14兵团司令官任上被俘；在豫西会战坚守老河口立功获勋的第125师师长汪匣锋，于第47军军长任上被俘；在台儿庄战役获勋的第2师6旅11团团长陈林达，于新编第5军军长任上被俘。他们于关押时都先后病逝。其中刘嘉树的死，曾经引起周恩来和统战部的关注，并在刘死后加速了对战犯的特赦进度。可以说，第七批战犯的全部释放，刘嘉树“功不可没”。此外也有坚持到特赦释放者，如因忻口抗击日军获勋的第21师师长李仙洲，在解放战争期间防守包头有功的第67军军长何文鼎，分别死于1988年和1968年。

有人说中国的青天白日勋章可以同美国的荣誉勋章相媲美。然而青天白日勋章的获得者虽然遍布国民革命军的各个阶层，但多集中在将领阶层，中下级军官属少数，士兵则更加凤毛麟角了。美国的荣誉勋章则更加重视于战功，更加的“平民化”。所以笔者认为，青天白日勋章很难称之为中国的“荣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