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游击队》

《游击队》是《切·格瓦拉传》的第二部，影片围绕着切·格瓦拉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展开，第一部《阿根廷人》讲述了1956年，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从墨西哥秘密登陆古巴海岸的过程，而第二部则主要讲述了1964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办的联合国第十九届大会的故事。

《游击队》 - 概述

《游击队》是《切·格瓦拉传》的第二部，影片围绕着切·格瓦拉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展开，第一部《阿根廷人》讲述了1956年，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从墨西哥秘密登陆古巴海岸的过程，而第二部则主要讲述了1964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办的联合国第十九届大会的故事。

《游击队》

《游击队》将全部精力放在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战斗的最后时光。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不但被美国和玻利维亚军队夹击，更失去了共产党的支援，落到孤军作战的绝望境地。影片从他初抵玻利维亚满怀革命热情，到腹背受敌被迫将队伍改编两支却彻底失去联系，再到陷入孤立状态、被敌人完全包围，最终遇害，以时间点一步步地推进，紧张和悲壮的气氛也在一路累加，与其说是战争片，《游击队》更像是惊悚片，索德伯格不想把格瓦拉的革命生涯拍得像文青们想象的那么浪漫，镜头诚实地表现了丛林之战的残酷、格瓦拉身体和战况上遭到的打击，以第三者的视角看他如何组织战斗、他的心态变化，甚少让人物进行感性的自我剖白，追求自然效果时，大量利用自然光，弱化美术上的修饰手段；加之本·德尼托罗做足功课来表演，无论在表现格瓦拉克制、内敛个性的神情把握，还是哮喘病发时的细小入微的肢体表演，都传达出强烈的纪实的感觉。 

但剥开这些漂亮的手段，整部《切·格瓦拉》还是太倾向好莱坞。放弃了对人物性格与政治背景的深层挖掘，一心唱英雄的赞歌。当作一部有史诗气质的传记电影来看，《切·格瓦拉》基本让人满意，称颂的力度用得不多不少，但也仅此而已，《切·格瓦拉传》里的切·格瓦拉，也只能是索德伯格预想中传奇得那么正面、那么简单。 

《游击队》 - 剧情简介

影片围绕着刑切·格粱瓦元拉厌跌宕起伏找的肢革命汁生毛涯响展姨开，有主祷要烦讲前述仇了1964颁年哭，惯切芝率迁领古巴代表不团趁参加训在若纽约举铰行鲤办的躁联新合国第十九届大砌会它的故事。孕当逆其兜他国逾家院的领撅导人既都穿闸着西落服时，壶他云却一身犹橄榄遇绿赶军装侩，盏还恶始宣终识衔喊着粗粗的古巴骇雪沫茄，再奔一麦次简引恼起全世嘶界媒体的拓关莆注僻。蛀在会上锨，格瓦庸拉篓从之容不截迫豢地发袭言艰，咽他饶谈榨到了老挝旗、越在南卸和中南哦美洲受美霖帝喂国墟主扫义压迫彪的暂情况摘，呼吁飘各大犊军事争集胎团尽扬快壳停止制话造句和楔实粥验腋核武换器盐，进腐行郑全面裁军。最傅后他挣再消次要水求美幸国停止对古场巴的经济秋封列锁叼，停止对记古台巴的霞破钝坏宦行动尧等等徐。挥除瞪了参加大会外，切在纽约也会麦见炸了一榔些著名们人票士。^[2] 

《游击队》 - 作者介绍

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年1月20日出生于意大利北方里米尼海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于1939年成了一名广播剧和电影编剧。1945年费里尼辅助罗西里尼导演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54年，《大路》公映，这是费里尼早期最重要的一部电影。1993年10月30日，费里尼病逝，意大利为其举行国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铸造了费里尼勋章。

《游击队》人物

《游击队》 - 故事梗概

在处古巴的革颇命押取椅得韭完恋全胜利之后卸，切·慑格巾瓦拉（本换尼西奥键·掂德尔·托募罗丸饰）开量始询造誉访契其他各灯个方共科产主义国之家见。六十年代设开始乃，切奋·若格辨瓦拉访问晦了中穴国、搏几内亚、跃埃底及等碍多乐个国家，怨所见伎所闻使遥他感觉柯到，罗自己不应迄该惺止契步于古粘巴的挖胜利烛，有更加驴宏远的目标戈，等着他去实现……

上集是讴歌、是壮阔的诗篇、是激励万亿青年奋发向上的励志片；下集是挽诗、是悲情的散文、是让人扼腕痛惜的一位伟人的最后时光。比起第一部的豪情万丈，第二部弥散着压抑和无助，主角的戏份少了，内外交困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游击队》

武装中心论，是切·格瓦拉后期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理论思想，也是我们了解切·格瓦拉之死的关键要点。名为“阿根廷”的上集主要讲叙的是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格瓦拉作为卡斯特罗的副手，主要是做训练工作，在卡斯特罗的光芒之下，格瓦拉虽然看似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但终究不是其心中的愿景，他还是离开了古巴，在1966年11月，带着一小部分人来到了玻利维亚组建游击队。因此，上下集的基调显然是不同的，尽管上集有很大的篇幅来暗示格瓦拉本身的革命思想，尤其是他与卡斯特罗之间的政见的差异：卡斯特罗是党中心论的拥护者，党领导军队，必须有党的指导思想，武装斗争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格瓦拉在这个问题上与卡斯特罗渐行渐远，他在上集中的个人魅力不再是下集表现的重点，导演力图铺垫好伟人之死，让下集从开始的卡斯特罗读出格瓦拉的信件就已经带有“盖棺定论”的意思，为电影定调。
 
看完了上集，明显感到这一集的节奏明显放缓，战斗场面减少，大多数时候，格瓦拉和他的革命军都是在丛林中穿行，或者安营扎寨，解决内部矛盾。尽管在处理格瓦拉这个人物的时候，依然带着道德光环，直到他死的时候，他的眼神那种坚定比起近期看到的刺杀希特勒的“史陶芬格上校”要更为坚定，是神的眼神，不是凡人面对死亡时必然有的恐惧。但是，格瓦拉的失败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作为偶像是不是都应该以死亡作为传奇的终结。格瓦拉又是如何完成他的死亡呢？ 

游击中心论贯穿始终

浪漫的革命流浪者，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格瓦拉愿意到处革命，他作为一个阿根延人，来到古巴开展武装斗争，已经属于跨国革命了，他内心希望这把革命之火能在南美大陆熊熊燃烧。然而，配合这种流浪式革命的行为，我们能比较容易理解为何格瓦拉会产生“游击中心论”的思想。片中，我们看到，格瓦拉所领导的游击队的队员来自于各个国家，不仅有从古巴过来的以及玻利维亚的本地战士，还有其他南美国家的队员。这种战斗人员构成以及游击的战斗特点决定了游击斗争是革命中的中心力量，尤其在通讯落后的当时，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指示对于格瓦拉来说轻如鸿毛，他按照自己既定的方针在这个角度开展着一场“农民战争”。但是农民不信任他们。

《游击队》 - 幕后花絮

影片在古巴和戛纳电影节放映的均为上下两集连在一起的完整版，长达257分钟。
扮演切·格瓦拉的本尼西奥·德尔·托罗获得了2008年戛纳电影节的影帝。
影片在拍摄期间，古巴政府曾经警告电影摄制组，如何影片中出现任何攻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情节，本片将在古巴禁映。
影片在古巴上映之后，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格拉玛报》大赞本尼西奥·德尔·托罗的演技，但是他们同时也对片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扮演者德米。艰难的拍摄过程，切·格瓦拉是半个世纪以来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对于拍摄这样重要的人物，史蒂文·索德伯格说：“这是我必然要去拍的一部电影，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得知切·格瓦拉的故事开始，我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奇。他是很多人的偶像，同样也是我的，我对他坚持信仰的信念非常尊敬。因此在工作之后，我就有了拍摄他这一生的念头。” 　　

对于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史蒂文·索德伯格也坦言了并不容易：“首先是说服投资者，因为这部电影始终有着一定程度的敏感性。你知道，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在很多地方，切·格瓦拉还是一个忌讳的词汇，而这些对于电影来说，都是不太好的影响。我首先要说服的是自己，因为自己不能放弃，必须坚定拍摄的念头，否则这一切肯定无法继续下去；然后是说服投资者，这部电影的投资并不小，我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谈到影片分为《阿根廷》和《游击队》来上映，史蒂文·索德伯格也表示这很无奈：“切·格瓦拉的一生波澜壮阔，想在一部普通电影的长度里来描述他的一生，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最终我拍摄出来的电影有四个小时之长，这还是我剪掉了不少的情况，包括切·格瓦拉成长的经历。但当我把这部电影给投资者看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满意，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四个多钟头，有几个观众能够耐心着看完？我想想，也只能接受他们最后的安排。于是这部电影分成了两个部分。” 　

格瓦拉的成长历程

对于影片最终分成上下集，史蒂文·索德伯格还表示：“我有时候想，也许这样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分开之后，我可以刻意的选择一些原定不要的素材加进去，因为毕竟一部电影变成了两部电影。在《阿根廷》中，我想描述的是切·格瓦拉成长的经历，以及他和他的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故事。整个古巴的故事都非常的壮阔，这是切·格瓦拉向世人证明他理想的一个重要地方，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这一部分也显得很顺利。大概有些人不愿意他那么的正面，但事实就是这样，古巴因为切·格瓦拉而改变，这是谁都无可否认的。” 　

《游击队》

古巴革命军首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史蒂文·索德伯格也着重提及了扮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墨西哥籍新生代影星德米安·比齐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名很酷的演员，当我告诉他你要扮演一位革命领袖的时候，他问我应该如何去演绎，我告诉他，你需要看很多很多有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资料。其实我们原来还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能够拜访菲德尔·卡斯特罗（笑）……当然，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德米安·比齐尔是一名很敬业的演员，为了这个角色，他看了很多当时的录像和资料，开始逐渐的了解这个角色和这个角色的身份。作为一名领袖，需要相符的气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德米安·比齐尔在这方面认真的下了功夫，我也常常在片场外也叫他，你好，领袖！他则用标准的革命手势向我致意。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合为一体。希望大家都能认同这个角色。” 对于影片中展现的古巴风情，史蒂文·索德伯格说：“这次拍摄了很多外景，作为一部讲述半个世纪前的故事，我们必须要还原真实，如果让人感觉这很现代，很时尚，那这部电影就完蛋了。但是当我们计划在古巴进行实景拍摄时，却发现因为政治原因，这一点根本无法实现。本片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无法在古巴完成拍摄，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些相似场景来完成电影的摄制工作。我相信整个效果也能让观众感到满意，但这毕竟是令人遗憾的事，因为政治原因而未能实现实景拍摄。” 　　·本片的筹备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期间史蒂文·索德伯格为了筹款，还参加了其他电影的导演工作。 

本片于2006年10月正式开始拍摄，2008年初完成拍摄工作，历时15个月。 　

本尼西奥·德尔·托罗最初向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建议瑞恩·高斯林来扮演格瓦拉的战友Benigno Beni Ramírez。瑞恩·高斯林还专门见了仍在世的Ramírez，并学习了一些西班牙语以准备出演角色。但是由于影片拍摄计划的延期，导致瑞恩·高斯林最终退出了本片演出。 　　

《阿根廷》和《游击队》在古巴和戛纳电影节放映的均为上下两集连在一起的完整版《Che》，长达257分钟。 　

影片在拍摄期间，古巴政府曾经警告电影摄制组，如何影片中出现任何攻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情节，本片将在古巴禁映。^[3]

《游击队》 - 影评

作为成功的革命者，切格瓦拉身后的命运可谓是一部传奇。因为，仿佛还没有哪位政治家会得到全世界草根们近乎神话的顶礼膜拜和在政治世界中的不温不火。格瓦拉一生成就的不是开国盛世，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多个同质个体所积聚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象征性的支柱。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传》更是还原了这个已经符号化的纯粹的精神力量在尚是凡人时的生活记录。
 
最初认知格瓦拉，是在风靡摇滚的时代，很低级的以为这个戴着贝雷帽的男人是某位摇滚大腕儿。兀自端详，发觉不妥。这个男人的目光太坚决，不似搞摇滚之人眼神中的迷蒙颓废以及透着某种欲望的常态。况且，诸多摇滚青年的白T恤上都是他，而这个人哪有什么作品?这次的无知，仅仅让我知道这个男人和古巴有关系，尚不知他作为革命者的传奇。

后来，看到已经老去的球王巨星身上也纹了那个经典头像。在世界公认的两位球王中，一位已经正统到了政治家的楷模，而另一位一直在挺着酒足饭饱的腰身以纯粹个体的形式叛逆于社会，理想于自己。后者球技超人又“离经叛道”，却依然是精神领袖。所以，当看到那个纹身头像时，不禁困惑，格瓦拉何等魔力，让普天下追求绝对自由却最终还是倒在过度自由里的男人们如此膜拜？
因而，看过切格瓦拉的短暂人生，确实唏嘘。辅佐卡斯特罗打天下，在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时候功成身退，带着小票人马去继续开天辟地，蔓延革命的火种。这本身就是壮举，暂不说革命后的古巴政权是不是也存在着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常态，就是在艰苦游击后不贪恋权利、成就和享受也是古往今来成名政客中的异数。
 
在1967年10月9日之前，格瓦拉在冷战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独裁政治这些明确的时代符号中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是某些人的仇敌和某些人的关注。索德伯格筹备七年的这套传记电影果然聪慧到大智若愚，几近纪录片式的表现手法围绕着格瓦拉的生活常态和这个人在人间的影响力，朴实无华、甚至可以称为亢长艰涩的记录还原了那个男人、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

对于死后至今，逐步被传奇、被符号、被象征、被商业化的这个人，有着一种从人到神的推动力在支撑。真实社会的政治家们如何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格瓦拉革命生涯中的行为和最终命运。他在寡不敌众被俘后被就地枪决，这对于一个早已功成名就颇具影响力的领袖级人物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和损害，也是命运的拐点。
在索德伯格展示的荒凉、贫瘠的穷山恶水中挣扎的革命者的不公待遇，无疑更确切了格瓦拉被超人化的浅显理由。如果，这之前他是英雄和引路人，这之后他的遭遇确实可以成就传奇和神话。当然，这照旧不是政治圈子里的评价，而是草根人们通过街头巷尾凝聚的口碑和种种传说的变异。而且很奇怪的是，顶礼膜拜格瓦拉的草根却是西方社会的青年居多并发源于此。

索德伯格的这套传记电影高明在于单纯忠诚的以旁观者的角度推动格瓦拉的人生际遇，不存在任何倾向性的如流水账一般记录格瓦拉的个体行为。观者可以认为这是新闻，也可以认为这是游记，还可以认为这是浪费胶片的行为。总之，看不到任何关于格瓦拉传奇生涯的评断和指向。这就对了，索德伯格很人文的关注个体就代表着神化的格瓦拉的社会影响究竟在哪里。
 
在运用完全的客观覆盖主题的敏感之时，索德伯格回避的悲悯之心隐然成为影片重量级的点睛之处。一幕戏是格瓦拉在联合国的发言，面对诸多要素，索德伯格的剪切俨然让影片转为了剧情电影：攻击的、缺席的、拥护的，以及整个环境产生的张力，都在德托罗饰演的格瓦拉固定时间的短短台词（重现历史）中展现，这在影片极具弱化戏剧性的场景中颇见功底。

另一幕就是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摄像机变成了第一视角：行刑者入画、走近、枪响、仆倒，与地面空间形成最后的视觉关系，淡出。作为革命者的临终时刻抑或就义时刻，如此这般处理，不用说那些高大全的主旋律和一言不发的写实手法，就是在全片都是第三者视角客观乖巧的记录全景之后，冷然如此一番绝对主观的煽情设计，决算得上画龙点睛，也不枉格瓦拉拥趸的关切和对题材政治敏感性的妥协。
 
喜欢索德伯格作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总是可以在“毫不娱乐”的画面中言之有物，而且不管票房如何，照旧做自己的电影。同样是彻骨的亢长写实，上部《阿根廷》就隐约透着一种向前的希望，而下部《游击队》的萧瑟悲剧性语境逐步慢慢贯穿全片。这两种味道当然依据于人物命运的转折，但索德伯格在枯燥写实中成功控制了这些涉及主观情感且容易跑偏的细节，只是一切于无形而已。 ^[4]

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

《游击队》

主演：本尼西奥·德托罗

     切·格瓦拉复活了？！原来这只是影片《游击队》的最新剧照。由《十一罗汉》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新片目前在西班牙热拍，故事围绕着阿根廷传奇人物切·格瓦拉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展开。这个从革命英雄进化成潮流偶像的人物由性格演员本尼西奥·德托罗（《神秘河》、《偷抢拐骗》、《罪恶都市》）扮演，有着波多黎各血统的德托罗长着和切·格瓦拉神似的南美人面孔，曾驾驭过疯狂警察、毒品贩子和落魄男子等各种极端角色的他演技了得，他演绎的切·格瓦拉值得期待。

三位国民党投共上将的结局

前不久，有网友在凯迪社区引用《文史参考》《羊城晚报》的有关报道，谈及投共的三位国民党上将张治中、唐生智、黄绍竑，最终都遭到迫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死去。

1949年，先后公开投共的三位国民党上将（左起）：湖南军阀唐生智，桂系旧巨头之一、监察院副院长黄绍竑，蒋介石亲信张治中。（网络合成图片）

【史海】 三位国民党投共上将的结局

作者：潇湘风云

实际上，这三人都跟蒋介石和白崇禧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们五人早年都先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五人当中，蒋介石为学长，最早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也是国军最高统帅，国军唯一的特级上将。一级上将白崇禧长期担任蒋介石的最高军事幕僚，是国军实际上的参谋总长，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唐生智比白崇禧早一年进入保定军校。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四大亲信之一，跟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人合称“黄埔八大金刚”，张也是白崇禧在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而黄绍竑则是白崇禧的广西同乡和陆军小学同学，又深受蒋介石信任重用，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

1945年10月11日，张治中护送毛泽东自重庆返回延安，在延安机场合影。（网络图片）

“反覆无常”的唐生智

唐生智（1889年～1970年），湖南人，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1926年3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白崇禧秘密前赴长沙，说服自任湖南省长的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唐部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军长。这样，广州国民政府才拥有了八个军和粤桂湘三省力量联合，蒋介石总司令于是7月9日在广州宣布北伐。白崇禧受蒋总司令特别邀请，出任北伐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行使国军参谋总长职权，并曾一度任北伐国军代总司令，替蒋中正指挥北伐国军。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从广州出征北伐时，总兵力尚不足7万人。

1927年4.12清党剿共和龙潭战役（南京保卫战）大败孙传芳10余万敌军之后，北伐国军本可乘胜逐北，会师北平，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平定东北，提前完成北伐统一大业。不幸在此中途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汪精卫的煽动下，唐生智在湖南湖北起兵叛乱。国民政府派遣白崇禧为西征总指挥讨伐叛逆，唐部叛军在大败后，又投降归顺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

白崇禧晚年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专访，在《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白崇禧口述自传》）中，指唐生智“野心甚大”、“反覆无常”。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在蒋介石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唐生智与潜伏共谍刘斐力主死守南京，而非作为不抵抗城市，唐生智并信誓旦旦，发誓与南京共存亡，被蒋介石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线路，扣留渡船，使得大量军民不能撤离。唐在未组织有序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乘私自保留的汽艇逃跑。南京守军失去指挥、发生混乱、自相残杀，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荒唐可笑的是，南京陷落与遭受屠戮的两个责任人：南京守卫司令官唐生智和共谍刘斐，在中共窃国后竟然联手合写了《南京保卫战》一书，在80年代出版。从此，这两人观点的南京战役竟成为大陆人认识抗战史实及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资料。

1949年，林彪百万共军强渡长江，直扑华中南。8月4日，在毛泽东亲派的共谍李明灏和潜伏共谍刘斐的策动下，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一级上将）、国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中将）和唐生智率部近8万人叛蒋投共，导致白崇禧精心策划构筑的华中反共联合防线遭摧毁，长沙沦陷于林彪共军。

投共后，唐生智担任中共湖南省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和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

1968年文革期间，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潜和唐生智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其旧部下贺龙的历史问题，唐给以否认，被当地造反派抓去湖南省政协上“学习班”，一关就是十个月。

1970年，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病房里整天都有人监视，于4月6日病死。

桂系旧巨头黄绍竑刎颈自杀

黄绍竑（1895年～1966年），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广西统一后，白崇禧建议李宗仁跟广东革命势力联合。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率领4万余人的桂军，在1926年3月参加广州国民政府，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首任军长，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第七军是北伐的头号主力军，参加了北伐所有重大战役并屡建功勋，被誉为“钢军”。

1928年北伐统一中国之后，阴差阳错，蒋桂战争爆发，广西省主席黄绍竑贻误军机，导致新桂系和张发奎粤系铁军组成的联军惨败。黄绍竑心灰意冷，从此离开新桂系，投靠蒋介石，获得信任和重用，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要职。1932年，黄绍竑任内政部长。1934年为浙江省主席，1936年任湖北省主席。1937年7.7抗战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42年转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当选监察委员。1947年当选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1949年，毛泽东中共在占领天津和北平后，不顾斯大林的反对，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打过长江，吞并整个中国。代总统李宗仁不得不派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跟中共和谈。

4月18日，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张治中派和谈代表黄绍竑、屈武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定（草案）》飞抵南京机场。白崇禧在机场得知《协定》内容后，当面斥责黄绍竑：“这样的投降书，亏你还能够带回来！”

1949年4月18日当晚，李宗仁紧急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最后商议定夺“战与和”问题。黄绍竑在会上极力宣扬鼓吹毛泽东中共的所谓“仁义”，称“识时务者为俊杰”，力主与中共签字“议和”，众说纷纭。华中剿匪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等众人都表态后，白崇禧最后发言说：“看来该我做总结了。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责。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致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份先吃，其后鸡头鸡尾也要吃光。我已决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言毕，白崇禧撇下与会众人，提前退场。

由于手握桂军兵权的白崇禧坚决反对投降，主张集中力量抗击中共，以保江南半壁江山，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也不敢签此“投降书”，于是托国府秘书长张群带着《协定（草案）》去溪口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看后拍桌怒斥道：“文白（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

４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所谓“和平协定”。

第二天，４月21日，毛泽东、朱德悍然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共军强渡长江。４月23日晚，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

由于当时黄绍竑被中共在北平的盛情款待和伪善谎言所欺骗迷惑，回来后多次劝说李宗仁、白崇禧“识时务”投共，遭到白崇禧斥责后，黄一意孤行，于1949年底独自赴香港北上参加中共政协，被选为中共政协和人大常务委员。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宣称“言者无罪”。昔日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十分风光的黄绍竑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他说：“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他表示，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就因为说了几句这样的真话，黄绍竑被中共打为“右派头子”，随后公职被免。面对大批判，他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人救回。文革中，黄绍竑家被抄，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黄本人遭到多次批斗，被打得奄奄一息。不堪凌辱的黄绍竑于1966年8月31日下午，在家中以剃刀刎颈自杀。

“和平将军”助中共 蒋介石怒斥张治中“丧权辱国”

张治中（1890年～1969年），字文白，安徽人，1913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曾经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蒋介石黄埔八大金刚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发表张治中长女张素我的回忆文章，称其父亲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跟蒋介石交往颇深，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又是唯一不打共产党的国军高级将领，中共称他“和平将军”。

张治中实际上是共产党的红色代理人。这要追溯到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黄埔军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于在那里安插自己人。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那时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1930年代中，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

1937年抗战开始后，张兼任第九集团军司令，指挥国军中央系部队参加淞沪会战。此后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涉嫌火烧长沙。蒋介石说：“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张治中虽被革职，但由于蒋介石介入，张并未被枪毙。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和福祉，蒋介石三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亲自去延安接毛赴重庆，在重庆保护毛泽东，并护送毛回延安。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周恩来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双方的军事整编。张经常向马歇尔抱怨国民政府，为中共宣传。

此后，张治中在其西北军政长官管理新疆任期内，新疆政府所任用的重要人员尽是中共党员。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率领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毛泽东谈判。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的和谈方针，反对中共渡江，明确要求代表团务必遵行。

从4月2日至7日，国共双方代表就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毛泽东中共坚持要“惩办战争罪犯”及“解放军无条件渡江””两项。代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意图是坚持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毛泽东毫无和平诚意，不但坚持惩办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等几十名所谓“战争罪犯”，称他们“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还蛮横坚持“无论和战，解放军均须过江”。

4月18日，张治中派黄绍竑、屈武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定（草案）》，被白崇禧痛斥为“投降书”，蒋介石拍桌怒斥：“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张治中自北平投共后，又助中共策动新疆国军不战而降。张日后任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大搞人民公社化，农田荒芜无人耕种。9月，张治中陪同毛视察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回来以后，张治中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为毛歌功颂德。

文革期间，张治中被红卫兵多次抄家。红卫兵手拿皮鞭罚其女张素我爬进地下室和上层中间的一个狭小空档，她只得乖乖服从。

后来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即中共所称的所谓“高级民主人士”，早在30年代便充当中共间谍的宋庆龄被列为第一位。完整名单如下：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张治中这才幸免了直接人身迫害。

在生命的最后3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都问儿子有关文革的情况，问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他对儿子说：“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谁也管不了谁，政府说话也不管用。”

1969年4月，张治中病亡于北京。

（点击观看视频：中华战神白崇禧投身辛亥革命，统一广西，北伐、 抗战、 剿共——白崇禧说服唐生智加入北伐国军，南京大屠杀，白崇禧提出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昆仑关攻坚战。1949年，白崇禧拒绝毛泽东诱降，反对共军过江，拒绝与中共签订“丧权辱国”的投降协定。）

反共游击战 300万人被残杀

反共游击队员三百万人壮烈成仁

中共窃国后，奉白崇禧命令，在广西坚持反共游击战，惨遭杀害的铁血桂军将领： 甘竞生，黄埔一期，反共救国军桂东军政区副司令；杨创奇，反共救国军第3路军第48军军长。（网络视频截图）

【史海精选】反共游击战 300万人被残杀

作者： 胡志伟

五十天后，他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迳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把这种滥捕滥杀定性为“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政。斯时川东川北犹在激战。九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台北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号召国军“在短期内完成相当的准备，发动积极的反攻”，此后国共内战在西南与沿海岛屿继续激烈展开：成都撤守是在十二月廿六日，西昌撤守则延至翌年三月廿七日。

但是随着土改、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陆各地反共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也风起云涌，一批业已投共的国军官兵则伺机反正。在广西、湖南等省，地方反共武装结合国军游击部队，一度达百万之众。

中共窃国后，中共宣称投入140多个师的兵力围剿“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匪患’”，全国各地至少有300万反共游击队员被杀害，壮烈成仁。（网络图片）

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尚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美国政府宣布在台海采中立立场，所以大陆各地的反共游击队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共军各个击破，景况极为惨烈。中共宣称投入一百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历时四年才将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匪患’平息下去”。

中共窃国后，铁血桂军奉白崇禧之命，组织了几十万人的“反共救国军”。林彪共军在党国叛贼陈明仁的协助下，在广西“剿匪”三年，共消灭“土匪”（反共勇士）51 万多人。图为1951年南宁宣判枪杀国军勇士甘竞生、杨创奇等桂军将士的大会。（网络视频截图）

五十年代大陆的反共游击战争究竟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呢？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指反共游击战士)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在台湾方面，自然乐见大陆上反共游击武力发展壮大，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台北中央日报头版以大篇幅报导“游击武力遍布大陆，到处活跃对抗共匪”。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又以头版报导“大陆反共游击武力，艰苦奋斗壮大起来”。十月廿五日中共宣布出兵“抗美援朝”，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张彝鼎召集中外记者会，报告中国大陆反共游击队发展状况，证实有一百六十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人，其中以西南地区力量最大，有四十七万七千六百卅人。一九五三年，国军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抵美时接受传媒访问，则宣称有七十五万游击战士正在同中共作战。

这支数以百万计的反共游击部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扮演了感人至深、慷慨悲壮的一幕。

可是，由于传统的“成王败寇”历史观的荼毒，他们的英雄事迹长期湮没不彰，甚至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也鲜少有关大陆反共游击队的记载与出版物，尽管他们之中相当一部份官兵本系国军戡乱部队，而且部份指挥官是由台湾奉命回大陆指挥护国游击战争的。

五十年代初期大陆反共游击战中，有一位不可忽略的风云人物─—毛森。那时菲律宾华侨组团访问台湾，敬献三面锦旗，第一面献给总统蒋公，第二面献给行政院院长陈诚，第三面便是献给毛森，由此可见此人曾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残杀俘虏 惨绝人寰

自一九七八年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渐渐远离僵硬的马列教条，自上而下充斥了“一切向钱看”的信念。作为清水衙门的档案部门，为了“创收”，也动了卖档案的念头，所以尘封几十年的反共游击队档案便得以重见天日，虽然开放档案幅度有限，但也足以使外人窥见共产铁幕遮盖下之冰山一角。

一九九九年九月，共军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仗着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

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反共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

再者，中共惯用“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杀死、杀伤、俘虏的总数，但时隔半个世纪，愈来愈多的剿“匪”部队成员撰写回忆录，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用国军俘虏练刺刀还不过瘾，一些共军中下级军官还挖出俘虏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

所以，共方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反共游击队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倘若加上五十年代中、后期反右、肃反、西藏平叛诸役的杀人数，则远远不止区区三百万人了。

大陆撤守前，蒋公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来迎接新的时代，奠定新的基础”“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他所说的“新的力量”“新的基础”就是指当时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游击队，拟把建立与发展地方武装、开辟敌后战场，作为反攻大陆、收复失土的重要手段。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土地只及大陆的三百分之一，人口只及六十分之一，无论从社会资源、外交情势诸方面考量，派人渗透大陆乃至反攻大陆，都不啻以卵击石。蒋氏父子对两岸力量的对比洞若观火，但仍然不屈不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是基于道义与使命感──作为中华民国缔造者、捍卫者的中国国民党，如果由于戡乱失利退居台湾便主动放弃光复大陆的责任，那么即使她能在台湾安和乐利、繁荣富足，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国民党对彼岸的中共政权无论如何也要做出枕戈待旦的攻击姿势，哪怕派飞机掷下反共传单或以空飘、海漂形式向大陆饥民赠送些粮食罐头，也足以使亿万受苦受难的大陆同胞知道国民政府还在宝岛台湾存在并依法施政，不至于完全忘怀。所以，尽管突击队登陆后很快全军覆没，尽管空飘、海漂的食物大多数被大陆军警没收而到不了百姓手中，但是对大陆的袭扰工作仍然坚持了四十年之多。

(来源： 黄花岗杂志)

（视频： 白崇禧铁血桂军 英雄黎明 卫我中华 ）

参谋总长陈诚忆国共内战：共党为患惨烈

陈诚，抗战期间任中华民国军委会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军参谋总长，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任东北行辕主任。1949年后在台湾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对于国共战史有着不同常人的解读，在其《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这段国共战史进行全面解读。本文为其中部份节选。

共党为患的由来

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热能详的，在唐为黄巢，在明为闯献，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记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下“中共”或“共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

共党就是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一手制造的一种匪患，因其曾自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党为患，始于十六年他们在南昌发动的“八一暴动”。而中国之有共产党，则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从一开头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挥的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父倡议容共，何尝不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不能相容，不过容共并不是容纳共产主义的意思，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思。当时李大钊提出共产党徒加入本党的申明书中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见容共是容纳共产党“人”之加入本党，亦“归斯受之而已矣”之义，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则国民革命发韧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争取国际上的援助与同情，乃当时革命形势之绝对需要，刚好俄国此时再三表示他们愿意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诚意，则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正是客观形势必然的归趋。后来俄帝狰狞面目之逐渐暴露，还是共产政权罔顾信义缺乏人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据军后的成败，来评论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过共产党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挂出来罢了。“八一”南昌暴动是罗明纳兹（斯大林派来中国传达他的命令的人）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烧杀劫掠之后。南窜广东，于潮汕一带遭国军痛击，被各个击破，残部由朱德率领，流窜湘南。

共党为患的惨烈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闯献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闯献，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闯献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斯大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网曝中共通敌卖国密约

最近，网络公布了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的内容，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勾结侵华日军的罪证：“毛于抗战期间通敌卖国罪证发现，与冈村宁次订有密约……民国三十年八月七日，……双方订立如下密约：一、八路军与日军携手共同打击中央军；二、日方赠共军小兵工厂十座；三、共方将中央作战计划告诉日方。”该报纸公布的并非孤证，在任冀璋发表在《黄花岗杂志》上的署名文章和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的记载中亦有左证。这些证据足以让被中共蒙骗的“五毛党”精神崩溃。

退休老教授撰文揭露中共抗战期间与侵华日军秘密缔约的罪行

此报纸内容，在《黄花岗杂志》2003年1月第四期发表任冀璋署名文章《神仙会还是群魔会》中，得到证明。文章一开头就揭露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

1941年4月，抗日战争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苏俄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斯大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驻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签约，商谈夹击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当时，延安的情报头子、中共保卫部长李克农，派专人到苏北新四军驻地传达中共指示，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具体执行。

因为事关重大，饶、杨、潘不敢冒然行事，当即决定潘汉年返回延安，当面请示毛泽东，要求中共给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汉年于1943年携带中共正式文件返回新四军，开始和冈村宁次谈判缔约了。

饶、杨、潘到南京后，先找到汪精卫，当即遭到拒绝，于是，迳直接触日军驻华部队总司令冈村宁次。经多次谈判后，饶漱石和杨帆返回苏北驻地，留下以潘汉年为首的工作组，继续完成和日军谈判缔约的工作。

中共抓住国军在抗日战场上消耗八年的厌战机遇，内战三年夺取政权后，当即杀人灭口。首先把和高岗从无瓜葛的饶漱石，打成高饶反党联盟，监禁起来，死于狱中；并继而迅速把杨帆和潘汉年打成反革命，定为“汉奸”，逮捕后长期监禁。

最近，网络公布了1947年7月24日《时事公报》二版的内容，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暗中勾结侵华日军的罪证。（网络图片）

网曝中共通敌卖国密约 五毛看到会精神崩溃

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延安日记》中的记载

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诺夫在1942年到1945年间，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在他死后，其子整理出版他的《延安日记》，记叙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作者回忆毛泽东关于中共抗日的策略写道，中共为了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个总体方针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违背的。

《延安日记》还有这样的记载：“1945年8月18日，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日记的另一篇记载说：“我们越来越发现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们不仅和日本人在进行贸易，而且他们和日军的司令部直接联系，派了他们最有利的干部潘汉年、杨帆这样的人走入日军司令部和日军谈判，要求和日军一起来夹击国民党，它们等不及了，终于在日本人那里讨到了好处，日本人把苏北的七个县城给了他们，条件就是和它们一起消灭国民党军队。”

（责任编辑：古春秋）

江西“易知社”与“共进会”建立经过，共进会核心成员有哪些人？

1904年4月，江西几个学校，如武备、测绘、客籍、陆军小学等校师生倡议，结集一部分人组成“易知社”，明则以诗文结社，暗则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当时，加入易知社的人士，据我所能记忆的，有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的虞维煦、汪紫阁、汪建纲、龚会师、徐复初、周作孚、丁立中、李儒修、胡飞、熊慕奇、熊公福、蔡复灵、蔡锐霆，陆军小学的潘的恒、项武，及南京两江师范属于江西籍的裘德煌、萧辉景、邹继龙等。并推虞维煦、李儒修、丁立中等主持社务。社址起初设在南昌皇殿侧汪建纲的家中，后来迁到洪恩桥席公祠内。到1905年，南昌义务女校成立，该校校长蔡敬襄，教员蔡觉羡、蔡蕙、洪熏琴等也陆续加入了易知社。

　　当时，除一班官僚和脑筋糊涂的资产阶级分子表现惧怕外，全国人民都非常仇恨侵略中国的外国人。1906年，当法国天主教总神父王安之刺杀南昌县令江召棠的案件发生后，易知社社员立即就此事件，印发传单，到处讲演宣传，激起广大人民的义愤，要为江召棠报仇，到处捉洋鬼子，打洋鬼子，使得在南昌的英、法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皆行逃匿。而刺杀江召棠的凶手、法国神父王安之也在此时被群众打死。

　　1909年，江西共进会成立，易知社社员全体加入，易知社才自动取消。

　　1907年，共进会由湖南的焦达峰、刘揆一，四川的熊克武，江西的邓文翚、曾真等在日本东京发起组织。其时，焦达峰担任同盟会的调查部长，主要任务是联络各省的秘密会党。当时，以争取长江流域各省会党头目，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的人分途招纳。后因此法不易收效，故另纳一部分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专司此项联络任务。并将“平钧地权”，改作“平钧人权”，以免招纳会员时多费口舌。此事进行得很秘密，其组织编制大致与同盟会同，并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故共进会实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大约在1909年农历八月底，邓文翚奉同盟会命令，由日本回国。到达南昌后，首先联络了易知社社员邹继龙、陈培之、丁立中（别号笏堂）等进行商谈，要在江西组织共进会。同时，得到安徽的虞维煦和本地蔡复灵、蔡锐霆兄弟等的赞助，一致认为学生与教员大多数人富于爱国热忱，易于进行宣传鼓动，故决定先在各学校着手吸收会员。

　　活动开始，即有南昌义务女校全体教职员报名申请入会。其中有校长蔡敬襄，教员蔡风波、洪熏琴，监学周速波、蔡仲兰（即蔡蕙）、熊公福、漆艾新等。当时即以义务女校为临时会址。此外，还有峡江曾堪宇、陈小真，安徽汪建纲，宜丰蔡觉牗、漆士武、熊景奇，铅山潘的恒，南昌徐超、徐作喆，鄱阳胡飞、李儒修，抚州周作慕，吉安欧阳宣、陈荣恪等20余人先后申请加入，并于农历十月三日晚，在义务女校召开成立大会。仪式非常严肃隆重，会场中放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大碗米酒和二、三十个汤瓢。参加的会员团团围绕在桌子周围，然后由邓文翚宣读入会志愿书及会员名单，继由虞维煦、蔡复灵简述入会宗旨，即将各人填写的志愿书展在桌上，由入会会员盖了指印后，大家立即举手宣誓。宣誓完毕，各人手中拿好一根穿了线的针，用线将左手指扎紧，用针刺破指头，挤出鲜血，滴入酒中，再用汤瓢将血酒搅匀后，即互相握手，各饮血酒一汤瓢。这就是“歃血为盟”。仪式进行后，次日即发给会员证。会员证封面上盖了一颗方印，里面还有如下几条：（一）会员证不得遗失或毁坏涂改；（二）本证不可随便给非本会会员观看；（三）会员应遵守本会规章；（四）会员应服从本会宗旨，拥护本会政策，响应本会号召，忠于本会各种事业；（五）会员应有坚毅的意志，不为利诱，不为威屈；（六）会员不应想做官，即有机会做官也要不忘本会宗旨，公平治政，不要以权势压迫人民，不图个人享受，应当亲民爱民；（七）会员不应想发财，即使有机会发财，也要公正理财，不能榨取他人利益，攫为已有，应多做好事，或办大小实业，或出资兴办学校；（八）会员对全国人民，除当政权贵外，应一律平等，年长者作父母看，壮年或青年作兄弟姐妹看（其余几条记不清了）。

　　江西共进会成立后，即推选邓文翚为会长，虞维煦、丁立中为副会长，蔡敬襄、洪熏琴、汪建纲、蔡锐霆、周速波等为理事。后因周有病，改选蔡仲兰为理事。并互推虞维煦、丁立中兼任总务；陈荣恪、熊公福担任文牍；欧阳宣、蔡复灵担任宣传；李儒修、蔡仲兰担任联络；徐超、蔡锐霆担任机密。那时的会费，由会员分别量力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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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志愿者：从英雄到死囚

 章鲁生

1959年，摩根（站立者）在哈瓦那受到卡斯特罗等欢迎。

    他出身于富足的中产之家，却生性叛逆，浪迹天涯；他在美国有父母妻儿，却矢志为异邦的自由而战；他曾与卡斯特罗称兄道弟，最终却倒在昔日战友的枪口下。他就是在古巴革命中声名鹊起，如今却鲜为人知的美国志愿者——威廉·亚历山大·摩根。

    1961年的一个春夜，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卡巴尼亚堡监狱里亮起刺眼的灯光。聚光灯将一名身材魁梧的美国男子牢牢罩住，后者背靠一堵布满弹孔的墙壁，站在护城河中。突然，暗处传来吼声：“跪下！饶你不死！”

    “我不会向任何人下跪。”美国人一口回绝。

    枪声响起。囚犯双膝中弹，踉跄倒地。又一排子弹飞来，击碎了他的头颅。

    被处决者名叫威廉·亚历山大·摩根，时年32岁。仅仅4年前，他还被誉为古巴革命的英雄，受到万众敬仰。这次，将他置于死地的，却是那些曾以兄弟相称的昔日战友。

    辗转加入革命队伍

    时钟拨回1957年12月，摩根西装革履，看似漫不经心地游走于灯红酒绿的哈瓦那闹市区，乍一瞧，活像一个从海那边的迈阿密来此度假的阔佬。

    在码头的电话亭边，他接头的对象——地下革命组织成员罗杰·罗德里格斯露面了。为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罗德里格斯早先在美国招兵买马，与摩根成为密友。

    这回，摩根是主动来到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他希望罗德里格斯帮自己潜入古巴东南部的马埃斯特拉山脉，加入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武装。据他自称，此举是要为一位“向革命队伍偷运武器，被抓后饱受折磨，最终被巴蒂斯塔喂了鲨鱼”的朋友复仇。

    罗德里格斯大喜过望。他表示，虽然不能带摩根前往马埃斯特拉山区，但可以去古巴中部的埃斯坎布雷山区，那里有另一支被称为“第二阵线”的反巴蒂斯塔队伍。

    就这样，几天后，摩根如愿见到了“第二阵线”指挥官、23岁的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他侃侃而谈，说自己曾在美军服役，擅长近身格斗，精通游击战术。为了展示自己的真本领，他要来一把“飞刀”，甩手正中近20米开外的大树，让旁观者啧啧称奇。

    “第二阵线”就是否留下这位“美国志愿者”争论不休，不少人担心他是奸细，“这家伙这么胖，多半是美国中情局（CIA）的特工！”最后，在通过了一番地狱式考验——譬如，在荒山中长途跋涉，在有毒的荆棘中穿梭后，摩根终于成了一名革命战士。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摩根和“第二阵线”的弟兄们并肩作战，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每当与敌人短兵相接，他总是一马当先，表现神勇。此外，他还积极向同伴们传授游击战法和野外生存技巧，一步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第二阵线”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品性颇似卡斯特罗

    摩根的威名不仅让巴蒂斯塔政权惶惶不安，加勒比海那一边的美国，媒体也纷纷报道这个“古巴革命中的美国佬”的种种事迹。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FBI）、国务院和军方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摩根乃何方神圣？他对古巴革命的支持是出于什么动机？

    FBI局长埃德加·胡佛派出精兵强将，于1958年下半年寻访到摩根的出生地——俄亥俄州托莱多。根据其父母亲朋的描述，摩根一度神秘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生于1928年4月19日的摩根家境宽裕，却从来不愿意循规蹈矩，儿时就曾多次离家出走。成年后，他当过兵，却因违犯军纪而被判刑。他结过两次婚，与第二任妻子育有一儿一女，还在驻扎日本期间与一名当地女服务员有过恋情……借用胡佛手下的评语，摩根是个“喜欢浪迹天涯，自我中心，冲动、不负责任”的家伙。这一点，与出身于农场主家庭、却从律师“转型”为职业革命家的卡斯特罗，颇有几分相似。

    FBI的线人补充说，摩根在1950年代中期前往迈阿密，在黑帮大佬梅耶·朗斯基手下做事。梅耶是个身材矮小的犹太人，在古巴开办了不少赌场和夜总会，日进斗金。

    摩根的父亲则相信，儿子最早应该是在1955年介入古巴革命的。彼时，流亡美国的卡斯特罗准备组织人马杀回老家，此间可能与摩根产生过交集。两年后，当卡斯特罗在山林中与政府军周旋时，摩根则在全美各地搜集武器，用走私方式撑起古巴革命者的补给线。

    为他人的自由而战

    外界起初以为，摩根从事这桩危险的生意，不过是想当军火贩子大发横财。当获悉摩根只身潜入古巴并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时，不少人大跌眼镜。事实上，为朋友复仇的借口，只是摩根的杜撰。在一篇名为《我为何来这里》的自述中，这个生性叛逆的美国人写道：“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自由人来说，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捍卫他人的自由……我来这里，因为我相信自由的人应该拿起武器，并肩作战，摧毁剥夺人民权利的那些恶棍。”

    在崇山峻岭中，摩根找到了实现自由信仰的方式，还又一次发现了爱情——他与比自己年轻五六岁的奥尔加·罗德里格斯相恋了，后者是“第二阵线”的首位女战士。

    为了整合反巴蒂斯塔力量，1958年10月，切·格瓦拉受卡斯特罗之命，率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来到埃斯坎布雷山区，接管已发展到1000多人的“第二阵线”。

    当时的古巴革命力量内部存在许多派系，以“第二阵线”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支持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则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卡斯特罗本人虽然不肯明言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有很多观察家指出，卡斯特罗在1940年代末读大学时，就研读过大量马列著作；不公开自己的信仰，是他为了统合不同政治派别而采取的策略。

    当然，在这个阶段，路线之争并不会影响到推翻巴蒂斯塔政权这个共同目标。1959年元旦，眼见哈瓦那已成“孤岛”，大势已去的巴蒂斯塔坐上飞机，狼狈逃往多米尼加；摩根则率部于当天攻占了南部港口城市西恩富戈斯，并成为这座城市的临时领导者。5天后，他与正向哈瓦那进军的卡斯特罗首次见面，在会师现场，两人的手紧紧相握。

    巧设圈套粉碎刺“卡”图谋

    古巴革命胜利后，摩根只过了近3个月的平静生活，便有巴蒂斯塔流亡集团的使者找上门来。针对摩根的物质待遇毫无起色这一情况，对方“对症下药”般地开出价码：假如他帮忙除掉卡斯特罗，即可拿到100万美元的报酬。令来者吃惊的是，摩根爽快地一口答应，还说，包括指挥官梅诺约在内的“第二阵线”将参加行动。

    这次刺杀得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特鲁希略的大力支持。按照精心拟定的计划，近1000名古巴流亡者和雇佣兵将从多米尼加的基地出发，分批空运至埃斯坎布雷山脚下的特立尼达镇，然后由摩根做向导，一路杀进哈瓦那并干掉卡斯特罗，继而控制整个古巴。

    1959年8月13日夜，首批人马抵达特立尼达镇。他们刚要高呼“卡斯特罗必死”，却惊恐地发现卡斯特罗已率兵恭候多时。经过短暂的交火，两名潜入者毙命，余者举手投降。

    原来，巴蒂斯塔残部陷入了“引蛇出洞”的圈套——摩根是假意答应协助谋害卡斯特罗的。一转头，他就把对方的全部安排告诉了后者，两人将计就计，摧毁了这场图谋。

    经此一役，卡斯特罗对摩根感激不尽，答应接纳他为古巴公民，摩根则称卡斯特罗为“忠实的朋友”。在新政权的大力宣传下，这位“美国指挥官”的传奇家喻户晓，在街头巷尾，情绪激动的民众争相和他握手，还有音乐家把他的事迹写成歌曲，广为传唱。

    在此期间，华盛顿也在冷眼观瞧古巴发生的一切，对该国的政治走向日趋不安。巴蒂斯塔筹划刺杀卡斯特罗前后，CIA也曾派人与摩根接触，对其进行考察，希望他充当美国的情报渠道。然而，当摩根上演“无间道”，并与卡斯特罗“称兄道弟”的消息传来，美国方面觉得受了欺骗，大为光火。于是，在1959年9月，美国国务院取消了摩根的公民身份。

    被控“谋反”，埋骨异乡

    功成名就的摩根并未在重组的古巴政府中出任要职，自称“不是政治家那块料”的他躲进农场，亲手养殖牛蛙，为的是实现革命期间许下的、改善民众生活的承诺。

    但是，摩根并没有完全沉醉在恬静的个人世界中，他注意到，以格瓦拉和劳尔为代表的”激进派”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对此心怀不满的摩根开始出言抱怨，对新政权的“左倾”趋势严加抨击，令部分掌权者对这个“美国佬”疑心日重。

    同样是出于对新政权的不满，某些“第二阵线”的成员重返山区，欲拿起武器与之对抗。1960年秋，摩根开始偷偷为他们运送武器。与此同时，在古巴流亡者游说下，美国情报机关蠢蠢欲动，针对古巴政权与卡斯特罗等人的新一轮密谋正在发酵……

    1960年10月19日，摩根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农业改革研究所”开会，从此便“人间蒸发”了。遭到秘密逮捕的还有他在“第二阵线”的战友赫苏斯·卡雷拉斯，很快，两人被指控犯下谋反和叛国罪。尽管摩根在审讯中坚称自己一直在捍卫革命，古巴反间谍部门认定，他受CIA指使，企图“在埃斯坎布雷山区组织反革命团伙”。

    1961年3月11日深夜，卡雷拉斯被率先枪决；5分钟后，摩根走向了刑场。

    此后一个多月，肯尼迪政府发动了旨在推翻古巴政权的“猪湾入侵”，大败而归。不久，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经动荡的加勒比海岛国同苏东集团的关系迅即升温，在漫长的冷战岁月中，扮演起社会主义阵营位于西半球的前哨。

    就像当初在短短几年间成为“革命英雄”那样，威廉·亚历山大·摩根这个名字，以更快的速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历经牢狱之灾，他的遗孀奥尔加于上世纪90年代移居美国，为恢复摩根的美国国籍而奔走呼号。2007年，她终于收到了来自国务院的道歉信。

    半个世纪过去，古巴政府依然对摩根之死保持沉默，不肯透露他葬身何地。这也成为奥尔加的心结，她说：“我不能放弃，必要时，我一定会重返古巴，接他的遗骨回家。”